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井杀猪案是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案件，犯罪团伙的作案手法比电影《盲井》的情节更残忍，也更复杂。在这个犯罪团伙里，有专门找“猪”的人，有将“猪”送往作案矿井的人，有望风的人，有动手的人，有伪造现场的人，有用“猪”的死亡来敲诈矿主的人。
壹 比凶杀案更残忍的失踪案
三天后，我又见到了徐蓓蕾。
这次是在警车上，警车开往郊外。驾驶警车的司机一脸冷峻，一言不发，目视前方，徐蓓蕾和我坐在后排。徐蓓蕾不断地看着手机上的时间。我想，他们可能是去执行任务吧。
徐蓓蕾没有继续向我讲述褚丽丽的案件，而是讲起了另外一个案件。
前不久，法院审判了一起这样的案件，一个农民杀死了自己的母亲。从古到今，弑母一直是重罪，是被认为最大逆不道的罪行之一，可是这次，法官却从轻判处，既没有枪毙这名儿子，也没有判处他无期徒刑，只是判处了他四年有期徒刑。针对这起案件，当地的报纸展开了讨论，辩论双方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杀死自己的母亲，从古到今都是最为人所不齿的行为，可是，为什么法官和读者还在替他辩白？因为这个做儿子的杀死母亲，另有原因。
这位母亲身患重症，家中无钱医治，而自己又无法忍受疾病的折磨，一再要求儿子弄点老鼠药，把自己毒死。儿子不忍心，母亲就一再哀求，儿子看到母亲这样痛苦，也想让母亲一死解脱，终于有一天，儿子在母亲的水杯中下毒，母亲死了。
这个儿子的行为应该如何定罪？是不是谋杀罪？法官们被难住了，后来，院长力排众议，从轻判处。而有些读者认为，这个儿子的行为够不上犯罪，应该无罪释放。也有人说，无论怎么说，他也不能杀死自己的母亲，他是故意杀人。
我对徐蓓蕾说，确实应该无罪释放这个儿子，判断一个人是否构成犯罪，应该看他是不是存有恶意，如果没有恶意，就不应该认为构成犯罪。
徐蓓蕾说，很多案件，不是那么容易定罪的。我们刑警感到很多案件难以侦破，而法官也感到很多案件难以下结论。以前，我们总是说以法律为准绳，其实，有些案件当法律与道德交织的时候，就很难作出判断。
徐蓓蕾接着又讲了一个故事。
她说，有一个人是孤儿，一直梦想着能够坐船远航。有一次，他遇到了远航的机会，有一艘货轮要出海，孤儿缠着要登船，船员们不答应。可是孤儿一定要去，船员们没有办法，就带上了他。
这艘船在海上行驶了一周后，遇到了风暴，桅杆折断了，他们漂到了一座荒岛上。
来到荒岛上后，他们发现仅剩下了五个人，四个船员，还有那个孤儿。
荒岛很小，他们寻找一切能够果腹的东西，草根、蜥蜴、树皮……这样又维持了一周。
第八天，他们饿得都走不动了，也没有力气再去寻找食物，事实上荒岛上再也找不到食物了。五个人就坐在一起，商量怎么办。有人提议，他们之中的一个人要充当食物，以挽救另外四个人的生命。也就是说，另外四个人吃其中的一个人。
可是，吃谁呢？
谁都不想被吃。
他们商量来商量去，就决定吃了那个孤儿，因为那个孤儿死亡时，无牵无挂，没有人悲伤，没有人想念。而另外的四个船员就不同了，因为他们上有父母，下有妻儿。
到了晚上，四个船员实在熬不下去了，就开始吃那个孤儿。他们的生命得到了延续，而那个孤儿却死了。
第九天，海面上出现了一缕青烟，那是轮船上的青烟。他们欣喜若狂，急忙点燃篝火。轮船上的人看到荒岛上的烟火，就派人救了他们。
他们回到家乡后，受到了审判。
徐蓓蕾问我：“你说，他们该定什么罪？”
我说：“肯定是故意杀人罪。”
徐蓓蕾说，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必须有一个人死亡，来给另外的四个人提供食物。如果这一个人不死亡，那么五个人都要死亡。
我想了想后，说：“那就应该无罪。”
徐蓓蕾又说，每个人都是生而平等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剥夺另外一个人的生命。
我仔细一想，还真是这样，孤儿无罪，船员杀死他，就是犯了故意杀人罪；可是，孤儿不死，五个人都要死，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两害相权取其轻，既然有一个人必须死，那就只能选择孤儿了。
可是，他们到底是有罪还是无罪？真的让我很纠结。
