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天地，行大道，敢想敢担敢为先
太华生长松，亭亭凌霜雪。
天与百尺高，岂为微飙折。
桃李卖阳艳，路人行且迷。
春光扫地尽，碧叶成黄泥。
愿君学长松，慎勿作桃李。
受屈不改心，然后知君子。
——唐·李白《赠韦侍御黄裳其一》
食禄不忘民，甘为孺子牛。
戎马英雄气，国需驰疆场。
握笔敢诤言，诤言正义匡。
豪杰立天地，侠义润昌良。
行走大写人，立世美名当。
——作者《道行者》
从来没有感觉过时间如此之快，转眼两年的学习生活结束了。此时才真正领悟到了什么叫光阴飞逝、白驹过隙……好留恋学院的学习生活啊！
毕业前夕，或因我的良好表现，或因学习期间发表多篇文学作品和新闻报道，部队政治机关来学院考核后不久就来函告知：毕业后直接到团政治处报到！
我有点意外，因为我们这些学员按照规定，毕业后绝大多数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而且连队张指导员和我排老战士，来信时都表达了他们期盼我回单位的愿望！唉，回不到老连队去了，我总感觉亏欠连队领导和排里同志，但又无奈，因为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
来到团政治处报到，实际是到宣传股报到。股长是60年代末期入伍的山东鲁西南人：姓季，名苑东，直爽、干脆、利索，外加事业心强、干劲十足。所以，那天下午来到宣传股与我一见面，季股长边用他手中的笔习惯性地轻轻点着桌子，边老熟人似的三下五除二，把我的职务、职责和当下任务等一概明确：“君成同志，你来宣传股，可以告诉你，是我找团里领导硬要过来的。你现在的职务是副连职宣传干事。不过呢，正式任职命令，按规定要求，要试用三个月后才会给你正式下达。职责嘛，你主要是负责团里的新闻报道，宣传股人手少，忙的时候大家就不分你我一起上。当下任务嘛，或者说从明天开始，你就要投入工作，恰好《解放军报》驻咱们二炮的张大记者或叫张主任，来我们团采访，你要全程陪同！”
季股长一口气说完后，放下手中的笔，拍拍我的肩膀，笑眯眯地说，“你小子有福气，这位张大记者可不一般，一上任就跟上他学习，这可是难得的机会啊！不过，”季股长严肃起来，“也是对你一次重要的考察机会！”说到这儿，季股长又习惯地拿起笔，重重地敲了几下桌面，板着脸问道，“我说这些都听明白了吗？”
我紧张兮兮地马上立正，报告道：“听明白了，首长！”
季股长听后脸上马上现出喜悦，但瞬间脸又一板，说：“你叫我什么？首长？以后不要这样叫，就叫我股长，机关称为首长的，只有团领导啊。”
听完季股长的话，我马上回答道：“是，首长，不不，是，股长！”
从此我与新闻报道结缘，走上了另一条“金光大道”！
季股长说得不错，我陪同的这位张大记者真的不同一般。后来得知，岂止不同一般，是非同凡响！
这里不妨先介绍介绍他：
“张大记者”是季股长等人对他的尊称，他真实姓名叫张英伦，是60年代初参军的老军人。张英伦当兵不久就显露出他的特质，是人见人爱的“学雷锋好战士”，因此，很快就提升为干部。最难能可贵的是，张英伦同志当了干部后，依然保留学雷锋好战士本色。于是在那个时代，张英伦同志受到各级领导和机关的表彰，加之各种新闻媒体宣传，很快他就成为全军“学雷锋十大标兵”之一，获得各级领导颁发的奖状奖杯不计其数。全军开展轰轰烈烈学毛选活动时，张英伦同志又把毛选中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矛盾论》等重要篇章，不但会背诵，还能结合工作实际谈出令人钦佩的学习体会，于是，张英伦同志又成为部队各级学毛选积极分子，很快荣登全军“十大学毛选积极分子”光荣榜！
后来，“文化大革命”期间，张英伦同志与其他几位“又红又专”的年轻干部被选入《解放军报》。他把学雷锋做好事的习惯带到了解放军报社，经常见他挎着学雷锋工具包在大院转悠，见院内哪里门窗损坏，就主动修理……
一开始，当时那些“靠边站”的老干部、编辑和记者对张英伦这种举动警惕性很高，都躲着他。实在躲不开，见张英伦这位新来的另类领导给他们敬礼，就慌慌张张弯着腰给他鞠躬，半天不敢抬头。每见此情，张英伦都快步走过去扶正向他鞠躬的人，并热情地拉着那人的手说：“我们都是革命战友，你们应该是我新闻工作的老前辈呢，千万不能这么谦卑啊！”
时间长了，大家才认识到这位新调来的年轻领导与其他人不一样，于是大家才慢慢接受了他，甚至敢于亲近他。
这自然引来另一些人的不满和警觉，甚至要对张英伦同志“下黑手”了！然而，一件惊天大事不但打破了他们的计划，而且让他们把张英伦同志远远敬着。
