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分 在路上
梅莫与路丘在路上，索诺拉沙漠，2009年8月(Memo y Lucho en el camino, Desierto de Sonora, Agosto 2009)（安赫尔摄）
4 梅莫与路丘
我同意玩这个社会游戏。我摆姿势，我知道自己在摆姿势，也要你知道我在摆姿势，不过……这个额外讯息绝不能更动我作为个体的珍贵本质：那照片外的我。
——罗兰·巴特，《明室》
墨西哥母牛！(¡Vacas mexicanas!)
我笑得前仰后合停不下来，而我愈笑，梅莫就讲得愈起劲。我完全入迷了，他很清楚这一点。以用谐谑手法扮演农民著称的墨西哥喜剧泰斗坎廷弗拉斯(Cantinflas)要是真有个农夫胖老哥，肯定会是梅莫。两人都是圆脸、黑胡须，笑起来很有感染力，很懂得讽刺那一套。差别只在于梅莫没有好莱坞脸；除非你想到好莱坞时，脑中浮现的除了家住日落大道的电影明星，还包括替明星家除草的工人。疤痕累累的手臂、龟裂的牙齿和饱经风霜的脸庞，这些全是梅莫过去二十年在加利福尼亚州弗雷斯诺果园干活留下的痕迹，反映他际遇的拮据与辛苦。他体现着墨西哥劳动阶级的惯习(habitus)，总是能将悲惨的遭遇说成好笑又讽刺的故事。
梅莫让我想起我已故的舅舅克鲁斯(Tío Cruz)，或许这是我立刻就喜欢上梅莫的原因。克鲁斯生于墨西哥萨卡特卡斯州，大半辈子都在得克萨斯州格兰德河谷生活、工作与酗酒。他爱开黄腔，却也教会我“打嘴炮”(chingaderas)的文化意义，搞懂墨西哥劳动阶级那种充满幽默、咒骂与性双关语的对话“日常”。小时候，他老喊我pinche cabron，到我九岁那年查字典，读到那个词是什么意思时，气得眼珠子差点爆出来，心想我自己的舅舅竟然骂我“死王八蛋”骂了快十年。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身上雪茄和廉价古龙水的味道，还有他对着坐在他瘦削膝盖上的我说：“别难过，亚森(Yason)！那样说只是代表我爱你，你这小王八蛋！”
年近四十岁的梅莫或许没有电影明星的长相，却有着老练说笑者的节奏感、姿态与把握时机的能力，知道什么时候怎么喊人王八蛋最有喜剧效果，而路丘则是他的好搭档。路丘长梅莫七岁，高他一个头，少他9公斤，皮肤黝黑，性格温和得不可思议，脸上总是带着微笑，仿佛他心里有个秘密很想告诉你却又不能说。他在加利福尼亚州和亚利桑那州无证生活和工作了三十多年，干过许多粗活，牙齿却保持得非常完美，外表更看不出任何岁月风霜留下的痕迹，和梅莫很不一样。乍看之下他好像是两人中比较严肃的那个，但只要梅莫开始讲故事，他就会切换成捧哏，不时补上精彩的细节或惹人发噱的笑声。两人一搭一唱非常有效果。就像以下这段发生在收容所的对话，这个收容所负责留置刚被遣送出境的迁移者，即使感觉场合不对，我还是笑得合不拢嘴。
梅莫：照理说他知道路。
路丘：他知道个屁！（笑）
梅莫：他不是走过两三次吗？
路丘：才怪，哪里有。
梅莫：他是这样跟我说的。
路丘：那他怎么会迷路？
我：你是在说你们第一次穿越沙漠时遇到的人吗？
梅莫：没错，我们在说加西亚。他六十多岁了，我们在拘留所遇到他。他说他三年前走过，认得路，所以我们就跟着他走。
路丘：我们翻过那座山，然后越过一道围篱。天开始暗了，有卡车开过去。
梅莫：那里离（边界口岸）马里波萨不远。我们翻越围篱然后一直走，走了很久之后终于坐下来休息。加西亚说，“好了，我们越过边界了，这里是美国了”。当时天很黑，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问，“你确定吗？”他说，“嗯，我们做到了，这里是美国，我三年前就是从这里走的”。这时我们看见有车开过，以为是边境巡逻队，就躲到树下。
路丘：我们在那里等着，坐了很久。后来我们看到很远的地方出现一对情侣，很担心他们是不是迷路了。
梅莫：我大声喊道，“嘿！你们还好吗？需不需要水？”我很想给他们水喝，因为那两个可怜人两手空空，身上连背包什么的都没有。他们停了半秒钟，朝我们挥手。我一直大喊要拿水给他们，但他们还在挥手。这下我真的替他们担心了，怕他们被抢匪抢。但那两个人似乎一点都不担心，继续往前走，于是我们只好也出发了。没多久，我们看见一大堆垃圾。我说，“加西亚，你确定我们真的在美国吗？这里那么脏！老外应该没那么不爱干净吧？”但他一直跟我们保证，说我们已经越过边界了。
路丘（窃笑一声）：后来我们经过一个畜栏，里头全是牛。
