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姑娘（出版书）》
作者：虹影
内容简介：
该书以作者成为母亲后的视角回溯童年，通过家族记忆与个人成长史的交织，记录重庆底层家庭在特殊年代的生存困境。
全书包含46篇短文，重构与亲人共度的困顿岁月，并穿插四岁女儿的绘画形成跨代对话。作品以诗性语言展现物质匮乏时期的集体创伤，同时捕捉孩童视角下的诗意瞬间。书中淡化前作中的尖锐叙事，转向和解基调，将童年创伤转化为珍贵记忆，通过母亲口述的民间故事与川渝童谣，展现代际情感传承。母女关系作为叙事主线，贯穿家庭羁绊与时间沉淀后的理解。
目 录
序
上法院
那始终是个谜
改名换姓
一只瓷猫
大姐从农村回来
二姐从学校回来
我生病了
大姐坐月子
两束白菊花
四姐告状
生虱子
小猫小黑
大表哥
出事
三哥得离开家
怪老头
鸡奸犯
南山
观花婆
一个女孩的避难所
后院
小三妹
代课老师
猫跳舞
邻居周姐
卖花姑娘
青萍
花痴
幼儿园
扁担脚
阁楼闹鬼
古老的葡萄树
狗的故事
后院闹鬼
有女初长成
神秘的镜子
白头发女人
二姐讲的故事
梅与菊
新邻居
父亲的生日
李二嫂
科长大人
鸡汤的诱惑
私情
食莲者
害怕成为一个大女人
过生日
男孩
把木板架在长江上
篇外A
篇外B
原谅我，孩子
时间是一把刀，把软弱的人杀死
——张悦然与虹影的对话
有一天我一定会找到你，
那时无论离别怎样伤心悲痛，
我都不会哭。
序
红萝卜咪咪甜，看到要过年，娃儿要吃肉，爸爸说，没得钱，妈妈说，灶房有个火钳。
月亮走，我也走，我给月亮打烧酒，烧酒辣，买黄蜡，黄蜡苦，买豆腐，豆腐薄，买菱角，菱角尖， 尖上天，天又高，好耍刀，刀又快，好切菜，菜又轻，好点灯，灯又亮，好算账，一算算到大天亮，桌子底下有个大和尚。
不知是从哪儿学会的这些童谣，它们就像一丝丝亮光，照着那些没温饱和快乐的童年与少女时期。
收入这本书的这些文章，几乎都是记录那时期的片片断断。
有一次我唱着“月亮走，我也走”这歌谣，母亲正巧听见，她朝我投来关注的一瞥。到晚上，母亲破天荒地给我讲故事：有一个生在穷人家的小女孩，是个孤儿，她靠给财主家摘豌豆得到一口饭吃。后来有个神仙可怜她，让她走进豌豆地中，许一个愿，说可帮她实现。
小女孩跪了下来，朝天闭上眼睛，许愿要有一个家。
当小女孩站起身、睁开双眼来，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有着饭菜香的家里，爸爸妈妈哥哥姐姐都坐在桌边。她哭了。
我也哭了，对母亲说，妈妈，我要当那个小女孩。母亲说，你就是我的小小姑娘。
那夜，我睡得特别踏实。
也由此，这本书取名“小小姑娘”，纪念我和母亲一起度过的那些时光。
上法院
打我睁开眼，看见这个世界，就强烈地感到母亲离我远远的。她好像是别人家的母亲。
母亲离我远，就算是她抱着我，我们中间也隔着好些东西，她的心不在我身上。我弄不懂她的心在哪里。
大姐比母亲离我近，后来我长大一些才发现，大姐喜欢我，是因为她喜欢与母亲对抗，母亲不喜欢的事，她要做，母亲喜欢的事，她不做。比如母亲并不爱和我说话，大姐就要和我说话。
在我十八岁生日那天，大姐说，我曾像一个破皮球，被母亲和父亲生父在区法院里踢来踢去。
“我多大？”
“你一岁不到。”大姐看看我。我看着她，神情非常专注。
大姐说，那审判厅旁听席上坐满了黑压压看热闹的人，大都是街坊邻居和一些熟人朋友，母亲的态度很坚决，非跟父亲离婚不可！父亲一口咬定：“不离！”
法官花白头发，戴个宽边眼镜，脸上毫无表情。当然，见多了离婚的男女，每天都有这样那样的人分手。他只是在父母吵得不可开交时才慢吞吞说：
“慢慢讲嘛，慢慢讲嘛！”
没隔多久，形势转变，母亲不要离婚，父亲要离，说可让母亲跟我生父走。
坊间一直都流传着一句话，要离婚，切莫上法院，私了，丑事掩得好藏得了。相反，所有的隐私和秘密公诸于众，会搞得身败名裂，一臭万年。
母亲和父亲的婚没有离成。可这场离婚使两人一下子丢尽了脸，付出了代价。
大姐说：“上法院，很可怕。可是你长大以后，若再上法院，就不必害怕。”
我问：“为什么？”
