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菡！”她听孙老师这么一叫，腾的一下就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昨天是你和任天水做的清洁卫生，刚才李忠于说他把钥匙交给你们。”孙老师说，“回忆回忆，谁最后离开教室的？”
“我们一块儿走的。”苏菡眼睛低垂，她不敢看班主任。
“钥匙是在任天水同学手里，是不是？”孙老师将黑板擦在讲台的课桌上拍了一下，声音并不大，但苏菡浑身直打哆嗦。“太清楚了，苏菡，是不是任天水干的？只有他有教室钥匙。”许多年后苏菡想，班主任孙国英自然也有钥匙，而且要进入四年级二班教室真是太容易了，从门上的天窗爬入，踩在门把上，轻轻一跳就在教室里了，班上好多同学忘了书包本子什么的，都这么做，况且，那个“，”和“。”的变换，更不用说有多容易，可能谁粉笔一扬或不小心一抹，就成了那个样子。
“说呀，苏菡。”走近自己的班主任语气很温和，可这比厉声逼问更使她恐惧，她发现孙老师笑起来的样子真吓人。
“不……是他！”
当任天水被带离教室的时候，苏菡还未反应过来，她弄不明白，自己怎会成了任天水写反标的证人？她是吓坏了。“不……是他！”这句话的“不”与“是他”间隔太远，班主任孙老师离她最近，应该听清的呀，自然任天水也是听清了的。
“同学们，”站在讲台上的孙国英老师说，“任天水的反革命罪行不是偶然的，你们听他交上来的作文，全是放毒：
“老师说国庆二十四周年的节日快到了，让我们写作文。每逢佳节倍思亲。我想啊想，我天天和爸爸妈妈在一起，我爱他们。但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见过爷爷奶奶、外婆外公。有一天，我问妈妈。妈妈说，爷爷奶奶在你生下来的时候就在乡下去世了。我算了算，不是一九六一年吗，怎么死的呢？爸爸说我的儿子和我一样，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爸爸难过地说，爷爷奶奶在乡下没饭吃饿死的。
“我相信爸爸的话，学校总让我们参加附近生产队的忆苦思甜会，吃又苦又涩的野菜汤，我吃不下去，但一想到爷爷奶奶连野菜汤都吃不到，我一大碗就喝下去了。那么外婆外公呢？爸爸妈妈不说话了。真是太奇怪了。夜里听见妈妈对爸爸说：我爸爸妈妈一去美国二十三年，也没音信，恐怕难以生还。妈妈还哭了。
“我明白了，外婆外公难以生还，是说他们也像爷爷奶奶一样死了吗？我才不信呢，我长大一定要去找他们，我们在十一国庆节团圆，这多好啊！”太阳的余光使我身上的紫色布裙变得很淡，很柔和，跟这城市天气最好时天空的颜色一样。但我和丈夫脸上都像挂了一堵墙，家里像无人似的安静，只有吹风机的呜呜声在响。我刚洗过头发。
丈夫走了过来，说：“我来帮你。”他脸上的墙出现一扇打开的门，“我们好好谈谈，行吗？”
如果你一直是这种态度对我就好了。我把吹风机和梳子递给他。
他一边吹我的头发，一边说，杂志社刚开过会，传达中宣部关于调整文艺方针的文件，要收缩了，纠正思想，报纸出版社杂志社属第一拨整顿。我拔掉电插头，对他说：你有什么话直讲行不行？吹风机停了之后，房间是真的静极了。
那好，你别生气。我看了你的小说，又没经过你的同意。小说结局能不能改改？
我用一条花手绢把披散在肩上的头发束起来。
你写的那个班主任，她和任天水的父母在“文革”前有仇，任的母亲在五十年代是特级教师，而她评不上。在“文革”最闹腾时期她没报复，是她身体不好，一直生病，而任的父母有海外关系，做人小心翼翼，甚至躲到偏远的小镇去。还有一个原因，长相平庸的女人嫉恨漂亮女人。这样的安排以及心理都写得很好。
丈夫已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抽着烟，不让我有插话的机会：“那句反标，绝非一个小学四年级学生所为，是有幕后黑手，受人教唆，当然是父母。对这样的现行反革命嫌疑犯，公安局岂肯轻饶，迅速查出任天水的外婆外公一九四九年不是去了美国，而是逃到台湾。这样的写法也很有意思。”
“你既然在谈我的小说，那也得听我说话。”
“你先听我说完，行吗？”丈夫熄掉烟，“我是编辑，天天看的稿有一打，什么样的小说题材没见过？但你是我的妻子，那就不一样了。”
