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从床下抽出一根木柴，叫我趴在一条长凳上。我一脸无所谓地爬了上去。她手中的木柴打在我的屁股上，痛得我眼泪直往下淌。
“认不认错？”二姐问。
我不吭声。
“还不认错。我看你犟，你能犟过我？”二姐手里的木柴又挥了下来，“看你开口不开口？”
我说我没有错。
二姐更生气了，打得更起劲了。
为了让小孩子听话，院子里大人打孩子，有的真打，有的假打。真打的小孩子反而与大人亲，被假打的小孩子眼里没有大人。曾有个小孩子在江边对同伴传授对付大人的经验，说：“大人一打你，你马上认错。大人叫做什么，就听从，之后呢，照你自己的想法做。”我听到后，告诉母亲。母亲说，“你这孩子真打假打都没用。”
我不知母亲为何如此说，她一定认为我是不可救药的孩子，坏透了。也许她对我失望透顶。二姐打我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母亲这话，真打假打对我都没用，那二姐不是在浪费时间吗？
二姐打够我的屁股，要我伸出手让她打。我伸出手，她撸了撸袖子，啪啪几下打下来。十指连着心，我痛死了，双手赶紧抓着长凳的脚，但是忍住，不叫。
她笑了，“你居然还是怕。”
我声音虚弱地说：“我才不怕，妈妈说真打假打我，都没用。”
二姐一怔：“妈妈说过这话？”
我在长凳上点点头。她停了手，握着木柴，在那儿想着什么。一分钟不到，她坐在地板上喘着气。
“打人还真累。”二姐感慨地说。
“还要打吗？”我害怕地问。
二姐一听，跳了起来：“骨头真贱，你还想我打吧？”她手里的木柴举起来。
“要打就把我打死算了。”我用尽最后一点力量说，“我恨你，二姐，恨你们所有的人。快点打死我吧。”
她看着我的眼光，跟母亲经常看我的眼光很像，终于她的手垂下，那根木柴掉在了地上。她把我从长凳上扶了起来，我这才呻吟起来。二姐脱下我的裤子，察看轻重。“都红肿了，以为你不叫，就不痛呢。”她取来药膏，给我涂上。
二姐不该是打我的人，若要打我，应该是父亲、母亲和三哥。母亲和三哥都不在，那么只能是父亲。为何轮到刚刚从学校回来的二姐来揍我，至今我也没弄明白。
生虱子
那些天我总觉得头发里有东西，弄得头皮痒痒的。每隔一会儿，我管不住手，就要去抓几下。二姐发现我总在抓头皮，扳过我的头来一看，说：“你看你呀，不知从哪里招了虱子。”
我当然不知道虱子为何寄生在我的头发里。最有可能是没人管我，好久没洗头了，太脏，才生虱子；还有可能是从街上那些生了虱子的孩子头上，跑到我头上的。
二姐满屋子找煤油。她从阁楼上的床底下翻出所有的东西来，把每个瓶子都打开闻闻，然后盖上盖，失望地摇摇头。又到堂屋房门右侧那些装煤球的地方找，她记得那儿有一些油漆瓶子。找了半天，还是没找到。最后只能告诉父亲，她要煤油。
父亲从屋里柜子里一个封得严严的铁筒里，倒了一碗黑糊糊的液体出来，有股刺鼻的味道，我马上捂住鼻子。
三哥五哥和四姐，没准早已发现我头发长了虱子，只是都装着不知道，跟二姐那天关起门来揍我时一样，没有一个人来解围。
我跟着二姐走到天井里。她叫我蹲在天井的石阶上，把头低下去。我照她的话做。她把碗里的煤油抹到我的头发上，抹得很仔细、很均匀。然后返回屋里，找来一件破衣服，将我的头发包裹起来，包得严严实实。
“好了，你可以起来了。”二姐看看我，取下她头发上的夹子，将我头发上的布固定好，拉着我的手，让我在楼梯口坐着，“别动，一旦漏了气，煤油会挥发掉，就闷不死虱子了。那样，虱子会长大，会把你一口吞下肚里去。”
我吓得要命。煤油闷着我的头，头的重量在随着时间的流逝增加，那些虱子在用力挣扎，往我心上逃，想吃掉我的心。我发现自己的身子是如此的轻，轻得像透明的蛹。来来往往的邻居在我的眼前走来走去，他们吆喝，他们叫骂，他们大笑。他们在厨房里做饭、烧柴、舀水，往天井水沟里倒脏水。我呼吸沉重，透不过气来，实在撑不住了，我只得无力地靠在楼梯的扶手上，脸像死人一样白。
