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青岛坐船刚到上海。”
“快过年了，您是来看亲戚？”
“做生意。”
“年关将近，这大冷天倒还有生意？”
“古董生意，不讲时令。哪儿有好玩意，就得往哪儿赶。”
正说着，剃头师傅过去关上了店门。修面客人一把拽下变凉的毛巾，朝陈千里转过脸—
他说他是老方。
剃头师傅拎着烧水壶，站到店门外，门旁有个炉子专门烧热水。他关上了店门，现在店里只有他们两人。
老方躺回椅子，又把变凉的毛巾盖回脸上，露出两只眼睛盯着对面墙上挂着的一面小镜子。这镜子想必是要等剃完头后，才递给客人的。陈千里顺着老方的视线，也看了看镜子。镜子挂得很巧，略微侧了侧，正好对着店门旁那扇窗户，透过窗户，就能看见外面的动静。
“这里—你觉得不放心？”陈千里轻轻地问。
“这里没有问题。那是我儿子。”老方指了指门外。
少顷，他又补了一句：“敌人掌握了大部分地点，我住的地方也被他们包围，我逃了出来。这里从来没有做过联络点，被捕的人也不知道这里。”
“他好像有点不太乐意？”陈千里望着房门，门缝忽明忽暗。
“他想参加工作，想做大事。”
店门外，老方的儿子拦住了附近常来理发的熟客：“太忙了，店里两个客人刚坐下，你过会儿来吧。”
“来这里理发的都是附近弄堂里的居民。”老方小声说了一句。
陈千里站起来走到门边朝外观察了一下，回身拿起旁边凳子上叠着的一条白围布，把它套在自己身上，坐了下去：“还是不能大意。那天开会你没去？”
“我本来应该去的，但是迟到了。我赶到菜场附近时，看见巡捕房的警车，后来又遇见从会场逃出来的崔文泰。”
“你是召集人，怎么迟到了？”
老方犹豫了一下：“开会前一天晚上，上级派人通知我，要我第二天早上六点，到兰心戏院斜对面，普恩济世路口一家包子铺，与一位同志接头。包子铺早上开门后，就把门板横在外面，吃早点的人可以拿它当桌子，那位同志到时候会坐在那里。
“我一到那里就感觉情况不对，马路上闲人太多了，一大清早，街上那种打扮的人不应该有那么多。我远远看见包子铺门外的桌子是空的，没有人坐在那里。
“我必须做点什么，向那位同志发出警报。东边马路上有个人靠在梧桐树干上抽烟，就是刚刚说的那种看着形迹可疑的闲人。我靠近他，跟他借火，趁他不备，伸手拍了拍他的衣服，果然衣服底下有手枪，没等他反应过来，我就给了他一拳，拔出那支枪朝天开了几枪。
“普恩济世路向东再有一小段就到头了，前面是小浜湾，弄堂是通的，从里面可以一直走到隔壁圣母院路。我就朝东跑，一边跑一边开枪，然后在小浜湾里把枪扔了。他们没有追上我。我等了很久才绕回去，弄了一顶帽子戴到头上，到那家包子铺附近打听，据说那帮便衣没有抓到什么人。”
“什么人这么重要，让你冒这么大风险？”
“你知道那位同志是谁？”
“你告诉我。”陈千里注视着老方。
老方转过头来：“那是浩瀚同志。”
陈千里当然知道，虽然这只是一个工作化名。
“上级原先指示，让我与浩瀚同志接头，安排好隐蔽住所，等待通知。前几天中央绝密机关有人叛变，浩瀚同志不得不撤离，情况十分危急。我就问上级，既然那么危险，为什么不赶紧让浩瀚同志转移，反而要让我与他接头？我这里也并不安全呀。上级就说，等明天开完会你就知道了，‘老开’会告诉你怎么办。”
“你是什么时候通知大家开会的？”
“前一天下午开始，一个一个分别接头，跑了整整一下午，到晚上才把十个人全部通知到，加上我，加上‘老开’，一共十二个人。具体人选也让我决定，临时召集，只说是有重要任务。抓了六个，逃出来五个。逃出来那五个我都认识，所以‘老开’一定被捕了。”
“地点是你安排的？”
“是的，那是个新地点，我们刚弄到手还没有—”
门外间或有人路过，他们就停下交谈，像两个有些不耐烦的客人，一个掰着手指关节，发出咔咔的声音，另一个不停地把两条腿换着叠来叠去。
老方想了想，郑重其事地说：“我愿意接受组织调查。”他从棉袄里掏出一封信，递给陈千里。
方兄如晤，老易与妹等情形，料兄悉知。我等既已入院，决与之抗争。内心甚为安宁，最坏情形也不过一死而已。天气严寒，望兄等珍重。并请转告父母大人，幸自摄卫。妹凌等。
陈千里翻过信纸，找到一段密写，字很小，而且写在正面那段文字背后，很难被发现。
所有同志决心已定。骰子事已暴露，有内奸。
