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球不少国家都提高了边境军事化的程度，以应付为了经济因素或躲避全球暖化、全球化及武装冲突而涌入的移民与难民。这股强化边境治安的趋势让许多国家将目光转向了美墨边境，因为那里不仅是国家之间经济政治实力悬殊以致关系紧张的具体象征，也是应付不受欢迎（或看起来不受欢迎）移民的典范。更多高墙、更多监视摄影机、更多带刺铁丝网。不仅移民管制更加严苛，遣送出境也愈来愈常成为世界各国维系主权的重要规训方式。这种驱逐手段虽然已经正规化，却鲜有人看出它是一种独特的政策策略，自有一套“社会政治逻辑”，影响远超过任何特定国家的边境。
虽然遣送出境是无证迁移群体进入美国这个社会过程的基本元素，却几乎没有民族志研究探讨遣送出境是怎么回事、实际体验如何，以及遣送出境和边境穿越其他部分的关系。在本章中，我提供了亚利桑那南部和墨西哥北部遣送过程的步骤、场域与行动者的快照，以便阐明这个现象如何既是这个研究不足的异质集合体中的一个官僚元素，也是它的实体要件。对这个过程的分析将会透露出，当这些人试图在墨西哥边境生存、重新结伙成伴时，强制迁移对其生活的影响。
有效执法
进入21世纪后过了五年左右，美国开始实施移民改革。在此之前的几十年，从墨西哥非法入境被捕的迁移者通常都以“自愿离境”(voluntary departure)办理，几乎无需程序就能离开。不同于正式遣送出境需要经过行政听证程序，自愿离境的流程很快，迁移者只要宣告放弃会见法官的权利，就能不经审判或长期拘留而返回墨西哥。因此，过去翻墙者(alambrista)被捕后只要回答边境巡逻队几个问题，在拘留所待一小段时间，就会很快地被送到最近的通关口岸释放，几小时后又能回到围篱再碰运气。纵观20世纪，巡逻队员一天之内连续逮到同一个家伙两次的情形并不罕见。这种捉捉放放的游戏不仅让边境巡逻队感到无力，也几乎阻止不了迁移者再次尝试。
如果你是边境穿越新手，头一回碰上边巡队员自然有点恐怖。他们会揍你吗？从背后朝你开枪？还是让你坐牢？但当迁移者发现边境巡逻队（通常）不可能伤害他们或将他们关进牢里，被捕就不再那么吓人了。渐渐地，边境穿越惯犯会愈来愈熟悉遣送的标准流程，就这样捉了又放，放了又捉。一位1990年代初期接受海曼(Josiah Heyman)访谈的巡逻队员就对这项无效政策的无限循环大加嘲讽：“他们可会玩这个游戏了。被捕就乖乖听话，拖个八小时后又能重来一次。我们每天干的基本上就这回事，拖住他们。”这个社会司法过程向来是美国大众文化批评移民政策的经典笑料。不过，同一时期的非墨西哥人，也就是边境巡逻队员口中的“非老墨”，非法闯越地缘政治边界的待遇更好，通常会获得保释，之后再出庭接受正式的遣送或驱逐听证程序。可想而知，出庭率非常低。
2005年，美国国土安全部开始实验新的遣送听证程序，希望研拟出更具惩罚力的驱逐方式，或如政策规划者所说的“有效执法”(enforcement with consequences)。国土安全部后来实行了几项颇有争议的措施，流线行动便是其中之一。这套用于美国南疆的政策不再提供自愿返回母国的选项，而是强制违反移民法的非暴力迁移者接受联邦刑事司法审判。依据流线行动，初犯者将判轻罪，最高刑期六个月；再犯者则可被判重罪，一般最高刑期两年，若有刑事前科可加至二十年。理论上，这项“零容忍”政策应该比之前速理速送的驱逐策略有效，只可惜国土安全部万万没想到，联邦法院根本无力应付每年穿越边境的数十万人，以致政策根本不可行。
虽然每周有五天在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和得克萨斯州执行流线行动，但图森等地的联邦法院每天最多只能审理七十人。换句话说，某区的边境巡逻队可能在二十四小时内逮捕了数百名迁移者，却只有少部分人会见到法官，其余大多数还是自愿离境，一点麻烦都没有就回到了墨西哥。捉捉放放。迁移者不仅在沙漠会碰到阻力或助力全凭运气，连被捕后会不会上法庭也是。2013年这天我在法院旁听就感觉到，被边境巡逻队送来受审的那七十人根本是随便挑的。上法庭常常只是因为你倒霉。
袋鼠法庭