警车开到了郊外的一座收费站旁，徐蓓蕾又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然后走下了警车。我们也跟着下来了。我看到，在收费站前，排着长长的想要进城的车辆。那些排列整齐的车辆，就像甲壳虫一样。
在收费站的另一边，也开来了一辆警车，警车停下来后，从里面钻出了我三天前在茶馆门口看到的那名中年男子，还有三名看起来从警校刚刚毕业的年轻警察。他们向徐蓓蕾打了一个手势，然后向排列得整整齐齐的、等待缴费的车辆走去。
他们走到了一辆黑色的桑塔纳跟前，打开车门，低头询问着什么。他们做着让车子里的人走出车厢的手势，可是车厢里的人就是不出来。徐蓓蕾和司机走过去，我跟在后面。走到桑塔纳前一看，看到开车的是一个干瘦干痩的男子，副驾驶位上坐着一个女人，后面坐着两个女人，他们的怀中都抱着婴儿。
双方纠缠了许久，后面的车辆一直摁着喇叭，桑塔纳这才开到了一边，里面的人走了出来。
三名年轻的警察从三名女人的怀中抱过了孩子，三名女人没有挣扎，她们的眼中都是惊慌。
干痩男人质问：“凭什么抱走我们的孩子？我们又没有违反计划生育。”
徐蓓蕾说：“你应该明白为什么抱走婴儿。计划生育不属我们管。”
一辆面包车开了过来，三名女人和干瘦男子上了面包车，被拉走了；三名婴儿被抱在三名年轻警察的怀中，也被拉走了；徐蓓蕾和我继续坐上了我们来时的那辆警车，开往城里。
在车里，徐蓓蕾似乎是自言自语地说：“一个车子里，居然有三名婴儿，三个妇女，这绝对有问题。”
可是，这一男三女有什么问题，徐蓓蕾没有说。
在回城的车子里，我问起了三天前徐蓓蕾讲过的褚丽丽的案件。徐蓓蕾向我继续讲起来：
那年，张团子早就注意上了褚丽丽，但是褚丽丽没有注意到有人在注意自己。
张团子在这座职工小区外的一家包子店里打工，褚丽丽每次出小区进小区，都要经过那家包子店。褚丽丽衣着时尚，又喜欢在大街上打手机，很张扬，张团子认为褚丽丽很有钱。
而张团子没有钱，他每月的工资只有几百元，连租房子的钱也没有，他夜晚就住在包子店里。
有一次，张团子跟踪褚丽丽，知道了褚丽丽租住的房间位置。张团子记住了褚丽丽的房间，此后他就谋划着怎么进入褚丽丽的房间里偷东西。
这幢楼房里，每家每户的窗户外都安装着防盗网，而房门外还安装着防盗门，要从门窗进去，是不可能的。
很多个夜晚，包子店关门了，张团子就悄悄地从一处破损的围墙钻进来，偷偷地来到褚丽丽的窗户外，寻找着进入房间的机会。他在这里看到了、听到了褚丽丽房间里发生的一切，包括褚丽丽把不同的男人领进房中。
有一天夜晚，他意外地发现褚丽丽的房门外插着一把钥匙，而且防盗门也没有关闭。可能进门匆忙，褚丽丽先用钥匙打开了防盗门，然后又打开进户门，钥匙忘在了进户门的锁孔里，然后就走进房间关上了房门。
张团子将钥匙轻轻地抽出来，拿走了。
房门钥匙弄丢了，褚丽丽应该更换门锁。可是门锁一直没有更换，可能粗心的褚丽丽没有想到会有人拿走了她的钥匙。
此后，一有机会，张团子就会偷偷潜入褚丽丽的房间里，偷窃财物。张团子并不贪心，他为了避免褚丽丽怀疑，每次只从褚丽丽放钱的抽斗里拿走一两张百元大钞他偷窃了好多次，而褚丽丽一直不知道。
后来，张团子胆子越来越大，他不再满足于偷窃褚丽丽的钱，他要偷取褚丽丽的手机。因为一部手机可以卖很多钱。
那天晚上，包子店关门后，张团子就偷偷地潜伏在了褚丽丽的窗外，他听到房间里褚丽丽和一个男人一直在争吵，一直没有入睡。将近午夜的时候，房间里没有了争吵声，而改成了褚丽丽的叫床声。后来，那名男子离开了，房间的灯关闭了，声音也静下来。张团子估计褚丽丽睡着了，就绕到房门前，轻轻打开房门，摸了进去。
房间里，褚丽丽一直在睡觉，她根本就想不到房间里会有人进来。张团子的眼睛适应了黑暗后，看到褚丽丽的手机放在床头柜上充电。
张团子把手伸向手机，拔下了墙壁上的充电器，突然手机响了一下。那时候的手机充电和切断电源的时候，都会发出一声轻微的声响。声音惊动了睡在床上的褚丽丽，她惊叫一声：“谁？”
张团子看到褚丽丽突然醒了，他担心褚丽丽会叫喊，下意识地扑上去，卡住了褚丽丽的脖子。褚丽丽极力挣扎，张团子越卡越紧，终于将褚丽丽掐死了。
褚丽丽不再挣扎时，张团子才知道闯下了大祸，他不敢久留，把手机放进口袋里，带上门出去了。
回到包子店，张团子左想右想，不敢再在省城待下去，黎明时分，他乘上了回家的长途汽车。
过了好多天，褚丽丽一直不交房租。房主就气冲冲地上门催讨，没料想看到褚丽丽死在了床上。
张团子离开省城后的好多天，人们才看到褚丽丽的尸体。没有人把褚丽丽的死亡与张团子的消失联系在一起。再说，谁会想到，一个包子铺又黑又脏的小伙计，会和一名野模有关系。
