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提审后的第二天。我被提审前，陶小姐就被狱卒叫出去了，审讯过程中听到窗外有女人的笑声，我觉得那是陶小姐的声音。她坐上了汽车，出去了。那天晚上，她一进牢房就告诉我们她很快就能出去了。
“我觉得凌大姐从这时就开始动脑筋了，她非常果断。从这以后，她就一直跟陶小姐说话，我看她在设法跟陶小姐拉近关系，就帮着她一起。陶小姐虽然不像个正经人，倒是很讲义气，她答应出去之后帮我们递信。只要寄到一个信箱里就好，凌大姐对她说。那样就更容易了，陶小姐是这样说的。”
“军法处为什么要抓她？”
“好像是得罪了什么人。她说是个开银行的，别看只是个银行老板，背后撑腰的吓死人。她一开始不肯说下去，凌大姐就激她，最后她说那个银行老板的哥哥，是南京的一个大官，连财政部都是他们家开的。她说，那个银行老板看上了她，她跟他好了，但是她后来想嫁给他，她只是想做小呀，她说，可他坚决不肯。
“她后来就要挟对方，说她怀孕了，说她要到报纸上揭露这个事情，所以人家就把她抓进了看守所。他们只是想让我清醒清醒，她就是这样说的。很快她就被放出去了。”
董慧文看了看桌边墙上贴的年历：“我想起她当时开心地说，星期六放她出去，肯定是算好的，因为那个银行老板通常都是星期天到她那里。所以—就是腊月十九那天。”
腊月十八那天傍晚，上级派人假扮成访客，在青岛船上找到他，让他转道上海接受新任务，来客告诉他，有消息说被捕的同志即将释放。
那封信被敌人换掉了，陈千里想，他们很可能在邮局自取信箱周围布置了人手，想抓捕来取信的同志，却没能得手。他们把密信内容改了，说明他们不想让老方知道信上提到了浩瀚。
老方会跟其他同志说骰子的事情，是因为那是接头暗号，只要会议开始，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会认识“老开”。但特务为什么会向这些同志追问有关浩瀚同志的消息呢？去四马路菜场与到普恩济世路抓捕浩瀚的是不是同一批特务？他们认出了在普恩济世路开枪向浩瀚示警的人是老方？有关浩瀚同志的情况十分重要，他必须尽快见到“老开”。
那家剃头铺的地址到底有多少人知道？崔文泰知道吗？他是交通员，老方很信任他，他们常常见面，秘密会在不经意间透露。可如果他出了问题，老方也许早就被捕了。
“你们是哪天从看守所出来的？”
“上星期三。”陈千元回答道。
“不对，释放的那天是礼拜二，腊月二十二。”董慧文认真地回忆道，“我和凌大姐早上就出来了，你是下午，后来崔文泰还开车给你送来了伤药，梁士超告诉他，你受了刑，伤很重。”
老方牺牲后，敌人释放了他们。陈千里头脑中有一条时间线，他想着发生的事情，在所有表面现象之下，隐含着敌人的想法。他把这些情况放进那条时间线中，揣摩着对手的意图。
“这几天你们经常联系？”
“我们决定成立临时党支部，没有找到上级前，我们自己先组织起来。”陈千元告诉哥哥。
“这是谁的建议？”
“田非说他早就和崔文泰商量好了，”陈千元说，“释放那天他们一说，我们都很赞成。”
“临时党支部里都有谁？”
“我、慧文、凌汶凌大姐、老易、田非，”陈千元数着手指头，“崔文泰、秦医生，还有林石和梁士超。”
“还有两个呢？”
“谁？”
“那天去菜场的还有两个人，他们没有参加临时党支部？”
“一位同志联系不上，另一位同志，老易说他有些动摇，抽空要找他聊聊。”陈千元想起来，“昨天晚上凌大姐通知我们，今天要开临时党支部会议。现在上级把你派来了，你要不要去一次，跟大家说说下一步应该做什么？”
“什么时候？”
“晚上，七点钟。”
陈千里想起卫达夫说的情况：“听说同志们有些着急，诊所出了点事情？”
“他们把林石控制起来了。”陈千元转头对董慧文说，“你来说，凌大姐通知慧文开会，顺便把诊所发生的事都告诉了她。老易说，这会是一定要开了。”
“在哪里开会？”
“就在诊所，那里很安全。”董慧文说，“凌大姐说，过街楼上面是门诊间，一整排窗户，视野特别好，马路上有什么动静都能看见。前楼后楼很隐蔽，都有后门，房顶上有天台，撤退线路多。”
“你们去过吗？”
“我陪千元去过，秦医生给他看了伤，开了药方。”
陈千里追问道：“凌大姐有没有说，把林石抓起来审问的都有谁？”
