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得穷的人，因为知道自己有缺，对于身边的一切，往往不太计较差那么一点，只想要什么都能便宜一些，最终让自己也便宜起来。多放几本书就塌陷的三合板书柜，廉价却成分可疑的食物，铁皮搭建的住家，除了稳定薄薪以外乏善可陈的工作，咬着牙才能继续下去的婚姻，衰到别人还好没有衰到自己的政府疏失，缺漏太普遍，于是变成寻常，理智薄弱的话，甚至会觉得过着安生日子用稳当东西的人，看来奢侈得叫人憎怨。为了怕更穷，所以紧抱着骨子里的穷，且战且走地应付日子，像窗户上面用铁丝挂着的花布，把一切明亮映射成各种色阶的红，一张眼就觉得困顿，却看不见是为什么。
忽然领悟自己和身边许多人，原来都活得像那片花布窗帘的时候，曾经难免心酸愤慨，怪国怪家怪自己，但是想想小奇，又觉得菩提本无树，费一点时间，扯下花布，装一套认真的窗帘不就好了。
药油保心安
我常和阿嬷一起睡，因为她房里有台小电视，放在床尾的五斗柜上，可以躺着看。爸爸妈妈并不鼓励我当电视儿童，但是阿嬷喜欢在有人声的环境里睡觉，成了我的免死金牌。我点着白晃晃的日光灯，躺在她身边看电视上刘德凯爱不到方芳芳、刘雪华爱不到秦汉的时候，她很快就能睡到噗气，嘴巴一噗一噗地吹气就是她的打呼，这辈子我只看过她和她的大女儿会打这种怪呼。
睡到剧终，我关掉电视，熄掉大灯，她反而醒过来，说睡不着。阿嬷一旦睡不着就躺不住，很爱扭腰扭臀地拉筋。我们嘴上在闲聊村里谁的儿子找到什么肥缺油洗洗（获利多）、谁其实是分来的女儿的时候，她的下半身往往是举在空中的，空气脚踏车她可以踩个几百下。老人特别喜欢吹嘘自己手脚灵活，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是白胖的身形，阿嬷每次炫耀自己的身手时，老爱拿我和妈妈略胖的体型来比较，说他们那种「瘦的卡活骨」，我们这种「大抠的卡笨」，让我记恨很久。
阿嬷着迷于东扭西扭的真正原因，是筋骨酸，这样胡拉乱扭，偶尔能扯到一两条酸苦的肌肉，有那么点安慰作用。酸到不行时，就叫我帮她上药。她的床头有各种药油和贴布，各有各的效用。贴撒隆巴斯是酸痛的第一线治疗，偶尔她也贴正光金丝膏和德国辣椒膏。人最方便自己贴药布的部位，是四肢和肩颈，但是老人筋骨最需要安慰的位置，偏偏都在最难扭腰抬手摸得到的后背。
阿嬷六十几的时候，贴布的落点位置第一名是「咖噌头」，咖噌头的涵盖范围很广，后腰，右髋，左髋都是咖噌的头。我光听指令没办法确认位置，得先拿手按上去问对不对，才撕开贴布。万一贴错地方，撕起来再重贴，就黏不紧了，阿嬷为了不浪费贴布，还是会勉强贴着，睡醒以后贴布四角都卷起来，黏上细小棉絮，看起来灰灰脏脏，让阿嬷更显可怜，所以我向来非常慎重。只要贴对地方，第二回再贴就很方便，只要对准上一张贴布撕下来的残胶方框，就能准准地贴在同一个位置。
阿嬷七十几的时候，除了咖噌头，手和脚也开始作怪。脚是因为风湿，手则是受伤的后遗症，她为了摘树上的「品彭（凤眼果）」，仗着自己身手利落，爬上二层楼高的树，摔下来碎了右手手腕。大家去医院看她时，堂哥说笑别人家的阿嬷都是走路跌倒，只有我们家的阿嬷是爬到树上摔下来，气得她连脏话都骂出来，骂归骂，这的确是她过去精神活泼的写照。开过刀以后，医院说是手术顺利可以回家，但自此以后就是经年累月的痛，元气和体魄损耗得很快，她百般不愿就范的「老」，忽然铺天盖地就来了。
