我是这样说服自己的：那些动物的死亡是为了增长我们的知识，让我们更了解一个每年影响数百具尸体的隐而不显的社会政治过程。不过，这仍不是个容易的决定。我希望借由强调那些猪的死亡惨状（鉴识科学著作完全回避这部分），同时近距离呈现其他动物如何涉入(engage with)沙漠上的人类及家猪尸体，来进行柯克西(Eben Kirksey)和黑尔姆赖希(Stefan Helmreich)所谓的多物种民族志(multispecies ethnography)研究，关注人类和非人类的生死是如何紧密交织，并共同受到文化、经济与政治力量的影响。如同最近的一些学者，我也想将动物纳入方程式里，让生物政治的概念更为复杂。
我放大民族志的视角，纳入人类以外的对象，并不足以为我花钱让五只生灵头部中枪开脱，更别说将他们扮成拉丁裔边境穿越者（老实说这样做也是有问题的），再任凭大自然处置了。他们都是具有能动性的生物，为了我的研究而牺牲，帮助我更深刻记录那些被美国联邦政府描绘成“非主体”、生命不具政治或社会价值的人的死亡。这片沙漠和帕奇拉特(Timothy Pachirat)研究的牛只屠宰场一样，是一个“禁闭区”(zone of confinement)，是一个好公民不该看到的场所。然而，将民族志方法用在这件事上不只是为了替动物受苦做见证，也是为了展现猪能协助人类社会看见迁移者死后经历的、大部分不为人知的苦痛与暴力。这是个奇特的角色反转，因为猪往往“被人忽略、无视、置若罔闻，仿佛一生留下的痕迹就是部分肢体被做成食物”，现在却肩负起呈现死亡人性面的任务。我希望他们的死能让我们更趋于了解动物、昆虫、环境与人类在索诺拉沙漠异质集合体里如何紧密相连。
那头猪一死，所有人就动起来了。我们解开他腿上的绳子，我和一名研究生将软趴趴的尸体拖到一棵大牧豆树的树荫底下，很快替他穿上胸罩、内裤、蓝牛仔裤、灰T恤和网球鞋，也就是女性边境穿越者常见的穿着。有人在他口袋里放了钱包和其他个人物品，包括零钱和一张写有电话号码的纸条，又在他身旁放了黑色的背包和一瓶水。最后，我们检查周围架设的摄影机角度对不对，电池有没有充满电，记忆卡是不是空的，能不能记录影像。一切就绪后，我们打开摄影机，走回临时休息处。接下来几天，猛禽会将那头猪撕成碎片。
穿着衣服置于阴凉处的公猪尸体（作者摄）
死亡政治
虽然边境巡逻队用词不带脏字（“威慑预防”）、佯装无知（“边境死亡人数增加是本政策始料未及的后果”）又推诿塞责（“我们成天听见移民抱怨他们被人口贩子抛弃了”），但正是这个联邦部门在美墨边境打造了一条基建漏斗，刻意把迁移者引导到沙漠。这片不毛之地是美国联邦政府面对中美洲国家不时呼吁加强边境治安时，想出来的政治―生态妙招，也是许多人的生财管道。要价过高、成效不彰的排外科技（见第六章 ）让联邦承包商和对他们言听计从的华盛顿游说团体荷包满满。然而，这片遭到政治化的土地造成了哪些人命代价？而那些死于最极端“威慑”的生命又反映出了怎样的美国主权观？
哲学家姆本贝(Achille Mbembe)批评福柯提出的生命权力(biopower)，认为这个概念将政治、战争、种族歧视和凶杀全混在一起，以致很难个别拆解及追问。他认为这种混同(consolidation)无法妥当解释在当代各种政治权力形式里，死亡和生杀大权实际的行使方式。说得更广一点，姆本贝不再认为政治只是“一个自治方案，借由沟通与承认达成集体共识的过程”，而是悲观地认为政治愈来愈被伪装成对抗恐怖(terror)的战争、抵御或维安行动。而不论是战争、抵御或维安行动，“都以杀死敌人为首要的绝对目标”。因此，为主权而杀的死亡政治(necropolitics)无关理性、真理或自由等抽象概念，而是关乎生死的具体现实(tangible)：一名疑似恐怖分子的人被关进关塔那摩监狱，结果永远消失；为了消灭基地组织分子而发动的也门无人机轰炸，却炸死了参加婚礼的平民；十五岁男孩走在墨西哥诺加莱斯市的人行道上，被美国边境巡逻队员朝背上连开八枪，只因为他们以为他扔石头挑衅。“主权最终有很大一部分展现为决定谁可以生谁必须死的权力与能力。”姆本贝写下这句话时，心里想的或许正是美国。