十来分钟后，二姐过来揭掉我头上的布。满头的虱子被煤油闷死了，她用温水给我清洗。看着浮在脸盆水面比芝麻还小的密密麻麻一层虱子，我害怕得周身发抖。这些虱子在死前，一直躲在头发里喝我的血，让我又痒又痛、脸色苍白，病歪歪的。它们喝我的血，就喝个痛快，让我死，也算做了件好事。可它们不那样做，而是让我不死不活，有意折磨我。难道我这个人真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没人喜欢我，连小小的虱子也可以如此欺凌我？
二姐用木柴揍我的事，我没有忘。她给我除掉头发里的虱子，我没向她说一句好听的话，也没朝她露出笑容。
也怪，我那样对二姐，二姐反而对我比以前好多了。四姐三哥也对我好多了。他们眼睛不像以前那样盯着我。我想到江边去走走，透透气，也没人给父亲和母亲打小报告。
夜里我睡不好，常常突然惊醒。我听着黑暗中那些老鼠在地板上跑动的声音，九三巷六号院子前路人的脚步声。我盼望有一种沙沙响的声音靠近，那是母亲结实的厚底布鞋发出来的。我盼望她回家来。
渐渐地，我重新入睡了。没过多久，一个熟悉的声音停在了院子大门口，轻轻地叩了三下，然后是父亲拉亮灯的声音。楼下门“吱嘎”一响，父亲摸黑穿过堂屋去院子大门开门。门开了，母亲走了进来，看了看父亲，牵着他的手，让一到夜里眼睛就看不见的他顺利地朝亮着灯光的屋里走。
好了，他们进了屋，坐下来，父亲给母亲倒了杯五加皮小酒。母亲举起杯子来，对他说，你在家当家庭妇男，真不容易，我得敬你。父亲说，你在外像男人一样劳动，更不容易，我得敬你。
他们好像有说不完的话。不知是我的梦或是真发生着，反正那天我睡得很踏实，一觉到了天明。
小猫小黑
在九三巷六号的院子土坡下面，有一个小水塘，经常发生猫溺死的事。
那水塘方方正正，十五个平方大小，谁也不知它有多深。在水塘边有一间矮小破烂的房子，住在那儿的老李头说，打有这条长江时，水塘就有了。意思有盘古开天地之久。谁也不信他的话，可我信。
水塘一年四季，不论下雨刮风艳阳天，水都青幽幽的，水位不变。附近的人从不饮塘水，也不用来洗衣物，说不清为什么，习惯成自然。
水塘边长满各种花花草草，生得茂盛，连马齿苋也长得比别处肥大。
我和五哥常去水塘边摘马齿苋。母亲说马齿苋有丰富的营养，也叫长命菜，她教我们做凉拌马齿苋，把马齿苋洗净后，在开水锅烫一分钟捞到篓箕里，撒上少许盐，放蒜和姜丝，下饭时加点油辣子，它本带酸味，下稀饭特别可口。
水塘边上有一座小花园，用篱笆圈起来，有道小木门，是老李头的。他很少和街坊邻居往来，没结婚，却有一个女儿定期来看他。都说她是他解放前在江边捡来的小弃婴，当时奄奄一息，是他想法救活的。有人说他做过磨刀匠、修床师傅和弹棉花工，但打我有记忆，就只看到他专心专意整理他的花园。
哪怕是弄泥土，老李头也是戴着手套，很爱干净。也因此，有邻居怀疑他是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要整他的黑材料，没想遇到麻烦，原来他捡来的女儿在区里当干部。打那以后，他眼里更是无人一般，不和周围任何人接触，仿佛整个世界就他一个人。
每天下午，有太阳时，他搬出小凳子，坐在家门口，发白的眉毛下一双眼睛，盯着园子里的花。他会打一个盹，于是有胆大的小孩翻进篱笆去偷花。
他的屋顶瓦，连着一条小路，就是通向我们九三巷六号院子那条路。
偷花的孩子得手后，总会弄出声响。他马上醒了，像个年轻人似的追过去，追到他屋旁那坡石阶为止。那些偷花不成的淘气鬼，会在他的屋顶瓦片上跳，瓦片易碎，孩子跨过屋檐边一条流淌雨水的小沟跑了。他喘着气，骂“有娘生无娘养的死娃儿”，一直到黄昏每家每户的大人下班为止。只有这个时候，他不是在他一个人的世界。
有一天清早，趁老李头没打开门，我和五哥去摘马齿苋。水塘里漂着一只死得硬邦邦的花猫，五哥看见，拔腿就跑，他受不了。水塘淹死猫是不稀罕，可是怪就怪在经常是没人认领的死猫泡在水塘里好几天，池水还是青幽幽的，没有一点死腐臭味。
老李头用一个细铁丝做的网勺子把死猫弄到塘边，最后，埋在他那个小小的花园里。那儿不论种什么花都长得特别茂盛，香气四溢，我怀疑这跟埋在花园地下的死猫有关。花的香气，让人晕乎乎，想趴在床上睡觉。可我爱闻那花香，也喜欢闻了之后，悄悄爬上阁楼，睡一觉。
五哥坐在堂屋里的楼梯上，脸色难看。他怕看死猫，那样会让他想起他的小猫小黑。小黑本是三哥弄回家的，弄回家之后三哥便不管了。小黑当时饿得乱叫，五哥把自己的一碗稀饭分了一半给它，小黑后来和他很亲热。