法官迟到了，十四位律师坐在旁听席上等候自己的客户出庭应讯。其中几位忙着翻阅卷宗，一位穿着廉价西装，外表邋遢，拿着手机在玩填字游戏，坐他旁边的那位则是打着哈欠在看《纽约时报》，还有两位和坐在法庭前方的联邦法警聊天说笑。通常律师们早上九点会到，花三小时见四五名客户，每位客户身上花半小时翻阅卷宗和询问，接着再陪对方进法庭向法官认罪，接受判决。这项服务时薪为125美元，因此每位律师每年光靠流线行动就能轻松赚进12.5万美元，难怪笑得那么开心。
法官总算来了，比预计的一点开始晚了二十分钟。庭审开始，先用英语宣读所有指示和命令，再由坐在法官席旁的口译翻译。每次念到名字的五人到法庭前方，同时起诉。
“点到名请和律师一同上前。12-31324MP。美国诉……”
“乔纳森·里瓦斯·绍塞多。”
“有(Presente)。”
“12-31325MP。”
“比森特·巴迪洛·里瓦斯。”
“有。”
“里卡多·狄亚兹·奥多涅斯。”
“有。”
“戴维·鲁伊斯·冈萨雷斯。”
“有。”
“鲁菲诺·华雷斯·加西亚。”
“有。”
五名被告到齐后，就会轮流回答基本问题。
“绍塞多先生，您是否于2013年3月13日或该日前后于萨萨比镇附近非法入境美国？”
“是(Sí)。”
“奥多涅斯先生，您是否于2013年3月12日或该日前后于诺加莱斯附近非法入境美国？”
“是。”
不是所有被告都了解状况，例如第一批走进法庭的那位不良于行的矮小先生。
“加西亚先生，您是否于2013年3月13日或该日前后于萨萨比镇附近非法入境美国？”
没反应。
“加西亚先生，您是否于2013年3月13日或该日前后于萨萨比镇附近非法入境美国？”
沉默。
“麻烦你告诉被告，他必须口头回复我的问题。”
加西亚先生一脸困惑。律师在他耳边低语几句，加西亚先生忽然跪在法官面前，仿佛哀求怜悯。
“麻烦你请被告站起来。加西亚先生，您了解今天来是做什么吗？”
“法官大人，我的客户不大会说西班牙语，因为那不是他的母语。他只会讲方言。”
“你觉得他能用西班牙语认罪吗？”
“应该可以，法官大人。”
“加西亚先生，您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吗？”
“我认罪(Culpable)。”
“先生，我还没请您认罪，只是问您知道今天是来做什么的吗？”
“知道。”
“很好，好极了。我们继续。加西亚先生，您是否于2013年3月13日或该日前后于萨萨比镇附近非法入境美国？”
“是。”
最后庭上宣读了五人的罪名，并要他们认罪。五人用西班牙语讲了五次“我认罪”。流线行动的被告认罪率估计为99%。接着法庭逐一宣读判决。
“绍塞多先生判处徒刑七十五天，里瓦斯先生判处徒刑三十天，奥多涅斯先生判处徒刑三十天，冈萨雷斯先生判处徒刑三十天，加西亚先生刑满获释。”
下一轮审讯开始。
“点到名请和律师一同上前。12-31329MP。美国诉……”
一小时后，将有七十位男女完成首次出庭、传讯、认罪及判刑，统统压缩在一次快速听证里。这些迁移者绝大多数都会被判刑满获释，但也有人必须入狱服刑，最长一百八十天。一般拘留时间约为三十天。因为被告都不是美国人，所以即使这场审判秀明显欠缺适当程序与法律辩护，还是不被联邦政府或政策支持者在意。这是一场司法大戏，好让政府看起来“对移民严惩严管”，而做法就是将非美国公民交到司法重拳手上，却不给他们一般美国人面对公诉时拥有的权利、特权与程序。阿甘本要我们正视例外状态创造的例外之地，而这套“司法”程序正凸显了他的洞察有多犀利：“倘若集中营的本质在于实践例外状态，创造一个让裸命与司法治理难以分辨的空间，那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只要这个结构出现，不论其中发生何种罪行，也不论其名称与地貌，它就是集中营。”
尽管国土安全部宣称流线行动有效吓阻了未经允许的迁移，却缺乏有力的实证。许多分析者都主张，和流线行动约莫同时出现的美国经济下滑与偷渡成本提高，更有可能是迁移减缓的主因。不过，就如利德盖特(Joanna Lydgate)等人所言，我们倒是有具体证据显示这套可疑的司法程序在大笔花费联邦预算方面可是颇有成效。以我列席旁听的亚利桑那法院为例，如果加上律师费，每年支出将近230万美元，而每位迁移者每日拘留成本是100美元，因此光是图森区每年就要花费5250万美元。过去十年，不断升级的反移民战争已经成了一门赚钱生意。提供人员场所来羁押非暴力非法迁移者的私人企业每年都能从美国纳税人手上赚进数十亿美元。而获利提高多少跟这些企业与反移民议员的不当生意往来脱不了关系。双方达成共识，你盖拘留所，我就设法把人填满。
