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开’？”
“上级派来的同志，”易君年犹豫了一下，“—他的代号是‘老开’。”
“可是，敌人提审的时候只问过浩瀚。”凌汶脱口而出。
“这样看来敌人知道得不少。”易君年反复斟酌着，“游天啸看上去很狡猾，其实愚蠢自大，自以为抓住了什么线索。我想，敌人到最后把我们放了，最大的可能是他们相信‘老开’同志从抓捕现场逃脱了，而潜伏在党组织内部的特务却被抓进去了。”
易君年再次陷入沉思。每个人都有可能，他想。他摇了摇头，对凌汶说：“这样想下去，不会有什么进展。老方召集的这些同志，我们大都不了解。一个人的秘密，深埋在他的历史中间，党组织反复遭到破坏，继续战斗的同志，几乎没有从头就在一起工作的。
“白区工作，尤其是秘密的地下工作，为了安全起见，组织部门从不保存个人历史档案。如果有可能，我想应该建议上级，把这次每一个参会同志的过往历史都清查一遍。”
凌汶看到他伸手拿起茶几上的照片，突然觉得心里有些别扭，在这之前，老易从来没有碰过这张合影，每次他都装作没有看见。她有时候会觉得，这就是她和老易的问题所在，他们俩中间永远隔着一个龙冬。
“你以前说过，龙冬同志撤离上海，也是因为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很多同志被捕，有不少牺牲了。为什么组织上没有让你一起撤离呢？”
“我们这里并没有被破坏，敌人从来不知道这个地方。我的工作是内交通，接触的人少，和龙冬结婚以后，就主要做内勤。”
“是因为出了叛徒？”
“组织系统被完全破坏了，很难查清。”
夜深了，凌汶望着茶几上龙冬的照片，想着斗争是如此残酷，甚至使不少人变得面目全非。
诊所
同福里三成坊三零一弄，弄口过街楼朝马路那面墙，角上钉着一块牌子，上面大字写着“西医诊所秦传安”，底下不像租界里有些私人诊所，列出儿科妇科内外科这些，让人觉得这位医生什么都能接诊，有点靠不住。这块牌子下面的小字简简单单，只说门诊时间是下午一时至七时，出诊面约。
过街楼上，秦传安正在发愁。这两天他已经开始怀疑诊所被监视了，马路对面弄堂口忽然来了个卖香烟的人，以前从来没见过；出诊时总感觉背后有人盯梢，他不那么确定，那张陌生面孔是不是在附近看见了好几次。
仅仅是因为他出面交了铺保吗？这倒是预先做过打算，编造了过得去的理由。本来铺保就是一个形式，亲戚之间，朋友之间，帮个忙而已。担保梁士超更是名正言顺，他本就在诊所帮忙。
老方并没有想到营救会那么顺利，没几天就有消息了。前几天他打了个电话到诊所，告诉秦传安他的处境很危险，敌人正在到处抓他，然后就完全没有了音讯。
这说明敌人确实知道得不少。秦传安不知道营救工作如何进行下去，只能等着。可是没想到，人真的放出来了。诊所收到了释放通知书，可他仍旧找不到老方。
秦传安是位外科医生，此前在附近的德国医院做了好几年住院医师，随后自己出来开了诊所，公开的理由是这家德国医院规定住院医生必须单身，实际上当然另有原因。原先老方跟他说好，他只出面担保梁士超，其他人另作安排，可是老方自己却出了问题。
令人诧异的是，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居然问他，因为同案其余几个人迟迟没有送交铺保文件，不知秦医生愿不愿意为所有同案人员担保？因为马上就要过年了，看守所方面希望能让这些人早些回家。这真是一件奇事，国民党龙华看守所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人情味了？担保梁士超他名正言顺，担保其他同志，这不是摆明了告诉敌人，这些人都是一伙的吗？可他救人心切，假意为难了一番，等对方再一次试图说服，他就答应了下来，签了担保书。
没想到事情那么顺利，释放那天秦传安还特别高兴。崔文泰开着车，和他一起把梁士超和受伤的林石接回了诊所，其他几位同志也都顺利出狱。可一回到诊所，他就高兴不起来了。梁士超悄悄告诉他，有内奸。这么秘密的会议，特务怎么知道的？而且知道得那么详细，那个姓游的家伙甚至拿出了一对骰子。
“如果敌人知道得那么多，为什么会释放这些同志呢？”
