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到面摊，就把提锅交给老板，点一碗阿嬷要的面。老板接过，会放在顺手处等着，直到备好料，面条下水等滚的时候，才打开盖子，从滚沸的大锅里面舀一杓热水进提锅，兜两圈再倒掉。大家改用免洗碗之后，很少能再看到这种传统心意，帮客人消毒兼温锅。等装进煮好的面，再盖上盖子，扶回握把，放到面前，好让客人能稳稳妥妥的提走热锅。面摊老板们看我小人一个，即使煮面时没心情相借问，最后还是忍不住要叮咛：「掼乎好，足烧哦！」现在想起他们讲话时的臭脸，还是有被照顾到的感觉。
香蕉紧来呷呷咧
农村的人情特别浓厚，乡亲们要不是世交，要不是近邻，再不然反复见了几年的面也会成为朋友，来家里拿药的时候，常常会带一点自家种的水果给我们吃。
所谓的「带一点」，往往就是半篓，让别人不够吃，在人情上是失礼的事。老家天井旁的地板永远铺着两张报纸，用来堆水果，随着四时更迭，番石榴、香蕉、土芒果、荔枝、香蕉、菠萝、爱文、芭蕉、龙眼、金煌、香蕉、木瓜、芭蕉、橙子、香蕉，依序出现。一果未完，一果又至，自我出生以来不曾中断，我甚至曾经有水果会自己从那片地板长出来的错觉。我大到可以拉着妈妈衣角去菜市场的时候，看见有人买龙眼，觉得非常奇怪，怎么会有人花钱买自己家里地板上就有的东西，那时候不知道我是活在家人的福泽里面。
香蕉在上一段数过很多次，我没有手误，那就是它出现的频率。香蕉一年四季都能结果，别人「大出」它也「大出」，别人「出了啊」，它还是「大出」，而且维持一次出「归弓」（一整串）的气势。馈赠香蕉的时候，通常以串为单位：「这两枇呼恁（你们）斗呷（帮忙吃）蛤！」老一辈的阿伯阿婶送礼物给人，还要腼腼腆腆的说是请人「斗呷」，帮忙吃，很低调很客气。
爸爸喜欢吃香蕉，路过天井看到熟了的香蕉，会充满欣喜的停下脚步，剥一根来吃，一边嚼一边赞叹香蕉的好功效：「呷香蕉尚好放屎」。终于吃到一条两条盼熟了的香蕉令人满足，但接下来就是云霄飞车往深渊狂奔的阶段。一串香蕉既然一起熟，当然也会一起烂，一个两个三个黑点，转瞬之间整串香蕉就会变成黑色，剥开来烂熟的果肉表层出现透明的区块。我很怕听到大人说，「这香蕉在烂啊，卡紧分分呷呷咧！」因为不能拒绝。食物不能浪费，还能吃的东西只要吃掉，就不会坏掉。如果有任何人不帮忙吃，大家就没办法及时吃完还能吃的食物，那是蓄意浪费食物，是失德。
尽管全家人时常在水果过熟的压力之下挣扎，但我没有见过大人回绝过这些馈赠。明明收下一篮眼看已经熟透的水果，会让自己往后几天的每一餐，多上不少麻烦，为了留下一颗水果当中可以吃的部分，必须握着菜刀东片西片，和各处软烂的果皮果肉果虫搏斗。不处理放任它烂的话，又犯了浪费食物的罪，明明干脆回绝就可以省下这些麻烦和压力，但是不只我们家，农村里的乡亲之间，很少有人会回绝。
因为疼惜。送水果来的人自己有更大的心理煎熬，本来能卖钱的东西不能卖了，自己再怎么吃也不够快，送给别人多少吃一点，好歹成全到一点点美好，那些在日晒下挥汗种出来的果实，总算没有完全白费。也是珍惜天地的恩泽，「有得吃」在他们的生命里，曾经是最大的困难，每一日的存活都是为了张罗食物，虽然早已安全上垒，抵达三餐饱足的时代，却不敢忘记食物是福泽。老天爷给恩泽让土地生出食物，人自己也要有福才有办法吃进嘴里。
上一个夏天我回老家，天井地上排着半张报纸的土芒果，青的很青，熟的长满黑点，一看就知道没怎么用药，削开来会见到许多活跃蠕动着的生命力。妈妈说是阿桃婶拿来的，阿桃已经八十几岁，两条过劳的腿弯成一个O形，还是天天骑着野狼一二五到山坪去「做田」，她的几个孩子在城里做事过得不错，也老老实实供养着母亲，但老人家就是没办法让地空着，要眼睁睁看着能种的地荒在那里，她宁可拖着身体，做到不能做为止。妈妈问我，这样的土芒果你说要不要收下来吃？我点点头，是应该要吃。
午餐的时候妈妈让我把土芒果处理好，让大家「销销咧」，我到天井，捡了一脸盆看起来最刻不容缓的，瞇着眼把烂的和长虫的果肉刻掉，最后摆上桌只剩下一盘。弟弟看着那盘奇形怪状的土芒果，表情很微妙，妈妈于是又把阿桃婶的故事说了一次，弟弟的表情从微妙换成知情知命，毅然吃掉半盘。我和弟弟都是乖孩子。
这样怀着柔软的心，不去「挫」乡亲们的好意，让爸妈除了瑕疵水果之外，也会偶尔收到当季最优质的上等货。看见农人递过来用生命种出来的鲜亮饱满的特级品，一脸骄傲的说：「这乎恁呷」，任何人都会觉得不好意思，爸爸会问这么漂亮怎么不拿去卖钱？「啊，乎恁呷啦！」这样有情的一句话，光是听就觉得占到天大的便宜，水果还未吃，已经满嘴甜。
