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四年三月二十四日那天凌晨，学生冲进行政院的隔天，坐在济南路上的我，倒是出乎意料地又凑出几块阿公心中恐惧的拼图。在学运过程里，随着社会事件的冲击，多读了台湾史料，我发现自己和阿公虽然在不同的时代，遇见不同的事件，却很可能生出相同的害怕。要说怕警察，我们怕的不是派出所里面，点算到后来总会变成同学娟娟的爸爸，或菜市场文金婶他家老三的那一种；而是在难见真身的云雾里，代表政府来界定暴民排除暴民的那种警察。一个凌晨的见闻让我对国家和政府生出恐惧，我推想，阿公心中巨大的不安，靠的肯定不只是一个锡安山事件的喂养，能让一个人怕到终身不提自己的害怕，那恐怕是更多更暗黑的见闻。
阿嬷热中于妇女会的免费活动，我也爱哭爱跟路参加过几次，在民众服务站前面和村里的阿婶阿姨们集合，搭游览车出去玩。回来以后，阿嬷会说两句某某民意代表人不错，真慷慨，这次··迌了盖欢喜，下个月选举要「凳乎伊」（投他的票）的话。但阿公完全不会，他缴所有该缴的税，履行一切公民义务，但是对于政治没有一丝一毫个人见解。每到选举日，阿公出门投票前只会机械式地问过爸爸或阿嬷，应该投给谁比较好，没有第二句话。爸爸还会说，做囝仔的时阵，曾经在门口看过军用卡车上面载着用布条蒙眼的村民，不知道要去哪里，有没有回来。但是我和阿公相处的二十多年里，没有听过阿公提起，他看过什么样的人，见识了什么样的场面。根据「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原则，我好像不能主张，这个国家曾经惊吓过阿公。
谜底后来是爸爸揭开的，在我追问之下，爸爸才模糊想起，大伯父从前在日本读书，一次回国的时候，傻呼呼接受友人请托，帮带了一份包裹，入境的时候被翻出一本《毛语录》。阿公费了许多精神和金钱，才让大伯父平安回到家，但警察从此时不时过来关切家里的日常起居，让阿公很难放心。我猜是那些我根本无从想象的周旋，让阿公决心成为无声的公民，安静得彷佛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只是，在那个时空背景下，他的沉默反而为自己打上一盏探照灯，成为我的历史舞台上说出最多故事的那一个。
说国语比较高级
在学校不能说台语，要是说了让老师听到，就得到教室后面罚站，我很不能理解那些男同学罚站的时候怎么还能趁空嘻皮笑脸，明明是非常丢脸的事情，我怕极了。之前上幼稚班的时候，老师虽然说的也是国语，但是因为没有禁止说台语的规定，我从来没意识到原来自己有些话用台语说得比国语溜，上了小学在禁令之下，才发现话出口前如果不先咬住舌头想一想，很容易犯规。
乡间的共通语言是台语，有太多日常用语不作二想地使用台语，就连乡音浓重的老杯杯来家里拿药，也会使劲拼凑出关键词汇说明病情，「窝这个脚要吃通会搂的药」，血路在农村要用台语通。所以刚上小学那一两年，稍微紧张一点，家里没有人能教我，国语主要是看电视乱学，在学校硬说，吃「芋粿巧」也要变成吃「芋头糕」，自己掰得心虚，老师听见也浮现飘忽的微笑，不知是嘉许我一心学国语的志气，还是也发觉国语说不出「芋粿巧」的微妙。
国台语之间有点细微的文法差异，全台湾最知名的例句大概就是「老师他给我打」，这六个字放诸南北不知在多少小学生的嘴里出现过，老师们的反应也一致得彷佛教学手册有所记载，凉悠悠地堵上一句：「他给你打还不好吗？」我察觉到台语和国语的被动式句型不同以后，再听见老师这样打发学生，暗地里觉得奇怪，那么严格不许我们说台语，怎么又不教我们说好国语。其实老师们自己的国语也南腔北调，卷不卷舌好像只是学生的义务，有些年纪比较大的老师，乡音重得和注音符号丝毫不相应，最夸张的是凶巴巴的训导主任，常在升旗典礼的司令台上责备大家放学路上放肆说台语很难看，但是每次点名骂我们班的时候，都要说成「奥连奥班」（二年二班）。我觉得自己国语明明说得比他好，还要受他训斥好冤枉。
虽然觉得冤枉，但我一点也没有想要反抗的意思，我想说好国语，因为说国语的世界比较高级。国语的电视节目比台语的多；国语歌曲可以小城充满喜和乐，但是台语歌曲一天到晚自悲自叹歹命人；穿体面衣服轻声细语工作的人，绝大多数说国语；黝黑臭汗奔波窘困的人，常常说的是台语。我从来没有犹豫，自从开始上学以后，前往那个体面的轻松的明亮的世界，就一直是我的唯一选项。