谁能想到，这位雷锋式的好干部、毛主席的好战士，竟然有胆量和勇气给伟大领袖写信，说那些被打倒或“靠边站”的老干部不是走资派，不是封资修代言人，是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的人民功臣，请求解放他们，给他们平反……
在那种气候下，这可是冒着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和杀头风险的啊！张英伦当然也想到了这种后果。幸运的是，他遇到了伟大英明的领袖！领袖不但没责怪这位敢于谏言的年轻记者，还赞赏和肯定了他无私忠诚的建议，批复有关部门研究执行！
据说，“文革”后期大批老干部被解放，就源于此！
这是何等了不起的事啊！然而，张英伦同志并没觉得有啥，他依然像过去一样，坚持做他的雷锋式的好干部，上面几次想提他当报社领导，他都婉拒道：“这决然不行，哪个方面说我都不够格……”
渐渐地在张英伦同志的刻苦努力下，他不但成了老记者，还在新闻界成为小有名气的大记者，“张大记者”的名头就这么来的。
在陪伴张英伦记者的三天里，我不但周全细致地服务他，还根据他的意图和指导写了几篇他满意的新闻稿件，于是，自然而然取得了张大记者的好感和信任。
那天晚饭后，我陪同张大记者散步。走着，张大记者突然问道：“小张同志啊，这两天实在太忙，没顾得上跟你说说话。实话告诉你，你啊，给我留下的印象很好啊！”
我连连道谢：“谢谢张大记者认可，谢谢您的栽培。”
张大记者有意放慢了脚步，缓缓说道：“小张同志啊，今天咱们说说心里话，我问啥，你就照心里想的实话回答。”
我有点惊异摸不着头脑地答道：“报告首长（为了表示极大的尊重，我改了口），我一定！”
张大记者高兴地说：“那好。我问你，你想过今后怎么发展自己吗？或者说，想过干什么吗？”
我疑惑但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报告首长，一切听从组织安排。”
听到我回答，张大记者站住了，愣愣看了我一会儿，笑嘻嘻地说：“好，军人就应该这样！不过，我不是问的这个。”他继续往前走去，字斟句酌地又说，“我是问你的真实想法。就是呢……就直说吧，根据我们三天来的接触，我对你将来的发展有个建议，那就是……你呀将来可以向新闻工作发展，你有这方面的潜质！”
“啊？”我听后不由得站住了，惊异地望着张大记者。
张大记者见我如此惊异，不解地问：“怎么？不愿走这条路？”
我仍有些慌乱：“不不，我我，我没想过这些事……但对新闻工作，我是非常喜欢的。”
张大记者满意地笑了笑：“喜欢就好。这样吧，以后陪伴我的时间里，我就多给你聊聊新闻业务和新闻工作的话题。”
张大记者真是一位热心人，还是一位雷厉风行的人，那晚回去后，他就把我叫到他的宿舍，像对一位刚入门的新闻系学员那样，又像对自己的“新闻小徒弟”那样，给我十分认真地讲起新闻课来。他说：
“西方资本主义新闻工作者把新闻定性为‘狗咬狗不叫新闻，人咬狗才叫新闻’。从字面上看，他们好像追求的是纯新闻性，但事实上，他们那完全是一派谎言，任何新闻工作都是为本阶级、本利益集团服务的。我们社会主义新闻工作者，强调的就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真诚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张大记者说到这儿，见我全神贯注地听着、记录着，便站起身来，挥动着胳膊，侃侃而谈：
“还有，毛主席对新闻工作者要求更为具体。他老人家说：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要认真调查新闻事实，勇于实话实说。”张大记者说到这儿，一脸严肃，“就这么给你说吧，你将来真要想做一名有作为的新闻工作者，就要有像冲锋陷阵的战士那样的勇敢和豪气！要有那种为真理和正义敢讲真话实话、勇于献身的精神！”
说到这儿，张大记者精神头又来了：“再说具体一点吧，作为军事新闻工作者，要敢为基层部队的官兵发声，敢于鞭挞部队建设方面的时弊！比如说，敢对练兵场上的形式主义说不，要用舆论工具揭露和监督他们；还比如，要敢于为那些默默在练兵场上、戈壁沙滩上、风雪高原上守边关的官兵和军事科研人员发声……总之，要争做一个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官兵的优秀新闻工作者！”