“凌大姐说图书馆的田非最冲动。凌大姐那天上午正好去诊所—”
“她去诊所干什么？”
“不知道，她没说，可能想看望受伤的同志吧。她看到秦医生愁眉苦脸，她就是这么说的，愁眉苦脸。听说了那个情况，凌大姐就说，让她来。凌大姐就是那样的人，什么事情都是让她来。她过去制止他们，不能那样做，不能随便怀疑一个同志。姓田的—”
“田非。”陈千里提醒她。
“对，田非。凌大姐说他最冲动，坚决不同意把林石放开—”
“放开？”
“他们把林石绑在椅子上。”
焦虑和怀疑是一回事，涉及银行保管箱又是另一回事。陈千里意识到，在头脑中那条时间线上，敌人跑得比他快。他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想出办法。他猜想敌人早已监视了诊所，说不定诊所周围埋伏着大量特务。
他隐约感觉到自己身后也有人盯梢。敌人并没有释放这些同志，他们只是从有形的监狱转移到无形的监狱中。这座无形的监狱比龙华看守所更危险，外面的敌人很难看清，内部的敌人更加难以分辨。
董慧文下楼煮汤圆，陈千里拿起桌上的一沓手稿。
“我在练习翻译。”陈千元说。
手稿第一页上用钢笔写着标题：第一封信第一次革命的第一阶段。
“《远方来信》？”
这是陈千里最早阅读的俄文作品。俄文补习班。一本纸页发黄的油印期刊。他把它带给了他的老师叶启年。
那时侯，他每天都要跑到新闸路，叶启年住在那里。一幢弄堂房子，楼下是杂志社，晚上世界语学习小组的活动也在这里。
那时候，叶老师仍是个学者，信奉无政府主义。那时候，他崇拜叶老师，叶老师是明星般的人物，滔滔不绝，激情洋溢。他的家里永远高朋满座，而他，一直很喜欢陈千里。那时候，叶桃偶尔会下楼来，在一旁安静地听着。
他把《远方来信》带到叶老师那里，兴奋地让他看，没想到却成了他和老师分歧的开端。不要看那些俄文书，毫无用处，未来的世界只有一种语言。这样的分歧逐渐变得越来越多。
后来，甚至连他去楼上叶桃的厢房也成了问题。叶老师先是板着面孔，悄悄地对他说，你们俩都不是当年的小孩子了，你不要老往她那儿跑。后来是责怪叶桃，再到后来就向他宣布，永远不许他再进新闸路这幢房子的门。可是没过几天，叶桃就来看他了。
他和叶老师渐行渐远。那时候他总是分不清，他总以为叶老师的变化是出于某种偏执的情感，是一个父亲在拒绝他接近自己的女儿。
旋转门
这些年，虽然国民政府颁布了普用新历和废除旧历的办法，禁止旧历年庆祝活动，春节不准放假、不准拜年、不准放烟花爆竹，但民众都不加理会，到了旧历新年，该怎么过年还怎么过年。报纸上把今天叫作废历除夕，除了换个叫法，仍旧刊登各种贺岁广告，酒家年夜饭、百货公司新春大酬宾、跑马总会春节慈善赛马。租界地面上更是爆竹声不断，工部局向来禁止在街上燃放爆竹，巡捕们却照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不过仁记路十分安静。傍晚，暮色笼罩着壁立两侧的洋行红砖大楼，一辆别克轿车驶入这条狭窄马路，车门上用油漆喷着“云禄车行”的字样。游天啸让司机把车停在华懋饭店的后门—他把那辆挂着司令部军牌的汽车停在枫林桥，步行出了华界，到云禄车行另外租了一辆。
今天早上，游天啸往南京打了电话，叶启年不在总部。他有紧急情况要向叶主任汇报，只好隔了几个小时再打，又说不在。到了下午，他正打算再打电话时，却接到了叶启年的电话。
叶启年竟然到了外滩，住进了华懋饭店。
进了玻璃转门，步入饭店大厅，脚踩着羊毛地毯，游天啸顿时有些自惭形秽。他穿过一条走廊，巨大的古铜色雕花吊灯高悬头顶，灯光照射着墙柱上金色的花纹，他觉得自己好像进了一个迷宫。走廊通向八角形内庭，拱顶玻璃的色彩变幻不定，游天啸目迷五色，他仰着头，发现向左一步，玻璃成了乳白色，向右一步则变成靛蓝，往前几步，同样一片玻璃却又闪耀着橙色光芒。
他转入另一条走廊，却是通向饭店朝向外滩的大门。不知为何一堆人拥挤在这里，一群记者拿着小本子、照相机和闪光灯围在大门旁，更多的人则站在饭店门外。一阵安静，游天啸不知有什么事件即将发生，他挤进人群，靠在一根廊柱边张望了一眼。
人群中站着一个洋人，不停打着喷嚏。这洋人穿一件古怪的褐色厚毛衣，上面繁星点点，他等了一会儿，见没人前来招呼他，嗤笑了一下，朝身边的外国女人说了几句，转身走了。游天啸听不懂外国话，更不知道这洋人是“在世最伟大剧作家”。他见这些记者蜂拥在此，心里颇有些不以为然。