秦传安问出这句话后，马上就想到了，如果组织内部被敌人渗透，有内奸，释放就可能意味着更大的阴谋。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老方不见了，跟上级的联系断了。
让他担心的还不止是诊所外面来了一些陌生面孔。
今天早上他到病房，林石说他要打个电话去银行，林石的公开身份是仁泰银公司的职员，从被捕到出狱那么多天，他应该跟工作的银行联系一下。秦传安不以为意，想把梁士超叫来扶林石去门诊间，可林石说他自己能行。
这些天诊所很空闲，要过年了，除了林石没有住院的病人，因为不在门诊时间，那会儿连护士都没上班。秦传安趁机和梁士超说了一会儿话。
梁士超听说林石自己跑去打电话，只冷冷地说了一句：“现在他倒能走路了。”
电话打了很久。回到病房后，林石交给秦传安一封信，请他帮忙寄出去。收信人是中汇信托银行吴襄理。这么来回折腾了一阵，林石又有些发烧，躺下后很快就睡着了。
秦传安拿着信去了门诊间。门诊间就在过街楼上，朝着马路和弄堂里的两边都开着窗，十分明亮。他站在朝马路的窗边朝外看了看，那个卖香烟的开始上班了，身上挂着香烟箱子，也不叫卖，靠在街对面一根电线杆上，自己倒抽起了香烟。
他正考虑着如何不引人注目地把信放进马路对面的邮筒，梁士超进来了。
“秦医生，先不忙把信送出去。你最好打开看一看。”
“为什么？”
“为什么—”梁士超犹豫了一会儿，“你记不记得那天我对你说，我怀疑组织内部有奸细。”
“你怀疑林石同志？”秦传安有些担心，诊所外面说不定已被敌人监视，如果诊所内也有特务，那这里就跟看守所没什么区别了。
“我一直都在怀疑他。他装病。在牢里我看过他的伤，并没有那么严重，为什么整天昏迷，睡觉还哼哼唧唧，毫无革命意志。一进诊所倒来精神了，又打电话又写信。”
秦传安是医生，他可不相信这样的怀疑：“对枪伤，每个人身体的反应都不一样。”
“特务还很照顾他，专门找了警备司令部的军医来给他看伤换药，提审他的时候也没有动刑，提审了好几次，每次时间都不长。提他出去的狱卒，对他也很客气。”
“就这些？”
“这些还不够吗？斗争形势这么复杂，任何迹象都要警惕。”
但秦传安不同意打开信封，他觉得自己无权这样去怀疑一个同志。梁士超一向信赖秦传安，但被捕以后发生的事，秦医生并不清楚，梁士超思来想去，始终没法驱散心头的疑惑，于是要求召开临时党支部会议。
在这个临时党支部里，除了被捕的同志，还有秦传安，崔文泰和田非，后面那两位原本与秦传安也不在同一条线上工作，互相并不认识，可是那天他和田非一起逃出菜场，正好看见崔文泰上了自己的车。三个人都有点蒙，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要先找一个地方定定神，想一想下一步该怎么办，秦传安便让崔文泰把车开到了诊所，他认为那里应该比较安全，特务可能一时想不到把一位外科医生和共产党联系到一起。
老方失踪后，他们三个保持着联系。狱中的同志被释放的前一天晚上，崔文泰自告奋勇，要开车去把同志们接回来。这些天，他们如同断了线的风筝，只能把诊所当成了联络点，聚在一起彼此激励。田非建议成立一个临时党支部，团结在一起才有战斗力。这是大家都同意的，如果跟组织上失去联系，那么自己组织起来，也可以继续工作。
可这会儿，秦传安却不同意召开支部会议。他认为诊所周围的街上，有太多奇怪的迹象，不正常。
梁士超有些生气，换一个人他早就发火了，但他不能对秦医生那样，秦医生是个缜密的人，况且救过他的命。他按捺住自己的情绪，扭头出了门。
一个小时后，他回来了，不是一个人，身后跟着崔文泰和田非。三个人进了门诊间，先开口的是田非，他严肃地对秦传安说：“你必须把信交出来，临时党支部决定打开这封信。”
秦传安看了看窗外，临近中午，太阳照着对面沿街的房子，窗下挂着不少腌鱼咸肉和风鸡。明天就是大年夜，家家户户都在忙年。街上人来人往，手上提着扎成串的年货。
既然是大家的意见，他决定服从。从抽屉里取出信，田非一把拿过去想要撕开，被崔文泰拦住了。门诊间暖炉上烧着一壶水，等水烧开，蒸汽不断从壶嘴往外冒。梁士超把信的封口对准壶嘴，不一会儿，封口上的胶水就融化了。他揭开封口，抽出信纸，把信交给了秦传安。