张团子回到家乡后，很长时间不敢露面，他担心警察会找上门来。可是过了半年时间，平安无事，张团子就认为没事了。褚丽丽的那个手机，张团子一直不会用，他连怎么开机都不知道。
春节临近的时候，有小时候的同伴从广州回来，说起南方的大老板有手机，张团子就炫耀地拿出手机，说：“我也有手机。”
同伴看到过老板开机关机，他接过张团子手中的手机，就打开了。可是这个手机能不能使用，同伴表示怀疑。张团子就说：“你要不相信，就拨打村口小卖部的电话，听听有没有声音。”
那半年时间里，张团子闲得无聊，经常去村口的小卖部玩，他知道小卖部的电话号码。同伴拨打了小卖部的电话，果然在手机里听到了小卖部老板的声音。
张团子谎称这部手机是省城的老板拖欠他的工资，便用手机充当工资的。
春节过后，张团子跟着同村的伙伴来到广州打工，租住在广州最大的城中村冼村。连续几天，张团子在广州找不到工作，身上没钱了，就在天河电脑城外把手机变卖了。
卖掉手机后，张团子也找到了一份在饭店打工的工作。没想到，几个月后，因为参与打架，他被带到了派出所，身份暴露了。
徐蓓蕾说：“其实很多大案要案，都是靠一个偶然的契机才侦破的。”
模特被杀案，原来是这样的经过，我真没有想到。这样看似简单的案件，居然是女刑警徐蓓蕾耗时最长的一个。记得徐蓓蕾上次说过，有两种人的作案，一般都会成为悬案，一种是凶手作案后，突然死亡了；另一种是凶手属于过路客，杀人后就立即远走高飞，永远也不出现在案发现场。这两种人的作案，确实是难以侦破的。而张团子杀害女模特，就属于后一种情况。
在徐蓓蕾侦破的那么多案件中，一定有很多稀奇古怪的、匪夷所思的案件，我想继续听她说。
我问：“在你的职业生涯中，你觉得最恐怖、最残忍的案件是什么？”
徐蓓蕾说：“每个凶杀案都是很恐怖的，也都是很残忍的。只要是凶杀案，总会有一些线索，即使是蛛丝马迹，通过分析推理，找到凶手的概率就会增加。凶杀案也有一些定律，我们叫作铁律。比如结过婚的人，丈夫被杀，第一个被怀疑对象一定是他的妻子；妻子被杀，第一个被怀疑对象一定是她的丈夫。因为结婚后的人，情杀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不是说妻子死亡了，就一定是丈夫杀害的？如果一定要按照这个逻辑推理，那就会造成冤假错案，比如佘祥林杀人案，这就是轰动全国的大冤案，最后将被关押八年的佘祥林放出来，国家进行了赔偿。”
我问：“那么最难破的是哪类案件？”
徐蓓蕾想了想说：“最难破的是失踪案。失踪案，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比凶杀案难破得多。”
我接着问：“你有没有破获过失踪案？”
徐蓓蕾说：“当然有过……有这么一件失踪案，比凶杀案更为恐怖，也更为残忍。”
徐蓓蕾说，有一年，我接连接到好几个失踪案，失踪者都有这样几个特点：智力有缺陷，男性，年龄在十多岁到三十多岁不等。
在西北，智力有缺陷的人，被称为憨子，他们尽管成人了，但是智力还相当于三四岁的儿童。现在的孩子都很娇贵，能够把一个孩子养大到十几岁，很不容易；而把一个憨子养大到十几岁，甚至养大成人，就更不容易，他的父母不知道付出了多少心血。所以，父母爱护憨子，胜过爱护正常的孩子。
因为憨子智力有缺陷，到处乱跑乱窜，所以走失了就没有什么奇怪。可是，这么多憨子集中走失，时间相隔如此紧密，就有些奇怪了。
而在憨子失踪案的前后，还有三起少年走失案，这三个少年都是农村初中的住校生，都是在上学路上走失的。也就是说，在一个相对集中的时间段里，有十来个人走失了。
如果你觉得这些失踪案奇怪的话，那么还有更奇怪的，这些少年的家庭地址都在秦岭山中。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段，有十来个人失踪，稍有办案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这里面肯定有犯罪分子在操纵。
这些少年在哪里？这些犯罪分子在哪里？他们是用什么手段犯罪？我们一无所知。犯罪分子像空气一样无声无息，无影无踪，我们是在和空气作战。
贰 犯罪团伙专骗智障人士和中学生
那段时间，社会上流传着一些谣言，说是有一个犯罪团伙，专门偷抢绑架憨子和少年，摘除他们的器官，卖到香港去。甚至还有人说这个犯罪团伙明码标价，搞到一个憨子，出价五万元；搞到一个少年，出价八万元。而他们把一颗心脏偷运到香港去，就能够卖十万元，一个肾可以卖五万元，一个胃也是五万元，算下来一整套的人体器官，就能够卖到几十万元。这些谣言让社会上人心惶惶，夜晚少年们不敢出门，而憨子的父母也不敢把憨子单独放在家里。