“你不用说，我都懂。”我平静地说。他心里有气，我几天不理他，或许应说他有理由，“你不就是反对小说结局：任天水的父母被抓起来，关在学校顶楼的黑房子里，让小小的任天水去送饭。你别心里有鬼，我不是写你，尽管你父母也被关起来过，你也送过饭送过水，但你们一家人现在不都活得好好的吗？”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痛。
“你这就明白了。”丈夫脸上终于出现了笑容，“请问，我天才的小说家，你的小说越写越疯狂，居然把你笔下的任天水父母置于一场大火中，甚至连送饭的任天水也不放过，他人小，力气小，喊叫没人应，打不烂锁住的门，看着父母被火活活吞灭，而不逃走，情愿自己也被火吞灭。这未免太残酷了吧？”
“‘文革’有比这更残酷的事。”我说。
“但不必照实去写。你笔下的班主任孙国英，哦，你了不起，用了真名，现在爬上区教育局局长的位子。万一上法庭，你有足够证据？”
同名的人多着呢？我感到自己根本不是丈夫的争论对手。
丈夫又笑了。“悠着点！伤痕文学题材早已过时。这篇文字略显平实，无助你的文名。还是写点轻灵淡雅的，诗意一些的。”他的手指敲着沙发，好像这桩事情已经不必多议似的。他转了话题，“我还想早一天当父亲。”
我再也坐不住了，目光触到桌上的铜猫，我把它拿在手里，站起身来。
丈夫看到我的脸色，许久没吱声。
“行了行了，你写你的，”丈夫恳切地说，“但至少答应我别直接点人名，把这个小说的结尾改得模糊一些，这起码的要求总是可以做到的吧？”
“不——”我冷静地说，“我这篇小说不是作为艺术来欣赏的。最多不发表。但如果有杂志胆子大不怕事，敢登，我就愿意承担后果。”丈夫没再说话，我也没说话。时间仿佛隔了一会儿，可能相距很长。我的手在铜猫的尾巴上移动，神思恍惚，我对丈夫说：我的铜猫像是被火烧过？
“给你说了半天也等于零。成天火、火、火，有完没完？不就你小时遇见过一场大火吗？”
“我遇见过一场大火？”我说，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你怎么知道？
丈夫不以为然地说：“你小时住的那个地区发生过一场特大的火灾，烧死了一对夫妻，好像还有一个孩子。我跟着救火队跑了一个多小时，跑去看热闹。你手里这个破烂就是我在那场火扑灭后拾到的。”
“那是什么时候？”我的声音嘶哑而无力。
“好像是一个国庆节，嗯，国庆节后吧。我记不得了。”丈夫起身，打了个呵欠说，“今天看来说不通你，瞧着，我明天会接着说的，这是为你好。”他进了卧室。满城的焰火，天空被描得色彩斑斓，一块一块，一团一团，江上的汽笛齐鸣，对岸港口绽开了所有的霓虹灯，解放碑也灯火辉煌，矗立在楼群之中。夜山城，毫无倦意地欢腾着，爆竹从小巷、街口炸入天空，射向黑暗，偶尔落下一些小礼物来，绚丽的光亮，不断映出孩子们穿着新衣奔来奔去的身影。
我无法入睡。我的眼前总晃过六指的模样，已有好几天不见他了。但我感觉到他似乎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只要我去找他，我就可以见到他。
清晨，我走出门。浓雾遮住了房屋、树、街道，远处的山峦更是白茫茫一片。我沿着石子铺成的小路慢慢走入雾中。小路上洒满了夜里爆竹纸屑，厚厚的一层。
宽的石阶，窄的石阶，上上下下，交叉迂回在低矮和高耸在山腰的房子之间，发黑的旧木板裂着缝，我小心翼翼，以免走偏了踩到路边房子的屋顶。这时，我听到了水声，和江水拍打岸的声音不同，潺潺的，像乐曲。顺着水声，我穿过桥，向上爬石梯。石梯右旁是峭岩，左边长满了粉红色的夹竹桃，雾在朝山下退，退得很慢。
六指好像在石梯顶端站着，如那个雨夜他向我招手一样。
雾散尽。我的辫子不知什么时候松开了。雾气湿透的头发、衣裙滴着水珠。我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处临江靠半山腰的地方：一个大操场在路的下面，一个小操场在路的上面，成阶梯状。操场边上大多是新盖的四五层楼高的房子。我四下看了看，径直朝小操场的台阶走去。
两个篮球架在操场两端，靠近围墙的一端有个沙坑。这是一个学校？我绕过沙坑，沿着围墙走，见一扇门，便推开，走了进去。