吴襄理作民阁下大鉴：
原约本月十日与阁下会面，因事无法前往。前又于电话中获知保管箱续期事宜当以书信寄达。以下：
径启者，兹为二七九号保管箱延用至三月十一日，其所需各项资费于到期前合并结清。希即查收批准为荷，此请。
秦传安看了信没作声。田非把信拿过去看完，随即轻喊一声：“果然。”
“果然？”梁士超连忙问。
“本月十日，不就是菜场开会，我们被敌人抓捕的日子吗？”
“这说明了什么？”梁士超又问。
“秘密会议，上级布置紧急任务，这么重要的事情，他还有闲心约了人见面。他肯定有问题。”敌人冲进图书馆实施抓捕以后，田非虽然脱了身，但是遇事越来越焦躁。
“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秦传安示意大家不要着急，“林石同志的公开身份本来就是银行职员，那是他的日常工作。”
他故意用了“同志”这个称呼，想要提醒大家注意。
“他现在刚刚被释放，受伤住院，银行的日常工作需要那么紧急地打电话写信吗？你们看，他都被捕了，身上还能带着印鉴。”田非觉得自己很敏锐，他指了指信尾加盖的私人印鉴。
“那现在怎么办呢？”崔文泰说了一句。
这下几个人都没了主意，内部调查必须得到组织上批准，这是纪律。
“上级联系不上，我们自己查清楚。”田非有点激动。
“怎么查？”梁士超看了看秦传安。
“应该先把他控制起来，不能把他一个人放在病房里。”田非话没说完，就带头跑向病房。
三个人进了病房，崔文泰把门关上，梁士超站到靠窗的位置，田非俯身看着林石问道：“保管箱里有什么？”
林石眨着眼睛，好像还没完全醒，有些迷糊。
“那个吴襄理是什么人？”田非压低了嗓音。
林石想了想：“中汇信托银行的吴襄理？”
“你们本来这个月十号要见面，你是打算开完会去见他？”田非连珠炮式地发问，但这些问题之间并没有什么逻辑。
梁士超插进来说：“你觉得敌人为什么会发现我们的秘密会议？”
“你觉得敌人是怎么发现的呢？”林石笑着反问。
“这是临时党支部对你的正式询问，请你严肃点—”崔文泰倚着房门远远地说了一句。
这话说得一点都不严肃，梁士超心想，他朝崔文泰摆了下手：“我们在敌人看守所里就讨论过这个问题，结论是组织内部很可能有敌人的奸细。”
“还不能说有结论。”林石语气平静，“工作疏忽，或者其他渠道泄露，这些可能性都存在。需要在上级领导下，通过组织作严格审查。”
“上级联络不上，就算现在能联络上，我们也不能贸然接头，必须先清除内奸。”
“这两位同志，”林石指了指田非和崔文泰，“他们不应该出现在这里，没有被捕的同志，现在这样跑来跟我们见面，不太合适。”
田非恼了，上前一把掀开林石身上的被子：“你坐起来，好好回答问题。”
“保管箱的主人是一位银行客户，”林石坐起身，靠在床头，“我在银行上班。”
“你不要骗我们了。你在仁泰银公司上班，保管箱在中汇信托银行。不是什么银行客户，保管箱是你自己租用的。”崔文泰在远处笑得有点得意。
“我看，不把那个箱子打开，看看里面究竟是什么，你是不会说实话了。”田非越说声音越大。
崔文泰对另外两位使了下眼色。三个人出了房间，田非回头对林石说：“你不许动。”
回到门诊间后，田非问：“怎么办？”
众人都没了主意。秦传安刚想开口就被梁士超打断：“查都查了，那就一查到底吧。”
“不能动手吧？”田非有点犹豫。
“绝对不行。”秦传安态度坚决。
见大家一时都愣在那里，崔文泰便说：“先把他绑起来，万一他真的是特务，说不定会逃跑。”
梁士超想了想：“绑起来也好，看看他会不会害怕。”
三个人又冲回病房。
秦传安在楼道里听了一会儿，没什么动静。心想，林石倒没有反抗。他又回到门诊间，找出一张舒伯特的唱片，想听会儿音乐，但是刚打开唱机，又关上了。他望着窗外，心里越来越不安。
他忽然望见街对面黄包车上下来一个女人，织锦缎夹袍，紫色毛呢大衣，提着冠生园点心盒子，打扮得像是过年走亲戚的富家太太。她站在街沿，转头看了看两边，正准备过马路时，又抬头向诊所方向望了一眼，秦传安这才认出是凌汶。难道梁士超也通知了她？他有些奇怪。这可真是乱了套，没法联系上级，同志们就自说自话，把他这里当成联络站了。问题是，这会儿诊所很可能在特务们的监视下。
护士还没上班，他自己下楼开了门。
“秦医生，”凌汶站在门口笑着说，“我来看看林先生—”