“因为人的第一次都会如此反应，害怕，惊喜，担心。第二次时，就不会如第一次那样。”
我说：“我不希望有第二次。”
“反正你有防疫能力了。你看看我就是如此，我离过一次婚，再离几次，也就寻常了。”
大姐说得轻松，给我的感觉却并不是如此。
那始终是个谜
重庆长江南岸野猫溪一带，只有一个邮递员，他四十来岁，脸上有水痘后流下的疤印，永远是绿衣服、绿帆布包和一双军用球鞋。这人其貌不扬，可很能笑，笑声能感染九三巷整条街。邮递员来到我家所在的六号院子时，父亲会和他说上几句，都是和当天天气好坏有关。
整个院子订了一份《重庆日报》，订报人是我的父亲。从邮递员手中接过报纸，父亲蹲在地上，看了起来。
母亲走到父亲面前，低下身。报纸顶头上印着一段伟大领袖的语录，天天一样。母亲从不看。那么她在看什么呢？原来她发现父亲握报纸的右手还夹着一封信。她取过来，见写着她的名字，便撕开信封，读了起来。
在巫山插队落户的大姐的信很短，说她将回重庆一段日子。
母亲眉头一挑，告诉父亲，大姐要回来。
父亲说巫山不好，回来虽然照旧是个穷，可是穷也比那夹皮沟强，一家人在一起。
母亲显得很烦躁，说家里马上要多添一张嘴，怎么办？
母亲尚不知大姐这次回来还多带了一张嘴，大姐已怀孕八个月，准备生小孩。大姐关于自己已结婚及快生孩子之事，在信里一字未提。
母亲在外做工，挣钱养活全家，只有周末才回家。一个星期我才能见母亲一次。她在我的记忆中似乎从没有真正地快乐过，所有关于她的记忆，哪怕瞬间形象，都不曾有过开怀大笑，或是默默地一笑。
我记不得母亲脸上幸福的模样、很安心地注视着什么，她总在担心焦虑，眼神也很紧张。但我从未见母亲哭，当着我们。父亲说：“你妈妈是一个打不垮的人。”
几个哥哥姐姐也不爱哭，他们也不爱笑。父亲呢，更不爱笑，像是一块烧不化的冰。母亲很少与父亲吵架。可我能感觉到母亲胸中窝着火苗，火苗见我，会越升越高，随时都可烧毁我，这让我感到害怕。
假若父亲母亲打架呢？
我不会愿意母亲赢。这么一想就让我觉得痛快。可见我对母亲的失望到了何种程度。这种失望，其实是一种对母亲的倚重。母亲她到底中了什么邪，拒绝我整颗爱她的心，让我离她永远有距离，无法靠近她。看到别的母女那样亲热和欢悦，我很想母亲能亲我一下或紧紧地拥抱我。可是母亲连看都不肯多看我一眼。
这始终是个谜。
父亲，把我放在一边。我在他的视线里，又不在他的视线里。我从不敢反对他、不听他的话，他的话对我就是圣旨。父亲几乎从不称赞我，他也从不对我多说一句话。我很小就清楚，父亲对我不亲热，说不出为什么。
这始终也是个谜。
小小的我，想解开这两个谜，怎么可能做到？
直到我十八岁生日，母亲带我去见生父，一个陌生的男人，我才猛然明白原来天天见着的父亲并不是亲生的。母亲与那个年轻她十岁的男人相爱后生下了我，我是一个私生子。
改名换姓
街坊邻居，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是欺侮我，叫我“扁担脚”，喝斥我站直身体，把双腿往后弯，弯成一根有弧形的扁担，罚我站在大太阳下，腿难受极了。姐姐哥哥经过，不当一回事，像没看见一样。
我眼里含着泪水，心里叫妈妈来救我，妈妈不在家。我叫爸爸，爸爸也听不到。我叫老天，老天不应。
这个世界上像从没有我这个人一样。
没法形容我小时的模样，搜遍所有的箱子和本子，只有一两张那时的照片：一双眼睛惊恐地盯着前方，眉头有点皱，嘴唇紧闭，头发稀拉，有点像现在女孩子为时髦把头发染成的黄色。我个子小，上学后一直坐在一二排，手指手腕和胳膊几乎不能再瘦。胸前有锁骨，脖子格外细长。脖子上有颗黑痣，大家都说它是吊死鬼痣。
四姐有一次这样叫我。母亲听见了，连看也未看我一眼。
还有一次，三哥也这样咒我：“吊死鬼，你让我们全家倒霉运。”看着他那副讨厌我的样子，我眼泪马上就含在眼眶里。
我急了，叫妈妈：“我的痣真是吊死痣吗？我们家倒霉，真是因为我？”
母亲没有安慰我，反而说：“就算当你吊死鬼，你也是幸运的。你还活着，在这个家，就不错了。装什么可怜巴巴，活该！”
母亲的这席话，足足让我难过了一个星期。