“这是狱中同志送出来的？”
“是凌汶和董慧文两位同志。”老方指点陈千里看信纸下角几个很不起眼的墨点，“位置和数量，敌人伪造不出来。”
“骰子是什么？”
“接头的方式就是牌九和骰子。每个人都会带上几只骨牌，人到齐了就凑成一副牌九。正式开会时，‘老开’会拿出一对骰子。我也不认识‘老开’，所以就用这个办法。敌人还不知道‘老开’的事情，但是他们知道骰子。”
“骰子有谁知道？”
“这件事情我大意了。我不应该把骰子告诉别人。我自己也会去，所以完全没有必要跟大家说。我那时候只是觉得，只要会议一开，大家就都知道了。我仔细回想，有好几个人知道骰子，我不知道老易会不会告诉凌汶。这是个接头暗号，他们从各条线上临时调进这个小组，我告诉他们开会时拿出骰子的人，就是上级派来布置任务的同志。”
“也许他们会在狱中告诉别人？”陈千里几乎让人难以察觉地摇了摇头，“这封信，取信安全吗？”
“我们租下了徐家汇邮局一三七和一三八信箱，一三八正好在一三七下面，隔板有个机关，轻轻一拉，一三七的信就掉下来了。就算有人在旁边监视，也不容易注意到打开一三八信箱的人。”
“还是太冒险了—”陈千里再一次仔细检查那封信。
“我的交通员是崔文泰，实际上是他去取的信，今天早上刚交给我。”
“先说说那些参会的同志吧。”
“我负责地方党组织工作，这些人我都很熟悉，都受过严格考验。凌汶，是个女作家，参加过左联，认识不少人。她丈夫牺牲了。我觉得她应该安心当个作家，我们党也需要这样的同志，但她说要继续丈夫未竟的事业，甘愿冒风险从事地下工作。
“梁士超，参加过南昌起义，反‘围剿’时受了重伤，只能送到上海，秦传安同志就是为他治伤的医生。
“卫达夫，组织上特地派他到房屋经租处工作，很多秘密联络点都是从他手里租下的，如果他出了问题，那地下组织早就暴露了。
“易君年同志，民国十八年七月，组织上把他调来上海。他在广州就一直做情报工作，秘密斗争工作经验丰富，有好多次他抢在敌人行动前报信，是个可靠的同志。
“田非，在菜场楼上那家图书馆工作，开会的地方就是他找的。我仔细想过，他会不会有问题，但我想不出有什么迹象。”
老方似乎激动起来，不停掐着手指关节：“他们都是可靠的同志，虽然职业不同，有些同志缺乏经验，但我没法怀疑他们对党的忠诚。”
“我们不是在怀疑，而是要考察他们。”陈千里纠正老方。
“我同意。他们愿意为党的事业牺牲一切。李汉的哥哥，凌汶的丈夫，都牺牲了。陈千元和董慧文是一对恋人，两个人都充满热情—”老方忽然抬头看了看陈千里，怀疑自己究竟有没有看见他的眼睛闪了一闪。怎么那么巧？
“陈千元是你什么人？”
“是我弟弟。”陈千里脑海里闪过陈千元从前的样子，“我们也快三年没见了。所有这些人，包括陈千元，我更想了解的是他们之前的经历。历史—”他望着镜子中的老方，“人的面貌很难看清楚，那是用他们的历史一层层画出来的—”
“白区工作没法为同志建立档案。”老方觉得组织上派来的这位同志，目光锐利，考虑问题却有点教条繁琐，“这几年，国民党疯狂发展特务组织，地下工作稍有不慎，就会被敌人发现，各系统不断遭受损失，很多同志因为原先的工作条线被破坏，上下级关系失联。他们怀着极大的革命热情找到党，然后被安排到其他条线工作。按照纪律，在新的工作系统里，相互之间不应该提到过去。可是同志之间的忠诚和信任，才是大家开展工作的基础。”
“易君年，他的情报来源可靠吗？”
“老易来上海时，大革命失败两年了，地下组织处境艰难。组织上把他调来，就是为了重建情报网。这些年他一点一滴做工作，为党组织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老方补充道，“有一次，因为来不及通知执行任务的同志，他亲自出手惩处了叛徒，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
“具体说说。”陈千里第一次让老方感觉到他对话题有点兴趣。
“组织上做了调查，那个叛徒十分危险，老易处置果断，做对了。后来特务大肆报复，老易的情报网，有一位同志也牺牲了。”
“是这样—”陈千里一步步复盘着老方讲述的线索，“营救现在做到哪一步了？”
