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糕我喜欢的，喜欢的……”陶小姐前言不搭后语，话还没说完，人已经跑回银行里去了。
崔文泰发动汽车，向前开去。他没有按照陈千里设计的路线，从另一条马路撤离。他倒是和叶主任约好了，一拿到皮箱，马上把车开进阜成里，把皮箱交给游队长检查。谁也没料到，他们把接应地点也放在阜成里，凌汶和林石过了马路，也是朝阜成里弄堂口走去。这下崔文泰的心里倒有些说不出的滋味，这一次要在光天化日之下当街投敌叛变了？
他把车往前开了一段，停了片刻，然后掉头，又把车开回天津路。汽车靠近阜成里弄堂时，他忽然大声骂了一句：“滚你妈的蛋，老子谁都不投，投自己！”
他猛踩油门，汽车呼地冲过阜成里，游天啸站在弄堂里正等着接货，没想到车子一下子冲了过去，把他扔在那儿摸不着头脑。
游天啸急匆匆奔上楼梯，对叶启年说：“崔文泰拿着皮箱跑了。”
叶启年一口茶差点喷出来，想了一会儿，突然骂了一句：“这个混蛋，国共两党都容不下他。”
“老师，那现在抓不抓？”
叶启年想了很久：“让你的人继续监视，先不抓。不过，你去把崔文泰给我抓回来。人，死活不论，皮箱要原封不动。”
茂昌煤号
自从法租界公董局在肇嘉浜北岸筑路，南市老城这条水运要道就变得越来越窄。尤其是冬天，堤岸露出一大截，垃圾和淤泥混在一起，河水也不像先前那样干净了。春夏季节水盛时，河上常常挤满了大小木船，不过这会儿倒是没几条，全都停靠在岸边。
四点刚过，船头上就冒起了炊烟。船与河岸之间架着长条木板，有几条船上，小孩子穿着过年的新衣服，一会儿奔上船，一会儿又跳上岸，浑然不觉木板下便是河水和淤泥。
肇嘉浜上有很多桥，茂昌煤号靠近小木桥。煤号在租界里做生意，自然要开在小河北岸，不过徐家汇路这一片，近来十分兴旺，荒地都被工厂酱园占了，连电影厂都把摄影棚建在附近。茂昌煤号后面原本有一块堆栈，生意越做越大，堆栈渐渐不敷使用，想来想去，就到肇嘉浜南岸的华界买了一大块荒地，充作煤号堆栈。好在一座小木桥，连通了小河两岸。
李汉是茂昌煤号的工人，不过他在煤栈干活，和对面煤号里的工人多少有些不一样。对面是商号，日常打交道的都是买煤的客人。这里能见到的，就全是煤了。因为这个缘故，茂昌的老板招工人，对煤号和煤栈，采取的是两种办法。煤号用工人，都找本地人，见过市面，头脑机灵，跟客人能说得上话；煤栈招工人，就只看有没有一把力气了。这两年长江下游发大水，乡下人听说上海怎么也能吃上一口饭，找条木船摇着橹就来了。煤栈里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在上海没有地方住，就占了左近的荒地，搭了窝棚，先是用木板，等挣了工钱再设法弄点煤渣泥砖，努力让它变得更像个房子。几年下来，煤栈里的人都聚居在了一起。
大年夜李汉整整一晚都在煤栈值班，没回他那个窝里。一到过年煤栈就提心吊胆，全城都在放爆竹，点着了煤堆事情可就大了。每到这个时候，账房就会过来找李汉，知道工人当中，很有几个只听他的话。所以昨天晚上李汉找了几个人，买了点酒肉，就在煤栈里过了除夕。
天亮后其他人都回屋睡觉了，李汉还等在煤栈里，他在等待从天津路中汇信托银行撤离的同志。可是过了下午四点，人还没有到，李汉有点担心。
没有按约定时间到达煤栈，是因为发生了很多意外情况。陈千里不得不承认，原定计划存在太多冒险成分。事发突然，实在太仓促了。最大的冒险是，如果他判断失误，敌人发现受骗上当后，立即包围现场实施抓捕，那他岂不就害了林石同志？
虽然他通盘考虑过，认为敌人既然把同志们从看守所放出来，就一定会等待一次“人赃俱获”的机会，而且他事先也释放了很多假信息。
昨天晚上，他在诊所的饭桌上对大家说，银行的任务完成后，每个人仍然回到现在的住所，等待下一步行动。他还告诉崔文泰，拿到皮箱后，他要把汽车开到老闸桥的接头地点，把皮箱交给另一些人。他故意让崔文泰觉得，那些来取金条的人十分重要。
他知道崔文泰就是内奸。
昨天下午，从陈千元那里出来，坐在公共汽车上，他的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动作。那是老方做过的动作。
老方牺牲那天，他拿着手枪冲出剃头铺，朝弄堂口方向开了一枪后，便向弄底跑去，要转进横弄堂时，突然回头又向剃头铺奔过来。陈千里想起了老方的奇怪举动，竭力回忆他当时的表情，老方并没有去看弄堂口的敌人，他的脸对着剃头铺的门，好像在望着门后的他们。