大概是节日，学校放假，所以安静极了，几只麻雀从屋檐飞出，几乎擦着我的头。我漫无目的地东张西望。在一座残留着八个圆柱支撑的两层楼的建筑物前，我停了下来。被截断的部分，木柱和砖有着比我的铜猫身上还深厚的黑印记，微风里竟有一股呛人的气味。旁边的泡桐树齐腰，三个双杠一个高低杠立在空地上，那么单调。我走下长满青苔的一排石阶，凑近紧闭的门：里面黑黝黝的，似乎放了一些烂课桌椅凳和锄头扫帚之类的东西，灰尘沾了我一脸。
“来呀，苏菡。”我听见六指的声音。
我走上这幢残楼嘎吱响的木梯，停在栏杆前，顺着声音望去：站在江边的六指，人影显得很小，他手里拿着一片洁净的扁扁的小石块，说：“来呀，苏菡，你不是最喜欢打水漂，我们一起来玩！”
我感到脚步沉重起来，我在朝谁走去？我在朝什么地方走去？难道心是由于破碎了才那么鲜亮？
“你总是打得比我远，漂出的声音比我吹的笛子还好听！”六指在说。
我想朝他背转过身，但我办不到。
接过他手心里的小石片，我真真切切看清了：他的右手大拇指分叉出一个拇指，整个手掌黑乎乎的，烧焦了。石片一下从我手里掉出，却并未沉入江里，而是在波浪上弹琴般跳跃着。溅起的水花像喷泉一样漂亮。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我看不清，只感觉到石片仍在一点点弹远，然后，飞了起来。
带鞍的鹿
一把红底白花的伞出现在黑色、棕色、灰色的雨伞之中，打伞的是个女人，她擎着伞，步子很稳。雨点打在她的伞上，滚成几条线掉下伞沿，溅在地上。
那女人似乎停了下来，朝我站着的方向看了很长时间，我心里生出一种愿望，不想这个女人从我眼前消失。是不是因为她太像羊穗?她朝我的房子走来，我只觉得心一紧。紧接着，我的门上响一声、两声重重的敲门声。
我惊醒，从床上爬了起来。拉开窗帘，果不其然，在下雨。细雨霏霏之中，街上行人纷纷举着伞，却是清一色的黑伞，我打了个冷战。
“小径弯曲，边上叠着石头，这年这月这一天去找他找他。”我还记得羊穗那封信里的句子，“肠子生饥房子生空，岗岗有树，水水清澈透底。第五枝戊辰坠落生雾……”整封信就这样没头没尾，而信末注明写于一年之前。
我走回床边，整理被子，看到地上掉了一本书，不知怎么在这里的一本线装书。里面全是木版插图。我拾了起来，打开的那一页上的插图有点似曾相识，我瞧了瞧，把书扔到床上。
我开始穿衣。冬天已在身边，不能再穿这件藏青色绒线衫，翻开箱子，我找了一件厚毛衣套上。换衣时，我的手触到一件冰凉的东西：项链，三朵精致的花朵闪于眼底，这是羊穗昨夜送我的生日礼物，她偏着头把项链戴在我的脖子上。羊穗昨夜真的来过?想到这点，我很懊丧。昨夜，我头脑昏沉沉，没多喝，记忆却出了差错。墙上那面旧镜子里映出一个黑衣黑裤的女人，像个幽灵。丈夫死后，没有一天我的心不落在这深暗的颜色上。我是个人人同情的寡妇，返回故里，想找点什么东西填补自己的薄命。那天我打开锈迹斑斑的锁，进门便发现了羊穗的这封怪信，此后我就一直惶惶然不知所措。羊穗没有理由这么对待我，她不能这样对我开玩笑。现在她干脆擎着伞来找我了!我决定去找羊穗问个明白。
台湾歌星况艾艾小姐的声音飘浮在街上，像哭泣，又像傻笑，况小姐的脸毫无表情，她身段不苗条也不丰满，远比不上她的歌喉。在这个破破烂烂肮脏的闹市里，任何一种声音都是暗灰色的市嚣的一部分，连这滴答的雨声也不例外。离去多年，这个城市几乎一点也没有改变，这使我多少有些沮丧。经过一排搭篷的担担面、凉粉、汤圆摊位，我走进菜市场，菜的腐臭让我屏住呼吸，快步奔上一级级石梯，来到汽车站上。
羊穗本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时光冲淡了一切。这么多年，占领我全部心思的是那场可怕的婚姻。我的丈夫，那时是我的男朋友，天天守在我的门口，那根电线柱子前，要我答应随他北上，去当一个助理工程师的妻子。我离开了故土，却不曾想到，这桩貌似美满的婚姻几乎断送了我，它始于热情之火，归于仇恨之火。每每想到那浓烟大火，我便后怕。这是我自己设计的陷阱!可笑的是，我是个没有什么大出息的画家，从一个城市的文化馆调入另一个城市的文化馆，始终没有起色，我的画无人欣赏。父亲、丈夫，包括那个小院都不存在于我的生活之中了，我还搞不明白，我的每一天是幸运呢，还是更大的灾祸临头?甚至我的梦，梦中我见不少人，我记不清他们是谁。到今天，我还觉得，“处于劣势”是我固定的梦境。
