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守所里，易君年用那样的眼神看着他。他觉得对方几乎要猜到他就是特派员，但他不能有丝毫表露。他哼哼唧唧，装得伤很重，装得意志软弱，装得对眼前的局面毫无思想准备。
他甚至对易君年编造了一些过往经历，先是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参加过广州起义的老革命（这倒是事实），却又在一些细节上故意说得牛头不对马嘴，让易君年作出错误的判断，认为自己是在说大话。这样一来，易君年就渐渐放松了对他的探察。
有些秘密使命，注定要孤独地完成；而那必要的忠诚，也注定要用怀疑来掩护。
这些天来，他看出易君年和凌汶两位同志关系密切，革命同志常常在工作中产生情谊，这不足为奇。他知道凌汶以为她的丈夫龙冬已经牺牲了。可是据他了解，龙冬很可能还活着。凌汶听说广州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军队在广州城内大肆搜捕，只要不是广东口音，当场就有可能被枪杀，他们甚至冲进了苏联领事馆。当时，龙冬正在领事馆内与苏联同志商议撤退工作，被国民党抓去后，与苏联同志一起被杀害了。
但林石知道，至少在广州起义后的一年里，龙冬同志仍在为党工作，在敌人的残酷镇压中，他组建了一个精干的地下工作小组。龙冬才智过人，甚至能从国民党广州市公安局里获得秘密情报。只用了短短几个月时间，他就能说一口流利的广东话，简直就是个天生的地下工作者。而林石自己，终究因为学不会广东话，被调离了广州。
他还不能把这个消息告诉凌汶，他也不能告诉大家他就是“老开”。他坚持着不让自己睡着，之前陈千元悄悄地跟他说，陈千里要来见他。
马路边忽然围了一群人，鞭炮声噼啪响起，间或还有几只高升蹿到半空炸开，震耳欲聋。沿街二楼的人家纷纷打开窗户，点燃竹竿上挂的鞭炮。弄堂里吃完年夜饭的人像得到什么号令一般，大人孩子都开门出来了。
一个人影挤在人群后面，从过街楼下进了弄堂。
陈千里找到诊所后门，轻轻敲了两下。门后，陈千元正等着他。
“我想找一幅宋画。”
“那可不好找。”
“受人之托，找不到也得找。”
“那您说说看是哪一幅？”
“《千里江山图》。”
“你打开窗朝外面看。”
“说的是，这些人就是江山。”
青岛船上的访客告诉陈千里，接头时说出这段暗语，就能取得“老开”的完全信任。这条暗语是少山同志亲自设计的，到目前为止，知道的人不会超过五个。
“你见到少山同志了？”林石兴奋地握着陈千里那有力温暖的双手。
“少山同志在瑞金。他可能不知道你现在的情况。中央交通局的一位同志得知上海行动小组出了问题，赶到青岛，在船上找到我，让我到上海配合你的工作。
“在青岛，那位同志告诉我，上海的情况十分危急，从表现出来的迹象看，地下党组织已被严重渗透。他说，传达任务的会议还没有召开，敌人就提前得到了消息。”
“从租界巡捕房和侦缉队联手抓捕来看，形势确实是非常严峻。”
“但是，‘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上海临时行动小组是计划中关键的一环，所以组织上临时决定，把我调来上海，要求我迅速肃清内奸，保证计划顺利实施。”
“银行保管箱里有五根金条，是组织上交给上海小组的任务经费。现在保管箱暴露了，必须尽快转移。”林石马上提醒道。
“你也要马上转移，”陈千里说，“敌人现在可能知道了你的身份。一旦我们查清内奸，他们可能会抓人。你是这里唯一了解‘千里江山图计划’的人，身负重任，必须马上转移。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老方同志牺牲了。”
“听说了。”林石想到刚才易君年的话。
“当时老方正在与我接头，在他儿子的剃头铺里。为了掩护我，他拿起特务的手枪冲了出去。他儿子也被捕了。与易君年同志接头时，他对我说是从内线情报那里得知老方牺牲了。”
“你让我先转移，那其他同志呢？”林石点点头，又问陈千里。
“只要你不在敌人手上，其他同志暂时仍然是安全的，特务不会轻易去动他们，他们更想了解我们背后的计划。”
“那也要预先有一个撤退方案，以防敌人想不出别的办法，实施大逮捕。”
陈千里看了林石一眼，他知道，林石觉得自己说得太轻率了。他仔细审视自己的内心，真的太轻率了吗？他有没有忽视了大家的安全？在完成任务和同志们的生命之间，他有没有对前者过于专注，而对后者明显疏忽了？