涓滴不舍，柔软地收下来到眼前的善意，因此引来更多的、源源不绝的善意，对我来说是知易行难的道理，能够随顺众生，收到什么就吃什么，那是把自己的口欲放在非常次位的境界。我如今只有在父母跟前的时候，或许是进到他们的福荫底下，才比较容易生出意志力，跟着他们乖巧地吃惜福水果。不过香蕉我是绝对不吃的，因为受够了那种「不吃我全部烂给你看」的霸道特性，和过熟的气味。仗着身边的人都爱我，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决定，再也不愿忍着厌恶吃香蕉，不再逼迫自己假装关心香蕉的寿限，鼓起勇气做一个「讨债」的人，看着它们烂。
要说一代不如一代，「珍惜食物」这件事我是没话讲的。
阿嬷在浴室里开的课
这样说可能有点对不起妈妈，但是让阿嬷帮我洗澡，比给妈妈洗好玩多了。
妈妈太忙，洗小孩只是工作，阿嬷就不同，她是自己洗澡，顺便洗我。浴室里面没有莲蓬头，只有一个接着冷热水龙头的日式长方形浴缸，要洗澡的时候，在缸底蓄一点热水，拿水瓢舀着冲身体，妈妈就会采取这种省水省时的道德正确洗法。阿嬷相对宽松一些，她会多蓄一点水，大约半缸不到，先把我洗干净以后，叫我爬进去浴缸浸着保暖，她再脱掉衣服慢慢洗自己。
水只浸到我肚子，要等阿嬷一起进来，水位才会刚好。等她洗自己的时候，我就玩毛巾，一边观察阿嬷的身体。阿嬷的身体瘦瘦的，看起来没什么肉，但是很多松松的皮，唯独小腿胫骨的正面，还仅存着紧绷光滑的区块。我和妈妈也一起洗过几次澡，阿嬷的皮肤和我跟妈妈的很不一样，多了很多细小的纹路，而且可以很薄很薄地捏起来，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因为她瘦，没有肉，「郎大箍皮肤才会金」，阿嬷对于胖的好话，从来只有这一句，尽管再怎么自豪于利落矫健的精瘦身形，她倒是毫不掩饰自己多么羡慕「膨皮」的人可以拥有光滑的皮肤，我信了她好几年，以为人只要胖就能抵抗岁月带来的皮肤松弛。
阿嬷四肢纤细，显得肚子很大，小小的乳房像两个小皮囊一样垂着。她说生了七次，肚子怎么能不大，喂了五个小孩，奶当然会瘪，我一听觉得奇怪：「啊你不是说生七次，奈也咁哪饲五个囝仔？」「有两个无去啊，生没多久就无啊，一个查埔欸，一个查某诶。」说话时的表情和语气都没有变。其实那是我第一次听闻，女人会失去刚生下来不久的孩子，但是阿嬷的平淡表情，让我误以为这只是很寻常的事情。
我识字以后，在阿公的抽屉翻到一本族谱，看见自己和全家人的生辰都写在上面，在爸爸之前，在大姑之后，果然还有两个名字，几个兄弟姐妹，就只有这两个被一道直线画过，用的墨水和当时用来写上生辰的，还是同一款，显然相隔不久，乍看就像作家气馁地从稿纸上删掉某行不如意的句子。记录了出生的时辰，却不愿写下死亡的时间，连姓名都干脆画掉，我只能推测，那是连刚毅的阿公都不知道如何面对的伤心失望。失去刚生下来的孩子，心情肯定不会寻常，只是讲这样的事，现在我猜，终究没什么适合的表情，人活着总是会遇到这种发生后才知道会发生的事，不是每个人都能在该哭的时候掉下眼泪，也或许，哭过很多次以后，人终于会没有眼泪。
要不然阿嬷总是兴致高昂有话讲的，洗澡的时候，从不忘对我传授人生智慧。她许多次帮我擦肥皂，去到屁股的时候就叮嘱我，千万不要拿肥皂洗下身，否则会有「bai-khin」，bai-khin是细菌的日语，这大概是她在日本时代学到的知识，所以用原文传授给我。我听几次都没信，当阿嬷是个迷信的老古板，用来尿尿大便的地方明明最脏，不一起用肥皂洗干净怎么可以。对着阿嬷阳奉阴违许多年以后，我上国中居然听见老师在台上说，阴道内部有天然益菌用来自我保护，过度清洗反而会让坏菌入侵，只好撇嘴承认阿嬷也有比我先进的地方。
有一次她帮我冲水，我指着她的耻骨问：「阿嬷，为什么妈妈这里有毛，你这里都没毛？」她大笑，说：「呷老就无毛啦！」还举起手臂给我看，腋下也没有。我把这个答案，和上次跟妈妈一起洗澡时得到的「等你长大就会有毛」归纳在一起，明白到原来阴毛在人的一辈子里面，是只会出现一段时间的东西。到中学迎来自己第一根阴毛的时候，我瞬间明白自己已经上到妈妈正在搭乘、而阿嬷即将按铃离座的那班身为女人的列车。