只要瞧一眼美国南方边境查缉所用的科技（如无人机和夜视镜）和说辞（“尸体”“外来者”和“国土安全”），以及造成的死伤（光是亚利桑那州自2000年起就发现了超过2600具遗体），就会发现美国境内其实正在进行一场反非公民战争，而与墨西哥接壤的地缘政治边界则是原爆点。联邦执法单位既要追缉夹带大量大麻(mota)闯关的武装走私毒贩，又得应付穿着编织凉鞋横越滚烫沙漠的瓦哈卡农民。这场战争甚至很适合上电视。不信你问国家地理频道《边境战争》(Border Wars)节目制作人。他们骄傲地表示自己不怕“呈现非法移民和走私这类令人心碎、瞠目结舌又惊险刺激的议题”，而观众则是对着自己欣赏的边境巡逻队员在沙漠追捕墨西哥佬鼓掌叫好。由斯蒂芬·金反乌托邦恐怖小说改编的《过关斩将》(The Running Man)已经成为现实。
尽管近些年来遭到边境巡逻队员枪杀的美国公民和非公民不少，2005年以来总计42人，但在皮马县法医室1990年至2012年检验过的2238名死于沙漠的迁移者中，有1813人死因与“暴露(exposure)或疑似暴露”（占45%）有关，或是遗体过度残缺或分解，以致无法确定死因（占36%）。根据遗体发现位置分析，那些死因无法确定者（尸体过于腐烂或被动物啃得只剩骨骸）很可能也死于“暴露”。这还只是遗体被发现了的迁移者。
如同第一章 提到的官方文件所表明的，沙漠是边境查缉的工具，也是杀害边境穿越者的战略武器。联邦政府不用“杀戮”命名这项政策，而是用“威慑”，并称其为保卫祖国的必要代价。然而，执法者将暴力外包给山脉、极端气温和几万平方千米的无人土地，不代表就可以将这些死亡归咎于“始料未及的后果”或自然因素。事情没那么简单。这些死亡是杀人科技创新的成果，就像断头台、毒气室或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开发的MQ-9“死神”无人机一样，是进化版的杀人法。大自然将联邦政府对付迁移者的手法“文明化”，让联邦政府借刀杀人。如同威慑预防策略的规划者和支持者都心知肚明的，这项政策还精明地拉大了被害者和犯罪者的分离度。
美国政府对边境穿越者的权利或生命几乎漠不关心，这点从他们使用的治安手腕公然以痛苦、折磨与死亡来吓阻边境穿越者就能看得明白。迁移者处在阿甘本所谓的“例外状态”：主权当局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以搁置个体受到的法律保障，并加强政府对个体的权力。而美墨边境长久以来就是以“例外状态”存在的，所有人心照不宣，人权和宪法赋予的权利统统以安全为名而搁置。保护美国不受那些替我们摘草莓、拔鸡毛和泊车的人侵扰的伪善，加上边境穿越者不具公民身份（处于例外地位）的行为违犯民法，让他们的死不足为惜。由于缺乏权利与保障，这些非法进入主权领土的无证者成为国家眼中的可杀之人。威慑预防政策正是死亡权力(necropower)的展现。
死亡暴力
政府权力以政治为名，行杀人之实，这件事让社会科学家很感兴趣，愈来愈多研究者开始钻研死者的身后传，包括葬礼的社会政治脉络、遗体的能动性与政治来世(political afterlife)等等。这些对死亡的研究多半强调尸体是行动者，并着重探讨文化、经济和政治等多重因素如何形塑死者与生者的互动。有些学者认为现代死亡政治已经将魔掌伸到了死后：“若行使主权等同于对生命开战的特权，那么将之等同于对尸体开战的特权也无不妥。”边境穿越者虽然是手无寸铁的平民，他们的尸体却还是躲不过这场战争。
作践死者绝非新的文化现象，数千年来人类乐此不疲。从阿喀琉斯拖着赫克托尔的尸首绕特洛伊城一周，气愤的阿兹特克人将西班牙征服者连人带马的头颅放在人头墙(tzompantli)上，警告科尔特斯和他手下最好离开特诺奇蒂特兰(Tenochtitlán)，到法国宗教战争期间天主教徒拿新教徒的尸体喂乌鸦和狗，好让对方灵魂下地狱，无一不是如此。如同福柯指出的，正是过度暴力让这些行为成为加害者眼中的“光荣之举”，让人即使断气了还得遭受欺凌：“遗体被火烧、灰烬被风吹散，尸体被拖行或扔在路旁示众，正义连不再感受到任何痛苦的尸体也不放过。”
启蒙时期的人或许不再将尸体视为施罚对象，然而对死者开战(war on the dead)始终是一种重要的跨文化行为。美国也克制不住这股冲动，海军陆战队最近一起事件就是最佳证明。2012年网络流出一段影片，四名海军陆战队狙击手对着据信是塔利班士兵的尸体撒尿，最终四人遭到申诫。后来谈到这起事件时，中士钱布林(Joseph Chamblin)讲得很明白：
害死我们家人、我们弟兄的就是这些家伙……我们也是人。有谁失去弟兄或母亲不想报仇的？你难道不会想报复吗？……我们那样做针对的是心理，不是身体，因为他们的文化相信人死后只要被异教徒碰过，就去不了麦加或天堂了。这下那些作乱者都明白我们可不是好惹的……我那样做不是为了让人感谢，而是因为我爱我的国家，爱美国所代表的价值。我不后悔为国家效命。