他知道，此刻的情势，逼着他不得不去走一条钢丝，竭尽他所有的能力，去保持一种危险的平衡。同志们不得不在敌人的注视下完成任务，每个人都要装得像对身后的特务浑然不觉，同时保持高度敏锐，看准时机，在敌人神经松懈的瞬间，迅速采取行动。同时也要时刻警惕敌人狗急跳墙。
他自己是擅长这些事情的，训练时的行动心理测试，他一向成绩优异。可是楼下的同志们，他们未必能像他那样冷静。他是不是因为自己有能力做到，就以为别人也能做到？
“千元是—”
陈千里轻声说：“我弟弟。”
林石望着陈千里，有些看不清坐在他床边的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冷静，条理清晰，甚至连亲弟弟身处险境也不动声色。他不知道上级派来的是怎样的一位战友。处理这样的危局，必须要有大智慧。只是聪明过人的人，会不会容易不自觉地就把别人当成行动步骤中的一环。在这样的时刻，不仅需要头脑，也需要一颗热忱的心。
可现在没有时间再迟疑，他对陈千里说：
“首先，我要把‘千里江山图’的整个计划向你说明。中央早在八七会议就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而我们这次的任务，简要地说，就是安全地把中央有关领导从上海撤离，转移到瑞金，转移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去。
“从去年起，党中央在上海就越来越艰难，我们在发展，敌人也没闲着。国民党专门用来对付我们的党务调查科，之前又进行了扩充。它的头目虽然也只是个简任官，权势却远远超过那些简任厅长、局长。他们内部自称‘特工总部’，除了编制内的特务，还向其他机关派出人员，在那些单位内部夺权，令那些机关为特务所用。根据中央所获的情报，特工总部现在很可能已经拥有数量庞大的特务，明目张胆地大搞特务统治。
“他们逐渐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反共情报网，利用潜伏特务，地下党内部的投机分子、叛徒，不断对党组织进行渗透，使上海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
“这是一次大转移。除了领导人，其他人员、机关、文件、电台、经费，都要做好相应的安排。有些转入地方，坚持地下斗争，有些也要跟随转移。为了顺利实施，地下党组织在各地召集了多个行动小组，我们这个临时小组负责其中的一部分工作。
“原先，随着赣南闽西苏区土地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央曾使用极大的人力物力，打通从上海到南方的四条秘密交通线。这些交通线是苏维埃的红色血脉，大量人员物资通过它们进出苏区，所以，一直以来敌人千方百计地加以渗透破坏。老的交通线长期使用，难免暴露。为了保证撤离成功，同时也为了在今后更加艰苦残酷的斗争环境下，让红色血脉保持畅通无阻，中央决定重建绝密交通线。
“我们负责打通从上海到汕头这一段。从上海到瑞金，三千多公里，少山同志说，好呀，那我们就把这次行动称为‘千里江山图计划’。他说，这不仅是千里交通线，更是千里江山，我们撤离上海，就是要把革命的火种撒遍全中国。少山同志说，交通线上的一个站点，比得上苏区一个县，一定要把交通线搞好。
“按理说上海小组已经暴露，不适合执行这项任务。在敌人的密切监视下，很难确保新建交通线的安全。只是中央和上海地下党组织目前十分困难，在短时间内很难重新召集精干人员。”
“上级向你布置任务，有没有提到浩瀚同志？”
“浩瀚同志？”林石不解。
陈千里把老方去普恩济世路与浩瀚同志接头的事情告诉了他。
“怪不得老方没来开会。”
陈千元把哥哥送进林石的病房，回到客堂间时，田非正在与卫达夫争论。卫达夫认为，组织上早就说过地下工作要用公开身份作掩护，要求在公开的社会职业上，每一位同志都务必干得十分出色，既能更好地掩护，也能借此发动群众。所以，林石就算刚从看守所出来，就算身负枪伤，他也有理由因为银行业务而打一个电话。田非不想跟他多讲道理，他只是固执地重复说，他认为林石肯定有问题。
陈千元坐回桌边，告诉大家林石躺下了。秦传安起身往厨房走去：“让他休息一会儿，等会儿我过去看看他。”