筋骨酸痛的时候，贴什么都只是心理安慰，反而药油或药洗的推揉，能在当下让阿嬷舒泰一点。阿嬷最常用的是香港的「保心安油」，当年乡下很难买到舶来品，出国更是不容易，也不晓得是谁老这样半打整盒的买来给阿嬷，让她当普通酱油那样阔手地用，大症小症都拿来抹心安。我喉咙发炎作痛，她也叫我沾一点抹进嘴里，药油非常苦，但是其凉无比，的确缓到一阵疼痛。我这样不知历经几次喉咙痛，到中学时忽然起了疑惑，认真问她保心安油到底能不能吃，她一脸坚定地回答我「未使呷」，我错愕极了，追究她当年为什么叫我抹喉咙，她居然说：「哪有？我没喔！」对于差点毒死我这马屁孙女一点惊恐也没有。
阿嬷腰痛的时候，会趴过去掀起衣服，叫我用保心安油帮她推，我坐上阿嬷屁股，用「加辣」的手势把药油洒在腰上，看着那片寻常无奇的背，可以想象底下有肉有骨有血，却不知道所谓的酸痛会藏在哪里，只能遵循声控，她说推哪里我就推哪里，腰推够了换屁股，屁股推够了换腿。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酸痛」，我要在听闻了它的名号许多年后，才真正感受到它的存在，同理到阿嬷那种恨不得把手伸进皮肉里面，狠狠掐住那道酸的心情。
跟阿嬷睡的坏处，就是会沾上她的药油味，也曾经有人给她介绍，说活络油和红花油更好，那种时候就好像我们两个一起换香水。活络油药味很重，红花油总算有点红花味，讨喜一点。我最怕的是国术馆的跌打药膏和药洗，家里虽然到处都是中药材，我还是没办法接受身上全是药膏味。帮阿嬷推药洗的机会不多，她多半是难过到不行，才会试试新花样，去找某某知名师傅捏一捏，拿点新药回来搽，老人的酸痛哪里是随便能够缓解的症状，这样说虽然有点无情，但幸好搽了一罐没效后，阿嬷就会算了。
相较于药洗，国术馆的膏药更叫我心烦，一块白棉布涂上椭圆形的黑色药膏，要用之前才把玻璃纸撕下来那种。冬天时，我和阿嬷合盖一条厚厚的红色绒毯，上面有凤凰的图案，那只凤凰时不时会沾上膏药的残余，像黑色的口香糖。这种膏药家里就有卖，阿公固定向一个国术馆大叔叫货，大叔送货来的时候，偶尔阿嬷会贪一点便宜，叫大叔顺便帮她推推手骨，推完了就贴一块膏药，味道很不得我的缘。睡得正香一手卷住毯子却摸到黏住的膏药，非常扫兴，洗也洗不掉，只能剪掉那撮绒毛，让凤凰秃一块。这种事原本应该可以拿来说嘴抱怨了，爱惜物资是美德嘛，老是这样摧残绒毯，但是看见阿嬷让膏药浸黑了的手腕，我便什么也说不出口了。
一辈子爱漂亮的女人愿意让自己的手骨日夜覆着黑臭的膏药，再怎么不懂酸痛滋味的我，也晓得必须敬畏那股无形的不可抗力，而敬畏的第一个表现，就是静默。
你为什么那么平静？
阿公过世，子女们回来奔丧的时候，伤心欲绝的二姑问我为什么那么平静。
这个问题我想了十几年。我在感受上的觉知的确比别人延迟一点，不算正常，即使如此，在阿公入塔，甚至对年之后，二姑预设的那份哀恸从来没有发生在我身上，我自己不是不觉得奇怪。想起这个男人曾经疼我爱我，浮现的是思念和感动，是绵长飘忽的感伤，却不是哀恸。
阿公早在过世之前很多年便已经开始离开我们。阿公和阿嬷老年都坐在轮椅上，起居得靠看护，每天的午餐和晚餐时间，看护把阿公和阿嬷推来桌边，和大家一起围着吃饭。起初阿公还能自己进食，逐年丧失肌力以后，似乎连带没了食欲，吃得很少，也从不喊饿。不仅仅是不喊饿，连话也很少说，用汤匙喂他吃饭，他只是闭着眼睛嚼，吃累了就不再张口。那个时候起，我已经常常感觉不到阿公了，尽管明明就坐在他身边，和爸妈聊着他的事。