这类羞辱向来被当成一种工具，将被害者从社会脉络中抽离出来，让所有目睹暴力的人觉得自己在道德上高于被害者而心生轻蔑。战争时亵渎敌人尸首基本上是所有文化都会做的事。这些对待尸体的方式，我称作死亡暴力(necroviolence)，也就是犯罪者、被害者（及其所属文化族群）或犯罪者和被害者，以公认冒犯、亵渎或不人道的方式处置尸体而施行与展现的暴力。姆本贝的死亡政治着重于和现代性及主权行使有关的“生杀”权力，死亡暴力则是聚焦于尸体虐待，以及其构成暴力的能力。这些可怕的社会过程既古老又超越文化、地理与政治界线。而我特地为这个现象命名，一方面是为了将它和现代的政治权力形式联结起来，另一方面则是希望提供一个架构，方便人类学的不同分支针对这类死后暴力展开对话。跨时空、跨领域探究死亡暴力，对我们了解冲突与社会不平等的意识形态将大有帮助。
尸体虐待有各种形态与功能。死后暴力有时针对死者的精神、灵魂或来世，从古到今有太多例子。在《伊利亚特》中，狄俄墨得斯告诉帕里斯，“谁敢挡在我矛前，谁就要血溅沙场，围着他尸首的秃鹰比女人（哀悼者）还多”。暗指他将亵渎帕里斯的尸首，使其灵魂无法安息。秃鹰则象征“凶险恐怖的未来”，意指“凄惨、可耻和孤独的死亡”。
此外，被摆弄的尸体也可以是传递暴力讯息给生者的载体。南美普图马约印第安人因为采集不到足够的橡胶，而被英国领主肢解和斩首。他们的尸体成为腐烂发臭的战利品，一方面展现殖民者凌驾于原住民生命之上的权力，另一方面告诫工作怠惰者会有什么下场。美国深南部(Deep South)的种族歧视暴徒用私刑烧死黑人男性、女性或孩童，理由是他们对白人行为不检。惨事发生后，群众会挖掘死者的骨灰作为纪念品，而被害者家属只能等着捡拾残余的骨灰下葬。对愤怒的暴徒而言，焚尸将死去的肉体变成“私刑纪念品”，不仅彻底抹除“整副”躯体和寓居其中的人，还创造出见证残暴仪式、展现“不让非裔美国人出头的决心”的物品。墨西哥毒枭会将对手的尸体吊在桥上、头颅插在围篱柱子上，或替尸体穿上戏服，吸引媒体拍照。你不用会说西班牙文，也能明白某人将一大袋头颅倒在墨西哥米却肯州一家夜店舞池里是什么意思：“少玩火，我们暴力起来可是无极限。”人类学家马加尼亚(Rocío Magaña)谈到墨西哥的毒品暴力时，非但不认为这些行为无稽或愚蠢，反而一针见血地指出，尸体虐待是政府建立权威与主权的惯用“恐怖手段”。人类学家对此早有体悟。
最后，在人类发明的死亡暴力里，湮灭尸体是最复杂也最历久弥新的一种。没有尸体不仅让死者无法“安”葬，也让施暴者可以坚称自己没有杀人。如同晚近许多历史事件所揭示的，湮灭尸体往往极具政治意涵。“肮脏战争”期间，阿根廷海军扒光异议者的衣服，再下药迷晕空投到海里，让他们从此“失踪”被人遗忘。墨西哥格雷罗州阿尤奇纳帕(Ayotzinapa)教师培训学院四十三名捣乱学生人间蒸发。当地传言四起，不少人说学生被毒贩和贪官污吏活活烧死，再用各种方法悄悄弃尸，墨西哥政府则表示整起事件有待调查。尽管比起断头断手示众，这些手法“婉转”一些，但湮灭尸体可以说是更恶毒的，剥夺敌人的声音及能动性，同时“让压迫的痕迹……只能全凭推论”。湮灭尸体已经成为死后“消失政治学”的一部分。
抹除尸体还让必要的哀悼与葬礼无法进行，打断了社会关系的前进。生者需要这些事来让“生者之生与死者之死有意义”，并且为死者在生者社群中安排（或重新安排）位置。因此，这种死亡暴力最令人困扰之处，就在于它让哀悼者永远处于临床心理学家博斯(Pauline Boss)所谓的“模糊失落”(ambiguous loss)状态，永远抱着若有似无的失落感。不晓得家人的下落，不清楚他们是生是死，对一个人来说是永难磨灭的创伤。这种模糊“将悲伤冻结”，让人无法为哀悼画下句点。这样的死亡暴力似乎永无终结。
简单回顾战争、冲突和攻击的历史就会发现，死亡暴力是一种源远流长、散播极广的文化实践，也是一种可以轻易外包给动物、自然与科技的暴力。将某人喂狗、弃置在沙场等死或塞进炉里烧成灰，这些虐尸手段都有一个介于犯罪者和被害者之间的中间物(intermediary)，却都能达成其主要目的，对死者和生者构成不同形式的暴力。