社会上的这些谣言也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我们向上级保证一定尽快破案，上级要求限期破案，我们的心理负担很重。办过案件的人都知道，要求限期破案是不切合实际的，因为案件的侦破有很多偶然因素，不是人力所能够决定的，不是说我们好好努力，夜晚不睡觉，就能够破案，如果没有契机出现，你再努力也无法破案。可是中国自古到今一遇到大案命案，上级都要求限期破案。比如说《水浒传》，景阳冈上有大虫伤人，官府就要求限期捉到大虫，捉不到大虫，就打得猎户们皮开肉绽；如果不是武松打死了那只吊睛白额大虫，猎户们不知道还要被打多少次。猎户出身的两兄弟解珍解宝也是这样，被官府逼迫，夜晚去荒山上给老虎下套，没想到打到老虎了，却被一个姓毛的富商给私吞了。
那些天里，我夜晚总是失眠，不知道这些案件怎么侦破。按照作案特点来分析，这些案件能够并案，也就是说，这些失踪案件，肯定都是一个犯罪团伙所为。
可是，这个犯罪团伙在哪里？我们一点线索也没有。
我这样焦虑了一个多月，有一天，我们接到了一个山西警方来的电话，要求协查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个憨子。
山西警方说，一天凌晨两点，他们例行巡逻时，看到有一个人沿着公路行走，走路的姿势很奇怪。他们下车拦住这个人，看到这个人神情恍惚，目光散乱，脸上全是汗水和泥土，衣服也很脏。他们问这个人的名字，他说不清楚；问他家在哪里，他还说不清楚；问他要去哪里，他照样说不清楚。这个人说话含糊不清，但是能够听出来是陕西口音。
憨子说话是陕西口音，那么说明这个憨子是陕西人，可是，陕西的憨子怎么能够跑到山西去？陕西和山西中间隔着一座中条山，还隔着一条黄河，依靠憨子一个人绝对是不能够去往山西的，他连怎么买票，怎么乘车乘船都不知道。那么，陕西的憨子在山西出现，说明他是被人带往山西的。
谁把他带到了山西？是他的父母吗？应该不是的。因为父母一般是不会带着憨子出远门的，一是害怕跑丢了，二是嫌丢人。那么，会是谁带着陕西的憨子去往山西呢？
带他去往山西的人，很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犯罪团伙。
接到山西警方的电话后，我兴奋不已，立即和谭警官买了火车票去往山西那座城市，找到了那家给我们提供线索的派出所。
我和谭警官，还有憨子，面对面坐在派出所的一个房间里，我们仔细地询问憨子，可是憨子连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清楚。我们从他口中问不到一句有用的信息。我们又拿着当初那些报案人提供的失踪憨子的照片比对，发现这个憨子也不在失踪者之列。
一些生了憨子的父母，不愿意给憨子照相，觉得憨子丟人。这次，还有三个失踪的憨子没有照片，眼前的这个憨子是不是就在那三个人之列？可是没有照片比对，怎么办？
后来，我想出了一个办法，把那三个憨子的父母姓名逐一说出，观察憨子脸上的神情变化。可是，无论我说出谁的名字，憨子都在龇牙咧嘴地笑。后来，我说出了“赵本山”，他还在笑。
没办法，这招不管用。
憨子的身份不能确定，这个案件就无法找到突破口。
我仔细观察坐在对面的这个憨子，看到他衣衫褴褛，头发脏乱，散发着一股酸臭味。他的指缝间又黑又脏，藏满了黑色的煤末；他的头发里也藏着煤末。我让谭警官脱下憨子的衣服，看到憨子肩膀上有一处新鲜的伤痕，伤痕里居然也是煤末。
山西的这座城市，多年来都被联合国评为环境最差城市，空气中也飘荡着黑色的粉末，坑坑洼洼的马路边，全是一层一层的煤末，去饭店吃饭，饭碗端上来，你还没有顾得上吃，饭碗里已经落了一层煤末。这座城市的经济依靠煤炭支撑，而多年的过度开釆，对环境的破坏相当大。
憨子的手上有煤末，头发里有煤末，这不奇怪，居住在这里的人，很多人都是这样，即使刚刚洗过的脸，时间不长，脸上就落了一层煤末。奇怪的是，他肩膀上的新鲜伤疤，伤疤里居然有煤末。肩膀外穿着衣服，衣服阻挡了他的身体，可是他身体上的伤疤里怎么会有煤末？又是谁打伤了他？
从憨子的身体特征中，可以断定，他是在煤矿里做工。
当时，我的第一判断是，这个憨子被人控制，在小煤窑里打黑工。黑心矿主喜欢雇用憨子，因为憨子干活下死力，还不需要支付工资。用书面语言来说，憨子就是小煤窑的包身工。
