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节

少年继续往北走。春天了，风裹卷着雨，把树上的桃花全吹落了。泥泞的道路上，他破烂的鞋子满脚泥水，但是他的步子没有停下来。

他坐到一棵树下歇口气，拿出一张照片：还是他父母的照片，只是父亲那一半已经揉烂了，母亲的笑容依然，那是玉子的笑容。她在雪地上唱歌，曲为知己者，歌也为知己者，相遇你的人都会进入梦境。这真是一场永远也不会醒来的梦！他擦擦额头上的汗珠，透过绵绵不绝的森林，清晰地看见，她在唱歌，顺着马车驶过的道路，向他走来，穿着她绿袖的布拉吉。

一家当铺，玉子把那个金手表拿了出来。她等着老板数钱的功夫，看着街上的人在欢天喜庆什么，很多人涌出来。她拿着钱，侧着身从人们身边走着。进入小街，搭上一辆马车。她脱了鞋，涉过溪水，又在往南走。

春天了，她走一路，樱花开一路。鸟儿跟了一路。

她的头发挽在脑后，衣衫换为和服，到了又一片废墟，那又是一个沦为废墟的城市，但是她在一垛半成废墟的墙上，看见了少年写下的字：

你放心我一定会找到你

玉子闭上眼睛，这儿没有她心上人。有家人在作祭祀或庆典活动，源源不断聚集在一起，他们穿着江户时代的服饰，脸上是多彩的化妆。他们一队队，一排排，自动分成二三十人一组，抬着一种神灵。那么多人，唱着奇妙的歌，跃动着舞蹈，那节奏就像波浪起伏不定，有的人戴着面具。玉子知道，那些女人是由男人扮演。不像她，本来是女人，扮或不扮女人，还是一个女人。

她从包裹里掏出她的干净的布拉吉换上。她拿出梳子把自己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面对墙，她坐在地上，手里握着一支小小的口红，在自己的嘴唇上抹了抹，然后在墙上写：

我在这儿

我心上的人，你在哪里？

那是一家农宅，有人病倒在路上，被这家主人好心地抬回。玉子看见几个人抬着人进去，她正好路过，木门对她关上。

哪有这么巧？巧到她与他擦肩而过。这就是缘！玉子明白她与少年现在只隔着一堵墙。她应当去敲门，但是她不可能去敲门。因为一敲门她就会发现，那个病人不是小罗，这种情况她已经遇到过许多次。她明白，要让少年留在这个小农舍里，不让他消失，唯一的办法，是不去敲门，不让这个病人在一刹那间变成另外一个人。

谁也不相信，可那就是事实。不止一次她与他这样相遇。在她的梦里，也在他的梦里，好多次，这样的梦做下去就是活下去的理由，也是在梦之外彼此寻找的理由。这一生，她只能爱这一人――满世界处处无家时，心里有个家，就得感谢老天。

她站在岸畔，河水在她身边静静地流着，她的倒影映在金色的河面上。她弯下身，抚摸着走酸疼的腿，毕竟已经快要找到，他们在对方怀里休息的时候就要临近。这时，她听见寺庙的钟声响了。

2003年12月初稿

2004年3月31日修改

第二部分 答作者疑难九问

O

艾晓明（教授）：我哪有心思跟你讲故事啊！我忙着给人打官司。你上我们网上看看就知道我在忙什么。今天刚从珠海回来，惊悉我们学校一位女研究生被杀了，我们必须立即做出回应，正写文章呢。你生活在无忧无虑之中，我们这儿，正乱着呢。

施诺（记者）：二月下旬，来了土耳其，因先生被调来此地工作。穆斯林国家对外国人不是很友好，这里的气氛有些紧张。街上的警察有很多穿着防弹背心在执勤。连最大的购物中心的入口也都安装了如机场一样的安检设备，所有来购物的人都需先过安检才能进入，我想人们担心炸弹，只是不懂他们道底想炸谁，死的95%以上是穆斯林。希望下次你见到我时，我的四肢还在身上，没有掉在这里。