他像是想起了什么事情，一心想要告诉他们，可就在那一瞬间，子弹射中了他。他应该知道自己不可能跑到剃头铺门口了，他也许想过把要说的话喊出来，但他只能躲进横弄堂的房子后面。
陈千里换了一辆有轨电车，直接去了剃头铺的弄堂。他在弄堂里来来回回，好像在寻找一个门牌。他仔细检查老方冲出剃头铺后到过的位置，检查地面和墙角，直到在横弄堂的一个墙角，发现了一个字，写那个字的地方正好被落水管挡住，字不容易被人看见，也不容易被雨水洗掉。
那个字很可能是老方用血写的，他自己的血。那是个未写完整的“山”。他立刻就明白，老方在向他暗示内奸的名字。他不知道老方是根据什么作出了这个判断，他猜测也许是老方忽然想起剃头铺这个秘密接头地点，崔文泰是唯一知道的人。这很有可能，老方把崔文泰视作家人。
直到制定行动计划时，陈千里都还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崔文泰就是那个让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内奸、叛徒。不过除夕夜，崔文泰暴露出更多的可疑之处，到了早上，当老易告诉林石，崔文泰半夜偷偷进了门诊室，其实真相已完全清楚了。只是敌人还不知道他猜到崔文泰是内奸。实际上，他的计划就是要利用这一点。
他把咖啡馆当作接应地点，没有想到敌人也在那条弄堂里。任何行动都要现场勘察，纸上作业靠不住，可他没时间了。实际上他把易君年的位置暴露了，老易几天前刚从看守所释放，这些侦缉队的便衣完全有可能认出他来。他本应该找一个更隐蔽的地方。
谁都没有想到崔文泰会拿着皮箱逃跑，看到那一幕，陈千里忽然觉得有些可笑。他看见崔文泰的汽车驶回天津路，看见两个人从弄堂里奔出来，准备接应，看见汽车突然猛加油门冲过了弄堂，看见那两个人站在路上，半天没有回过神来。崔文泰那一跑，把精心策划的棋局搅成了一场闹剧。
他自己有没有预料到这一出呢？肯定没有，可他确实让林石告诉了所有人，银行里有五根金条。也许是出于某种本能，这有点不符合地下工作的原则，但他隐隐觉得，如果你让某些人知道自己手里拿着许多根金条，做起事情来就会颠三倒四，违反常态。
站在银行楼顶，陈千里一直在担心。他不知道敌人会不会突然疯狂，下令把所有人都抓起来。直到他看见叶启年，才觉得松了一口气。隔了那么远，仍然一眼就能认出这个人，他甚至不用掏出皮袍口袋里的那只小望远镜。叶启年坐在车里，那时崔文泰早就跑了，林石他们几个也撤离了咖啡馆。不知道为什么，陈千里有一种感觉，想站在楼顶再多观察一会儿。
他看到叶启年的汽车慢慢开出弄堂，停在路口，有人上来跟他说话，他摇下车窗，说了几句，然后把车门推开，下了车，站在车旁往马路左右看了看，又盯着银行看了一会儿，慢慢地把头抬起，好像正在一层一层地察看银行大楼。到这个时候，陈千里才确定，敌人大概不会马上包围同志们的住所，实施大逮捕。一看到叶启年，他心里就清楚了，他知道这个特务头子从来都不会发疯，甚至在他失去女儿时。
他们在顾家宅公园附近的一幢房子里等着他，是卫达夫从经租处拿的钥匙。
易君年告诉陈千里：“进了法租界铁门，我们就下车了，换了黄包车到这里。”又问：“你怎么那么久？还在担心你脱不了身。”
“我要去估衣铺把那身行头还了。”陈千里笑呵呵地说。
“崔文泰把金条送到了吗？”易君年又问。
“崔文泰没有出现在约定的接头地点，他带着皮箱跑了。”陈千里把事情经过告诉了他们，神色如常。
“所以—皮箱里没有金条？”易君年恍然大悟。
看来，凌汶没有把皮箱调包的事告诉易君年，陈千里心想，也许还没来得及，也许—凌汶确实是一个严守地下工作纪律的同志。
“我明白了，根本就没有金条，你们设计了一个骗局，让崔文泰自己暴露。”易君年说。
他确实是自己露出了真面目。陈千里告诉他们，据他判断，崔文泰早就背叛了革命。菜场会议，还有老方儿子的剃头铺，应该都是他密报了敌人。“我们一直怀疑有内奸，这个内奸多半就是他。”说完，陈千里想，事实上，老方在牺牲前就已经指证了他。
陈千里经历过严苛的训练，他总是被要求不断去剔除不必要的动作，但老方在那个生死存亡的时刻，却忽然做了一个让人难以理解的多余动作：为什么老方突然扭头往回跑？直到这个问题进入陈千里的头脑中，他才知道自己要去做什么。
“没有提前告诉大家，”陈千里笑着说，“是因为担心你们事先知道，演得就不那么像了。”
