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跳上巴士，默默奔向诺加莱斯郊区。他们俩会徒步进入沙漠。这时梅莫忽然转头对我说：
我现在心里好乱。我想到我的家人。我很怕自己会死在那里。每次都不一样，你永远不晓得会发生什么……抢匪今晚应该在开派对，因为今天是周六。我们应该可以躲过他们。我们有食物和水；上帝保佑，我们会过去的……我们会尽量撑久一点，想尽办法撑下去。
朝边界带出发（作者摄）
我们三人下了车，朝贝他组织办公室西方的涵洞走去。我在边界带做田野时，每天都会从旁边经过，但直到现在才晓得它的功用。涵洞通过高速公路底下，迁移者走出涵洞就会来到诺加莱斯市区边缘，走上通往沙漠的小路。梅莫和路丘之前用过这个涵洞，而且有一套做法：
梅莫：涵洞里很黑，进去后必须专心听，才听得出有没有响尾蛇，免得有人被咬……你还得留意里头有没有人，如果有就立刻回头，因为对方一定是抢匪。你可以回头，但他们如果看到你了还是会追上来。他们会在那里守株待兔。你有时可以从烟味判断有没有人躲在里头。有的话我就会叫路丘停下来，因为有人躲在里头。穿越边境的人没有理由在涵洞里等。他们不是迁移者，是打算抢你的抢匪……你必须一直很小心，因为走那里的人很多。我们看过有人白天很早就进去了，但我们评估应该下午进去，因为我觉得最好等天有点黑，几乎看不见了再到边界带。
我们停在涵洞附近，三人互相拥抱道别。梅莫开始前进，但忽然转头大喊，要我拿出相机来：“拍张照片给你的学生看！放进书里！”那是我头一回不想拍照。观察这个过程很难受，但我努力振作，脸上挂着笑容。他们俩踏进沙漠前最不需要的就是看我哭哭啼啼。贝阿尔(Ruth Behar)曾经写道：“不让你伤心的人类学就不值得从事。”这句话很有力量，我也一直很赞同，但有时实践起来并不容易。目送路丘和梅莫一点也不令人兴奋，也不是什么发人深省的人类学田野经验，只让我感觉自己没用，替他们俩担心。接下来我再也帮不了他们了。
我脑中千头万绪，不晓得自己会不会再见到他们。难道会是认尸？各种末日景象瞬间朝我袭来：梅莫张口大声呼救，白沙如巨浪翻腾，一口将他吞没；路丘的《圣经》遗落在地上，一页一页被风雨慢慢毁去，手背和脸上的皮肤干枯碎裂，转眼随风而逝，没有皮肉的骷髅头睁大眼睛，咧嘴微笑。我开始想象自己之后会如何描述此时此刻。想到这场经历可能会变成我作品里的数据，对我有利，却无助于他们活下来，就让我恶心想吐。眼下的我就只是个学术偷窥者。我和他们的距离从来不曾如此遥远。
我勉强拿出相机拍了几张模糊的照片，让出发的梅莫开心。他停在涵洞前，露出牙齿朝我微笑挥手，接着放声大喊：“别担心，我带了苹果汁！”然后就和路丘消失在黑暗中。我往回走了15米，在墓园前的人行道边颓然坐下，任由穿着洁白制服和发亮皮鞋的刚放学的孩子们从我身旁走过。
科技战
手机拍照声此起彼落，几名学生呵呵轻笑。冈萨雷斯和我看到我那挺着肚子的老婆穿上9公斤重的军绿战术背心，头戴夜视镜，看上去就像导演吉列姆(Terry Gilliam)电影里的人物，都不禁咧嘴笑了出来。冈萨雷斯兴冲冲告诉我们：“夜视镜很酷，但好戏还在后头，等你们进到枪炮室就知道了。”这些年来，我常带学生参访边境巡逻队，负责导览的巡逻队员多半是年轻的拉丁裔男性，而且讲起他们的“玩具”就很兴奋，冈萨雷斯也不例外。我们所有人拿下夜视镜，跟着他在走道穿梭，浏览两边墙上的政府宣传海报、“9·11”事件罹难者的追悼影像，以及巡逻队员靠在没收的大麻砖金字塔或载有安非他命的后车厢旁露齿微笑的照片。照片里的男性（几乎都是男的）个个都像站在猎物旁的猎人一样。我们经过一个布告栏，上头贴着美国头号通缉犯传单，包括恐怖分子、毒贩与“郊狼”，还有一张某位墨西哥人口贩子的影印照。有人用铅笔在那个墨西哥人的额头上戳了个洞，并且写上“哈哈”两个字。
枪炮室是个没有窗户的白色小间，里头收着的泵动式霰弹枪和突击步枪多到可以打一场小型内战。我目光落在一把雾黑色的黑克勒―科赫HK-33型5.56毫米突击步枪上。这种枪一分钟可以射击750发子弹，初速每秒950米，我在沙漠看到巡逻队员带过几次，所以很眼熟。2010年，我们在阿里瓦卡的田野工作站遭到十一名边境巡逻队员包围，带头冲锋的蒙面队员就拿这种枪，并且随即开始盘问在屋外清洗和记录在沙漠收集到的迁移者遗留物的大学生。说这种武器吓人还算保守的。我敢说那些来自莫雷洛斯(Morelos)的玉米农和特古西加尔巴(Tegucigalpa)的失业教师被巡逻队员压在地上，用这种枪指着，耳朵里听见对方大喊“妈的，别动！(¡Parense putos!)别逼我开枪！”时肯定吓得屁滚尿流。