大我二岁的表哥暑假回来玩的时候，曾经向我卖弄小学知识，说人需要呼吸氧气才能活，所以在水底没有空气会死，我觉得事关重大，牢牢记在心里。有次阿嬷又叫我先进浴缸，我坐下时不小心踩空，整个人躺进水底，鼻孔正好接着水平面，水一波一波地呛进来。我想起表哥的警告，断定自己正在水底，就要死于缺乏氧气，惊慌哭喊起来。我从水里看见阿嬷站在一旁，完全没有搭救的意思，反而一脸不耐，只差没有翻白眼，骂我：「唰未晓坐起来hio？」才意识到自己只要双脚伸直，抵住缸壁就能浮出水面。坐起来以后，我忙着咳水揉眼睛，觉得阿嬷不来救我好狠心，万般委屈只好哭，想用声势责难阿嬷害我独自面临濒死的恐惧。阿嬷看我「张」（拗）起来，忍不住火大，再骂我一次：「你若搁躺伫遐（那里），卡停啊（等一下）真正会淹淹死！」。那次洗澡结束得很不愉快，阿嬷坚持让我自己起来的严厉神情，一直留在我心里。也许是太早学会装大人样讲话，大家特别容易忽略，那个年纪的我还只是本着天性贪图怀抱与慰藉的小孩 ，也或许是，在他们自己的成长经验里，怀抱与慰藉从来不是正当需要，家里的大人们，对于把我培育成随时可以独立自救的人，向来非常同声一气，关于求存，他们只教我最有效的。
当然，阿嬷在浴室里面教我的事，不可能全是对的，最枉然的一件就是捏鼻子。帮我擦脸的时候，她一定隔着毛巾狠狠捏我鼻子一下，并且交代我想到就要捏，「你这支鼻仔有够捺（塌）」，「有够丑」，「常常捏看会卡度（较挺）呒」，「捏卡大力咧」。我相信这样被捏鼻子的小女孩，绝对不只我一个。
极冤，根本无效，痛得要死但是完全无效。
查某人嘛有自己的愿望
有一年的小学校庆，大概因为是八十周年之类的吉祥数字，所以扩大庆祝，除了本来固定举行的校庆运动会之外，当天还有许多嘉宾表演。我在操场上，居然看见阿嬷和妈妈在司令台上跳舞，对街百货行的老板娘也在上面，都是她们早觉会的成员，她们平日一早趁着天刚亮，小学生还没上学，利用学校的操场跳妈妈土风舞。阿嬷先加入，不久后妈妈也一起，我本来不觉得这事情和我有关，她们出门进门反正都是我睡梦中的事，万万没想到会在学校的校庆上，看见她们出现在司令台。
她们两个，和我平日老在街边遇到的阿姨阿婶，去把头发「设度」得鬈蓬蓬，涂上红唇和浓黑的眉毛，穿上红艳艳的原住民风服饰，打着赤脚在跳〈高山青〉。她们身上的衣服，连同头饰绑腿，不知缝了多少铃铛，银闪闪的，一群熟龄女性青春活力地又跳又跺又挥，校园里全是叮铃声。我和同学们看着台上自己的家长忘情的舞姿，心里很是震惊，谁能想到天天板着脸管我们太爱玩的婆婆妈妈们，居然也有如此欢畅的姿态。
论跳舞，阿嬷的资历比妈妈早，妈妈是为了运动健身才去早觉会，阿嬷则是从我有记忆以来，一向有她跳舞的社群，她是真心喜欢跳舞。家里对面是一家西医院，先生娘气质很好，阿嬷常在背后羡慕她生得膨皮白嫩。偶尔她会约几个住在邻近的妈妈一起练舞，我只跟着阿嬷去过几次，先生娘的二楼和我家二楼格局差不多，彩色的洗石子地板，木头窗框，旧式单座沙发椅，天花板吊扇，只是先生娘家飘的是消毒水味，我家的是药材味。
阿嬷和她们几个舞伴就在客厅里练舞，跳的是什么名堂我说不上来。来的都是女人，民风纯朴的乡下，同是女性才方便自在牵手跳舞。阿嬷从来只跳男生，她说女生是「鳌」（厉害）的人跳的，舞步比较复杂，常常要转圈，她会晕。我留意到后来妈妈去早觉会，跳的是女生舞步，心里暗暗高兴妈妈比别人的妈妈「鳌」。练舞的时候，负责跳女生的人会穿圆裙，转起圈来才漂亮，她们数口诀记脚步，「一二恰恰恰」，「侧点转一圈」，几个阿姨阿婶平日说台语，但是舞步口诀倒是怎么样都只说国语，腔调很可爱。看她们练舞，没几个八拍我就会睡倒在沙发上，运动四肢的活动对我毫无吸引力，阿嬷背我回家几次差点闪腰，后来再也不肯带我。
唱歌就不同了，阿嬷出去跟人家唱歌，输赢全要看我。村里面的老人活动中心有台卡拉ＯＫ，阿嬷每个礼拜有一天会去老人会参加歌唱活动，每人上台唱一首歌给大家听，互相欣赏鼓励。这种场子当然要赢，阿嬷会在老人会的歌单里面选定下周表演的歌，回来让我帮她练唱。我为了教她唱，自己得先学会怎么唱，家里有一本台语歌谣大全，方便我看着简谱学。小孩子记忆力好，学会以后就是人肉提词机，阿嬷在家里哼着哼着中断的时候，我可以立刻接出下一句。我就这样学会许多老歌，尽管不知道歌词里面那些女人的苦情，到底和我有什么关系，但〈望春风〉、〈雨夜花〉、〈港都夜雨〉、〈月夜愁〉、〈望你早归〉，这些略带哀怨的歌曲，我因为时势造英雄都唱得不错。
尽管受到老人会卡拉ＯＫ歌单的限制，阿嬷日常大都唱些老歌，但电视上偶尔会出现几首厉害的新曲，让阿嬷一听就心荡神驰，立志非得学会不可，例如江蕙当年那些畅销金曲，〈你着忍耐〉、〈不想伊〉。村里每个礼拜三晚上会有夜市，我们需要练新歌的时候，就到夜市去买名为「台语女歌手合辑」或「台语畅销金曲」的盗版卡带，我负责朗诵出劣质印刷封面上的曲目，阿嬷负责点头摇头，务求买到一卷投资报酬率最高的合辑，要是能有江蕙两三首新歌，再搭配洪荣宏蔡小虎黄乙玲的组合，就能令阿嬷非常满意。