“这里没有外人，”凌汶进门后，秦传安告诉她，“门诊时间没到，护士们还没上班。”
凌汶上楼时对秦传安说，老易让她来通知大家，他跟上级联系上了。
“这下好了，”秦传安由衷地高兴，“我正没办法呢。”
“怎么了？”
进了门诊间，秦传安就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凌汶。
“这怎么行，”凌汶当即就说，“我先去看看。”
一进病房，就看见三个人围着房间当中的一把椅子，椅子上坐着林石，手臂和椅背绑在一起。
凌汶劈头就是一句：“放开他。”
“不能放，他是内奸。”这几个人当中，只有梁士超认识她，他补充了一下，“—很可能。”
“内部调查要听从上级指示。”
“上级联系不上。”
“联系上了。”
听到这句话，房间里所有的人都看着她，田非抓着林石的手也松开了。
“上级派人跟老易联络，”凌汶有点兴奋地告诉大家，“接头很顺利。”
“上级有没有说让我们恢复工作？”田非急切地问道。
“就你们这样无组织无纪律，随意聚集，随便调查同志，乱来。田非同志，菜场楼上的会议地点是组织上让你设法安排的，难道大家就可以因此怀疑你吗？”凌汶瞪了他一眼。
田非不免有点委屈，心想自己可是按老方的指示安排的会议地点。
林石温和地看了眼田非，转而望着凌汶问道：“老易怎么说？”
“老易认为我们应该尽快开会商量一下，在组织上开始内部调查前，每个人都要作好准备，把被捕前后的情况仔细回忆清楚，到时候如实向上级汇报。”
“请老易跟上级说，我想回苏区工作。”梁士超说得很认真。
“他原来就是红军指挥员，来上海治病一时回不去。”秦传安向凌汶解释。
“老方说他向组织上汇报了我的情况，突然又叫我到菜场开会，有临时任务。现在这么一来，我又回不去了。”
“上级安排你参加这次任务，一定有用意。”秦传安又转向大家，“大家仔细想想自己的身份，组织上挑选我们这些人，一定有考虑。再闹下去，诊所的护士都要起疑心了。”
梁士超不作声，他半条命送在了上海，是秦医生救了他。
“对了，你安心休整下，可以在这里住几天。”林石笑着看向梁士超。
梁士超一直看林石不顺眼，在看守所里整天躺着，显然是对敌人有点害怕。就算现在暂停对林石的调查，梁士超还是有些疑虑：“我休整得太久了，现在这样的情况，我怎么能够安心？”
租客
邋遢冬至清爽年，从上星期开始，天天暖阳高照，到了今日，天空更是一碧如洗。虽然西北风刮个不停，但也算是腊月里难得的好天气。卫达夫走了一下午，身上穿着棉袍倒觉得有点热。
每年冬天他都在琢磨着想买一件大衣，这样他就能穿着那套洋装跑街了。这才像样。他引着顾客去看的都是好房子，水门汀洋房，穿个大棉袍，他觉得连说服客人的信心都打了个对折。每年冬天，从他手里成交的房子就比春秋天少很多。有一件大衣，进了房间一脱，西装革履，跟客人说说话，中气足。
下午四点左右，太阳偏西，风倒小了，树梢纹丝不动。静安寺门前的香客少了，都等着年初一上头香，可是周围小摊小贩却多了不少。往年一到岁末，就没人出来赁房子了，这时节卫达夫每每在路上闲逛。今年却有点不一样，到铺子里约他看房子的人一直都没断过。
走到静安寺，卫达夫停下脚步朝大门合掌拜了拜。祈求什么呢？祝同志们都平安吧。他想，如果身后有盯梢的特务，也许会放松警惕吧？不过，如果是自己的同志呢，碰巧路过，日后大约又要批评他封建迷信。他暗自好笑，朝不远处的田谷邨走去。
愚园路地丰路交叉路口，客人正等着他。
“王先生王太太？”卫达夫走近几步，朝两位拱拱手。
王太太嗔怪道：“我们等了半天，老远看到你慢悠悠晃过来。”
卫达夫脸上做了个苦笑：“王太太不要动气，跑了一下午，跑街这碗饭，吃起来也不容易。”
“你自己要吃的，又没人请你吃。”王太太似笑非笑。
王先生摇摇手上的《申报》：“辛苦卫先生，抓紧领我们看房子吧。”
王太太又跟一句：“再等下去天也要黑了。”
卫达夫领着两位客人朝弄内走去。
“广告上讲新式玻璃门面街面房，倒领我们跑到弄堂里去了，”王太太嘴巴一刻不停，“还说距静安寺一箭之遥，拉弓的人力气有那么大吗？”
三个人转入左侧横弄，进门上到二楼。卫达夫打开房门，一步跨到窗前，推开高窗，转身对客人说：“并排弄堂房子，虽然不如有东西厢房那样宽敞，不过前楼这间，本身就宽过一丈，朝南阳光好，两边是隔壁人家的山墙，冬暖夏凉，住住还是很舒服的。”