我非常羡慕班长，爸爸妈妈都是老师，从小家里说的就是国语，她根本一句完整的台语也说不出来，学我们讲「惦惦」的时候，也不懂要在音尾把嘴唇合上，那个笨拙的神态，看起来十分高尚，就像好学生说不出脏话来的样子，实际上她也经常被老师指派为班上的模范生。我对于自己台语讲得那么溜，感到羞赧，有些人可以不用学就说得一口流畅国语，真是幸运。妈妈说有些人是「出世来好命欸」，我想指的就是班长那个意思，妈妈有时候也骂我实在「太好命」，但我觉得这两种好命肯定有名次前后的差别。
上进心发达过头的时候，我曾经愤怒家人为什么不会说国语，如果全家都说好国语的话，我们不就可以一起当上等人了。妈妈的国语说得不好，从小听她说会来家里拿药的「张石英」阿姨，就是在国小任教的老师，后来她凑巧担任弟弟的班导，我看到弟弟作业簿上的名字，才知道原来张老师不叫「石英」，叫「淑英」。阿嬷的国语更不行，她想学国语歌的时候，得让我先念给她听，让她在歌词边上逐字用平假名注上发音。遇到ㄓㄔㄕㄖ的卷舌音，日文就无解了，只能取近似值，我对卷舌音并不坚持，但是很想要她发好「ㄈ」的音，因为把「飞翔」说成「灰翔」，是最令我羞耻的台语腔，那些从小说国语的人，未必顾得全卷舌音，但是绝对不会说错「ㄈ」，一旦说出「灰翔」，就是彻底泄漏了我们低俗的出身。
阿嬷不喜欢我紧盯着她的ㄈ，那是她一辈子没用过的唇形，连带嘴里的全口假牙很难装得牢靠，让发音更加困难。她唱不准歌词的时候，我毫不留情的讪笑和纠正，确实让她感受到我的认真，也接收了我对台语腔的羞耻心。心情好的时候，她会说：「啊拍写啦，阮都呒读册，卡呒水平啦」，火大起来也会发脾气：「赚钱乎你读册，搁爱乎你笑」。她生气的是我嘲笑她，不是反对我认为她不会说国语没水平。她也同意只会讲台语是落后一点，在我生存的世界里，没有人质疑讲国语比较高级的事实。
有一天，我如常翻着家里的旧物堆，意外挖出一迭发黄的线装簿本，上面写着阿公的名字，里面全是蝇头小楷，大都是中医的诊断摘要。其中最残破、年份看起来最久远的一本，上面写着「四书」，是阿公少年时读书的抄书笔记，全是《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的金句选录。霎时间我意识到，阿公一个国语也不会讲，但是他读过书，而且读得比当时的我多。所以事情不是像阿嬷说的和我以为的那样，有读书的才说国语。国语在台湾的确比台语高级，我知道自己的观察没有错，但是究竟为了什么原因比较高级，我却要十几二十年来靠着用国语读书，离开台语的乡镇，移动到相对国语的城市，过国语的生活以后，才有机会听闻人们用着国语辨析，台语曾经如何低级了去。
台语的世界加上国语的世界，堆栈出现在这样的我。偶尔听见有人疾言厉色数落国语人对台语人的侵害，我总是不免心虚，不晓得这一路走来为了求得一份稳当日子，是不是踩踏过什么人的脚趾头，蒙着头成了既得利益的施暴方。但说起来我实在不曾得过什么便宜，只不过是一直想要避开说台语会吃的亏罢了。
学钢琴
爸妈在我很小的时候，问我想不想学钢琴，我说想。当时我读幼儿园，不大确定学钢琴是什么意思，以为和「要不要坐摩托车去玩」是差不多程度的活动。他们觉得「钢琴老师」是个很适合女生从事的职业，时间自由，往来单纯，社会地位高尚，不必出门看老板脸色，而且不用缴税，赚到的都归自己，爸爸向我慎重强调最后一点，想要我明白那是特别的好处。但学琴的一路上，我真正享受的好处，完全无关乎钢琴本身，小人小手练琴有点辛苦，反而是周边那些看起来无关痛痒的附带活动，成为学琴的美好记忆。
一开始先上儿童音乐班，每个星期三下午，妈妈带我搭一个钟头的兴南客运，到台南市的功学社去上课。我还是小得有人会让座的身形，对于客运司机在山路上的狂飙，不太能够适应，很容易晕车。爸爸担心我周周晕车太可怜，妈妈倒是冷静，说吐久就不吐了。我吐过客运地板，自己的手掌，和妈妈的手提包，有时候勉强能够忍到下车才吐在路边，妈妈一边帮我顺背可能也一边暗松一口气。音乐班上不到半期，我的确就如妈妈所预言，发展出搭乘客运的高度耐受力，这个能力甚至延伸到我成年之后，无论多么险恶的路径，多么亡命的驾驶技术，我都能自在随顺车辆疾驶的方向甩脖子撞车窗，一点也不觉得晕。从小在台20线省道上颠簸翻滚，周身细胞没有一颗没受过兴南客运的整顿，现在偶尔休假回老家，发现身体如今比脑袋还记得那些过弯的角度，是意外的惊喜。