在那天参加秘密会议的小组成员当中，只有李汉从未进入敌人的视线。他没有被捕，从菜场离开后，他也没有跟任何人联络。茂昌煤栈在肇嘉浜边上，这条河分隔了租界和华界，两边的治安各由租界巡捕房和国民党公安局管辖。煤栈周围有大片荒地，这里的居民，很多都是逃难来上海的，警察很少注意这个地方。陈千里打算让林石暂时躲在煤栈里。李汉说，没有问题，只要他一句话，煤栈里那些兄弟都会帮忙。
凌汶他们坐了南市警署的汽车，司机是易君年在国民党公安局内部发展的情报人员。虽然易君年告诉大家，此人绝对信得过，但他并不是临时行动小组成员，所以他们选择在顾家宅公园附近下车，等汽车离开后，才由卫达夫把他们带到了这里。
接近四点时，卫达夫到街上叫了两辆黄包车，他们出发了。林石和凌汶各坐一辆黄包车，让车夫把他们拉到肇嘉浜小木桥，其他人则分头前往。陈千里和易君年两个人，一个提着几方酱肉，另一个拎着两瓶酒，像是打算要去给哪家饭桌上加点酒菜。
“我不太明白，”从金神父路转入徐家汇路时，易君年说，“崔文泰拿到皮箱以后，他们为什么不马上抓人？”
“确实不太像侦缉队的一贯做法。他们并不着急抓人抢功。这些敌人看起来很有耐心。”
易君年笑了起来：“你才刚到上海，说得好像你同侦缉队打过多年交道一样。”
陈千里被他说得有些不好意思，也笑了：“那照你看，我们这回的对手到底是谁呢？”
“我这两天也找人打听了一下这个游天啸，有人说他其实是特工总部的特务。”
“他们不想简单抓几个共党分子，要放长线钓大鱼。从做法上看，确实更像那个‘剿共’急先锋。”易君年若有所思，“听说这个特工总部里，很有几个专门调查地下党的专家，他们花了很大力气研究我们的工作方法，破获了地下党组织，也并不急着杀人。他们会详细了解案件的每一个细节，总结成教材，用它来训练特务。这两年地下党组织在上海越来越困难，听老方说，上海有不少中央领导已撤往苏区。”
到了傍晚，天色转眼阴了下来，空中忽然飘起雪花。他们加快脚步，过了那座桥，眼前便是一大片荒地，河边零星搭建着一些窝棚。煤栈很容易找，煤块堆得像一座座小山，四周用铁丝和木板草草拼凑了一圈栅栏。
沿河荒地间有一条小路，铺着煤渣，小路两侧杂草丛生，冬天这些草全都干枯了，却也能有膝盖那么高。雪下得越来越急，没多久黑色的煤堆上就盖了一层，在暮光中闪闪发亮。见有陌生人来，煤栈的看家狗开始吠叫，只见李汉循着狗声跑了过来，其他同志早就到了。
有几间平房被围在煤堆中间，外面根本看不见。这是煤栈的值班室和工具间。平房连在一起有五六间，平时工人们在这里进进出出，现在他们都回家过年了，无事没有人会跑到这里来。不过他们这几个，衣着气度都不像通常会跑进煤栈堆场里面的人，被人看见容易生疑，李汉格外小心，早早就把那几条狗放出了窝棚。万一有陌生人闯进来，不等他们靠近，狗就会叫起来。
他们坐在最靠里的一间，水壶在火炉上冒着蒸汽，窗户上凝结着雾霜。房间里只亮着一只灯泡，天色越来越暗，四周全是荒地，要是有一间房子开着很亮的灯，站在肇嘉浜对岸都能看见。
桌面原先可能是一块门板，很厚，表面没有刨平，上面坑坑洼洼，桌脚倒是很结实，用铁板铁条焊成的架子，门板就搁在架子上。
桌上有酒，有酱肉，有馒头，还有一大堆李汉拿来的花生。
“现在全国的形势，我们党是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坚持革命道路。”林石放了一粒花生到嘴里，慢慢地说，“宁汉、宁粤的反革命政府相继合流后，南京表面上获得了全国统一的假象，蒋介石宣布国民政府进入训政时期，大力发展军警宪特，把主要精力都放在疯狂‘剿共’上。我们党针锋相对，早在八七会议时就提出要以枪杆子来对付枪杆子，还要发动中国腹地的广大农民起来反抗，发动土地革命。”
他向大家宣布：秘密行动正式开始，这本应在半个月前就完成的会议，被意外事件推迟了这么久—
“时间实在紧迫，”林石最后说，“而且拖得太久，计划就难以保密。敌人千方百计地刺探破坏地下党组织，像崔文泰这样的情况，最近发生了不少。我和千里同志的共同看法是，敌人可能已经猜到了党中央将会有大动作。这次从看守所把我们这些人放出来，并不是出于敌人的愚蠢，更可能是他们的阴谋。”
“崔文泰，看他那只面孔就不是好人，脑后见腮有反骨。”卫达夫用手指指自己的腮骨，恨恨地说，“他这里都长成方的了，把他这只面孔放到桌边，打翻了碗连汤都流不到地上。老方真不应该这么信任他。”
“我们这个小组，接下来怎么办？”易君年掏出烟盒，点上一支烟。
