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士超却说他也要去。夜里，只要他稍微改变一下外貌衣着，敌人从远处就分辨不出他是谁了。这里需要他，塘桥镇上出现的人越多，特务就越相信他们的“鱼饵”起作用了。同志们心甘情愿进入敌人设好的“陷阱”，心中充满豪情，无所畏惧。
陈千里游得很快，在黄浦江河道中间，他追上了那艘渡船。卢忠德没有听取他的建议，另租一只舢板过江，仍然使用渡船，渡船船尾上有一盏煤油灯，卢忠德十分谨慎，还另外打着手电筒。这就比较麻烦。
他游到船工所站位置的另一侧，把头伸出水面观察。现在是落潮时刻，这段江面上水向北行，摇橹船为了准确靠到对岸码头上，船工先将船朝东南方向奋力划行，到了江心，船头就开始折向东北。
从水下潜游到船边后，陈千里悄无声息地把手搭在船板上，一动不动地等了一会儿，身体完全放松，让自己跟着船漂行。当听见船上开始说话时，他用力抓住船板，身体向上一跃，翻身滚到船上。他早已看好方向，一上船就将煤油灯打落黄浦江。卢忠德一惊，抓着手电筒向他照过来。
陈千里没有站起身，就势扑到卢忠德面前，手中的匕首刺过去。慌乱中，卢忠德用手电筒一架，手电筒也落到了水里。陈千里知道不能拖延，他不能让对方有喘息之机，他不知道如果卢忠德叫喊起来，埋伏在两岸的军警特工会不会听见。灯光一灭，他就跳起身，只一脚，就把卢忠德踢进了黄浦江。他随即也跟着跳进水里，合身扑向卢忠德。他抓住卢忠德的衣服，把他往水里拖。他想用匕首结果卢忠德，但对方一个挣扎，匕首在衣领上划了一下，脱手落进江底。陈千里屏住呼吸，潜入水底，抓着卢忠德的两条腿，把他死死地往黄浦江水底拖。他坚持了一两分钟，直到感觉卢忠德的身体不再挣扎。他把卢忠德的脑袋拖到近前，在水下用手指关节狠狠捏了一下他的喉结部位，然后松开手，看着这个特务顺着黄浦江水越漂越远。
陈千里望着黄浦江右岸，天地变得越发黑暗。他知道那些同志马上就会被敌人逮捕，还有千元。为了“千里江山图计划”，他们义无反顾，勇敢地让自己成为“钓饵”，为了把钓饵直接下到叶启年、卢忠德的嘴边，卫达夫故意被特务抓去，假装叛变。在顾家宅公园门口，他心里忽然一动，让卫达夫不要再跟着卢忠德回去，他是想把卫达夫拉出魔掌，但卫达夫微笑着拒绝了那也许是唯一的逃生机会。
但他却不能去营救他们，他要负责把浩瀚同志安全地送到瑞金。年初一晚上在茂昌煤栈向同志们布置任务时，早已安排了一明一暗两组任务。在凌汶和卢忠德去广州时，他自己带着梁士超去了汕头。另外打通了一条绝密交通线。
陈千里再次翻身上船，抹去脸上的水，望了一眼船舱，命令船工把渡船转向苏州河方向。
2022年3月完稿于上海思南
一封没有署名的信
（龙华牺牲烈士的遗物）
我一直想给你写一封信，但是不知道怎么落笔才不会泄露。
也许该用密写的方式写在纸上，或者用莫尔斯电码编成一段话，但是所有这些方式，都只是试图在万一被发现时无法破译。而我真正想对你说的并非秘密，可以写在云上，或者写在水上，世间任何人都可以看到，但那只是写给你的。犹如我此生说过的所有的话，被你的眼睛、耳朵捕获，像是盲文或者世界语，它的凸起，它对自然语言的模仿，那隐约的刺痛或者句法，为你的指端所记取。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会分别。虽然，每分每秒都可能是我们永别的时刻。而如果我们能看着彼此分开，那已经是幸运了。
你大概读不到这封信，我也许已经不在了，已经离你很远，在某个我不知道的地方。
我不知道我应该在哪里等你，你才能找到我。但你会知道的吧？
我们并不指望在另一个世界重聚，我们挚爱的只有我们曾经所在的地方，即使将来没有人记得我们，这也是我们唯一愿意为之付出一切的地方。
我爱听你讲那些植物的故事，那些重瓣花朵，因为雄蕊和雌蕊的退化与变异显得更为艳丽，而那些单瓣花朵的繁衍能力更强。