我喜欢故意叫他，摸他的脸，扳他手指，能让他张开眼睛看我一眼，就觉得他还在。那时我已经长大离家，在城里找到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初尝经济独立的滋味，感到自主人生无限可能，弟弟或当兵或念书，爸爸妈妈再怎么尽心照顾二老，多数时间还是不得不打理生意，以确保收入来源，两位外籍看护，成为阿公和阿嬷最亲密的陪伴。从前是我和弟弟被期望能够自己乖乖长大，别太打扰大人的生活；后来是阿公阿嬷被期望能够稳稳活着，别太影响子孙的生活。生命的设计本身毫无恩慈，幼儿和老人需要的生活质量，绝大部分仰赖青壮阶层的照顾，这三种人各自的福祉，很多时候只能此消彼长，每个人的生活都重要，但是没有一个人的生活可以都如意，尤其在这个庸碌的时代。
阿公一向以「疼子」著称，我想象不出如果自己曾经是叱咤家族的大王，乡里间尊敬的长者，兴旺药铺的经营人，保护子女的自信父亲，将要怎么面对衰老到无法自理的生活。多话的阿嬷和历任看护成为知交，外籍看护顶替我从前的位置，和阿嬷一起唱歌看电视逛菜市场，密谋违规的下午茶。阿公没有，他变成一个毫无意见的老人，既无要求，对外界也没兴趣，只是换着地方打盹，偶尔发起烧来，也是安静无声。一开始我放假回老家的时候，阿公听到是我，还会主动张眼看看，渐渐地，连这种偶尔相「见」的机会也少了。阿公闭着他的眼睛过日子，没有交代任何人，他想去哪里，他去了哪里，厅里日复一日是他坐在轮椅上，支着扶手，撑着下巴打盹的身影。
据说，阿公主动张开眼睛最久的一次，是阿嬷出殡那一天。看护阿妮说，大家送灵车出门，家里只剩下阿公以后，他让阿妮推他出房门。到厅里，阿公张开眼睛看着阿嬷离开的方向许久，再抬头看墙上那张金婚的全家福长长的一眼，就又闭上了眼睛。听到这件事，让我庆幸阿公果然还在，尽管他已经再也不理人。
某个秋天傍晚，天特别清，夕阳暖得恰到好处，我把阿公从厅里推到后院，想要他享受一下金色的阳光。我坐到他身边，上上下下捏他的四肢，久不活动，只剩下骨头和一层皮了，但是手握起来还是暖的。头发是爸爸帮他噜的，三分阿兵哥头，一层软软的银白色头发，加上他常常穿的法兰绒格子衬衫，看起来像个文静男孩。阿公爱漂亮，小时候，我每天早上看他用扁梳沾一点发油，把头发梳得光亮有型，我很习惯在他身上闻到奔驰发油味道，或偶尔升级一阵，用资生堂百朗士。坐轮椅以后，爸爸每天早晚帮他擦脸，好天气才洗澡擦澡，但阿公身上没有味道，连加龄臭也没，无臭无味，返还成无性的干净幼童。
太阳下山以后，秋风就凉了，我发现阿公流鼻涕的时候满心抱歉，连忙带他回屋里。帮他擦鼻涕的时候，他一样支着下巴，忽然抬起头端详我的脸，我对他说：「哎唷拍谢啦，害你流鼻」，他听了只是静静看我，过不久又闭上眼睛。那是我和他最后一次祖孙相见，在那之后，直到他离去，中间那一段时间很模糊，人明明还在，却彷佛不在，让我说不上来过去了多久。
我出生在阿公和阿嬷人生最丰盛的时刻，我在学习拥抱生命华美的一路上，同时见证他们被迫逐一放下手上的人生资财，像是一边上小学，却又旁听着大学课程，那些我当下无法理解的知识，渗透到体内，变成一颗长效药锭，一时一时地让我领悟阿公阿嬷曾经有过的彷徨和感伤。我迈向每一个成长阶段的同时，他们也在滑向每一个老死阶段，同一件物事，以欢娱的面孔迎向我，用决绝的背影离开他们。
后来我明白，其中一种我小时候无法理解的东西，是寂寞。每个人面对生命的尽头，有他自己最终极最私密的寂寞。死亡对任何活人来说，从来不是一翻两瞪眼的已知，而是隐身在黝暗之中的未知，要独自走上这样一条陌生道路，没有人能不寂寞。即使有信仰，有心理预备，有旁人陪伴，那份寂寞一样挟带在血液当中，循环在七窍六腑。不得不拥抱这份寂寞，大概是我所见过，阿公和阿嬷的人生中最困难的一课。
我仍然说不清，在阿公和阿嬷离世的时刻，为什么我没有肝肠俱裂，痛苦到不能自已。看着他们走向死亡的时间那么长，我至今不知道在结束的那一刻，活着的人除了吸口气继续走眼前的路，还可以有什么模样。
叫阿姨