游天啸跑到前台，问了路，前台又往叶启年的房间打了电话。楼道里传来乐队演奏的声音。这首曲子游天啸很熟悉，“肚皮上有一只蟹”—他偶尔也跳跳茶舞。他当然不知道真正的曲名叫I belong to your heart。
电梯停在了七楼。游天啸进了门，门厅里坐着马秘书，他见过。小厅有个月洞门，通向会客厅。叶启年站在窗前，窗户正对着外滩。
马秘书报告了一声“游队长到了”，说完便退出了房间。
“老师！”游天啸立正。
叶启年仍然看着窗外：“外滩还是那样。”
“老师要不要出去走走？”
“是非之地，没什么好多看的。”
游天啸不知其意。
“年三十晚上，上海也这么冷清吗？”
叶启年坐到沙发上，让游天啸也坐下。
“民众响应政府号召，现在热闹的是新历年。”
叶启年笑了起来：“你在军法处倒是跟穆川学了不少官腔。怎么样，跟他相处得还不错？”
“穆处长是做官，学生是做事。”游天啸有点悻悻然。
“事要做，官也要做。总部把你们派到各个单位，就是要让你们做官，让你们在各单位各部门都生根发芽。特工总部就像一张大网，你们要把网织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密。”
游天啸挺了挺上身：“是，老师。”
在长沙发角上，他只坐了半个屁股。叶启年往沙发背上一靠：“房间里没有外人，你放松点，也可以抽烟。你怎么过来的？”
“警备司令部的车牌，进入租界要向巡捕房申报。我把车停在枫林桥关卡边上，另外租了车过来。”
“很好。应该租车过来，华懋饭店是一定要坐车来的。”叶启年的语气带着一丝嘲讽，“民国都二十二年了，这里还要他们说了算，所以我这回到上海，一定要住到华懋饭店，住到沙逊的家里，住到帝国主义分子的家里。”
“老师很久没来上海了吧？”
叶启年没说话。
“要不，我给老师订一桌年夜饭？这两年时兴广帮酒楼。”
“不想出门了。来吧，”叶启年挥了挥手，“说说吧，你找我要汇报什么情况？”
“我原本是想去南京面见老师，”游天啸打开公事包，拿出照片，“新来一名共党分子，跟他们接头了。”
照片上的人在电车站牌旁，一只手拿着份折叠着的报纸，另一只手插在大衣口袋里，他的身后，站着巨大的香烟女郎和雪花膏女郎。他是腊月二十一，噢，也就是一月十六日到的上海，坐船。游天啸一边在头脑中整理着概要，一边向叶启年报告。
是他？叶启年心里一惊。他当然认识这个人，就算他刻意使用了一些改变外貌的技巧，叶启年也一下就能认出来。就算他现在不那么年轻了，他也能认出来。就算他能七十二变，叶启年恨恨地想，就算他化成灰，被风吹成烟雾，他也能认出他来。有时午夜醒来，他想起旧事，在某些瞬间发现自己竟然想不起叶桃的样子了，可这个人却总是清晰地出现在他面前。仇恨比什么都长久。陈千里，“西施”在电话里并没有告诉他这个名字。
“坐船来的？从哪里上船？”
“他对旅馆的人说是青岛，做古董生意，背景似乎很神秘。我请巡捕房政治处发电报到香港时，船已离开香港。不过这艘货轮的出发地是海参崴。”
游天啸告诉他，陈千里好像并不知道背后一直有人监视。他们有些人，行动总是鬼头鬼脑，不时看看商店橱窗，在马路上来来回回，或者前门上车后门下车。越是这样，越是容易跟踪。可是这个陈千里，看起来浑然不觉，大大方方。在饭店大厅跟茶房门童问个路，说两句笑话；在马路上到处看看，任何街头闹剧都不肯放过，就像一个闲人，就像一个突然发现自己算错时间，过年时候跑到上海，却发现别人都无心跟他做生意，只能靠闲逛来消磨时间的古董商人。
但他总是突然消失。几个人跟踪半天，牢牢占据着三个要点，一个走在他前头，一个跟在后面，另一个在马路对面。原以为万无一失，可他一下子就不见了。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也不知道他见了谁，直到晚上，他又回到饭店，随意地从前台拿了当日报纸，让茶房给他送热水，就算深夜他也要喝一杯热茶。有一回，侦缉队派去跟踪他的人因为担心又把他跟丢了，心里绷得太紧，自己反而显得鬼鬼祟祟，把街上的巡捕招来了，一顿盘查，等巡捕放了他们，人又不见了。幸亏有“西施”—
游天啸真的点了一根香烟：“幸亏我们现在有‘西施’。老师让‘西施’直接跟我们联络，这样我们就知道他是上级派来的人，已经和这些人见过面了。与那些人接头时，他几乎从不事先约定。他有自说自话闯进别人家里的习惯，或者是工作的地方。”