“组织上通过十九路军的关系，军法处已经让我们提交铺保文件，我正在安排，计划让秦传安担保梁士超，他开了家私人诊所，在上海有很好的社会声望。”
“他也是小组成员，去菜场参加了会议，让他出面合适吗？”
“按理说，确实不能由他出面，但他说小组里其他人都不认识他，梁士超一直在他的诊所里帮忙，由他担保名正言顺。秦医生是从德国医院出来的，多年来一直在租界行医，结识了不少达官贵人，只要不是被敌人当场抓住，或者证据确凿，敌人也不能在租界里随便抓人。”
老方忧虑地说道：“另外几位同志的铺保还没有落实，我正在设法安排，但是这几天特务到处找我，租界铁门上贴着画像，我白天不能到处跑。为了确保组织安全，我切断了大部分工作关系，一直在等你。”
“一面交保释放，一面又在抓你，敌人这是想做什么？”
两个人都陷入了沉默。
有人推门，是老方的儿子，他把头伸进门里说：“有两个陌生人在横弄堂晃来晃去。”说完又退了回去，门关上了。
陈千里警觉地站了起来，再一次走到门边：“这些同志互相之间，以前有横向工作关系吗？”
老方也站起身来，一边朝门外张望了一下，一边下意识地拿起旁边的剃刀，手指提着刀刃，刀柄在小桌上轻轻地敲：“凌汶和卫达夫是易君年的下线，是情报网的内勤。我特地挑了老易，他有谋略，也很勇敢—”老方看了看陈千里：“我觉得他和你，从某些角度看，还真有点像。我们花了很大力气疏通营救，他们应该这几天就会从龙华释放，到时候你跟他接头，你们俩也许合得来—”
“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陈千里打断了老方的话。
门口人影晃动，有人用手肘推开门，手拢在夹棉长袍的衣袖中，一步跨了进来，小方在来人背后喊：“今天来不及做了，客人明天请早—”顺手把来人往门里顶了一步，也跨进屋内，背手合上门。
来人见势不妙，放下拢着的手，撩起棉袍下摆，手就势往里面掏—
陈千里两步跨到来人背后，按住他的手，顺着一摸，对老方说了一声：“枪。”
“识相点，侦缉队大队人马在后面，马上就到，跟我们跑一趟吧—”来人话没说完，陈千里顺势拿过老方手中的剃刀，割向特务的喉咙。
陈千里抱着这个家伙，慢慢把他放倒在地上。
“弄口来了好多人，”小方催促道，“你们先从后门出去。”
老方俯身从特务腰里摸出一支史密斯威森转轮手枪，一面退出弹膛检查子弹，一面郑重地望着陈千里：“你从后门走，先找老易。”他一步跨出门外，又回头对着陈千里说：“带着我儿子！”
老方走到弄堂里，回头看了儿子一眼，抬手朝天开了一枪，便向弄堂深处跑去。陈千里站在门后，从窗口看见他刚跑到横弄口，突然停住，回转身，似乎想要往回跑，这时从弄口方向射来一阵乱枪，一颗子弹打在老方的肩膀上，他趔趄了几步，躲进了横弄堂。
可是后门也被堵住了。小方推开门，只探了下头便退了回来。后门两边的弄口也有便衣特务。两人上了楼，从一条昏暗的窄梯爬上晒台。小方跑到晒台护墙边伸头看看外面，指着护墙外对陈千里说：“你下去，顺着那道墙爬，翻过屋顶就是隔壁人家的晒台。”
弄堂里又响了两枪，接着是一阵乱枪声，然后安静下来。不知谁家养的一群鸽子从屋顶蹿上半空，有人急急关上窗户。
陈千里上了护墙顶，回头叫：“跟紧我。”
枪声又响，小方朝他摇摇手：“我回去找老头。”他转头冲向楼梯口，一眨眼就消失不见了。
陈千里犹豫片刻，又向前挪去。护墙连到隔壁人家的山墙，离房顶半人多高，他搭手上了房顶，轻脚踩到瓦片上，爬了几步翻过坡顶，果然下面是个晒台。
他伏下身，听见隔壁晒台上一阵打斗喧嚣，有人从楼梯滚落，又有人咒骂，紧接着是凌乱的脚步，似乎有很多双皮鞋踩在楼梯木板上，再是一阵打斗，有人突然开始叫骂，是剃头师傅小方，声音断断续续，还有些沉闷，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像是脸被按在水门汀地面上发出的声音。
他蹲在墙边想了想，觉得敌人也许知道剃头铺里有三个人。如果是那样，他们很快就会搜查弄堂里的每户人家，他不能在这里耽搁太久。陈千里在晒台上站起身，向四周眺望，这片石库门房子连甍接栋。
接连翻越了两处晒台，墙外已是马路，陈千里脱下大衣，翻了一面，露出里面的羊羔绒，穿上后便走楼梯下了晒台，悄悄穿过楼道。没有人。他下了楼，穿过天井，推开一扇门，门后是一家沿街茶庄。店里没有客人，掌柜讶异地望着他旁若无人地出了店门。