林石看了看靠窗坐着的梁士超，他不时用手指擦掉玻璃上的雾霜，向外观察。梁士超一想到自己上了崔文泰的当，心里就有些不好受。
林石并没有告诉大家，实际上中央为此重新组建了交通局。除了陈千里，他也没有告诉其他人，“千里江山图计划”真正的目标，是实现中央机关的战略大转移。除了必须要传达的内容，其余都必须保密，这是原则。他自己的代号叫“老开”，在扑克牌里是第十三张牌。
二月
陈千里到隔壁找了个房间，让同志们一个一个进去，单独布置任务。说实话，对于他现在的做法，林石心里有些不以为然。林石觉得，任务的主旨是最需要保密的，可既然已经向大家传达了，分派任务这些事情，也可以在小组全体会议上提出，大家一起商量。
比如说，究竟派谁去广州，林石就觉得完全可以在会上提出，如果有人自告奋勇，那也很好。人嘛，总是自己最了解自己。他觉得，去广州这样的任务，梁士超一定会主动请战。没错，一个红军指挥员肯定会说那叫请战。林石也认为，梁士超十分合适。第一，他是广东人；第二，作为军人，他擅长行动，遇到危险也比较镇定；第三，如果可能的话，完成这次任务后，组织上直接调他去苏区，那也很不错，他的军事作战经验，苏区很需要。
陈千里却认为梁士超不太合适，他心里已经有了人选，只不过，他说，需要再了解一下。
林石觉得陈千里这个人，有一点照本宣科式的教条，为什么要一个一个叫到小房间里去布置任务呢？他确实很厉害，他的头脑能像抽屉那样分门别类，可以把人和事梳理得清清楚楚。如果陈千里在银行行动中不是表现得如此机智果断，林石可能不会同意他这么做。小组是一个集体，完成任务很重要，团结和信任也很重要。
不过，让他试试看吧。面对如此危局，组织上把陈千里派来，肯定经过仔细斟酌。他的才干林石见识过了。只用了半个小时，他就想出从银行保管箱移出金条的办法。虽然有些细节存在纰漏，不过在那样的紧急时刻，能想出一个有效的行动方案就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在其他同志进去前，林石和陈千里先在小屋里单独商量了一会儿。当陈千里跟他说“我还不能把所有设想都告诉你，有些还模模糊糊没有成形”，他考虑了一下，还是同意了。建立一段交通线，有很多琐碎的工作，尤其是在交通线的两端，安全问题总是出在向外接头联络的过程中。就像水管如果出问题，大多发生在两根管子的弯头接口上。要把这个过程掩护好，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林石做过很长时间的机要交通员，后来又负责交通线的建立和维护，在这件事情上，他绝对是一个专家。
陈千里找大家单独谈话时，起初林石也在一边旁听，有些时候他知道陈千里的意图，另一些时候就不明白他的想法了。但他渐渐看出，陈千里是把大家分成了两组，有些可以无视特务的监视，假如真的发现有便衣跟在身后，他们也可以假装浑然不觉。而另一些人，则一举一动都要十分谨慎。
就在谈话的片刻工夫，陈千里也向大家传授了一些发现、摆脱监视的方法，在这些事情上，陈千里也是个专家。他提醒每一个人，每次出门办事，都要养成习惯，重复做好几次甩掉尾巴的动作。秦传安在谈话时说，他前些天一直感觉，这些特务虽然看上去盯得很紧，实际却看得很松，每次上街甩掉尾巴也很容易。陈千里却对他说，如果敌人明明在监视你，却看得很松，随随便便就让你走出他们的视线，那么，在一个你没注意的地方，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说得也对，秦传安想到了崔文泰。
林石认为陈千里准备了两套方案，一条是明线，一条是暗线。他听了一会儿，推门出来进了外屋。
与陈千里谈过话的人，趁着夜色，在风雪中离开了煤栈。他们中有些人，在未来十几天里将要独自战斗，在敌人的注视下与他们周旋，这不仅是和敌人斗智斗勇，更是心理上的较量。虽然陈千里对他们讲了敌人下一步行动的几种可能性，也设计了对策，但这样的预想，往往会碰到很多意外。
陈千元也从里屋出来了，林石不知道两兄弟在里屋说了什么，只是看到陈千元似乎有些激动。屋外，董慧文正等着他，两个人一起离开了煤栈。
卫达夫进去了。现在这里只剩下凌汶和易君年。白天的行动让林石对凌汶有了新的认识。这位女同志一直很冷静，而且遇事十分灵活。如果他能出远门，让她和自己一起去一趟广州，也许是最好的办法。为什么自己偏偏伤到了腿。他想了想，觉得在陈千里找凌汶前，应该再跟他商议一下。