功学社在中正路上，旁边几步是个涵洞，涵洞里面有个面摊，风向正好的时候，一下课出到功学社门口，就会闻到大骨汤和白面条的香气，冷天里特别叫人难以抗拒。我喊饿的时候，妈妈会带我过去吃一碗麻酱面。用的是细面，能沾附很多酱汁，有时候意外夹住几粒肉汁里面的肉燥，就成为特别丰富的一口。点干面会附上一碗清汤，撒上芹菜珠胡椒粉和香油，坐在冷叽叽的铁板凳上，那碗附赠的热汤特别讨喜。在人生中，出现时机恰到好处的食物，往往会成为记忆里面无敌的味道，那涵洞里的麻酱面，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麻酱面。
音乐班结业以后，开始上一对一的钢琴课。我随着程度换过几个老师，最后一个高段的、最认真为我铺设正统乐理道路的、却也是令我彻底失去学琴兴趣的老师。但是去她家还是很有意思，从车站走过去要十几二十分钟，沿路不少美味佳肴。清蒸肉圆、浮水鱼羹、锅烧意面，偶尔小绕一段还有万川肉包，和隔壁的万村米糕，都是忧郁钢琴课之前之后的安慰。老师家是个西医诊所，磨石子地板，白色的诊间和药局，和我们家一眼看完的药柜完全不一样，圣诞节的时候，还会摆上一棵圣诞树，上面挂着许多可爱的人偶，胡须和衣饰都泛黄了，看得出来有点历史，大概是每年重复拿出来摆的。我有几个钢琴老师的爸爸都是西医，她们的钢琴都放在二楼客厅，面向成套的得体沙发，椅背上披着手钩的棉线针织沙发巾，养护得洁白干净。我很小的时候，在家里也曾见过这类桌巾沙发巾，毛织的棉织的都有，后来大人忙着做生意，这些叮叮咚咚的小碎件就全给收起来了，看客厅的摆饰就能知道屋子里有没有不用操劳奔波的闲人。每一次在老师家弹不好的时候，我特别能清楚看到，自己将来不会成为那种客厅里的风景。
偶尔因为老师调课，或是办事拖到时间，回到家已经晚了，街上的面包店和小吃店都已拉下铁门，我偏偏肚子饿，妈妈只好带我蹑手蹑脚到厨房，煮平日禁绝的统一肉燥面，那年头好像没有别款口味能够与之匹敌。厨房就在阿公的房间对面，怕开灯会让阿公不好睡，只好就着抽油烟机的小灯煮面，等水开的时候，我就和妈妈一起站在灯泡的黄光里，听着蟑螂在暗里窸窸窣窣。在静默之中，我常常忍不住掰几口未煮的面块当零嘴吃，妈妈也一定会省着半包调味粉不加，用表情告诉我吃那么多味精不好。面煮好以后，妈妈为了尽量避免吵到阿公阿嬷，只能在一旁等我吃完，才和我一起离开饭厅，上楼睡觉。日后每当我闻到肉燥面的味道，都不能不想起那圈昏黄安静的灯光。
我的年纪越大，爸妈要押着我练琴越不容易，我大概把所有提前报到的青春期叛逆，都用在反抗练琴这件事。抗争最激烈的时候，我甚至天天想，该在钢琴的什么位置放一把火，才能在火焰被发现以前，烧掉最多部分。我的钢琴最终没有学出什么成绩来，但是如今却非常庆幸爸妈曾经做过那样一个梦，我在那几年，才有机会能够每周把爸爸或妈妈从阿公身边借出来，自己独享一个下午，像母女那样在街头合吃一碗面，像父女那样在客运上玩一场拐囝仔的骗局。因为和这些奢侈的时刻绑在一起，那些有点痛苦的钢琴课记忆，似乎也愉快了起来。
亮起来的房间
逢年过节和寒暑假特别令人期待，因为叔伯姑姑们会带着小孩回老家来，餐桌上会多出好吃的菜，堂表兄弟姐妹也会与我分享他们的旅行零食，平常被规定得死死的作息，因为家里有其它人出现，难免受到影响，可以堂而皇之地晚睡看电视，做了什么坏事，爸爸妈妈也会因为牵涉到别人的小孩，罚得轻一些。不过，最让我感觉松一口气的是，平常那些黑暗的房间终于可以亮起来。
老家有许多房间，阿公盖房子的时候，分配了许多生活空间给各个子女，大家一路各自成家，往外发展以后，空房间渐渐多了起来。好处是躲大人的时候很方便，一楼二楼上下前后都有地方可以躲，坏处是，到了晚上，暗的地方永远比亮的地方多。大人为了省电，不许我四处开灯，我只好在脑袋里想象自己拥有各种防御魔鬼的绝技，才有勇气独自走进陷入黑暗里的二楼房间，去做功课，并且入睡。
有人能一起来点亮二楼的灯真是太好了，老房子平常无精打采，终于能盼到几天灯火通明的日子，连空气也振奋起来。阿公和阿嬷当然开心，会特别上二楼来看看棉被够不够盖，需不需要多搬一台电扇，要不要点蚊香。尤其是阿嬷，我感觉得到她的快乐。
年纪还小不必负担工作责任的我，和年纪大了可以随意翘班的阿嬷，共享的日常比任何家庭成员都多。每一天，我听她抱怨姑姑的婆家不够慷慨，担忧大伯的营收，苦恼该怎么安排叔叔的人生。她烦恼，我也忧愁；她愤怒，我也不平。所以当她的脸忽然明亮光彩、步伐特别有劲的时候，我便知道她所挂念的子女们回家来，令她异于平常地快乐，就好像脚踏车的轮胎，平常跑起来稳稳当当的，也没什么不妥，但是忽然充饱气的那一阵，转动起来特别有气势。