剃头铺那条弄堂口围着很多人，几个巡捕举着警棍，吓唬几个靠近张望的年轻人。警棍打到棉袄上，灰絮飘扬起来。陈千里没有马上就离开，他静静地在人群后站了一会儿，听见有人说：“年轻的一塌糊涂，脸上都是血。老的那个当场被打死了。”
陈千里在路上不时想起老方刚刚说的话：“带着我儿子！”
赛马票
本场电影已过半，下一场的观众还没到，大光明大戏院外只有三两行人，在寒风中匆匆赶路。头顶上方的电影海报被风吹脱了一半，飘在半空中哗哗作响，夕阳照在玛琳·黛德丽有些扭曲变形的脸上，那头著名的金发也已饱经冬日风雨和尘土的摧残，变得黯淡无光。陈千里到票房转了一圈，又从另一扇门走了出来。他继续向东走了一段，左转进了派克路。
他仔细回想，应该没有什么异常。昨天，他在书画铺门口的电线杆上贴了一张绿字条。字条是老方牺牲前给他的，书画铺老板只要打开店门，就会看到字条上写的寻人启事，然后按规定时间到卡尔登大戏院，与来人接头。书画铺开门营业了，夜里二楼也开着灯。陈千里在附近观察了很久，没有站在街角无所事事只顾抽烟的人，也没有手势生疏的鞋匠。
这几天，意大利山卡罗氏歌剧团在卡尔登上演《图兰朵》。戏院门旁，那幅表现主义风格的巨大招贴画上有中意两种文字：在图兰朵的家乡，刽子手永远忙碌。那是开场合唱中的一句歌词，不知制作它的人专门挑出这句是什么用意。
那家书画铺的老板，正是易君年。陈千里在他的书画铺门口仔细观察了他两天，人群中一眼就找到了穿着灰缎夹袍的易君年。
陈千里跟着一小群人前行，慢慢靠近易君年。他侧过身，望着马路对面，那是正在建造的四行储蓄会大楼，冬日夕阳照射在高耸入云的脚手架上：“一个卖古旧字画的，也来看意大利歌剧？”
“它说的可是中国故事。您是—”易君年朝招贴画努努嘴，画上有一个尖下巴的中国女人，背景上隐隐约约是一些中式宫殿。
“姓陈。”陈千里回头看着他。
易君年慢悠悠地从大衣口袋里掏出烟盒，借递烟打量了一下来人，当对方随着人流走来时，几乎不易察觉，但当他站到自己面前，却像是一个从电影里走出来的人物。陈千里摆摆手，易君年自己取出一支茄力克香烟点上：“陈先生，不是本地人吧？”
“从新京来，受人之托，想找一些好东西。听说最近北平的东西都跑到了上海，不知道易先生有没有路子？”
陈千里这件从海参崴旧货店买来的大衣，羔皮里子狐毛领，一望便知从极寒地方来。从下船那一刻起，他就话里话外透露自己是个古董商人，与在大陆冒险的日本商人有一些神秘联系。
“连政府都打算把北平的文物运到南京去，何况民间。”易君年接着陈千里的话题说道。因为日军在长城一线蠢蠢欲动，据说国民政府正准备从北平故宫文物中挑拣一批，送往南京。几天来报纸上议论纷纷，都在说这件事情。
风从空旷的跑马场方向吹来，把梧桐落叶吹得到处都是。易君年扔掉抽剩的半根香烟，搓了搓手。两个人一前一后，好像只是不约而同，一起向跑马场方向走去。
跑马场外围的护栏边，行人稀疏，他们停了下来。马赛大多在春秋两季，届时赛道围栏旁簇拥着赌徒和小报记者，人人都争着打听和传播各种真假消息。平常日子，骑师和马夫也会不时牵着马到赛道上转几圈，让赛马在众人面前亮亮相，假装精神抖擞或者萎靡不振，以此操纵赔率。不过这会儿，薄暮笼罩的跑马场上，只有几个外国小孩在争抢一只皮球。
“陈先生对什么感兴趣？我只懂点字画。”
“那我就找对人了。”
皮球踢上半空，又落到砂石赛道上，惊起几只麻雀。陈千里轻轻地说：“我只担心买到假货。”
“买到假货，那是常有的事，在上海，连金先生这样的大藏家也不免上当。”
围栏边突然孤零零出现一匹赛马，马背上盖着条纹毛毯，马夫远远跟在后面，不时吆喝几声。一马一人寂寞地在赛道上绕着圈。
“愿闻其详—”在冬日黄昏的萧瑟寒风中听一个略带喜剧性的故事，陈千里对此似乎很有兴致。
“金先生最爱明四家，做梦都想要一幅‘仇英’，字画行里是个人都知道这件事。”
易君年又点了一根香烟，盯着那群正翻过围栏、准备回家的小男孩：“于是有一天，‘仇英’自己上门来找他了。来人说，手上有一幅‘仇英’的小画。金先生喜之不尽，约定日子让他拿来看，还特地约请了沪上一位书画界的行家，于那日一起来鉴赏。
“到了那天，此人果然拿着一幅‘仇英’上门，请来的那位行家细细观摩了好一阵，然后说，这幅画是假的—”
易君年停下来，抽一口烟。