从公共汽车下来，雨小了，我便未再打伞，一两滴雨点落在脸上，精神一爽。细雨飘散，空气变得轻轻淡淡，雨使满街脏物流走不少，路面也干净多了。
向下倾斜的路，有人拉着一板车雪白的萝卜，从我身后窜过来，腾空跳跃，往下猛溜。一眨眼工夫，这人和板车和萝卜便没影了。我怕滑倒，小心翼翼地往坡下走。这时，我才想起自己忘了羊穗家的门牌号数。灰暗的瓦一块搭一块重叠在眼底。我记起来，她家那砖砌的平房，在高高低低的房屋中算是最好的。绕过那棵快掉尽叶子的沙树，在沙树的旁边应该有一个扔满烂瓶烂纸的垃圾堆成的小山丘。一串又陡又窄的石阶，潮湿发青的苔藓滑腻腻的，一不留神，便可滚下石梯两旁枯草覆盖的山坡。残留在石阶上的雨水，溅在我的雨靴和我手里悬挂着的雨伞上。
凭着朦朦胧胧的感觉，我找到离羊穗家不远的小树林。雨点又渐渐大起来，像紫色的丝线挂在树林中间，天上却露出几束刺眼的阳光，照着雨的帘幕。
树林实际只有光秃秃的枝干，没有一片树叶，风裹着雨点穿过树林，抽出一片响声。我捋了捋脸上的头发，雨在手指间流淌，一阵凉意袭来，出门太匆忙，竟忘了系一条围巾。我搓了搓手，听到了身后的叫声。不错。我想，她是该出现的时候了。我回过了头。
“让你下雨找我?”这女人看着我的眼睛。她的脸上有凄苦的微笑。雨滴挂在她的额头、眼睫上。
微笑提示了我。为了掩饰刚才的窘态，我也笑了。我没有马上认出羊穗，是由于我正在想最后一次见她的情景。那是我结婚前一个月，她来看我。她坐在椅子上，不嗑瓜子，也不喝茶，神情诡秘。她问我，你真决定结婚?我点了点头。真要离开?我还是点点头。
她低垂下眼睛，两条腿紧紧靠在一起，脚底向外翻，像一个营养不良的孩子那么坐着。过了好一会儿，她站起身，说想要我一幅画。
我和她来到旁边一间自砌的简陋房子。在奇奇怪怪的架子、颜料、纸、画布中找到插足之地，她在一张画前停住，半晌，说她想要这一幅。画上是一只鹿，鹿背上有鞍。其他部分尚未设计好，背景是山谷，非常黯淡的光，白底上只有几条灰色线，整幅画三分之二是白底。
我说这画还未画完，前景不知画什么好。她说没关系，我喜欢这种奇想，喜欢带鞍的鹿，驯服，是喜气之兆。我揭下画布，包好，送她出门。上车时，她说你不该这样。她是说我不应结婚，还是说不该告诉她我结婚?对着开动的公共汽车，恍惚之中，我朝她挥了挥手。她自己是已婚者，为什么对我的婚姻大惊小怪?
“看你又迷迷糊糊的。”羊穗一把拉住我。小树林下雨后，泥土松软，一踩一个窝。经过那幢平房时，她说，你那天迷迷糊糊的，撞到我身上还不知是怎么回事。我说，那天，我掉了一串钥匙。
“爱掉钥匙的女人得小心保护自己。”她又说起以前常说的一句话，然后伸手去擦脸上的雨滴。
我直着眼看羊穗，看着羊穗憔悴的脸，我说，我正要找你。但我的埋怨心情消失了。她背对那个垃圾堆成的小山丘，说：“上哪儿呢?”
我说，“随便!”那意思是叫我上哪儿，我就上哪儿。“但为什么不回家呢?”
她说，女人一结婚就没了家；女人一属于男人，就没了魂。“我已经没了家，只有魂。”伸手去摸她憔悴的脸。我说，羊穗，你还活着吗?我不知怎么冒出这么一句话。她好像没听见我的话。她睁大的眼睛其实并没有看我，只是朝着我这个方向，眼光飘散开去，闪闪烁烁。
“你的信写得那么含糊，叫我怎么办呢?”
羊穗说：“我写过信?”
我说：“一年前写的。”
“那我怎么能记得写的什么?”她转过身去，好像要忍住眼泪。
回到家，我拧开水龙头，把雨靴上的泥浆用水冲了冲，将雨伞撑开在桌子边。换上拖鞋，我按下录音机的键钮，房间里响起钢琴协奏曲，进入欢乐部的快节奏。佻 ▍的旋律使我坐立不安，我抓住椅子的把手，放声大哭起来。
说实话，我记不清自己是先回了家，还是与羊穗不辞而别之后在那棵沙树前走来走去的。但我在沙树前下了决心却是肯定无疑。“石头架石头，改头换面家中树，爪子深浅，一枯一荣。”羊穗信里的怪话跳入我的脑海。看来不能靠羊穗弄清她的谜，我得自己去揭开一切。于是，我径直朝对面那幢平房最里一间走去，我敲响了羊穗家的门。
一个面目清秀，略带文气的中年男人站在门口，他问我找谁?
“羊穗在家没有?”我说。
他一听，眼睛闪了一下，但马上黯淡下去，看了看我，把门拉开，问我是否愿意到屋里坐坐?