对面仍然端着酒杯的崔文泰接了一句：“现在就去病房，我也过去看看。让他一个人躺着，可不大让人放心。”
易君年正和凌汶悄声说话，转头就拦住他：“你这会儿去做什么，让他好好休息。”
崔文泰不知为什么，心里对易君年总有些害怕，尤其当他盯着你看时，眼神一点都看不出深浅。
秦传安到厨房转了一圈，出来时捧着个盘子，盘子上压着个半球形的钢精锅盖。陈千元来了兴致：“又是什么好吃的？”
秦传安笑着没说话，把盘子放到桌上，搓搓手，掀开盖子，原来是一客糯米豆沙八宝饭，上面还堆着些枣子蜜饯瓜子仁。董慧文叫了起来：“啊呀是八宝饭。”话音未落，卫达夫的筷子早已戳了进去，挖出一大块豆沙。
崔文泰对甜食不感兴趣，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上级的那位特派员，怎么今天也不来？他是不是听说特务知道这个地方，心里有点慌了？”
易君年在边上冷冷地说：“怎么突然想起他来了，你是不是有点担心他来呀？”
“我就是心重，什么事情都担心。”崔文泰的笑声有点干，连忙喝了口酒。
梁士超也不喜欢吃甜的，转头对易君年说：“你在广东过年，有没有吃过炸粿肉萝卜糕？”
凌汶听到了，对着易君年问道：“你在广东待过？我怎么没听你说起。”
易君年笑笑：“调离以后，就不该向人说起从前的工作了。”
“那你怎么还跟他们说。”
“那不是在看守所里打发时间嘛！”
“老易在广东工作好多年了，”梁士超告诉凌汶，“省港大罢工时他就在那里。我们在看守所时说起一些牺牲的同志，有好几个当年都是老易的战友。”
凌汶拿筷子挑了一粒葡萄干，放在嘴里嚼了半天，心事重重的样子。
正说话间，楼梯上传来脚步声，林石在陈千里的搀扶下回到客堂间，大家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气氛忽然有点严肃。董慧文上前搀扶林石，田非喝了酒微微有点上脸，他把身后的椅子让了出来，林石拍了拍他的肩膀，微笑着说，不用动。他一边挨着田非坐下，一边对大家说：“别都站着，我可得赶紧坐下。”易君年见状也笑着招呼大家都坐下。崔文泰连忙去厨房找了干净的杯子，秦传安将酒杯斟满递给陈千里。
“陈千里同志，你跟大家讲几句吧。”林石望着陈千里。
“来，千元，我们兄弟俩一起给同志们拜个年！”陈千里让弟弟起身站到自己身边。
“我早就猜到了。”卫达夫笑着仰脖喝了一杯。大家端起酒杯，起身互相敬酒拜年。
待大家都放下酒杯，林石介绍道：“陈千里同志，上级派他来领导我们这个小组。”
陈千里端详着每一位同志，缓缓说道：“上级原先把我调来，是配合老方同志工作，老易得到消息，老方牺牲了。”
他看了看易君年继续说道：“林石同志是中央特派员，代号‘老开’，他代表中央向我们上海小组传达任务。按计划，他传达任务后要立刻离开上海，可是他受伤了，暂时无法长途跋涉。在能够安全离开之前，他与我们一起工作。明天上午，由林石、凌汶、崔文泰三位同志去银行。”
凌汶和崔文泰有点疑惑地望了一眼易君年，易君年把脸转向林石。
“银行保管箱里有组织上用于这次行动的一笔经费，五根金条。”林石在一旁补充道，“在进一步行动之前，要先把金条取出来。”
“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敌人很可能正在监视我们。”陈千里在这里停顿了一下，“我和林石同志判断，敌人把被捕的同志从看守所放出来，并不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抓错了人，就算真的抓错人了，他们也不会那么轻易就释放。我们认为，敌人把大家放出来，是因为他们知道地下党组织即将有重要行动，他们无法通过审讯了解内情，所以假意释放大家，想让我们麻痹大意，在行动中暴露。我和林石同志都怀疑，就在此刻，在这个房子外面，就有特务在盯着。”
秦传安点点头。
“我们最重要、最需要确保安全的，一个是保管箱里的金条，另一个就是林石同志。但我们又必须取出金条，金条也必须由林石同志亲自去取。所以，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刚刚我和林石同志商量，想了一个人和金条分开走的计划。明天上午十点三十分，由崔文泰同志开车，把林石和凌汶同志送到银行。银行大门在街角上，他们下车后，”陈千里转向崔文泰，“你把汽车停在街角对面的马路上等着。林石和凌汶同志出来后，把装金条的皮箱放到车上，人不要上车，由崔文泰同志把金条送到老闸桥接头地点，下一程从船上转移。林石和凌汶同志不要马上离开，到银行对面阜成里弄口的那家咖啡馆坐一会儿，五分钟后撤离。”