“既然是假的，以金先生的身份地位当然不收。金先生也不多话，客套了一番后，礼送出门。那位行家也婉辞夜宴，一同出门离去。
“金先生有点奇怪，多生了个心眼，让下人跟着出去，正看见这位行家在门外街上拦着来人横竖要买。下人回来报告金先生，金先生大怒，这快赶上明抢了。第二天金先生就让人捎了一句话给那位行家，要么卖给金先生，愿意再加价一倍，要么自己拿着那幅‘仇英’，从此就别想在上海滩混了。”
“那幅画是假的。”陈千里说。
“正是如此。”易君年扔掉烟蒂，“那位行家自己画的。”
陈千里忽然笑了起来：“故事是好故事，可这故事像是从《笑林广记》里偷来的。”
他从大衣内取出一册广益书局版《笑林广记》，递给易君年。易君年接过去翻开，书中夹着半张跑马厅大香槟票。
“这回大香槟赛，开出头奖二十万。”易君年一边说，一边往怀里掏，“赌马的人越来越多了，市面越是萧条，跑马场就越热闹。”他掏出半张马票，上印“提国币一元作慈善捐款”。他把那两个半张合到一起，凑成完整的一张。
易君年不用再假装冷淡，有点激动地去握陈千里的手。他刚经历被捕和审讯，释放后又听说老方牺牲了，时刻都在担心就此与组织失去联系。陈千里却没有握住那只伸向他的手，只是朝对方笑了笑。
“我叫陈千里。”他说。
听到这个名字，易君年愣了一下。
“陈千里同志，”他克制着情绪，但语气仍然有些悲愤，“老方牺牲了。”
天色昏暗，路灯渐次亮了起来，陈千里注视着易君年：“哪来的消息？”
“我们在巡捕房里面有内线情报。他们在老方儿子的剃头铺里找到了老方。老方儿子也被捕了，敌人严刑拷打，就想知道老方在那里准备跟谁接头。是你吗？”
“老方在码头附近跟我接头，他离开时没有什么问题。”陈千里并没有什么明确的判断，但他决定有些事情要先观察一段时间再说。
“按理说，你们刚出狱，不应该急着跟你联系。”陈千里说得很直率，“但我必须找到‘老开’。”
易君年又点上一支烟，脸上忽明忽暗。陈千里觉得自己看不清对方的表情。
易君年轻轻叹了一口气，知道陈千里的话是对的，虽然他很想立刻就取得对方的信任，他想马上重新开始工作。
“‘老开’，就是上级派来传达任务的同志？”
“他现在在哪儿？”
“他还没有表明自己的身份，敌人就冲进来了。我们陆续进房间，每个人都往桌上放了骨牌。十二个人如果到齐了，主持会议的人应该拿出一对骰子，证明他是上级派来传达任务的同志。可就在那时，听到了枪声，接着有人跳楼，大家紧急疏散，但两边通道都堵住了，我们只能回到房间，混乱当中我看到那对骰子已经放到了桌上，说明他已经到了。我意识到我们马上就会被捕，他是唯一知道会议秘密的人，不能让敌人发现。情况太紧急了，我没有多想，把骰子悄悄放进了自己的口袋。”
陈千里想了想，又问：“你觉得敌人知道‘老开’就在这些人中间吗？”
“我估计敌人可能并不知道这个化名，从没有人提起。老方通知大家时也没有说过。”
“审讯过程你能回忆起来吗？”
他们站在这里的时间会不会太久了？陈千里转了个身，背靠着围栏。天差不多完全黑了，远处路灯下偶尔出现一两个行人，大马路上新近安装了霓虹灯，在黑夜里勾勒出一两幢大厦的轮廓。如果有人看到他们在这里说了那么久，会不会觉得奇怪？他在想。
“押解到龙华的第二天，上午很早就开始提审。我比较晚，我要到下午。有人听见女牢也是上午就开始提审。后来我听凌汶同志说，先提审了小董，就是董慧文—”
“在狱中你们有联络通道？”
“那倒没有，女牢隔得太远了。是出狱后，出狱之后我和凌汶见了面。”
他在躲闪什么？陈千里心想，夜色中他隐约感觉对方窘迫地笑了一下，接着又说了下去：“她是上午出狱，知道那天我们都会被释放，她叫了两辆黄包车，让一辆空车在警备司令部释放犯人的门口等我，她自己坐一辆远远地看着。我们都联系上了，我们六个人，释放时就约好要互相保持联系，谁先找到组织就通知大家。我和凌汶原本就一起工作，她是下线。我们这个小组专门做情报，她是内勤和交通，忠诚可靠，她丈夫前些年牺牲了。我信得过她。