母亲的眼睛大，瞳仁黑亮，睫毛长又密，眼白略显淡蓝，在不同的光线下变化。眼睛转动，抵抗着四周沉重的黑色，带着无尽的悲哀。说我有母亲一样的眼睛，不如说，我恰好继承了母亲内心深处那种不顺从和倔犟。
十八岁那年我离家出走，全国到处游荡。有一回我在一个城市的马路边走着路，遇到一个瘦瘦高高的人，他急切地穿过马路，抓住我的手。他说他是我的初中同学，与我同一个班读了两学期，和我共用一张课桌。
我看着他，不说话。
“当时你经常穿一件花衣裳，嘿，你不爱说话，可爱跟我说话。”
我轻轻地说：“有这事吗？”
“你不记得了。”他失望地低下头。
他跨过马路，还回了一下头。那张脸，有点熟悉，可是无法百分之百确定，他就是从前的同学。对他，我真是一点印象也没有。
人的相貌会随着长大发生变化，有的人变化大，有的人变化小。我的门牙在一次意外事故中磕掉一半，被医生修补后变得椭圆；嘴唇原有点朝上翘，现在嘴唇闭上后没有那弯角，眼睛和鼻子都比以前显得大了些。居然还有人能认出我，真是令我格外惊奇。我在家里被家人忽视，我不需要那个家的姓，也不需要父母给的名，我改了一个新名字，就是为了与过去彻底决裂。
这种面目全非，那个人能认出并明白吗？
我怀疑。对一个模样还说得过去的小女子感兴趣，想认识的话，打招呼最好的方式之一便是：嘿嘿，知道吗？我们曾是同学。
一只瓷猫
记得小时，北京时间晚上八点之前，我们六号院子的男女老少就会搬自家的矮木凳，坐在近五十多个平方米大的堂屋里，听一个半导体收音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八时播出，凡伟大领袖的“最新最高指示”，我们都从这儿听到。
六号院子在重庆南岸野猫溪与弹子石之间的半山腰上，算得上是整片贫民区最像模像样的房子，这个1949年前有钱人家的大宅子，屋顶和柱子雕有花，显得古色古香。院子里住了十三户。宽大的堂屋靠里隔出一个杂物间，堆了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后来隔间被拆，墙上露出毛主席的大头像，画像顶上红纸黄字写着“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画像左边写着“革命委员会好”，右边写着“四川很有希望”。画像底端有两个小红“忠”字，夹着一个大红“忠”字。
每次听完伟大领袖的最新指示，人们便取了锣鼓，甚至锅盆，走出院子，在一条条巷子里游行欢呼庆祝。
这种游行，母亲一概不许我们参加。别人家里贴满了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的画像，挂各种像章，我们家墙上只有一张各族人民庆丰收的年画。
上下午都有人在堂屋跳忠字舞，“心中的红太阳，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千万颗红心向着北京，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敬祝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没隔几天，跳忠字舞的人越来越多，从堂屋延伸到天井，全是热情澎湃的人。后来院子外空地上也都是人，他们高唱着“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捧着语录书，挥着手臂，扭动身体跳舞。
我家对门邻居陈婆婆一口假牙，拄着拐杖站在那儿，嘴里轻轻唱着什么，像好些老鼠在一个宽阔的洞穴里转悠。我问母亲，母亲说那是山歌，好听。
我很为母亲担心，觉得她这么讲，早晚会被人抓走。
很快，就开始辩论。街上出现大字报和穿军装扎皮带戴红袖章的红卫兵。
那些被红卫兵抓走的人，叫牛鬼蛇神。他们头上扣着尖尖帽，被红卫兵押着，经过我们街。他们大都是中学教师。游街后，他们被带到38中操场中心台子上。我跟着队伍到那儿，挤进人堆里，踮起脚尖往台上看，红卫兵揪住那些“尖尖帽”的脖子，高呼口号“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不断有木块和砖头架到那些“尖尖帽”的背上。