张大记者似乎想起来我还不是一位新闻工作者，有些尴尬地走到我身边，我立马站起，他笑了笑，拍拍我的肩膀说：“今天就讲这么多吧，讲太多你消化不了，就这些也够你好好消化的……”
是的，张大记者此番话让我激动得一宿难眠。我翻身坐起，拿起记录本，奋笔写道：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做了新闻工作者，我一定会像张大记者那样，先人品后文品，堂堂正正地做人，勤勤恳恳地作文，在做人中学作文，在作文中学做人，真正做一个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官兵的优秀新闻工作者……
陪同张大记者任务完成后，一天上午，季股长兴冲冲找到我，开口便道：“任务完成不错，张大记者很满意，政治处和团领导也很满意。借此机会，我向政治处领导反映，要好好培养你，建议送你去北京一家大报社见学见学！崔主任满口答应！哈哈，你小子有运气！”……
后来我才知道，这次大报社见学，季股长态度积极，但张大记者背后推动是关键！
虽说这是一次见学，但收获是意想不到的！
因为这期间，赶上国家有关部门邀请日本三千名青年来中国访问，各新闻单位派出了强大的记者团随团采访，我有幸跟随报社老师作为实习记者，光荣担负了采访任务。
此种采访机遇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真正是千载难逢。
当然，报社里不是每位记者都能参与，挑选的都是顶呱呱的，带我实习的老师是报社最优秀的女记者，她被挑选上，自然，我作为她带的实习生也就有了此次殊荣。
最难得的是，报社领导格外重视此次采访活动，为随团采访记者开设了专门版面，以确保稿件的刊发。要知道，平时记者们上篇稿件有多难啊！
带我的那位干练大气的女记者对我格外关照，除计划内采访活动要听她统一指挥外，平时随机性的采访她很放手，不但如此，还鼓励我去采写稿件。
我如鱼得水，抓住各种机会，不辞辛劳地穿梭在日本青年代表团之中，白天采访，晚上通宵达旦写稿，或消息，或通讯，或特写，或花絮……那些天里，为日本青年访华团开设的专版，几乎成了我的专用版，一时间在报社引起轰动。特别是两篇新闻特写：《日本遗孤感恩寻访记》和《再不要战争，中日应世代友好下去——三位日本战犯后代在中国长城上的祈愿》，不但在报社，而且在整个新闻界都引起了强烈反响！为此，我不但受到报社领导接见表扬，报社还为我们专题报道组，每人发了一千元的奖金！
我简直成了“社红”！报社无论年老年轻记者编辑，见了我总是竖起大拇指，有的还有话无话地找我聊上几句、夸赞几句……
然而，就在我沉醉在夸赞和表扬的喜悦之中时，突然接到部队发来的一纸电报：见电速回！
那时我学习还不到三个月啊，离当时季股长下达的至少半年见学时间相去甚远呢，为何催我回啊？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我回到了部队，那是上午11点多，机关正准备开饭。我敲开了宣传股季股长办公室的门，他正在伏案改材料，听到敲门声头也不回地说了句：“你们先去吃，我把手中的材料改完就去。”
我小心翼翼地报告说：“股长，是我，我从北京学习回来了。”
季股长条件反射似的一下站了起来，推开椅子，朝我大步走来，边走边说：“哎呀，估计你今天就会到，没想到那么快。走，走，跟我走。”说着，拉着我就往外走。
我有些莫名其妙，也有些心不安地问：“股长，去哪里？我先把行李放下好吗？”
季股长见我身上还背着个大背包，连声说道：“好好，就放到这儿，快跟我走吧。”
我跟着季股长匆匆忙忙进了政治处主任的办公室。政治处主任姓崔，山东烟台人，一口胶东话，白白净净，文质彬彬，但很干练，也很随和，我代理排长期间到我们连队蹲过点，对我很熟悉，来机关后接触过几次，对我很好。我们进来时，他正与一位干部谈话，见了我们，很有礼貌地急忙站了起来，说：“君成回来了，好啊！”而后问老股长，“你告诉君成对他的安排了吗？”
季股长恭恭敬敬地答道：“没有呢，想听您的指示。”
崔吉忠主任马上走到我跟前，郑重地说道：“君成同志，催你回来，是团党委决定，急派你担一重任呢！”
我一愣，疑惑地望着崔吉忠主任，等待着他下面的话。
崔主任接着说：“这一重任啊，是团党委昨天临时研究决定的，也是我的建议。委任你马上去修理连队担任指导员！”崔主任稍一停，不慌不忙地又说道，“为何这么急啊？因为修理连出了许多问题，特别是1980年入伍的几位杭州城市兵，闹腾厉害，连邻村老乡也给殃及。因此，团党委决定对连队领导班子大调整：指导员转业，连长暂时找不到合适人选，先配合你待一段时间，也要马上调整，副连长转业！我和团的几位领导都知道你带兵和管理有方，所以你是临危受命！……这样吧，让季股长带你先去吃饭，然后简单收拾一下，下午我和参谋长就带你去报到，宣布团党委命令。”