三哥的同学送给他五只灰鸽。阁楼天窗，巴掌大的地方，成了三哥养鸽子的天然场所，他成天在那活动木梯上爬上爬下，放鸽子，写个纸条给那养鸽子的同学，等着鸽子带回同学的纸条。他从不打扫鸽子笼和清扫鸽屎。时间一长，天窗上下，还有板墙和木梯上，都是鸽屎。木梯就在我和四姐睡的床边，遭殃的是我和四姐。我们抱怨三哥，他理都不理。
有一天三哥爬在天窗上逗鸽子玩。小黑爬上天窗，瞅着鸽子，想扑进去。鸽子凭本能从天窗飞出，三哥一回头，朝小黑猛吼一声，吓得小黑一下跳到楼板上。三哥下到地板上，朝小黑狠踢一脚，小黑一声惨叫，跑下楼去找五哥。
五哥不在家。
第二天早晨五哥唤小黑，小黑没出现。五哥急了，出院子外找猫，最后在水塘里看见了小黑的尸体。他把小黑捞起来，蹲在边上，轻轻摸着，一边还在笑。我有点吃惊，走近一看，才发现他在哭。
老李头站在自家门前说：“为一只猫哭值得吗？”
五哥仍是哭，头越来越低，埋在两个膝盖之间，那种伤心是我难以接受的。
五哥在院外那片长有小树林的土坡上，用一个破土碗挖了一个深深的坑，把小黑埋了。我帮他将挖出的土一点一点往坑里推。
小黑的死，跟三哥用脚踢它的行为有关，也跟三哥之前丢弃它的行为有关，三哥对它的讨厌，一定让小黑失望透了，又找不到五哥，干脆自己走了。五哥从未问自己不在家时发生了什么，但那之后，一向霸道的三哥，遇事也要让着五哥几分。
大表哥
大姐怀着玲琍时，在乡下吃红薯、土豆；坐月子时，母亲加班卖命地干，用加班钱买鸡和鸡蛋补大姐的身体。大姐的奶水非常好，玲琍长得比我们家的孩子小时都个儿大，脸色红润，父亲抱着她坐在堂屋和天井的过道上，她一个劲地笑。
大姐回农村后，父亲和我们几个孩子带着玲琍。父亲用牛奶和米粉把她养得壮壮实实。
母亲为玲琍一周岁生日在大厨房里忙得不可开交，她在菜板上切红萝卜丝。小舅舅、舅妈从市中心来了，提了一包红糖。二姐也回来了。也就是这天，我见到了大表哥——玲琍的父亲。他的弟弟也来了，也穿着军装，两人很相像，一米七八个高，仪表也算得上周周正正。母亲说大表哥是个连长，二表哥是个排长。我觉得大表哥有霉运。因为人们说我的脖子有个吊死鬼痣，让家里人倒霉。大表哥脖子上也有一颗吊死鬼痣。
我想告诉他。
平日，我是那样怕生人，可这天，我硬着头皮说：“大表哥。”
大表哥没听见。他从父亲手里接过玲琍，抱得紧紧的，双手交叉的动作十分笨拙。他亲了亲玲琍的小苹果脸蛋，眼睛没有离开他的女儿。
我不高兴了，算了，你倒霉运关我什么事。于是我看他的弟弟，还好，他脖子没有吊死鬼痣。我朝他的脸和头上看，不由得轻轻叫一声：“二表哥。”
二表哥听见了，脸转过来看我，看得我脸有点发红，可我还是继续说下去：“你可不可以把你的红五角星军帽给我看看？”我结结巴巴说完，头低了下去，恨不得打个地洞，钻到地底去。
二表哥摘下军帽，递给我。我接在手里，发现没戴军帽的二表哥显得格外可亲，跟我的母亲长得像，当然他本是母亲的大哥的儿子，与她相貌相似，一点不怪，但他像我的母亲，是因为同样有那种隐含在内心的担忧。
我打量手里的帽子，亮闪闪的红五星。没有孩子不对军人的衣着向往和迷恋的，我刚准备把军帽戴在头上，就被一个十来岁的少年抢过去戴在头上。他是同院邻居王叔叔家的小儿子，长得比我高，在堂屋里走来走去，呐喊着“一二三，齐步走”，仿佛真当上了军人一样。我想把军帽拿回来，可是一靠近，他就转一个方向跑开，弄得我满头大汗。
二表哥叫住了那少年，从他头上摘下帽子来递向我。
母亲端着一摞碗走了过来，对二表哥说：“别给她。”
母亲叫我去倒垃圾，我不太高兴。“快去，懒骨头！”母亲并不因为有客人在，就对我有耐心。
跟在母亲后面，走进大厨房，簸箕里装了灶坑里的煤渣、擦小孩粪便的纸和菜头、菜根，堆得满满的。我弯下身子搬簸箕，“太重了，妈妈。”
母亲蹲在地上洗菜没理我。
后院孩子被打的哭声传到大厨房，煤烟味和辣椒味熏人，喧闹声夹着少油水的铁锅和锅铲相撞的声音。
我把簸箕挪到灶门口，往灶里倒掉些烂菜头。母亲看见了，停下洗菜，用火钩将我倒在灶坑里的烂菜头又装入簸箕。“用劲搬，搬完才吃饭。”
母亲端起烧好的一碗萝卜骨头汤，朝堂屋走去。
我用力地端起簸箕走了几步，在堆满木盆木桶本来就窄小的过道上艰难地走着。“好生点，莫弄脏了我的盆子！”王家媳妇在那里吼叫。我干脆把簸箕抱在胸前，用吃奶的力气往院门走。