他一贯如此，叶启年心想，自说自话闯进别人家里，甚至是别人家女儿的闺房里。他再一次仔细看那照片，照片上的人已与当年来他新闸路家中的年轻人相去甚远了。平心而论，他喜欢过那个年轻人。那么聪明，什么都一学就会。待人热情而又透着沉静，让他想起自己年轻时的样子。
“如果一个人在二十岁时不参加革命—”他想起情报科昨天送来的一份演讲提要，忽然意识到刚才他把自己心里想的话说了出来。
“老师在说什么？”
“楼下大厅那些记者，你看到了吗？今天早上，那个外国作家乘坐的邮轮停在吴淞口，他们拿小火轮把他请过来，让他到华懋饭店休息半天，做个演讲。再过一会儿他就要回到邮轮上去了，继续环游世界。
“前两天他在香港的大学里演讲，说的话让那边的英国政治警察很紧张。把话传到了上海，又传到了我这里。他在那里煽动学生闹革命，说什么一个人在二十岁不参加革命，到五十岁就会变成老傻瓜。当然他是篡改了这句名言。”
叶启年不管游天啸是不是能够听懂他说的话，自顾自往下说：“我年轻时自然也读了些书，据我所知，那句话是个法官说的，他向别人解释说，年轻时自己要是不革命，那是没良心，可到老了还闹着要革命，那就是个傻瓜了。”
游天啸不懂叶启年为什么要跟他说这些，只好安静地等老师把话说完。他不知道，此刻叶启年的心中百感交集。叶启年觉得眼前照片上这个沉静的人，才是当年那个背叛他的年轻人的真正形象。他完全没有预料到陈千里会变成这样的人。他猜想也许这就是叶桃背弃父亲，站到他那一边的原因。这个逐渐成熟的形象，他当时完全看不到，而叶桃大概一瞬间就发现了。如果叶桃活到今天，很可能与照片上这个人一样，让他隐隐感到不安。
“可是到目前为止，还不清楚他的来意。”游天啸觉得叶老师有点走神，“我们一开始以为他要来重启被迫中断的任务，为了让他更快开始行动，我们让监视小组暂时回家，让他去找人接头见面。但他见了人，什么都没说。没有召集开会，没有布置任务，也不打算撤离这些人。”
叶启年明白，陈千里猜到了自己的计划，也许他们确信内部已被渗透，正在清查内奸，对此他早有准备。
“陈千里去过诊所吗？”
“目前还没有。”
“所以他很清楚，诊所完全被我们控制了。但他知道我们想弄清究竟是什么任务，谁是被派来指挥行动的人，这是他的底牌，在没有弄清楚这些秘密之前，我不会动他们。
“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保持着先手。他们被关在一个无形的牢房里，我们的人在周围看着他们。只要一声令下，几分钟内就能全部捉拿归案。”
“租界巡捕房也同意配合行动，再也不会发生上次那样的事情。巡捕房急于挽回面子，上一次，通风报信的内奸让他们丢了脸面，所以今天下午在中央捕房，他们的总监答应我，在这个案件中，如果事态紧急，我们可以先行将人犯抓捕归案，不必等候巡捕集结完毕、抵达现场。”游天啸解释道。
尽管早年对陈千里的那一丝欣赏早已荡然无存，叶启年却仍然不无赞许地想，这个学生，想靠着一根危险的钢丝绳带领这些人走出困境，不得不说他确实是胆大妄为。但是他心里到底装着什么样的计划呢？
现在，这根钢丝绳上又有一阵横风吹过，把这些人聚集到诊所中真是神来之笔。游天啸那天在电话里告诉他只有一份诊所铺保单时，叶启年的心里就有了一个模糊的计划，把他们聚集在诊所里，他们自己就会把秘密暴露出来。“西施”只要起到一个杠杆的作用，这里那里撬两下，他们中间就会出现裂缝。
“这个林石很可能就是他们的上级特派员。”游天啸仍然在汇报，尽管大部分内容叶启年早已从“西施”本人那里了解到了。
“不知道保管箱里到底放着什么。我跟穆处长商量，能不能直接找银行方面，让他们打开保管箱。穆处长好像对这家银行的底细十分清楚，说它虽然看起来规模不大，实际上背景通天，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公文，他们根本不会当回事。银行开在租界，他们完全可以置之不理。穆处长好像不愿意管这个事情。”
“中汇信托，我也管不了，总部也不敢得罪财政部。南京早就有很多人在背后议论我们搞特务政治了。就算闹到委员长那里，打开保管箱却没抓到共党的证据，委员长也保不了我们。”