有个“尖尖帽”受不了，倒在地上。台上台下都没有人救他，直到那个人身体僵直，死在台上，会才散掉。
第二天中午，我刚放下饭碗，就听到外面有人惊慌地大叫：“38中起火了，起火了！”
院子里大人闻声就往外跑，我跑得比他们还快。38中上空冒起浓烟。我爬上大坡石阶，走捷路穿过一条巷子，来到中学的操场上。靠大门一幢两层楼的教学楼左端，火焰燃烧得像龙起舞，势不可挡。教学楼下是一座花园，入春开迎春花、桃李花，夏天开玫瑰，冬天是腊梅，那时玫瑰开得正艳，掺入了这火花。
学校早因闹革命罢课了，只住了关押的“尖尖帽”和留守的红卫兵。学校周围的居民用盆子木桶往火上泼水，但火势没有减弱。消防队赶来，截断了火源，才保住了大楼右端，左边楼烧得只剩下楼上楼下四间房。
这场大火一直烧了两个小时，火因不明，学校里保存的档案全化成灰烬。花园被烧毁了，到处是焦黑的柱梁、黑糊糊的桌椅柜子。
我在发烫的废砖烂瓦中小心地走着。不少居民在低头翻拣有用的东西：一只杯子、一个黑水瓶、烧了一半或完全成木炭的木头。我拾到一只小瓷猫，尾巴断掉，不过不仔细看，看不出来，仍是可爱。用袖口擦净后，我把猫捏在手心里回家。进门时担心被大人看见，赶紧藏在裤袋里，却划破了手指。
母亲发现了，用云南白药洒在我的手指上。
对门邻居陈婆婆说：“那个‘尖尖帽’死得惨，老天在报复呐！”
那天天黑得早，整个南岸停了电，一片漆黑。六号院子公用厨房灶前点着小煤油灯。冷风一吹过，人影投在墙上像庞然怪物。我不害怕，因为那是母亲，她在做饭。
我的五哥和四姐瞄准了时间回家吃饭。
房里煤油灯的火苗光映着我们的脸。瓷猫从我口袋里掉到地上，四姐比我先捡到，告诉父亲：“她偷东西！”
父亲脸沉了下来，五哥见势一把夺走我的饭碗。我对父亲说，猫不是偷的，是在38中火堆里拾的。
四姐冷笑，骂我编瞎话。
父亲说：“不管是哪里的，只要不是你的，就不该要。”
我不说话。母亲侧过脸来看我。我拿着瓷猫走到院外垃圾坑前，站在那儿，舍不得扔。回头看院内，隔了好一阵子，才松开手。
我回到家时，他们已把碗筷收了。我只有倒水洗脸。
母亲一边做事一边念叨：“真是不争气，我怎么会养你这种专让我操透心的女儿！”
把洗过脸的水倒进木盆，我慢慢洗脚，心里充满委屈。真弄不懂自己怎么会成了母亲的眼中钉、肉中刺？我多么希望她能爱我一些，至少稍稍关心我一点呀！我这么一想，眼泪就哗啦哗啦流了下来。
上阁楼睡觉时，我注意到四姐手里有个瓷猫。看到我看见，她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肚子饿不饿？”我肚子饿得咕咕直叫，但我不想说饿。
煤油灯稀弱的光亮，仿佛在一点点升高，映在墙上，我的身影也映在墙上，显得四周鬼气森森。我起身吹熄了它。月亮透过亮瓦漏下些许光来，屋子里反倒添了不少温暖。
十年后阁楼没了，整个老院子都化为尘土，那块地上建了新房子。若不是手指上至今还有淡淡的伤痕，很难相信那只猫曾经存在过。
大姐从农村回来
搬运工人扛着装玉米黄豆豌豆的麻袋，从江边货船上走下来，把它们重重地摔在缆车上。缆车装满了，开到山坡上，有些豆子从麻袋的线缝中掉出来，落在铁轨边或两旁的石块中。有时会沿途撒一地。那些早已守候在铁轨两边的小孩们会蜂拥而上，抢豆子。
我和五哥拿着竹箕，蹲在靠近粮食仓库门的缆车边，不敢与那些孩子争抢。等他们抢过之后，跑到别处，我们才眼如针尖似的搜寻他们遗漏掉的豆子，心里充满担心，开缆车的工人随时会来把我们赶走，更担心缆车突然开动。
忽然我抬头，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孕妇靠在桥旁瓦石阶上休息，边上搁着背篓。仔细一看，那孕妇是我在乡下插队的大姐。
五哥也看到了，朝她跑去。
大姐喘着气，用一条手绢擦脸上的汗。五哥走到她跟前将背篓背在背上，两人抄小路朝山腰上走去。我跟在他们身后。大姐大着肚子，头发变少了，扎着两根短辫子，没留刘海，脸晒得黑黑的。
那天是周六，晚上母亲回家。两人关起门来，很神秘。我悄悄贴在门上偷听。大姐竟然在和母亲吵架，骂母亲过分关心她：“大表哥不是你叫他来找我的吗？”