里屋很小，也有一只炉子，火烧得很旺，煤栈里从来不缺煤。两个凳子放在火炉旁，水壶热汽腾腾，炉膛的圈盖上还烤着两只馒头。
谈话接近尾声，话题离开了任务。卫达夫有些不服气：“什么叫软弱动摇？这话是谁说的？平时喜欢发点牢骚，这我不能说没有。但说我动摇，哪一回党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我不是完成得十足十，从来都没有打过折扣。你不要看我平时像只煨灶猫，关键时候伸头一刀缩头一刀，我也会做大丈夫。”
“说得也没错，”陈千里笑着说，“一个人的天性是这样，但真到了关键时刻，也要看心里坚定不坚定。心里想得明白，想得坚定，平时马马虎虎，到关键时刻，煨灶猫变成一只老虎，倒也有出人意料的奇效。”
“你等着，会有让你看见的一天。”
卫达夫抓起烤得焦黄的馒头，咬了一大口：“冷馒头，烤焦了才好吃。”扔下这句话，他就出去了。
陈千里跟在卫达夫后面出来，正要跟凌汶说话，林石先说了一句：“我先跟你商量几句。”
见他们俩进了里屋，卫达夫向易君年打个招呼，推开门，冒着越来越大的风雪扬长而去。
“我觉得陈千里没有说实话。”易君年见房间里没有人，把椅子朝凌汶挪了挪，“上午银行这一出，不可能仅仅是为了引诱崔文泰自己暴露。”
他又点上一支烟，继续说道：“林石同志给银行打电话时，可不像是在演戏。所以银行保管箱里面，应该是有什么重要的东西。难道他根本没有取出来，东西仍在保管箱里？”
“保管箱退租了，离开银行前，林石同志结清了租金。”
“那就是东西确实被崔文泰拿跑了，陈千里那么说，只是为了让大家安心。银行里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吗？”
“没有—”凌汶忽然想起来，“对了，在银行遇见了陶小姐。就是龙华看守所里的那个女人，我跟你说起过的。”
“她怎么会出现在那里，奇怪。”
凌汶没有告诉易君年，其实她并没有进入保管库。陈千里昨晚对她说过，从现在开始，就算是小组成员之间也不能横向透露任务内容和行动细节：“一艘船航行在大海上，总是有可能会遇到风浪、触礁，所以船舱之间要相互隔离，这样即便一个地方漏了，也不会沉船。”
“早上坐在咖啡馆，隔着窗见你下车进银行，这些天你真是有点憔悴，瘦了—”易君年伸手去碰凌汶的脸颊，凌汶把他的手推开了。
凌汶意识到自己这一推，多半会让老易心里有些难过。要是一两个月前，她可能就不这么做了，哪怕心里会觉得不舒服。在某些时刻，她偶尔甚至会被老易对她说的话、为她做的事情感动。对于她，易君年不仅仅是上级，也不仅仅是一位斗争经验丰富的战友。在她最迷惘、最困难的时候，易君年来到了她的面前。
大革命失败后，她和龙冬所在的地下工作系统遭受重创。龙冬在危急情况下紧急撤离，她自己则被敌人抓去了，关了几个月，才由济难会律师把她保了出来。可是她回到家只看到龙冬离开前写给她的一封信。
家里被敌人搜查过，所有写过字的纸都被拿去了，但信放在花盆的夹层里，花盆在外面的窗台上。这说明龙冬回来过，他当然会回来。
龙冬在信中说，一定会回来找她。可是组织系统被敌人破坏，再也没有龙冬的消息，她孤零零等了近三年。等到第二年的时候，有人告诉她，龙冬在广州起义后牺牲了。起初是不信，后来她渐渐相信了。那段时间，她想尽一切办法寻找党组织，她去左翼书店听讲座，去俄语补习班，可是党早就转入了地下，从那些公开活动中不可能找到组织。
在她快要绝望时，易君年出现在她面前。
初次见到易君年是在一家书店里，他并没有告诉她实情。当时她刚拿起春潮书局新出版的小说，她知道这部小说，几天前，她在杂志上看到了鲁迅先生对它的介绍。《二月》，她记得这个书名，书里有一位寡妇，丈夫在战斗中牺牲了，寡妇带着两个孩子。书不太厚，只要八角小洋。
她把书拿近，仔细看封面，木刻图案简简单单，但她没看懂画的是什么。有人在边上说：“你没看出来吗？那是一条河，河面上漂浮着树叶、雨水和许多人的面孔。”
就这样，她认识了易君年。他坚持要请她到隔壁喝咖啡，不知为什么她答应了。后来她才了解，老易特别擅长说服别人。他送她回家，一路上从小说谈到木刻，从青年的彷徨谈到阶级的对立，就是没有告诉她，他是组织上派来联络她的人。她后来认为，他是在考察她。革命是大浪淘沙，大革命失败后，确实有很多人动摇、沉沦。
几个月后，她才发现，自己又重新找到了组织，是老易把她带回了家。