“面朝弄堂，靠得那么近，房间里有点什么事情，对面人家全看到了。”太太挑剔着，丈夫没作声。
“越是好地段，越是寸土寸金。乡下房子隔得倒是远。”卫达夫有点不耐烦，“上海人家都是装窗帘的，拉起来随便做啥。”
他看了看窗外，弄堂其实算是很空阔了，他自己住的地方那才叫逼仄。他还想说几句，身后脚步声响起，两位客人已径自上了三楼。
他缩回已到嘴边的话，回过身，吓了一跳。房间里忽然站着个陌生人。
房门关上了。
“请问你找谁？”卫达夫有些不安。
“我也来看房子。”
“你是哪位？我们约过吗？”
来人上前一步，卫达夫却向窗口退了两步。“我姓陈，陈千里。”来人站到窗前明亮处。
“不知经租处哪位给了陈先生这个地址？”
“我就是来找卫先生的。”
“陈先生从哪来？”
“那个地方—”陈千里摊了摊手，像是要让卫达夫放松一些，“很远。”
他在窗前圆桌旁坐下，伸手摸摸桌上的灰尘：“家具不错。”
“你要真想租房子，我可以帮你另外找。这间房子已经有人要了。”
“好啊，你说说。”
卫达夫拉出圆凳，在来人对面坐下，点上一支香烟，顺手推开半扇虚掩的窗户，把烟灰点到窗外。
“不知陈先生—是来上海做生意吗？此地有没有亲戚？租房子需要铺保。”
“这好办。”陈千里观察了他一下午。陈千里昨天去了一趟肇嘉浜，在河边的煤场见到了李汉。逃离菜场楼上秘密集会地点时，李汉紧紧跟在卫达夫身后。可是等李汉跑到那条楼道尽头，楼梯却被特务堵上了。易君年和李汉都提到了卫达夫。当时所有人都震惊了，他却似乎早就意识到敌人就在门外。
卫达夫又朝窗外点点烟灰：“那就好。陈先生手头宽裕的话，田谷邨这样的新式里弄倒是不错。门厅马赛克铺地，房间蜡地钢窗，水池抽水马桶都是时新的英国货，静安寺近在咫尺，生意人烧香磕头也方便。”
陈千里看上去饶有兴致：“有没有公寓楼房？”
“倒也是，陈先生如果没带家眷，住公寓楼比较安静，进出也方便。弄堂里人多眼杂。”
正说着，那对年轻夫妇从楼上下来，推开房门朝里面看了一眼。
卫达夫起身问道：“两位看下来怎么样？”
“看不中。再—会！”那女的拉长声音扔下一句话，挽着那男的，摇摇摆摆下楼走了。
卫达夫追到门口却又停住，回到圆桌旁坐下。
“陈先生如果想找个公寓楼，我们东陆经租处手里有好几个。”他朝窗外挥了挥手，“从这里转到海格路，过去善钟路走到赵主教路就有几幢，四层水门汀房子。不过租金有点辣手。”
“贵处倒是什么房子都能找到。”
“房子都在那里，难找的是客人。有时候客人约来聊了半天，”卫达夫说罢把指间的烟蒂弹出窗外，“最后才发现并不是真想要房子。”
陈千里起身关上窗户：“是易先生让我找你的。”
看到陈千里关窗，卫达夫也走到门边，轻轻关上门：“哪个易先生？”
“易君年先生，他说你为我预备了一套房子。”
“哪里的房子？”卫达夫犹豫了一下。
“马斯南路。”
卫达夫想了一会儿，说：“马斯南路两头都是丁字路口，不知道你说的是哪头？”
卫达夫很少使用这个接头暗号，按照规定，只有上线同志来找他才会使用这个暗号，可是这两年，他的上线就只有老方和易君年，他都快忘了这个暗号了。
房间渐渐暗了下来，有人在收回晾晒的衣物，窗外传来藤拍子打击棉被的声音。
卫达夫冒出一句：“要不要把灯开开？”
陈千里微笑了起来：“当然，没什么要在暗中说的。”
卫达夫起身，拉了下圆桌上方的灯绳，玻璃罩下的灯泡亮了，光线晕黄，房间里有点冷。
“我见过老易，他没有说起有人要来接头。”他抬起头看着陈千里，“不过，你是上级派来的同志吧？他倒是说起跟上级同志取得了联系。”
“你觉得老易怎么样？”陈千里突然问他。
“什么—怎么样，”卫达夫有点摸不着头脑，“老易参加革命很早，是个老布尔什维克，斗争经验丰富—”
“你觉得他被捕前后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转入地下工作后，老易一直是上线，他是领导，总是他来找我，没有特殊情况，我不能去找他。他特别擅长干这个，遇事冷静—”
“比你冷静？”陈千里笑着问。