最后一名迁移者被判刑并送回拘留所后，图森区边境巡逻队再次从被羁押的迁移者中随机挑选了七十人接受次日的审判。下午一点，司法铁链声将会再次响起。几小时后，加西亚先生和其他数十名迁移者搭上巴士，返回墨西哥。
欢迎光临诺加莱斯(Bienvenidos a Nogales)
周二晚上十一点，从迪康辛尼(DeConcini)边界口岸进入墨西哥诺加莱斯的车子不多，不像往美国方向塞了几十辆车，只能缓慢前进。一辆挂着亚利桑那车牌往南走的红色皮卡车正在接受两名深蓝制服的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官员盘查，看车上是否藏有金钱、突击步枪或其他违禁品。其中一人拿着前端粘有镜子的金属棒伸到车底检查，另一人牵着喘着气的德国牧羊犬绕着车兜圈子。一辆车窗涂黑还架了铁条的白色巴士等在后面，离墨西哥人行入境通道的入口只有15米，引擎轰隆作响。车身原本漆有“威康贺运输公司”字样，但已经被白乙烯基涂料盖掉。这家颇受争议的安保公司每年都跟联邦政府签约，负责拘留及载送迁移者回墨西哥；因为曾经和其他同行一起被控虐待迁移者，所以在被士瑞克保全集团收购后便刻意保持低调。
巴士门开了，一名身材走样的武装保安走下来和两名边境巡逻队员打招呼。其中一名队员说了句“走吧(Adelante)”，巴士上那群衣冠不整、神情憔悴的男人鱼贯下车。有些人背着黑色或迷彩背包，上头挂着一张写有“国土安全部行李检查站”的标签；有些人拎着印有“个人物品”字样的透明塑料袋，国土安全部的戳章盖得到处都是；还有些人两手空空，所有家当不是在沙漠里被边境巡逻队逼得扔掉了，就是在羁押时被看守员没收了。拘留中心的垃圾桶里塞满了食物、水、备用衣物、糖尿病药物、选民证和皱巴巴的小宝宝笑呵呵的照片。沙漠里也有这些物品，最终都成了这个秘密社会过程的考古遗留。
这群衣着灰暗的乘客半夜被人丢在边界，神色都颇为惊慌，而这点并不难理解。从疲惫的脸庞、迷彩服、脏球鞋到挂着政府标签的黑色背包，都在宣告他们是好欺负的被遣送出境者。不少迁移者戏称这叫“失败者制服”，让他们走在路上格外显眼。我曾经问一位边境巡逻队新闻处人员，通常是哪些人会在晚上被遣返。“晚上真的很危险，”他告诉我，“所以我们只遣送男性，不会遣送妇女和孩童。”但根据人道团体“终结死亡”(No More Deaths)和我个人的观察，边境巡逻队不一定那么守规矩。
在深夜被驱逐的迁移者中，最提心吊胆的通常是从其他边境区被横向遣送到诺加莱斯的人，这一晚也不例外。而那些迁移者会被横向遣送，是因为“外来者移地出境计划”(Alien Transfer and Exit Program, ATEP)。这又是国土安全部“有效执法”的另外一招。边境巡逻队声称，用巴士将迁移者送到距离被捕地点很远的边界口岸后再驱逐出境，可以达成两个目的。首先，这样的调动有助于“吓阻一再非法穿越边境或寻求人口贩子协助的外来者，进而破坏人口贩运集团的运作”。其次，这种做法可以“让外来者免于落入人口贩子之手，不用被迫再次连日承受严苛环境的考验去尝试穿越边境”。这两种说法都很有问题，因为墨西哥所有边境城镇都有人口贩运集团，联系新的“郊狼”比打开邮件还简单。此外，许多从加利福尼亚州圣伊西德罗等城市地区被横向遣送的迁移者都会发现，被扔在诺加莱斯这种地方最简单的脱身之道就是穿越沙漠。
我曾在其他地方指出，横向遣送与其说是为了打击人口贩运和保护迁移者，不如说是为了混淆被遣送者，让他们身陷险境。施佩纳(David Spener)也表示，如果想找“郊狼”带路，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在家乡雇人，可以大幅减少被讹诈、攻击或抛下的可能。边境巡逻队将迁移者送往陌生的边境城镇，使其无法求助可能有点私交的人口贩子，不仅将迁移者推入险恶的地理环境，还促使他们求助不认识的人口贩子，导致被抢的几率比在其帮助下成功穿越还高。尽管“外来者移地出境计划”于2008年才启动，但将迁移者送到环境和人际关系都陌生的城镇的做法至少早在1950年代就已出现，而且事实证明后果血腥。