回到家以后，要把印得跟蚂蚁一样小的歌词，先抄到笔记簿，方便阿嬷的老花眼看，再和阿嬷一起抱着录音机边听边学，阿嬷需要比我多听很多次，遇到拍子复杂的曲子，听十来遍还未必能跟上。旧式的卡匣录音机很难掌控倒带的位置，阿嬷自己一个人练歌的时候，很容易不小心按错键 ，一旦该倒带的地方按到快转，就再也找不回原来的那首歌，阿嬷可能经常夜里一个人在房里被录音机惹得火冒三丈，隔天一见到我，会立即吩咐我写好「前」、「后」、「停」、「放」，贴到按键。她没有耐性等我到店口拿空白标签，直接拉开梳妆台抽屉，拿出撒隆巴斯就叫我怜b上面，人烦躁的时候，做一点任性的事情满有镇定效果，而且撒隆巴斯的显色与黏着效果，要比文具店卖的标签贴纸好上几倍。我如果没有这个阿嬷，大概不会有这种知识。
流行歌比老歌花俏一点，拍子变化多，阿嬷学〈不想伊〉学得很辛苦，练了好几天还是没办法把那四个「不想伊」，塞进同一个八拍里，「不通讲我无情放舍你」也常常放舍太慢，只好凭空自己生出好几拍来把歌词交代完。变形的节拍其实很幽默，再加上阿嬷信心不足更容易走音，我常常忍不住笑倒在床上滚，惹得唱不好歌已经很挫败的阿嬷恼羞成怒，只好用脏话来填补气势：「啊干恁娘啦，啊无是要安哪唱啦！」
我教过她的最后一首歌，是潘越云的〈纯情青春梦〉。那时候我已经在高雄读书，放长假才回家，相处的时间不多，只能密集教学。这首歌对阿嬷来说并不容易，虽然是台语，旋律和歌词都带着国语歌的格调，阿嬷学得很辛苦，写词的陈升把「亲像断线风吹双人放手就来自由飞」一堆字放在一起，相当折磨我家的七旬老人，该是没有料到做阿嬷的人，也会有纯情青春梦。但是不论多难，每当战战兢兢唱完紧张的一段，终于来到「唱歌来解忧愁，歌声是真温柔，查某人嘛有自己的愿望」的时候，我能在阿嬷终于放松下来的歌声里，听见感动。她非学会这首歌不可，大概就是为了能唱这几句吧。
学校里的公共电话
我读的小学有两个操场，校门一进来是铺着水泥的小操场，早上升旗用，四边围着中低年级教室和行政中心，穿过中廊去到高年级教室那一头，才是标准的田径操场，远远接到据说闹鬼的后山垃圾场。小操场这边，行政中心的一楼柱子上，有一具公共电话，红色转盘式的，一块钱就可以打一通，柱子下面有一张小木凳，给矮个子的小朋友踩上去投钱拨号用，我从入学那一天起，听到老师介绍说那里有电话可以在必要时打回家，就巴望着有一天可以试一次。
实际上我试了不只一次，脑袋里的电话号码只有一个，要打当然只能打回家。第一次是忘了带美劳课要用的彩色笔，人一到学校，看到班长又把那盒七十二色的彩色笔挂在椅子上，我就知道忘了要带自己那盒标准二十四色来，终于有可以打回家求救的正当理由。打电话需要零钱，阿公每天早上会在店口给我五元零用钱，跟我说再见，那是我可以完全自主运用的钱。下课时间只有十分钟，我得先到福利社找开零钱，再在下一个下课时间跑到操场另一头打电话。福利社有不少一元可以买的东西，最常买的是咸橄榄一颗，或是小包碎面，两种都适合放在抽屉里，上课时避开老师视线，偷偷捏一点到嘴巴，偷吃的东西最好吃。买完东西找回四个一块钱，放进蓝色百褶裙的口袋里，叮铃当啷走回教室，期待下一节下课可以站上梦幻小木凳拿起话筒打回家。
我记不得电话是谁接的，反正几个大人联合起来拒绝我的时候，都是同一张脸。电话那头说，彩色笔忘记带向同学借就好了，我就这样解开了向别人借东西来用的人生成就。有一次忘的是算盘，这可没办法和邻座一起用，于是硬着头皮打电话回去，大人说店里很忙，叫我自己想办法。我的办法就是等着老师发现以后骂我，那一堂珠算课正好小考，是简单的二位数加法，我如坐针毡地看着同学们打算盘，不敢作弊在考卷填上自己心算的答案。发回零分考卷时，老师没有骂我忘记带算盘，她骂的是：「怎么那么笨，连心算也不会，就算心算太难，笔算也比珠算快啊，你傻瓜啊？」
我回家万分哀怨地说班上的谁和谁，忘记带东西都可以请爸妈送来，就不会被老师骂，他们一听反而喜上眉梢，说被骂是应该的，「尚好顺唰摃咖噌（顺便打屁股），谁教你这泥粗线条」。经过算盘事件以后，我不再寄望家人们会帮我送来任何漏带的文具。
后来有一次同学忽然病了，老师打电话请家长来带回去，我又重新燃起希望，忘记带文具不行，生病应该就可以了吧？那时候万分懊悔小二那年被隔壁班男生的溜溜球打中眼睛，没有想到要把握机会打回家，只好尽量扭伤脚踝。
怀抱阴谋后，体育课上起来反而没那么讨厌，我的肢体笨拙，只要奋力跑一阵就会扭伤，下课时果然走起路来卡卡的，我满心欢喜装出可怜的声音打回去，那边说：「好啦！」就挂断电话。放学后我在教室等了很久，没有人来。老师一早就拎着她上午买的菜回家去了，几个平日和我一起走路回家的同学，听我说大人会来载，都先走了，我自己在教室里不知道可以做什么，陆续有高年级的陌生学生经过，见到我在里面呆坐显得不大寻常，一路边走边回头打量我，我越发坐立不安，没出没息地决定还是回家好了，反正自己知道脚其实演得比扭得严重。