“我是叫你表哥到你下乡的地方去看你。你要跟他结婚，该跟我们当父母的说。你们是表亲啊，不能结婚，结婚生孩子更不行。”
“哼，我自己的事自己做主。”大姐明显理不直了，声调减弱。
她在巫山县当知青，当在部队当连长的大表哥来看她，并表示对她的感情时，她答应嫁给他，草草去领了证，到巫山县城旅馆里结了婚，并一直不让大表哥写信告诉两边的家人。
我听得专注，不知身后站了好些爱热闹看是非的邻居。
“走开，走开！”三哥像个凶神一样赶人。他们离开了，不过仍是竖着耳朵专心地听。
三哥把我也赶走。可是难不倒我，我跑到阁楼上，贴在薄木地板上听楼下动静。
母亲说：“你得听我这一次。你得想想在农村当知青是什么情形，怎么会考虑怀孩子？”
大姐说：“我偏要怀孩子，神仙也管不着。”
母亲不说话了。
大姐口沫飞溅地撒泼说，这是她的权利和自由！突然她哭了起来，说不想要孩子，才不要孩子，可是孩子自己跑到肚子里，之前她一心不要在这个家里，就是因为母亲不爱她，所以她才自个儿跑去派出所取消户口去巫山农村当知青，可是母亲并不使劲阻挡，这么多年来不管她死活，现在才来冒充慈母。她说她恨这个家，恨母亲。
母亲心早软了：“有话好好说，哭啥子，把胎儿哭坏了，倒霉的是你自己！”
“假关心算啥子人啰。”大姐哭得更厉害了，“反正我们这种人也不算人，娃儿生下来也是个穷命、苦命。”大姐怪母亲，不该把她从母亲的前夫，也就是大姐的生父袍哥头子的家里抱走，让她的命从此糟糕。
母亲说：“大丫头，不抱走你，你的命苦！”
“我情愿，可我也会享几天福。就是你这个坏妈妈害了我一生！”
母亲被大姐的话气得脸发白：“你终于说出这句话来，我晓得就是为这个，你恨我。难道你报复我还不够吗？”她几乎声泪俱下。
母亲伤心的面容，如烙铁，刻印在我幼小的心上，怎么挥也挥不走。
我心里难过得想哭。怕人看见，就走下楼，到院门外。父亲拿着烟杆一个人蹲在昏黄暗淡的路灯下，背靠电线杆，抽烟。我走到父亲跟前，悄无声息地蹲在他的边上。
二姐从学校回来
南岸四公里有个师范学校，二姐在那儿读书，这天步行回来时，天色已晚。她在天井里摸黑用凉水洗脸，之后用盆里的水洗凉鞋上的灰土。
她用开水泡冷饭，挟了坛子里的泡菜，香香地吃完，又喝了一大杯水，这才算缓过劲来。母亲催她快熄灯去睡觉。
二姐出了楼下房间，经过堂屋，走上阁楼。
我和大姐睡正对着门的床，四姐睡另一个床。大姐躺在床上生闷气，脸拉得很长。
二姐问大姐：“怎么啦？”
大姐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后，便放鞭炮似的说了起来，全是诉说母亲如何不对，如何不管她死活。“我怀肚子里这孩子，其实也是赌气，我就是要让妈妈不高兴，就是要给她出难题。她这个妈，之前也当得太容了易。我叫她一声妈，她就得负这个责。”
“不要说了，你太不理解妈妈了！”
大姐对着二姐吼叫起来：“哎哟，妈妈的小棉袄真是懂事，我以为这回不帮妈妈说话，结果还是一样。”
二姐站在屋中央，说不是她帮母亲说话，而是人讲话得讲事实。当时大姐卫校都快毕业了，千不该万不该，不应去看什么破电影《朝阳沟》。看得热血沸腾，背着母亲，拿了家里户口簿，跑去报名到巫山农村当知青，以为那里跟电影里一模一样？母亲知道了，疯了似的追出门，追着大姐跑到街委会。母亲迟了几分钟，大姐报完名已到派出所，下户口办手续。母亲追到那儿，不让大姐下户口。大姐在户籍面前骂母亲思想落后，拖她的后腿，不支持革命。结果母亲被户籍狠批了一顿，要母亲好好学大姐。结果呢，大姐一去巫山，当天晚上就后悔了。一旦后悔，就什么都看不惯，在一个穷山沟里受够了罪，她想尽办法跳出来。以为嫁了人，可出巫山农村。可是大姐夫只是一个连长，不够带家属随军。她要么留在原农村，要么可转移到大姐夫参军前的农村。“大姐呀，我说你聪明，你比谁都聪明，说你傻呢，你比谁都傻。有了孩子，你还能出那鬼农村，回大城市来吗？”
“出不来就出不来。”大姐大声回答。因为没有盖被子，她的大肚子露出来。嫌不舒服，她把身体换了一个姿势。
“现在你回来生孩子，还要在家里作威作福？”二姐说。
“你话说得太不客气了。实话说吧，别以为我是看了电影《朝阳沟》，才对巫山农村抱幻想的，才不是呢！我不想在这个家，我就是想找一个机会和出路离开这个家。”