这里是墨西哥境内，我站在人行入境通道前的出租车候车站旁，几名头发抹油的男子靠墙坐在附近的长椅上抽着廉价香烟，等被遣送者出来。其中一位男子名叫加利亚多，长得圆圆胖胖，只剩一条腿，是这一带行走多年的“郊狼”，替新来的迁移者和能带他们穿越沙漠的向导(guía)牵线。比起其他人，他显然算可靠的：地盘小，联络方便，就算你被他雇的向导抢了或抛弃了，回到诺加莱斯也不难找到他。他就跟“老忠实”喷泉(Old Faithful)一样，不是坐在国际大道的雷希斯旅馆酒吧门口，就是把车停在马里波萨口岸附近的墓园前，跟刚被遣送的迁移者闲聊。他经常开着那辆老旧的栗色庞蒂克往来各据点，用木拐杖踩油门，剩下的腿踩刹车。这晚，他和其他人正紧紧盯着站在怠速巴士前的那群迁移者，物色下一位客户或冤大头。他们当中大多是男的，偶尔有女的，个个带着给迁移者一张温暖的床和便宜迅速偷渡的许诺，只不过他们除了带人穿越沙漠，也可能绑人勒索赎金。
可怜加利亚多和他的同伴们了（对迁移者来说则是走运），一辆亮橘色的公务卡车在边界口岸前停下，两名贝他组织人员从车里出来。贝他组织隶属于墨西哥国家移民中心，负责为迁移者（包括取道墨西哥前往美国的非墨西哥人）提供医疗、信息和一般协助。此外，保护被遣送者不受人口贩子、黑道帮派与组织犯罪网络侵犯也是他们的工作内容。这两位仪容整洁的男性到这里来是为了充当便车(un raite)，载那十几名迁移者到几千米外的胡安·博斯科，诺加莱斯最大的迁移者收容所。倘若他们没有出现，那群新人就得在街上碰运气或等到破晓再自己找路去贝他组织办公室了。
梅莫和路丘凌晨两点被遣送出境那次，两人害怕会被在出租车候车站等着的那些人攻击，所以睡在边界口岸附近的长椅上。有些人搞不清状况，决定摸黑走去收容所，结果往往被附近专门欺负迁移者的小混混追着打。公务卡车载货似的载着迁移者离开边界口岸，加利亚多跛着脚横越马路，重新坐回酒吧门口，几小时后再回来等待。
收容我
胡安·博斯科收容所，典型的夏日夜晚。下午气温几乎都在38℃左右徘徊，这会儿太阳终于下山了，闷热的夜晚空气有如湿毛毯裹在所有人皮肤上。六十个男人、十二个女人和三个不到十岁的小孩挤在收容所的教堂里，虽然这地方是为了宗教活动而盖的，但多半时候是充当新来迁移者的等候区或临时寝室，如果床铺都满了的话。角落一台风扇颤巍巍地转着，将热风从教堂的一头推到另一头。附近一台电视大声报着地方新闻，声音震耳欲聋。不晓得为什么总是有人把音量调大。不过也没区别，反正你也听不到主播在讲什么，因为教堂里几十个人都在同时讲话。
“不骗你(No mames cabron)，我们走到萨萨比，他妈的‘郊狼’竟然丢下我们。我们还被抢匪洗劫了两次。我敢说那个‘郊狼’和他们绝对是一伙的。”
“你知道哪里有阿兹特卡银行？我哥说他要汇钱给我们，让我们再试一次。他搞不懂我们怎么还没穿越边境。”
“喂，这地方叫什么名字？佐诺拉吗？”
梅莫探头到教堂里大喊：“男士们(Caballeros)，今晚人很多，快出来排队。”他口气严肃，想让众人相信他有管人的权力，明明他自己也是被遣送者，而且才来没几周。男人们一边嘀咕一边从座位上起身，鱼贯朝门口走去。途中他们经过一个供奉瓜达卢佩圣母的小祭坛和一座耶稣受难木雕，祭坛前堆满了祷告卡、零钱与照片，全是之前的迁移者留下的。耶稣脖子上挂了好几串玫瑰念珠和圣母圣衣，保佑奉献者下回能躲过边巡人员或水不会喝完。耶稣头上、手上和脚上都漆上了血色。一名双脚都缠着绷带的男子从木雕前走过，纱布渗着墨点般的血渍；还有几个人在胸前画十字，对着墨西哥最重要的两个信仰对象低声祈祷。
萨穆埃尔坐在缺了角的木桌前，在入住单上草草写下这天的日期。他虽然不高，但坐在椅子上显得很魁梧，墨黑的头发中分得非常完美，还抹了一大把芳香发胶固定，简直就像等着考问紧张的面试者、判断他们能不能留下来的大主管。他是收容所里最洁身自爱，也是唯一真正受人尊敬的员工。他讲话音量不高，而且几乎不带情感，但咬字非常用力，就像刻在木头上一样，给人一种永远气冲冲的感觉，完全无法想象他本人其实喜欢“打嘴炮”。当他递餐盘给你，问你要不要多一点辣椒时，那讲话的语气永远让你猜不透他到底是不是在开玩笑。
胡安·博斯科收容所内，2013年（迈克尔·韦尔斯摄）
萨穆埃尔已经在胡安·博斯科待了快十个月。他在菲尼克斯因为无照或无保险驾驶被捕，然后被遣送到这里。他一直在存钱，想买假证件蒙混进美国，那些东西至少要花掉他几千美元。他告诉我：“梅莫和路丘打算在沙漠里走很远。我不想那样做。那太冒险了，我不想拿自己的性命冒险。”萨穆埃尔是普埃布拉人，几个月以来一直负责着收容所的日常运作，依照负责人伊尔达(Doña Hilda)和洛雷罗(Don Paco Loureiro)的指示办事。伊尔达和洛雷罗每天只会来收容所几个小时。两人三十年来协助了将近200万名迁移者，目前则是将多数管理工作与劳务交给萨穆埃尔和其他几人。这些员工被遣送来之后，选择永久待在收容所里从事低薪工作或担任志愿者。梅莫和路丘虽然是新来的迁移者，而且打算再次穿越边境，却不知如何打动了伊尔达，允许他们长住下来，而不是只能待三天。梅莫傻笑的模样和温和的态度让人倍感亲切，似乎常替他带来意外的好处。他和路丘保证会守规矩，并协助维持秩序与整洁。