我最感兴趣的是命丧索诺拉沙漠异质集合体的那些人的死后生命。沙漠如何施展死亡暴力？鉴识科学和多物种民族志如何使刻意不让人看见的暴力现形？那些死于自然并暴露于自然的人的尸体会遭遇什么？动物啃噬尸体又能帮助我们对迁移者死亡的政治本质有多少理解？在接下来的篇幅里，我将阐述威慑预防策略背后逻辑所导出的死后暴力，如何让边境穿越者以独特的方式承受死亡，其尸体又如何受自然影响。当我们将尸体分解过程中看似“自然”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现象放进沙漠威慑异质集合体的脉络下检视，就会明白那些现象都是政治事实(political fact)，反映出无证者的生与死被赋予何种价值。这些事实全刻在死者的骨头上。
暴力埋葬学
人类从原始人至今各时期处置尸体的方式，向来是人类学家深感兴趣的主题。从墓穴深度、尸体位置到掺杂在骸骨里的物品，如何处置死者透露了许多线索，让我们窥见生者的文化观。然而，不是只有亲友的行动会影响死者遗体，视情境和时机的不同，风雨、地下水、昆虫、土壤里的化学物质、盗墓者、洪水、重力和动物等等都可能让尸体产生变化。苏联古生物学家叶夫列莫夫(Ivan Efremov)1940年代发明了埋葬学(taphonomy)这个词，用来指称研究影响遗体的人类与非人类因素的学问。目前一般将埋葬学理解为研究“死后过程”或“影响生物死时和死后遗体的现象”的学问，而这也是许多死亡暴力的关键要素。
对埋葬学的兴趣于1970年代受到关注，特别是考古学家开始关注死后事件会造成物质记录的偏误，譬如土壤侵蚀对墓葬的影响。但他们这样做通常是为了剥除偏误，因为他们认定非人类对遗体只会有一个影响，就是摧毁重要的“文化”信息。但到了1980年代，学者开始察觉这些非人类过程本身就很有意思。例如古生物学家希普曼(Pat Shipman)就不认为食腐动物只会破坏考古资料，而是主张以埋葬学确认这类动物是否在场，以此检验有关早期人类狩猎与采集的理论。不过，尽管沉积后样式(postdepositional pattern)研究大有突破，许多研究者还是对埋葬学了解模糊，尤其有些考古学家定义错误，试图将文化过程和人类行为排除在定义之外。
不论是用木槌敲打让尸体无法被巫师偷去使用，或是埋进土壤里加速其木乃伊化，这些影响死去生物的过程都是“埋葬学的”(taphonomic)。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有助于让我们超越自然与人为的截然二分，因为这样的二分法经常有损分析能力，让我们无法理解身体停止运作之后，动物、昆虫、人类和环境过程发生的复杂互动。目前从人类学的角度对沉积和沉积后样式进行这种细致的理解，贡献最大者首推人类学家道蒂(Shannon Dawdy)：“埋葬学描述创造历史及构成‘民族志当下’(ethnographic present)的意外与摆弄、沉默与抹除、约束结构与突然断裂的复杂与混合……埋葬学的过程不只是反映社会过程的一面考古学镜子，其本身就是社会过程。”因此，埋葬学是一个由人类和非人类、动物和矿物、生和死均等构成的社会过程。由此出发，我认为影响沙漠里迁移者尸体的死后事件是一种死亡暴力，尽管多半外包给自然与环境，却和威慑预防政策、领土主权和美国政府赋予无证边境穿越者的例外（故而可以杀害和随意处置的）状态关系密切。接下来，我不会探讨埋葬学的过程如何抹除生物数据，而是阐明亚利桑那沙漠里具有毁灭力的、不人道的埋葬学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制造暴力。
沙漠埋葬学
在无证迁移计划于2012年展开实验之前，只有两篇学术论文以索诺拉沙漠里的人类遗体分解为主题，而且两者都只依据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验尸报告进行回顾分析。当时该地区的死者多半为凶杀被害人、在家中自然死亡者，或失踪在沙漠里的美国公民。两份研究都完成于威慑预防政策施行之前，因此并没有探讨政策施行后，边境穿越者的死亡人数于21世纪初期大幅攀升的现象，也没有分析该族群的人口与沉积特征轮廓。
这两篇论文提升了我们对亚利桑那沙漠独特埋葬学条件的理解，然而不大容易看出文中的数据与迁移者死亡的关联。这是因为边境穿越死亡者的沉积脉络和死后被浅埋的凶杀被害人或死于家中者不同，后面两者都不会受户外环境或野生动物影响。此外，这两篇论文虽然略微提到食腐动物，主要是郊狼和狗，但只是从骨骼分析推断它们存在，没有第一手观察数据证明动物接触了尸体。而且令人惊讶的是，秃鹰明明是索诺拉沙漠长期公认的食腐集团成员之一，但这两篇论文竟然都没有提到。因为迁移者通常死在偏远地带，可能数月到数年（甚至永远）不会被发现，所以很难记录尸体的分解过程及动物和尸体间的接触。接下来的描述将尝试透过实验研究，带领各位看见这些隐藏的死后过程。