叶启年没有告诉游天啸，他在总部通过立夫先生打了招呼，一到上海，马上就与银行方面商量，要求协查。银行说他们不能打开客户的保管箱，而且这也需要两把钥匙才能打开，一把在银行手里，另一把客户自己拿着。叶启年有点失望，银行方面却又悄悄对他说，根据他们了解，那个保管箱里放着金条，并没有中共地下组织的什么秘密文件。如果没有证据证明这些金条的所有者是共产党，有危害国民政府的用途，他们不能同意没收这些金条。而且保管箱里有金条这件事，他们也只能是私下说说，绝不会公开承认他们知道客户放在保管箱中的到底是什么。
“老师，要不然把他们全部抓起来吧？抓住了特派员，我就不信他们还能熬过军法处的审讯。”
叶启年盯着他看了半天，摇摇头：“你这样不动脑筋，怎么能赢得了人家？”
就算在当年，他也没有完全赢了陈千里。他老是觉得自己当年的钓鱼计划可能早就被陈千里识破了，即便没有叶桃通风报信，陈千里也会逃脱。虽然他不愿意让自己这么想，如果真是这样，他的女儿叶桃，可就死得太不值了，而他埋在心里那么多年的怨恨，也似乎就此完全落空了。
“你回去，让诊所周围的监视小组格外小心，绝不能露出痕迹。”他对着游天啸叮嘱道，“我们耐心等着，他们会动起来的。只要那个林石不离开诊所，其他人进出诊所一律不要跟踪，这两天可以让他们轻松一点。”
从南昌行营传来情报说，军警在查抄共党地下窝点时，发现了一份《红色中华》，那是共党在瑞金印刷出版的机关报，报纸上有一篇文章提到，今后这份报纸要从中共苏区临时政府机关报改为中共中央机关报。
报纸上还有一篇署名博古的文章，作者谈了自己对苏区革命形势的看法，从语气上看，此人已到达瑞金。特工总部没几个人知道，这个博古正是中共临时中央的负责人秦邦宪的化名。这个消息让叶启年意识到，原先一直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可能正在撤往瑞金。
别人也许会忽略这些情报之间的联系，但叶启年可以说是国民党内最懂中共的人，他是中共情报专家。他立即联想到最近听到的一些说法，特工总部驻各地分站传来的情报里，时不时会有一些片言只语，提到一幅画，也许并不是一幅画，只是用了那个名字。
有人猜想那是中共的一个秘密行动计划。没人知道这究竟是一个什么计划，有一些资金在转移，有几个临时行动小组匆匆忙忙成立，不少已被掌握线索的中共地下组织秘密机关突然之间关门了，人去楼空。叶启年开始怀疑，那份报纸、那些情报系统内的零星消息、菜场楼上的秘密集会，以及陈千里突然来上海，在这些事情背后，可能有一条神秘的线索，会将它们串在一起。
他头脑中的计划渐渐成形，银行保管箱里的金条就是现成的诱饵，他要再次施展钓鱼技巧，这一次他不仅要钓到特派员，钓到他们的秘密计划，还要钓到那条早就该下锅的漏网之鱼。他一定要抓住陈千里，把这笔欠了多年的旧账清算了。
他关照游天啸，行动必须完全保密，调集精干人手，所有参与行动的人员都集中在南市，不准出门，不准回家，不准对外联系打电话。白云观侦缉队要划出一块地方给专案小组，要严密封锁那个地方。如果有人因为疏忽大意，泄露了消息，总部一定按共党同案犯处理，绝不姑息。
“明白！”游天啸站起身，并拢脚跟朝叶启年行礼，然后拿起茶几上的照片。
“放在那儿吧。”叶启年淡淡地说了一句。
这一次，游天啸记住了大厅走廊的方向，他出了门，云禄车行的别克汽车仍在仁记路上等着他，汽车很快消失在夜幕中。
游天啸在仁记路上车时，叶启年也离开了华懋饭店，他已换了一件灰色棉袍，戴了围巾皮帽手笼，从面向外滩的大门出来，向黄浦江边走去。今夜连黄浦江也很安静，岸边的栈桥空空荡荡，平日江中如鲫鱼般的木船拖船全都不见了，江面上突突不歇的轮机声也全都消失，这会儿船上人家大概都准备吃年夜饭了。
岸边停着几排汽车，黑暗中有人从车窗探出身来，叫了他一声：“叶主任。”
叶启年并没有停下脚步，继续向江边走去，那人赶紧下车，小跑几步跟了上来，这个人是崔文泰。
叶启年头也不回地说：“你来早了。”
马路旁几个水手喝得半醉，一边踉跄，一边嘴里嘟囔着：“不早啦不早啦！”
崔文泰吃不准自己该不该再上前一步，他不知道叶启年喜不喜欢有人并肩而行。他一边躲闪行人，一边耳听吩咐，忽左忽右跟在后面。
“你平时开车也这么左右乱窜？”叶启年停下脚步，转身打量了一下崔文泰，又说了一句，“你这一身不冷吗？”