不久后，山西洪洞县发现了大量的现代包身工，这些包身工以憨子居多，在黑砖窑里干活，忍受着极度的摧残。黑砖窑的老板和打手，动辄对他们毒打，还放狼狗咬他们。至于他们的居住环境和饮食，那更没法提了。他们的生活不如猪狗，而每天还要进行超负荷的劳作。黑砖窑出现的包身工，证明我那时候的判断，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可是，我没有想到的是，黑砖窑已经够残忍了，而这些憨子的遭遇，比黑砖窑还要悲惨。悲惨的程度，超出了我的想象，也超出了任何一个正常人的想象。
如果能够找到憨子打工的那家小煤窑，憨子的身份可能就会知晓。可是，山西这座城市的各种小煤窑、黑煤窑有多少？绝对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可能连煤炭管理部门都无法统计。所以，要通过小煤窑找到憨子的身份，是不可能的。
然而，这个说不出一句完整话的憨子，又是当时案件的唯一突破口。
我们把憨子送到了附近的康复医院里，期盼着奇迹会发生，憨子的大脑如果能够进行正常思维，说出自己遭遇的一切，那案件就迎刃而解了。
半个月后，从康复医院传来的消息是，憨子无法正常回答问题，他总是所答非所问。有些智障人士可以通过康复治疗恢复一些记忆，这主要是指后天的智障人士；而对于先天的智障人士，则就无能为力了。
没办法，我们只好把憨子送到救助站。一旦憨子能够说出他的家庭地址，救助站就能够把他送回家。如果憨子一直说不出他准确的家庭地址，救助站就一直养着他。这是全国各地救助站的职责。
又过了半个月，救助站传来消息说，憨子总在说一个名字，这个名字似乎是孙海庄，因为憨子的发音很不准。问他父亲叫什么名字，他说孙海庄；问他母亲叫什么名字，他还说孙海庄；问他家住在哪里，他依然说孙海庄。孙海庄到底是一个人名，还是地名，不得而知。
我和谭警官反复分析憨子的口音，他的口音应该是秦岭山中安康地区一带的，他说的每句话最后一个音都会上翘，安康一带的人说话都是这种口音。憨子应该是安康一带的人。而更让我们振奋的是，这一年来神秘失踪的智障人士和少年，也都是安康人。
我们找到安康地方志办公室，请求他们帮忙查找是否有一个名叫孙海庄的村庄，还真的找到了，是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自然村。我们又询问村庄是否有一个二十多岁的憨子，村长说，村子里有近百口人，但是没有一个是憨子。
我们又让安康地区的户籍警帮忙查找是否有孙海庄这样一个人，结果查找到了八个，其中七个人都健在，他们的家庭中没有一个人是憨子，而那个去世的人，死的时候都已经五十多岁了。
仅仅凭这些，是完全无法断定憨子的身份的。而且，憨子吐字不清，他到底说的是孙海庄，还是孙海光，还是宋怀壮，还是苏海壮，我们都没法判断。
仅有的一条飘忽不定的线索中断了。
当时，我们只是从生者中寻找与这个憨子的关系，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死者居然与憨子有关系。这个案件的侦破，我们从一开始就走了弯路。但是，谁又能想到，一个死去多年的人，会和一个神志不清的人有关系。如果你不了解案件的整个经过，你是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他们之间那种微妙的、如丝如缕的关系的。
截至目前，这个案件已经有了很多疑点。那么多的智障人士在一个集中的时间段里消失，也都是在安康的两个县里消失，为什么犯罪分子专门盯上智障人？他们偷抢，或者诱骗这么多的智障人士做什么？他们为什么要长途奔波，把智障人带到千里外的山西？他们到山西来做什么？这个被发现的智障人士是从事与煤炭有关的工作，很可能是井下挖煤，那么是谁在控制他？他又是如何能够从井下逃脱的？
把这些疑点归纳起来，我们可以总结出一条犯罪链条：有一伙犯罪分子，捜罗陕西安康的智障人士，也包括还在上中学的学生，用诱骗的方式带着他们上火车，来到山西的这座城市，将这些智障人士和中学生，卖给小煤窑主，从事井下挖煤工作。因为这些人是买来的，所以煤矿主可以不支付他们工钱，而让他们没黑没白地干活。如果这些被买来的商品不听话，他们就毒打。如果这些人被打死了，或者累死了，在八百米深处的井下，挖个坑掩埋了，没有人会知道这些罪恶。
后来的侦破结果出来后，证实我们的猜想和事实有部分吻合，但是，事实上，这些犯罪分子比我们猜想的还要罪恶得多。