陈千里转向易君年：“易君年同志，你要在十点半之前到达那家咖啡馆，准备好交通工具，负责接应他们安全撤退。”
易君年点点头：“好！”
“那其他人呢？”梁士超急切地问。
“其他同志回自己的住所待命。”
说完这些，陈千里心里头一次隐隐有些不安，这个决定到底对不对？明天特务们发现林石和保管箱里的金条都消失了，一定会展开疯狂的搜捕。他这样安排到底有几分把握？
银行
大年初一早上，天津路中汇信托银行开着大门。按照政府推行新历的规定，银行在废历新年第一天照样上班，不过客人就不太可能这时候来了，人们正忙着到处拜年。
上午十点不到，黄包车停在银行门口，陈千里从车上下来。新年第一笔生意，他递给车夫五角小洋，转身从车座上提下一只小皮箱。今天他穿了件灰色暗花缎面皮袍，貂爪仁里子，外面罩一件黑色宁绸马褂，头戴一顶貂皮小帽。
这身行头他是从估衣铺租来的。估衣铺老板不以为怪，近年颇有些人找到他这里，要租一套衣服扮成大富人家。
这位客人要是论气度，不穿这一套也足够。而且他是真识货，这件翻翻那件瞧瞧，都看不上，逼着他拿出两件真正名贵的货色，还挑了两件里面成色比较旧的这一件，这就对了。
貂爪仁可不是普通貂皮，是貂爪上指甲下面那一小截皮子，轻、软、暖，做这一件怕是得赔上几百头貂。不说那些貂，就是把那些小片皮子缝成一件袍子，还看不出针脚痕迹，现在也找不到能揽下这活儿的师傅了。
陈千里站在路边，把皮箱放下，从皮袍里摸出一包香烟。他平时不抽烟，这会儿却抽了两口，然后把半截香烟扔了，转头跨上台阶。
就在陈千里走进银行后不到十分钟，叶启年从华懋饭店出门，他让马秘书先把车开过去，新年第一天，他打算走一走。沿着仁记路往前，十来分钟就可以走到天津路。一路上他都在想着陈千里，不知今天能不能见到他？那是他不共戴天的仇人。他当然不会一枪结果了陈千里，而是要慢慢折磨他，问问他为什么当年要如此背信弃义。他甚至不无嘲讽地想，如果陈千里像崔文泰那样，跑到他面前来一句，我想见你们大老板，难道还真领着他去见立夫先生吗？他希望陈千里继续那样冥顽不灵，好让他有机会痛痛快快地报仇。
太阳很好，有一瞬间他心里忽然生出一点空虚。特工总部、党国、中共秘密计划，这些词语日日夜夜萦绕在他头脑中，但就在片刻之间，它们都失去了意义，连咬牙切齿的仇恨也变得好像十分遥远。如果当年陈千里不是那么一意孤行，被什么《共产主义ABC》、什么《远方来信》弄昏了头，假以时日，说不定他也不会在叶桃的事情上那么不肯让步。如果那样的话，今日大年初一，家人团聚，他们之间也许可以喝上一杯。想到这里他差点掉下眼泪。
天津路是银行街，左近全是银行钱庄，就算是大年初一，汽车黄包车也排满了半条街。马秘书早已把车子停进了阜成里，自己也不在车上。叶启年往前走几步，看见裕记钱庄，便转身进去。特工总部出了裕记一半本金，钱庄老板也是自己人。总部往各行各业都派了人，如今早已形成了一个秘密通信网，党国任何一个角落，发生了任何事情，他们都能先一步知道。
昨天半夜，“西施”打来电话。他一得到情报，就在华懋饭店的床上想好了方案。这会儿裕记就成了临时行动指挥所—阜成里在中汇信托银行斜对面，钱庄后楼的窗口正是最佳观察点。马秘书和游天啸都已经到了。
游天啸这回带来的人都很精干，不到十分钟就完成了行动布置，他对叶启年解释。
“慢一点不要紧，要是从你这儿泄露了消息，我只能把你交给内部调查室执行家法了。”
“绝对不会，老师。”
钱庄里全都是侦缉队的下属，这些人不知道这次行动真正的指挥单位是特工总部。在这种情况下，他要避免称呼叶主任。
“银行里有什么情况？”
“人都散到各个点上了。目前银行没有动静。”
“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抓人。”
“是，老师。”
叶启年上了二楼，裕记钱庄的老板知道总部叶主任要来现场指挥，早早在二楼摆放了案几茶具。叶启年靠窗坐下，朝中汇信托银行大楼方向望了望。
银行大楼在交叉路口，一共五层。地下还有一层，保管库就在那里，库房四壁用钢板浇铸而成，库门所用的钢板，更是厚达四十厘米。
大楼建造时，特意沿街角设计成斜面，银行大门也朝这个方向开，叶启年心想，当时多半是请教了哪位风水大师。
游天啸上楼告诉叶启年：“他们来了。”
“几个人？”