什么时候你再去龙华吧，三四月间，桃花开时，上报恩塔，替我再看看龙华，看看上海。还有报恩塔东面的那片桃园，看看那些红色、白色和红白混色的花朵。
我们见过的，没见过的。听你讲所有的事，我们的过去，这个世界的未来。
有时候，我仿佛在暗夜中看见了我自己。看见我在望着你，在这个世界上，任何地方，一直望着你，望着夜空中那幸福迷人的星辰。
附录
材料一
节录自保存在某省档案馆有关卷宗中一篇未曾发表的口述记录。记录者显然原本打算用于发表，特地给装订好的记录稿写上了封面标题：
我所了解的陈千里同志（节选）
……1979年，我专门去了一次水利局，终于见到陈千里同志。在这里加上“终于”这两个字，并不是什么修辞。见到他真的很难。说起那天见到他时的场面，还真可以说是富有戏剧性。
那个时候，我们党正处于拨乱反正的重要时刻，每个中国人的脸上都充满笑容。所以我一看到他，不能说没有一点惊讶。因为他好像对人并不十分热情，一点也看不出当年国民党统治最黑暗的时刻，他在对敌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以及那种敏捷和智慧。
之前我对那段往事做过不少调查，也看了很多解放后缴获的敌特档案，包括一些国民党军警特务在彻底改造好之后，提供的口述材料。但我一直都没有找到他的照片。
读到后来我才慢慢意识到，在当时，中共地下组织是处于怎样的危急时刻。在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陈千里和他的战友们，不仅查清了内奸，建立了一条从上海绕道广东抵达瑞金的秘密交通线，还成功地营救了党中央重要的领导人浩瀚同志。这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智慧啊。
明白这点以后，萦绕在我心头的一些疑团才彻底消除。比如说，为什么这些坚定的革命战士，在开会时居然用赌钱作为掩护借口？又比如说那次银行行动：陈千里在行动前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如果特务发现箱子里面没有金条，一定会猜到在银行里被调了包，只要马上封锁银行，不许任何人和物进出，情况就危险了。所幸那个动摇分子自己逃跑，才把特务们引到另一个方向上去。
在那种情况下，陈千里为什么要冒险采取行动呢？这些原因我现在完全搞清楚了。形势十万火急，不可能有万全之策，最重要的是必须马上行动。应该说，在那些行动中，陈千里同志也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在紧急时刻，他凭借着一种独特的智慧，或者说直觉，领导着那些战友，一次又一次挫败了敌人的阴谋。至于说到运气，那也是有的。但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不就应该认识到，偶然性正是寓于必然性之中吗？
……我到了水利局，从门卫那里打听到陈千里在哪个办公室，就直接去找他了。我以为进了办公室，只要说一句，我找陈千里，他自己就会站出来。但他不在办公室。有老师告诉我，他可能在会议室。到了会议室门口一看，里面并没有人，会议室空空荡荡，上方横七竖八拉着很多绳子，绳子上挂着刚写好的标语，在晾干。
我看看里面没人，就叫了一声：陈千里同志。窗开着，只有风呼啦啦吹动标语的声音。我又叫了一声：陈千里同志在这里吗？仍然没有人回答。我估计里面没人，但又忍不住想进门看个究竟，结果远远看见会议室前面，靠窗有一个人，正趴在桌上用毛笔写大标语。很大的纸上一次只写一个字，我走近一看，他正在写一个“践”字。
我就问：“陈千里同志在这里吗？”
那老人不回答我，继续写他的大字。