有一天在台南上完音乐课，妈妈告诉我回家之前要先去探病，忘了是她婚前的同事抑或远亲，总之是我从未见过听过的人。进到弥漫着药味的屋子里，我只看到一个虚弱的陌生女人靠在床头，她的房间很暗，是典型台式隔间，薄薄的三合板木墙，上方有雕花木头气窗，透进来客厅的光线，即使如此还是暗得不适合讲话。她让妈妈走到房间中央，去按那颗从日光灯管垂下来的蓝色开关，把灯点亮。
妈妈带我坐到椅子上，让我叫「阿姨」。我不喜欢那个房间，说不出的惨淡，尽管阿姨非常亲切，但是我感觉到她和我们是不一样的人，好像我和妈妈站在实地的这一边，而她在另一边浸着一圈灰黑的云雾。我抬头看妈妈，她的表情让我知道如果不叫，待会出去就有我好看的，相较之下，和黑雾里的陌生人打招呼似乎简单一点。叫出口以后反而轻松，阿姨给我很顺的台阶下，问我几岁，叫什么名字，赞我乖，之后我安静地坐在一旁，听她们聊我没听过的病情和人情，倒也忘记要害怕。
这是我「叫人」的进阶课程。熟络的人容易叫出口，陌生的人比较难，不想叫人的原因每次都不同，但是结局全是乖乖开口。除了大人们的坚持以外，妈妈那招先把称谓说出来，对我来说也减少很多难度，她说叫阿姨我就叫阿姨，她说叫老师我就叫老师，只要鹦鹉学舌几个字，就能把群众压力转开去。我再大一点学会当着长辈的面，傻笑问妈妈「啊欲叫啥？」，让他们七嘴八舌去厘清彼此的亲缘关系，告诉我该叫妗婆叫叔公，大人兴奋讨论过一阵以后，便不太需要招呼小孩当暖场，我叫完人也就可以恢复自由。
到最后，不管遇到什么牛鬼蛇神都能彬彬有礼地先叫一声，工夫就算是练成了。不能说没有实质的好处，会叫人的小孩的确比较得人缘，无论是长辈平辈，看到来人落落大方的态度，通常也会端出自己最得体的样子来交陪，往后无论要亲密或疏离，总归能够留在友好的框架当中。大人面对人前扭捏的小孩，或许也能压着耐性陪笑一阵，但损耗的终究是孩子的长辈缘和家长的人情。「摆脸做自己」跟「好好叫人」之间，各有便宜可占，也有亏可吃，只是人在江湖，总会遇上不得不过的场，不能不陪的笑，小时候有练过，或许要比长大不得不练容易一些。
当然这不是家里的大人会对我说的道理，他们的种种调教，只是秉持着单一宗旨：「惊呼人笑阮拢无咧教（怕让人家笑我们都没在教）」。上小学时，学校规定穿白布鞋，福利社卖的是最阳春的绑带帆布鞋，我穿半天鞋带就会松，两天鞋面就黑，非常苦恼，因为爸爸一直强调，他小时候穿的布鞋有多白，鞋带绑得多整齐，「无亲像你这款」，自己会被笑，连带家长也会因为我被笑。被笑，听起来有点严重，好像家里的门楣本来镶金框银似的，不能辱没。大人们很介意我有没有吃得走得说得「像」个「好人家」的女儿，我尽管从来看不清楚那块门楣的模样，但是既然阿公阿嬷爸爸妈妈都说国王穿着新衣，国王肯定穿着新衣。
虽然没有特别要去忤逆大人的意思，但是或许因为神经线还没长齐，我就是个鞋带怎么绑怎么掉、鞋子怎么穿怎么脏、衣服怎么穿怎么皱的小学生，不想，但是很难控制。隔两年市面上开始流行魔鬼毡运动鞋，委实解决我一桩麻烦，需要闪躲大人视线的事情可以删去一件。至于那条衣着干净整齐的神经线，要到我外宿读书才稍微长出来，每晚就寝前，把百褶裙铺在垫被下面压着睡，隔天早上褶痕就会漂亮得像烫过一样，要是我小学就能有这习惯，爸爸应该可以省掉很多看到女儿一身邋遢从学校走回来的懊恼。
有些学得容易，有些学得辛苦，在成年前后，我总算接近他们期待的「厝内有咧教」的模样。只是，离开学校，进到城市以后，我却慢慢发现世界不是那么一回事，不是来自上一个世纪农村药铺的大人以为的那么一回事︱︱筷子不一定要像阿公教的那样拿；吃饭可以闲撑着左手；孩子可以做自己；衣服不流行穿得太「毕匝（整齐合度）」。没有人笑，没有人有闲工夫笑。有那么多人，而且是大多数人，都在所谓「无咧教」的范畴之外，各自活得忙忙碌碌康康泰泰，台湾的人们如今担心的是另一件事，当不当「好人家」固然重要，但是避免变成「穷人家」却令人伤感地必要。