每一次假期结束，大家各自回到自己的城市，老家恢复原来的平静，我和阿嬷又成为彼此相伴的老搭档。后院晒着客用棉被和枕头，等着烈日消毒过后要收回被橱。被橱就在二楼那些难得点灯的房间，晒好的棉被混杂着旧棉絮和阳光的气味，对折再三折，一床一床迭进橱底，被单上张牙舞爪的红艳花朵，被收服在方形长条里，一款压着一款，最后放上绣有鸳鸯水鸭滚着荷叶边的枕头，阖上柜门，继续用霉味收藏心底的盼望。
我曾经以为，阿嬷的盼望也是我的盼望。她盼望家人回到身边，有人陪她说体己话垃圾话，而我盼望的是新鲜的生命力。这两件事往往同时发生，让我误以为是同一件，以为为她带来快乐的家人，也是为我带来快乐的家人。相聚太美好，便显得平日的生活像是次要的、无聊的、暂时的等待。我和阿嬷一起期待着团聚的美好，盼望等待能够赶快过去，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就是平日生活的一部分。
表弟们和弟弟都长到可以追逐争吵的岁数以后，玩在一起难免有事端。有一次，我眼看阿嬷对于顽皮闹事的表弟没有意见，却对同样顽皮闹事的弟弟予以责怪，觉得很不公平，于是开口问她为什么。阿嬷破口大骂，说我大汉了，敢黑白讲话了，居然指责她。阿嬷的怒气令我手足无措，但是我瞥见避开阿嬷视角站在厨房的妈妈，脸上的表情很微妙，像笑又不是笑。这才意外地发现，妈妈其实偷偷在同意我做了这样违逆长上的事，原来我为弟弟出了一口气，也同时为妈妈顺了一口气。我自此开始意识到，我和阿嬷一起盼望着的「家人」，其实是我的「亲戚」，除了阿公阿嬷之外，安静的爸爸妈妈和需要保护的弟弟，才是我的「家人」。
阿嬷生我的气生了很久，大概是第一次有人敢这样挑战她的权威，爸爸不得不出面处罚我，罪名是没大没小。但事实上，当时已经没有任何人任何事可以阻止我，挟着他们惯出来的长孙女的骄气，乘着青春期的敏感，开始怀疑这个家庭试图植入到我身上的家庭观。一直以来，阿公和阿嬷都物以稀为贵地抱持着「人以罕见为亲厚」的态度，虽然我因为机灵又狗腿，向来都在他们亲厚的圈圈里，但是忽然明白自己的父母是亲厚圈外的无声人，令我非常不安。
深厚的感情基础让我和阿嬷终究恢复良好的祖孙关系，心里即使明白对方的爱在某些方面会有界限，并不妨碍彼此在其它方面互相付出。家人之间的爱没办法非黑即白，相互依存就是同时损耗又修补着。我仍然是最懂她腰酸腿痛的人，她也还是我闪避父母威权时的避风港，我们仍旧一起翻着月历，期待假期和年节的团聚。只是她抱着一样的盼望往老里活，而我逐年地验证，她的失望来自于把亲厚寄望在长距离之外。令她感到满足的家族团聚越来越短，次数越来越少，直到她离世。多年以后，我为她感慨没有更珍惜身边的人，让身边的人感到安慰，并且让自己活在更容易获得的满足里，直到来不及。
人世原来是重逢的少，别离的多。
只有保存，没有期限
日本的婶婆有时候会寄咸鱼来。婶婆是叔公的太太，叔公十几岁的时候离家，偷跑到东京去，变成日本人，阿公后来花了很大的力气辗转查到这个弟弟的住址，双方才恢复联络，不过，做礼数这件事向来还是婶婆比叔公来得上心。
每年寄来的都是红鲢鱼，现在国语说鲑鱼。盐渍过的整条鲑鱼，用塑料袋裹着，再套着一个合身的瓦楞纸盒。走海运，寄达的时候外盒都已经被里面破漏的汤汁浸烂，透出令人难以忽视的咸鱼味道。
收到包裹以后，阿嬷会立即拿进后面，就地把包装拆开，拿来菜刀和砧板，把鱼分切成三类：鱼头，鱼尾，和一圈一圈的鱼身体。平常时候是该妈妈做这些处理食材的杂事，但是每一次的鲑鱼包裹都让阿嬷很兴奋，所以就自己来。我很害怕咸鱼的味道，从来只愿意站在远远看，顶多帮忙到前面店口拿来干净塑料袋，让她分装。装好袋子的咸鱼冰进冷冻库以后，在大人的心目中就进入永鲜的状态，用盐腌渍过的鱼，再加上冰冻，简直可以放到世界末日。
接着就是永远吃不完的咸鱼料理。花样不多，鱼头和鱼尾泡过清水去除咸味以后，要不煮汤，要不煮面线；一圈一圈的鱼身体吃最久，煎得油赤油赤配粥配饭吃。阿公阿嬷都喜欢煎咸鱼的味道，吃早粥也配，吃午餐晚餐的白饭也配。说「配」，不如说「沾」，先扒一口饭，再用筷尖在咸鱼上轻轻剥下指甲似的一小片肉，放到嘴里一起嚼，因为很咸，再多也不好吃。只是这种消耗速度非常缓慢，六口之家对付一圈咸鲑鱼竟然可以吃上五六天，令我非常厌烦。一开始咸鱼自己有一个盘子躺，翻过几餐体积变小以后，就开始寄生在新煎上桌的别鱼盘子里，到宿主都被吃完了，寄生咸鱼还剩下卤蛋似的一块，再出场的新鱼要是红烧，汤汤水水的没得让人寄宿，咸鱼残部就会另外获得一个酱油碟子独居，在桌上塞过来推过去也要好几餐，才能终于吃完。