听了崔吉忠主任一席话，我正惊异间，季股长二话不说拉我就走。一出崔主任办公室门，他便带着既喜悦又羡慕的口气说：“君成，‘临危受命’，你听听多厉害呀！这还不说，主任亲自推荐，团首长一致赞成，啧啧，你牛得去了！……唉，不过团里工作要受到影响了，也白白培养你！”
尽管季股长一再夸我，但我心里却不是个滋味。想不到，刚刚入门和喜欢的新闻工作就此结束了！
一切都那么突然，一切又那么紧迫。
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没有任何多余的话，背着北京来的背包，带着北京来的尘土和汗迹，我匆匆跟着首长们来到修理连。
首长们宣布命令仪式一结束，都走了。
我望着他们远去的轿车，呆呆站立着，知道此时我肩上的担子和责任有多重。
突然，连队营院里传来的一阵嬉笑和打闹声把我惊醒，我马上意识到要立刻投入工作！
首先与连长见过面并征得他同意后，我陆续召开了连务会、军人委员会代表会，以及各种座谈会……随着各种会议的召开，连队建设上出现的各种问题，已非常清晰地摆在了我面前：
一是，由于修理连是工程团最好的连队，既能学到修理汽车等技术，又清闲安全，相对于那些施工一线连队简直是天堂。所以，各种关系兵、城市兵大都安排在这个连队。
二是，由于这些特殊兵有优越感，加上连队领导怕得罪他们，完全采取了怀柔和绥靖政策，以及自身爱沾连队和战士的利益，使得那些胆大妄为的战士，根本不把连队干部和纪律放在眼里，把连队闹得乌烟瘴气。比如，有几位1980年入伍（又是那批地方送的兵）的杭州市城镇老兵，在连队就是老大，连长指导员都很怯他们。据了解，他们几位战士能当连长指导员半个家，他们想让谁立功受奖，准能成，别的就不用说了。
了解这些情况后，经过认真思考，我大胆拿出了对连队进行一次大的作风纪律整顿的整改思路和办法。
首先，对目无组织纪律、带头闹事的头号人物——杭州市某局长儿子刘民怀开了“首铡”！在他刚擅自回家回来的当晚，在全连军人大会上，我代表连党支部宣布：建议上级领导机关给予刘民怀除名和押送回家的纪律处分！对另外三位违反连队纪律较严重但仍可教育挽救的战士，给予纪律处分，并责成写悔过书，在全连军人大会上做深刻检查……与此同时，一场轰轰烈烈的作风纪律大整顿活动在连队展开……
经过三个月的整顿，连队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全连官兵高昂的士气和干劲被唤起和聚拢，借此东风，在全连军人大会上，我代表连党支部庄严宣布：修理连年底要争创“硬骨头6连”式的连队！
然而，就在我率领全连官兵热火朝天大干之时，一纸命令，我突然被调往北京某大机关工作，而且，从此与新闻工作真正结下了深缘……
我被选调到大单位宣传部做专职新闻干事，还兼任几家大的新闻媒体记者。
这真是一个全新的战场，也是全新的事业平台！
尽管过去喜欢写一些新闻报道，尽管跟着张大记者实习了几天并得到他的指导，尽管在中央一家大报社里学习了三个月，但相对于目前所担负的职责和任务，那都是起步，现在可是真刀真枪担负着一个大单位新闻报道工作的重任啊！
比如，大单位的中心工作要及时报道出去，重点工作经验和重大典型要大力宣传出去，形象一点说，就是要不间断让大单位在中央电视台上“有影”，在中央广播电台上“有声”，在中央报刊和《解放军报》上“有文”。关键是各大单位在新闻报道上，有着不竞争的竞争、不比赛的比赛。比如，全军统一部署的工作，别家在新闻媒体上很快报道出去了，你家无声无息，领导肯定不会高兴吧？再比如说，别家在全军全国新闻媒体上不断推出各类报道和典型，你家却悄无声息，别说领导们不高兴，下面部队官兵也会有意见啊！所以，可想而知，我这位从基层连队指导员位置上，一步跨到大单位的新闻工作者，压力该有多大！
这还不说，一到岗位就打主赛，既没有前期熟悉和预热的过程，也没有预备赛。可以想见，如果在半年试用期内没有亮眼的业绩，不用别人赶，自己都会卷起铺盖狼狈走人！
怎么办？明确工作任务和职责后，摆在面前只有两条路：知难而退，尽快向领导求饶，回老部队去；或是勇往直前，拼了！不过，拼到最后也可能是遍体鳞伤，灰溜溜打道回府……