梅莫：我看到牛就真的起疑了（笑）。我说，“操你妈的，加西亚，这些牛那么瘦！你看它们有多丑！老外的牛都很肥！很漂亮！你这个王八蛋！去你的，它们是墨西哥母牛！(¡Oye cabron! ¡Estos pinches vacas son mexicanas!)搞什么！
我们还在墨西哥！”（我们都笑了）
路丘：难怪那对情侣没停下来跟我们说话，因为我们还在墨西哥，他们一定觉得我们三个是疯子。他们应该是去约会，男的正要送女的回家之类的。
梅莫：去你妈的，搞半天！我们在墨西哥境内迷路了一整晚，拼命躲卡车，谁晓得卡车都是开进墨西哥的（笑）。后来我们总算搞清楚围篱在哪里，顺利穿越了边界。再后来我们把水喝完了。几天后，加西亚喝了牛槽的水不舒服，拼命呕吐和拉肚子。
路丘：我们在亚利桑那的阿瓜林达被逮到。我们在沙漠里走了五天，最后加西亚实在走不动，我们只好去自首，因为我们不想抛下他。我们三个从诺加莱斯出发，一开始就讲好了，只要有谁走不动，其他人就去自首，不会抛下对方。譬如谁生病，我们就自首，不然就是我去找商店，打电话给911，跟他们说我朋友快死了或被我们留在哪里。加西亚就是那样。他很不舒服，胃痛得很厉害（语气转严肃）。我们回去后把他送到诺加莱斯的医院，之后他就回墨西哥城了。
我听到这个故事时，整件事才发生没几周。梅莫和路丘跟加西亚一起回墨西哥，之后两人又尝试穿越沙漠，结果再度失败。他们跟我讲起那两次遭遇，很多时候都在笑。然而，不是只有他们两个会将惨事当成笑话讲。这些年来我访谈了数百人，讲到边境穿越的艰苦之处时，总有人用开玩笑的方式带过。在许多男性对话者讲述故事和回忆经历时，幽默经常扮演着复杂的角色，以致不少外人会因刻板印象错误认为那是大男人(macho)的表现，或是他们不想让研究人员看到自己脆弱的一面。
如同拉丁裔研究学者利蒙(José Limón)所指出的，这些生动的语言叙述是“从互动中产生意义的动态论坛，将被动的命运转为主动投入，从而克服焦虑”。这些让许多人的故事生色不少的幽默、咒骂、微妙讽刺与自我解嘲，通常叫作“打嘴炮”或闲扯淡(pendejadas)，既是墨西哥劳动阶级主体性的核心要件，也是反抗和迁移者建构认同的重要方式。
梅莫、路丘和本书其他人讲述经历时那些看似轻松的时刻，其实必须认真以对。那些幽默反映出人对自身社会地位难保的认知，有时也是一种“弱者的武器”，是迁移者面对美国联邦政府使用权力吓阻他们入境的言语反抗工具。边境穿越者或许无法看穿政府权力与移民执法策略的复杂，但不论非法穿越边境或在美国无证居留，他们每天都在亲身感受政府权力与执法策略。本书许多故事里的玩笑话都不只发生在墨西哥劳动阶级文化内部，更是受此文化及美国联邦移民政策和资本主义体系所形塑。幽默不仅可以凸显迁移者在边境穿越过程不同阶段经历的紧张，缓和美墨两国边境查缉和社会边缘化对他们的打击，还能帮助他们保持乐观与专注。就像培尼亚(Manuel Peña)在研究加利福尼亚州中部的墨西哥采果工人时，一名信息提供者对他说的：“我们就是这样熬过来的，靠着奚落嘲笑让事情变得轻松一点，暂时忘记生活的问题，忘记那些困苦与辛劳。”
我很早就明白，拉丁裔劳工家庭出身的男性研究者这个身份往往会影响别人跟我互动，还有向我讲述边境穿越故事的方式。和我对谈的许多男性都会用“打嘴炮”的调调跟我分享他们的倒霉遭遇，因为他们晓得我知道这种表达方法的巧妙所在，好比会用咒骂、性暗示和开我玩笑来让故事变得有趣。但这些“嘴炮”不是为了羞辱我，而是一种语言游戏，代表对话者对我的信任(confianza)和尊重(respeto)。在这个脉络(contexto)下，男性对话者跟我开黄腔不仅代表着信任，也削弱了两个世界的区别。
社会科学家往往会忽略这种用生动色情的戏谑语气讲述通常很悲惨的边境穿越经历的墨西哥式幽默，这点并不令人意外。原因可能出在研究者（大多是不会讲西班牙语的中产阶级白人或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墨西哥人）与信息提供者的文化和阶级差异，以致边境穿越者用较为正式的语言和研究者或记者交谈，或是那些人根本没听懂他们的笑话。我认为正是这两个因素让边境穿越故事往往变成一本正经的逆境搏斗，完全不见幽默与讽刺。加上有些研究者习惯将研究对象描绘得很高贵，不会骂脏话也不会动不动就拿肛交开玩笑，这使得情况更为复杂。此外，至少在描绘边境文化的经典文学作品中，许多作者就算写到“打嘴炮”，也会贬低其文化重要性，认为那只是用言语表现性焦虑、羞辱和男性强势而已。
我不是说自己身为拉丁后裔，因此特别能洞察边境穿越者的困境。我只是想表达许多接受访谈的人都觉得跟我讲话很自在，可以免去言语上的正经，并且知道我有足够的文化知识，可以理解他们在不同情境下“闲扯淡”的意义。我既是自己人（拉丁裔男性）又是外人（大学教授），让我得以体会到边境穿越文化的“厚度”，又不致愚蠢地认为光凭我的种族出身就能拥有内部观点，了解踏进沙漠那种孤注一掷的心情。