每一次能够从咸鲑鱼食程毕业，我都大大松一口气。餐桌上除了咸鱼，当然也有别的长命小菜，豆腐乳、荫瓜仔、树子、腌萝卜轮番上阵，早上挖一点出来配粥没吃完，中午摆着继续吃；中午没人碰，晚上继续摆；今天剩下来，明天再端上桌。小菜摆到晚餐，在干燥的南部气候底下，样子和一早刚刚挖出罐子的水嫩非常不同，吃剩的部分丧失掉表面水分，饭扒着扒着又会忽然沾一点去吃。吃饱饭收碗的时候，我常常忍不住顺手拿起只剩下黄豆大小腐乳的小碟子，问大人是不是可以不要了，大人往往会说还可以吃，让我放回去，谁知道隔天的早粥，竟然就会有人在干瘪的腐乳丁旁边，再补上一块新的腐乳，那碟子又要再等好几餐才能洗！我长大一点以后就不问了，趁着大人留我自己收碗筷，静静地把看烦了的小碟拿去冲掉洗干净，偶尔东窗事发，大人通常只是骂一句：「无采人的物」，说我浪费。
但是咸鲑鱼没办法，是过咸水来的，很珍贵，剩下再小块大人也会盯着，我不敢丢，只能一餐餐巴望它早日消失。咸鲑鱼退席之后的几餐，吃饭的兴致特别好，觉得餐桌上的气象完全不同，其它的菜就算吃了几餐，也觉得反正不会像咸鱼那样难以摆脱。这样的好光景大约能持续大半个月，直到大人又想起咸鱼的好滋味为止。一年也就十二个月，算来算去，要吃光一条咸鲑鱼几乎需要整年的时间，越懂事以后，收到鲑鱼包裹越感到忧虑。
大人们为了不犯下「讨债」的恶行，会用各种理由阻止我倒掉隔餐的食物。法庭上的被告在没有定罪以前，会以无罪推定为原则来对待，我们家的食物，在真的坏掉以前，也享有极度从宽认定的「没有坏推定原则」，妈妈和阿嬷很有自信，阿公和爸爸也全心相信厨房里的她们妥善遵循先人保存食物智慧所经手的菜肴︱︱
不。
会。
坏。
菜瓜太冷
略懂一点食疗概念的人，在餐桌上很难不带着分别心看待食物。
夏天的时候，家里常常喝空心菜汤和豆仔薯汤。热锅爆香蒜瓣，把空心菜和水一起放进去煮开，就是空心菜汤，豆仔薯切丝煮蛋花汤，这两种汤放凉以后更好喝，爸爸在前面店口忙完，进到饭厅来吃午餐，喝到一碗打凉的菜汤，会发出满足的喟叹：「心凉脾土开~」心情大好，胃口大开。
空心菜和豆仔薯都是属性寒凉的蔬菜，夏天吃特别消暑。餐桌上有人盛汤的时候，要不本人，要不就是鸡婆的旁观者，会加注一句口白：「这尚退火！」我从小就喜欢吃各种香酥的食物，在家里属于肝火旺湿毒盛的一派，一天到晚「嘴破」「便秘」「生粒仔」，大人在我吃饭的时候，会交代我不准再吃芒果，要多喝一碗菜汤。
但也不是所有寒凉的食物都备受肯定，我从小就觉得菜瓜是一种地位暧昧的蔬菜。菜瓜很容易种，乡下四处可见民宅边上种着菜瓜，只要有块畸零的小地，随便搭个棚架，藤蔓攀上去以后，就会不停繁殖蔓延增生出菜瓜来，风雨天菜价上扬的时候，有菜瓜就不怕上市场让人抢钱。菜瓜必须趁嫩采收，万一迟几天就会老化变成菜瓜布，所以种菜瓜的人也有产销压力，今天吃一条，明天吃一条，后天不想吃就拿去拜托厝边隔壁吃，我怀疑根本整个农村在菜瓜的产期里，家家户户都有消化菜瓜的压力。我问过妈妈为什么村里大家不说好，各自在后院种不同的蔬菜，要不然我送你菜瓜，你又送我菜瓜，菜瓜还是吃不完，大家何苦来哉？妈妈一脸乐天知命，说大家当然都种了各种菜，但是，「菜瓜大出，没法度啦！」
菜瓜最简单的煮法是清炒或煮汤，但是再怎么鲜美的菜瓜，吃多了也会变成修善业的道场，单纯是为了不想浪费菜瓜被雷公打而吃。有人实在不想碰菜瓜的时候，会撇撇嘴说：「我这两天心脏无力，这太冷，我未冻呷。」 那个「冷」说的不是温度，而是说食物属性很「寒」的意思。寒凉的食物如果讨人喜欢，就是退火；不讨人喜欢，就是太冷。煮菜的人有时候为了把菜瓜暗度陈仓上餐桌，只好变化菜色，切细碎一点炒米粉，或煮咸粥，大家看在有肉丝有虾米的分上，唏哩呼噜吃掉就不会太计较。
相对于菜瓜的太冷惹人烦，炸豆皮和油豆腐就是我们家「太上火」却人人爱的光荣代表。因为阿公爱吃肉，餐桌上常备着一锅卤肉，基本内容是三层肉和卤蛋，但是一有亲友来访，或是阿嬷忽然嘴馋的时候，就会加上炸豆皮和油豆腐，甚至贡丸，卤一大桶豪华版的。几个和我一样肝火旺盛派的孙辈，最爱吃这锅，我们满心欢喜的夹着夹着，总会引起冷静派的不安，叨上一句：「这足宠火（容易上火）哦！」但是眼看着我们想吃的脸，他们很快又会补一句：「啊，爱呷呷啦！卡停去店口吃一包退火就好。」了解食物属性不代表就会乖乖顺天而为，反正家里自己开药铺，我们不任性还有谁能任性。
这种餐桌延伸出来的吃药行为，除了事后补救，还可以用在事前预防。曾祖父传下来一副药方，叫「消化散」，消腻化滞非常有效，我已经不记得是谁带头，让我们在除夕围炉之前，先吃一包消化散，排除吃了一整个下午点心的饱食感，好在晚餐时还能尽兴大吃。妈妈和阿公可能是家里最严肃正经的两个人，也是我印象中唯二没有干过这种蠢事的人，但即便如此，他们也没有阻止过我们偶一为之的纵情大吃，乡下的生活实在太规律平淡，偶尔有点疯狂行径让每个人都很兴奋。我离家之后无论住在哪里，都要备着一罐消化散才觉得安心，好像只要有它在，就拥有一张暴食专属的免死金牌。