她知道易君年对她的关切超出了同志间的友谊。有些时候，这些关切会打动她，如果它们不是特别明确。可一旦老易说出某些话，做出某些动作，把他的想法清清楚楚地摆在自己面前，她就隐隐觉得有些别扭，总觉得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果然，林石带来了龙冬还活着的消息。
就像先前听说龙冬牺牲的消息，新消息在她这里引起的反应同样是迟缓的。先是不信，后来才慢慢相信了。可一旦相信以后，她似乎就变了一个人，想法完全不同了。比如刚刚易君年说，从咖啡馆透过窗户看见她下车进银行，要放在以前，她的内心可能会稍微柔软一下，现在她却会想：你怎么可能看到呢？下车以后我可是背朝着咖啡馆，根本没有回头，直接进了银行，而且我身后还有一辆车呢。林石带来的消息，似乎让她的头脑变得更加冷静清醒了。
陈千里打开里屋的门，见外面只有易君年和凌汶，问：“李汉呢？”
“说是去煤堆巡查一圈。他说平时煤栈夜里不见人影，今天这些人进进出出，他不放心，要去看看。”
陈千里点点头，让易君年和凌汶一起进里屋。
“现在的情况是，林石同志没法去香港和广州。”陈千里开门见山，“上海到瑞金的交通线，这一段由我们负责。在上海接应、送上船，船上三天，然后到香港、广州，负责与当地交通站联络，确保接头安全。”
“这个任务交给我吧。”凌汶立刻说。
陈千里看了看易君年：“林石同志原本打算让梁士超代他跑一趟。他是广东人，地方熟悉，也能说广东话。”
“我可以和梁士超同志一起去，两个人可以互相掩护。”
易君年坐在边上，一直都没有说话。直到这时候他才打定主意：“让我和凌汶一起去吧。我们彼此熟悉，比梁士超同志更适合。我也在广州工作过几年，会说广东话。”
雪停了，肇嘉浜对岸爆竹声渐渐响起，先是零星的声响，随后鞭炮声连成一片，有人开始点燃花炮，九龙弹、流星炮，在河面上空如花绽放，租界巡捕房严禁燃放这些花炮，可现在是过年，谁理他们呢？几个人站到门外，仰头看着对岸的天空。
兴昌药号
广州城东，大沙头车站前一条马路又短又宽，几乎可以算是个广场，却塞满了大大小小各种汽车，剩下那点空隙也被黄包车统统填上。
凌汶和易君年刚一出站，就被车夫围上了。两个人从香港过来，扮成药材商人和太太。广州是省城，在火车站做生意的黄包车夫都会说几句官话，争着问两位客人要去哪儿，易君年却用一口地道的广东话回答。
太平南路西濠口，我们要去南华楼。在香港用电报预定旅馆时，易君年告诉凌汶，南华楼新亚旅社，他在那里第一次真正学习了革命的道理。省港大罢工开始后，中共在南华楼四层开办了劳动学院，邓中夏同志在那里讲过课，他还在那里见到过少山同志。
他们是从香港过来的药材商人，并没有大小箱笼带了一大堆，但易君年仍然要了两辆黄包车。陈济棠治粤，风气一时守旧，男女同车容易引起注意。两辆黄包车一前一后上了东铁桥，只见东濠涌岸边艇船上堆满木柴，岸上的柴堆也是一眼望不到头。又回到广州了，他想。
过了铁桥便是长堤，沿珠江戏院酒家林立，易君年叫车夫放慢脚步，两车并驱，好让他给凌汶指点此地风光。乍回广州，他似乎有些兴奋。
“跟上海一样，这里先施公司的天台上也有游乐场。”他正说得兴起，忽然沉默下来。凌汶心想，也许他是想起了什么往昔的情景。
黄包车不紧不慢，沿着珠江一路行去，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南华楼。又过了一阵，两人从旅馆的骑楼下出来，转进西堤，穿过一道牌楼，往前走了一段，易君年左手遥指珠江边上，对凌汶说：“那是沙面，广州的帝国主义领事馆都在那里。民国十四年大罢工，他们把机关枪架在对面扫射，死了多少人，看看现在的广州，好像都忘记了那一幕。”
一路上易君年说个不停，像是换了个人，凌汶却没怎么说话，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这些年，她尽量不让自己想起龙冬，她甚至不记得龙冬牺牲的消息是如何传到她这里的，是谁、又是什么时候告诉了她，她又何以轻易相信了这个消息。也许是因为这些年有太多同志牺牲了，也许是因为她从心底里相信，如果龙冬活着，他一定会想办法告诉她。她向广州来的同志打听过，别人都沉痛地告诉她，广州起义失败后，那里的地下党组织几乎被完全破坏，无数同志被杀害。
林石告诉她龙冬还活着，她意识到自己并没有马上就相信这个消息，但她的希望还是一点点萌生了。可到了广州，她反而又有点怀疑。