面对如此重大的工作和任务，尽管我是一个从未被困难吓倒的人，也产生了巨大的畏难情绪，因为此项工作干不好，关系到大单位的影响和荣誉啊！我想，这种畏难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即使退回老部队，说明原因，领导和同志们也是会谅解的。就在我去意已定之时，傍晚时分，张大记者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那时，我一个人正满面愁容，傻傻坐在办公室里愣神。下班还没有回家的张大记者过来看我，见我不高兴的样子问我：“咋了，身体不适？”
我急忙站起，嗫嚅道：“没没，不过我……”说到这儿欲言又止，但转念一想，索性把自己的心事和想法说给他听……
听到我畏难想退回部队的想法，张大记者脸色突变，吼道：“什么？想当逃兵？你你……战场没上就想当逃兵？！我没听错吧？这可不像我了解和熟悉的张君成同志啊！”
见张大记者突然发火，我一时也蒙了，张着嘴不知说啥好，或者说不敢接话。张大记者依然不留情面地吼道：“打坑道时，死都不怕，难道这……这就把你吓倒了？你当年的豪气和勇气哪里去了？……”见我呆呆站在那儿，张大记者自觉话说得太重，于是稍缓了下情绪，声音平缓下来，“我理解你的压力，但你应该想到，这么大的部队，新闻人才济济，偏偏把你从最基层连队破格直接选调上来，为什么？还不是看到你有培养发展的潜质吗？暂时的困难和压力，领导和机关也都能理解和谅解，但我相信，过不了多长时间，你一旦熟悉和适应，就会像雄狮一样发出震耳的吼声！”
听了张大记者的话，我如梦方醒，一股不屈的热血又沸腾起来，我抓住张大记者的手，又懊恼又感激地说：“张老师，您批评得太及时太好了，什么都不再说，看我的表现好了！”
张大记者高兴地拍了拍我肩膀：“好。我就等着你这句话了！”而后，话锋一转，说，“君成啊，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咱们部队在戈壁滩有一大批50年代的老科学家，他们在那儿已默默工作奉献了几十年，上级领导和机关想挖掘他们的事迹，在部队乃至全军推出一批扎根戈壁高原、为国防建设默默奉献的老科学家典型。我已经受领这一任务，不过，目前手头上还有一项重要报道没完成，我已建议机关先行派你去采访，等手头任务一完，我就赶过去与你会合。”张大记者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继续说，“我知道，第一次就派给你这样重大的采访任务，对你来说，确实有困难，但这也是一次重大的机遇啊！”
我听到这儿，毫不犹豫地挥动着已攥出汗的拳头，表态道：“感谢张大记者老师的信任信赖，我坚决完成好这次采访任务！”
张大记者听后满意地笑了笑，随后收起笑容，严肃而又认真地说：“你要格外重视这次采访活动。你要去的单位和采访的对象都非常特殊，他们既是非常神秘的人物，更是国家的宝贝和功勋！”
张大记者说到这儿，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道：“去吧，好好采访和挖掘他们……几十年封闭在戈壁高原，该走出那神秘的地方了，该让部队同志和社会大众了解他们了，他们的事迹和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呢！”
在张大记者推荐下，经过领导部门批准，我只身一人就要踏上那神秘的茫茫戈壁了。
然而，就在我临行前一天，突然接到妻子晓桔的来信。她高兴地告诉我，还有半个月，她就到临产期了，要我做好思想准备，一定提前赶回来陪伴她！紧接还加了一句：“女人生育就是过鬼门关啊！”
接到妻子来信后，我既惊喜又焦虑地盘算日子：还有半个月小宝宝就要来到人世间了，我要当爸爸了！可是，半个月我能完成此次采访任务吗？我要不要把这事给张大记者和部门领导报告一下呢？此想法刚一闪现，马上又打消了：不能报告。张大记者和机关领导好不容易给我下达和批准了那么重要的采访任务，绝不能动摇他们的决心……可是妻子信中那句“女人生育就是过鬼门关”，字字像锥子一样刺痛着我的心！
但我想：任务已受领，只能前行！
飞机在大西北最偏远的机场降落后，由于去采访单位不通公共汽车，接我的车还没到，我只好在离机场不远处的戈壁边陲小镇，找了一间简陋的小旅馆住下。小镇算上办公场所不到十户人家，与他们朝夕相伴的是永不变色的黄蒙蒙的天，以及被漫天黄沙疾风笼罩着的没有一点绿色和生命迹象的灰蒙蒙的大戈壁滩。
第二天上午近11点，采访单位派接我的车停在了小旅馆门口。这是一辆苏联式嘎斯车，车上装满了军用物资。开车的是一位老司机，看上去五十岁左右，中等个，小平头，黝黑的面孔布满皱纹，一身旧军装沾满油迹沙土。他见到我后，伸出黑乎乎虎钳般的手与我握手道：“你就是从北京来的张记者？”我点了点头，没等我说话，他接着说，“对不起，由于来的路上遇到了沙尘天气，车开得慢，原本昨天下午就能到的，却到了凌晨3点才到。我休息了一下，今天上午又赶到转运站接装了一些物资，没能按时接你，请谅解。”