我们也曾想过通过煤炭管理部门，在一家家煤矿进行排查，看看是否有智障人士。可是，那些黑煤窑，一看到有穿制服的人来了，马上就盖上矿井，逃之夭夭。还有的煤矿主，与执法人员沆瀣一气，执法人员通风报信，他们会提前把智障人士藏匿起来，我们怎么排查？再说，这个地区挖煤的农民工，少说也有十万人，这十万人如果一一排查，要排查到猴年马月。而如果仅仅询问煤矿主，他们肯定都会说自己守法经营，没有雇用智障人士。
还有，我们两个外地人，又如何能够让这个地区的执法人员在煤矿来一次大检查，他们怎么会听我们的呢！
所以，要破这个案子，还得依靠我们自己。
谭警官有一个同学，在当地劳动局工作，负责劳动仲裁。我们想从熟人入手，了解煤矿特别是黑煤窑的情况时，谭瞽官突然想起来他还有这么一个同学，当初在警校的时候，他们是同一寝室的。毕业后，这位同学在警察行业干了几年，就转行到了劳动部门任职。
我们找到谭警官的这名同学，他叫戴冠全。
多年的同学凑在一起，肯定要喝酒吃饭。那时候针对公安部门的五条禁令刚刚颁布，其中有一条是“严禁饮酒”，所以我们都不能喝酒。戴冠全有一个硕大的肚子，应该是长期应酬后酒足饭饱养成的。而当时的同学谭警官依旧“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一个凸出的大肚子，可见在一些地方实权部门的油水会有多丰厚。
戴冠全听我们说想打听煤矿方面的纠纷，就说了一长串工资方面的问题，井下挖煤的基本上都是农民工，农民工的工资不能得到保障，煤矿一转手，农民工就拿不到工资。煤矿主都没有给农民工买三险一金，农民工的权益不能得到保障。那时候还是三险一金，现在是五险一金。
这些都不是我们关心的，但是我们又不能准确地说出想从戴冠全口中得到什么，所以，我们只能一再地问：“还有呢？还有呢？”
戴冠全说了半个小时后，突然不经意地说到了一个我们感兴趣的案件。
他说：“煤矿主的能耐都很大，有的人甚至是手眼通天。有一次，一个煤矿上发生了一起死亡事故，死者家属向煤矿主索要50万，他们认为是罐车刹车失灵，导致死亡事故；但是煤矿主认为死者违反了安全措施，是自己撞上了罐车，只赔偿两万元。双方为此争执不下。因为赔偿数额相差太大，煤矿主就托人找到我，让我出面，把索赔价格往下压一压，这个煤矿主是我一个朋友的亲戚开办的。我去了以后，就发现有问题。如果是刹车失灵，死者身上只会有一处致命的伤痕，可是这个死者头上、身上有多处伤痕，于是，我判断，是有人先把这个人打死，然后把他放在罐车轨道上，伪造罐车刹车失灵，撞死了他。我向煤矿主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并当即报警。可是，事情的处理经过完全超出我的想象。”
我急切地问：“怎么了？”
戴冠全说：“我报警前和煤矿主沟通过，他坚决不让我报警。这个我能够想到，煤矿主担心自己的煤矿出了刑事案件，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就有可能会引发很多问题。这些小煤窑的问题太多了，只要你去找，就到处都是问题。可是，出了人命关天的事情，我不能隐瞒不报啊，我是从警校毕业的，这点警惕性还是有的。可是，我没有想到的是，报了警也没有什么作用，煤矿主把法医买通了。法医查看了死者后说，煤矿安全没有问题，死者是自己喝醉了酒，撞上了罐车。罐车安全设施没有问题，此事故与煤矿无关。后来，煤矿主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只给死者家属赔偿了两万元。”
我气愤地说：“这些煤矿主真黑啊。”
戴冠全说：“死者是个陕西人。”
我猛然震惊，又是一个陕西人。
失踪案的侦破丝毫没有进展，我们就想去煤矿看看，说不定还能够发现点有价值的线索。戴冠全一再给我们说起煤矿的罐车、巷道、风井、绞车等等，我们一点都不熟悉，我隐隐约约觉得这些失踪案，可能与煤矿有关，谭警官也是这样推断的。可是，如果不熟悉煤矿和矿井，又如何能够破案？
我们决定就去戴冠全所说的那家发生过凶杀案的矿井。可是，戴冠全不同意，他说那次因为执意报案，得罪了那家煤矿主，也得罪了他那位朋友，他们都不再和他来往，他可以另外介绍一家煤矿，让我们去。
戴冠全负责当地的劳动仲裁，认识很多煤矿主。
在以后的时间里，我们一共去过三家小煤矿。最后一家小煤矿让我们心存疑窦。