“一辆车，三个人。有林石—就是‘老开’，凌汶，还有我们的‘西施’也在车上。”
没有等到陈千里，叶启年心中隐隐有些失望。
昨晚除夕夜，崔文泰一夜没睡好，简直像人家守岁一样。陈千里说，第二天参加银行行动的同志，晚上不能回家，都睡在诊所病房里。这么一来，他就没办法面见叶主任了。谁都没有想到这个情况，他没有，游队长没有，叶主任也没有。
诊所外面倒是有两个鬼头鬼脑的家伙，多半是侦缉队的便衣，可是他也不敢随随便便就把重要情报交给他们吧？就算他们确实是游队长的人，游队长没有交代过他们的事情，料想他们也不会轻易相信他崔文泰吧！就算他们相信他是自己人，万一有个闪失，说不定回头喝两口酒，就把事情忘了。
再说，就算他们真办妥了，这功劳又算谁的？他崔文泰做这个事情，还真不是为了党国。退一万步说，就算他不计酬劳，愿意把情报交给他们，眼下也要办得到呀。诊所里那么多人，都在怀疑内部有特务，他半夜跑出去再跑回来，让人看见可就麻烦大了。
他熬到半夜，看看别人都睡熟了，终于下定决心，悄悄跑到门诊室，往华懋饭店打了个电话。
他身上只有一件睡觉穿的单布褂子，司机穿的呢大衣挂在门后的钩子上，他也不敢套上，担心动静太大。可就是这样，他捧着电话，一边发抖，一边直冒冷汗，只一会儿背上就湿了一片。
他没敢等华懋饭店的接线小姐叫醒叶主任，只让她传两句话。第一句，“老开”是林石。第二句，明早十点半去银行开保管箱。
打完电话出来，又把他吓一跳。诊所原是弄堂房子，后楼那几间厢房当作病房，从门诊室到病房有一条短短的楼道，楼道一边是楼梯，另一边就是病房。楼道里没开灯，他正蹑手蹑脚打算溜进房间，一头撞上在楼梯口抽烟的易君年。
易君年什么话都没说，冷冷地看着他，也没让他解释解释为什么半夜不睡觉，跑到外面来了。当然，他可以说他去上了厕所。
到早上他才发现，好几个人都离开了。饭桌上只有林石、凌汶、秦医生和他自己，就连住在诊所的梁士超都不见了人影。
崔文泰回到房间越想越不安，万一叶主任没有收到消息，把林石和金条放跑了，这个责任他可承担不起。他都卖身投靠了，还卖了个半吊子，这笔生意做得就划不来了。叶主任一生气，说不定说他真共党假投诚，倒把他给办了。
他跑到门诊室，对秦传安说，他要给车行打个电话，昨晚他没把车开回车行，早上再不去点卯，车行管事要着急骂人了。
秦传安正忙着开药方。他知道自己很可能马上就会撤离，有很多长期在他这里治疗、开药的病人，他要预先给他们准备药方。其中有几位，他还打算向他们推荐其他诊所的医生。这些病人他都有住址，只要把开好的药方装进信封，万一紧急撤退，他把这沓信往邮筒里一塞就行。他拿着笔朝电话指指，继续低着头写药方。
电话拨通了，崔文泰报了房间号码，抬头看看秦传安，见他正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工作。房间铃声响了两下，有人拿起话筒，是叶启年。崔文泰原以为自己可以编几句暗语，把意思告诉叶主任，却没想到临时没词了，举着电话停在嘴边。
崔文泰用眼角扫了一眼秦传安，见他依然俯身在桌前，似乎并没有留意他。
“老板，今天上午客人约了用车，直接去做生意了。做好这一单再回来。”
半晌，对方在电话里说：“知道了。”
崔文泰犹疑不定，拿着电话愣在那边，对方等了一会儿，有点不耐烦：“知道了，你昨晚打过电话。”
对方挂了电话。
放下电话，崔文泰心里并没有踏实，反而越来越乱了。
林石趁崔文泰离开，对凌汶说：“我见过龙冬同志，在广州。”
还有半个小时就要出发，这通常是最心神不定的时刻，尤其是陈千里说，这一次，他们将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完成任务。她正在努力克制，打算起身收拾下碗筷，没想到林石说了这么一句话，她一时没反应过来。
弄堂里传来一阵鞭炮声，上海人家年初一早上打开门，要放一串开门鞭。
“我听老易说，你丈夫，龙冬同志在广州牺牲了，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广州起义后，他在苏联领事馆被捕，被敌人杀害了。”
林石点点头：“如果这样，他很可能还活着。”
说出这句话后，林石自己心里倒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他们俩，一个是龙冬的妻子，一个曾把龙冬视作生死之交，如今却坐在饭桌边，用一种近乎平淡的口吻议论着龙冬的生死。他很可能还活着，好像牺牲或者活着，都是一种可以接受的事实，值得讨论的只是这两种事实，哪一种可能性更大。可是大革命失败后，这种情况实在太常见了。