偶尔在人海流动之间，我能察觉出那些扛着与我相似框架的同类，默视相认，但也只能得一个知情，潮流与时代正在改写「好家教」的定义，不仅有可循的脉络，还有堂皇的理由。从前爸爸妈妈能够充满自信地纠正我，我在他们那个世界哪里失了家教；但是在我所处的这个时空里，我知道自己继承的轮廓正在式微，越是为其中的差别感到惊异，越不敢作声。
不能适应文明演进，就是老去；比这个更悲伤的，大概就是一边抱怨下一代一边老去。
恁老母
阿嬷说背后话的时候，很少顾忌我「儿童不宜」的身分，房里面就我和她两个人，再要顾忌她就没得讲了，也可能是对着其它大人，反而有利益冲突，因此只能把话憋着说来给我听，那一天她遇见什么人，心上有什么事情。阿嬷挂心的事情起码有一半和子女相关，五个儿子女儿连同配偶前后加起来十一个，她只有在提到妈妈的时候，会以「恁老母」来陈述，聊表尊重，其它人都直接叫名字，好像关起门来，那些人都不是我的阿伯阿叔爸爸阿姑姑丈阿姆阿婶，只是那个又惹她操心的志源志丰惠美仔秀君仔。
我的义愤填膺是阿嬷最直接的疗愈，顺着她的话尾，站在她的立场，一起说志源太ㄋㄥ架（软弱），惠美仔回来未输咧沾豆油，志丰太爱假风神。没人知道我们躲在房里说些什么，或许以为我们都在唱歌看电视。妈妈第一次听见我用十足阿嬷的成人口吻，说出姑丈的名字时，面色陡变，叫我囝仔人不准没大没小，碍着阿嬷的面没有太凶，但妈妈会开口也够我明白这不是小事。阿嬷在旁边倒是风风凉凉，没有为我开脱的意思，大概也觉得我到底还是学学出了房门该怎么在人前做人比较好。
说别人坏话，是非常容易上瘾的坏习惯，反正没有第三个人听到，不必担心言论责任，尽情地批评那些平日道貌岸然的大人穷酸小气，家庭复杂，骄傲自大。我很庆幸从前没有智能型手机，能够轻易录下我模仿阿嬷嘴脸说出来的刻薄话，放上网络让世人惊叹哪里来的人精。大概很少有同龄的小孩，能像我这样猎奇般地享受议论长辈的口舌痛快。为了顾忌妈妈责骂，我谨守人前的规矩，但是一天比一天习惯用阿嬷的高度和视角去看待所有人，包括自己的父母。
当然免不了有说到「恁老母」的时候，日常小事的不愉快，有时候会牵连到旧帐去，说不知道爸爸是怎么甲意到「恁老母」，「拢码那个谁谁谁来做亲成，本来相一遍呒爱，没想到第二遍就讲甲意，系讲恁老母少年皮肤实在有够水，脚腿白皙皙」，碎念是这样的，痛快列举内心的不满，说着说着又补上两句好话，对自己正反合解释事件的成因。听到阿嬷一句肯定妈妈的话，我就暗松一口气，至于嫌弃的言辞，听在耳里说不上心里是什么滋味，接不接话都是三分忐忑。要是那几天正好为了抗拒练琴和妈妈闹脾气，倒是正好有个出口可以抱怨。
我对妈妈的抱怨往往因为她的严格，在客厅练琴时，妈妈光是偶然经过飘过来的监察目光，就让我觉得「真正有够恐怖」，如果有一个比赛是和希特勒互瞪，我们家可以代表出战的人一定是妈妈，只有她的气场够强。但是对阿嬷说这些无法换得同情，正在气头上的阿嬷总是有办法把话说回自己的不满，值得同情的主角只会是她不是我，久了我也学乖，不再在她面前抱怨妈妈，省得她弯我的话去添自己气焰。
在我小学毕业前，爸爸终于狠下心拿存款买了一辆小轿车，我们终于再也不需要骑一个小时的伟士牌，或是转客运转到天荒地老回外婆家了。爸爸第一次载我们一家四口出门时，我和弟弟兴匆匆地抢坐前座，妈妈疼我们，叫我们一个去程一个回程轮流，我开开心心把弟弟摒到后座，正打算要优先享受搭新车的乐趣时，爸爸板起脸叫我下车一起到后面去，他说：「前面是妈妈要坐的」。妈妈嘴上说着不要紧之类的客气话，但是换到前座去的时候，我知道她很开心。那一瞬间我的脑袋忽然像通了什么，像在混沌里面打了一盏探照灯，让我看见一幅关于自己是个遵循长幼次序的普通小孩，爸爸妈妈不只是阿嬷的儿子媳妇，车里是一个美满家庭的景象。