最常嘴里还吃着饭，心里就筹谋着晚一点该吃什么药的人，是阿嬷。大家吃得好好的，阿嬷却会忽然长叹一声，说一句「我拢无放屎」之类的症状描述。我长到很大才知道，其实别人家吃饭不会在餐桌上讲大便的事，唯独我们家的阿嬷，很善于把握吃饭时间，大家都在的时候，让大家集思广益她应该吃什么药。既然开了头，就干脆问诊了，「几日没放？」「嘴咁会苦？」「咁好睡？」「你咁是有偷吃啥？」阿嬷很爱吃，明知道自己是容易上火的体质，偏偏老是无法抗拒燥热的点心，回答前面几题的时候，还会摆出委屈的姿态，说「昨日有放，足歹放」，或是「咀足苦，苦墆墆」，但是针对有没有偷吃零食点心这一题，则取决于她的症状严重度，要到真的很难受，才会腼腆承认自己出去吃了一碗炖羊肉。
从小在这样的餐桌吃饭，毫无选择的被制约上一副有色眼镜，看见食物就想起它的属性卷标，即使不想成为一个处处计较燥热或寒凉的怕死人士，但是对于食物的分别心已经没有办法消除，我只能尽量提醒自己闭上嘴巴，不要啰唆到别人了。
钱是省出来的
阿公裤袋里永远带着手帕，滴落身上的汤汁，或是我的鼻涕，都拿他的手帕出来抹。男人用的手帕比女人的宽幅，花色是四平八稳的墨绿格子或赭色线条，纯棉的手帕洗久了会长出一层微细的绒毛，摸起来特别柔软，有安慰的触感。手帕擦过我鼻子的时候，有钱的味道，因为阿公的手帕和钞票贴在一起，放在同一个裤袋。我的抵抗力向来很好，或许和这个有点关系。
带手帕可以省掉很多卫生纸，卫生纸是消耗品，但凡要花钱买的东西，都要尽量省着用。阿公自己用来洗脸的毛巾，常常到最后只剩下不甚规则的一片虚布，四周围都烂光，毛巾的纤维也脱到所剩无几，随便一扯就掉下来一大片，要到这样山穷水尽的状态，阿公才会开一条新的毛巾。
浴室里的其它用品自然是比照办理，还能够应付着用的东西，就是还能用。附近有个糖厂，阿公总是在糖厂的福利社买肥皂，好像是价格便宜一点，每次都买整盒，而且每次都是蜂蜜黑砂糖香皂。以阿公的经济算计来说，这大概就是用低价整批购入好东西，可以安心用很久的意思，十年都用同一款肥皂有什么关系，不过是用来应付清洁。但我腻在阿嬷身边，在她衣柜的各个角落，早就见识过各种不同的香皂，盒子上有维纳斯女神的弯弯浴皂，包装上面都是英文字的英国皇室香皂，还有藏在抽屉最深处的佳美香皂，全都看起来比黑噜噜的黑砂糖香皂高明。其中我最爱佳美，香气高雅得像是公主专用，我曾多次央求阿嬷让我开来用都不成，只好时不时翻开她衣橱来闻，一边陶醉在贵族的香气里，一边觉得浴室里的黑砂糖香皂土里土气，却又不敢对阿公说什么。
不是消耗品的东西，也要尽量延长使用寿命。我没见过阿公买新裤子，他好像一直反复穿着从前买的裤子，如果胖了或瘦了，就交代阿嬷或妈妈，帮他改裤头，改紧一点或是放松一点；裤脚磨损了，膝头勾破了，就拿块废布从里面车上。大人是这样克己俭省，小孩自然很少有买新衣服的机会，尽管排行老大，我没有太多新衣服穿，因为堂表兄姐们多的是旧衣服，小孩子长得快，衣服没几年就穿不下了，捡旧的将就穿才是务实的做法，务实到连我和表姐去当花童的时候，居然给我们买了一人一条红短裤，好让我们各自的弟弟过几年还能穿。当时妈妈和姑姑两个人，做出这个让花童穿短裤的决定，自认英明的意气风发，相较于我和表姐盼不到一条蕾丝裙可以穿的黯淡心情，是难忘的对比。
能用的东西如果坏了，要尽一切可能去修复。爸爸自己用来炒药材的那把锅铲，木柄烂光了以后，用竹片和铁丝捆上，又炒了不知几年。想让这样的大人买东西给我，是非常困难的事。我很容易穿坏「苏哩吧」（Slippers），鞋底从前面脱落下来，俗称「开口笑」。大人经常叮咛我，「苏哩吧」泡水容易坏，但是夏天趁着四下无人，把脚伸到水龙头下冲冷水，是一旦试过就不可能戒除的享受。「苏哩吧」第一次开口笑的时候，我兴奋万分，以为可以买新鞋，但是大人只是到对面文具店买了一条强力胶，帮我把鞋底黏回去，压在专门用来锤当归的巨型柴砧底下，隔天胶全干了，就能再穿几个月。上学以后，甚至连运动鞋也比照办理，我的鞋底和鞋面交界处，常常围着一圈黄胶，在学校里好生自卑，向妈妈诉苦还会被念：「谁叫你鲁蹦脚（笨手笨脚）」。一条强力胶只要十块钱，可以拯救三四次开口笑，我领悟到摆脱旧鞋的唯一办法，只有等到自己穿不下。「长大」能够为我带来物质上的附加奖赏，于是成为我坚定的目标。