好不容易到了院外。我每下一坡石阶停一下，终于到了江边垃圾山。
那个中午我没有回家吃饭，心里对母亲充满怒火。母亲她根本不爱我。我脱了凉鞋走到柔软沙滩上，江水涌过来舔在脚趾上。江北岸，斜看过去，可看到那座白塔，顶着灰蒙蒙的天空；南岸这边有两座塔，怎么看，怎么望，只能见一座。
老李头说，那三座塔是很早以前大禹治洪水时，分别用来镇住龙头、龙身、龙尾的。坏龙被镇住了，长江也就不发洪水了，老百姓才有太平安定的生活。
老李头还说，人不能同时见三座塔，只可能见两座或一座，见了三座就要出大事，龙就摆脱了三塔，必出来捣乱。
我真想望见三塔，这样，当龙得到自由时，洪水出现，要卷走我时，母亲一定不像今天这样对我，她会对我好，会救我的。
这么一想，我心情就变好了，穿上鞋子，往山上的家走去。
出事
那天空气特闷，吃过午饭后，空中响起滚滚雷声。我和四姐戴着斗笠，到中学后街那条小溪去洗玲琍换下的尿布。雨哗哗淌在石阶上，每一级台阶都干干净净。溪水过桥后到陡坡处有一段较为平坦，倾斜如天然洗衣板。现在因下雨水变得有点浑浊，作为冲洗尿布头遍已不错了。
四姐在我的下面一块石头上用刷子洗球鞋。她要我递给她放在石坡上的肥皂盒，过一会儿又要我递她另一只脏鞋。五哥戴着草帽，手里握着一个竹箕，从石桥上走过来叫我，说是粮食仓库运货的船到了，要我和他一起去江边缆车旁捡豆子去。
我赶紧将剩下的两块尿布在溪水里冲了冲。
“洗干净点，急什么？”四姐说。
“要不你就洗，要不你去捡豆子。”我说完把尿布扔到盆子里，起身和五哥一起往半山坡的粮食仓库方向走。
雨来得快，小得也快，毛毛细雨点打在皮肤上，湿湿的，很舒服。我和五哥走到粮食仓库时，货船已到了。装卸工人把一个个重有一百多斤、装有各种豆子的麻袋扛在头顶、肩上，走过跳板，往缆车上码，码完一车后，盖上一张大大的塑料布。两分钟不到，缆车两边就围了五六个面黄肌瘦的孩子，有的流着鼻涕，脸脏兮兮的；有的戴烂草帽，腰间系一根绳子，统统赤着脚丫，蹲在缆车边，他们手里的瓦罐和篮子里有少许绿豆黄豆。
雨停了。因为下过雨，从装粮食的麻袋漏出的豆子大都陷进湿漉漉的地面。我用手指把它们掐出来。
一路寻找豆子，我从缆车底端慢慢到了顶端，蹲在仓库那扇敞开的红门边，这时一串铃声响起来，我以为是船的汽笛，继续埋头捡黄豆。
卸完麻袋的空车往下开。我听见了五哥的叫声，同时看见缆车向我扑来，我吓傻了，双脚牢牢地钉在原地，动弹不了。
那是快下班的时候，因下过雨的缘故，天始终灰蒙蒙的，开缆车的人没有看见仓库红门前有个小女孩；或者也有这样的可能，那辆往下行驶的空车刚好遮住我，驾驶员根本没有看见我，直到五哥从斜对面跃过把我推开为止，他仍不改速度。等他听到五哥受伤发出巨大的惨叫声时，他手中的闸已晚了一步。
缆车停止，空气凝固，只有我凄厉的叫声在响：“五哥，五哥！”
二姐闻讯赶来，把五哥背到附近的三九医院里。
当父亲扳开五哥那紧握成拳头的手时，三颗小小的黄豆从小小的手掌里掉到了地上。父亲的脸色铁青，他不看我，只盯着墙一动不动。
穿白大褂的大夫来了，把五哥推进手术室。我看着那紧闭的手术室，神志恍惚。
走出医院急诊室往江边走，我想到了还在白沙沱造船厂上班的母亲，我当即决定要去找她回来。
我走得急，到了轮渡售票亭时才发现未带钱。面朝江水一分钟不到，我身体机械地右转，一个劲地朝下游走。我知道只要顺着江边走，就可以找到母亲。我想到的不是五哥，而是父亲那张铁青的脸，那缆车轮子上的血迹，还有轨道上被压扁的小篓箕。爸爸，对不起，我情愿缆车压着的是我，而不是五哥。妈妈，你在哪里？我要你原谅我，因为救我，五哥腿才被压伤，就算是你骂我，说该是我的腿被压伤，我也不会生你的气。
雨点稀稀落落又下了起来，像是从江上蔓延到江岸上，开始打在我身上，越来越密。我继续往下游走，越走越快。跌倒了，我又爬起来。
终于，看见了在沙滩上抬氧气瓶的母亲，我用最后一点力气奔过去。母亲也看见了我，她似乎在叫其他抬工停。她扔掉扁担朝我这边跑来，用我从未看见过的那种眼神，那种急切，靠近我。
三哥得离开家
五哥当天就出院了，差一厘米，他的腿就伤到骨头。大夫对父亲说：“真险，你的儿子。”包扎好后，大夫又给五哥一些药水和纱布，说现在世面上乱，不必来医院，自己换。注意不要沾水，让伤口感染了。
自始至终，母亲一句也没责怪我。