“我找陈千里同志。”
他写完最后一笔，慢慢抬起头，又慢慢直起腰，放下笔，把纸往桌子里面挪了挪，然后转过身，望着我。
“我找陈千里同志。”我客气地说，其实心里有点恼火，因为他那副样子，好像就是故意的。
他仍然盯着我看，一句话都不说。我想他年纪大了，可能反应迟钝，便等着他回答，也站在那里不动。两个人就那样面对面站了至少有一分钟，然后他说了一句话，其实就是两个字：“是我。”
我心目中的陈千里，不是这个样子的……
……后来想想，那一次采访，我其实并没有从陈千里那里得到过什么新材料。整个过程将近两个小时，我感觉把他说的话加在一起，可能顶多也就有十几分钟。大部分时间都是我在说。我把之前通过调查阅读所了解的情况全部说了一遍，好像是我在把那段历史讲述给他听，他只是对我的话加以确认，或者不同意我的看法。
某些时候，我的话又好像唤醒了他的某些记忆，让他得以重新想起一些久已忘怀的片断往事。聊到后来，我甚至觉得哪怕就是为了帮助他抵抗垂老的头脑，可能也是值得的。
但我后来渐渐意识到，他的智力一点都没有退步，记忆也完好如初。因为每次只要我说错一点什么，他马上会发现，虽然他并不是每一次都向我指出。有时候他会极其微弱地闪烁一下眼神，有时候他的眉头会几乎看不见地皱一皱，或者动动嘴角，似乎想说些什么。他的沉默很可能是一种长期自我约束、自我训练的结果。
我问他有关卫达夫的情况。我读了一些有关他的档案，都是从国民党中统局缴获，或者特务分子的交代材料。我问陈千里，卫达夫到底有没有叛变革命，他明明向敌人说出了秘密行动的计划，为什么敌人要把他杀了？我猜想，他的情况可能与广州的欧阳民差不多。
但陈千里明确回答：“他是死间。是烈士。”
“浩瀚同志脱险以后，是从哪条路线离开上海到达苏区的？”他没有回答我。我想他可能记不清了，便提醒他：“是不是当天晚上就上了船？”
他笑了笑，不置可否。
说起六十年代叶启年在香港一本杂志上刊登的回忆文章里，仍然说陈千里枪杀了叶桃，他小声说了一句：“叶桃清楚。”
说完这句话，他就回头去写标语，再也不搭理我了……
材料二
在相关行动中牺牲的中共地下组织成员
叶桃，中共地下组织成员，一九二四年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就学期间入党，后受党组织派遣，潜入南京国民党党务调查科。一九二九年端午节后，在国民党白色恐怖最猖狂的时期，牺牲于南京明城墙藏兵洞。
无名氏，中共地下组织秘密情报网成员，潜伏在租界巡捕房。为向正准备召开秘密会议的中共地下组织示警，一九三三年一月十日牺牲于上海四马路菜场。
方云平，中共地下组织上海区领导，一九三三年一月十六日在掩护中央特派员陈千里撤离时，牺牲于上海北四川路附近（具体地址已无法查明）。
凌汶，中共地下组织妇女干部。一九三三年二月二日于广州豪贤路中共地下组织交通站原址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林石，代号：老开。中央特派员，一九三三年二月八日在上海茂昌煤栈工人宿舍与特务搏斗中中枪，后经抢救无效，牺牲于法华镇。
陈千元，中共地下组织成员。一九三三年四月四日牺牲于上海龙华监狱。
董慧文，中共地下组织成员。一九三三年四月四日牺牲于上海龙华监狱。
卫达夫，中共地下组织成员。一九三三年四月四日牺牲于上海龙华监狱。
李汉，中共地下组织成员。一九三三年四月四日牺牲于上海龙华监狱。
梁士超，红军指挥员，在上海养伤期间参加上海地下工作。一九三三年四月四日牺牲于上海龙华监狱。
田非，中共地下组织成员。一九三三年四月四日牺牲于上海龙华监狱。
秦传安，中共地下组织成员。一九三三年四月四日牺牲于上海龙华监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