“这个家对你有哪点不好？”二姐走到床边坐了下来，异常生气。她比大姐小三岁，却像这个家的大姐似的，帮着父母操持家务，每个月无论多么拮据，想着大姐在农村不容易，还是不忘给大姐汇去五元钱。
母亲在楼下房间听见两个女儿争吵，走到堂屋，对着阁楼大声喊：“不要争了，养儿养女图个啥？大丫头你马上就要当妈了，你会晓得是啥滋味！”
阁楼马上清静了。二姐脱衣躺下。
天窗在风中吱嘎作响。
“天窗啷个没有关严？”大姐抱怨地说，拍了一下床边，明显是想别人去关上。
二姐和四姐躺在对面床上，没动静，也许她们都睡着了。
我从大姐的脚那边爬下床。大姐半睁半闭的眼光，扫在我身上，她看我的样子，很不经意，却有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怪怪的感觉。
我爬上可移动的木梯。风从天窗朝我衣服里窜，凉飕飕的，我打了个激灵，紧紧抓着天窗框子，外面是漆黑的夜，没有一颗星星，更没有月亮。
大姐不高兴地说：“哎，六妹，关好窗，赶快下来！”
我正要关上窗，面前突然出现两点发光的东西，吓得我身体一哆嗦，几乎松开手，掉下地板。我站稳了，去查看，原来是一只猫，蹲在屋顶瓦片上一动不动。
我赶快把两扇木窗关上，插上插销。
我不是耗子，不该怕猫怕黑夜。可我承认我怕，尤其怕围绕在家里的那种说不出来的阴影，尤其是从每个人身上传递出来的不喜欢我的感觉。
回到床上，大姐让我不要挨着她。她怕我睡着后，管不住自己的两脚，会蹬着她肚子里的胎儿。床本来就不宽，于是，我只好盖好被子，侧着身子，靠在冰凉的土墙上。
我生病了
阁楼的木门被人轻轻推开了，一个头戴钢盔拿着钢钎的人，我仔细一看，他竟然是三哥，对我厉声吼道：“野种懒东西，快起来！”
他手里的钢钎上沾着血，那是我的血吗？我爬过盖着一层被子肚子隆起的大姐，战战兢兢地想下床。结果被三哥一脚踢在地板上，我在地板上翻滚，手臂擦破皮，出了血，痛得直想哭，可我吭也未吭一声。
他手中的钢钎，很像楼下屋门后那根。那年他不知从哪里弄了一个红卫兵的袖章戴着，参加全国大串联，去了北京接受伟大领袖接见，后来带回钢钎，说是他的战利品。
父亲在堂屋发出我从未听见过的笑声：“哈，哈，哈。”我吓得毛骨悚然。
于是我朝房门口跑，三步并作两步往通向堂屋的长梯奔去。身体腾空而起，想飞下楼梯。我下到堂屋，穿过腐臭难闻的天井。身后传来远不止一个人的脚步声。我朝院子的大门跑去，可是那门有两道左右对插的门闩，紧紧闩着。我够不着门闩，着急得浑身流出大汗。这时，我的头被一只手挤转过来。
“打死她，打死她！”喊声响成一片。
“看你往哪里逃，这么小丁点，就不得了。”三哥把钢钎往我胸口插来，我倒在了地上，死了过去。
母亲在叫我名字，是的，不错，是母亲的声音。我的意识慢慢回到身上。母亲在说：“怎么搞的，睡了一觉，发烧了。”
她的手从我的额头上移开，呼吸急促，嗓音里似有刺卡着，说得很不畅快，还添了焦急，“赶快做得什么东西，给她喂喂，摸上去烫成火球了。”
我很想让她的手就放在那儿，柔软又清凉。“不行，叫你们做，能做好？得了，我自己去做。”
听着她出门下楼的声音，我心中充满了失望和哀伤。“不，妈妈，我不要你走。”我心里如此叫唤，嘴里却只会说出“不，不”这样的字来。声音轻弱，母亲听不到。
父亲刚出院门，就被一群穿着绿衣戴着红袖章的人推倒在地，要他老实交代。父亲问交代什么？
戴红袖章的人说，每个人都有秘密，得一五一十坦白出来。
我跑下楼去，把父亲扶起来。四姐走过来把我扯开，骂我，还脱下臭布鞋朝我砸来。
我醒了，原来是个梦，是个不肯再回想的梦。母亲把一块湿毛巾搭在我额头，轻声轻语地说：“你发烧了，好好睡一觉就会好的，放心！”
经过了一天一夜，我还是未退烧。母亲只好叫三哥把我背到区联合诊所打针。为了我，母亲破例未去上班，抓了草药在家里用小火熬。
二姐回师范学校去了，夏天似乎从这天开始，空气里弥漫着草药奇怪的香味。每年夏天开始到涨水季节，白沙陀造船厂都是最忙的时候，母亲是搬运工，周六才回家来，周日晚走山路回造船厂，回来也很少和我说话。母亲有一天时间为了我而忙，着实少见。她不时上楼来照顾我，给我喂绿豆汁和草药汤。