我见老司机一脸疲倦，赶紧说道：“太辛苦你了，你要不要休息会咱们再走？”
他什么话也没说，摆了摆手招呼我上了车。
破旧的嘎斯车像蜗牛一样在茫茫戈壁滩上爬行着。出行一个小时了，开车的老兵显然对接我这位年轻小记者不太满意。除见面后那句道歉解释的话外，再也没开口。
我实在憋不住，开口问道：“师傅，贵姓？”
“别叫我师傅，叫我老班长。姓芮。”
“离单位远吗？咱们要跑多长时间？要不要找个厕所方便下？”
“远啊，望不到头，至少跑七到八个小时。厕所？这里处处是天然厕所，没人看到你，连虫子小鸟都没有。你如果看到活物，那是你的福气！”
又是长久的沉默。
不知过了多久，我昏昏欲睡，但又不敢睡。望着天空那圆圆的古黄色太阳，强忍着瞌睡，不由得打了个大大的哈欠。开车的老班长转头看看我说：“困了？我们下车活动下。你不能睡，会影响我，那很危险！”
停下车后，我们俩同时跳下车，外面的风见小，都不约而同甩了甩胳膊，踢了踢腿，又分别撒了泡长长的尿。我正欲与老班长搭讪说话，不想老班长扯着嗓子，牦牛一样直号了几嗓子，像是放松疲惫的身心。老班长号过，摆了摆手，我们上了车。
一口气又开过不知多少公里，只见古黄色的圆圆的太阳孤寂地挂在西南天边，风沙又起，细细的沙土抽打着车窗玻璃，戈壁又一片黄蒙蒙。由于老班长沉默不语，我一直不敢与他搭话。实在忍不住，我歪头搭讪道：“芮老班长，你在这里工作多少年了？”
“就叫我老班长或者老芮吧，什么芮老班长，别扭。”他回答道，“我来这里啊，与你的年龄差不多吧。”
“哦。那么久？家也安在这儿了？”
“不安在这儿，安哪儿啊？”
“孩子上学怎么办？”
“也在这儿。”
“教育条件好吗？”
“哼哼，好吗？我爱人就是一个没毕业的初中生，从一年级要教到五年级，当着班主任，还负责语文、音乐和体育课呢！你说教育好不好？”
我好奇地问道：“你们这里不是知识分子、科学家聚集的地方吗？怎么还缺少老师啊？”
“所以，这是局外人永远无法理解的！”芮老班长显然不高兴地说，“这些科学家都有自己的工作，有的夫妻俩就知道埋头科研工作，连自己孩子都顾不上，学习成绩很不好！”老班长长叹了口气，像是自言自语道，“他们是为国防献知识，献了知识啊献青春，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啊！”
于是，我们俩又都沉默起来。
后来，我了解到芮班长也是位了不起的无名英雄呢。他本来有几次调回内地大城市工作的机会，但都因为他舍不得丢不下这些老科研人员而放弃了……
那时对老司机班长不了解啊，所以对他说话没那么在意。
这不，沉默良久后，我便忍不住催促道：“老班长，你怎么停下不说话了？我就是来咱们单位采访这些老科学家事迹的，你给我多讲点他们的故事吧。再说了，车上就咱们两个人，不说话，怪寂寞的。”
“你？来采访？你这么年轻……”老班长用怀疑的目光，歪着头斜了我两眼。
我已意识到老司机班长对我的冷漠，其实源自对我的不信任。为了打消他的疑虑，我笑了笑，大大方方地自我吹嘘道：“老班长，看样子你是不相信我能写出他们的事迹吧？实话告诉你，我只身一人敢来完成领导交给的这么重要的采访任务，没有金刚钻，敢揽这瓷器活吗？”
这牛皮吹得大了点，但很起作用。话音刚落，老班长又转过头来瞄了我两眼，不过这次是用信赖和赞许的目光，随之语气也变得温和了，他说：“这么年轻，还真看不出来你会有两把刷子！”说着，只听车“嗞啦”一声，猛然停了下来，老班长随口说了句，“好吧，趁天色还亮，我们在这儿休整休整，方便方便，而后呢，一上路不再休息，一口气要开到底了！”他边下车边说，“待会啊，车上，我先给你预热预热我们单位那些无名英雄科学家的故事！”
老司机班长态度的转变，让我心花怒放！
下车后，我们喝了点水，伸展了下胳臂和腿脚，又痛快地方便了一下。老司机班长依然痛快地干号了几嗓子，一切停当后，招呼我又上了车。
老嘎斯车在老司机班长脚下几次轰鸣声后，突然猝不及防地“嗞啦”一声，往前一蹿，即刻狂奔在大戈壁滩上。
此时，古黄色的太阳已压在地平线上，那又大又圆的太阳，像极了一个大铜镜。在我新奇地欣赏着戈壁滩夕阳和无边无际的旷野之时，突然间，前边不远处出现了耸立着一座座高楼大厦的城市，我不由得惊呼道：“啊！城市，前边有大城市？我们快到了啊？”
老司机班长呵呵一笑，说：“你很有运气，看到了海市蜃楼。”
“啊？海市蜃楼？”老司机班长一句话，把我从梦境中拉了回来，我依然惊喜地自言自语道，“海市蜃楼？我看到了海市蜃楼？”我下意识地又透过车窗往远处看，不由得惊叫道，“快看，那边多么像大海波涛啊！大海，真的是大海啊！……老班长，我看到了传说中的海市蜃楼了，太让我高兴了！”