导览继续进行，我们见识到更多边境巡逻队用来“提高现场警觉度，加强对边境威胁之侦测、识别、监控与反击能力”的装备器械，有如魔法阵一般令人目不暇接，包括“生物特征辨识系统、手持热感应装置、行动监控系统、无人地面传感器、行动影像监控系统……远程影像监控系统……车辆及货物检测系统……夜视装置……集成固定塔”。别忘了还有突击步枪、无人机、四轮车、马、手铐、电击棒和老派的军靴踩脖子。
每回造访边境巡逻队，参观他们的科技火力展示秀，我都会想起梅莫的笨重工作靴和路丘的《圣经》，想到他们用26美元买到的东西和美国边境查缉单位每年花费的数十亿美元。政府不断将纳税的钱奉献给边境治安工业复合体，迁移者则是不断购买黑色衣服和大蒜。双方都相信自己的工具和策略很有效，就如同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c)里描述的：“要知道，岛民坚信魔法的价值，就算如今有太多当地信仰与习俗遭到破坏，但依其行为来看，岛民对魔法仍然深信不移。”
1989年，也就是梅莫首度穿越边境下一年，美国边境巡逻队的年度预算为2.32亿美元，到了2010年已经飙涨到38亿美元，原因除了1990年代中期查缉措施改变，也和2001年“9·11”事件导致治安疑虑升高有关。38亿是很惊人的数字，但这还不包括分配给其他相关单位的数十亿预算，例如主管边界口岸治安的移民及海关执法局与负责边界围墙修筑和维护的数个机关。根据最近一份国会报告的粗略估计，美国2012年度的边境治安开销高达148亿美元。
曾任亚利桑那州州长及国土安全部部长的纳波利塔诺(Janet Napolitano)对记者说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就是边境的最佳写照。”美国和墨西哥隔着一道墙，但所有人都晓得那道墙阻拦不了人和不法药物，不信你问那些经常找到或想出新方法越墙而过的人就知道。有些走私者会建造投射器，像射弹弓一样把毒品射过围篱。有影片录到某位蒙面男子一边拿着手机闲聊，一边用普通的千斤顶将围墙举起，让人从底下钻过去。还有影片录到运毒者修筑坡道直接开车越过围墙，甚至花费数百万美元挖掘隧道从围墙底下通过。别忘了还有那些嘴里骂着“去你妈的围墙”，然后就直接翻墙的小老百姓。威慑预防策略施行后，翻墙的人确实少了，但数量还是不容执法单位小觑。美国联邦政府2009年一份文件显示，诺加莱斯的边界围篱那年平均每周有八人翻越。那一带明明有那么多监视摄影机、巡逻队员与动作传感器，这个数字简直惊人。我曾经亲眼目睹两个男的大白天直接翻越诺加莱斯市区内的边界围墙，从边境巡逻队的警车旁匍匐通过。有志者事竟成。
边界围墙，亚利桑那诺加莱斯（迈克尔·韦尔斯摄）
虽然证据显示筑墙阻挡不了弹射器、千斤顶和其他五花八门的创意，但美国人似乎依然坚信，修筑更多围墙可以解决国内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政治人物很清楚选民的这个执念，经常加以利用。譬如2011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凯恩(Herman Cain)在田纳西州库克维尔谈到移民治安问题，就用这席话获得台下群众的如雷掌声：“我们会盖一道真正的围篱，不只高6米，还要加上带刺铁丝网、通电，并且在围篱另一边挂广告牌注明‘足以致命’……结果我这样说被人批评，‘凯恩先生，那样做太不考虑别人了’。什么叫不考虑别人？那些人偷渡到美国来，杀死我们的同胞和边境巡逻队的弟兄，那才叫不考虑别人。我一点都不担心自己不考虑别人。我只是要那些人别再溜进美国！”我总是忍不住想，到时凯恩这些保守派要找谁去盖超级围墙？总不会是2006年因为雇用无证劳工修筑蒂华纳―圣伊西德罗边界围墙而被罚钱的那个加利福尼亚工程公司吧？
诉诸许多美国保守派心中的恐惧——棕皮肤的外人正在瓦解他们的经济与社区，残害他们的同胞——在美国政坛几乎屡试不爽。只可惜这些极端分子再怎么诉诸恐惧或仇恨，美国政府依然不为所动，认为在边界全线修筑围墙既没有效，又不可行。因为围墙从修筑到维护都非常贵，而且可能严重破坏环境。这就是为什么美墨边界全长3145千米，只有565千米(18%)筑有算是围墙的东西。这些高耸慑人的障碍物目的在提高翻越的难度，但只出现在市区边界口岸及其周边。边境巡逻队总是得意洋洋向来访的政治人物展示这些庞然大物，而你在政治宣传照和公关照里看到的围篱也是它们。但你很少有机会看到围墙盖到哪里就突然没了。