她对父亲说：“从今以后，哪怕米缸里只剩下一粒米，也不要让孩子们去捡豆子了。”
父亲点点头。当天晚上，父亲在大家上床睡觉时宣布这项重要决定。
不让捡豆子，并不是说不让捡菜根菜头。三哥带着我们去三块石山里捡野菌和在河沟里捞河虾。我们经常跳进溪水里嬉戏。有一次父亲也跟来了，他教我们如何用网捞河虾。
好时光随即就中止了，三哥被通知，得去边远的农村当知青。滴酒不沾的父亲，天天喝酒，脸上胡子拉碴。
他取了鱼竿往山上去，他有意避开我们这些孩子。母亲要我和三哥跟在父亲的后面，母亲怕他出事。
父亲蹲在我们几个经常捞河虾的小河边的一块大青石上，腰板挺得端端正正。他的背后是一片松林。他抛下带鱼饵的线，看着平静的水面那串白浮标随微风轻轻移动。父亲从裤袋里掏出火柴想抽烟，可是，却忘了带烟杆和叶子烟。
我悄悄问三哥，是否要花一个钟头回家去取父亲的烟杆和叶子烟来？三哥摇摇头。我们一左一右朝父亲走过去，坐在他的身边。父亲知道了，也没说话。
怪老头
春天来临，每有雾，街上房子都模糊不清，呼吸也不畅快。
雾自得地在这座城市间游移，有时江的南边浓，有时江的北边浓。我年龄小，还不能上小学，心里等不及，就喜欢站在中学街，看那些能去上学的人，背着书包走上石梯的样子。他们从雾里钻出，走近我，又消失在雾里。
一般是清早我去江边倒垃圾，我家通向江边的小路，在雾中若有若无。渡船不会行驶，泊在渡口，大型货轮客轮，鸣叫着在江上慢慢行驶，全掩藏在雾里。
我第一次和怪老头碰见，是在江边，他也在倒垃圾。瘦精精的脸，眼睛总是睁不开的样子，未到六十岁，头发白尽，穿得破烂，却很干净。倒完垃圾，他把竹篓放在江水里洗洗，就去缆车边上的豆芽摊，伸出两个手指头。
卖豆芽的马上给他称两斤，倒在竹篓里。
我也得买豆芽。我从裤袋里掏出网篓来，也伸出两个手指头。
卖豆芽的马上笑了，说：“你这孩子，学得飞快。他不爱讲话，你也不爱？”
我点点头。
卖豆芽的穿了一双长及大腿的雨靴，走到江边，在那儿掏了掏，掏出一块长了花纹的带红色的石头递给我，“喜欢吗？”
我接过来看看，石头真是好看，我又点点头。
我把石头放在裤袋里。这时转过身，发现刚才买豆芽的怪老头提着一桶江水，在往山坡上走。我付了钱，一手提豆芽，一手提竹篓跟了上去。
顺着一条长满了蒲公英的小路走两分钟，会看见两幢小小的砖瓦房窝囊地并排在一起。他走到其中的一幢前面停了下来，把水桶放在门前的石阶上，进了门。过了一会儿，他拿出一块明矾放进桶里，本来有些混浊的江水没隔多久就变得清亮起来。真是神奇。
从那之后，我开始注意他。他常常到江里洗澡，养了两只鸭子，有时把鸭子弄到江中游几圈，他只要怪叫一声，那些鸭子便游回了岸边。从没看见一个亲戚或朋友找过他。这条街的人都知道他会魔法，谁惹着他，家里的饭会煮不熟，衣服晒不干，哪怕在灶边烤干了，穿在身上也是湿湿的，皮肤发痒。
文革开始没多久，他不时到中学街的杂货铺子买五加皮酒，坐在门槛上会喝小半瓶，这才下石阶。走到我住的六号院子前，举起酒瓶，美美喝一大口，哼唱几声谁也听不懂的小曲。喝到八号院子前，手中只剩半瓶酒，身体就有些摇晃了，继续往坡下走。
下江边上山坡来的人都厌恶他，有人还停下来专门嘲笑他。这人回家后，门怎么也关不上，大冬天喝北风。
不过他对自己的隔壁邻居从未使过咒语，倒是救过这家的小孩子。有一次小孩子爬出门槛，往石阶上爬，下面就是悬岩。他看见了，站起来，闭上眼，手一挥，那孩子就固定在悬岩边，对他微笑。
孩子的母亲赶过来，抱起孩子，凶狠地骂他。那一次，他没作法。
有一天，红卫兵来把他抓走。隔了两天，他被放回家。那天夜里，他一个人整夜在沙滩上裸着身体狂奔。
清晨，他的屋顶冒起滚滚黑烟，直往江对岸扑去。
父亲和周围的人提着灭火器和水桶去灭火。粮食仓库有电话，叫来消防队，火才熄了。
火不是被熄灭的，而是烧尽了。公安局的人来，抬出一具烧得热腾腾的腊肉尸体，油黄油黄，像刚出炉的烤鸭一样，整条街都是肉香。
那么多的人涌来，把九三巷和中学街的路都堵断。
那腊肉尸体是怪老头，但他两只合拢放在胸前的手，长着老年斑，经络毕现，一点也未被火烧着，也未被烟熏黑，真是奇怪。看热闹的人说他是落网的牛鬼蛇神，从江对岸下半城搬来，户口上的原住址是在南纪门一带；也有人说他以前可是有钱人家的少爷，听说曾进过蒋光头的黄埔军校，后来为国民党做潜伏间谍；还有人说，那没证据，是冤枉人家的，这不，才自个儿死了。