煤矿主对我们很热情，但是我能够看出来，那种热情是表面上的，内心里很拒绝我们。他不想答应戴冠全，但是又不敢得罪戴冠全，于是只好答应。我们的身份是作家，来到矿井釆风，想写一部反映矿工生活的小说。煤矿主没有怀疑，他派人带着我们下到矿井。在暗无天日的八百米井下，我才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作人间地狱。一群矿工穿着裤衩，赤裸着上身，全身大汗淋漓，抡起铁镐在井下挖煤。他们全身乌黑，只有眼白和牙齿是白色的，笑一下，感觉异常恐怖。我们想和矿工聊几句，但是，带我们下井的那个人礼貌地拒绝了，他说这样会耽搁生产。
他为什么害怕我们与矿工接触？
回到井上，我们再与煤矿主交谈，发现煤矿主的目光躲躲闪闪，游移不定。多年的办案经验告诉我，面前的这个煤矿主，一定心怀不可告人的心思。至于什么心思，我们暂时不知道。
离开煤矿的时候，煤矿主把两条中华烟和一个厚厚的信封，硬往我们手中塞。我们推辞不掉，回到宾馆后，一打开，里面居然是2000元钱。我们就这件事情询问戴冠全，戴冠全说：“只要是有单位有身份的人去煤矿，不管干什么，煤矿主都会给钱的。不同的单位，给的信封不同，那些实权部门，比如安全检查部门，煤矿主直接给的就是银行卡，卡里面少说也有几万元。煤矿主把这叫作舍财消灾。”
戴冠全又说：“煤矿主的钱多得是，他们把全民资源占为己有，拿他们的钱是应该的，你拿的是应该属于你的那一份，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我心中想的是，最后一个煤矿主为什么和我们交谈的时候，神色不宁，他又为什么不敢让我们和矿工接触？
他不让我们与矿工接触，我们偏要与矿工接触，看看这个煤矿主心怀的是什么鬼胎。
我们在这个小煤窑的附近溜达，观察那些矿工，实际上也就是农民工。一些矿工住在煤矿主提供的条件简陋的集体宿舍里，一些矿工拖家带口，在外面租房住。有一天，我们盯上了一名刚刚从井下升上来的老矿工，他满脸的皱纹，头发花白，牙齿也掉了好多，一说话就会漏气。他和妻子租住在附近的村庄里。
老矿工租住的房屋异常残破，坐在地面上，抬起头来，能够看到屋顶上的星星。为了省电，这一对老夫妻只安装了一个十五瓦的小电灯泡，因为电量不足，灯泡太小，房间里昏黄一片。我们把煤矿主塞给我们的一条中华烟送给老矿工，老矿工看到这么好的香烟，吓得不敢接。我们就把香烟放在床头。
我和老矿工拉了几句家常，然后问：“叔，你这家煤矿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
老矿工悄声说：“死了人了，老板不让给人说。”
我问：“死的是哪里的人？”
老矿工说：“陕西人。”
我异常震惊，死的还是陕西人！
我问：“怎么死的？”
老矿工说：“半个月前来了一个瓜子，在井底下挖煤，挖了三天煤，就死了。”山西人把智障人士叫瓜子，陕西人叫憨子，都是一个意思。
当时，我的心中就像雷鸣电闪一样，可是外表还要装着很平静的样子。又是陕西人！又是智障人！世界上的事情怎么就这么巧！我感觉到这起矿难事故绝对和我们要调查的失踪案件有关系。
我不动声色地问：“您知道他死的时候的情景吗？”
老矿工说：“被炸药炸死了。”
我继续问：“你怎么知道他是瓜子？”
老矿工说：“这个人和我们在一起吃过饭，吃饭不知道饥饱，那些人给他碗里盛多少，他就吃多少；那些人不盛饭了，他也就不吃了。”
我问：“那些人是谁？”
老矿工说：“和他一起来煤矿的人，都是陕西人，都说的是陕西话。”我极力压抑着心中的狂喜，继续问道：“和这个瓜子一起来煤矿的，有几个人？”
老矿工说：“五个。他们在一起很熟悉，应该认识时间很长了。”
谭警官听到这里，霍地站起身来，我也站起身来。这些天我们一直在琢磨这些智障人为什么会被人带到山西，原来是带着来山西一起挖煤的。智障人挖煤，肯下死力，但是不知道工资多少，不认识钱，他的工资肯定是被和他一起来的这些人领走瓜分了。
我们奔波了这么久，调查了这么久，这些失踪案，终于看到了侦破的曙光。
我问：“你带路，我们去煤矿，我们想找那五个和瓜子一起来煤矿的陕西人。”
老矿工说：“他们已经走了。”
我大惑不解，问道：“怎么走了？”
老矿工说：“瓜子死后的第二天，他们就走了，离开了。”
这五个陕西人带着智障人来到煤矿，仅仅干了三天，智障人就被炸死了。智障人死后，这五个人也离开了，听起来好像是不愿再待在这个伤心之地。这件事情看起来很不符合常理，一个智障人的意外死亡，难道就对他们这么重要？那些年，要找一份工作也是比较难的，难道他们就这样轻易放弃了工作？何况，只干了三天，煤矿主也是不会给工资的，难道他们愿意白白给煤矿主干三天活？”