我曾经问梅莫关于他爱开玩笑和努力保持乐观的事，他的回答既幽默又悲伤：
梅莫：想象我们正在翻越一座大山好了。你不能一开始就想着这座山太难爬。我都告诉别人一定要乐观，要鼓起力量不停往前走。你必须假装自己是去野餐。我都会说，“让我们翻过这个小山坡吧！”你必须一边开玩笑，让自己继续往前，坚持下去，保持活力。我会说我们要不停往前走，然后保持开心和乐观。有些人会问我，“你不累吗？”我会跟他们说我当然很累，但我们必须保持乐观……想想走了那么远，玉米饼也会变成山珍海味。就算又冷又硬，肚子饿的时候还是觉得好好吃（笑）。有些人会抱怨，说他想吃热的玉米饼。我会说饼虽然很硬，但还是很好吃！……我知道那很讨厌、很悲哀。我也不晓得。我记得有时走到饿得渴得不得了，手脚都好痛……我相信神。我在收容所遇见很多人。小孩、女人，甚至孕妇都有，很可怜。我总是求神保佑穿越边境的人，保佑做父母的，还有孩子。
故事(Historias)
我和梅莫、路丘相识是在2009年7月，在墨西哥诺加莱斯一间名为胡安·博斯科收容所的地方（详见第五章 ）。这个收容所留置刚被遣返的迁移者，最长三天，但梅莫和路丘说服负责人让他们待下来，条件是帮忙煮饭、打扫和照看这个非营利组织每天接济的大批迁移者，数目在20人到200人之间。我当时完全没想到，这两个用“墨西哥母牛”让我哈哈大笑的家伙很快会成为我的关键信息源。
我起初以为他们是多年老友，相约一起穿越边境。因为感觉他们很投缘。后来才发现他们竟然是我到收容所之前几周才认识的，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他们是amigos del camino，也就是“路上的朋友”，两人一起在美国联邦拘留所待了一晚，隔天被遣送到诺加莱斯，友谊就这样开花了。他们都被遣送到一个陌生的边境城市，必须设法生存，也都想再穿越边境回美国，因此很快就惺惺相惜了起来。他们过去的经历也很相近。两人都出身劳工家庭，1980年代很轻松就移民到了美国。
梅莫：我1969年出生在哈利斯科州和米却肯州的边界小镇上，但很小就搬到了韦拉克鲁斯州，所以算是在韦拉克鲁斯长大的。那里生活很不错，问题是薪水很低，老板给的钱很少。因为处于经济危机中，跟美国现在一样。赚的钱只够温饱，几乎买不起衣服打扮自己。有钱读书的会去上学，钱不够的就上午上课，其余时间工作，没钱的就直接去工作了。而我刚开始念书时下午就还得去工作，五年级结业前一个月更是连学校都去不成了。之后就是一直在工作。
二十多岁的时候，我遇到一个男的，他找我一起穿越边境。我认识的人里头没有人穿越过边境，我也没有家人在美国。我那个朋友很想穿越边境，但很害怕。他有个姐夫在加利福尼亚州，他说我们可以投靠他，他可以帮我们找工作。我说“让我想想”。四个月后，他还是想去。那是差不多1988年的时候，我有两个小孩，但已经跟他们的母亲分开了，所以是单身。朋友一直催促我去。他说：“走啦，一起去啦，我已经跟我姐夫说了，他在等我们。”于是我想办法凑了点钱，就跟他一起出发了。我们经过阿瓜普列塔（亚利桑那道格拉斯市南边的墨西哥边境小镇），沿着高速公路走了一段，只走了三五小时吧，我不大记得了，但没有走太久。我们穿越高速公路，一辆车把我们送到菲尼克斯，然后朋友的姐夫再找人到菲尼克斯来接我们，我就这样到了加利福尼亚州。那是我头一回穿越边境，当时大概十九岁吧。
路丘离开墨西哥的时间比梅莫早了快十年，因此即使我叫他努力回想，他对那趟旅途的记忆还是很模糊：
路丘：我1980年十八岁的时候离开哈利斯科。我搭巴士到蒂华纳，再从圣迭戈进美国。那时穿越边境真的很简单。我们越过围篱之后，“郊狼”就带我到洛杉矶，我的奶奶和姑姑都住在那里。
后来两人又数度穿越边境，每次的理由和方式都不一样。因为路丘离开墨西哥的时间比梅莫早，在加利福尼亚州又有现成的家庭支持网络，所以算是好过许多。1986年，美国国会通过《移民改革与控制法》，给予近200万名无证者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路丘依此获得赦免，得以返回墨西哥探望临终的母亲。然而，让议员们懊恼的是，国会赦免已入境者原本是为了阻止无证迁移，没想到却有许多人利用这一点将其余家人统统非法带进美国。路丘也不例外。