北村（作家）：真有这么巧吗？你问到的这个题材正是我写的一个30集电视剧，2001～2002年已完成剧本，但一直未作修改，不知道投资方何意。不过我写的是电视剧，不是电影。这个题材应该说是很好的，但作者要有绝对的创作自由才好。但我现在资料都不在了，因为实际上已经完成好久了。忘光了。这个题材我感觉在民族性与人性、道德的矛盾性上可挖，但在演员的故事上要注意，因为满映的演员不同于我们现在的演员，也不同于旧上海的演员，是有些像我们三十年前的中国干部那种职业化的，相当初级，农村人而已，没有演员的道德和艺术自觉，一边当演员一边在宿舍下面开杂货店。

高王凌（教授）：我倒希望你写一点关于农村题材的，比如我说的农民“反行为”（我之所以关心《饥饿的女儿》，也是因农村；另外，你私人回忆触及的并不小）。你读过贾平凹的插队回忆吗？附件是我写的一段访谈，也算是一个初步解释。

我现在一个学生就写了土地改革的论文，很有突破（和你一样，都是从“倒霉鬼”入手）。

张永琛（制片人）：这是一个很好的点子。好的小说，应该是有“人生如梦，大梦谁先觉”之感，这个点子本身就有这样的意味。如果我选，我还是喜欢做中国人。至少，可以看到有个叫虹影的写出的文字，透着那些怪异的想法。挺好。

I

你知道“满映”（满洲株式会社映画协会）吗？

棉棉（作家）:好像听说过，是不是日本鬼子时期的东西？

邱华栋（作家）：他们拍摄过一部写一个东北农民，老婆被共产党占了，最后愤而参加日本伪军的影片，是另外一个角度的、特别可笑的“意识形态”电影。

朱渊（记者）：新中国的电影是在满映的基础上起家的，第一部故事影片也是长春厂拍的。日本人不仅仅在相当的意义上“帮助”了共产党，而且还“帮助”其建立了其第一个电影制片厂。无怪乎毛泽东要感谢田中角荣。

牟森（剧作家）：印象比较深的是来自徐克的一部电影《柴叔之横扫千军》，讲国军在敌后抗战的故事。我记得是九三年春天在昆明的一个电影院里看的。印象深的是里面有唱满洲国歌的场面，还记得那个歌很“国民党味儿”。

林伟（教授）：一九三六年冬天，我因病住进北平协和医院。家里的朋友，在长春医学院读书的潘君，适逢寒假回北平来探望我，带来了几本“满映”画报，印刷精良，里面有很多中日女影星的照片，其中有李香兰，印象中她挺漂亮的。我住的是单间病室。当天夜里，房门轻轻开了，闪进一个黑影。我刚做过手术，因为疼痛，睡得不好，着实被吓了一跳。在地灯微弱的光下，看清原来是位披着外面是黑色，里子是大红色的斗篷的护士。她悄悄地将放在茶几上的“满映”画报抱走了。第二天清晨我醒来，发现茶几上放在那几本“满映”画报。

梅菁（作家）：如果你去过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话，找这点历史很容易：一进去看到的那个楼，据说是日本人造的，按着德国人的样子做的吧。我个人认为，日本人在中国是做了不少坏事，但不全是坏的。日本人在大连和东北不少大城市市修了下水道，享用这些的还是中国人。

II

你知道长春作为“新京”时发生的事吗？

王千马（记者）：呵呵，真不好意思，我1997年高考时，就历史没过百分大关，99分。

葛红兵（教授）：我觉得你可以到东北去看看，体验一下那里的风物人情。还可以去拜访几个历史学者。我那年去的时候，见了一些人，20几天，感触很多。可惜我现在在海外，手头没有他们的地址。他们肚子里全是故事。

杨怀阔（散文家）：我姥姥是吉林人，前几年我们在她结婚时（1930年代）作嫁妆的镜子后面发现有1929年美国的英文报纸和1930年代日本在满洲发行的日文报纸。可以想像当时的长春应该是很国际化的城市。

王宏图（评论家）：我参观过溥仪的皇宫。和传统中国宫殿很不一样，像欧洲王宫。我还记得大厅中悬着的猩红色的帷幕。新京的建筑格局，仿照法国式样，城市中央一个不太大的圆形广场，几条大道呈放射状向外延伸。