被遣送的男士们在萨穆埃尔的桌前排队，个个都像野人一般满脸伤痕，穿着肮脏的上衣与脱线的球鞋。有些人拿着满是尘土的背包，上头还挂着拘留期间国土安全部别上的标签。一名十九岁少年穿着住院服和拖鞋，鼻梁断了，额头上缝了十四针。“带我们的‘郊狼’想加速赢过边境巡逻队，结果卡车翻了。”他告诉我。一名来自恰帕斯的独臂男子要人帮他压饮水机的出水龙头，好往小塑料杯里装水。他独自穿越边境，结果在沙漠里迷路了六天。他完好的那只手臂上有一个褪色的黑色痕迹，曾经是戴着荆棘、双手祷告的耶稣头像。他说神在沙漠里保护了他，让他免于一死。
另一个名叫拉洛、一脸严肃的墨城佬(chilango)说他在菲尼克斯住了很多年，最近才被遣送出境。那天他和几个好兄弟在一处空地等逛完“家得宝”(Home Depot)的顾客出来，看有没有零工可打，结果被警察逮捕，理由是非法侵入。两名来自瓦哈卡的中年男人用米斯特克语交头接耳，接着用很糟的西班牙语问梅莫有没有东西吃，他们已经饿了两天肚子了。梅莫开始说厨房里有七菜全餐和冰啤酒等着他们。尽管大伙儿都饥肠辘辘，还是被他这番胡扯(chiste)逗笑了。只有这样才能不让眼泪掉下来。
在胡安·博斯科收容所排队上厕所，2009年（作者摄）
除了人物略有不同，同样的场景一年到头天天都在胡安·博斯科上演。男女老幼排队等着住进收容所，不论丈夫、妻子、亲友、子女或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只要你肯听，他们都有关于疲惫、脱水、心碎与倒霉的故事可说。过不了多久，所有疲惫的面孔与悲惨的故事都混在了一块儿。
“一次一个人。”萨穆埃尔说，“请拿出你的遣送单(comprobante)。”
“所有人把文件拿在手上。”梅莫说。
“大名？”
“米格尔·洛佩斯·培尼亚。”
“年龄？”
“二十七岁。”
“出生地？”
“恰帕斯州塔帕丘拉市。”
“大名？”
“劳尔·帕斯·奥内拉斯。”
“年龄？”
“三十七岁。”
“出生地？”
“瓦哈卡州瓦哈卡市。”
“大名？”
“吉列尔莫·威尔逊·托雷斯。”
“年龄？”
“十九岁。”
“出生地？”
“特拉斯卡拉州阿皮萨科市。”
唱名登记持续了二十分钟。瓦哈卡、恰帕斯、韦拉克鲁斯、格雷罗、哈利斯科，感觉就像上了一堂墨西哥地理课。光从几名入住者就能看出某种模式：瓦哈卡、瓦哈卡、恰帕斯、瓦哈卡、韦拉克鲁斯、恰帕斯、瓦哈卡，原住民人口最多、最贫困的州比例奇高。绝大多数的被遣送者来自墨西哥，但每天也有来自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的被遣送者。据估计，美国每年逮捕和驱逐的迁移者中，有15%来自这些国家。十七岁、四十一岁、六十三岁，偶尔甚至有婴儿或七十多岁的长者，看不出对年龄有什么限制。女性入住者的出生地与年龄分布也遵循相同的模式。
一个男的谎报国籍被逮到。
“出生地？”
“尤卡坦。”
“尤卡坦半岛？真的吗？我们这里很少遇到尤卡坦人。你住尤卡坦哪里？”
“呃，其实我是洪都拉斯人。”
“我想也是。你没有遣送单，所以只能住一晚，明天就得离开。”
没有遣送单的，尤其是那些还要往北走的中美洲人，只能拿到一日住宿证。虽然墨西哥对外邦人的歧视很严重，但这项规定主要是为了防止吸毒者和小偷假扮成离开收容所的迁移者。
最后，入住手续总算完成，所有人的姓名资料都记在簿册里。同样的流程午夜十二点和凌晨三点还要再来一次，贝他组织会用卡车载送新一批被遣送者过来。收容所员工到隔天清晨都没什么时间睡觉。
手续完成后，接下来就是说明入住的相关规定。这时拉斐尔（或拉斐）就会上前对着疲惫的迁移者咆哮：“所有人到这里集合，注意听！”三十一岁的拉斐长得矮矮胖胖，肤色很浅，有着一张稚气的圆脸和绿眼眸，从外表绝对猜不到他曾经在家乡恰帕斯当军人，反而更像爱玩Xbox游戏机和抽大麻的家伙。他在罗利―德拉姆住了几年后，决定回家乡探望生病的母亲。几个月后，他尝试横越沙漠返回北卡罗来纳州，结果在路上伤了腿，最后被遣送出境，拄着拐杖到了胡安·博斯科。收容所准他延后离开以便静养，但他很快就成了员工。虽然他成天嚷着自己很快就要穿越边境，但我感觉他在这里管人还蛮自在的，而且也待上快一年了。他显然很喜欢凶新来的迁移者。