他们没有顺着太平路一直走，而是转进浆栏街前面的一条窄巷，挤进仍然沉浸在过年闲适气氛的人群里。西关这一片，街巷里鳞次栉比全是店铺。虽然是冬日，又接近中午，青石板路面上仍然有些潮湿。
他们俩边走边看，似乎对什么都感兴趣。今天是正月初八，人们都聚在茶楼酒肆中。广州不像上海，有名的饭馆偏要开在窄巷里，楼上劝酒划拳、跑堂吆喝，加上厨房里勺镬碰撞，真是人声鼎沸，间或又夹杂些丝竹管弦，怪不得老易要说广州城似乎忘记了当年残酷的大屠杀。
有人挑着巨大的竹篓从巷口进来，竹篓里装着活鸡活鹅，等他转身进了酒家，易君年和凌汶才过去，一出十七甫巷子，便是浆栏街。
在香港的交通站，有人告诉他们，十七甫巷子再往前，到了杨巷，会看到一幢楼房，白圆房顶，那就是添男茶楼。茶楼旁有一条西荣巷，兴昌药号就在西荣巷里面。
浆栏街上全是药铺，西土药材样样都有，各家铺子都专门做几种，遇到客商要货，自家没有，尽可以到别家调货，互通有无，利润均沾。也是因为方便，地下党组织才在这里开设了一家药号，一方面作为交通站，人员物资由此转往下一个交通站，一站站连到苏区；另一方面，也是可以由此采买，向苏区输送急需药物。
外面正街上的大药商，店铺开间宽阔，门外多有骑楼。兴昌号开在深巷，店铺房子是广州人所谓的竹筒屋，上下两层，店面宽不足丈半，深却有三进。站在店铺门口便闻到药草气味，进了店堂，两边各有一排架子，上面用竹匾盛着些砂仁半夏五味子，有几十种药材，供客人看货。地上也放着大箩筐，箩筐里是广州人喜欢买来煲汤的五指毛桃、玉竹、淮山之类。年里药号不做生意，这些却常有左近的居民来买。
店铺没人，里屋却听见洗牌声，不一会儿伙计出来迎客，易君年从怀里掏出一封信，递给他，又说昨日给店里来过电报。伙计拿着信朝里屋喊老细。
药号老板出来了。一面接过信来看，一面叫伙计帮他摸一圈，口中又跟客人道声恭喜发财。香港交通站的人告诉易君年，老板姓莫：“莫少球同志是一个老练的地下工作者，在广州有很好的社会关系。”
莫老板已经知道来人身份，嘴上却说电报是收到了，没想到易老板年里就赶过来。
易君年说：“倒也不是那么着急，正好过年，就想陪着太太顺便到广州玩玩。”
“啊呀，早知道易太太要到广州过年，我应该请两位早几天过来。浆栏街上行花街，看看年宵花市，那叫一个热闹。”
“行花街，不是说在双门底吗？”凌汶说，“双门花市走幢幢，满插箩筐大树秾。我还挺想看看岭南的吊钟花。”
凌汶向来喜欢莳花弄草，记得不少花花草草的诗句。
莫老板说：“这几年，浆栏街上也有花市了。”
几个人进了里屋，靠窗一桌人在打麻将，莫老板解释道：“都是隔壁店铺的邻居，易老板有兴趣也一起玩玩？”
易君年笑着摇头，三个人又往里进，门后有楼梯，上了二楼。广州天气不冷，两扇满洲窗半开着，玻璃五色，阳光透过蚀刻的花纹照在窗下的花案上。莫老板指着一排花盆说：“这就是吊钟花。”也有大枝桃花，有水仙。
伙计上楼送水泡茶，几个人落座。莫少球依旧挂着生意场见顾客的笑容，嘴上却变了样：“老易同志，凌汶同志，一路上顺利吗？”
香港的交通站预先通知了药号，莫少球早已作了准备。他让易君年和凌汶稍坐片刻，说马上会有人来见他们。
“以前来过广州吗？”莫少球问他们。
“在广州工作了好多年，广州起义后才撤离。”易君年回答道，“凌汶同志没有来过广州，不过她的丈夫龙冬同志倒是在广州工作，后来牺牲了。”
凌汶看了他一眼，老易总是喜欢到处跟人说龙冬牺牲的事情，她能猜到他的心思，却有些不太喜欢。她觉得老易在其他同志面前表现出来的那种对她的亲近，超过了实际上的亲近程度。而且，老易在提到龙冬时（虽然他明明从未见过龙冬），总是说龙冬如何干练、如何英勇，把听来的事情演绎成革命传奇，实际上凌汶知道，她身边那些龙冬的痕迹，照片、旧衣物、她偶尔说出的片言只语，都会让老易觉得有些不舒服。在这件事情上，易君年的态度似乎不那么真实。
况且，林石告诉她，龙冬并没有牺牲。
“龙冬？我知道他，他没有牺牲。”莫太太说。他们打完这一圈散了，莫太太上楼，正好听到他们说的话。
莫老板和莫太太，党组织委派他们俩负责这个交通站，这对夫妻在这里干了好多年。她这么一说，几个人全都把目光转向她。
“我不应该对你们说这个，我早就调离了那条工作线，按说，我不应该向别人说起那些事情。”她坐到莫老板身旁，对凌汶说，“不过你是他老婆，我觉得可以告诉你。革命也要讲亲情，是不是？”她又转头问莫老板。
“你个八婆。”莫少球笑着骂她。