“有时先来提一个，过会儿再提出去一个，偶尔也会两三个人一起提审。先出去的不一定会先回来。审讯并不在同一个地方，每个人回到牢房以后都尽量回忆，好把需要警惕的事情告诉其他同志。我自己被提出去审了两次，军法处侦缉队的队长游天啸，两次提审他都来了，就来一会儿，时间不长，应该是在几个审讯室跑来跑去。游天啸一点也不相信我们事先想好的托词，他很确定我们不是在赌钱。我们这些人互相都不认识，怎么会聚在一起，他反复盯着问，我想他猜到我们有一个特殊任务，推测应该会有一个传达任务的人。第二次提审时，他提到了骰子，他问谁是把骰子拿出来的人。”
“你是说第二次提审时，他知道了骰子的事情？那么—是有人在提审中向敌人泄露了这个秘密？”
易君年认真地想了想：“应该不是。游天啸领着人冲进会场时，他自己拿出一对骰子放到桌上，装出一副什么都知道的样子。”
“如果是那样—”陈千里似乎一边努力思考，一边斟词酌句，“你怀疑组织内部被敌人渗透了？”
“我认为—”易君年艰难地说出了他似乎考虑很久的想法，“组织内部很可能有内奸。”
陈千里摇了摇头，好像决定暂时放下这个想法：“我要跟‘老开’同志取得联系。”
“上级也没有告诉你到底是什么任务？”
陈千里没有回答，却反过来问易君年：“你们约定了出狱以后，用什么方式互相联络？”
易君年把大家的联络方式告诉了他。他发现这位同志的记性特别好，每个地址和联络方式他都只说了一遍，而对方没有再问。
两人分手时，陈千里又回转身问易君年：“那个卫达夫，是不是专门负责安排安全住所的同志？”
“组织上安排他进房屋经租处工作，一旦需要设置秘密联络点，或者安全住所，他很快就能安排好，哪怕临时通知他也没有问题。他手里也有一些十分可靠的铺保。”
易君年把《笑林广记》卷了卷攥在手里，迟疑了片刻才又说道：“但是菜场会议被敌人破坏以后，加上部分同志被捕入狱，他有些意志消沉。”
“那我就借这个机会观察他一下。”陈千里摘下帽子，挠了挠头发。易君年看了他一眼：“对，要过年了，我也该去理个发。”
陈千里的背影很快消失在暗夜里。易君年压了压帽子，收紧大衣，背着手朝跑马厅路路口走去。穿过马路时，他随手把《笑林广记》扔进了一辆路过的垃圾车，拉车的骡子垂着头毫无知觉。
易君年在马立斯大楼前停下脚步，又点上一支烟。寒风中行人缓步走着，仿佛并不着急回家。他直到抽完那支烟，在鞋底碾灭烟蒂，才顺着暗红色的砖墙转进弄堂。
照片
马立斯新村。弄堂很深，从两侧房子的底楼飘来阵阵油香，不知哪户人家的小孩忽然一阵吵闹，片刻之后就又陷入沉寂。
易君年抬头看一户人家。窗帘拉着，室内开着灯，映照着窗台上的花影。瓶花是安全信号。他转到弄底，推开一扇虚掩着的门。这是后门，里面是厨房，这会儿没人，底楼几家租户烧好饭菜，都进了房间。
他径直上了二楼，敲敲门，凌汶打开房门。
易君年脱下大衣，挂在门旁的柚木衣帽架上。桌上放着刚做好的饭菜，豆芽炒肉片、猪脚黄豆汤，还有炖萝卜。
“楼下人家有没有问你最近去哪儿了？”易君年问她。凌汶是二房东，前些年，龙冬租下了这幢弄堂房子，择吉接了她住进来。他们俩是夫妻，比那些因为工作需要才住在一起假扮夫妻的同志，更容易适应环境。不像在其他系统工作的同志，国民党暴露真面目前，龙冬就已经转入地下为党做情报工作。“四一二”大屠杀前夕，很多同志在国民革命高潮中过于轻敌了，龙冬所在的小组虽然相当隐蔽，但因为没有与党的公开活动完全隔离，在国民党大肆“清共”时仍然遭到破坏。不过敌人没有发现这幢房子。
“我说到亲戚家住了几天。”吃饭时凌汶告诉易君年，“我猜他们可能知道。楼下小宝说，有陌生人到房子里来问过，巡捕房姚探长陪着。那天带巡捕冲进菜场的，不就是这个姚探长吗？”
有人读了凌汶写的那部小说《冬》，会以为她和龙冬很难分得开。谁也不会想到他说走就走，都没见上一面。联络站暴露，特务悄无声息地冲进房间，凌汶正在那里取信，也被抓了进去。幸亏销毁了密信。凌汶不在逮捕名单上，特务并不知道她也是小组成员，关了几个月就把她放了。等她出狱后，龙冬却不见了，与他有关的所有东西，几乎全都消失。
“我怕你有一天突然不见了，就像水进了大海。”
“那你面对大海就能看见我。”
这是小说中那对恋人的一段对话（她把自己和龙冬的名字赋予了他们）。有一天早上，小说中的汶告诉冬，她做了一个可怕的梦。
过了一年多又传来消息，龙冬牺牲了。凌汶找不到组织，而这幢房子当初由他们夫妇出面承租，并没有暴露，根据上海的房屋租赁规则，房屋业主不得无故取消租赁权、收回房子。房租月月往上涨，她发现只要出租一部分房间，她就仍然可以住在这里。等易君年找到她，让她恢复工作后，她倒是提过想把房子退租，但易君年不同意，他说，这房子从没有当联络站使用过，连自己的同志都很少知道。既然组织上不用另外花钱，你何不就住着呢？说不定以后可以派用场。其实她心里也不想离开，因为龙冬。