几年前市面上开始流行三层卫生纸，很软很舒服，价格也不比原来两层的贵上太多，不是我难以负担的物质享受。卫生纸从平板升级到抽取式的时候，我过渡得很顺利，本来就觉得用两张包鼻涕才不沾手，但是当我随着潮流，想要开始用三层卫生纸，却发现没办法。用三层卫生纸的时候，我常感觉到自己的眼睛也迭着阿公的眼睛，看一张柔软洁白的棉纸，抽出来抹过嘴就报废了，「有够无采（可惜）」。本来一小片卫生纸可以做到的事，因为贪图片刻的柔软触感，就得花三倍的纸浆去做，「我需要这样吗？我不需要。」家人的节俭习惯，把我制约成偶尔与同侪脱节的人，虽然我的节俭标准相较于家人，已经是刻意迎合都会生活的改良版本，但是每当我在物质享受上，察觉脑中有「道德上限」的时候，都能感觉到远处的他们活在我的身体里。
大概是这个原因，我并不讨厌那个偶尔不合时宜的自己。
爱拚才会赢
务农的钊仔是家里的老朋友，来看膝盖痛。爸爸劝她别太劳动，让关节可以多休息。钊仔说，就还能做啊，如果已经做不了，那就没办法，既然还能做，看到树顶上那几颗结得那么美，能不爬上去包袋子吗？要放那里给鸟仔吃吗？她很有气势，诘问爸爸：「你讲啦，若是你，你咁有法度当作没看到？」爸爸给了一个滑溜的总结，叫她爱做去做，脸上的幸灾乐祸大概有一半是嘲弄自己。
事实的确是，只要手脚还算利索，爬上树顶去包果子的人才叫肯打拚，才是有资格成功的人。社会气氛像是那句「爱拚才会赢」，每个人都在玩「九十九分的努力」集点活动，因为不知道「一分的幸运」究竟会不会发生，只好超额储蓄点数备用，才能在万一幸运没发生，多余的努力点数也补不出成功的时候，名正言顺发一场针对老天爷的脾气。像这样勉励自己勤奋苦干的理由有很多，允许停下来休息的正当性却很少，少到好像只有一个，那就是生病。
生病，就可以达到大家挂在嘴上那个「没办法做」的门坎，可以暂停努力。像是一种「我不是偷懒喔，而是受到实际的生理限制没办法再做」这样的不得已，好让罪恶感的长鞭不会挥到背上来。可以在床上躺个大半天，吃自己合胃口的食物，把珍贵的体力先用在有兴趣的事情上面。尽管有病痛，但是忽然可以合情合理地放松和任性，好像人生苦行课的下课十分钟，是一种「痛并快乐着」的诡异交错。
是人都必须努力。我作为小孩，分内的努力项目是「乖」和「读书」。从寄居到姑姑家去读明星国中开始，环境与课程都和过去不一样，努力的难度提升了几个档次，所幸人的潜力都是原厂内建，调整一下也能跟上速度。三年以后，我如愿考进再也不用读数学理化的学校，搬进学校宿舍，准备好练习另一种努力，学着去做一个独立自主的成人。意外的是开学没多久，我得了差一点恶化成腹膜炎的盲肠炎，紧急开刀以后在医院住了几天。
小孩开刀住院，终究是优先于赚钱的严重事件，妈妈放下家里的工作到医院来照顾我，我们一起喝鱼汤，一起睡觉。偶尔夜里迷迷糊糊知道护士进来量体温，会听见妈妈说谢谢，她肯定是为了照看我，自己睡得很浅，知道有人照看，我睡得更安稳。有一天早上，我告诉妈妈因为医院的床很难睡，我睡到腰酸背痛，居然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就是豌豆上的公主，妈妈不知道谁是豌豆上的公主，但是看到我精神和体力都恢复得很好，笑得很开心。
爸爸开车来接我们回家，他们办理出院的时候，我到隔壁书局去闲逛，翻到一本萧言中画的《童话短路》，喜欢得不得了，回去拉着妈妈到书局买给我。回家路上，我横躺在后座看漫画，看到开心的地方，一边笑，一边把脚举到窗边哼歌，爸爸笑我：「咁哪囝仔。」我不好意思地放低显然过长的腿，想起我已经几乎成人的事实。
我的确没有料到，自己乖乖长了十六年，心理都预备好要当个负起更多责任的大人的时候，居然会有这样两天，变成被父母捧在手心的小孩，一张开眼睛身边就有妈妈，不需要照顾自己好让他们放心打理店里的生意，整天躺在病床上看电视，也没人追问我学校的功课要怎么跟上，我放的屁是全家人最关心的一个屁，我的伤口是全世界最应该完美缝合的伤口。不只我觉得幸福，爸爸妈妈难得有正当理由可以从药铺里抽身，专心做回父亲和母亲，似乎也有一种轻松，老是被我欺负的弟弟，来医院看我的时候居然不计前嫌地红了眼眶。谁知道盲肠炎会是这样美好的一件事，相较之下，伤口的疼痛似乎只是非常便宜的代价。