从学校走回家里大约十分钟，我嘟着嘴拖着牛步走，一路看着对向车道有没有家人骑脚踏车的身影。几百公尺的路一下就到家了，我踏进家门也踩死最后一丝希望，没有人去接我，而且是根本没有人打算要去接我！店里生意并不忙，这时候大家赶着回家煮饭吃饭，没多少人来拿药，大人闲闲做着店里琐事，看到我垮着脸走进来，首先关心的居然还是我有没有打招呼，「啊转来不免讲腻？」我百般不情愿地念一遍「阿公我转来啊爸爸我转来啊阿嬷我转来啊」，只想赶快躲进后厅不理这些人。这些大人大概很得意总是能看穿我的居心，我很生气他们连一次也不肯配合演出，撒一次娇也不让，但小孩子怎么想在那个年代并不重要。
我就这样如大人所愿放弃上演讨拍的戏码，铁一般的死心，认定从他们身上要不到任何便宜，在学校有事情就求同学求老师，有时候有人帮，有时候没人理我，最坏顶多是挨老师一顿骂或打。如今回想起来，大人原来期待着我上学以后，能够断另一种奶，万一真有事情，电话会是学校打去的，其它就让我在老师眼皮底下自生自灭，才好学会靠自己。
四年之间，学校的公共电话从转盘式的红色，换成新款的按键式蓝色电话，我也彻底确认公共电话的功能，对我来说，就只剩下和同学起哄乱打一一九和一一○，警察伯伯比家里几个大人有反应多了。
（警察，对不起喔！）
去隔壁册局买一块垫板
上小学以后，有一天阿公叫我过去，说：「哒，这五元乎你，去隔壁册（书）局买一块垫板，拣你甲意的」。垫板就是一片薄薄的硬塑料板，正面通常是各种卡通人物图案，背面是九九表，让小学生垫在作业簿里面写字，避免笔画痕迹刻印到下一页去。我曾经见过阿公也这样掏钱给暑假回来玩的表哥表姐去买垫板，看着他们在书局挑得不亦乐乎，心里好羡慕，终于轮到我了！我兴匆匆到隔壁书局挑好垫板，拿回家跟阿公献宝，问他是不是「足媠」（很漂亮），阿公没有对卡通人物置评，直接把垫板翻到背面，举到我面前说：「这九九表，你要拢总背起来。从二一二这排先背，搁来三一三，搁来四一四，我会甲你考试哦。」
我没有预料到可爱的卡通人物后面居然附带这些东西，接回那块垫板，我瞬间从只需要管好自己吃喝玩乐的幼童，领牌成为必须学习知识的学童。唯一值得安慰的是，阿公没有说整张垫板都要背，最下面那些外国人的字看起来好难。 本来每天晚上我最期待的，是等妈妈煮好晚餐，我到店口去叫阿公进来吃饭，我们祖孙俩一起享受刚开锅的白饭，刚上桌的肉燥，和冰凉的台湾啤酒，自从开始背九九表以后，我很怕在餐桌遇上阿公，不用顾店的时候，他就有闲工夫抽查我的进度。
一整个方框里面密密麻麻的数字，居然可以全部背进脑袋里面，明明乍看之下不可能做到的事，大人只是气定神闲交代我逐摞去背，而我也就这样背起来了。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大人好聪明，懂的真的比我多，听他们的话对我真的有帮助。
小三那年，村里的天主堂来了一个新神父，留学美国的，很有教育热忱，开了一个免费儿童英语班。妈妈说反正我从前也在天主堂读的幼儿园，环境和老师都令人安心，与其在家里混时间，不如去学点英文。我本来对英文印象很好，爸爸平日常拿自己从前的英文成绩说嘴，炫耀他读英文很有办法。「tree key 疼」，用台语说牙齿痛，就可以一次背起两个单字，树木和钥匙，聪明到翻天。
在美国当小留学生的两个堂哥，录了一卷耍宝脱口秀专辑寄回来给阿公，第一段是一堂英文课，两兄弟你一言我一语，用台语教不负责英文：
「How are you·」就是「你好吗？」
伫在美国讲话爱颠倒并，未使（不可以）讲「你好吗」，爱讲「吗你好」。How就是「吗」，are就是「你」，you就是「好」。
这卷录音带阿公几乎每天听，早上开店门以后，他就播着脱口秀扫地抹柜台，阿公如果听了一百次，我最少也跟着听了五十次，我们都学会How are you就是「吗你好」。去到天主堂的英文班，第一课果然就学How are you，神父说了一串长长的话，解释每个字的意思，为什么要放在那个位置，和「吗你好」一点关系也没有，而且很难懂。我顿时发觉家里那些讲话故作聪明的男生都不太可靠，也对英文失去美好的幻想，仗着神父总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我上课全在打混，一个学期下来没背上几个单字。尽管如此，我还是每堂乖乖去上课，有地方可以去总是强过在家无聊，妈妈没有追究过我的学习成果，大概当初帮我报名也是这样的盘算，有神父免费帮手看两个钟头的小孩，根本是圣母玛利亚赐赠主妇们的礼物。