房间里光线很弱，窗帘拉开了一半。东西堆得乱糟糟的，报纸、杂志撒了一地，被不折叠，看来，羊穗的丈夫把报社移到了家里。
他拿着一个杯子，往里放茶叶，倒水时，他说：“她死了。”他说这句话时，手一抖，开水倒偏了，洒了一些在他的塑料拖鞋上。
不会吧!我刚要说，但我看见这个男人眼中真诚的哀伤，我摇了摇头。
他把茶杯放在我面前的凳子上，“羊穗不在了，她死了，有半年了。”我说：“刚才我还和她在一起。”我的话使他一震。他皱着眉心从我的头打量到脚，说，我知道你，你真的变化不大。
他是近视眼。我不相信他看清了我。你怎么知道?他说他当然知道。他让我转身去看身后的墙。
我从椅子上站起来，墙上挂着一幅画：一只带鞍的鹿正欲抬脚奔出隐隐约约的山谷，奔出画纸。画上大量的空白在一寸二寸地分割余下的世界。一切都不可思议，只有这幅画和画上我自己的签名让我确信，这是羊穗的家，我跟羊穗曾有过一段不同寻常的情谊。
“羊穗是怎么死的?”我吞吞吐吐地问。他叹了口气，说他要是知道就好了。说这事一直在折磨着他。他说，因这幅画，他取了个笔名，叫陆安。
“陆安”这个名字我并不陌生，我转过身去看这个男人，第一次看出他长得不仅文雅，而且英俊。我背得出这位诗人的一首诗：
除了雨水就是脆裂
江水之上树枝间夹着一页信
蜷缩翅膀三次了三次都飞不走
他的心狂沙喧腾
在路边遇见一个女人垂着眼睛
诗虽然古怪，但情真意切，叫人羡慕这忠贞不渝的爱情，我从未得到过的爱情。我看着羊穗的丈夫，他的脸苍白，那双深陷的眼睛既真诚又善良。我只能相信他。
羊穗在江里游泳，溺死了。回家的路上，我反复捉摸她死了这个说法所包含的意义。羊穗写给我的信：“这年这月这一天找他找他”、“石头堆石头”、“水水清澈透底”不太像一个正常人的思维，或许是她处于极端的恐怖之中，无可选择地将文字表达成这样。她丈夫说，一年前她曾被送入精神病院，强迫性忧郁症。或许是由于精神病才淹死的。那天她丈夫在报社开一整天会，不然肯定不会让她出去乱跑。“我没照顾好她。”他的眼泪是真的。
公共汽车摇摇晃晃地爬坡，我把注意力转向窗外，从窗子往上望，可以看见闻名于这个城市的精神病医院。葱绿的松林，高耸入云际。那儿风景的确美丽。我问羊穗的丈夫，为什么要把羊穗说成是疯子?他诧异地看着我，摇了摇头。事情越来越像这无常的雨雾笼罩在我的身上。我不愿相信羊穗是精神病发作淹死的。她丈夫难道隐瞒着什么重大关节?我的思维已被逼到尽头，胸口压得喘不过气来。隔着玻璃窗，对着外面灰蒙蒙的天空、街道、房屋、人流，我猛地干号了一声。一车的人。目光唰的一下射在我的身上。
母亲摸着我的头发，说，你真好，让我和你父亲埋在一起。我已故的丈夫躺在我身边感叹，一个已成骷髅，一个体温还未凉尽，他用胳膊捅捅我，以后我们也这样。
羊穗对着墙上那面镜子化妆，我听她讲下去，她说，两个熟睡的人没法看见彼此模样，如能看见，两个人肯定没法待在一起，属猪的是猪，属虎的是虎，属鼠的是鼠。她停住了手中的眉笔，用面巾纸擦了擦刚画上的眉，一个劲儿地说，活着多好，看人演戏，自己也演。男人，永远看他们的背影，也把自己的背影给他们看。她挑着头发叹息，她和我一样，三十一岁就有了白头发。
当我庆幸自己未有孩子时，她说，她运气也不错，总是怀不上，她吐了吐舌头，想做个鬼脸，却是一副哭笑不得的样子。
江水荡漾着一轮光波，反射在我身旁关严的窗框上。四周变得静悄悄的，我根本看不见坐在身边的乘客。江似乎不太宽，可以望见对岸泊着的船的大致轮廓，那桅杆上的旗任性地在风中拍打。
船开始行驶之后，我庆幸自己未去那个精神病医院，而是顺江而下，到了这个小镇。几只鸟频频掠过寒冷的水面。山坡上有稀稀落落的榆树、松树、生着枯黄叶片的竹子，歪斜地立着，像一根根电线杆。
在去精神病院的路上，我突然明白，把羊穗当作精神病人调查就等于背叛了她，就坐实了对她的诬蔑。我不能误入歧途。我应当帮羊穗洗刷或干脆抹去这一段历史。也许我这调查不客观、不全面，我和羊穗都是片面的人。我们活着，死去，都是片面的，有什么必要全面?
可能是由于阴雨不断，小镇冷冷清清，看不到人影。被江水冲刷干净的卵石，夹在沙与水中间，上面的纹路或深或浅，个个都像问号。
沿着一条弯曲的沙地，我找到水上公安局所在的三间砖房，打听半年前那件浮尸案。
接待我的是一个二十七八岁的警察，个儿挺高，脸长得有棱有角。他坐下后，双手捧着一个罩着塑料网的茶杯。是怕水烫还是担心玻璃杯滑手?江风灌进屋里，窗上有一块玻璃是破的。“这屋子真冷。”我站在他的桌子前说。他不给我倒茶。我看出他明显的公事公办的冷漠。
我自己坐了下来，讲明了来由。那个警察让我在一张表上签字，然后说，是有一具女尸沿江漂下，在这里被打捞上来，已经快腐烂了。很久没人来认领尸体。后来有个男人跑来，说他是这女人的丈夫。我打了个寒噤，羊穗怎么漂到这么凄凉的地方来!死到这里来!