“新鲜期”
当死神降临索诺拉沙漠，你几乎无处可逃。那里没有高大橡树或阴凉榆树可躲，只有纺锤状的仙人掌和瘦骨嶙峋的小叶假紫荆。就算找到阴凉处，往往也得祷告太阳静止不动。因为脱水或体温过高而奄奄一息的人就算再不懂得随机应变，也晓得要去最近的树下暂时躲避阳光。只不过很可惜，你清早在干巴巴的牧豆树下找到的树荫可能撑不了多久，中午阳光就会直射而下，轻松穿过细长的叶子（如果那还能叫叶子的话）烤热你脚下的土地。最后你为了自保，只好追着影子(sombra)跑，跟炎炎夏日午后不停跟着树荫转移阵地的狗没两样。边境穿越者临死前通常都会缩在树下，直到死后才会有人发现他们已经被移动位置的太阳给烤熟了。
本章开头提到的那头猪已经穿好衣服坐在树荫下，身体靠着大牧豆树的树干。接下来四天大致相安无事。尸体上午被遮蔽，下午阳光直接曝晒，每日平均气温大约在10℃到49℃之间。
各位要是见过，就会晓得搁在户外刚开始腐烂的尸体宛如一间迷你生物实验室。苍蝇嗡嗡盘旋，蚂蚁在皮肤上爬，蛆在嘴巴和鼻孔里蠕动，气体在体内生成排出。这就是头几天猪的尸体在分解“新鲜期”或“初期”时的变化。皮肤褪色脱落，胃鼓得像气球，蛆变得异常活跃，腹部和四肢肿胀使腿上一只鞋脱落，衣服上滑，露出死白的肚子，肛门和肚脐滴出液体，弄脏了裤子和地面。吃腐肉的鸟停在附近树上看着猪的尸体缓缓变形肿胀，等候时机到来。直到第五天，新世界最常见的食腐猛禽、学名Cathartes aura的火鸡秃鹰才扑到死猪身上。
会见火鸡秃鹰
清早起床在索诺拉沙漠看日出，可能会瞥见火鸡秃鹰高坐树上，张开黑色大翅膀动也不动对着太阳，肉感的红色脑袋侧向一边。不熟悉这种鸟的人，乍看到那个姿势可能会觉得恐怖。硕大的羽翼和倒钩的鸟喙在沙上留下长长的影子，感觉就像吸血鬼电影结尾时，穿着斗篷的主角见到惩治他的阳光，怕得张开瘦弱双臂遮挡一样。但对火鸡秃鹰来说，那可不是在摆姿势，而是为了调节体温和弄干羽毛。不过，那个姿势充分展现了这种鸟类虽然体重只有两公斤上下，却有着异常巨大的身形（平均身高64厘米至81厘米）与双翼。当它出现在迁移者小径上，在你面前迅速来回，感觉更是吓人。分布在旧世界西班牙和南法的猛禽高山兀鹫（学名Gyps fulvus）据说已经会掠食人类畜养的牛只，火鸡秃鹰（学名直译为“清新的微风”）则和它们不同，几乎只吃野生动物和家禽家畜的死尸。从1990年代晚期开始，它们的菜单上又多了迁移者的尸体。
动作感测摄影机拍到的秃鹰啄食画面
火鸡秃鹰仰赖高度发达的嗅觉来寻找腐烂程度刚好的尸体。换句话说，这种鸟类专吃暴露在野外的腐尸。但就算找到尸体，它们仍会观望几天再靠近。学者推测它们是在等大型哺乳动物的尸体腐败到一定程度（并发出某种气味）才会动嘴。科恩(Eduardo Kohn)在厄瓜多尔上亚马孙地区认识的鲁那族(Runa)向导就说：“我们人类觉得腐尸的味道很臭，秃鹰闻起来却和水煮木薯一样香甜。”那头猪的尸体花了一百二十小时才发出够香够甜的味道，让火鸡秃鹰觉得用餐时间到了。
破晓时，三只火鸡秃鹰怯怯上前。它们不确定猪死了没，因此绕着猪兜圈子，不敢太靠近。架在地上的一台动作感测摄影机拍到了几张它们红头黑眼的特写。象牙白的鸟喙演化成适合撕扯筋肉的小钩子，在照片里显得锐利无比。时间是清晨五点三十分，气温是凉爽的11℃，但很快就炎热了起来。接着是持续几个小时的绕行盘旋。最后，到了八点三十七分，终于有一只火鸡秃鹰大胆冲上前，扯了一截舌头回来。猪毫无反应，于是它再度靠近，紧张啄了几口，动作有些迟疑地撕了几块嘴边和脖子的肉。它每咬一口就身体一缩，心想猪会嚎叫或扭动。结果都没有，于是它开始啄猪的脚。还是没反应。几秒后，它已经开始用嘴撕扯死猪腹部的尿生殖孔。
啄食的力道愈来愈大，动作愈来愈惊悚。一只比较猛的秃鹰踩到猪身上，用脚爪撕扯粉红的腐肉，另一只继续啄猪腹部的开孔。它们每咬一下，僵硬的猪尸体就跟着一晃。其他秃鹰继续绕着尸体打转，仿佛小脑袋里还在盘算如何进攻。苍蝇在镜头前大声地飞进飞出。上午十点三十三分，死猪腹部被咬破的裂口渗出血来，腹腔开始泄气，恶臭缓缓飘散到空气中。四面八方都有影子来来去去。一只鸟从镜头前面飞过，银灰色的腹羽倏地一闪。气温来到32℃，看来有人摇响了用餐铃。
鸟啄进猪腹，叼出60厘米长的肠子，猪的尸体跟着动了一下。那鸟三两下就将一大截消化道吞进肚子里。立刻又有两只秃鹰直扑而下，张开下侧泛着银光的黑色翅膀威吓对方，争抢位置。根据鸟类学家的田野报告：“秃鹰通常不能容忍同类分享尸体，一次只会有一只进食，有时两只，但其他同类可能会在旁边等待。”到了上午十一点，啄食猪尸体的秃鹰已经来到六只，从摄影机录得的影像里可以听见撕扯肌肉和翅膀拍打的声音。更多内脏被啄了出来。几只秃鹰争抢一长条粉红的肉，脚爪踩得干枯的草地沙沙作响。气温已经升到38℃，啄食的速度愈来愈快。