在神父之后，村里早觉会的土风舞老师的女儿大学毕业，回到乡下来，也开了儿童英语会话班，这回妈妈觉得，我就快要从小学毕业，不赶紧认真学点英文，怕进了国中输给其它先跑的同学，于是又帮我报名。老师在自家客厅摆了几张塑料小凳，让我们围着茶几上课，偶尔备一些点心，像开同乐会。对着刚毕业的马尾女大生，学生们的确多一点热情，我也多记了些简单对话，虽然和国中英语不大相关，但是总算是开始习惯另一种语言的逻辑。
后来在学校里，老师第一次教注音的时候、第一次教九九乘法的时候、第一次教音符的时候、第一次教英语的时候，我都偷偷庆幸，自己先会了一点，不需要成为那群白纸一般、需要花费老师很多耐性和心力的学生。当然老师们大都是预备好要来花费耐性和心力的，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小孩乐意成为全班最后才懂的那一个，人都需要一点自我感觉良好。如今看起来很容易的课题，当年初学的时候，的确是一片迷惘，而能够在别人一片迷惘的时候，心里却默默知道自己已经会了，其实让我很有安全感。
阿公和妈妈预先扮演学习的黑脸，让我在正规课程上，可以淡淡定定做一个安心的及格生，甚至偶尔获赞一两句「反应快，天资好」，的确让我生出信心，去面对后续更复杂的课业。正在认知世界的孩子经常听赞，或是经常觉得自己差人一点，大概也会铺出完全不同的自我信心和人生道路吧。在联考前最黑暗的时期，化学算式和数学函数怎么解怎么错、怎么补习怎么漏洞的时候，也只有英文和国文里一贯的成就感，让我在那个一考定生死的时代，作为一个别扭的青春期女孩，觉得自己还有一点熬得出头的希望。
要以成人的姿态在这个现实社会活得如意，并不容易。学历未必能够保障出路，但是没有学历更难找路。尽管联考制度糟糕，儿童需要快乐成长，但是我如今想起不懂英文数学的阿公和妈妈，当时板着脸硬逼我事先预习种种课程，倒是已经忘了当时的不耐，只记得当时大人就已经开始要紧我人生出路的温馨。家庭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是大人带着孩子一起应付时代的荒谬吧！
买一缕幼面
早期的台式建筑很「深间」，从前面店口到后面起居空间，要经过长长的走廊，我会讲话会走路没多久，忙碌或懒惰的大人就开始叫我传话。传着传着，大家发现我的口语能力发展得可堪信赖，开始把我当作人体录音机来用，在我身上放几个硬币，就可以把传话功能延伸成代购服务。
杂货店在同一条街上，同一边，和家里的店面只隔着几间。老板娘「Yosi将」从我有记忆以来，就是阿嬷的会头，每隔一阵就会看到她出现在阿嬷的房间，两个人神神秘秘在讨论「这次要写多少？」。因为是交情深厚的邻居，大人们丝毫不担心派我去买东西会被骗。
要买东西的时候，妈妈会把我吼进厨房，交给我十块钱，说：「你去Yosi将那里，说『我要买一缕幼面』，会讲吗？」我复述一次「我要买一缕幼面」并记住发音，妈妈一边搅着锅铲，一边说：「对，卡紧咧！」我拔腿跑出门口，右转，一路跑进Yosi将的店，对着空气大喊：「我要买一缕幼面！」Yosi将家的人就会出来赞我聪明，从杂乱无章的货堆里挖出一卷白色面线给我，拿走我的十块钱，找我几个硬币，我再跑回厨房，一手交还零钱，一手呈上面线，等着妈妈确认银货对办。
因为买东西，我学会很多单位量词。买过幼面以后，我以为一条一条的东西都算「缕」，有次妈妈叫我去买米粉，我问：「咁是买一缕米粉？」她说不是，「买一熨米粉」才对。台语读起来像熨斗的「熨」，舌头要抵在牙齿后面发促音。我偷偷觉得米粉比幼面高级，因为发音更难，听起来更有深度。我略带沈迷地多练习了几次「熨」的发音才离开厨房，去到Yosi将店里讲的时候，觉得自己已经学会讲大人的语言，自我感觉无比良好。
再大一点，比较有思考能力，借着买东西学会的事情就更多了。一次，阿嬷让我去买味噌，「买五块就好，五块就够了」。Yosi将倒了会，全家不知搬去哪里，杂货得去菜市场买。我骑脚踏车去市场，找到阿嬷说的酱料行，拿五块钱说要买味噌。头发烫成大鬈的老板娘一脸不豫，问我是谁家的小孩，谁派我来的，我怯怯报上大人名号，农村里面没有人可以瞒得了自己的来历，老板娘叹口气说：「我就知影！」回头抽出一个最小号的透明塑料袋，打开味噌箱，拿里面的饭匙挖起鸡蛋大的一球，装进塑料袋里，弯下腰来交给我说：「回家跟你阿嬷讲，我上回就告诉她现在没有人买五块钱的味噌了，至少也要十块，下次五块不卖了。」