一旦地下党组织被敌人破坏，单线联络的组织关系就被切断了，一个上线被捕、被杀害，与他联系的下线也就同时消失了，没有任何文件可以证明他们的身份和下落。一个地方组织被破坏，有些同志牺牲，有些同志失踪，剩下的人如果还有机会联系党组织，就调换到另一个地方继续工作，可他们也往往必须改换姓名身份。
在最复杂的情况下，常常会发生牺牲的同志最后被发现还活着，以为活着的同志，实际上早就牺牲了。
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传说，有些是出于战友之情，总是觉得牺牲的人还活着，有些则来自敌人的愚蠢和阴谋，他们为了邀功，或者为了设计圈套，就散布一些真假不明的消息。
“广州起义失败后的第二年，差不多是五月份，组织上把我调到广州，让我配合龙冬同志的工作。在广州那一年，龙冬同志和我谈得很多，他给我看过你们俩的照片。你的绒线帽盖住了耳朵，肩上有大围巾，穿百褶裙，手插在裙子口袋里。那时候他还活着，活得好好的—”林石仍然觉得这么平淡地说话，自己听着都有点奇怪。
“在广州要不是他，我可能被敌人抓了十几回了。我真是学不会当地人说话。太危险了，后来也因为这个，上级不得不把我调离了。”
林石记得八月里有一天，龙冬的情绪显得特别低落，他们俩坐在骑楼下喝粥，电闪雷鸣，一会儿就下起了暴雨。龙冬告诉他，来不及通知凌汶，敌人就冲进了秘密机关。
凌汶的反应来得很缓慢，一直到林石说起那照片，她才慢慢激动起来。
林石意识到凌汶情绪的变化，她几乎要掉下眼泪。他原本是想说些与行动无关的话，让凌汶放松一些。
但是，出发的时间到了。凌汶起身问林石：“你的伤，走路没问题吧？”
“林石同志，你肯定是个大领导吧？”崔文泰刹车、按喇叭、加油门，挤出了路口扎成堆的黄包车，歪了歪脑袋朝后座说，“五条大黄鱼，乖乖不得了。一定是个大任务。我活了半辈子都没见过那么多钱。”
后座没有人回答他。凌汶低着头想心事，林石掀开窗帘一角，看着车外。
“不过我这辆车，倒是运过金条，虽然我也没看见。”
崔文泰笑了几声：“去年春天我到熙华德路接客人上车，宁波人。一个老主人，两个用人。我看看真蹊跷，用人空着手，一块台布打成包袱，主人自己抱在怀里，说是要去巡捕房。
“上了车子我看看不对，随便问一句，果然，说是去报案。我就问，报啥案子？说是用人中午烧饭，发现米缸底下有七根金条。坐在家里，天上有金条掉在米缸里，这不是好事吗？我说，为什么要报案？用人说，少爷失踪好几天了。噢哟，我想，这下就有意思了。
“你们晓得为啥？那个时候上海到处在传王金枝被杀案。你们听说过没有？太古轮船茶房领班王金枝，在长江轮船上跑了三十年，为人极其讲信用，钱庄银楼就托他带金条，从上海到武汉，几十年从来没失手，再多几根金条交给他都没有问题，武汉肯定收到。但这次出事了，被杀了，死的时候身上只有几角洋钱，金条是一根也没有了。”
“被抢的金条就是米缸里的那些？”林石问。
崔文泰点点头：“他们是那么想的，所以要到巡捕房报案。我也是那么想的，肯定就是那一批。我就问，为什么他们会觉得米缸里的金条跟王金枝的案子有关系呢？他们说，因为他们家少爷失踪了。
“原来如此，那我就懂了，那就确实有关系了，这家人家的少爷一定不是好人，外人不晓得，家里人晓得的呀。自己儿子是不是好人，老爷知道的呀。
“米缸里那些金条，肯定跟王金枝的案子有关了。这家老爷胆子是小的，他这样一猜，马上就要到巡捕房去报案。他们这么确定，我想想也很确定，巡捕房呢，也马上就确定了。”
“过了几天，我看看报纸，果然报上登了。你们猜猜什么结果？”崔文泰卖了一下关子，等汽车过了路口，转到天津路，他接着说，“你们猜猜什么结果？报纸上说，巡捕房一拿到金条，马上找钱庄银楼的人过来看，钱庄银楼自己铸的条子，都做了记号，他们一看，正是被偷的那一批。巡捕房马上说，金条数字不够，差一半。既然一半赃物在你家米缸里，那么另一半你也负责交出来。你说你不知情，可能是你儿子，那么你把你儿子交出来，要是你交不出金条也交不出儿子，那就把你先关进巡捕房里。那家老爷叫冤枉呀，本来是想做做好事呀，没想到自己先吃官司了。”
汽车停在中汇信托银行门口，进银行大门时，凌汶说：“这崔文泰，今天怎么话那么多？”
皮箱
游天啸进了裕记钱庄，又一次上楼报告：