说起围墙，不论你问边境巡逻队员或迁移者，他们都会告诉你：围墙根本挡不了越境迁移。对边境巡逻队来说，围墙只是将迁移者赶到对他们“战术有利”的偏远地区；而对迁移者来说，围墙就像路标，告诉你必须往亚利桑那沙漠走，只有那里才有一丝机会避开边巡。无论如何，美国政府每年花在治安科技上的数十亿美元掩盖了一个肮脏的小秘密，那就是比起围篱、动作传感器、无人机和红外线摄影机，自然环境才是边境巡逻队最好用也最致命的武器。
沃克峡谷边界围篱（鲍伯·基摄）
美墨边界许多地方不是设有三索带刺铁丝围篱，就是空空如也。在诺加莱斯西北方的沃克峡谷甚至有一道没锁的闸门，可以随意开关。边境巡逻队很少在这些地方出现，因为他们没有理由在这片开阔区域设重兵。迁移者一入境就将之逮捕、送回墨西哥，这样几乎不会对迁移者造成影响，他们马上就可以精神饱满再度出发。更何况边境巡逻队人手不足，无法驻守整条边界。不过，这样的情况正在改变。边境巡逻队发现，让迁移者经历几次中暑、抢劫和荒野里会遇到的各种危险，对他们更为有利。他们宁可等迁移者吃过一些苦头再追捕他们、将他们送回墨西哥，因为疲惫或濒死的边境穿越者更容易捉。人类学家马加尼亚曾经访谈一名巡逻队员，对方毫不讳言这套策略：
他们有一套战术，就是不管迁移者，让他们走上两三天，走得又饿又热。他们很清楚迁移者的位置，知道他们在哪里。他们会说：“这个边境穿越者会到那里，他需要走两三天，所以我先回家睡觉，明天等他累了或等人时，我再去树下逮人。这样就不用费力追了，为什么？因为迁移者都累坏了，根本跑不动。”我告诉你……就两三天。他们都研究过了。他们知道哪时逮人，知道那个地方的状况，还有边境穿越者会试图从哪里入境。一切都在他们的掌控中。
专卖越境补给品的露天市集，墨西哥索诺拉州阿尔塔城（迈克尔·韦尔斯摄）
美国海关及边境保卫局的统计资料似乎佐证了这位巡逻队员的说法。2010年至2011年在图森区被捕的迁移者中，只有21%（68813人）在距离边界1.6千米内被捕。26%（83194人）穿越边界后又走了8千米以上才被捕，还有27%（89972人）走了超过32千米。换句话说，当时遭到边境巡逻队逮捕的迁移者中，有53%（173166人）以上曾经长时间被索诺拉异质集合体掐着喉咙走（参见附录）。
科技(Tecnología)
据估计，未经允许的迁移者中有92%至98%最后都成功穿越边境。就算这个数字过高，还是让人忍不住好奇，每年花在边境治安上的几十亿美元到底有什么效果？既然有太多迁移者在这场昂贵的猫捉老鼠游戏中毫发无伤，这些统计数据只让人觉得好笑。然而，真正笑的其实是政府承包商。他们卖给美国政府售价过高的装备及基础设施，赚得盆满钵满，但那些器材却甚少达到宣称的效果。不过，不是只有承包商赚大钱。除了人口贩子每收一位迁移者就能赚到几千美元外，其实还有一整个地下产业在支持迁移者躲开侦测，横越沙漠。
在阿尔塔和萨萨比这些墨西哥边境城镇，都有小贩聚在市集一角专卖迷彩背包、黑色衣物、水瓶、高盐分食物及急救药物。这些边境生意人会用哄抬过的价格向你兜售“保证”能预防侦测的黑水瓶和绝对不会留下鞋印的毯底球鞋。走在阿尔塔城中心，你不难听见“嘿，帅哥(Oye, carnal)，这双鞋是特制的，走路不会出声音，我发誓(te lo juro)”之类的叫喊。如果钱够多，除了高档球鞋和近乎全黑或迷彩的衣物，你还需要鞋粉保持脚是干的、多一双袜子预防水泡、止痛药治疗脚酸、电解质饮料补充水分、红牛补充能量（但会害你脱水）、胶水修补鞋子（鞋子一定会解体）和绷带包扎迟早会扭到的脚踝。还有一样东西也很重要，那就是别忘了携带十字架、祷告卡，或任何你想得到的护身符。
“科技”，胡安·博斯科收容所内（迈克尔·韦尔斯摄）
不只美国联邦政府献给边境治安工业复合体的预算如脱缰野马，迁移者花钱添购各式科技行头也是毫不手软，目的就是躲过边巡的和他们在索诺拉沙漠的帮凶。只不过说来古怪，边境穿越者遇到的问题竟然和他们的阻拦者一样，就是买来的东西几乎都不管用。没错，食物、饮水和急救包是可以减缓痛苦，避免你早早丧命，但那些东西除了帮助你忍受沙漠的折磨，对你反制监控科技几乎没用。其余物品甚至害多于利，例如黑色衣物和黑水罐虽然某些时候能让你不容易被看见，却会吸收更多阳光，导致你体核温度上升，喝的水发烫。要是你已经被坐在监控车里的边境巡逻队员用红外线摄影机盯上，那你体温升高简直就跟背上用霓虹灯写着“我在这里！(¡Aquí estoy!)”没有两样。