孙辈之中，听最多阿嬷嫌弃自己家长的是我，第二名是住在高雄的表姐，因为最近，又同是女性。我寄宿到他们家去读国中的时候，和表姐一个房间，阿嬷偶尔来玩，会和姑姑一起躲进我们房间里闲话家常，闲仔话说着难免说到人身上去，做母亲的永远觉得自己的儿子女儿娶谁嫁谁都有点委屈，尤其是常常舍不得放大姑回娘家的大姑丈，特别不得阿嬷缘，阿嬷一有机会，就对着表姐表哥数落他们爸爸的不是。从小静静听话的表姐，有一天忽然爆炸，请阿嬷不要再说爸爸不好，她会难过。在场的几个人一时间无话可说，好几秒后阿嬷才收拾起惊吓，改了话题。我在一旁没有作声，努力消化刚才获得的领悟，原来阿嬷说妈妈不好的时候，我也可以难过。一个人要和父母亲有什么议题，都是自己的事，旁人茶余饭后的鼓吹只是消费人家的烦恼，对孩子而言尤其残忍。只可惜这个道理我懂得不够早，目睹表姐的自救，我要好几年后才反应过来自己也应该抽身，但终究还是晚了。
那一次在新车里，被赶到后面做普通小孩，什么都不能逞不能会，看着前方爸爸妈妈的背影，感受到单纯的家庭幸福，是我珍贵的瞬间之一。
菜包里的红豆
从家里去菜市场的路上，会经过车头，那是兴南客运在小镇里唯一的一个车站。住在偏远村里的老弱妇孺没办法开车，或骑乘野狼一二五的，只能依赖客运每天数趟的定时运输，到街上来买粮办事，车站周边因此依附着交通人潮生出许多摊档。
骑楼柱仔边有一摊专卖红龟粿和客家菜包，卖粿的阿桑脸非常臭。有时候阿嬷去菜市场的路上，会停下来和阿桑聊天，我对她们交换的车站专属实时村里信息毫无兴趣，注意力全在蒸笼里红得过分的食物上，臭脸阿桑放红染毫不手软，菜包的粉红色硬是比我们自家做的深上几个色阶。红染让食物更好吃，每个小朋友都知道，整碗小汤圆最好吃的就是里面那几颗红色的。看着粿笼里面艳红的菜包，我认为它们非常可能比家里自己做的更美味。
馋相是遮不住的。阿嬷问我：「你系想欲呷腻？」通常我听到这种语气，会先研究发言人面色好坏，才决定自己的立场，我们家会以「腻」结尾的问句，很少真的欢迎肯定回答。但是那个菜包真的太吸引人，我要是不趁着阿嬷骑虎难下的局面要一个，就太愧对她日日向我身教言教贪吃的重要。于是乎人前相当端庄大方的阿嬷，买了一个菜包给我，让我跟阿桑都很开心。
我一边跟着阿嬷走向市场，一边享受红色粿皮包覆的美味，高丽菜好好吃，芹菜珠好好吃，花生糖粉好好吃，咦，这粒脆脆的红色是什么东西？是红豆吗？定睛再看，那纹理不是红豆，刚才那一下酥脆的口感也不是红豆，一股不祥的预感竦上背脊，我赶紧叫住阿嬷问：「这咁是曱甴卵？」阿嬷心情不太好，可能还在为了我的人前馋相觉得丢脸，看也不看我的菜包就说：「黑白讲！菜包哪会有曱甴卵！」我不死心，硬是把菜包举到她面前叫她看：「这是曱甴卵！」阿嬷停下脚步来匆匆看了一眼，语气更不耐烦：「嘿红豆仔啦，卡紧呷呷咧！」又继续往前走。
我没再争辩，但是心里有一半确定，那就是蟑螂蛋，样子和陈年橱柜里看到的一模一样，剩下的一半，我决定要相信阿嬷。那颗东西如果只是红豆，事情就完结了，万一是蟑螂蛋，我不知道已经吞下去的那一口该怎么办。我趁着落在阿嬷身后的时候，听从内心的一半，把剩下的半颗疑似蟑螂蛋拨到地上去，再用另外听话的一半，把剩下的菜包吃完，虽然每咬一口之前，都得仔细端详馅里有没有其它可疑的东西。
出乎我那个儿童脑袋瓜意料的是，吃完以后事情并没有了结。我选阿嬷那一边站，想要决定菜包里面只是颗红豆，却没办法遏止自己的内心不去认定，菜包里面就是蟑螂蛋。