尽管只是短短几天，体验过这种意外的「下课十分钟」以后，我彷佛进入一个神秘社团，知道肯定有一群人，也和我一样曾经在心底为生病欢呼过，没有张扬，尽情享受那几天不需要努力的精神自由，不勉强自己坚强，不假扮成熟懂事。这个秘密结社或许是全世界最松散飘忽的一个，没有人会承认自己的会员资格，团员老死不曾相认。说出「拿一点健康去换几天努力豁免权还不错」的话，实在太蠢，谁都知道病到后来就没有回头路。往上看爸爸妈妈以前的世代，值得拿来换健康的只有钱；而往下看我以后的世代，没有任何事情值得拿健康来换。若是遇见身边有这样一个秘密会员，生活对他来说是一场「赢不赢都要拚」，那么偶尔看见他终于病来休息一阵，能够安心放下努力的桎梏，纵情于平日难得募集的温言软语，知情不认或许是最适切的温柔。
窗台上的花布帘
我小时候，窗帘不是每户人家都有的东西，那种有固定横杆，有挂钩，布面有规律重复的抓褶，在底部车一段反折作为垂坠重量那种典型的窗帘，在外公家，同学小稚家，和妈妈那个生了乳癌的好朋友家里都没有。他们在窗户顶上牵一条铁丝，拿一片畸零的花布，或穿洞，或用衣夹固定上去，家里有针车的也许车上布边，无所谓的人就随它毛，乍看起来好像只是临时用来应付一下午西晒，但其实在花布晒脆了以前，那就是数年不变的日常配备。
能稍微挡得住日晒的花布，不会是淡雅的浅色，阳光照进来的时候，穿过花布，把房间映成赭红或橘黄，布面上的大花小花，随着风吹的韵律，一下一下打出飘动的淡影，有时候正巧就落在人的脸上。在这样的屋子里，常常听到大人谈钱的事情。这一批猪亏了多少，他爸爸这个月又没有寄钱回来给阿嬷，她现在打那种针一支要几千块，他怕学费贵宁愿读附近的普通学校，讲这些话的人脸上没有明显的表情，只有碎花的淡影浮动。我年纪越大越害怕这样的房间，被花布染成红色的屋子里面，空气特别凝滞，却又不知道到底可以多大声喘气。一旦感受过穷的气氛，就连不穷的人也会怕穷。
我把窗帘当成一条贫穷基准线，没有正常窗帘的人，就是比我们穷的人。爸爸妈妈和阿公张着眼睛的时候都在工作，生怕花钱，我想我们大概只是站在比贫穷基准线高一点点的位置，一有闪失，就会落到基准线以下，从不穷的人变成真的穷人。为了怕赚得不够多不够快，我们必须节俭，学习勤劳囤积的蚂蚁，把钱一点一滴存进邮局和农会。表面上看起来，我们明明是可以时不时出门小旅行、每逢好日子可以上馆子吃大餐的富裕人家，实际上这些却很少发生，家里的窗帘已经残旧，只能从质料和做工，看出它们在我出生以前，曾经和老屋一起有过某种荣光。那些存进账户里的钱，并没有好端端的躺在金库里，而是从一个暗黑的破口，一去不回头的流向远方的深渊。当时只有大人们知道破口的存在，但那也仅仅保全了我和弟弟「不知情」的事实而已，伴随破口而来的焦虑，其实一直蔓延在全家共存的空气里。穷是一种困顿，「觉得穷」是另外一种。
我有一个八音盒，是仿真古董钢琴的形状，只是琴身破了一个洞，发条也不肯自转，要耐着性子扭才能听完一首舒曼的〈梦幻曲〉，大概就是因为故障，才会不知被哪个亲戚遗落在老家，变成我少有的玩具。家里种水果的小如上门来玩的时候，对我说非常羡慕我家这样有钱，能有如此精美的东西。她声音里的酸意我很熟悉，一时间不知道如何解释，那个八音盒虽然是我的，但其实不是我的。在比自己匮乏的人面前，不能说自己的匮乏，很显然她的不满足比我更多，她的家人可能比我的家人更辛苦。
每年中秋节前后，一定有同学带着彩色塑料须来献宝，那些是本来塞在盒子里面垫月饼的，放进塑料铅笔盒底层，铅笔垫在上面看起来变得很梦幻，打开来还有淡淡的香味。只要能够在那几天拿得出彩须，就是班上的上流社会，要是有人将整个月饼空盒带来，就变成最威风的大富豪，很多同学会好声好气的拜托他分一撮须须给自己，像我。我试过分头向妈妈和阿嬷要求买一小盒月饼回家过中秋，两个女人居然套好招似的，给我同一个答案，「无采钱」。
四年级的时候，班上转来一个新同学小奇，她的爸爸被调来附近的糖厂工作，全家一起从城里搬过来。她的制服永远白净，每天带齐手帕卫生纸，他们住在糖厂的宿舍里，进门要脱鞋，小奇的妈妈不用上班，和她一样只会说国语，讲话很温柔，我去玩的时候，会像《樱桃小丸子》里面的小玉妈妈那样，打开冰箱倒饮料给我喝。小奇家的窗帘也是旧的，家具很简朴，只有一台电视，而且比我家的小。我怎么看都觉得小奇家似乎并不比我家富裕，但是她从来不像我，会羡慕班长常常有新的发圈，关心哪个同学新买了自动铅笔盒。在她面前我常常自惭形秽，懊悔自己的穷酸相，却又情不自禁地想要亲近她，到她家玩。
我很久很久以后的这几年才明白，小奇吸引我的原因，是她不觉得自己穷。 不觉得穷，才能有生活的余裕。我在乡下过了那么多年，直到她转来，才见识到有这样和我们不同的人。当然，这和当时的政经背景有关，从容安心的父母，比较容易生养出从容安心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