“巡捕房来说了些什么？”易君年询问道。
“要有什么要紧话，他们会跟我说的，我这儿邻居关系好。”
“那是因为你不涨租金。”
“当然不能涨，我们不能当剥削阶级。”
“你这个二房东，要是跟别的二房东不一样，就会让人怀疑。”
“那也不能涨价。”
易君年点点头，笑骂了一句：“小宝这只小流氓，对邻居倒客气。”他说的是楼下的租户吴四宝，从前在跑马厅做过马夫，被跑马厅董事会一个洋大人看中，挑他当司机。小宝抓住这个机会，在跑马厅一带混得风生水起，外面马路上都叫他“马立斯小宝”。
“他们都这样，说是兔子不吃窝边草。”
“我下午见了上级来人。”易君年一边往饭碗里盛汤，一边说。
“这不是有点冒险吗？”他们刚被释放，按照地下工作的一般原则，党组织在与这些人重新接头前，应该有一个静默期。
“也许是因为任务很紧急，所以当初才会临时召集开会。关键是，上级派来传达任务的同志也没有现身。”易君年拿调羹在汤里搅了两下，又放下碗，“老方也牺牲了。”
凌汶感到十分悲伤。除此之外，她也隐隐自责。在看守所她最后拿定主意，写了那封密信。被捕后再次启用秘密信箱，这么做很不妥当。信一交到陶小姐手上，她就开始后悔。她一直在怀疑是不是自己犯了大错，她觉得老方牺牲跟那封信有关。
“做秘密工作，事前要考虑周全，现在就不要多想了。”易君年漫不经心地说着，心思像在别的什么事情上，他经常这样，凌汶见多了不以为怪。他们都是能在脑子里把事情琢磨清楚的人，她就做不到。她要是认真思考一件事情，就总想拿支笔写下来。人和人不一样，同样是动脑筋，老易看起来就像心不在焉，所以她有时候觉得，易君年如果不想回答一个问题，就会显得漫不经心。
因为易君年，她才能重新联系上党组织。像龙冬一样，易君年也掌握了一个秘密情报网。老方常常说，老易把天线安进了敌人的心脏，我们有一个易君年，安全保卫工作就省了一半心。市党部、警察署、巡捕房，老易都能搞到情报。常常是半夜，老易跑到她这里，交给她一支香烟或者一颗蜡丸，告诉她有人面临危险，要求她连夜送出情报。这种时候她总是为自己和小组同志所做的工作而自豪。
“这是什么？”
易君年吃完饭，坐在沙发上抽烟。他拿起茶盘边的小纸片，盯着看了一会儿。凌汶手上拿着抹布，凑过来看。
“随便乱涂的。”
她习惯随手在纸上涂抹，成形的想法会记在小笔记本上，零零碎碎的想法写在小纸条上。一张文稿纸裁成一小沓，放在口袋里。纸条上写着“内奸”“骰子”，还乱七八糟地画了一些谁也认不出是什么的图案。
“你这个习惯一定要改掉，”易君年说，“很危险。”
他点燃一根火柴，在烟灰缸里烧掉了字条。
“我觉得肯定有内奸，能不能从敌人内部找到线索？”
易君年深深吸了一口烟，慢慢地说：“我会查。如果我的怀疑没错，这个内奸应该十分隐秘，即使在敌人那边也不会有几个人知道。”
“你有怀疑对象吗？”
“不要轻易去怀疑一个同志。”易君年看了看她，严厉地说，“随随便便把同志打成内奸，我们有过惨痛的教训。”
“如果不把他查出来，组织会遭到更大的破坏。”
这句话说中了易君年的心事。从今天接头的情况来看，上级一定也在怀疑。
“你觉得敌人这次为什么会释放我们？”他一边想，一边漫无目的地随口问凌汶。他没有找到老方，但他找过卫达夫。那天逃跑后卫达夫混进菜场人群，正好碰到熟人，连忙上去搭话，以此为掩护，离开了菜场大楼。出去以后卫达夫似乎找过老方。
“你不相信卫达夫说的话？”
“或许吧，或许—”易君年沉吟着说，“你觉得那天在菜场，发生了那么多事情，有人开枪，有人跳楼，有人逃跑，说是赌钱，桌上却没有钱，特务会相信我们的话吗？组织上虽然能找到关系，托人营救，可如果特务们相信手里抓着的真是共产党，他们能放了我们？”
“假意释放我们，监视跟踪？”
“你不是怀疑我们内部被敌人渗透了吗？”易君年望着她。
“如果你不相信卫达夫的话—”凌汶忽然想到，“你是不是认为他出卖了老方？”
起风了，夜晚房间里有点冷。易君年坐在客厅沙发上，凌汶到隔壁取了暖水瓶，给他泡了一杯茶。易君年接过茶杯时，凌汶看到他手腕上被灼伤后的疤痕，伸手轻轻摸了一下。她心里有个问题一直都没找到机会问他—