明明是蟑螂蛋，根本是蟑螂蛋，如果不是因为它出现在菜包里，我一点也不会怀疑那就是蟑螂蛋。后续许多年的日子里，我把握每一次玩弄蟑螂蛋的机会，认真比对我记忆中咬剩的那半颗，再三再四再五地确定，当年我吃进去的，绝对不是红豆。
实际上那一天我总共只吃了半颗蟑螂蛋，但是在感受上，总觉得我和阿嬷一起逼着自己吞下了剩下的那半颗蛋。菜包事件演变成中学生爱好的那种低级笑话，「究竟是不知情吃进去的蟑螂蛋比较恶心，还是没有吃却觉得吃了的蟑螂蛋比较恶心？」除了恶心，我还感到迷惘，「囝仔人听话」居然不保证「无代志」，这件事要比吃到蟑螂蛋麻烦许多。人听话就是图个安逸，随大人安排穿什么吃什么，读什么学什么，我只要乖乖照着做，自然可以走在人生坦途上，不是吗？好吧，显然不是。
我没有埋怨阿嬷让我吃掉那个可疑菜包，因为是我自己贪图方便，决定要听从她显然不可信的指示。这个教训非常鲜明地留在我的记忆里，「听话」除了乖，有时候是聪明，有时候是傻，一句话听来康庄大道是我走，听来蟑螂蛋却也是自己吃。想通了这点，觉得「听话」变得轻松一点，遇到委实违背真心的指令，可以不听也不觉得自己太坏。
那半颗吃下肚的蟑螂蛋，让我长成不会「怨叹是大（长辈）」的人，听不听话都是自己的选择，我的人生没有一丝一毫需要怨叹家里的大人们。有些人说昆虫是很营养的食物，可能是真的。
六年级女人，你好吗？
最后说说几个好朋友。Ｓ，Ａ，和Ｊ都是民国六十几年出生，和我一样来自普通人家的女生，我与她们相聚时谈笑话家常，分开的时候各自忙碌。我们在彼此眼里，大概都是人生各自有成的女人；看自己，却又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Ｓ是善于陪伴的人，无论是紧张的无聊的事情，她都愿意安然陪在旁边，一起度过。不是任何人都善于陪伴，开心的事情她不抢锋头，愚蠢的事情她一起厚颜无耻，悲愤的事情她同情同理，当朋友需要身边有个人的时候，她愿意而且能够做那个柔软的人。这是一份慷慨的心意，愿意贡献自己的时间，无害无求地成全别人一段心里踏实。任何体验到活着不容易的人都知道，这样的朋友不会多，这样的人很珍贵。
但是她看自己，却是不太一样的形象。被问起最觉得骄傲的人生成就，纵使知道自己的体贴细心，终究还是搬出工作上办过的几个大型活动来交差，或许认为这才是足以应付社会评判的答案。她说不出父母家人喜欢她什么，对于自己的单身，和仍然住在家里的事实，觉得难以向父母与这个世界交代。
结婚被视为正常，不结婚的人于是必须解释自己的不正常，接受亲友的关怀怜悯和鼓励，被迫接受尽快归化正常的祝福。婚礼经常有个通俗桥段，把在场的单身女性拱上台抽捧花，看着有些被硬推上台的单身女人，碍在大喜之日不得不卖新人面子，隐忍尴尬之余还要欢笑作态配合演出，我觉得挺折损新人福份的。好像火锅店里吃牛肉的人，硬是把那些吃猪肉的人叫出来抽签，抽中的人就恭喜他，下一餐能够吃到牛肉，人要吃猪吃牛吃恐龙都有自己的缘由，与其质疑别人吃什么，还不如多看看自己吃下去的东西消化得如何。
Ａ是我最觉得可靠的人之一。我们在学生时代认识，一起住在学校宿舍，她大我一届，在我们同寝的几个新生面前颇有威严，看她每天晚自习时，翻开来那些详实却清爽的笔记，我曾经害怕自己这种乌鲁木齐的粗线条在她严谨的鼻息之下很难存活，结果发现，原来她是个末日来临也会负起责任指挥我们逃生的处女座。知道以后我就放肆了，只要有她在的地方，我就可以活出散漫的真我，因为还没到达致命警戒线之前，她就会气急败坏发出哔哔警示声，提醒我再天兵下去会有什么危险，相较于这份比拟娘亲的照顾，偶尔仰她一点鼻息根本是沐浴家庭温暖。