我回家如实禀报，以为阿嬷会义愤填膺的说：「骗肖欸，我不会去跟别人买腻！」但她却反常的撇撇嘴说：「有够keji（吝啬），好啦，后回买十块啦，反正不会坏。」我怀疑阿嬷早上在市场才碰过钉子，买不到五块钱的味噌，但是吃定人家对小孩会留情面，所以回家派我去做这种自己方便、别人困扰的事情。我在这些无伤大雅的小事里，明白阿嬷除了疼我，也会用我，她不是不爱我，只是当我自己人，让自己人去做一些自己会做的事。
Yosi将的杂货店再过去几户，是面包店。每天下午四五点是面包出炉的时间，阿公有时候会叫我过去，拉开柜台的抽屉，拿出一张钞票，让我问明众人想要的口味，去买回来当点心。我超爱这个差事，谁不爱刚出炉的面包呢？夹好大家指定的面包以后，我就可以挑一个自己喜欢的，通常是奶酥，「吧嗒」（奶油）的。妈妈从小禁绝我吃零食，刚出炉的奶酥面包香喷喷甜滋滋，是最接近零食的合法点心。
拎着一大袋又暖又香的面包走回家，我常常开心到跳着走，一边跳一边甩面包袋。有天我甩着甩着，忽然明白「离心力」的存在，发现越是用力把面包袋往前甩，面包就越往袋底沈，真是好玩。即使用力甩一个圆，面包在空中倒栽葱的时候，也不会掉出来！我一路兴奋地甩回家，跳颠颠地把面包发给大人们，但是发来发去却怎么也找不到阿公要的「窟力姆」（Cream），阿公很慈祥，问我是不是漏了，我回想起自己明明有夹起窟力姆的画面，心脏一沈，说：「我……我回去看一下。」
阿公的窟力姆果然掉在骑楼的地上，好好的躺在那里，就在我疯狂自学儿童物理课时经过的路段！我赶快捡起面包拍一拍，还好没弄脏，拿回家呈给阿公。阿公边接过，边问我：「你拿漏勾齁？」我无法判断阿公会不会为了我贪玩弄掉一个面包骂人，但是确定人吃一个掉在地上却没有很脏的面包应该没关系，于是点头说对。
啊，我终于说出这个三十几年的秘密了。
午后的一人实验
早在嬛嬛还没遇上果郡王之前，我就知道什么叫作「岁月静好」，而且自己一个人就可以好。
夏日午后的乡间小院，一阵一阵吹来微凉的风，一切劳作都暂停下来，连野猫也困得没力气抬头。云飘得很慢，天空那时候还是真的蓝色，阳光白灿的天地之间，会动的只有树叶、花瓣、小白蝶，和我。惬意不需要有人教，遇上了就知道好。
午餐过后的时间，尽管前面的生意还是有人顾着，后端的「家庭营运中心」却完全停摆。阿公和阿嬷吃过饭就要午睡，家中老大要睡觉，整个房子都必须进入静音状态，如果有什么人非得在这时候做什么事，就得把声响控制在比冰箱运转声还小的分贝量，很难施展手脚。
对我来说，这道规矩并不是「午睡时间禁止活动」的戒严令，而是「只要够小声，就可以为所欲为」的自由召唤。一天当中只有这段时间，是大人困乏得无暇理会小孩的时刻。随着肌肉日渐发展成熟，加上反复的练习，我很快就学会如何在身旁的大人呼吸变得沈稳的时候，极缓慢地滑出被窝，无声地扭开喇叭锁，走出房间，进入完全自由的世界。
我是这样认识水银的。发烧的时候，妈妈塞进我腋窝的玻璃棒子里面，有一条银色的线会动，像虫，从底端的银色基地慢慢爬出来，又慢慢缩回去，爬出来的时候基地不会变小，放在冰箱里缩到底，基地也没有变大。我想知道那个不用电池，不是生物，但是会动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大人说是水银，但光是名字无法解答疑问，弄懂银线的最快办法，就是直接打开玻璃棒，让银线彻底离开基地，拿在手上研究。白白破坏一件用品是浪费，我没想过要问，问了就没戏了。我趁妈妈午睡的时候，从梳妆台偷走体温计，去到隔壁房间，不浪费一分一秒地，用牙齿狠狠把玻璃咬断。
体温计里的水银很少，不容易握住，滑落地面时，那圆滚触地的姿态非常可爱。怎么滚都是合在一起的银色水滴，拿手指压它，要费一点力气，才能分割成两个大小不同的圆珠，软摊摊地抖着，扫到一起又融回去。我目不转睛地看了又压，压了又看，那真是这辈子见过最神奇最美丽的水滴，闪着银光，有点重量。国中的时候，老师说水银是唯一液态的金属，我回想起儿时记忆里的指尖触感，看同学们传阅着封在玻璃罐里的水银样本，表情木然，忽然觉得自己和水银之间彷佛有点什么私交，内心隐约感到自己当年享用了某种特权。
还有糖衣锭。大人说那些药锭虽然甜甜的，其实里面包着小孩子不能吃的药，我瞬间获得结论，药吃了会出事但是糖衣没关系。糖衣锭只舔一下的话，外观看起来好像没有变化，也就是说，如果我不要舔太久，就不会看出药被舔过。爸妈房间里有一罐维他命，玻璃瓶里面装着一颗颗橘黄色的圆形药锭，我看定目标以后，终于等到有一天爸爸午觉睡得很沈，我拿走玻璃罐，躲到院子里，把药锭挖出来一颗颗含过，再放回罐子里。可惜我那时候还没学会水分对于保鲜的影响，要不然就知道该先用卫生纸按干药锭再放回去，那就可以延迟大人发现的时机。我已经不记得后来挨了哪种揍，我的午间实验经常以被揍收尾，但时至今日，回想起含完整罐糖衣锭的满足感，到现在依然甜美鲜明，毫无后悔。