“不冷不冷，车里坐着不冷。”
“把车开过来。”叶启年吩咐道。
上了崔文泰的道奇汽车，叶启年又说：“去董家渡。”
崔文泰回身看了看后座的叶启年。
“有个瘸子，在那边开了家汤面摊，很好吃，这么些年不知道在不在了。”
崔文泰边发动引擎边说：“瘸子汤面，我知道那个地方。”
除夕
晚上七点不到，同福里弄口已经被燃放的鞭炮炸得烟雾腾腾。
陈千元和董慧文提着一盒五仁年糕拐进了弄堂。家家户户都在准备年夜饭，诊所里面也放了圆桌。秦传安从马路斜对面的小德兴馆叫了菜，在整桌酒席的菜单上摘掉了几样大菜，但想到同志们刚在看守所吃了苦头，又往回添了油爆虾和糟钵斗。
圆桌放在楼下的客堂间，秦传安把平时进出的前门关上，虚掩着面对弄堂的后门。这会儿，人陆陆续续到齐了。易君年和凌汶坐着黄包车还带来了一坛绍酒。到了七点，外面爆竹声雷鸣一般，弄堂里的人家都开吃了，秦传安看看只剩下崔文泰未到，猜想他多半是正在开车送客脱不开身，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来，便叫大家上桌。
易君年端着酒杯，有些感慨，压低着声音说：“我们有些人，一个月前还不认识，现在却成了难友，你说得对—是战友。跟组织上失去了联系，又忽然接上了头，这段时间，真可以说是惊心动魄。来吧，同志们，大家干一杯，希望组织上尽快完成内部调查，我们可以早日恢复工作。”
除了身上有枪伤的林石，大家都举起了酒杯。
梁士超依然固执地说：“我现在只想回苏区，回到队伍里打仗去。真刀真枪，爽爽快快。”
田非问易君年：“上级到底跟你怎么说的？”
“耐心等待。”
“有什么好等的，内奸我们早就查到了。”田非瞪着林石。
“大过年的，你少添乱。”易君年也瞪了他一眼。他曾是田非的老上级，后来田非调到另一个系统工作，通常他们就算在路上遇见，也会装作不认识。
凌汶给林石和田非两个人各夹了一块爆鱼，对着田非说：“关于这件事，那天在这儿大家都已经说过了。”
田非看到林石什么话都不说，甚至朝他笑了笑，感觉就像在说你那么幼稚，我不跟你计较，顿时把夹起的爆鱼往碗里一扔：“我看这些人里面，只有林石最像特务。平时也不说话，瞒着同志偷偷打电话，还有什么银行保管箱。革命同志都光明磊落，我看你就不像好人。”
“住嘴！”易君年也有点上火，他把喝干的酒杯往桌上一放，“就凭你们这样疑神疑鬼胡乱猜疑就能查到内奸？我看不出你说的这些情况有什么问题，有人喜欢说话，有人不喜欢。”
“确实。”卫达夫边吃边点头。
“再说，菜场开会的这些人，你全看清楚了？”
“还有一个人，既没有被捕，后来也没有与我们联络。”凌汶插了一句。
“问题也可能出在其他地方，每个人都必须接受组织审查，包括老方—”
“老方失踪那么多天了，”秦传安示意大家安静下来，“他不会出什么事情了吧？”
“老方同志牺牲了。”易君年低声说道。
房间里的空气凝固了。好几个人多年来与老方单线联系，早就习惯了老方给他们带来上级的指示，习惯了他温和坚忍的态度。这些天，虽然他们一直听不到上级的声音，但直到听到老方牺牲的消息，他们似乎才真正从心底产生了一种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孤独感。
“你从哪里得来的消息？”卫达夫急切地问道。
易君年沉默了一会儿：“组织上有内线。”
“这消息可靠吗？”卫达夫先前刚盛了一碗腌笃鲜，可这会儿他连最喜欢的咸肉也咽不下去了，他不愿意相信老方牺牲的消息，“最近发生的事情真是匪夷所思。还有那位特派员，做事也有点神神秘秘，就像石头里蹦出来一样，突然出现在你面前。”
“这位同志也确实—”易君年想了想，“参加革命以来，从没像最近这样感到形势严峻。秘密会议地点被敌人发现，释放以后不见了老方，接着特派员突然来了，他似乎知道所有的联络方式、接头暗号，一个一个找我们见面，却不说上级有什么指示。我们不能随便怀疑一个同志，但也不能麻痹大意。”
一阵凉风，崔文泰推门进来。他拦住正要起身的秦传安：“我把后门关了。吃年夜饭要关着门。”
他似乎没有察觉到气氛沉重，一坐下就看见桌上那盆糟钵斗，伸手端了过来，一边说“我最喜欢吃猪下水了”，一边拿汤勺舀了一大勺到面前的小碗，往嘴里塞了一大口：“真饿了，送了个客人到董家渡，等了半天，又冷又饿，吃了一大碗汤面也顶不住。怎么了—”