然而，当你指出这些科技缺陷时，他们总是回答谁晓得这些小玩意儿到时会不会派上用场，所以最好有备无患。撇开运气不谈，迁移者都晓得，每回穿越沙漠不成都能帮助自己变得更机灵。每次闯关都是一次荒野求生和找借口的速成班，而迁移者学得非常快。就算第一次越境失败，只要能熬过严重脱水和不适应恶劣地形带来的创伤，就能大幅缩短学习曲线。社会科学家称呼这种习得知识为迁移资本(migration-specific capital)，而事实证明只要累积这类资本，就愈有可能加入那92%的迁移者，成为顺利穿越边境的人。
面对边境战争，迁移者知道自己从名义到能力上都居于劣势。但他们也有一个小秘密(secreto)是站在围篱对面的人始终不肯相信的，那就是边巡的装备再高档，也比不上迁移者坚定的决心。正是这份决心，每年驱使数十万经济移民朝美国前进。有一回我在边界带跟一位被遣送者边吃塔可饼边聊，他笑着告诉我：“对墨西哥人来说，边界根本不存在(Para los Mexicanos no hay fronteras)，我们会一直尝试到成功为止。我们相信瓜达卢佩圣母会保佑我们。只可惜有时你的身体跟不上信仰。”
边境巡逻队监控车（迈克尔·韦尔斯摄）
铩羽而归
快到胡安·博斯科时，我听见厨房里传来电视声响，墨西哥版的《美国搞笑家庭录影集锦》音量大得刺耳。我还没进门，就从香味猜出帕托正在煮好吃的豆子炖饭。我肚子很饿。在诺加莱斯顶着酷热的夏阳走了一整天，我只想赶快坐下。我转个弯走进厨房，没想到站在大锅子前搅拌浓汤的竟然是路丘，不是帕托，把我吓了一跳，整个人愣住了。五天前我不是才目送他和梅莫走进涵洞吗？我呆立原地，说不出话来。路丘朝我微笑，什么也没说，只是摇了摇头。梅莫听见我进门，便从厨房储藏间里走出来轻声说：“我们被他们逮到了。”我不晓得该为他们还活着而高兴，还是为他们第三次失败而难过。“怎么回事？”我傻傻问道。“我们被他们逮到了。”梅莫又说了一次。他想为我挤出笑容，但很勉强。我头一回见他开不出玩笑。“过来坐吧。”梅莫说。于是我们三个挤在一张塑料桌前坐了下来。电视继续咆哮。
他们两个都很狼狈，简直不成人形，几天下来的身体疲惫彻底改变了他们的讲话方式与动作。路丘得了重感冒，声音几乎哑了，梅莫则是无精打采，动作不再像之前那样活泼过头。两人开始讲述事情经过，却少了惯常的插科打诨。
我：你们这回在沙漠走了几天？
路丘：三天。
梅莫：我们走了很远。
路丘：没错，我们一路走到阿瓜林达的检查哨附近，结果被他们逮到又送回了这里。当时边境巡逻队正在追一票人，大约十七个，我们正巧也在那里，真是大错特错，结果就被捉了。那一带有人养牛，我们就躲在那里。我们虽然睡在树下，但附近很开阔。要是我们往山里去，就不会被他们逮到了。边巡的追人追到一半发现我们，吓了一跳说：“嘿！你们两个在这里做什么？”他们出现时，我们还坐在树底下呼呼大睡。他们开始东问西问。边境巡逻队员用对讲机和朋友通话，问对方刚才逮到多少人，朋友说“十七个”。他说：“很好，我又替你逮到两个。走吧！”于是他们就把我们跟那群人关在一起。我们要是再往山里去，就不会被他们逮到了。他们不会往山里走。可惜我们决定睡在开阔的地方。
路丘显然不舒服或不想说话，讲完这些就起身走开了。他走进男宿舍，一头倒在其中一张下铺上。我从狭长的走道望过去，只见他仰头默默望着头顶上方的床板。这时，梅莫说话了：
路丘很不好受。因为我们被遣送回图森时，曾经经过他家。我们坐在巴士上，他忽然跟我说：“你看！我家在那里。”他指着他住的房子，接着就开始一脸悲伤。我觉得很难过。我跟他说：“路丘，别担心。神会保护我们。我们不会有事的，什么都不会发生。这只是一次挫折。别担心，我们会回来的。”路丘问我：“梅莫，你真的那样相信吗？”我说：“当然！我们会回来的。”我试着鼓励他。
我：你在路上(en el camino)会很难保持乐观吗？我感觉你一直很开朗。
梅莫：当然。我相信上帝。我们沿着小径，清晨四点就走，我很确定我们会成功穿越边境。我说：“我们明天就会到了！别担心，路丘，一切都会没事的。”
逃避