路丘：1987年，我回墨西哥去看我妈最后一眼。因为我已经拿到赦免资格（永久居留权），所以回程就把爸爸、两个妹妹和两个弟弟一起带着了。我那时跟姐夫住，他也有绿卡。他帮忙，让我带着家人从蒂华纳穿越边境。我们穿越拉利伯塔德(La Libertad)，从那里到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圣伊西德罗，然后让家人坐上小巴，由我开车往洛杉矶去。所有人都很害怕，但我说车由我开，因为我有证件。我们避开边境巡逻队的检查站，顺利到了洛杉矶。我那时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工作不错，可以照顾爸爸和弟弟妹妹。
1994年，路丘偕同妻子搬到图森。他妻子是美国公民，在图森长大。虽然她设法替丈夫申请更新居留权，但路丘未能及时缴交文件，以致失去了合法身份。这迫使他必须保持相对低调，而且得避开移民官员。搬到图森几年后，路丘被边境巡逻队查获，将他遣送出境。但他很快就从诺加莱斯非法回到了美国，而且过程并不难。
路丘：我是有天在工作时被逮到的。他们把我赶走，因为我没证件。我周五下午被逮到，他们晚上就把我送到墨西哥。我老婆到诺加莱斯来找我。我本来当天晚上就要一个人穿越边境，但天真的很黑。我深夜十点左右到了边界，心想：“怎么可能！”你能想象独自穿越（位于亚利桑那南部山区的）里奥里科(Río Rico)吗？我怕死了（笑）。我跟老婆说我那晚没办法过去，但周日会再试试。我要她在入口(entrada)等我，也就是诺加莱斯和格兰德的边界口岸。那里会检查护照，放车通行。我排在队伍里往前走，试着避开海关人员。我直接从他面前走过，他大喊，“嘿，回来排队！”我不理他继续往前，结果被他们抓住，让我回到队伍尾巴。我说，“好吧”。等他再次转身背对我，我又从他身边溜过去（笑）。我趁他没注意看的时候快速走过，然后拔腿就跑，跑到美国边界内的小店里（亚利桑那诺加莱斯市的杂货店）。你知道那些亚洲人开的店吗？我过了红绿灯跑进其中一家店里。边境巡逻队缓缓开车经过想找我，我在店里隔着玻璃看着他们。我在店里一直等，直到我老婆开车过来。等她停在红绿灯前，我立刻冲到店外，跳进车里。我老婆大喊：“你做了什么？”我叫她只管快点开车。
我们开了大约三条街，结果被警察拦住。他问我们从哪里来，我说墨西哥那边的诺加莱斯，因为我老婆是美国公民。我跟他说我们要去图森。他问车是谁的，我跟他说是我的，因为车子登记在我名下。他要看我的驾照，我老婆就从皮包里拿出来递给我。我展示给他看，他又要检查后车厢。就在这时，我老婆害怕了。她真的很紧张。我打开后车厢，他们检查之后说：“好了。我们拦停你们，是因为你们的车在冒黑烟。小心开车，祝你们顺利。”我笑到不行，我老婆却在发抖！她大吼：“你到底在做什么？我要把你留在诺加莱斯！”我说：“不可能，警察要留人也是留你，因为车子登记在我的名下！”（笑）我们开车回图森，一路都很顺利，因为那年头高速公路上都没设检查站。隔天周一我就回去上班了。那时穿越边境很简单，根本没什么。
这次事件后，路丘有十多年没被移民单位逮到，直到2009年他酒驾被捕，才又被送到亚利桑那埃洛伊市的联邦拘留所。
路丘：我2009年犯法了。我想解决身份的问题，正在弄资料，结果酒驾被抓……就是那次他们把我送到了埃洛伊。我在那里关了三个月，后来找了个律师，让我保释离开。我和律师一起打官司，我们去了三次法院，最后法官说我们会败诉，他们会把我遣送出境。他们给了我一张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的卡片，上头说我必须带着所有个人物品去报到，因为他们要将我遣送出境。但我没有去。我心想“老子才不去咧，他们有本事就来找我”。结果……唉，我工作的地方离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很近，大概只隔五条街吧（笑）。我告诉你，过了三个月左右，我有天看见一辆车缓缓开过我工作的地方，里头一个人东张西望（模仿开车和探头张望的动作）。后来我去工作时，一辆车窗涂黑的车就停在外头。我四处问，但没人晓得那辆车是谁的，车里又是什么人。三天后，六名警察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突然上前把我抓走。他们把我的午餐和其他东西扔到一旁，给我上手铐，送我到移民局（拘留所），然后就把我踢出那个国家，扔到墨西哥。我就是在那时认识了梅莫。我们一起在拘留所待了一晚，就成了朋友。
我：你们是怎么熟起来的？
路丘：你知道，待在那种地方很自然会找人攀谈。“嘿，你是从哪里来的？之前从哪里穿越边境？”我们话匣子一开就成为朋友了。三个人（包括加西亚）一起被遣送到诺加莱斯。