怪老头点汽油自焚，真是自焚，因为那么大的火居然不向左右两边燃烧，左边就是种有葡萄树的尚家，尚家隔壁就是我们六号院子十三户人家。右边是一个平房，住了一家七口人，平房屋顶紧接着八号院子后院，更是七八家人。怪老头只烧他自己的房子。连死这件事也能控制，真是令人佩服。
那烧掉的一间破屋，后来依然若故，全是残垣断壁。父亲提着灭火器冲去救火的样子，每次经过那间烂房子，便闪现在我眼前。那天父亲对我们几个孩子很生气，说我们也不帮忙，没人敢顶嘴，我们可以气母亲，却从不敢顶撞父亲。父亲端起一碗稀饭，喝了半碗，就放下。他坐在堂屋抽叶子烟，一直到我们都上床睡觉了。
我睡到半夜，觉得父亲倒很像潜伏间谍。怪老头的腊肉尸体出现在眼前，我可不想父亲也像那样。为这胡思乱想，我狠狠地赏了自己一巴掌。
鸡奸犯
南岸野猫溪九三巷这条街有三个大院子，分别为六号、七号和八号。我家在六号院子，住在七号院子里的胖子叔，一直有人缘，经常有好些工人在他家喝酒唱歌穷作乐。
在这条街，这个地区，人人都知道我是非婚生子女，就我不知。我和母亲额头上烙着红字印记，经常遭人白眼和欺凌。可是胖子叔每每见了我，并不像周遭邻居那样看低我，他总是朝我点一下头，或微微一笑，很友善。我呢，当看不见，可心里记住了。胖子叔对我母亲也是如此，母亲扛了东西回家，经过他的院门，或在路上遇到，他会帮她扛回我们六号院子。母亲说，胖子叔是一个好人。
“文革”开始了，胖子叔积极参加，他家里成了辩论的场地，聚了好些人。他的农村妻子，图个清静，就不来城里了。倒是常有农村的年轻后生、远房侄子捎些山货来看他。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看见公安局把胖子叔铐走。他眼睛平视前方，什么人也不看。围观的人群议论着，说他跟他徒弟做那连鸡狗都不如的事，活该。
不久，很多坏分子被押在广场开公审大会，他的脖子上挂着“鸡奸犯”大木牌。会后，游街时，我看见他，整个人蔫了，眼里失去了光亮。
胖子叔关了十年才被放出。说是因派系斗争，得罪了造反派头子，想整他，可是他家庭成分好，又革命，找不到什么岔子，最后发现他不喜欢女人，总和男人打堆。
母亲说，胖子叔幸运，因为证据不足，找不到一个他的徒弟承认与他有问题，才只关了那么久，不然少说也是二十年。
南山
重庆南山山脉有一座山，山顶竖着三块自然生成的大尖石，远远可望见，尤其在朝天门码头，不用望远镜也能瞧到，我们叫那座山“三块石”。
三块石有个公墓，在大片松林之中。打我三四岁起，父亲常带我去那儿打柴。
父亲曾是舵手，全国一片大跃进时，白天夜里开夜船，累坏了。大饥荒中又加班太多，营养跟不上，他好几次从驾驶室跌下江去。最后一次几乎丢了性命，在医院住了好久。病好后就回家当家庭妇男。他的眼睛是渐渐瞎的，我上小学前，还几乎看不出来他眼有毛病。那时，他白天看东西没什么问题。我上初中时，他眼睛就不太好了，拿一份《重庆日报》看，要戴眼镜。后来看报时间久了，中间得取下休息一会，晚上得摸着走路做事。父亲告诉我，他这眼病叫夜盲症。在我上高中时，他白天看东西就模糊了，晚上更是不行，完全看不见。
父亲眼坏后，再也未与我去三块石打柴。可是他常常提起那座山。他说我小时候，倒是爱和他说话，从家往三块石的路上几乎都是山坡，我总是问这问那，每回他都耐心地回答我，有次遇上连他也不知的树名，就回家查他的大词典，把树名告诉我。他懂得很多，比母亲有学问。我对父亲很佩服。
父亲也是教我识字的第一人。他看到豌豆花胡豆花油菜花，就在地上用石头写出来，让我读出声。他说，眼瞧到，心就记住。我记性好，父亲高兴地说，你比你几个姐姐聪明，教一次，就够了。
豌豆花在我们下山的小路上不约而同地绽开，鲜活泼泼的。我大声对父亲说，“豌豆花，豌豆花，开白花，像蝴蝶，我喜欢它。”
父亲继续扛着柴，费力地走在我前头。
那个早春三月，天仍有些寒。
下雨天，天井里水洞眼堵了，雨水流得慢，溅了好些水在天井的石坎上，那是连接厨房与堂屋的惟一通道。父亲有天摸黑走过，摔了一跤。我和四姐帮父亲擦上红药水。我对父亲说：“我一定要快快长大，好带你去北京医你眼睛。”
父亲愣了一下，拍拍我的头。
四姐不高兴了，说：“还轮不到你。我们是吃干饭的吗？”她见父亲瞪眼才止住了。