第三次越境失败后，梅莫和路丘隔了几天才恢复元气。一切又回到往常。他们俩甚至在胡安·博斯科附近做临时工，替一家海鲜餐厅重新装潢。正巧那段时间我也比较有空跟他们和收容所其他员工相处，收工后一起厮混。某个周日，我和梅莫、路丘一起去看棒球，然后去他俩最喜欢的酒吧。那地方名叫“香蕉”(La Banana)，是一家没有窗户的落魄酒馆，专门用震耳欲聋的音量播放班达(banda)乐曲。他们俩都没钱，所以由我请了几轮海龟牌啤酒，三人都只想忘记自己的状况。桌上冒出一包烟，可能是前一晚从收容所房客手上没收的。我们三人懒懒坐着，不知道谁拿谁的性能力开玩笑，我们都笑了。这一聚是短暂的逃避。
我们三个都不能喝多，因为下午还得回去工作，不能一脸醉样。笑完之后，我们继续啜饮啤酒。我看得出来，越境失败对梅莫打击很大，因为才喝了几杯，他就转头泪眼汪汪对着我说：“我们现在就像一家人了。我们都没有问题，一切都很好。”我很想相信他的话，但心底明白并不是。他们又困在了诺加莱斯，不知何时身心才能准备好再次尝试穿越边境，而我剩不到一周就得回美国，开始教书。梅莫伸手搂着我，有人拿我的相机替我们拍了照。我开始心想，等我离开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而我还能不能再见到梅莫。
中午过后我就去了收容所。那是我在诺加莱斯的最后一天，我想向所有人道别。萨穆埃尔煮了一锅美味的虾汤(caldo de camarón)。接下来几小时我们谈天说笑，计划我下回来访。梅莫和路丘去工作了，无法和我们共进午餐，因此傍晚七点左右，我走到他们工作的地方，跟他们说再见。我还给了他们两台拍立得，因为他们之前答应我下回穿越边境会带着。他们俩不打算回收容所，而是提议送我到我在诺加莱斯市区下榻的旅馆。两人的老板开车送我们，路丘给我看他最近工作赚来的一沓钞票。“你相信吗？这是我三十年来拿到的第一份墨西哥薪水（笑）。我跟家人说我终于拿到薪水了，他们听到金额那么少都笑了。”
我们在雷希斯旅馆前下了车。这里离边界不到半条街，站在街上就能看见亚利桑那的诺加莱斯。我邀梅莫和路丘陪我再喝一杯啤酒，结果一杯变成了好几杯。路丘开始拿他微薄的薪水替我们买酒。只要他一点酒，我就偷偷塞钱给侍者，免得路丘把薪水花光。酒过数巡，我们三人都变得感性起来。我跟梅莫说我很怕他会死在沙漠。泪水洒在桌上，酒又再点一轮。傍晚时分，当地的醉汉、外籍侨民、皮条客和性工作者纷纷涌入，酒馆里开始热闹起来，音乐也愈放愈大声。梅莫跟我说他父亲在他小时候被人杀害了，至今还没报仇。这是我头一回见他发火。他眼眶泛泪，一边说着一边用掌心拭去泪水。我转头看路丘，发现他喝醉了，开始骚扰侍者，还频频胡言乱语打断梅莫讲他父亲被杀的故事。“冷静一点，放轻松。”梅莫对他说。路丘吼道：“去你的，笨蛋！”
他气冲冲站了起来，廉价的塑料桌被他撞到一旁。他冲到梅莫面前，我赶忙挡在两人中间，拍拍路丘胸脯要他冷静一点。“我们是兄弟啊，路丘！应该互相扶持才对。”梅莫讨饶。侍者走过来，我跟他保证两人只是有点误会。路丘总算坐了下来，开口道歉，随即开始哽咽：“我们一定要穿过去，一定要穿过去，一定要穿过去。”我们三个继续干杯。
7 穿越边境
在图森(En Tucson)
我手机响了。屏幕上出现不认得的亚利桑那号码，我心底立刻涌现不好的念头。他们死掉了？殡仪馆的人在路丘口袋里找到名片，所以打电话给我，想找亲戚或最亲近的朋友？还是他们被边巡的逮到，从拘留所里打电话给我？要是梅莫在，他肯定会叫我乐观一点：“别担心，不会有事的。(No te preocupes. Todo va a estar bien.)”说不定他们真的越境成功了。我和他们在诺加莱斯告别已经是两周前的事了。两周来无线电悄然无声。我时不时就会拿起手机，检查有没有未接来电，可惜一通也没有。结果现在手机真的响了，我却紧张到差点忘了接。“喂？喂？(¿Bueno? ¿Bueno?)”手机另一头的那个人大声说道：“我们到了！我们到了！”
梅莫语气里掩不住兴奋，很想一口气在电话里交代完所有细节。他向我保证我给他们的拍立得安然无恙，底片也拍完了。我说我会去找他们，因为我想听他们亲口描述。一周后，我去了亚利桑那，打电话问路丘他家的地址。“我家离边巡的真的很近。”路丘说。他说得一点也不夸张。从机场到他家路上，我起码看见十几辆边境巡逻队的“狗笼车”(perrera)和两辆遣送巴士。
我驶进尘土飞扬的拖车公园，将车停在一间普通的拖车屋前。纱门颤巍巍打开，梅莫走下拖车，笑容灿烂地跟我打招呼。他穿着我不认得的衣服，脸上的暖意散发着喜悦与自在，感觉完全变了一个人。我下了租来的轿车，两人立刻紧紧相拥，仿佛多年不见的手足。我淡淡说道：“嘿，兄弟(Oye, mano)，我有礼物给你。”接着便从后座拿出一瓶真正的苹果汁塞到他手里。我们两个笑得跟孩子一样。路丘从拖车里探出头来，朝我们咧嘴微笑。“快点进来！”他催促道。