梅莫的边境穿越经历以及和法律对抗的过程，就比路丘惨痛和频繁许多。1980年代晚期到2009年，梅莫一直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弗雷斯诺。因为他三不五时就会出事被警察逮捕，所以曾经数度遭到遣送出境。和路丘的家人不同，梅莫的家人几乎都留在墨西哥。
梅莫：1988年头一回穿越边境后，我回过墨西哥几次。我出过几次差错，在弗雷斯诺被遣送出境过几次，通常是无照驾驶或没有保险。1990年代头一回被遣送，我在墨西哥待了三个月探望家人，然后又回美国，在弗雷斯诺采葡萄。那时穿越边境很简单，没什么问题。每次被逮到，把我送回墨西哥，我都想说“随便啦(Ni modo)，反正我还会再越境过去”。但第二次被遣送出境后，我就再也不想回墨西哥的老家了。我只想从蒂华纳打电话回去，要邻居“跟我家人说我很好”。我被逮到从来不会跟家人说，我不想让他们难过。事情就那样维持了一阵子。我会穿越边境，回美国工作，有闲钱就寄回家。我在弗雷斯诺的工作不错，薪水也好。很久以前移民还不是什么大问题，穿越边境比较容易。
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持续强化治安，梅莫发现移民变难了。2009年初被遣送出境后，他试着越境了几次，都没能成功，而且每一次都比前一次更危险。
梅莫：真正出问题是在“9·11”事件之后。世贸双塔一倒，情况就复杂起来，穿越边境就变难了，检查站什么的也变多了。现在穿越边境永远是场苦战……我在弗雷斯诺的工作很好，但我酒喝太多了。那是我的毛病。我采葡萄，在果园干活。我真的很喜欢我的工作。老板提拔我开拖拉机，那工作真的很棒。问题是我有次下午喝醉了，忽然觉得开拖拉机到店里买啤酒应该很不赖。我一边喝啤酒，一边开着拖拉机在街上慢慢前进，跟朋友挥手打招呼，很开心！那阵子我真的很疯！后来我因为酒驾被捕，接着就被遣送到蒂华纳了。我：你尝试穿越边境过几次？
梅莫：大概十五次吧。有时自己一个人，有时跟其他人一起。我总是跟自己说，我要试到成功为止。我从蒂华纳穿越边境大概五次，把他们气坏了。他们说：“你在这里被抓到太多次了。这样吧，我们决定把你送到别的地方去。”后来他们真的把我送去别的地方，有一回还送到华雷斯城。他们最后一次在蒂华纳逮到我时，不仅把我和伙伴分开，还把我送到墨西哥的索诺伊塔(Sonoyta)。我在索诺伊塔遇到一个普埃布拉来的家伙。他和他老婆一起。我们大约十个人找了个向导一起穿越边境。那回我们走了很久，真的差点就到接应点了，实在……我不晓得怎么跟你形容，我们就差那么一点，结果被抓到，感觉很糟。所有人都很伤心，因为我们走了那么远，走到都没力气了，浑身是血。很多人脚都不行了。有些人想把其他人留下来，例如那位普埃布拉来的朋友和他老婆。但我对那些人说：“想都别想！我会陪他们，跟他们一起慢慢走。”总之那回我们被逮到了，所有人都被送回索诺伊塔。但我们立刻又尝试穿越，只不过一出发就走得很辛苦。我知道我朋友的老婆走不完，其实我也是。我感觉我们就快迷路了，但还是不停对大家说：“我们不会死的，我们不会死的。”神给了我们力量，让我们继续往前，没有死掉。我一直说我们必须不停往前走。我们找到了水，但我朋友老婆的脚实在不行了，因为我们已经走了十一天。我们跟着向导在沙漠里过了十一个白天和黑夜，但他却带着我们四处乱走，最终被边境巡逻队逮到。
我：经过十一天感觉如何？
梅莫：被捕真是松了一口气，因为天晓得我们到底走不走得到。我们差点死掉。边境巡逻队给我们电解质和水。我们一直喝水，我甚至喝到抽筋。之后他们取了我们的指纹和行囊，把我们分开。其中一位边境巡逻队员告诉我：“我说你都尝试过那么多次了，何不休息一阵子，不然真的会死在那里。听我的话，别马上又试，稍微休息一下。”
我：边巡的这样对你说？
梅莫：没错。他说，“休息一下，大概一年左右，因为我们这里都有记录，你最近试了非常多次”。我说，“没办法，我就是要再试”。
他告诉我，“这里是不可能了，我们要把你送去诺加莱斯”。
我说，“没差，反正我会再试”。
那名巡逻队员说，“好吧，我想从诺加莱斯可能比从索诺伊塔这里容易”。
我说，“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就这样吧”。
后来他们真的把我送去诺加莱斯。他对我实话实说，我想我也应该对他实话实说。
他说，“这样吧，你可以再试，但先休息一阵子，然后记得带很多电解质。带四升到十二升的水，还有很多电解质”。
我：那名巡逻队员真的那样说？
梅莫：对。
我：他是白人还是墨西哥人？
梅莫：我想他爸妈是墨西哥人。他长得像拉丁裔。他告诉我如果要再试着穿越边境，最好先休息一阵子，吃很多维他命。他还嘱咐我去沙漠要带维他命。