后来上阁楼睡觉时四姐说：“妈妈爸爸已试过治病，可是轮船公司医院的医生早就下过结论，就这夜盲症，还有青光眼，只有开刀才有机会，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医好，但也可能全瞎，而且只有北京的大医院才能做手术，重庆再好的医院也做不了。爸爸不同意开刀，更不要去北京，说没那笔钱。妈妈非要去，两人为此都吵架了。最后爸爸说服了妈妈，说我还不想眼瞎，看不到你和孩子们。让我多活几年吧。”
钱是好东西，没钱，谁也不是英雄好汉。我对四姐说：“我长大一定要好好挣钱。”
她在床那头，踢了我一脚，“做什么梦。快睡吧，明天还要早起。”
我那天晚上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治父亲的眼病成了我心病，我有个感觉，若有一天自己长大真挣着钱了，父亲也会拒绝去北京医院开刀。以后父亲果真如此。
他一直活了八十二岁，在家中平静去世。他去世后，葬在南山。
观花婆
观花婆来跳神，念咒语，用巫术治病，几乎是我童年记忆的一部分。每逢院子里有人生病，就会遇到观花婆来，对着西天方向顶礼膜拜，烧香请愿，有说有唱，舞跳得更奇，有的观花婆脚上有铃铛的脚镯，不必跳舞，走路声音就非常好听。那些观花婆穿戴也像小人书里的古时人物。
我满四岁那年，后院的邻居钟妈妈病了，不吃不喝，大睁双眼在床上，不认识家里人。观花婆来了，头顶红布，闭上眼睛坐于椅上，双足踏行状，划火柴烧买路纸钱。一分钟不到，她称进入阴司，叫屋子里的人不要出声，之后自称死去的爷爷，声音倒是极像，说是钟妈妈的祖坟进水。钟家去修好坟当天，钟妈妈从床上坐起来，大吃稀饭三大碗，病好了。
我们家六个孩子，倒是贱长得很，较少生病，一般都是父亲给我们一些药片就解决事，没有请过观花婆。惟有一次，是我左臂拐肘扭了筋，母亲正巧在家，趁着天黑，把我扭到院子后面水沟那个巫医家。巫医神秘兮兮，拿腔拿调，本不想治我，后来母亲让她改主意了，便给我抹了一种自制的黑乎乎的东西，说了几句莫名其妙的话，一股电波穿过我的左臂，疼痛马上减轻，等回到家，手好使如初。
好多年后我才弄懂，那个治我手的巫医为何那般情形。从“文革”开始到“文革”结束这段时期，观花婆巫医是“封资修”，统统打倒，巫医转为地下营业。
一个女孩的避难所
我家附近的中学街，与重庆南岸其他街相比，并不陡，也不算窄，每隔十来步石阶就有一块平地，无论石阶还是平地全是青石块铺成，年份久了，石块好些地方有斑点并凹陷不平。中学街是野猫溪与弹子石两地区交汇点，有好些小店铺，夹在住家之中，依此中心地段做点小生意为生。1966年开始文攻武卫，游行批斗，街上的店铺只开半天，没过多久，今天这家关，明天那家关，余下的油辣杂货铺子，左瞧瞧右望望，也关了。可人一天也缺不了油盐酱醋。于是，油辣杂货铺子又半掩半开了。
1967年夏天，我快满五岁，只有玻璃柜台大半高。我站在油辣铺柜台前，一边递钱，一边眼巴巴等着酱油瓶子从柜台里面递出来，一边瞅着机会看铺子里花花绿绿的东西，尤其是有着各种图案色彩的火柴盒，依柜台右边墙壁，一层层放得整整齐齐，你喜欢哪一盒就自取一盒，并不像其他铺子用牛皮纸包好，放得远远的，得问店主要，才够得着。
火柴盒上的图案通常有工农兵大唱革命歌曲那样，也有红旗飘飘毛主席语录那样，还有“四川巴县”的工厂田野也经常见到。可最边上竖立着三盒火柴，旧旧的，全是动武的漫画，有大拳头还有小椰子树，写着“北京一定要解放台湾”，和之前看到的图案都不同。“台湾，台湾在哪里？”我喃喃自语。
“那是福建边上一个小岛。”我旁边站了个上了年纪的男人说。他提着竹篮，里面白菜豆腐盐红辣椒，盛得满满的。
“福建远吗？”我问。
“好生拿着，好生拿着！”杂货铺子里的女人递我酱油瓶，“不要乱张嘴，小心打破瓶子。”
我明白自己惹人嫌了，捧着酱油瓶，便跨出门槛，因为心里紧张，几乎跌倒，那个上了年纪的男人一把扶住我。
我站稳了，看看手里沉沉的酱油瓶，还好，没摔破。我把它捧着紧紧的，下意识往家的方向看，生怕回去迟了被骂，于是快步走。
“连声谢谢都不知道说，真老实。”背后是那男人的声音。
“蔡老大，就你会这么赞她。她没有家教，婊子养的！”铺子里女人的话，我离得远也听得清。