我走进拖车，发现空间很小，散发着浓浓的单身汉气息。起居室很整洁，但看得出来只有男人(hombre)在住。电视正在播足球(fútbol)赛，音量当然开到最大，玻璃咖啡桌上“自然光”(Natural Light)啤酒罐堆成了一座小山。他们两个在我来之前已经先开起派对了。我一屁股坐在老旧的仿皮沙发上，开始边喝啤酒边听他们讲述路上的遭遇，一待就是十小时。
除非你在边境附近做研究，否则很难听到迁移者的故事。许多人并不喜欢回想自己在索诺拉异质集合体的经历。这也不能怪他们。就算他们成功穿越边境，过程也充满创伤，在他们情绪、心理和身体上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光是回想就可能引发痛苦、恐惧和绝望。对家里有无证迁移者的美国家庭来说，穿越边境往往是禁忌话题。一位曾是无证迁移者的女士跟我说：“三十年前，四岁左右的我非法来到这个国家。我们现在是美国公民。妈妈、哥哥和我是过河来的，我阿姨则是穿越沙漠。这件事在我家是禁忌，所有人都绝口不提。”
贝内通统一的颜色，亚利桑那州洛沃峰附近的BK-3地点（迈克尔·韦尔斯摄）
我在本章后半部分会用访谈片段与梅莫和路丘两人拍摄的照片来描述他们穿越边境的过程。这些资料重不重要我不敢说，但至少独一无二。我很有幸获得他们的故事，还有从他们的视角拍下的照片。但别忘了，还有数百万人有过相同遭遇，他们穿越沙漠的故事永远不会有人知道。那些人不是死在路上，就是不想回忆那段痛苦的过往，或是身为无证移民让他们社会地位低下，无法公开讲述自己的故事。这些拉丁裔家庭就和过去许多移民族群一样，可能得等上至少一个世代才能在美国社会获得足够的地位，可以不用再怀着恐惧或羞愧诉说自己的迁移经验。问题是随着时间过去，这些历史可能会被美化或编辑，甚至彻底遗忘。检视这个隐而不显的社会过程留下的考古遗留，或许能提供一个不同的方法，让我们更安全地出土这些未曝光的故事。
不远过去的遗留
只要走进阿里瓦卡附近的无人荒野，就不难见到边境穿越者留下的东西，宛如童话里的面包屑小径，只是换成破衣服和空了的水瓶。这是成形中的美国移民史。每当谈到无证迁移的恶果，这些物品就会成为舆论的重点，多年来都是如此。这些许多人口中的迁移者“垃圾”是反移民分子的最爱，足以证明拉丁裔边境穿越者正在摧毁美国。就像某位网民在2012年一篇关于穿越沙漠的报道底下说的：“墨西哥是垃圾场，而墨西哥人去到的地方都会变成垃圾场。首先是我们的沙漠，再来就是他们住进去的小区。”只要谈到迁移者留下的东西，这样的看法就是主流。在这套简化的说辞里，这些东西就是垃圾，几乎没有文化、历史和科学价值。大众往往很难理解这个概念：人们现在留下或扔掉的东西都是未来考古学家的研究对象。虽然边境穿越者扔在沙漠的东西有些确实是垃圾，但许多都是被迫舍弃的珍贵物品，像是袖珍《圣经》、家人照片和情书，因此我不会一概称之为垃圾。将这些东西贬为“垃圾”不仅是价值判断，更是将种类不同的东西很有问题地简化成一类，隐去了这些东西可以告诉我们的有关边境穿越过程的种种。
近年来，有愈来愈多考古学家认为考古学有助于了解当前的社会议题。这股名为当代考古学(archaeology of the contemporary)的学术风潮最早可以回溯到1970年代，美国学者拉什杰(William Rathje)的图森垃圾计划(Tucson Garbage Project)证明了考古学可以为现代社会做出贡献，为我们往往误以为透彻了解的晚近事务提供崭新的洞见。研究者使用发掘、遗址测绘(site mapping)和其他考古方法及理论，深入探讨人工制品和各种社会政治脉络及议题的关联。作为“当代我们的考古学”，这个典范深植于后现代化世界的不悦，包含了伴随对人类、动物和环境的全球规模性破坏而来的情绪挫折与创伤，这些亦已成为地球的日常的一部分。而将关注焦点放在仍在发生中的争议性社会现象的物质遗留，例如政治暴力、无家可归及战争，可以为我们提供有别于掌权者主流文字论述的新视角。冈萨雷斯―鲁伊瓦尔(Alfredo González-Ruibal)为这套做法提出了有力的论据：“历史考古学之所以成立，主要基于我们深信人需要不一样的故事——光凭口述和文字资料并不足以告诉我们过去的全貌，还有一些历史可以从人工制品里得知，还有其他经验需要解释……考古学……不只可以生出不一样的故事，还能用不一样的方法说故事。”