“我不能比。”卫达夫摸出烟盒，“我没有看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他就是看起来有些着急。他原先都是给经租处的跑街金德林发一封信，小金去年就不在这里做了，收发室老傅会把跑街的信都插在自己桌边的墙上，墙上钉着一排布袋子。老易会在信封两头角上画三个连在一起的圆圈，插在那里很显眼。信里只说些不相干的话，但是会有一个时间和一个地址，到了时间我就去那里等他。”
卫达夫接着说：“可是这一回，他直接跑到经租处来了，把我吓了一跳，跟你刚刚进来时一样。我连忙把他拉到外面街上，他说他跟上级接上头了，我们要抓紧时间清查内部漏洞，所以，必须开一个会。开会，我问他，这个时候把人召集起来开会，会不会引起特务注意？他就批评我了，说我斗争意志薄弱。
“后来还责怪那天开会时我说的话，我也没说什么呀，外面突然乱起来了，我就说赶紧开会赶紧散会。但是老易就说我动摇了，我怎么就动摇了呢！当然我也不怪他，他刚刚从看守所出来，心情肯定不好，所以我说他有点着急。我婉转地对他说，其实现在最要紧的不是恢复工作，而是要保持隐蔽，过上一阵，等敌人不再注意我们了，再慢慢开始恢复工作。要是换到从前，他自己就会对我说这个话。”
“那天在四马路菜场，巡捕房围住了菜场，你是怎么跑出去的？”
“我应该是第一个冲出房间的，后面跟着一个大个子，我不认识他，不是一条线上的。我进了楼梯间，跑到三楼就知道不好，从二楼到三楼的楼梯上有很多脚步声，我赶紧推开三楼边上那道门，躲进了走廊的厕所里。我想想那地方也躲不了多久，又赶紧出来朝另一个方向跑，没想到大楼背后也有电梯，是送货的。到楼下出了电梯，正好看见常带人来经租处租房的李太太，我就势帮她提着菜篮子一起混进人堆，就跑出来了。”
“回了家，没什么异常情况？”
“我可没敢马上回家，先去了经租处照常上班。其实在经租处我也不敢久坐，拿了单子，说一声出去跑街，就出来了，在马路上逛了一整天。那天真是冷呀，风吹得人牙都疼了。到了晚上，我战战兢兢回到家，在弄堂口站了半天，到半夜才敢进门。那几天，就上班下班，到了第三天，我一个人跑到菜场，没敢进去。卖菜小贩说是那天抓了不少人，都是共产党。”
“你后来有没有找过老方？”
“我找过。按照规定，如果发生重大情况，可以向他发出要求见面的信号。但是他没有回答我，等了一个礼拜都没有回音，我想他可能也被捕了。我不知道可以做什么，也许我应该撤离，但我能够接头请示的上级领导，就是老方和老易，他们俩全都不见了。
“我把家里清理了一遍，防备特务冲进门。有一份前年的苏区报纸，不知什么时候到了我那里，不舍得扔掉。《红色中华》，上面有第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消息。其他就没什么了。
“前些时候老方让我多准备一点铺保单子，他特别跟我说，让我先不要告诉老易。我想那可能是另一条线上的工作，组织上可能需要临时租一批房子。如果是短时间租用，就可以使用这种假单子。
“我常常经手这些单子，有些店铺的主人不太在意，你说丢失了，他可以再盖一次印。有些人做这种生意，租一个铺面，挂个经租处的牌子，专门给人作保。我自己上班的经租处也可以担保，盖印要找经理，不过总有机会多盖几份空白单子。
“老方一说我就办了，可是这些单子放在家里，就会惹麻烦。万一被特务搜到，我就说不清楚了，也许会给组织造成损失。想了又想，我就把这些单子都烧掉了。我在这里上班，如果没什么事情，马上再找几份也不难。说实话，烧掉挺可惜的，这种单子都可以卖钱。一份殷实店铺的铺保文书，可以卖十几块洋钿了。”
“老方让你不要跟人说，你跟我第一次见面就都说了。”陈千里把桌角上的火柴盒推给卫达夫，让他点上那支在手里夹了好久的香烟，“你后来真没告诉过老易？”
“老易说你是上级派来的，你是老易的上级，对我就是上级的上级，我告诉你肯定没有问题了。不过，当然不能说给老易听，规矩我懂的，你不要看我话多，我嘴紧着呢。”
“这几天你有没有见过老易？”
“今天见过。老易刚通知我明天晚上到一个诊所开会。从会场逃出来的，被捕释放的，都要去。老易说，现在看来，大家是要在一起开个会，我们要自己把自己组织起来，不然队伍要乱了。”
“怎么回事？”
“老易说有些同志正在互相怀疑。他骂了一句，说闹得太不像话了，他没仔细说，我也不好打听，他是上级。”