看着她毕业后一路考什么上什么，进入有规有模的企业工作至今，嫁给温柔体贴的伴侣，经营一个可爱的家庭，养育两个聪明活泼的小孩，是另一种令我敬佩的处女座的工整。虽然明知道那些看似普遍的所谓女性生命里程碑，没有一件不需要按耐着心性，还要加上毅力和幸运，才能够达成，我仍免不了有个惯性错觉，如果一个学校里只能有十个人能录取所谓的品学兼优奖，勤奋惕己的Ａ就算闭着眼睛考，也会拿到一个。
我所敬佩的这个女人，却也同样答不出父母家人会赞许她那一点，而且还是记着，自己选择的伴侣，在父母眼中终究不是最理想的版本。要找到能够一起生活的人并不容易，双方能在心里认定对方是最好的人，那份随之而来的庆幸和满足，其实是一股极大的力量，让人生的艰难感觉起来缩小一点。父母和旁人出于关爱，或社会制约，往往期待我们能够拥有更体面更实用的伴侣，但我们的幸福，却在每一次比较的当下，立时褪去原有的闪亮，减去几分力量，人生的艰难也复胖一些。
Ａ说她最得意的，除了美满的家庭之外，就是能够适时放过自己，一路好好活到现在。我忍不住感慨，这个社会真的不好应付，落在它期待值之外的人得费劲自我肯定也就算了，就连那些已经达成，甚至超越社会期待值的优等生，也要觉得人生艰难。
Ｊ是我因缘际会认识的发型师，认识她以后，我再也不找别人剪头发，相较于一般发型师只看见头发和衣饰，Ｊ能够看见我。她是勇于尝试生命选项，并且用意志乐观着，勇往直前的人，她为了体验父母结婚的感觉，所以闪电结婚，为了新生的孩子，开立了自己的发廊。我每次给她剪过头发之后，沾染上她勇猛的生命力，总觉得自己特别好看，视野特别宏大。
当她说自豪于拥有许多才华洋溢的朋友和客人，我丝毫不感觉意外，每次坐在她面前，朝着镜子里的她说些孤僻见解的时候，她总是听得兴味盎然，就算只有七分武功的人，在她诚挚的信任面前，似乎就能瞬间茁壮成为十分的高手。信任有如魔法，能够赋予别人极大的信心，我理所当然地认为，生命力勇猛，又握有这个魔法的Ｊ，对未来是沉着笃定的。
但其实Ｊ很怕有人问起，她的发廊到底赚不赚钱。这个社会非常担心没有钱，所以实体化成一个一个「别人」，来问我们现在到底赚多少钱，将来能赚多少钱。问这些问题的人未必心里有个数，知道多少钱叫做足够。他们并不关切生活质量、工作热忱、自我实现、健康状态、人生信念，这些无形价值能不能在金钱天秤上等价换算，一心只想问出个金额，好与其它四处搜罗而来的金额比大小。巨大的金额令他们心生羡嫉，微薄的金额则引发他们的焦虑，并且顺手泼湿我们对未来的乐观盼想。赚钱需要付出的代价从来都不便宜，要把「够」放在哪个金额上，或许很难决定，但是出卖自我、梦想、健康、幸福、信念，到了「够」的时候，没有人能不说够。
我们有时候是Ｓ，有时候是Ａ，有时候是Ｊ，当年的宝贝女儿们，如今的自我感觉并不宝贝，认真长了三四十年，到现在仍要一边寻求疗愈，一边思图长进。所谓的社会标准，让绝大多数的女人必须疲于奔命，才能勉强及格，倒是明显叫人发现标准并不合理。要是大家都耸耸肩说：「好了啦可以了吧」，理直气壮为自己撑腰，肯定自己每一个决定，都是当时当下的最好，相信此刻的我就是最好的我，不再紧盯着做不到的事情烦恼，其实，天也不会塌下来，但是我们会安乐自在许多。
当然我不是说，天从来不会塌，而是根据历史经验，天要塌不塌随的是它的行程，很少会参考我们的表现成绩，并不是差一分塌一下这样的计算法。含血流泪把自己逼到极限，却发现距离合格标准还有一步之遥的当口，天地忽然就塌陷在眼前，这种事也是有的。所以，在此郑重邀请你，把握有限的今生，先一起耸耸肩，挺这个既优秀又普通的自己一把吧，那些需要努力的事，反正放一阵也不会有人偷做了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