老司机班长见怪不怪地笑笑，说：“大戈壁就这么一道独到的风景啊，你确实很幸运。”
说话间，圆圆的大铜盆太阳落下地平线，瞬间，偌大的黑幕把大戈壁滩牢牢罩住，我心中突然掠过一种悲凉害怕的阴影，歪过头看了老班长一眼，老司机班长依然平静如故，不等我开口，老司机班长开口说：“给你聊聊那些老科研人员的故事，”稍缓了下，老司机班长像自言自语，“从哪里说起呢？”又自问自答，“就从那位老科学家贺老讲起吧。”老班长不用任何准备，随口娓娓道来：
贺老和江老夫妻俩，为了那颗震惊世界的蘑菇云上天，50年代末随第一批从全国选调的科研人员来到大戈壁滩。那时的大戈壁滩，还是人迹未至的处女地呢……或许大戈壁滩不欢迎这群进驻者，从未有过的狂沙风暴一口气刮了三天，像要下决心把这帮不速之客驱赶走！然而，不速之客也以钢铁般的意志力战胜了狂舞的风沙，搭起了他们的帐篷，垒砌了他们的锅灶，在此站住了脚，扎下了根！
直至蘑菇云上天后，他们依然没有离开大戈壁的意思，他们又兵分多路进入新的战场，大多数科研人员转战到了新萌芽的导弹部队建设和科研任务！这一转战，就又与大戈壁滩相伴了三十多年……当年的小伙和美丽的姑娘，已被风沙打磨成风烛残年的老人……
沉默，老班长说到这儿，像有许多悲苦的话说不出口，沉默了良久。突然间他长长舒了口气，又开口道：
“贺老、江老夫妻俩是他们那批科研人员中年龄稍大一点的，稍大一点，那时也就是三十岁刚出头吧。他们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在北京一个密级性很高的科研单位已工作了几年，并成为业务骨干……
“哦，解释一下，贺老，叫贺云，现在没人叫他名字了，都习惯叫他贺老；江老，我们习惯叫她江阿姨，她叫江红梅，同样，许多人不知道她的名字，习惯叫她江阿姨，或江老。……刚才说到哪儿？对，为了积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在内部征求意见去执行重大而特殊任务时，夫妻俩热血沸腾地报了名，很快随第一批科研人员进驻到了大戈壁滩……
“进驻大戈壁后，贺老和江老夫妻俩，考虑到极其恶劣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考虑到繁重的科研工作任务，他们夫妻俩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不要孩子，终生献身祖国的核武器科研事业，献身大戈壁滩！
“从此，夫妻俩便一头扎进无休无止的科研任务，完成了一项又一项重大科研项目，获得各种奖项数不清，同时也受到各级党组织一次次表彰，老夫妻俩好多次荣立一、二、三等功！”
老班长说到这儿沉默了一会，才又开口道：“随着年龄的增大，特别是恶劣环境的煎熬和对科研工作的全身投入，两位科研人员的健康也日益消耗殆尽！特别是贺老近些年又染上了一种说不明白的怪病，头发和牙齿全部脱落，进食都很艰难。组织上两次强迫他去北京大医院治疗，每次专家会诊后给出的建议都是：基于病情，停止工作，完全静养，医术已无回天之力！
“贺老哪听得进这种建议啊！病情稍一好转，他不顾组织上和医院一再强留，坚决要求回单位，并以绝食而抗之！无奈，单位和医院只好遂了他的愿……今年初，贺老病情加重，单位领导只好又强行把他送到北京某大医院。住院治疗一个阶段后，贺老知道自己已走到生命尽头，他不停地苦苦哀求医院和单位领导让他回单位去，他说：如此让我躺在这儿等死，为何不让我回去把手头上的事再往前推进推进呢？！你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才是科学家的生命……
“目前，贺老的生命已到尽头，但只要清醒，只要能讲话，他依然关心着科研工作，关心着年轻科研人员的成长……”
老班长讲到这儿，再也说不下去，久久沉默……
我的泪水也滴在了笔记本上。过了好一会儿，老班长才缓过来情绪，慢慢地说道：“你也许是幸运的，你还能见到贺老，但你要想采访他，让他说点什么，恐怕是幻想。这些年来，单位想整理他的事迹材料，一些记者也想采访他，都被他夫妻俩拒绝了。”
又是长久的沉默，老班长不愿再开口。过了好一会儿，我鼓足勇气，小心翼翼地问道：“与他一块来的那些科研人员都还在这儿？”
老班长这次很爽快地接话道：“除三位长眠在这儿、两位早期调往北京某科研单位外，其余三十多位老科研人员都健在，恐怕他们的余生也都会在这儿度过了……对，据说他们都签过共同的意愿：死后，与大戈壁同眠！”