又过了好多天，父亲换泡菜罅子边的水，往里面加盐时，发现盐不够，就让我去油辣杂货铺子买一包。我走到中学街两街汇合地方，发现蔡老大站在石阶上。他脸肿肿的，眼睛发红，明显喝醉了酒，穿了件黑黑的布衫，有好几处都打了补丁，针线不是太齐整。
我往石阶上走。有个比我高一头的女孩，站在石阶上用腿拦着，不让我走上去。我朝边上走，她就跑到边上拦着。我急得没有办法。那女孩把我扎小辫子的胶皮绳扯断，使劲抓我的头发。
蔡老大走下来，那女孩害怕他一身酒气，闪开了。
我趁机过去。
忽听身后一声大喝：“回来！”我吓坏了，以为是那女孩在叫，往石阶走了好几步才回头。那女孩已走掉，是蔡老大向我点头。我看了一眼，没敢理。我也怕喝酒的人，大白天喝酒的人更可怕。
“过来。”蔡老大说，他从裤袋里掏出一本小人书。
我走下石阶，接过小人书。
我马上蹲在石阶上看，进入一个有血气有热量的新奇世界，连鬼也是善良的。刚看到小半，蔡老大说：“小姑娘，你回家再看吧。”他打了个呵欠，酒气臭熏熏，是那种过夜的臭，跟阴沟里的臭不太一样。他傲慢地扭扭脖子，身体一歪一斜地往野猫溪方向走去。原来他并不住在中学街。
我好奇地跟上他，看着他拐过一个小巷，身影消失。我朝家走去。脚跨进房门，父亲问：“你买的盐呢？”
“我忘了。”
不知父亲在说什么，我飞快地跑到中学街。这条街转瞬间人多嘴杂，油辣杂货铺前站了好些人，我只得排队。
我想看完那本小人书，却一直没寻到机会。到了傍晚，我不敢开家里的电灯，一直等到晚上路灯亮起。
我到院外小街上，那儿有盏昏黄的路灯。我掏出小人书继续看。里面鬼比人好，舍了自己救爱的人的命。
第二天，我借故去油辣杂货铺，等蔡老大，他却没有来。这一天我未看到新的小人书，心神不定。一周后我在江边碰见蔡老大，他背了个竹篓，在捡废报纸、玻璃瓶和塑料。我的好奇又上来了，便跟着他。最后，他走到收购站卖了八毛钱。
我把书还给他，他从裤袋里摸出另一本小人书，说：“这是《水浒》，一共有21本，你看完一本，来换新的。”
我当然照办，一本换一本，看了一个多月，我浸透在虚构世界中，忘掉周围残酷的社会，尤其当有人欺侮我时，我就想书里人物会跑来为我抱不平，他们安慰着我受伤的心。还蔡老大最后一本时，他说：“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而你小小年纪，却已经看《水浒》了。”
我问：“为啥事先不告诉我？”
“先告诉你，你就不敢看了。”
“那为啥呢？”
他不肯说，在我再三追问下，他才说：“等你长大，你就会懂我的话。”
我经常琢磨蔡老大的话，一直长到十八岁，才有点懂。少不看《水浒》，是怕年纪轻轻，血气方刚，打架造反；老不看《三国》，是担心搞阴谋诡计，祸国殃民。
不知这是不是蔡老大的意思。我想找他问问，可他没再来油辣杂货铺。我也问过铺里那女人，她不理我。我跑到野猫溪一带上上下下的巷子里，可是未能遇上他。如以前，我每次想知道他具体住在哪一条街哪一个房子里时，悄悄跟着他走，却总是弄丢他。他拐过一条巷子，上了一坡石阶便不见了。或许，他就是小人书里的一个人物，只能这么解释。
后院
六号院子有十三户人家，整个院子依山势而建，前院是一层，带天井和两个厨房，住了十户；后院是底层，虽从大厨房旁的楼梯下去，但也是朝阳的，那儿有三户，还有一个小厨房。
后院靠里的一间住了对中年夫妇，稍稍受了几天笔墨教育，很清高，与院子里其他邻居不来往。他们上下班准时，吃了饭就是两人打纸牌，也看古典小说，然后睡觉。
有一天两人打牌，吵架。吵得楼上边上邻居都听见了。当晚两人同室分床而睡。
女人在纺织厂上班。那天下班很早，她借了梯子，包了头布，把墙漆上绿色。
墙上有面小镜子。扫视着镜子中的自己，女人对贫苦的生活腻透了。她知道，这种生活再也不会出现奇迹，这种生活就是这种生活。
她接着干活，直到深夜才收工。男人在床铺边打了地铺，已熟睡。她洗了脸、脚，上床翻来覆去睡不着。她可以在古典小说里宣泄，弥补在现实中的缺憾，她厌恶自己。小说中的那些狐狸鬼妖，可以有爱情，终归有情人终成眷属，有安宁的生活。可小说看完，她还是那个清早得去纱厂上班的女工，丈夫还是得上船当船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