八只在啃尸体，然后九只，其余秃鹰则是聚集在树上紧盯不放。更多秃鹰靠近，大胆将头埋进肉里。没过多久，秃鹰的数量已经多到数不清，到处都是黑翅膀。三只秃鹰站在尸体上啄腹部，其余则忙着争夺剩下的部位。肉被撕开，翅膀挥甩，更多新来者加入，甚至一度有二十二只秃鹰抢食，还有八只在一旁虎视眈眈。猪被团团包围。过去十五年在沙漠上发现肉被啃光的骸骨和扯烂的迁移者的衣服，证明了同样的事曾经发生在无数死于穿越沙漠的母亲、父亲、女儿和丈夫身上。秃鹰继续狼吞虎咽。
一只黑头秃鹰（学名Coragyps atratus）飞了过来，但马上被推开。打斗开始了：低沉挑衅的喉音、互咬、不断展翅威吓。画面中只剩一大团挥舞的黑翅膀，看不见尸体。猪身上的所有开口和暴露的皮肤都有一个白色小鸟喙在熟练啄食。更多内脏从腹腔里迸出，有如魔术师掀起的手帕一般。这场午宴仿佛永远不会结束。两张红面孔往后退，开始为了腹腔里流出的东西打斗。另外两只秃鹰狠狠挥舞翅膀互相冲撞，就为了抢到啄食的位置；输家被对手更有力的脚爪压在地上。短暂较量间，镜头前不时会出现猪的头颅或一条腿，随即又被翅膀遮住。T恤被扯破露出了完好的皮肤，一整排象牙白的鸟喙立刻蜂拥而上，争食互咬。不断有秃鹰飞进飞出，到处飞扬着羽毛和尘土。尸体无助地躺在地上，任脚爪和鸟喙撕扯摆布。早上十一点十七分，气温42℃。
这样的场景持续了一整天，从破晓到日落，聚集的秃鹰时多时少。当争抢的秃鹰终于少了，画面里就能观察到每只秃鹰如何仔细啄食尸体，像是脚爪深深抓进肉里，以便稳住身子利于撕扯。到了中午，另一只鞋和两只袜子也扯掉了。太阳开始往西，对着尸体身上破口猛啄的鸟喙也愈啃愈深。打斗零星发生。秃鹰扯掉更多衣物，露出最后一块宝贵的脏器与肌肉。气温高达50℃。直到太阳西斜，仍然有几只落队秃鹰在已经泄气干扁的尸体上忙活。鞋子和袜子都被扫到了几米外。
隔天早上太阳升起，柔和的橙色晨光洒在面目全非的猪身上。衬衫撕成碎片，沾满了血迹、体液及秃鹰的粪便，尸体周围缀满了黑色羽毛。清晨拍到的摄影画面显示有鸟在树上等待，地上还有影子来回盘旋。天色一够亮，秃鹰又开始了。继续嘶鸣威胁，扯开皮肉。到了中午十二点三十分，一只胆大心细的秃鹰已经将蓝牛仔裤和内裤卸了下来。一只秃鹰啄食裤腿上的肉，另一只则是将头钻进肛门里，充分展现了是怎样的天择压力让这些鸟头部没有羽毛。这是运作中的异质集合体，而且会和昨天一样持续到日落。
秃鹰啃食数天后的猪头与股骨（迈克尔·韦尔斯摄）
和前两天一样，第三天也是破晓就开始了，只不过尸体现在已经和空壳差不多。尽管大部分的内脏与肌肉在过去四十八小时都被啃食光了，秃鹰还是不肯放弃。其中一只总算扯掉了衬衫，露出底下的红胸罩。鞋子和牛仔裤已经不知所终。倒钩的鸟喙继续啃食残余的肉，只是除了皮肤与骨头，肉已经所剩不多。肋骨和股骨都被啃得干干净净露了出来。脊椎缝里残留的组织是蛆的地盘。这天结束时，猪身上只剩木乃伊化的表皮和红胸罩，轻得让秃鹰可以整个叼起来东翻西弄，寻找还没被吃掉的肉。后来我们在离尸体超过50米的地方发现骨块和衣物。之后，火鸡秃鹰还是一直啃食剩下的脊柱与头骨，直到又过了十四天我们结束实验，拾回所有找得到的骨骸为止。
复制
实验重复了几次，结果都相去不远。被我们穿上衣服放着不管的动物尸体最后都被食腐动物啃食得干干净净。我们2012年放置在小山顶上的死猪曝晒了整整十七天才有秃鹰靠近，会拖那么久，可能是因为那年夏天雨来得早。不过在那十七天里，摄影机拍到了郊狼和附近小区的家犬（学名Canis lupus familiaris）撕咬猪背肉和嚼食扯断的肠子。根据亚利桑那南部这二十年来的迁移者死亡分布图显示，许多迁移者都是求助不及而死在郊区附近。那一带应该有不少家犬白天吃了人肉后，回家舔主人的脸。
后来秃鹰还是出动了。八只秃鹰只花了二十四小时就将尸体彻底变成白骨。接下来两天它们将骨头和衣物弄得到处都是，最远的离尸体原本位置超过27米。我们的研究团队最终找回了66%的动物骸骨。换成人类死者的话，由于遗体和她原本穿的衣物相隔遥远，很难将尸体和衣物联系到一起。尽管那头猪被放在半封闭场所，事后搜索也很彻底，我们放在裤子口袋里的电话名片还是完全找不到。