陈千里想了想：“你给我找一个房子吧，房子要大，进出要隐蔽，最好在租界和华界交界的地方。”
“倒是有一个，房东是个宁波人，娶了新太太去广东那边做生意，估计是不回来了。就算回来了他们也肯定不愿意回那里住。我原来打算将来有机会自己顶下来的，所以一直没有带人去看过。”
“找时间去看看。”陈千里忽然笑了起来，“这个你可不要告诉老易，虽说是他让我找你租房子的。”
远方来信
大年三十，上午。陈千里从澄衷中学边上拐入薛家浜路。小商贩沿墙摆了一路地摊，陈千里像个无事闲人，不时停下来望望看看。下海庙大门对面，茂海路口电线杆下一阵锣响，有人牵出一只猴子，在地上翻滚跳圈，不一会儿就围起了一堆人。他混入人群左突右挤，很快从人群另一边转了出来，把身后的尾巴甩脱了。
他进了一家估衣铺，出来时换了一顶灰呢礼帽。早上他特意戴了醒目的棕红色帽子和围巾。“先给他们一个显著的特征，注意力就会集中在它上面。”受训时，教官这样说过。他在提篮桥监狱大门一侧穿过马路，走入一条用碎花岗石铺成的小马路。
马路北侧一排红砖楼房，屋顶上朝阳开着老虎窗，街边浓烟滚滚，裹着头巾的外国老妇拿着一把蒲扇，蹲在煤球炉旁。一个老头推门出来，手里抓着用旧报纸包着的酒瓶，橙色小圆帽上有一大块可疑的污渍。他鬼头鬼脑地出门，很可能是想趁机逃出去，却被老妇一眼看见，顿时叫嚷起来。
陈千里看了看门牌号，正要上台阶，老妇忽然停止咒骂，警惕地看着他。
“我找陈千元。”陈千里告诉她。
“亭子间。”老妇突然冒出一句上海话。
陈千元没想到敲门进来的是自己的哥哥，更没想到哥哥就是老易口中那位上级派来接头的同志。这个他曾经朝夕相处的兄长，瘦削的身形变得健硕，眼角隐隐有了皱纹，一眼看去，仿佛换了一个人。
陈千里望着弟弟问道：“爸爸妈妈都好吗？”
陈千元眼眶湿润：“他们都还好。你离开以后，组织上把他们转移到老家乡下去了。”
“这附近住了不少侨民？”
“这些年，不少外国人来上海以后，聚居在这一带。”
“嗯，这多少是个掩护。”
“不过现在的上海也没有绝对安全的地方了。”
陈千里沉默良久，才长长地舒了口气：“涅克拉索夫，这些年你还读吗？”
陈千元愣了一下，直起身，背诵了一句：“他们说暴风雨即将来临，我不禁露出微笑。”
这是他们俩自己的接头暗号，有一阵他们喜欢用这句诗来证实青春和热情。每次陈千里从俄文补习班回家，深夜敲门，两个人隔着门就对这句暗号。千元住进澄衷中学宿舍后，每个周末回家，他们也都要对一次。每个人说半句，无论谁先说。不，陈千里在心里对自己说，不是两个人的暗号，是三个人的，还有叶桃。
他们说暴风雨即将来临，我不禁露出微笑。他当然记得这首诗，他曾用毛笔工工整整把它写在朵云轩的信笺上，送给叶桃。信笺上印着一枝桃花。
“你去哪儿了？”是千元在说话。
训练学校原是一处旧日贵族的庄园，站在庄园边缘的铁丝网向外眺望，就是一望无际的西伯利亚森林。陈千里在那里住了三年。
一到冬天，每天的训练科目完成后，他就靠涅克拉索夫的诗歌度过漫漫长夜。坐在火炉旁，朗读、背诵，或者默想，直到头脑中充满声音，直到叶桃和弟弟的身影从记忆中浮现。
陈千里有点恍惚，心中柔软，这种感觉很久没有出现过了。他克制着，慢慢地考虑着别的事情。他望向四周，房间收拾得很干净，不像他记忆中的千元—他记得千元的房间总是乱糟糟的，可现在衣服在衣架上挂得整整齐齐，还有一条红色围巾，是他的吗？
“那天你从南京回来，告诉我叶桃姐牺牲了。你说你是回来看看我，跟我说几句话，马上就要离开，他们会来抓你。”
因为陈千里知道他们会说是他杀了叶桃，会让巡捕房来抓他，他们知道他和弟弟在上海住在哪里。叶桃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让他立即去找到党组织，是党组织让他回到上海找一个人，并带一句话给他。那个人对陈千里说，组织上决定，你立刻动身去苏联。后来他知道那个人是谁了，那是少山同志。
他把能找到的所有钱都交给了弟弟，说他要离开一段时间，出远门，有人会来抓他，弟弟最好把家也搬了，到别处租一个房间。
“我去了苏联。”他说。