“你跟我提起过，老方说，上级派来的人会拿出一对骰子。”
易君年注视着茶几上的照片，那个小小的相框，原先放在梳妆台上。
“特务好像知道这件事。”凌汶慢慢地说，好像在整理头脑中的想法，“那个游队长审讯小董的时候，专门问过骰子的事情，而且他冲进来时就拿出了一对骰子。他们没有问你吗？”
“你想知道什么？”易君年严肃地看着她。
“特务进来时，我看见你手里拿着骰子，放进了自己的口袋。我一下子有点糊涂了，原来上级派来传达任务的同志就是你。后来进了看守所，我就一直在担心你。”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他们知道骰子，说明他们了解党组织的秘密安排，但最后却把我们放了。”
易君年陷入了沉思。凌汶知道此刻她不能去打扰他，老易有丰富的情报工作经验，擅长发现蛛丝马迹，从片言只语中捕捉到线头，一步步分析，找到真相。
每当这种时候，她望着他，恍惚中会觉得他有点像龙冬。虽然仔细一想，又觉得他们俩并不是一种人。龙冬豁达，越是情势紧急，他越是松弛洒脱。易君年呢，她记得自己以前对他说过，他只要碰到紧急情况，就会烦躁不安，别人要是说一句话，打个岔，他甚至会发脾气。就是那一回，她头一次在他面前提到龙冬，结果差点不欢而散，要不是当时有事需要交代，他可能会拂袖而去。
傍晚时她拿着照片，坐在沙发上想了很久。那年夏天，龙冬带回一只莱卡小型照相机，他们俩一起跑到虹口公园，他装上胶卷，给她拍了几张照片，龙冬说，胶卷头上有一些这样的照片，是很好的掩护。他还跑去跟一个戴着软呢鸭舌帽的犹太人商量，让他给他们俩拍一张。那个犹太人正站在草地上又弹又唱，拿着一只古怪的三弦，琴身不是圆的，而是做成了三角形。犹太人给他们拍了照，又专门为他们俩重新弹唱了一遍。后来龙冬告诉她，那种琴叫ba-la lai-ka，他一个音一个音地教她说这个词，又说那首曲子叫tum-ba-la-lai-ka，就是弹奏这种琴的意思。那是一首意第绪语犹太民歌，在空旷的公园草地上，听起来特别忧郁动人，她至今都能哼出那声“咚巴啦咚巴啦啦”。
这些事情，都是老易不会去做的。她就是这样，不时拿两个人做比较。有时候越比较越觉得两人很像，有时却越比较越觉得不像。他们俩在工作时，简直太像了。凌汶常常会觉得，如果他们俩在同一条线上工作，一定会配合默契。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都跟别人不一样，会跳过一些事情，直接抓到结论。他们走着走着，会突然好像想起什么事情，猛地回头，如果有特务在背后跟踪他们，就会被发现。他们和她在某个地方接头，分手时都会突然离开，就好像一句话没说完，人就像梦一样消失了。他们俩连说话的方式都很像，从交代秘密任务到日常闲话，一点都不需要过渡转折，连突然压低声音都显得特别自然。甚至，有好几次，凌汶发现易君年在安排接头方式、编造掩护借口时，居然能跟好多年前的龙冬想到一起。
“审讯时他们问了我，所以他们用了电刑。他们一用，我倒放心了，说明他们没有别的办法了，黔驴技穷。有人把骰子放在桌上，这说明上级派来的同志就在我们中间。”
易君年又一次看见茶几上的照片，他在想，要是龙冬碰到这样的情况，他会不会也是这样当机立断？“外面情况一乱，我立刻决定把骰子拿过来。这位同志是谁没人知道，我也不知道，这样最好。骰子我拿着，万一敌人了解这个情况，我可以说我就是那个带着骰子的人。
“我相信自己能顶住敌人的审讯。再说，我也确实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任务。这样，党组织最重要的秘密就安全了。在看守所，我没有把实情告诉他们，因为既不知道‘老开’是不是在我们这些被捕的人当中，也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安插的特务。我把各种情况都考虑了一遍，两个人都在狱中，两个人都逃了，或者一个在里面一个在外面。无论如何，我只能选择假装自己就是上级派来的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