“是陆安?”我问。
“不，好像名字不是这样，是三个字。是报社编辑，要是我没记错的话。”
我解释这是某个人的笔名。我告诉这个警察，这女的是我的好朋友，她丈夫告诉我，可以找你们问问。他脸上似乎浮出一丝嘲笑的神气。
“有什么可问的吗?”他说。
“法医的记录在哪儿?”我口气挺冲。他惊异地瞧了瞧我，然后说：“有疑点?”
我点点头。
警察掏出一大串钥匙，开门走进内室，窸窸窣窣了一阵，然后拿出一个纸夹，一边走，一边拍灰尘。他坐下慢慢翻开，边看边念，女，三十岁左右，死因：溺毙，全身皮肤无明显外伤痕迹。肠胃内无异物。他合上文件夹，轻描淡写地说：每年夏天江里都要淹死人，漂到这儿的尸体不下几十具。这是件正常案子。那张端正的脸时而拉长，时而挤扁。
我站起来，走过去。问他能否让我看一下文件。
或许是我脸上那种严重的神气使他不由自主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但手里并未放下那个文件夹，“你想知道什么?”
“我想知道那男的凭什么说那女人是他妻子。”
他小心地翻开文件夹，看了一阵说，尸体上有项链，项链上有个金环。男的就凭这个认领了尸体。
我问金环是什么样子?
“嵌了三朵花。”他回答。
那不就是羊穗昨天送我的项链吗?我取下脖子上那条项链，放在手里，沉甸甸的，闪着耀眼的光泽。三朵花在项链的中部，相连而成。我拿给他看。这个警察拿着端详了一阵，然后还给我，笑笑，说，就像这样子，很像。
我握紧项链，体会着环上花瓣的棱角弯度，我的心反抗着我，我感到不应该说，但还是喊了出来：不是很像!就是这一条!
警察手指弹着桌子，看着我，轻轻笑起来，“如果真的就是这条，怎么到了你手里?”
我没有回答。我只是喊起来：肯定不是游泳死的，有人害她!警察不再笑了，他的眼光看不出是讥刺还是怜悯。
反正我不相信我不会相信。我收到过她的信!我一面说，一面奔出门去。
我奔向江边，冷冷的风吹打着我的衣服，一两艘船靠在岸边，江面细窄，水流平缓得出奇，我向轮渡口走去。
雨，又飘起来，路面湿漉漉的。关上窗，我坐在床上，我看见了那本线装书，拾了起来。
突然，我的手停住了。这是一幅极熟的图：山上有一鹿，背上有鞍鞯，但没有骑者，地上躺有一个女人，似乎死了。
我感到热血在往上冒，是谁完成了我未完成的画，先我几百年上千年?那上面还有谶语：
木易若逢千女鬼
定于此处丧金环
下面小字注释：象谶皆明指安禄山之乱杨妃碎于马嵬明皇幸蜀惜当时见之不悟。
不!我喊起来。杨妃碎，就是羊穗。金环不是杨玉环，而是我项链上的金环!
鹿鞍当然是陆安，陆安害死了羊穗!他墙上挂的画点穿了凶案。不对，陆安的名字是羊穗死后取的。他有什么必要取个自投罗网的笔名呢。到底是图谶预言了凶案，还是图谶导演了凶案?它构造了国家大乱，贵妃之死，也能构造世界千变万化之后一个女人的命运?或许它注定就要被重复千次、万次、亿万次?
我瞪着眼看着这发脆的纸片，汗珠冒了出来。想到床上躺一会儿，但没法闭上眼睛静一静，眼前是纷乱的问号和词语，往事支离破碎循环往复。羊穗听我讲述童年时，自始至终没插一句话，她那副专注的神情使我泪水盈盈。
她盯着墙上的一条裂缝，目光在这条缝上游移，她说我不该穿黑衣服，这种颜色使我的脸瘦削，眼睛深凹。她说她记得我的那件粉色连衣裙，上面的荷花，不，是葫芦花，红中带黄，黄中露红，鲜艳之极。她不好意思起来，停了停才说，真迷人。她垂下了头。我说，那葫芦花是紫色显蓝，蓝中带青。羊穗用手制止我说下去，“你那天真美，把我看呆了!”她的头发剪到耳边，耳朵上分别挂着一只蜘蛛和一只蝴蝶坠子。她取下红框近视眼镜，拿在手里。我一下找到一种感觉，提起很多年前曾接到她的两个又短又干瘪的电话，那电话是说她结婚的事。我感叹当初她和我的安排真好：约定互不参加对方的婚礼。这样谁也找不到仇人。
羊穗用手指去擦镜片上的污渍，她根本不关心我的生活。当我这么想的时候，却听见她在叫我的名字，“你得为我查清底细。”她几乎是哀求，声音哽咽到听不见的地步，但我听见了，字字如针，扎在我的心上，我说，羊穗，你干吗躲着我?多年来只有一封信，我还是前天才看到。我口气里充满责难。我在这一刹那竟认为自己许多年来的不幸似乎跟羊穗突然中断的友谊有关。
黄昏时分，我又来到江边空无一人的码头上，我沿着跳板走到一个废弃的趸船上。乌云在慢慢散去，但天越来越暗，压了下来，停靠在不远处的船只亮起微弱的灯，凄厉的汽笛声，在空荡荡的江水上悠悠荡荡，散到两岸山上杂乱的民居中去。
“这年这月这一天找他找他。”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这个“他”肯定会出现在我凭吊羊穗的这个时候，而且一定是在羊穗淹死的这个地点。“他”既然害死了羊穗，也不会放过我。
江水倒映着两岸的灯光，波浪一阵阵翻打着趸船。风，又冷又硬，我抱紧了膝盖，望着江水发呆。但我背后的跳板上响起了沉重的脚步声。我听着脚步声。
他来了。
我回过头来，看见一人穿着灰雨衣，在小雨中顺跳板犹犹豫豫地走来。一个高个儿，背有点驼。于是我转过身，慢慢地站起来。
陆安，我早就在等你来。我画那张画的时候，天知道是谁刻的那幅版画，几百年前……现在我读懂了你的诗。
那人显然早就看到了黑暗中的我。他步子放慢，试探性地往前走。他从雨衣里掏了一件东西。
一道手电光向我脸上扫来，我挡了挡眼睛，我认出来人是下午见到的那个警察，不是陆安。
“你吓我一跳，我以为是她。”他说。
“你以为是谁?”我迎上去，逼问他。
他站住了，熄了电筒，眼睛看着自己的脚，说，“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一直逼到他的面前，说，“你姓魏，‘千女鬼’。”
他吓一跳，问，“你怎么知道?”