他见大家不作声，便问。
“老方牺牲了。”田非眼圈红了。
崔文泰的表情有点僵，调羹叮当一声掉进碗里，筷子却还抓在手上。他想在脸上挤出一点悲伤的表情。
“出了什么事？”他的嗓音有点干涩。
没有人回答他。
“出了什么事？”他又问了一次，嗓音变得嘶哑。
田非忍了半天，终于还是掉下了眼泪，哽咽着对崔文泰说：“你是他的交通员，你和老方最亲近了。”
“是呀—”崔文泰也想哭两声，但他嘴里咕哝着有点哭不出来。
易君年注视着他：“你最近见过老方吗？”
崔文泰没有回答，却转头望着田非：“到底出了什么事？”
田非摇摇头，看着易君年。
很难说崔文泰心中没有一丝悔恨，尤其在他不得不表演一番之后。老方不仅是个上级领导，更如同一个兄长。他没想到老方会被枪杀。他还以为等事情结束后，自己也许可以劝劝他，让他也从“泥坑”里跳出来。那些天他一直在想对老方说什么可以让他回心转意。说说革命已经没有前途？他猜想可能没什么用。老方对他说过，地下工作就像黑暗中的一道光，为了向那道光亮奔过去，他敢往深渊里跳。
“老方的儿子也被抓了，而且受伤很重。”易君年语气沉重。
林石悄悄给自己倒了点酒，一口就喝干了。
易君年也端起了酒杯，说了一句：“为了—老方！”
一桌人都端起酒杯，干了杯中的酒。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跟着老方的？”田非问崔文泰。
崔文泰吃了一大口放凉的猪下水：“北伐军来的那年吧。我加入了工人纠察队，后来就一直跟着老方干。先是搞工运，接着转入地下，给老方做交通员。”
北伐军逼近上海那年，崔文泰背了一身赌债，这个事情老方并不知道。讨债的从家里追到他上班的公共汽车公司，那时他在那里当司机。正在走投无路时，北伐军几乎算是给了他一条生路。突然之间整个上海都开始骚动不安。
二月，公共汽车工会宣布罢工，他想都没想就加入了工人纠察队。身后站着一两百个纠察队员，那些讨债的也没法靠近。
因为不敢回家，他每天都在停车场值班，有一身天大的赌债，他简直天不怕地不怕，洋人大班、巡捕、帮会大亨，谁来都不行，一辆车都不放出停车场。没过多久纠察队里的人就把他看成领头的，他天天带着几个兄弟进进出出，再也不担心追债的上门了。
到了三月份，又兴起了房客减租运动，他又连忙加入房客联合会，这就解决了他面临的另一个大难题。这几下一来，他品出了革命的滋味，越发积极地投入到北伐军进入上海前夕的大革命高潮中去了。就是那时候，他被老方注意到了。
“我跟着老方没多久，”田非猛喝了几口酒，脸红耳热，对崔文泰说，“你给我们说说老方吧。”
“老方救过我。民国十六年四月，二十六军包围了汽车公司，要工人纠察队交出武器就地解散。先是朝天开了两枪，跟着就是机关枪，墙上全是枪洞，然后就往里冲。我们打了一阵，顶不住，只有几支盒子炮，几十杆老式步枪。后来他们讲好只缴械不抓人，我们就放下了枪。但他们是骗我们的，等我们放下枪，他们就把我们几个纠察队的头头抓了起来，关在门房边的棚子里，说是要就地枪决。老方领着人，趁着那些当兵的冲到里面搜抄，杀进来把我们救了出去。”
崔文泰说着说着掉下了眼泪。在军警按照名单满城搜捕工人纠察队头目时，老方让崔文泰藏在自己家里。“他给我讲了很多资本家和反动军阀压迫人民的道理，他说黑暗的时候，我们更要团结在一起。从那时候起，我真正走上了革命道路。”
是这样吗？崔文泰在心里偷偷问自己。他从来都不是一个会反省审视自己的人，平生头一回，他惊奇地觉得身体里有两个不同的小人，在彼此不停地讽刺挖苦对方。
“—我转入地下给老方做交通员。他对我说将来有机会，可以把我送去学习，可是现在必须自己训练自己，尽快学会做个老练的地下工作者。他和我一起到马路上，指给我看，利用什么地形观察身后有没有特务盯梢，怎么甩掉尾巴，怎么用手边的东西迅速改变自己的样子。他找来一本巡捕房的教材，教我格斗术。
“我们俩开着车到奉贤十五保四团，靠海有一大片芦苇荡，在那儿学打枪。老方打枪准，几十步外树上的一只麻雀，他抬手一枪就掉下来了。
“民国二十年发大水，到处都传霍乱，我老婆和孩子都染上了，没几天就都死了。那段时间，老方甚至不顾地下工作的纪律，让我住到他家，跟他儿子睡一个房间，那时他儿子在一个理发店学手艺。”
崔文泰越说越来劲，似乎借此能掩饰些什么。