拉斐：好了，各位，这里是私人机构，不是公家单位。我们跟政府、移民机构或贝他组织没有任何关联。他们把你们送来这里，免得你们流落街头。我们希望所有人和气相处，彼此尊重又守秩序。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维持这地方的整洁。浴室里有蓝色垃圾桶，所有不要的东西都可以丢在那里，例如脏衣服和袜子等等。别扔在地上或从窗子扔到浴室外面，懂吗？
迁移者（异口同声）：懂。
拉斐：很好。这里不准骂脏话，也不能光着上身四处走，因为还有女人小孩在，不是只有男人。我不想听到有人骂脏话，懂吗？
迁移者（异口同声）：懂。
拉斐：浴室在后面左边。你们可以去那里上厕所、洗脚和冲澡。水龙头打开应该随时有水，但最好检查一下。如果没水，就拿桶子下楼去装，桶子排队使用。下面有两个黑色水槽，有龙头可以给桶子装水，让你冲澡、洗脚或冲厕所。最近有很多人很懒，上完厕所也不拿桶子下去把水装满，害下个人没办法冲水洗手。这里什么都不用钱，住宿也免费，所有东西都是共享，因此需要保持浴室整洁。洗完脚记得把鞋子拿走，放进这些黑垃圾袋摆在这里，免得臭气冲天。所有鞋子都摆在这里，如果能放进背包或自己的袋子里，就随身带着，不然就收进黑垃圾袋里。装满一个袋子，就封好再开另一个垃圾袋。有没有问题？
迁移者（异口同声）：没有。
拉斐：这里禁止吸烟。身上有烟、火柴或打火机的人记得把它放在桌上，我们隔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还给你们。身上有尖锐的东西，可能割伤或刺伤人的，也放在桌上，我们隔天早上归还。警察很快就会来这里给各位搜身和检查行李，只要找到违禁品就会把你赶出去。所以烟、火柴、打火机、刀和利器都交出来，我们明天会归还。警察明天早上也会过来，这是法律规定，不只保护你们，也保护我们这里。
各位，睡觉的地方有折好的毯子，可是数量有限，所以有些人今晚不会有毯子或床位，但有床垫可以睡地上。
迁移者：这里有肥皂吗？
拉斐：肥皂？你们可以去浴室看看，但我想应该没有。你们得自己去看。我们没办法提供物品给每个人，你们得自己互相分享。这里没有政府补助。因为没有补助，所以我们东西不多，只能提供现有的物品。有问题吗？梅莫，你有要补充的吗？
梅莫：别把袜子或内裤摆在浴室窗子上，免得下一个洗澡的人闻到你他妈的臭内裤（笑）。
规定说完了，拉斐和梅莫开始分配床位。
拉斐：你睡上铺。嘿，你，你过来。你睡你爸旁边。还有谁是结伴的吗？好，那你们都睡这张床。
梅莫：鞋子不要放地上，收进垃圾袋里。
拉斐：你睡上铺。你不想睡上铺？为什么？
迁移者：我脚痛，没办法爬高。
拉斐：好吧，那你睡下铺。还有谁身体不舒服，没办法爬高的？
床位安排好，警察就来了。棕皮肤的身躯一字排开接受搜查，背包里的东西被掏出来扔在地上。警察刻意想让气氛轻松点：“各位，我们来找毒品、枪支和保险套啰！”搜查时，有几个人趁机发消息给家人，告诉他们自己到了哪里，而我则是和角落一个名叫约翰尼的洪都拉斯少年攀谈了起来。他一脸愁容，浑身脏得要命，衣服满是污渍，破破烂烂，感觉在桥下住过。他的遭遇很坎坷：“我大概三周前离开洪都拉斯，想去路易斯安那投靠亲戚。我以为接近边界会轻松一点，没想到更辛苦，进出墨西哥都有生命危险。”他看了警察和拉斐一眼，压低声音对我说：“这里没人会帮你。”
除了两脚缠着绷带站不起来的先生，所有人都搜查过了。警察一无所获，没有毒品、枪支或是保险套。梅莫宣布晚餐快好了，等女士们吃完，就有二十个人可以先下去用餐。我刚要往厨房走，就被萨穆埃尔抓住手臂拉到一旁。“我看见你刚才在跟那个洪都拉斯小伙子讲话。你要小心点，免得被他抢。”我跟他说，我觉得他比宿舍里大多数墨西哥人还惨，可能也是最害怕的。萨穆埃尔用他一贯严厉的语气冷冷说道：“洪都拉斯人都是强盗和骗子，统统都是，他们最会装哭脸。”