“我知道。”我一字一句地说出自己的判断，“你们都是男人，你们都有可能。”
那警察脸上露出恐惧的神色。他忽然转过身，往岸上走去。
一声长长的汽笛在这时拉响，飘着细雨的码头上已经空无一人。羊穗，我注视着流淌不息的江水，对她说，你是个魂儿，你为什么就不可以安心地做个魂儿?有魂不是很好么，为什么一定要弄清你怎么变成魂儿的呢?
我把手里的项链，慢慢放入江中，它一闪便消失了。
窗边的天空露出淡青色时，我准备离开这城市，我提起打点好的行装，在关门的那一瞬间，泪水涌出了我的眼眶。我锁上门，把钥匙从钥匙链上取下，然后，像多年以前一样，我把它压在羊穗知道的那块砖头下面。
这个门为羊穗留着。当你被这个世界追踪得残缺不堪时，我希望你能躲进我的这间小屋喘一喘气，如果那时：我又一次来不及赶回来帮助你。
小米
小米是我姐姐的独生女儿。一九七二年她出生时，沈阳和其他城市一样，粗粮多细粮少，米更难得。父母原是南方人，姐姐想米饭吃想得慌，给女儿取名小米。我十五岁就响应毛主席号召，从沈阳到内蒙古草原当知青，“文革”后才考上大学，分配到北京教书。父母早亡，我和姐姐分手早，感情本来就淡漠，多年未见到她。偶尔有信件往来，从未见过她的孩子，只记得信中提到在深圳。
我意外得到一个去香港岭南学院开会的机会，准备去时，我写信告诉姐姐。临行刚要出门，收到姐姐回信。要我经过深圳时，去看看小米。
世上的事情就这么巧，好像冥冥之中姐姐知我会在深圳停留，而不是直飞香港。她在信里说，她年老多病，行动不便，不能出远门。想求我一件事，已有半年没有小米消息。她担心这女儿，从小就不听话。信里附了一张三寸彩色照片，我的外甥女笑得很开心，长相挺秀气朴素，与现在女孩的美容照很不一样。她和我的姐姐很像，短发，T恤衫，嘴唇右上角有枚黑痣，使我眼睛一跳。
深圳的五月如夏，在我的北方眼光来看，一切都新奇，人也不一样，女人水灵漂亮，很会打扮，男人小个，没北方男人那股蛮气。橱窗装饰比北京耀眼。高楼成林，街道两边种着鲜花，清洁整齐，我第一次来，却只有一天时间，来不及观赏。
我按姐姐给的地址找到小米的住处，十层楼上，却没人应，小米不认识我，哪怕从门孔里看见我，也不会开门。大楼里绑架偷盗，比北京四合院还多，那里邻居可互相照应，这种火柴盒房子，隔得人人各顾自己。
正好电梯上来，我急忙问开电梯的女人，她爱理不理地说，“去找大楼管理处，一楼左拐。”话音未尽，电梯门已经合上。
原来这幢楼多半是出租的，房主自住是少数。管理员说，我说的那间房现在住着一对夫妻，也是外地人。但是，没有我找的这个北方来的女孩，别说北方，大江南北的女孩子都以为这儿是天堂，可以混出一身金来。
“我找的人是我亲外甥女，她留给家里的地址就是这儿。没准她搬走了？”
“不会，我记得这儿所有的住户。”他的口气不像在敷衍。
我只好拿出小米的照片，让他看。他拿着照片端详，没说话。等了一会儿，他说：“这小姐模样，我不能肯定她从来没在这楼里住过，楼里住的妹仔，我眼里都差不多。”
“什么意思？”我有点不高兴了，显然他话里有话。
他不回答，转过身。我只有悻悻地离开。大楼门外和北京不一样，停的自行车少，私车多。树荫覆盖，天很热。哄哄闹闹的一辆摩托驶来，停在我身边，是大楼管理员。他大声对我说，“你不妨去歌厅瞧瞧，那儿年轻小姐多，外来妹相互熟，或许你能找到你外甥女。”说完一溜烟就驶远了。
旅馆太远，回去不合算，我对逛商场没兴趣，原想去深圳大学图书馆看看海外中文报纸杂志，据说是此特区大学的一大好处。但我心里左上右下的，倒与姐姐的信没太大关系，本来亲情疏淡，见不见得着小米无所谓，也尽到了责任。是管理员那种不太正常的态度，让我忧虑。听说过不少内地女孩到特区闯天下的种种故事：开公司；炒股票；做发廊按摩服务一类；傍大款，做港商小老婆；还有做鸡的，旅馆里的鸡最便宜一百元人民币，街头野鸡是另一个价。诸如此类，心里越想越不是味。