他说，“我知道你的状况，因为我看过你所有记录，知道你试过的所有地点。你为什么拼了命也要进美国？”我说，“呃，因为我想自力更生，我想干活。我有工作，因为我想在墨西哥买一小块地，盖几个小房间租给别人。我会求上帝让我出人头地”。我让那位巡逻队员不要逮捕我，因为我不希望家人受苦，不希望老婆和小孩难过。我自己受苦没关系，一个人没问题。但我不能在墨西哥干等，让老婆和小孩受苦，而我一直赚不到钱。
他说，“你知道吗，我们会送你去诺加莱斯。那里穿越边境比索诺伊塔近很多，但非常危险，处处是危机。你必须小心响尾蛇和遇到的人”。我想当时那里有很多抢匪。
他告诉我，“你身上有钱最好交给抢匪，这样他们才不会绑架你或杀了你。把钱给他们就是了。你想穿越边境，我只能告诉你这点”。
我说，“如果你想帮我，何必给我建议，不如直接送我一程？与其把我关在这里，不如放我回街上”。（笑）
我（也在笑）：他怎么回答？
梅莫：他说，“少来了，笨蛋！(¡No, cabron!)你现在是怎样？干脆叫我开车载你四处找工作好了”。（笑）老天，那段经历真是太神奇了。后来他们把我送到诺加莱斯，呃，应该说先送我到图森的拘留所。我就是在那里认识了路丘。那是我头一回经过图森。等他们把我们遣送到诺加莱斯，我们已经混熟了。
跟梅莫和路丘首次谈话后，我发现他们俩显然无论如何都要穿越边境。两人都不认为待在墨西哥是个选项。尽管人生经历不同，在美国的人际网络也不一样，但两人都是边境穿越的“老油条”，不仅懂得如何对付边境治安措施，也很清楚如何不被移民查缉的雷达扫到。
边境迷思
美国人对移民管制有许多误解。其中一个主要误解就是只要政府肯花钱在围篱、无人机、动作传感器和边境巡逻队身上，让迁移过程变得够危险，就能彻底杜绝迁移者。将近二十年的研究告诉我们，边境查缉对吓阻迁移者穿越边境的效果微乎其微，社会经济因素才是迁移率的决定要素。2013年2月12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进一步加深了这个误解，他认为强化治安减缓了无证迁移潮：“真正的改革来自加强边境治安，而我们可以在既有的进展之上继续前进。在我任内，南方边境部署的空前警力使得非法穿越边境人数达到四十年最低。”要是总统能将移民潮减缓归于2008年的经济危机，包括无证者工作机会减少和反移民情绪高涨，而不是“南方边境部署的空前警力”，他的说法会更正确。只是这样的观点不仅点出了美国经济趋势的负面效应，也与许多民众认为严守边界就能遏止移民的看法背道而驰。
在我结识梅莫和路丘的前一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比较移民研究中心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主题为“迁移者从墨西哥三州移民的决定，是否受其对边境穿越危险度的看法影响”：
对我们2008年在瓦哈卡取得的数据进行多变量回归分析后……结果显示，在控制年龄、性别、婚姻状态、教育程度、过往迁移经验和现居美国家人数目之后，迁移者对边境穿越困难度及危险性的看法与其移民意愿并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关联。我们在之前三次（于墨西哥哈利斯科和尤卡坦不同的外迁社群进行的）调查中使用了相同问卷，并对答复进行了相同分析，同样没有见到显著关联。总而言之，就算迁移者认为边境设下重重障碍很可怕、很危险，也无法打消其迁移的念头。
根据这份资料，就算迁移者知道地缘政治边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危险，但对他们决定是否穿越边境的影响仍然微不足道。报告作者还指出，边境穿越的成功率高得惊人：“在四份研究中，我们发现穿越边境遭到巡逻队逮捕的迁移者不到五成，包括逮捕一次的……研究显示被捕率在24%到47%之间。而且迁移者就算被捕，绝大多数最后还是会越境成功，比例为92%至98%，视其国籍而定。第一次越境不成者，几乎都会再次或三度尝试。”
这些数据证实了安德烈亚斯的主张，美墨边境的治安措施向来对阻绝移民没什么用。遗憾的是，上述发现往往被某些政治人物和联邦官员刻意忽略。这些人利用民众对外来侵入者的恐惧和边界到处是漏洞的印象，一方面将其当作政治烟幕弹转移人民对其他经济与外交议题的注意，另一方面用作生财工具，简单又系统地替自己争取军备经费。
“没人可看了”