大厅里，长方形的塑料桌上摆了几碗炖豆和几小叠温热的玉米饼，女人们和三个孩子坐在桌前狼吞虎咽。帕托一边弯腰对着炉子搅动大锅里的食物，一边跟年纪比较轻的几个女人搭讪。他已经在胡安·博斯科待了好几年，被遣送出境前住在圣迭戈，在那里的几家高级餐厅都当过厨师。“我会做意大利菜、做寿司，你说得出来的料理我都会做。”他常这样吹嘘。他没有选择返回家乡瓦哈卡，也没有尝试穿越沙漠，而是在收容所里还算舒服地待了下来。现在的他就像美食魔术师，不论别人捐了什么食物或收容所的微薄经费能买到什么食材，他都能变出美味的饭菜。
几个女的称赞了他的厨艺让帕托笑得合不拢嘴，他告诉她们自己还单身。我找了个位子坐下，跟一位名叫蕾蒂的年轻女孩攀谈了起来。她挺着大肚子，看上去怀了八个月的身孕，因为双脚肿胀，肚子太大，所以鞋子脱了，裤扣也都解开。她告诉我和帕托，她今年十五岁，来自恰帕斯，和丈夫在沙漠里走了五天，顺利到了接应点，可是答应要来接他们的人却没有出现。两人别无选择，只好向边境巡逻队自首。从在座每个人的表情来看，大伙儿都特别同情她。这里所有人都很惨，但总是有人更惨。
来自瓦哈卡、年近三十岁的两姐妹开始逗帕托，说他厨艺这么好，哪可能还单身。帕托想把她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我身上，就跟她们说我因为老婆不在身边，所以想来收容所找个“墨西哥女朋友”。两姐妹觉得很好玩，就开始跟我说她们的故事。姐姐芭芭拉定居宾夕法尼亚州多年，在一家大型购物中心附近的芝乐坊餐厅上班。她回瓦哈卡探望小孩，妹妹决定和她一起去美国找工作，于是姐妹俩在沙漠里走了五天，最后被边境巡逻队逮到。我问她们还有谁同行，芭芭拉指了指坐在她们旁边默默吃饭的四十多岁女人，并跟我说她叫埃斯特尔。埃斯特尔马上问我有没有小孩。我说没有，她说：“我在沙漠里走了五天，就算要我再走五天也行，我不在乎。主啊，我一定得过去(Primero Dios tengo que pasar)，我要见我的孩子。”在奥巴马的大遣送时期，“我要见我的孩子”成了支持原定被遣送者的口号。埃斯特尔开始啜泣，芭芭拉搂住她。接着埃斯特尔又问：“你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冲澡吗？”帕托说：“晚餐结束就可以了，但可能还要再等半个钟头，我记得有个时间。”埃斯特尔擦去眼泪，转头破涕为笑对我说：“这个澡我都已经等了五天，再等一小时有什么关系呢？”
女士们用完餐，回到了女子宿舍。帕托和我开始清桌子，让梅莫带第一批二十位男士来吃饭。他们吃得很安静，交谈大多围绕着有没有盐巴或多的玉米饼打转。所有人都像几天没吃饭似的，而且搞不好还真是那样。我正在炉子上热玉米饼，用餐区通往外面街上的金属门忽然砰砰作响。帕托开门发现外头是高瘦结实的贝他组织人员弗拉可。“嘿，我送了一个女孩过来，她在卡车上。”我朝窗外瞄了一眼，只见一名二十岁出头的年轻女人坐在前座。
“你怎么不两小时前把她跟其他女的一起送来？”帕托问。“因为我得先带她去打个电话。”弗拉可咧嘴微笑，接着转头朝我眨了眨眼，做出地球人都知道的口交动作。我面无表情点了点头，努力不让怒火表现出来。所有人都知道弗拉可是混账下三烂，经常以协助寻找亲人之类的小恩小惠占女性迁移者身体的便宜。他卡车里有一把没执照的手枪，老是在深夜迁移者下车后故意亮出来。有一回我们在厨房玩牌，他忽然掏出手枪像小孩一样朝人乱比，我感觉我们当中一定有谁会成为倒霉鬼。收容所员工都不喜欢也不信任他，但没人能对他的滥权说什么。帕托要他带那个女的进来，然后立刻陪她去了宿舍。“别担心，”他说，“我待会儿就拿晚饭给你。”
接下来三个小时，贝他组织又载来两卡车的迁移者。帕托又做了八十多份晚餐，最后把豆子都用完了。我们只好改供盐渍小黄瓜、面包片和食橱里搜得到的任何东西。到了半夜，帕托告诉新来的迁移者没食物了，不少人只好饿着肚子去睡觉，但所有床位都满了，有些人睡在教堂的地板上。
我和梅莫、路丘又聊了一小时，觉得该睡了。回男宿舍途中，我不小心踢到了好几个因为晚来而只得睡在过道上的迁移者。我找到萨穆埃尔的床位，拉出他替我留的地垫铺在地上，随即倒头躺在路丘的床旁边。我觉得好累，却迟迟无法入睡。房里高温、空气不流通，再加上七十五个汗涔涔的身躯，把整间宿舍弄成了臭烘烘的桑拿房。几个人打呼打得厉害，让我好生嫉妒，其他人则是躲在毯子里发消息或只是在闷热里不停翻身。最后我总算沉入梦乡，但半小时后就被窸窣声和某人的咒骂声吵醒。宿舍里很暗，但我听出其中一个讲话的人是路丘。
“妈的，你在搞什么鬼？”
“没事。”
“什么叫没事？”
“我在找我的鞋子。”