2012年我们还放了一只母猪在牧豆树下，离直接曝晒的那头猪几百米远。附近的两只狗靠近过几次，东闻西嗅或用脚移动她，还在她身上撒尿。秃鹰直到二十二天后才密集出现大快朵颐。有五天时间，摄影机拍摄到两只至八只秃鹰断断续续啃食尸体，并尝试剥去猪身上的衣物。花了将近二十五天那头母猪才完全骨头化。之后还是有秃鹰在上空盘旋，不时叼走骨头和衣物，部分骸骨被带到距离尸体原本位置20米远处。此外，塞在裤子口袋里的电话名片也跑了那么远，而且附近没有衣物或骨头。即使我们只等了五周就去搜索，却依然只找回62%的骸骨。要是放着不管，遗骨还是会继续被啃食。这些持续不停的动态，再加上遗体与衣物的破坏，显示人的尸体只要弃置够久，很可能会完全消失。
埋葬死者
老人躺在胡安·博斯科收容所的上下铺床上，目光茫然望着天花板。他穿着白衬衫、棕色长裤和肮脏的黑绅士鞋。我注意到他是因为那时才傍晚六点，男宿应该至少再过两个小时才会有人才对。我往厨房走去，经过时跟他打了招呼，但老人要么是不理我，要么就是他没听见。我问在收容所工作的萨穆埃尔那老人是谁，他告诉我：“他是刚来的。他老婆死在沙漠里，他们没办法把她的遗体带回来。你能想象吗？他们只是拿东西盖住了她，就把她留在那里了。”那位老人余悸犹存，不得不早点去休息。即使在这里，所有的人都命运多舛，显然还是有人比其他人更惨。后来那位老人整夜都没有说话，得由两名收容所工作人员扶着才去了厨房；经过走廊时，他双脚几乎没有离地。他坐在桌前怔怔望着碗里的炖豆，望了二十分钟，然后又被人搀着回了宿舍。再也没有能说的了。
之后我遇到另一名收容所志工帕特里西奥，和他聊到命丧沙漠的事，他告诉我：
有时候在小路上，你会看到皮肤或人骨。我觉得那些都是走不动的人，被郊狼或我不晓得的动物吃掉了。经常有人被留下，因为腿抽筋没办法走了，所以被其他人留下，然后被吃掉，只剩下骨头。
我：你遇到过吗？
帕特里西奥：有。我觉得不是动物或鹿的骨头，因为看起来不一样。比较像腿骨、踝骨、膝盖骨，或是还连着指骨的手骨。
我拿出一张小石堆的照片给他看。那是我去徒步时拍的。
我：你在沙漠里见过类似的石堆吗？
帕特里西奥：见过。他们有时会用石头盖住死掉的人，感觉是因为挖不了坟墓，就用石头盖住，免得沙漠里的动物去碰，所以才会那样做。通常因为死者是家人或同行的人，所有人会一起帮忙。
三个月后的这天，换成我用石头和树枝摆在死去的猪身上了。我吩咐协助实验的两名学生，跟他们说我们只有十五分钟，而且只能用手折树枝和搬石头。我想同行伙伴里如果有人死了，匆匆埋葬应该就像这样。我们捡拾方圆20米内的石头，赤手硬折干掉的牧豆树枝，把手都弄流血了，再用石头和树枝盖住尸体。大功告成后，我们将摄影机打开。
拿东西盖住尸体，免得尸体受风雨或动物侵扰，听起来很合逻辑，也难怪迁移者经常那样做。筹备实验时，我们心想动物啄食的时间会因此拉长，却没想到石头很会导热又很难散热（所以从以前的壁炉到现在的桑拿都爱用岩石）。这样一来，在气温逼近40℃的炎夏将尸体用石头封住，产生的效果和我们预期的完全相反。石头迅速吸收阳光的辐射，把尸体给烤了。因此，在我们进行过的实验中，用石堆盖住的尸体被秃鹰啄食的速度是最快的，放置不到四十八小时就被黑翅膀包围住，第三天就开始被吃掉。石头和树枝对秃鹰完全不构成影响，部分骸骨和衣物很快就被叼到20米以外的地方。尸体不到一天就骨头化，最后树枝和石头底下只剩两根被啃得干干净净的腿骨和一条有点湿的蓝色牛仔裤。
沙漠死亡暴力
对待和处置遗体的方式反映了相关行动者的信仰与态度。
——科马尔(Debra Komar 2008:123)
除非你是藏传佛教徒，选择用“天葬”作为死后的布施，或主动捐赠个人遗体给鉴识科学家进行猛禽相关的实验，否则对许多人来说，遗体被秃鹰肢解吞吃、尸骨流落四方，恐怕都叫作“未能善终”，死的时间地点都不对。这样的死意味着无可奈何，并且无法经历死者所处文化里该有的安葬过程与仪式。
拉丁美洲人的信仰以罗马天主教为主，因此对拉丁裔迁移者来说，尸骨不全在宗教上至少有两大缺憾。找不到尸体就代表无法为死者守灵，家人也无法修筑坟墓，没有可以造访死者、祈求死者灵魂安息之处。而在意识形态上，尸体不全或遭到破坏则被视为有碍来世，让死者无法复活接受末日审判。因为死于沙漠而无法满足天主教的葬礼仪典这件事“充满象征意义，是一种例外和公然贬抑”。进一步探讨会发现，连非信徒和某些反宗教人士也会认为，这样处置尸体的方式并不人道。因此，这种死亡暴力反映了“威慑预防”这类边境查缉政策对迁移者在身体上和精神意义上的漠视。这些埋葬学的事件已经系统性地发生了十年以上，足以被视为无证迁移社会过程的一环。命丧沙漠已经成为常态，有充分理由值得特别标示出来。