唯一在东窗事发之后没被处罚的一次实验，应该是滚楼梯。电视上常有你追我跑的情节，也许是捕快抓小偷，也许是坏猫追小鸟，无论追人的被追的，十个遇到楼梯有九个会滚下去，抵达地面之后再爬起来继续跑，我由衷赞叹这个「以滚落代替步行」的巧思，非常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掌握这项技巧，节省步行楼梯的力气和时间。终于逮到机会的那天，我站在二楼梯顶，目测完自己的身长和阶梯的长度以后，屈起膝盖抱在胸前，便侧躺着一路滚下去。但实验发现，滚楼梯无法节省时间，因为会昏过去很久。听说是叔叔路过楼梯，赫然发现「奈也有一个囝仔躺在这」，大人才来把我弄醒。所以实验也有失败的，但再怎么失败，能换一个「甘愿」，我很甘愿。
直到现在我依然庆幸自己身为一个人类，在成长的过程里，曾经有机会摆脱大人的注意力，以第一手的视野去探索世界。纯然由心底自生出来的求知欲，像是从体内蔓延出探索的触手，带着不知道危险为何物的全然安全感，试图在游走间触摸到答案。对我来说，那是这辈子所谓「学习的乐趣」的最高级，后来的学习，因为已经懂得各种自我设限，再也不曾那样兴奋有趣过了。
这会枪杀你知呒知
刚上小学不久，有一天我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遇到一个陌生男人发传单，那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路人，不特别惹人提防的模样。我们交会的时候，他抽起一张黑白印刷的传单塞到我手上，叫我拿回家给大人看，我当时的读写能力只发展到注音，尽管勉强认出几个「民主」、「人民」之类笔画简单的字，还是不足以拼凑出完整的句意，也猜不出传单上说的是什么。回到家里，店口碰巧没有客人，只剩阿公一个人顾着，我把传单递给他，问他上面到底说的是什么，阿公只瞄了一眼，就从药柜后面急急走出来，拽住我的手臂吼：「这会枪杀你知呒知!·」
我当然呒知，而且觉得手几乎要被阿公拆下来。阿公凶起来很像暴力漫画，阿嬷和爸爸的几个兄弟姐妹，每一个都曾经警告我，阿公属虎的，很凶。但是阿公真正对我这个宝贝孙女暴怒的次数，一只手可以数完，这是其中一次。我被吼得不敢作声，阿公的意思是我会害自己或家里的人被枪杀吧，是谁会来杀呢？有枪的人只有警察和阿兵哥，他们是保护人民的人，无端端的哪里会杀我们？我不懂阿公到底在说什么，路上天天有人拿传单回家，无论想杀人的是谁，总不可能跑到这么多人家里，一个一个全部杀掉吧？
三叔也这样被吼过。他还单身住在老家的时候，曾经提议大家一起上甲仙的锡安山走走，说朋友最近才去过，没想过离我们这么近的地方，有一个美得像仙境的世外桃源。我一听到甲仙就想到芋冰，还没来得及欢呼，先看到阿公的表情，赶紧把手脚和鼻息全都收敛得像只乌龟，不敢嘁噌。阿公对着三叔暴吼：「那种所在未使去！」说他不做正经事，专想一些「呒属赛欸代志（不实在的事情）」。三叔很闷，平白被阿公骂了一顿，事后对着我抱怨阿公什么都怕，才是呒路用。我静静听了，把锡安山这个地名记在心里，判定那是个阿公觉得危险、但应该有点意思的地方。
很多年后，阿公老得不能出门了，我们终于上到锡安山，原来那是一个自外于社会的基督教会，开辟了一个山头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当年为了土地等诸多议题，和政府有过多次激烈的冲突。我读了停车场边上控诉国民党政府迫害的手写海报，终于抓到一点蛛丝马迹，能够猜测阿公为什么不让我们来锡安山。冲突事件里谁是谁非一时三刻很难看得明白，但是站在与政府对立的那一边，似乎很容易有人流血。或许是因为这样，阿公才以最高层级的戒心来提防，任何与政府为敌的人事物，他一丝一毫的边也不许我们沾上。
我觉得阿公稍嫌夸张了，冲突抗争难免有流血，但那毕竟是小众之小众，别人家的事，我们家安分营生，会有什么事能轮到我们头上呢，何至于要这样怕？他对警察的忌惮根深柢固，经常拿警察恐吓小孩，说他们会把不听话的囝仔抓去关，我着实怕了许多年，要到上了小学，课本教我们军人和警察都是保障我们生命安全的人，才渐渐放下心来，知道阿公只是吓唬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