旅馆前的女子，亚利桑那州铁木(Ironwood)国家纪念碑里发现的受损照片（迈克尔·韦尔斯摄）
考古学能让我们以有意义的新方法介入不远的过去及其物质遗迹，得到在历史、集体记忆或个人经验的转译过程中可能遗漏的新信息。除此之外，就如英国考古学家斯科菲尔德(John Schofield)一针见血指出的：“我们可以用考古学来质疑听说发生了什么和实际发生了什么的区别。”对冲突议题而言更是如此，无证迁移就是典型的例子，亲身体验者的故事往往被忽略、贬低或刻意编辑。我在第四章 就提过，记者报道移民往往追求夸张事迹，刻意排除平凡、意味不明或复杂的故事。面对迁移议题，考古学可以带我们看见过程中被特殊创伤或暴力经验埋没的其他要素，同时让故事不再以旁观者为中心，不再只是记者贴身跟随边境穿越者的见闻。
穿越边境
本章介绍无证迁移计划这些年所使用的考古学方法，包括对迁移者遗址的类型学研究、拾获物品的耗损分析，以及绝对和相对定年法(dating technique)。其中定年法能帮助我们掌握秘密迁移这个社会过程的演变。我让这些考古数据与梅莫和路丘最近一次的边境穿越经历直接对话，以便将偏向个人化和时间片段化的民族志分析，叠加在存在多重解释、意义模糊且时空尺度都更大的考古资料之上。对我来说，两者不是截然二分的。梅莫和路丘提供的经历描述与照片让遗留在沙漠上、代表几百万个边境穿越故事的无数物品有了生命。
接下来的叙述由田野笔记、访谈摘录、梅莫和路丘两人拍摄的照片，以及他们跟我说明照片时的讨论糅合而成。为了凸显物质记录和迁移者口述之间的关联与张力，我将迁移者的故事和照片跟我们在索诺拉沙漠进行考古调查时得到的资料并置，并适时针对考古证据或证据的阙如进行简短的讨论。
遇见安赫尔
我：第三次越境之后，你们回到收容所，看起来很狼狈。
梅莫：没错，因为脱水。
我：你们在诺加莱斯待了几天才恢复？
梅莫：大概两周。还蛮久的对吧，路丘？原本是十天，不过因为找到工作，所以我们又多待了三天。
路丘：安赫尔就是那时候找到我的。他先到贝他组织找人，他们叫他去收容所，所以他就去了收容所。他一出现在收容所，我马上认出他来。我之前见过他，因为他是我女朋友女儿的男朋友，两个人还在一起。他说：“嘿，路丘，我一直在找你，因为我要带你一起穿越边境。走吧！我会免费带你过去。”但他身上没有钱，什么都没有。
我：他怎么会到诺加莱斯？
路丘：他跟女友在一起。她开车到墨西哥来找他，两人在旅馆喝了四天。她跟他说我被困在诺加莱斯，所以他就来找我们，要我们当晚就跟他一起走。但我们还没拿到当建筑工的薪水，所以还不能走。
梅莫：那天晚上我们待在收容所，隔天早上安赫尔来，我们就一起离开了。
路丘：他们不让安赫尔待在胡安·博斯科，因为所有人都看得出来他是混混(malandro)。他隔天很早就来了，但还在宿醉中，而且身上什么都没有。我们还得替他准备衣服。
梅莫：没错，我们从收容所拿了一个背包给他，衣服是萨穆埃尔拿来的。
路丘：之后我们去买食物和其他东西，就是我们第三次越境之前带你去的那家店。
梅莫：我们到巴士总站，从那里搭便车到圣克鲁斯（墨西哥诺加莱斯市以东45千米左右的小镇），再搭皮卡车坐在车斗里到边界。
等待
我：你们遇到军人了吗？
路丘：有，我们步行途中遇到过。
梅莫：没错，而且遇到两次！
路丘：第一次是带队中尉搜我们的身，问我们在那里做什么，有没有携带毒品。后来他开始检查梅莫的背包。我们说我们什么都没带，只是想穿越边境。中尉说：“没带东西很危险。什么都没带会被抢匪杀死。”说完他们就离开了。
我：安赫尔说什么？
路丘：他什么也没说，但他们把他的烟摸走了（笑）。他们是抽着他的烟离开的。
梅莫：那是第一次。第二次是在我们越过边界之前，又来了一队军人问我们话，大概十人到十二人。
路丘：越过边界之前，我们在墨西哥这边等。我们等了四小时，直到天色变暗才越过边界。我们一直走到大约凌晨三点，然后才休息一会儿。
这不是梅莫和路丘头一回先在边界附近等上一段时间再穿越边界。他们讲起上一次穿越边境时，在边界前等了一整晚：
路丘：梅莫走到边界带（这里指边界围篱）去查看状况，结果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一个“赶鸡人”朝他大吼：“喂，你在做什么？你最好不是抢匪，否则看我不揍扁你！”