老班长说到这儿，拿起旁边的水杯喝了口水，接着说：“小伙子，你马上见到的研究所，与过去比可大不一样了，可谓一个天堂，一个地狱啊！”
在晚上9点多，我们终于来到了老班长所说的已成为天堂的研究所。
嘎斯车停在了有几盏发着微弱红红灯光的路灯下。
路旁边是一排三层高的灰色楼房。下了车，迎接我的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军官。他走上前来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自我介绍道：“张记者，对不起啊，我们那位分管宣传教育的杨干事去外地出差了。我呢，由于工作实在是抽不开身，没能亲自去接你，还请你谅解啊。我姓陶，名叫远明，你叫我陶副科长吧。”陶副科长转过身来，介绍已走过来的一位五十多岁的高个清瘦军人，“这是我们政治部于副主任。”
于副主任快步走了过来，我急忙打了个敬礼。于副主任没来得及还礼，急忙握住我的手，连声说道：“张记者，欢迎啊，欢迎你这位北京远道来的贵客！”稍后，于副主任含蓄地笑问道，“张记者，你很年轻啊，二十多岁？”
我尴尬地一笑，答道：“快三十了呢。”
于副主任爽朗笑道：“了不起啊，那么年轻就成为大记者了！”而后转身对陶副科长说，“快带张记者去招待所吃饭。一路劳顿，一定饿坏了。”忽然又想起什么似的，对着车上的芮老班长喊了一嗓子，“芮班长，你也辛苦了，一块陪张记者吃饭啊！”
招待所餐厅是那种在部队很难再见到的简易房。穿过暗红灯泡映照着的、摆满整洁但明显破旧饭桌的大餐厅，陶副科长把我们领进了一间小包房，并说：“这是我们政治部领导平时用来接待贵宾的客房。”说完他走了出去，显然去厨师间安排饭菜去了。
我打量着这间“贵宾房”：高高的天蓝色墙围，陈旧得已墙皮脱落成斑斑点点，房间正中摆放的那张大圆桌，破损的画格塑料布遮盖着已不平整的桌面，周边摆放的八把旧硬木椅，有的已经破损。就在我仔细打量着房间时，坐在我旁边的芮老班长突然说话：“小记者，托你的福，我今晚也能到这贵宾接待厅吃饭了。”
我尴尬一笑，刚想接话，陶副科长和两位炊事员，各端着一盆热乎乎的灰暗色面条、一盘土豆丝炒肉丁、一盘麻辣豆腐和一盘凉萝卜干走了进来。陶副科长放下手中盘子，热情地说：“张记者，这是政治部领导专门让招待所领导给你安排的，不瞒你说，这也是我们这里接待的最高规格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迫不及待起来散步，想看看这个神秘研究所的外貌。
研究所面积挺大，一栋栋灰色低矮的瓦房和几栋像是新盖不久的三层高灰色楼房，散落在厚厚沙丘包裹的大营院内。长着骆驼草的沙丘，有着人工堆积和培植的痕迹，整个院内稀稀拉拉分布着生命力十分顽强的胡杨柳、白杨树和叫不上名的树木。有两棵老柳树已经枯死，但人们依然给它培坑浇水，甚至有人在树干系上了红布条，显然是在为它们祈祷祝福。据说，在这儿养活一棵树比养活一个人都难，所以人们对树的爱护渴求可想而知。
“现在研究所已变天堂。”我再一次想到了芮老班长的话，心中念叨：“多么可敬可爱的人们啊，他们在物质生活上是那么容易满足，他们的理想和心灵又是那么高贵！”
根据我的请求，我第一站采访的就是贺老科学家！
在研究所简易医院的重疾监护病房，我见到了这位令人敬仰的贺老：洁白的被子覆盖着瘦得只有皮包骨的弱小身躯，那就是在我心目中形象高大的贺老啊！病房周边站着几位穿白大褂的医生和护士，显然医院对贺老接受这次采访做了精心安排。
我进来，一位护士悄悄在贺老耳边低语了几句。贺老伸出一只瘦骨伶仃的手，示意一旁的护士和医生把他扶起，用被子和枕头围裹好半躺着。瘦骨嶙峋的贺老头上残留着几根白发，肩膀近似骨架，瘦得就剩下皮的苍白面孔，衬着浑浊的大眼睛，令人陡生怜悯和心疼。贺老浑浊的目光落在了陶副科长身上，他认出了陶副科长，并向他点了点头，而后又看到了我，吃力地抬起那只瘦骨伶仃的手招呼我，护士马上叫道：“快过来，贺老在叫你呢。”
我快步走了过去，又急忙站定，给贺老敬了个军礼！贺老依然伸着手要跟我握手，我跨过两步紧紧握住贺老那双干柴似的手，激动的热泪在眼眶打转转，我极力控制着不让泪水流出来。贺老用那双深陷眼窝的眼睛盯了我一会儿，有气无力地说道：“小同志啊，今今、今天早上，医院的领导征求我我的意见，说、说你从北京来，要采访我，我、我拒、拒绝了。后来啊，我我、我又答应见见你。”贺老说到这里一阵咳嗽，护士马上拍打贺老的背部，劝阻道：“贺老你慢慢说，不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