这种对待（或虐待）尸体的方式不仅引发道德忧虑，环境对身体的破坏还包括了其他意涵。从丧命地点的偏远、尸体迅速遭到啄食，到衣物、个人物品和遗骨被各种环境过程破坏，无不意味着现有的沙漠死亡者统计数字低于实际丧命人数。沙漠异质集合体会湮灭证据，而且几乎不会有现场目击者。皮肉被鸟喙扯碎，骨头被犬科动物咬断，剩下的被蚂蚁搬走，大自然会清理杀人现场。我们既然明白了沙漠埋葬学，就会晓得永远不可能确定死亡人数，美国政府问责局2006年发布的报告《边境穿越者死亡人数自1995年来已经翻倍》也这样说：“沙漠里可能仍有尸体未被发现，使得迁移者死亡人数统计的正确性有待商榷……未被发现的尸体总数可能永远无法得知。”
这种尸体破坏不仅湮灭了联邦政策造成人命损失的证据，也让失踪迁移者的家属震惊悲伤，不晓得自己的丈夫或妻儿是死是生。这种感觉和拉丁美洲政治动荡时期家人失踪的感受非常像，以致不少人开始挪用失踪者(desaparecido)这个词来指称被沙漠吞噬、再也没有音讯的人。我如实描述尸体经历的变化不是为了吓人，而是因为本章有个更大的目标，想将边境穿越者的骸骨放进沙漠地缘政治的脉络中，揭露迁移者不为人知的死亡与死后生命，进而阐明这些暴力的埋葬学是政治过程衍生的后果。在本书接下来的章节里，我将为沙漠里那些残缺不全的遗体补上名字、面孔和生命史。
美国联邦政府刻意打造一个边境治安基础建设，让迁移者身陷险境。就算损坏和湮灭尸体的“自然”过程可以由动物、昆虫或各种化学和环境行动者来执行，却还是边境巡逻队擘画的标准查缉政策的一部分。秃鹰吃尸体、剥去死者的衣物，是这个异质集合体所制造的最后“威慑”。尽管美国政府也会对迁移者的死表达同情，却通常只有能在政治上加分时才那样做。官员从来不曾为这台死亡机器的启动直接负责。描述沙漠里的死亡暴力除了能揭露罕为人知的威慑要素，还可以阐明这个理论如何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些大多发生在民众视线之外的死后暴力的脉络、形式、功能与效应。如同阿甘本笔下的集中营，亚利桑那沙漠是个偏僻遥远的死地(deathscape)，将美国的死亡政治刻在那些我们视为可排除者的尸骨上。这个沙漠“坟场”跟考古学家对中世纪和现代初期爱尔兰等地的描述令人毛骨悚然地相似：“遗体在权力中心内的分布地点遵循一个模式，就是头和身体部位通常出现在中世纪遗址边缘。将遗体放置在边缘地带除了在视觉上传递更强烈的讯息给聚落内外居民，同时强化了对这些逝者的象征性排除。”看着这些被遗弃在沙漠的身躯，它们显示了主权的具体界线和人性的象征边界(symbolic edge)是如何地相似。
后记
某天下午，我和基离开科罗拉多国家森林时行经一条泥土路，看见了坐在牧豆树下的文森特。他没有起身，只是疲惫地挥挥手吸引我们的注意。幸好我们车开得不快，否则肯定会错过他。文森特年近五十岁，身材矮矮胖胖，衣服破烂满是汗渍，手里拿着一个半满的水罐，里头的水是浊的。他很吃力才站起来和我们打招呼。“我是跟团的，但他们留下我们先走了。我和一位女士跟不上向导。后来我让那位女士待在小路旁的大树下，自己过来求援。”他告诉我们。那已经是好几小时前了。文森特状况很差，显然需要进医院。他小口喝着我们给他的水，继续往下说：
我住在爱达荷州，一周前因为无照驾驶被遣送出境。但我必须回去，因为我下周要动手术，我必须回到家人身边。他们需要我。你们可以告诉我爱达荷还有多远吗？我得继续出发。
文森特全身上下都散发着急切，从声音、眼神到动作都是。遇到这种情况，你还能说什么？我和基走到一旁讨论该怎么做，最后觉得让文森特继续前进等于判他死刑，他自己一个人走绝不可能再熬过一天。于是我们跟他谈起他的身体状况和家人：
基：文森特，你一个人再走下去可能会死。你已经没办法再继续了。图森还要再走60多千米，爱达荷就更远了。
文森特：我必须再往前走。我需要回到家人身边。
基：我们知道你不想去医院，也不想回墨西哥，但我们两个都觉得你的家人应该希望你活着。你愿意让我们打电话叫救护车吗？
文森特呆望着地上，点了点头。这一切早已超过他的负荷：长途跋涉的身体疲劳、家人分离的心理痛苦，以及只想不顾一切继续往前的急迫。他开始啜泣。我和基伸手搂着他。我们打了紧急救助电话。一小时后，我们目送医护人员将文森特扶上救护车，然后回到车上再次出发。我们在沙漠一带漫无目的地开着，直到太阳下山。我们在找那位小路旁大树下的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