“银行里面各处都有人盯着了。每个楼层都安排了人手，前后两扇门随时可以下令封锁。从司令部宪兵队借了一辆铁甲车，往马路中间一停就是一座堡垒，他们如果想强行突破，让他们一头撞到墙上。”
“这么兴师动众，没有惊动穆处长吗？”叶启年轻描淡写地说。
“穆处长去南京了，恐怕要过了年才回来。”
“荒唐。政府三令五申，各机关不许互相拜年，不许放假，有些人是通知照转文件照发，封建陋习一样不改。”
“穆处长南京的亲戚朋友多，他在南京可比在这里忙多了。”
“军法处是要害部门，某些人就是占着位子不做事，你可别沾上这些恶习，好好干，等有机会我向上面举荐。”
“谢谢老师。不过现在这样也很好。穆处长大概嫌龙华杀气太重，影响官运，不喜欢军法处的这些公事，这样我倒也好办。”
叶启年面无表情地点点头。
“他们这会儿在里面做什么？”
“我们有五个人在大厅里面。坐在存款部沙发上那两个，背对背坐，正好可以看到整个大厅。进去的那一男一女在大厅那头，吴襄理在接待他们。”
“让你的人不要靠得太近，让他们顺利拿到皮箱。我们人赃俱获。”
“是，老师。”游天啸笑着说，“还有件奇怪的事情。他们居然有人坐在阜成里弄口的咖啡馆，我估计是个接应点。那个人是易君年，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
“就在阜成里？”叶启年也笑了起来，“我们把指挥所设在阜成里弄堂里，他们把接应点设在阜成里弄堂口，有意思。你的人在弄堂口进进出出，会被他们看到吗？”
“我跟他们说了，每个人都站到规定位置，不要到处乱跑。”
“陈千里仍然没有出现？”
“我们安排在申新旅社的人说，他从昨天半夜回到房间后，一直都没有出来。要不要让人进去看一看？”
“有人守着就行。先拿到保管箱里的东西，然后逮捕林石，最后一网打尽。”
林石拿出二七九号保管箱的单子，交给吴襄理。
“吴襄理，今天我开一下箱子。另外，把三个月租金交给你。”
“啊呀林先生，给您拜年—”吴襄理神情有些不自然，早上他在家里就接到宋先生的电话，让他今天无论如何都要上班，妥善处理好二七九号保管箱的事情。他不知道这只保管箱为什么会惊动宋先生，不过宋先生只是让他按照正常业务办理，客人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别的事情自有人会办：“我们是银行，既不是警察也不是特务，到我们这儿来的都是客人。我们不能贻人口实，让人家说把东西放到我们这儿不保险。”
有了宋先生这句话，吴襄理心里是有底的。宋先生从来没有亲自给他打过电话，实际上，宋先生就算到银行来，也从来不会注意吴襄理。不过他很清楚—其实这家银行从上到下每个人都清楚，宋先生的哥哥是不得了的大人物。不然，他们这家小小的银行，为什么每年都能做一点财政部公债发行的生意？
吴襄理把单据弄好，就领着林先生和太太上楼。楼梯在银行大厅西面，上了二楼，只见四面围廊俯瞰大厅，凌汶扫视了一圈。
大理石廊柱间放着些沙发，远处沙发上孤零零坐着两个人，穿着的那两件洋装似乎不太合身。
“按照银行的规矩，只有租用保管箱的顾客本人才能进入保管库，林太太只能把先生送到这里了。”
凌汶在保管库门前的沙发坐了下来，笑着对吴襄理说了一句：“林先生腿上骨折刚好，行动不方便，我可就把他交给吴襄理了。”
保管库的入口在二楼南侧，库门外围着栅栏，如同一只铁笼子。吴襄理用钥匙打开栅栏门上的钢锁，里面又有一扇锃亮的圆门，是用整块不锈钢焊制。吴襄理来回转动密码锁，直到听到咔哒一声，再把钢门中央那只轮盘转了几圈，轻轻一拉，库门打开了。
吴襄理扶着林石跨进圆形钢门，门后是个巨大的不锈钢洞穴，四壁、地面、头顶全是钢板，接缝间嵌入灯管，把这个方形洞穴照得明亮如昼。洞穴深处有一间间小室，吴襄理把林石请进其中一间，室内放着桌椅。等林石坐下，吴襄理说：“林先生稍候，我下去一趟。”
保管库的入口在二楼，库房却在地下。吴襄理站进仅容两三人站立的电梯，去了库房。
逸园咖啡馆靠窗座位上，易君年要了杯牛奶咖啡，拿出一份报纸放在桌上，转头看着窗外。窗外是个小院子，放着几把遮阳伞，伞下有折叠桌椅，天冷也没有人坐。小院有两扇门，一扇朝着天津路，另一扇朝着阜成里弄堂。
大年初一，咖啡馆里基本没有客人，老板并没有打算这会儿就开门营业，只是周围银行钱庄都不放假，他想着也许会有人来坐坐。对这个意料之外的客人，老板额外奉送了一份布丁。布丁盘子里放着小匙，客人却没有动它。