“你走后的第二天，巡捕房就来人了。他们说你在南京杀了人，是共党要犯，把你的东西全抄走了。我想把那本诗集要回来，你记得吗？那里面夹着叶桃姐的画像。用铅笔画的速写，画的时候我们三个都在。那个画画的人说他只用一根线就可以把人画出来，还能画得很像，果然很像。画被他们拿走了。跟她有关的东西全都消失了，就好像从来就没有存在过那样一个人。”
“当然存在过。”陈千里微笑着说。
“可我直到现在也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她为什么会死？那时你告诉我说，是因为她父亲。你说你总有一天会找他算账。”
可这会儿陈千里并不想说这件事，他不想回忆，也许还没有到可以回忆的时候。
“老方呢？你见到老方了吗？是他让你来找我的？”
“老方牺牲了。”陈千里平静地说，“他儿子也被特务抓去了。”
陈千元正想把桌上的书放回书架。书失手掉了下来，打翻了茶杯，陈千里伸手接住书，把它放回到书架上。
“接头时老易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他通过内线了解到这个情况。”陈千里也没有告诉弟弟，他当时就在现场。
“党组织内部一定有敌人的奸细。”陈千元说出了自己的推断。
“秘密召集的临时行动小组，通常人员比较复杂。”陈千里望着弟弟。
“那这个人就在我们中间？”
陈千里刚想说话—
有人用钥匙打开了房门，是董慧文。她没见过这位客人，客人也从未见过她。但是她认出了他是谁，他是千元的哥哥。她能记住见过的面孔，她在照片上无数次见过他。
“这是慧文。”
陈千里朝她微笑。陈千元告诉她，哥哥就是上级派来与易君年接头的同志。他们握了手。她的脸要比叶桃更圆一些，个子也没有那么高。她在一所小学里教书，陈千里想起老方介绍过的情况。
董慧文把绣花布袋放到桌上，从里面拿出纱布、药棉和药膏，给陈千元重新清洗伤口，敷药，然后用纱布包扎，静静地听他们俩说话。
“他们想知道谁和谁认识，那个游天啸，好像知道这些同志都是临时召集起来的。后来他们问我，老易是不是上级派来传达任务的人。我想，坏了，内部肯定出了问题。好在会议还没开始特务就进来了。幸亏有人跳楼报信。你知不知道那位牺牲的同志是谁？”
陈千里摇了摇头。有情报说，那天坠楼的人是个租界华捕。根据各种消息，老方判断那是自己人。被敌人追捕前，老方曾向上级报告过这个情况，询问这个人是谁，是哪个系统的同志，但他并没有得到上级的回音。也许他接受命令长期潜伏，了解他的人极少。也许他在长期潜伏中与上级失去了联系，小组的同志牺牲了，工作线路断了。这样的情况常常会发生。
问题出在内部，陈千元又一次重复，像是自言自语，似乎仍处于这个判断带给他的震撼之中。陈千里望着弟弟，老方把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告诉他时，他就有点意外。他对弟弟的记忆中断在那个夏天，还未曾想到他也会长大，更不会想到千元像他一样，不得不在残酷斗争的高压下迅速成熟。直到这会儿两个人面对面，他才意识到自己离开上海那年，差不多就是千元此刻的年龄。千元就像那时候的他一样，看到了危险，面对着危险，却无法真正理解危险。那时他的想法是多么简单。
“—我们向组织上传递过消息，在看守所。”是董慧文在说话，弟弟的女朋友。千元真是跟他一模一样，同样的年龄、同样年龄的女朋友、同样在严寒中变得越发热忱。他静静地听着，忽然觉得有点不对劲。
“—凌大姐说，必须向上级汇报。”
“浩瀚？”
“对呀，那个姓游的突然发脾气，问我知不知道浩瀚在哪里。我当然清楚浩瀚是谁。敌人在追捕浩瀚同志，这个消息必须报告给组织。”
“你是说，你们写给老方的密信中也提到了浩瀚？”
“信是凌大姐写的。时间特别紧，陶小姐马上就要被释放，狱卒就在门外，让她赶紧整理东西，她的东西可真不少。
“凌大姐决定马上着手写信。我们商量好了，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把消息传递出去。凌大姐懂这些事，我们早就准备好了可以用来密写的米浆水。狱卒在门外催，我就假装帮着陶小姐整理衣物，尽量拖延时间。
“我没机会看信，不过凌大姐说，骰子和人名，她都写在信中。”
信被敌人换掉了。陈千里立刻明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