赵毅衡（评论家）：长春作为“新京”当然是耻辱史。但“斯大林大街”之类，也并不光彩。不过，俄国人和日本人都给东北的城市建设带来异国风味，这点请东北人无论如何珍贵。不要任意拆改。哪怕殖民史，也并不是完全没留下一点好东西。

史玉生（律师）：新京政府办公大楼，现在叫“地质宫”，因为后来在这里建成了长春地质大学。 “伪皇宫”，后来周围建了个“光复”路市场，很有名。长春有一些日本人留下的遗孤或未带走的子女，我有个同学就娶了这种人。

孙安白（大学生）：我很想替你找到一些它叫做新京时候的痕迹，于是去火车站附近逛，发现那个时期的房子几乎全部被拆掉。我走进一所，墙壁斑驳，墙围是绿色的，外面墙壁上用红漆刷着大大的拆字，里面的人早就搬走了，一片狼藉。伪皇宫的那个防空洞，一年前去的，外面是火热的夏天，里面却是阴冷的感觉，墙壁在出汗，我一个人，顺着梯子爬上去，从黑暗里一点点的走向有光的地方。那时候，我在洞里呼吸，觉得好像生命可以很寂静的融化在这里面。有一点接近死亡。我是个不敢回过头去看历史的人，在这一点上，我觉得男人很勇敢。

术术（记者）：因为我们的报纸叫《新京报》，曾经有人跟我提过新京，说是这名字怎么啦怎么啦。

III

你看过李香兰（山口淑子）的电影或听过她的歌，比如《何日君再来》？

粲然（作家）：我没有听说过。在线上问了一个小资女朋友，她说：“废话，和张爱玲合影过的。”一个女性经由另一个女性被发现，有点悲哀。

止庵（散文家）：《何日君再来》我在八十年代初首次听到，邓丽君唱的。我早就知道李香兰的名字。我在香港买到唐文标编的《张爱玲资料大全集》，其中影印了一篇叫《纳凉会记》的文章，记述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在上海咸阳路二号的一次茶会。配有两张印得模糊的照片，其一张爱玲坐在前面，李香兰、炎樱等站在后面，其中有一位是后来写《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的金雄白；其一只有张爱玲和李香兰两个人，还是张坐着，李站着。文章写道：“提起李小姐，她正练习了几支歌后赶来，这天妩媚地穿着黄色旗袍，挂串象牙珠的项圈，头发的式样是：额前高高堆着，后面是梳上去的，有人说像《随风而来》中女主角的那样打扮，娇小丰腴，吐出的话脆、甜，像小鸟样婉啭……”张爱玲则说：“我听她唱的歌，她好像她不是一个人，倒是一个仙女。”

我没有听过李香兰的歌，对此不能置一词；单看她的样子，未免有些失望，没想到她如此矮小。

陈義芝（诗人）：听过歌，听了引动颓废之思。

朱渊（记者）：听过她唱的歌，听过她唱的卖糖歌和用日文唱的‘支那之夜’。听我父亲在世时说，形象非常的青春和清纯。她在抗战胜利之后曾经被捕，但因她是日本人，不能适用当时“惩治汉奸条例”，所以被释放并于1946年回日本。

刘烈雄（导演）：她的歌我在听,我导演的歌剧《半生缘》就计划用她的原声作背景声。

刘文武（制片人）：民间传说到不了南方。

IV

你对二战时，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怎么看？

黄梵（作家）：我对战争没什么好感，哪怕是“正义”的战争。我以前是学武器专业的，这也是我离开那个专业的原因。问题在于制造原子弹的那些想法，那些念头才是真正的罪恶。

李师江（作家）：算是给日本一个教训。这个民族很变态，没人压制他就会虐待别人。

周江林（诗人）：一个大国总对一些坚强的民族怀有报复心理。中国也有。我认为日本这个民族很有趣，难怪他们的艺术如此剔透。当下的日本太有暴力气味了。山口淑子那个时代正是转折关头。前面是作家笔下的暧昧肉感然后唯美的日本，后来就成为青年末期的暴力日本。他们有各自的美的因素。都有诗意。