我心里暖和。躺在床上两天，身体好多了，母亲也去上班了。我和四姐一人睡一床。夜里我们不必担心彼此挤在一起撞着了。
下午太阳未偏西，我听见楼下屋子里进出脚步声不断，说是滑竿抬了大姐回来，又听见有人在向父亲祝贺当外公了。
我迅速走到阁楼门外，看到大姐头上包了条毛巾，胸前抱了个小娃娃。她从接生站回来了。她抱着小娃娃上阁楼，经过我身边，看看我，便走进去，把小娃娃放在床上，自个儿也躺下了。
四姐在堂屋对我说：“不要再装病了，还不下楼倒垃圾去。”
大姐坐月子
父亲坐在堂屋的木凳子上，查着一本旧旧的《康熙字典》。他要给大姐的孩子取名字。我父亲是个既传统又不传统的男人。为什么呢？传统在于他的外孙，是个女孩，不能按家谱的排行顺序取名字；不传统呢，是因为大姐虽生个女孩，他一样疼爱，甚至比生一个男孩更让他高兴。
父亲翻了半天字典，再三琢磨，才给这新出生的女孩取好名字“玲琍”。既像玉，碰击出好听的声音，又像琉璃一样的美。女孩跟我表哥姓，也就是和母亲同一个唐姓。
小娃娃的哭声尖而脆，我不喜欢。她像知道我不喜欢，故意使劲哭，哭声切割我的大脑，本来，我在这个家是最不受关心注意的人，有了这个小娃娃后，我就完全不存在了。
因为天气变热，担心小娃娃生痱子，不久她就与大姐分开睡，睡在家里的小竹床上。她一见我就开哭，如同天敌，不听到父亲或是大姐、四姐训斥我，她不会停止。
四姐上阁楼来，对大姐说：“妈妈叫你戴上头巾，怎么没戴？”
大姐说母亲管不着她，她才不信坐月子头不能吹风。她指着床前方凳子上的汤，要四姐喝点。
“不喝，我怕得很。”四姐说。
“喝头胎胎盘汤最补人，傻得很！”
大姐说她专门给接生站的医生说了不少好听的话，才把她女儿的胎盘留下的，否则别想搞着这种好东西，哪怕是自己身上长的。
大姐递过来汤碗。
四姐推开说：“你在卫校学过，怎么信吃胎盘？”
“正因为我是学医的，我才知道这是最营养的东西，含有巨球蛋白β抑制因子，能抑制各种病毒，还含有酶、氨基酸和碘。六妹，来，尝尝。”
我接过碗来，汤飘着一种香气，还有一股说不出来的腥味，我的胃里直翻，想呕吐。于是我放下碗。
“你看，这事我都没让妈妈知道，她会反对的，一定会说，人身上的东西怎么可吃？”大姐转向四姐，“你帮我清洗，加酒加姜，悄悄炖，你真是我的好妹妹。”
四姐说：“快点喝，不然味大。”
四姐根本不用提醒大姐，胎盘的腥味随着汤变凉增浓。大姐不管，她用手捂住鼻子，一口气将剩下的半碗汤倒进肚子里。我真佩服她。
母亲为了大姐坐月子能吃老母鸡和鸡蛋，晚上加班抬氧气瓶，像一个男人一样卖命地干活。夜里她回到集体宿舍，随便将瓷缸里的冷饭，泡开水和着咸菜吃完，往床上一倒，沉沉地睡去。
为了省事，母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本来椭圆的脸变得日渐瘦削。两件蓝色亚麻棉布衣服，洗得发白，轮换着穿。她的身体散发出一种香味，那么劳动，却几乎闻不到汗臭。
我五岁前后记得最牢的就是大姐吃胎盘和母亲好闻的气味。毎当大姐的女儿以哭声对我表示不喜欢时，我就到江边，坐在窄窄的石梯上，看江上的船。淡淡的晚雾中，一艘、两艘船驶过，也许下一艘，母亲就在里面。我真想快快地扑进她温暖的怀里，像别人家的孩子那样，得到母亲的抚摸和亲吻。
妈妈，总有一天，你不会像现在这么冷淡我，远离我。
两束白菊花
大姐夫来了，带着大姐和女儿去忠县农村看自家父亲。
他们走后不久，江上起洪水了，比着劲儿往上涨。
父亲说，打他从家乡浙江来重庆这几十年，都从未见过如此凶猛的洪水。长江和嘉陵江汇合处的呼归石全淹在水里。洪水在一夜之间涨到八号院子下面的粮食仓库门前。江上浮着上游飘来的树木、家具、死人、死猫、死老鼠和衣服，也有半截木屋浮在水面上。
那段时间人心惶惶，大家都跑到八号院子前的岩石上看江，生怕长江继续涨水。
我晚上做梦，梦见人们在奔跑，江水把我卷走，我大叫救命。
没人过来救我。
我沉到江底，变成一条鱼。
有一条龙追我，要吃了我。我大叫着醒不来。当然天一亮，院子里就没有清静，我醒来。可是晚上又做变成鱼的梦。有一天龙追我时，我急中生智，冒出水面，发现水已退。于是，龙也不追我了。