“进去看了，易君年还在里面。我们的人看见他从江西路穿弄堂过来，他们好像在那里停了一辆车。是南市警察署的车子。”游天啸向叶启年报告。
“谁让你派人盯那么紧？胡闹，要是打草惊蛇—”叶启年并没有真的生气，他喝着钱庄老板准备的好茶，心情颇有些怡然自得。
“南市警察里果然有地下党。”自从上回菜场里冒出个巡捕房地下党，游天啸就开始怀疑在华界警察里也有潜伏的共党分子，“抓住他顺藤摸瓜，肯定能抓出一串。老师的计划真是高明，我们往这里一坐，共党分子一个一个就冒出来了。”
叶启年并没有那么乐观：“共党分子，靠抓是抓不完的。你抓了一个，他们会给你送来一打，你抓了一打，他们就给你送来一卡车。”
游天啸心想老师又要开始长篇大论，他像当年在杭州上训练班时那样，并拢脚跟，等着听老师教诲。
“与共党作斗争，最重要的是思想上的肃清。只要让人不再相信共产主义那一套，相信我们的三民主义，我们就不战而胜，共产党就不战而亡了。你有空也要读点书，中央大学陶教授写的书就很好。你读了书，知道了其中道理，在看守所审讯共党分子时，就可以跟他们讲道理，说服他们向政府投诚。这样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思想就像传染病，只要染上了，他们就成了我们的人了。不要老是打人，杀人，打打杀杀能解决一个人，几个人，但解决不了思想对千万人的传染。”
吴襄理乘着电梯回来，把手里提着的一只铁箱放到桌上，插上一把钥匙，转了一圈，对林石说：“林先生，箱子我给你拿来了，你再用你自己那把钥匙开一下就行了。等你处理完毕，就按一下桌上的电铃，我回来给你开门。”
说完，他就离开保管库，关闭圆形钢门，再锁上。
吴襄理离开保管库没多久，保管部小施桌上的灯就亮了。
先前他把纪先生送进了保管库。纪先生绝对是个大贵人，皮袍上的出锋，一看就是千金之裘，绝不是一两头畜生的皮毛。小施在陶小姐家里见过宋先生的皮袍，跟这件差不多，他眼睛毒，值钱的东西，看一眼就记住了。
那一次可把他吓坏了，最后还是陶小姐机灵，谎称他是表弟，这才过了关。而且因祸得福，宋先生索性把他安排进了银行。
小施头脑很清楚，他可不敢跟陶小姐有什么事情，虽然陶小姐总是让他上她家，让他帮她取件衣服、买点吃食。陶小姐穿着家常袄子，齐膝短裤，袜子上露出一段腿。最撩人的是短袄下面飘着的两根粉色绸裤带，一动就晃来晃去。有一次他坐在沙发上，她俯身过来说话，绸带竟然从他手上掠过，他好容易才克制住自己想去拉一拉的心思。
小施把保管库钢门打开，纪先生空着手在门后等他。他打算把纪先生送到银行大门口，因为进保管库前，纪先生塞给他一块大洋。小施从小到大，没收过这么大一笔压岁钱。纪先生却在半路上对小施说，内急，要找个厕所，让小施不要等他，回头他自己出门。
纪先生正是陈千里，他虽然对外形做了一点改变，但仍然担心被散布在大楼内的侦缉队便衣看见。他没有进厕所，而是闪进了清扫杂役们上下的楼梯，一直向上，走到银行大楼的屋顶天台上，躲在水箱旁边，观察大楼周围的情况。他注意到阜成里弄堂里进进出出的人，不像是普通居民。
过了十来分钟，林石按了一下电铃，把吴襄理叫来开门。出了保管库，凌汶接过皮箱，扶着林石跨出库门。他们俩一路穿过围廊，下楼梯，在众目睽睽之下回到银行大厅。
正要出门，银行大厅一阵风似的进来个女人，进门就喊：“小施快来。”那边小施看见，急忙奔了过去。凌汶循声望去，竟然是陶小姐。陶小姐也认出了凌汶，见躲避不开，面带羞惭地走了过来：“啊呀凌太太！”陶小姐声音夸张，说完却又忽然压低嗓音：“你也出来了呀？我就说刚刚一下黄包车，心就怦怦跳，好像要遇到什么好事—”
她一边说着一边举起一只手，压在心口。
“陶小姐，”凌汶说，“谢谢你帮我把信带到了。”
陶小姐想掩饰自己的尴尬：“哪里哪里，就是顺便—”
凌汶灵机一动，索性抓着陶小姐的手臂，把她拉到存款部柜台，从包里掏出小本子，又在银行柜台上拿了笔，让陶小姐给她写下地址，她要好好谢谢陶小姐。陶小姐在看守所就知道凌汶也是一位富商太太，虽然狱卒说她是共产党，但她总有些将信将疑，既然现在出来了，肯定就是没事，所以欣然写了个电话号码。陶小姐越说越亲热，一直把凌汶送到银行外。崔文泰坐在车上正等着他们。
凌汶把手上的皮箱放到汽车后座上，对崔文泰说了一句：“你把皮箱送过去。”转身把车门关上，扶着林石过马路，边走边扭头对陶小姐说：“一会儿你要是有空，也过来吃块蛋糕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