梅莫和路丘因为都想回美国而结为莫逆，两人的越境动机和经历却大不相同。梅莫认识路丘时，已经多次尝试穿越边境，路线从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到得克萨斯州都有。虽然他有亲戚在弗雷斯诺，但穿越边境主要是出于经济动机。在美国生活二十年，他已经彻底成为无证劳动大军的一员，觉得离家多年两手空空回墨西哥是人生失败。由于书读得不多，在家乡又缺乏赚钱机会，梅莫才会选择常年无证工作，而且只要一被遣送就会再次非法越境。他为了寄钱回家给小孩而待在美国，这个想法让他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他已经十多年没有见到孩子，反复穿越边境显然也让他感到羞耻与难堪。
我：你家人对你穿越边境有什么看法？
梅莫：他们以为我有身份，生活过得不错。后来我告诉他们实话，说我会用走的方式穿越边境。我小孩都很担心，跟我说，“不行啦，爸，走路太远了，路上可能出事！”我说，“不会的，别担心，一切都很好”。我只要到了就会打电话给他们。我回到加利福尼亚后不久，他们就要我回去看他们。他们会打电话来问我何时回去。我总是回答“不晓得，说不定明天就回去”。我从来不说自己哪天会去看他们，因为我不想说谎。有时我一被遣送到边境就会立刻回美国。除非我有钱，否则我不想回韦拉克鲁斯。
我：你觉得没有身份一个人待在美国辛苦吗？
梅莫：不会。呃，没有家人是挺辛苦的，但又没那么辛苦，因为找工作和生活都比较有弹性。我觉得在墨西哥生活比在美国辛苦多了。10美元在美国可以吃三天，100比索在墨西哥却做不到，一天就用得差不多了，要是有家庭就更别提了。在美国机会更多，更有办法活下来。
有些迁移者可以存到钱，回墨西哥经营小生意或买地种田，但梅莫从来没有攒到够多的积蓄，而且因为没有身份，他也无法在银行开户。他在美国大多数时候都只是勉强糊口，工作也常因无证劳动力的需求而起起落落，差事好找时可以寄钱回家，难找时只能打零工或靠朋友邻居接济苦撑。他很想回去看家人，但没存到钱不想回去。一边是低薪资高剥削的美国无证劳动环境，一边是身无分文返回墨西哥的耻辱，这种拉扯是许多墨西哥男性迁移者常有的心境。
相比之下，路丘在美国就有很深的家人联结，而且从首次迁移之后就再也没有尝试过穿越边境，直到“9·11”事件和认识梅莫。听完“墨西哥母牛”的故事后不久，我和路丘坐在胡安·博斯科收容所外聊天，两人聊到他为何尝试穿越沙漠。
路丘：我在亚利桑那住了很久。从被遣送到现在将近一个月了，我一直想穿越边境回美国。我在那里有房子，呃，其实是拖车，但我已经在那里住了很久。我有两辆车，所有家当都在那里，女友和小孩也都在等我。我的家人现在几乎都在美国了，回哈利斯科其实已经没人可看了。
我和梅莫已经尝试穿越边境快一个月了，被抓了两次。我以为他们会让我坐牢，因为我已经被遣送过一次。我有个朋友，她儿子在移民单位工作。她说：“我跟我儿子提到你的状况，他说你最好小心，如果被捉到可能得坐两三个月的牢。我有哥哥在诺加莱斯可以帮你。你可以租个房间，租金他们会帮忙，这样就有地方睡，而且至少有工作。”
我：但老实说你也没有多少选择，不是待在诺加莱斯这里，就是再次穿越边境。
路丘：这里没有选择，选择都在亚利桑那。穿越边境是我最后剩下的选择，也是唯一的选择。
胡安·博斯科
随后几周，我和梅莫、路丘愈混愈熟。白天我会到边界带采访刚被遣送的那些人，大部分时候都在贝他组织办公室外头或附近的墓园，傍晚再走5千米的路回胡安·博斯科收容所，通常正好赶上帮忙准备晚餐或最后打扫的时间。
那几周，我每天晚上都跟梅莫、路丘和其他收容所员工在一起，有什么能帮忙的就尽量帮，通常包括递肥皂和卫生纸、向新来者解释收容所的规矩（例如不准抽烟；不要在收容所外闲晃，因为附近的帮派分子喜欢抢劫迁移者）及供餐等等。我在收容所里花了大把时间跟迁移者闲聊，一次正式访谈也没做，因为迁移者刚到收容所通常很累，肚子又饿，只想快点洗澡，换上干净的衣服，最不想看到有人把录音器材推到他鼻子前面。
我一直以为收容所是少数几个对迁移者来说相对安全，不用担心被剥削或不当对待的地方。但这些年下来，我看过不少研究者霸凌精疲力竭的迁移者，要他们参与研究，也看过记者咄咄逼人，抓着被遣送者想挖“好”故事。我就曾经亲耳听见一位很有名的电视记者对摄影师说：“我们最好找一个因为被遣送而失去小孩的妈妈，找那种故事狗血到不行的人，那样才有看头。”
我没有将收容所当成访谈基地，也没有四处挖掘“狗血”故事，而将多数时间用在帮助员工上，或向新来者解释自己是人类学家，正在写一本有关迁移的书。收容所成了让人熟悉我面孔的地方，而这些人很可能隔天就会在边界带看到我。在我五年的研究里，有非常多访谈都是前一天我在收容所结识某人、隔天又在街上遇到对方而进行的。话虽如此，胡安·博斯科收容所对我而言确实变得很重要，因为它让我有机会认识可能的访谈对象，观察红十字会、人道组织及其他机构如何对待被遣送者，并从收容所员工身上了解迁移，因为他们都有穿越边境的经验。