起床后，我第一件事就是跑出院子，到八号院子前去看江水。真的，江水退了。
所有的人都欢叫起来。
可是二姐一个人在阁楼里哭。二姐要回学校参加派性斗争。那时重庆有各种保护党中央毛主席的造反组织，有中央做后台的，也有军队做后台的，最有名的是“八一五派”和“反倒底派”，后者也叫“砸派”。母亲坚决反对。门被母亲反锁，母亲说：“你啥时想开了，就叫我一声，我给你饭吃。”
二姐把一段毛主席语录抛过来，说话打机关枪一般快：“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二姐说，“文化大革命”的希望就寄托在她们这样的年轻人的身上。
母亲听完，摇摇头，什么也没说，下楼了。
不知是三哥还是四姐悄悄帮二姐开了门。二姐跑回师范学校。
那是1967年，重庆两江三岸派性斗争升级，明枪明火干起来，惨案不时传来，搞得院子大门天不黑就关上。每家每户把菜刀和铁棍藏在自家门后和床下，以备不测。
二姐走了一周，母亲不放心，便到位于四公里外的师范学校找二姐。费了一番周折，母亲找到二姐，她正在新垒起的两堆坟前跪着，坟前分别有一束白菊花，白得吓人，映得二姐那张脸像鬼。
一向小心翼翼的二姐，同时被两个男同学追求。二姐呢，并未答应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两位本是好朋友，却由情敌转为敌人，分别当上了学校里“八一五战斗兵团”和“保卫毛主席革命到底兵团”的小头目。文斗不如武斗，革命升级了，山坳中发生武斗。两派的头目，跟外国小说里的决斗者一样，各自丢下身后围着自己的人马，举起了手中的枪，朝对方走过去。枪响了，一个倒下了，另一个也倒下了。两人爬在地上，又再次扣动扳机，射向对方。
结果两人都死了，只有几分钟时间。两边的人都看傻了，不知该怎么办。
二姐正在操场旁的女生宿舍里写革命标语，完全不知道操场墙外发生的事。第一次枪声响，她觉得不对劲，便奔向窗口。她看见那两个男同学举枪射向对方，倒在地上。他们射第二次时，二姐大叫：“停住！”谁也不听她的话，血流了一地。他们的脸都干净，一丝血也没有，安详极了。二姐发出一声绝望的叫喊，爬上窗台，想往外跳。当然被人拉住了。
母亲对跪在两堆坟前的二姐低声哀求：“回家吧，二妹。”
二姐没听见，眼睛直直地瞪着前方的两束白菊花。过了好久，她才抬起脸来，对母亲说：“好的，妈妈。”
之后，二姐不再参加任何派系，她躲在宿舍里读外国小说、绣花和练毛笔字。从那之后，她不仅是学校、也是我们家写字最体面最有章有法的人。
四姐告状
我们家穷，几个孩子就一双塑料大雨靴。一逢下雨，就得看谁的手脚快。谁慢了，就得穿球鞋。中学街是一大坡石阶，若是雨不大，球鞋没问题，若是雨大，球鞋就会进水，弄得整双脚不舒服。四姐早上没抢着雨靴，父亲拿给五哥了。她中午回家时，拿我泄气，把球鞋脱给我，要我给她刷干净，放在灶边烤干。
我到天井边，用洗菜水给她刷鞋子。
大姐远在巫山乡下当知青，三哥这段时间白天基本没在家，不知跟什么人跑到什么地方去玩，母亲因为加班连周末也未回家，所以家里的好些事都落到四姐一个人身上。雨停了，太阳出来，蹲在天井边洗衣的四姐，心情还是阴郁一片，我的腿上常有被她在夜里掐得青紫的地方。我先天性营养不良，血小板低，若是碰撞硬东西，身上就有一块发青的淤血，几天都不散。
我刷着鞋子，看了她一眼，也许她心虚，说：“你看什么？”
一双鞋已刷好，可是我说：“你的鞋自己刷。”
她把已刷好的鞋拿走，自己放在灶边。然后跑到屋里去跟二姐告状，说我昨天把一件与她共穿的衣服剪短了。
我被二姐叫到堂屋，她问：“你真的敢剪衣服？”
我知道自己闯下了大祸，却一反常态，毫无畏惧地站在那里不说话。
父亲从厨房里走过来，听到我剪衣服的事，眉头皱起来。二姐问：“你错了吗？”
我不承认错，仍不说话，一副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的神态。
二姐一把拉住我的胳膊，直拖上阁楼，插上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