我问：“你知道这些人叫什么名字吗？陕西哪里人？”
老矿工说：“只干了三天，都不晓得他们的名字，也不晓得是哪里人。”我说：“煤矿老板那里应该有合同吧。”
老矿工说：“我们这里是小煤矿，一切都不正规，进煤矿不看身份证，不签合同，干够一个月，老板给一个月钱。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谭警官颓然坐在小凳子上，我的心情也失落到了极点。总以为柳暗花明又一村，谁知道是山穷水尽没有路。这个案件让我们很费解，从开始侦查到现在，我们就像在黑暗中摸索一样。犯罪分子在哪里？不知道。犯罪分子是谁？不知道。犯罪分子怎么犯罪的？还不知道。作案现场在哪里？依旧不知道。我们唯一知道的，就是那么多智障人和少年被从陕西拐骗到了山西，在井下挖煤。
其实，后来的侦破证明，我们所推断出的这“唯一知道的”，也是错误的。我们低估了犯罪分子的残忍和冷酷。
叁 死亡多年的人，在千里之外出现了
和老矿工分别后，我们一直在努力想着，怎么才能找到这个死者的身份。找别的矿工，了解不到；找煤矿主，也了解不到。知道死者身份的，只有那几个犯罪分子，但是，犯罪分子我们也找不到。因为犯罪分子不会傻到把自己的身份信息随便透露。
那天夜晚，我看着黑漆漆的夜空，在努力想着。山西中部的这个地方，夜晚很少能够看到星光，因为天空中飘浮着一层黑色的烟尘，遮没了星光，也遮没了月光。我想着想着，似乎看到天边划过一颗流星，我的眼前突然一亮，想到了殡仪馆。出现了矿难事故，肯定是在殡仪馆进行火化的。千里迢迢，那五个陕西人不会像赵本山主演的电影《叶落归根》那样，把尸体背回家吧。
对，去殡仪馆查找，一定能够知道死者的身份。
好不容易等到天亮，我就和谭警官上路了。昨天晚上，我一夜没有睡着。清晨想用冷水洗把脸，清醒清醒，没想到用毛巾一擦脸，放在脸盆里，一脸盆的水立即变成了黑色。昨天夜晚，我的脸上、头上落满了煤末。
来到了殡仪馆，可是看大门的老头不让我们进去，无论我们好说歹说，老头就是不开门。殡仪馆这种地方，平时没有人进来，如果进来，都是抬着死人的。像我们两个这样赤手空拳的，恐怕在殡仪馆的历史上都没有过。
我和谭警官拿出警官证让老头看，老头依然很固执，他说，要进殡仪馆，必须经过当地公安部门的批准，有当地公安部门的人陪同才能够进去。我和谭警官当初来山西的时候，都走得很着急，连封介绍信都没有开。再说，我们这次来山西，罪犯不确定，罪犯如何作案也不确定，案子距离侦破好像还很遥远，怎么好意思麻烦山西同行？
谭警官从身上摸出了两盒煤矿主送给他的中华烟，看门老头这才准许我们进去。不但准许我们进去，而且还热情地给我们指引怎么走才能找到他们的领导。
殡仪馆的领导看到我们的警官证后，倒很热情，带着我们翻找资料。半个月前在这里火化的那个陕西人很好找，他叫向千里，陕西安康人。
又是陕西安康人！果然没有出乎我们意料。
我们把这名死者的姓名与我们掌握的失踪者的信息进行比对，发现向千里没有在我们掌握的失踪者名单中。
殡仪馆在对死者进行火化前，一定要看到死者的身份证，一定要知晓死者的身份。向千里，这个名字应该是真实的姓名。然而，对于陪同向千里来到殡仪馆的人，殡仪馆却没有留下记录。
只要找到向千里的身份信息和家庭住址，就好办了。我们顺藤摸瓜，就会找到这个犯罪团伙。
可是，让我们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向千里早在五年前就死亡了。
那天，我和谭警官回到宾馆后，立即按照向千里身份证上的家庭地址与安康警方取得联系，协查向千里。时间不长，安康警方反馈的信息是:向千里出生于1970年，思维正常，高中毕业，五年前死于山洪暴发。
奇怪！五年前死在安康山洪暴发中的向千里，怎么五年后又在千里之外的山西出现，而且，还从正常人变成了智障者。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再次与安康警方联系，查实向千里是不是确实死亡了。安康警方反馈的消息是，向千里确实在五年前死亡，他的家人亲手掩埋了他，村中几十个人都有见证。至今，向千里的坟头还在。
我感到背脊阵阵发凉。难道，这世界上真的有借尸还魂，真的有死人复活？
这件事情，实在太不可思议，也实在太恐怖了。
煤矿上死了矿工，煤矿主是要赔偿的。那么，智障者死了，煤矿主把钱给了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