胡安·博斯科收容所的洗澡和用餐时间通常是晚上七点到十一点。第一批男女入住者和小孩用餐完毕、分配好床位后，通常会有一段空当。这时所有员工就会聚到厨房区闲晃、打牌和看电视。我很快就发现十一点到凌晨两点这段时间很重要，可以跟包括梅莫和路丘在内的员工聊他们的生活和迁移经验。事后证明，这些人对我了解白天收集到的访谈资料与田野观察非常关键。虽然收容所禁酒，但熟门熟路的梅莫总能夹带啤酒进厨房，让深夜的巴拉哈(baraja)扑克玩起来更热络。那是我第一季田野调查最喜欢的时光。我在那里了解到收容所员工的生活，而他们的友谊也帮我排遣掉不少做研究的寂寞。他们则非常开心多了一个“打嘴炮”的对象。
我将焦点摆在梅莫和路丘的边境穿越故事是有理由的，我想我得稍微解释一下。这些年来我结识了数百位迁移者，他们两人是我在墨西哥边境相处时间最久的。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才刚到胡安·博斯科几周而已。而他们是临时员工，这代表我晚上可以有大把时间和他们在一起，贴身观察他们如何预备穿越边境。我后来也找了其他迁移者，观察他们如何预备进入沙漠，但那些迁移者我顶多只认识几天，几乎没机会拉近距离。因为梅莫和路丘可以待在收容所里花好几周预备第三次越境，所以白天有空闲时间，我们经常一起吃午餐、看棒球，做些平常会做的事。相比之下，我在边界带认识的其他迁移者往往急着再次穿越边境；就算住在收容所，也得在晚上十一点就寝，没办法跟我或其他员工混熟。而三天收容时限一到，许多人就会躲到诺加莱斯墓园或其他地方，免得夜里被抢。
我要强调的是，梅莫和路丘除了受得了被我烦，并不是迁移者中的特例。他们俩在许多方面都是相当典型的无证边境穿越者：男性、未受正式教育、曾多次穿越边境，并且早已完全融入美国的无证劳动力多年。他们大半辈子都待在美国，不认为回墨西哥是选项。此外，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俩已经对索诺拉沙漠异质集合体的危险有切身体会，并决心要成为最终克服重重障碍穿越美墨边境的那“92%至98%”。借由洞察他们的生命，我希望读者看见移民数据背后的人，而他们俩的边境穿越故事只是沧海一粟，光是亚利桑那南部每天就有数百个相同故事在上演。我在书里描述的事件只是该区自2000年以来数百万次越境尝试里的一丁点。
5 遣送出境
单调的金属门打开，一名武装法警走进空荡荡的法庭。坐在门附近正在看手机的边境巡逻队员察觉有人进来，抬头朝警卫轻轻颔首。一名三十多岁、头发炭黑的壮硕男子从门外进来。他低着头，手脚都上了镣铐，铁链沉沉垂在身前。这名墨西哥囚犯穿着纽约洋基队T恤，腋下大片干了的汗渍，加上肮脏的蓝牛仔裤和磨损的运动鞋（鞋带被抽掉免得他上吊），全是在沙漠折腾了几天后的标准装扮。他拖着疲惫的步伐朝座位走去，套在他手腕、脚踝和腰间的铁链铿铿作响，打破了法庭里的寂静，听起来像有袋钉子在晃。
接着进来的囚犯是个留着冲天头的少年，身材瘦瘦高高，穿着一件山寨版的浅蓝色麋鹿牌马球衫。他举起铐住的双手，朝左边旁听席的十几名地方人权观察者和大学生行动分子打招呼，又朝两名年轻金发女子微笑，一脸酷样。他后面跟着一个步履蹒跚的中年先生(señor)，身高只有150厘米出头，仿佛刚从瓦哈卡山谷的萨波特克村(Zapotec)出来似的，搞不好还真的是。粗重的铁链拴在他瘦小的身上让他显得分外矮小，他周围的其他囚犯看起来就像巨人一般。他吃力地跟在少年后头，每走一步就瑟缩一下，仿佛踩在碎玻璃上。后面又进来更多囚犯，每个都让铿锵声更响一些。整个跛行队伍包括娃娃脸的十八岁少年、目光黯淡的中年男女和几名满脸倦容的老人。法庭里的廉价消毒药水味很快就被这些经历过沙漠，又被关在拥挤的拘留所里等着见法官(el juez)的身躯散发的汗臭味给掩盖了。
不到十五分钟，法庭前方就坐了五十五位男士和十五位女士。他们用被铐的双手费力戴上无线耳机，以便听法院请来的西班牙语口译转述审判过程。庭审开始前，被告们对着法院人员、旁听席和感觉很不真实的场景，有些人匆匆环顾了法庭一眼，有些人紧张微笑，用手指调整塑料耳机，还有些人低声啜泣，但大多数人只是在座位上扭动身子，想替上铐的手脚找个舒服的姿势，搞得铁链不停哐啷作响，跟开着白噪声机没两样。欢迎来到“流线行动”(Operation Streaml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