实际上，他早就不想干了。二十六军机关枪扫射的时候，他就吓着了。如果没有老方，他不可能撑了这么些年。他上了军警的名单，参加罢工，是工人纠察队的小头目，他不可能找到工作。老方让他转入地下，组织上通过关系，安排他到租车行当司机。这份差，工钱可不少。这么一来，他又没法说不干了。连铺保都是组织上给他安排的，他能说跑就跑吗？可是地下工作越来越危险，他觉得是老方拿情谊拘着他—他想，这么看来，自己其实也算个有情有义的人。
说来说去，都怪小五子，当然，被窝也是他自己钻的。他能怎么办？老婆都死了。这个女人不得了。如果换一个女人，可能他也会想办法离开老方，过一阵悄悄地离开。可这个女人让他彻底昏了头。
那天他给一个地下党组织秘密机关送信，出来以后，发现背后有人盯梢。不知怎么回事，他一下子就决定了。他一直在回忆那一刻，是因为前一天晚上吗？那天晚上他晕晕乎乎，关灯摸黑，掀开被子端详了小五子好久，她躺在那里像一根糯米条头糕。
也许因为他天生就是个喜欢操控方向盘的人，坐在驾驶座上，一车人都由他说了算，他愿意往哪儿开就往哪儿开，他愿意开多快就开多快。他看着街上的广告牌花花绿绿，想到随时可能遭遇危险，半辈子都没真正过上一天好日子，一不做二不休—他突然关闭引擎，打开车门，站到盯梢的小特务面前，对他说：“我有重要情报，我可以向你们投诚，但必须见你们最大的官。”
他被人从一个地方送到另一个地方，最后见到了叶启年。叶启年对他说：“我们打算马上把你送回去，时间很紧，你到我们这里快两天了，再拖下去你就回不去了。今后，你的代号叫‘西施’。”
易君年忽然问他：“老方牺牲前，你见过他吗？”
崔文泰愣了半天，说话突然被人打断，有点回不过神，又好像他对老方的回忆正进入某一个情感洋溢的时刻，不理解别人为什么没有被他的话打动。
“只见过一次。我去秘密信箱取了信，交给他。”
“什么信？”田非迫不及待地问道。
董慧文看了一眼凌汶，欲言又止。
“不知道。”崔文泰低着头，“老方只是让我负责传递信件。”
他出卖过一些情报，出卖过一些同志，每次都能拿到一笔钱。这是叶启年事先答应他的。他并不为那些出卖行为不安，反倒是有点志得意满。如今他又自己开车了，不用事事都听别人指挥，哪怕是老方。直到他出卖了老方，没错，他诚实地对自己说。
崔文泰知道老方的儿子在哪里学手艺，只要到那里跟师父打听一下，就能知道徒弟的店铺开在哪里。你早就知道老方躲在哪里，你从信箱拿到信，把信交给他，就知道他接下来会去哪儿。叶主任把你交给了游队长，游队长让你把老方交给他，但那一次你不忍心，把老方放跑了，没有及时通知游队长。你没想到游队长知道你去取信，知道你跟老方见面，他发了火，说你脚踩两条船，两面三刀，如果不在三小时内交出老方，他会马上把你抓到龙华，按照共党分子处理。
马路上灯火通明，弄堂里家家户户也把所有灯都打开。只有同福里弄口过街楼下面，黑洞洞一段。有两个人躲在黑暗中，人家都在亮堂堂的地方，上供祭祖吃年夜饭，他们却缩在暗地里，寒风不停往衣服里钻。这两个人，一个靠在墙角抽烟，一个从口袋里摸出一把瓜子嗑着，嗑了一地瓜子壳，越发觉得饿了。
暗语
林石躺在床上。刚才在客堂间，他喝了一大口酒，然后对大家说有些不舒服，便回楼上病房休息了。出狱后秦传安替他重新处理了伤口，子弹没有伤及腿骨，休息了一段时间，能够慢慢行走。他并没有完全说谎，虽然腿伤没有旁人以为得那么严重，但这会儿他身上又有点发冷。
他隐约觉得崔文泰有问题，有些直觉很难说清楚。别扭的表情、一两个过分夸张的手势、说话时使用的词句。他有些懊恼，真不应该暴露银行的事情。五根金条。这些经费来之不易，也许是其他战线上的同志用生命换来的。他这样冒失，怎么对得起那些人。万一出了问题，中央交给他的重要任务就难以顺利实施。
最难的并不是在敌人面前咬紧牙关，他早就想好了，他可以为行动计划付出自己的一切。但现在的情况是，他必须对自己的同志和战友也保持沉默，不管他们对自己表现出热情或者怀疑，他都不能将秘密告诉任何人，也不能随便和人商量。
易君年在特务冲进会场时，为了保护他，把骰子放进了自己的口袋，这一切他都看在眼里，却既不能说什么，也不能做什么。他知道易君年同志的用意，但他只能保持沉默，只能暂时让自己的同志顶在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