梅莫：没错，他对我很凶。
路丘：梅莫说：“我不是抢匪，只是来看能不能越过边界。”但那个“赶鸡人”还是继续大吼：“看什么看？给我离开，到他妈的那边去！”他带了十五个或二十个迁移者在一旁等，所以我们就走过去，跟他们坐在一起。
我：你们去跟他们坐在一起？
路丘：对，我们吃了一点东西，跟他们一起等了一阵子。后来有个老太太拎着好几袋食物走过来。“赶鸡人”说：“给我过来！”接着命令他的助手：“抓住那个老太婆！”但助手说：“不要，你自己去。”老太太继续往前。她拿的食物是要给边界附近另一群人的。她从诺加莱斯一路走来，给“赶鸡人”送食物。
梅莫：那个老太太说不定是拿食物给黑道。
路丘：后来又有三个小伙子从我们附近经过。之前吼梅莫的那个“赶鸡人”又开始朝他们咆哮：“喂！你们要去哪里？
快停下来！”那三个小伙子回吼道：“别担心，我们是替黑道开车的，就是……”他们讲了某个黑道的名字。
我：所以你们跟那群迁移者一直耗到晚上？你们都聊些什么？
路丘：我们就只是闲聊。我们整个晚上都待在那里，清晨时那些迁移者才开始移动。首先是那个吼梅莫的家伙带着一群人离开，接下来又有两群人出发，之后才是我们。我们是最后越过边界的。
类型学
迁移者在途中果腹充饥、休息、遮阴和躲避执法人员的地方，边境巡逻队一律称之为停靠点(layup)。然而，无证迁移计划详尽分析了这些迁移者打造和反复利用的不同地点后发现，边境穿越者并非只是“停靠”在树丛里，躲避移民官员。这些地点在考古学上各有区别，涉及不同的环境互动与行为。有时这些行为从遗留的人工制品就能看出，有时则需借助迁移者的视角，才能正确做出考古学的诠释或补上迁移过程中未能留下物质痕迹的细节。因此，我们不是将所有地点一概称为“停靠点”，而是发展出一套类型学，将迁移者长时间驻扎、短暂休息、等候接应、祈祷敬拜、被捕和丧命的地点统统区分开来。
迁移者神龛（迈克尔·韦尔斯摄）
2009年至2013年，无证迁移计划于诺加莱斯―萨萨比走廊地带进行了四次田野调查，从341个和无证迁移或边境查缉有关的地点收集物质和空间数据，从而依据位置、地点特征、人工制品列表和迁移者访谈，将这些地点分成数个大类。其中至少包括营地：迁移者聚集和休息数小时到整夜的地点；休息点：迁移者短暂停留，用餐喝水的地方；接应点：迁移者扔弃所有补给品，由人口贩子开车接走的地方；敬拜处：迁移者留下祭品以求旅途平安的地方。至于迁移者穿越边界前于墨西哥这边等候出发的地点，我们则命名为越境发起区(border staging area)。有些发起区相对朴素，只有几个空罐头和水瓶，有些则比较复杂，除了火堆、有遮挡的过夜区和规模不小的神龛，还能见到大量衣物和消耗品。迁移者、人口贩子和运毒者可能在这些地方停留数小时到数天不等，等候恰当时机穿越边界。2013年受访的一位女士就表示，他们一群人在越境发起区睡了整整九天。
在路上
路丘：这片是我们走过的山区。还记得吧，梅莫？我们那时刚过边界带，刚刚穿越边界望着接下来的路。我们必须从远方那两个山峰中间经过。
我：你们看到这样的景象，心里在想什么？
路丘：我们在想还得走多远。我是说，你看这张照片！我们得穿越这整片山区才能到图森。这么远。
我：我实在很难想象。那么多座山。
梅莫：真的很多！
路丘：真的是全是山！(¡Puro monte!)但我们全走完了。不过，你瞧瞧这里和萨萨比的差别。这里有草，你可以看到动物和树木之类的，有地方可躲。翻过山到了萨萨比附近，那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仙人掌。从这里比从萨萨比走更有机会成功。那里只有沙漠和岩石。
我：你们怎么知道这条路线的？
路丘：知道路的是安赫尔，因为他当过“赶鸡人”和“毒骡”(burrero, drug mule)的向导。不过我们还是迷路了，没有从这里过去，而是走错方向，只好原路折返。这对安赫尔那家伙没什么。他走过很多次，大概四五趟了吧。
梅莫：但我们是第一次走，也只有这一次。
路丘：从圣克鲁斯到图森有很多树和其他植物什么的。从萨萨比走就不一样了。阿里瓦卡那里光秃秃的，只有几条小河。我们走的路线有大树，小溪的水也很多。安赫尔知道所有牛槽的位置，譬如他会说：“这四升的水够你们撑到下一个牛槽了。”到了下个牛槽，他会说：“这四升的水你们只能一次喝一点，因为到下个牛槽还很远。”就这样，他多多少少认得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