“龙冬同志我知道。起义后，党组织在广州很难生存了，那是—民国十七年，组织上要我做交通，因为我是妇女嘛，人又比较八婆，走在街上，敌人不容易怀疑。
“整整一年，街上太危险了，随时都有便衣拦住你，有时候就穿着纱布衫，顶着铜盆帽，摇摇晃晃走到你面前，上来就要搜身。如若你说话的口音不是广州人，说不定就抓你走。
“我做了几个月交通，后来就调过来做交通站，和你做了两公婆。记得那天他们要我把信送到高第街，天一亮就要送到。夜里一直下雨，天快亮时雨停了，雾蒙蒙，石板路一脚滑、一脚水，鞋子裤子全湿了。
“整条街没有一个人，只看见粪车过去，车轮嘎吱嘎吱，摇着铃铛喊人倒马桶，叮当叮当，铃铛声在旁边的巷子里响不停。我就快到地方了，联络点在平民宫旁边的巷子里。平民宫你知不知？陈济棠抓了大烟船，收来罚金造了平民宫，说是要收容无家可归的穷人，到处都是穷苦人，哪里收容得尽？军阀，就是摆摆样子。
“只要进了巷子，再走几步就到那个地方了。在高第街往巷子转的街角上，有人躲在骑楼下面，突然闪了出来，拦住我说：‘你不要进去。’为什么不让我进去？我又不认识这个人。
“我就抬头看着他，这个男人又高又大，生得好靓，穿着一件雨衣，兜帽翻起来遮住了脸，天光很暗，又有雾气，但是他的眼睛好亮。我倒有点不好意思。他突然说：‘里面有警察，是便衣。’他看我装作不懂他的话，又加了一句：‘那个联络站被敌人发现了，有埋伏，我怕有同志进去被抓，在这里等。’他就这样救了我。我回来向领导汇报，领导是欧阳书记，欧阳民。他想了想说，那一定是龙冬同志。
“龙冬，我记住了这个名字。欧阳书记还说，他和我们不是一个工作系统，他的工作比我们更重要，更秘密，所以警告我不要把这个事情向别人说。欧阳书记那天很高兴，因为他叫我送的密信太重要了，要是落到敌人手中，后果很严重。
“实在太感谢龙冬同志了，他说，龙冬同志真是党组织不可多得的人才，广州军阀政府任何秘密他都能知道，他的情报网已经深入到敌人内部。我觉得他说得太多了，不应该把这些话对我说。不知道为什么，我暗暗为龙冬同志担心，如果他的秘密工作在地下党内部有那么多人知道，那离被敌人知道也就不远了。
“又过了一年，我看到《广州民国日报》上说，国民党破获了共党情报网，当场枪杀了潜伏在公安局的同志卢忠德，把那个地下党小组的人全抓了，还抓到了特委书记欧阳民。唯一逃出去的只有龙冬同志，敌人可能找不到照片，还画了像登在报纸上，说是如果有人看到他，报告当地警察，可以领二百大洋。后来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卢忠德，这个名字我记得，省港大罢工时有人说起过。好像是个海员。后来参加了工人纠察队，不知道是不是他。”易君年忽然想起，插进来说了一句。
“那很有可能。”莫少球说，“大罢工后，党组织找了一些革命意志坚定、机智干练的工人，让大家转入地下，还特地选了身强力壮的同志打进敌人的卫戍司令部和公安局。我也去考了公安局，仆街的公安局长朱晖日让人排着队挑，我长得像根甘蔗，瘦蜢蜢，被赶出来了。”
“什么时候的报纸？”凌汶问，“你说《广州民国日报》上登过，那是什么时候的报纸？”
“我记不清了，民国十八年，我记得是端午节前后。”
“这天的报纸还能找到吗？”凌汶接着问道。
“浆栏街转个弯就是光复路，西关报馆街，那里说不定有人知道。”莫太太说。
几个人正说着，伙计在下面叫“老细，有客”。
来人从瑞金、长汀、永定、大埔一路过来，走了十来天。他对莫少球说：“在青溪听说上海有人过来了，就怕没赶上。”
他是苏区来的信使，有重要口信，必须当面向林石传达，没想到林石并没有按照原定计划出现在广州。信使愣住了，上级给他的指示十分明确，只有见到林石，他才能说出口信的内容。
这是未曾预料到的情况，林石自己也不可能事先知道广州有重要口信等着他，必须由自己来听取。
对于信使，这是一种考验。他可以停止传达，原路回去复命。这是最为稳妥的处置，安全第一。可因为是口信，他知道内容，明白关系重大，如果不能及时传达到上海，可能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他不是普通信使，他是中央交通局高级别的机要交通员，像林石一样，交给他们的任务往往极其重要，却又极易出现意外情况，需要他们凭借经验和忠诚作出决定。
按照机要交通的一般做法，他甚至不用去见易君年和凌汶，但他决定见一见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