“现在是睡觉时间，你为什么需要找鞋子？喂，那件他妈的T恤是我的！”
忽然间，萨穆埃尔从我身上跳过去，一把抓住路丘在骂的人。“我认得你！”他吼道，“你就是几周前偷了别人鞋子的混球！”我坐起身子，听见几声挥拳的闷响。路丘打开前门，一道光线透了进来。我瞥见萨穆埃尔揪着某人的脖子离开，房门砰的关上，宿舍再度一片漆黑。一分钟后，两人悄悄摸回床上，赶在贝他组织卡车再一次载人来之前小睡片刻。
边界带
清晨七点，收容所里的迁移者几乎都已经换好衣服，从黑垃圾袋里拿出鞋子，并收好行李。由于早上七点至傍晚六点收容所必须清空，所有人都得离开。你要是才在诺加莱斯待了一晚，那就还可以回到胡安·博斯科收容所停留两夜，有地方休息和热食可吃。已经待到第三晚（也就是最后一晚）的人就得另谋他途，包括找地方过夜。迁移者鱼贯走出前门，一边从大塑料袋里拿回昨晚被收容所员工收去“保管”的烟。不少人会发现自己的那包烟变薄了，只因为拉斐半夜趁四下无人悄悄抽了“烟税”。
贝他组织的卡车载着女人和小孩离开了，预备送往办公室。贝他组织的办公室是一栋亮橘色的混凝土建筑，位于迪康辛尼边界口岸（也就是迁移者被遣送出境的地点）以西1.8千米处，距离马里波萨边界口岸大约800米。才在沙漠跋涉了几天的男士们则得自己走上几千米到办公室。这条狭长地带是贝他组织办公室的所在地，也是被遣送者通常的归处，迁移者通常称之为边界带。
在边界带，每天都上演着由女英雄、骗子、无所事事者和圣人合演的同一出戏码，仿佛斯坦贝克小说《煎饼坪》(Tortilla Flat)里的情节无限反复，让人心碎又受到鼓舞。同一个对话和互动中，你可以看到人上一秒哭哭啼啼，下一秒就失控大笑，上一秒对人性绝望，下一秒又惊喜于陌生人的善意。站在边界带，我很快就发现边境穿越故事里这个特殊的部分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在这个人员流动不居，充斥着各种社会关系、经济交换与政治操弄的场域里，任何尝试划定明确界线的想法都是徒劳的。
如同索诺拉沙漠异质集合体，这片文化界域有太多元素不停演化变动，以致无法一眼窥其全貌。面对母体不固定的情形，研究者只能尽量接触随时随地出现在你面前的各种人，而他们的故事就像扭曲的万花筒里的图案一样，时而清晰时而模糊。今天吃着塔可饼向你倾诉生命故事的人，明天可能不见踪影，被新的面孔和故事所取代。时间一久，你会发现有些故事大同小异：“我无照驾驶被遣送出境，我得回到小孩身边。”其余故事则是莫名其妙，惊奇、有趣、悲伤、分裂或普通至极。对边界带进行深入民族志研究注定是片面的，有时混乱，永远形貌不定。接下来的民族志速写是我个人的微小尝试，希望捕捉到诺加莱斯两个主要边界口岸之间土地上的一丁点日常。
在本章剩余的篇幅里，我将带读者回顾我2009年至2014年在边界带观察到的一些时刻。我刻意抹去这些民族志速写的时间，因为归根结底，我所描绘的迁移者经历和时间没什么关联，直到今日还在发生。边境文学作者乌雷亚说得好：“只要对边境有一点了解的人都会告诉你，墨西哥边境城镇二十四小时都在剧烈改变，却也不曾和不会改变。”
这些迁移者叙事没有固定的结构，全是拍立得照片和毫无定论可言的故事。我在诺加莱斯遇到的那些人，许多只跟我交谈过一两次就去了沙漠，从此我就没再听说他们的下落。这里就跟其他边境城镇一样，只是迁移之路的中途站，而我能做的往往只是在这些人从我眼前出现到消失在地平线之间做下记录。
贝他组织
被遣送者会发现自己选择有限，有些甚至干脆放弃穿越边境的希望，决定回墨西哥或中美洲的家乡。他们通常是初次穿越边境的迁移者，因为沙漠里的经历而留下巨大的心理阴影。不过，绝大多数刚被遣送的迁移者都不会放弃，只要休息够了或攒足购买旅途必需品的钱，甚至雇“郊狼”的费用，就会再次尝试。这可能只需要几天工夫，亲戚能汇钱帮忙的话更是如此。至于境况比较糟的人，预备期可能长达一周或数周，甚至得在边界带偷拐抢骗才有办法应付，手法包括四处打给肯接电话的亲友、洗窗户、乞讨、偷窃和兜售各种物品。当地多数商家都不想雇用迁移者，而雇用迁移者的商家往往恣意剥削他们。这时，“我要见我的孩子”或“瓦哈卡已经没什么可留恋的了”之类的念头就变得格外重要。面对艰难的预备期需要有东西保持动力，才不会灰心放弃。但不论你决定如何，所有事情都在贝他组织办公室里或围绕着它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