我在一家四川餐馆吃饭，边吃边想小米。沈阳老家那些旧事像一团云在心底飞，人活着真不容易，顾了这辈子，还得为下辈操心。
远处窄长的天在转换色彩，夜晚慢慢靠近我凝视着的街道和行人。
到夜里十点多，我已在好几个中上等歌厅里看了一遍：全差不多，那些女孩子也都像一个模子倒出来。走在街上，我有点累了。歌厅在深圳起码上百家，一夜怎么看得完？可能压根儿小米就不在那里，可能早就离开了这城市。我决定回旅馆休息，明天一早还得乘火车过罗湖桥。
街口比较清静，一辆出租停下，我坐了进去。特区在夜里更繁华，坐在出租车里，马路两旁灯光直晃眼，收音机里主持人好听的声音，放着流行音乐排行榜上的曲子。马路右边，有“利口福”三字霓虹灯闪亮，抓住我的眼睛。再看一家吧，我对自己说，仅此一家，良心也安了。“停车，”我叫道。
“女士，去这种低档歌厅呀？”出租司机咕哝着，将车泊在路边。
那门不大，就涂了点红绿漆，两旁花树是塑料的，门外边的塑料地毯脏脏的。我付钱下车，就往店里走。门口的小姐截住我，上上下下仔细打量我，肯定觉得一个中年女人，单身到此，有点奇怪。每家酒店歌厅都是如此，我已经见惯不惊，终于，小姐说：“欢迎欢迎，三十元一位，饮料听歌点歌不要钱，全包。请。”
里面过道不大，另有小姐带路，进了大厅。地毯、窗帘、包括墙都还干净，红漆俗气了些，生意好像不太兴隆。
我靠里一个位子坐下，一杯饮料端上来，冰水加两片柠檬。看来是个宰人黑店！这年头，又有哪个店主不缺心肝的呢？椅子与茶几一般低矮。我转过身，看到五六个浓妆艳抹的女子，坐成一排，供展览似的，生意做得非常坦率，每家一样。走廊里是一个个单间，里面不时传出男女嬉笑声。有两个男士走到那些女子面前，各挑一个去舞池。有个客人正在唱卡拉OK。
那些坐着的女子中没有小米。我瞧瞧自己这一身太规矩的衣服，怎么也觉得好笑。我的目光又在伴舞的人中查找，时兴超短发式，稀奇古怪的花哨服饰。舞池里也没有小米。凭什么，我就认定她会在这儿？
一个时髦女郎迎面朝我走来。不是朝我走来，而是往单间去。她腰肢细摆，长发披肩，白衬衣，贴身牛仔短裤，长靴齐膝，露出一段大腿。她没戴任何首饰，倒也别致出众。不由自主地，我站起来，从边上打量她，她拐过道时，我看见她嘴唇右上角有枚黑痣，“小米！”我不由自主叫了一声。
她那一回头的身姿真是迷人。她看看我，脚步却进了单间。
我推门，有警卫过来，客气地阻止我，即使没人守门，我也进不去：门从里面闩住了。我说我要进这个单间，警卫让我稍等。没一会儿经理来了，一个精明的女强人，“您不能进那单间。”她试探性地说：“你是记者吧？”
从单间里传来女人的低声尖叫，像被人弄痛了。有男人发脾气声音。过道里的人没当一回事，都在警觉地看着我。我不回答是否记者，而是干脆地对她说：我找外甥女，远道而来，只是见见面，并不是想给她的歌厅添麻烦。
女经理客气地让我坐到厅里，说她去叫那女子来。等了好些时候，那女子才到我的座位旁坐下。果然，是小米。她问我：“你真是我姨？你怎么找到这儿？”
可能我与她母亲一个脸盘子，她没盘问。她的语调不冷不热，只是想知道我这个从未见过的姨，怎么会来此处的？
“你母亲给我写了信，”我告诉她，“让我去香港路上顺道来看你。”
“我母亲？”她想说什么，却沉寂了。她的打扮跟照片上判若两人。七二年出生，今年她该二十六岁，我比她大二十一岁。她在我面前该是个孩子，但她显得很老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