张子清（教授）：炸出了日本投降和中国共产党的兴起。

张重光（散文家）：后来听说那两颗原子弹是假的。

于光远（经济学家）：日本当时是这样的一个国家：虽然已被打败，但是会因为维护军国主义的权威，下不了台。如果战争打到日本的本土，很可能许许多多日本人切腹自杀。日本死的人反而会比死于原子弹的人要多。原子弹的爆炸使得日本人说，这是天意。给自己无条件投降找到一个借口。美国的投下原子弹，对于日本人当然是个灾难，这件事情提醒了全世界人民一定要制止原子弹的使用。我认为，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国际上可以谅解，在长崎投下的第二颗原子弹就不应该了。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短铅笔（编辑）：用一枝枪杀人和用原子弹杀人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杀人。

木子美（作家）: 我童年时看过的广岛受炸的纪录片，幸存者的讲述使我对“阴影”有种特别的认识。

刘雁（编辑）：日本人活该！！

洪蔚（记者）：如果日本人能像德国人一样用更谦逊和忏悔的态度对待二战，我作为人的情感，会战胜作为中国人的仇恨，可惜他们没有。

赵毅衡（评论家）：人总得用一下才明白这东西用不得。美国抢在德国和日本前先做出来了，而且用在正发疯的日本头上，可以说是很糟的事情，不算最坏的程序。日本从此阳刚只出现在电影中，一门心思走阴柔路子。

潘二如（书法家）：没有这两颗原子单，日本的侵略战争不知何时结束；有这两颗原子弹，对日本的无辜百姓太残忍——但日本人很难让人觉得有亲切感，既然历史也已经发生，日本人也还是那种姿态，我们就接受的这两颗原子弹吧。

川沙（诗人）：在哪个时候，对于已经疯狂了的日本来说，是最好的“休克”疗法。

Charles Laughlin （教授）：我一向是反战的，也曾经接受过“原子弹结束了二战，救了无数的命”的说法，可是现在我觉得如此残酷没有必要。关于“救了谁的命”的问题。如果说因为原子弹而少死了很多人，我怀疑这指的主要是美国士兵，没有怎么管广岛等地无辜的市民的生命。我反对当时用原子弹。在第二战亚洲战区当过兵的我父亲一直是非常赞成原子弹策略。

杨邪（诗人）：想起一个曾经听诗人叶舟讲过的笑话。某中国男子去日本招妓，完事时大呼：“娘啊，俺为您报仇雪恨啦！”谁知，身穿和服的小姐闻言大喜，曰：“大哥，敢情，俺们是老乡！”

V

你认为中国女人穿连衣裙漂亮吗？连衣裙来自俄国，叫布拉吉，适合中国女人身材吗？

刘烈雄（导演）：漂亮啊，好像是在1900年左右就从俄国传来了。有本小说叫《摇曳的教堂》讲得比较多。一部不错的小说。

杨争光（作家）：“布拉吉”，这几个字不好听。在很早很早时候的中国，人用草和树叶做衣服，这是不是最早的连衣裙？如果是，就能证明中国女人的身材是适合连衣裙的。看见穿连衣裙的女孩子，我总能想起蝴蝶。

陈染（作家）：如果你问我某一个中国女人穿连衣裙是否漂亮，才好回答。你穿就很漂亮。

胡鹏（记者）：中国女人穿连衣裙很漂亮，起码我从小学时就有这个概念了。感觉布拉吉在刚解放时流行过一段，好像是上紧下松的式样，比较符合中国女人的身材。

苏童（作家）：中国女人穿旗袍最好看，连衣裙不好看。

姜汤（散文家）：中国女人穿连衣裙会普遍不好看，因为中国女人不高，身材比例普遍不好，连衣裙会强化她们的缺点。

阿美（作家）：大部分很漂亮，因为中国女人很苗条。连衣裙更自由，更符合现代女性，而且也很性感。

颜峻（评论家）：连衣裙既不符合中国女人也不符合俄国女人的身材。事实上我就是不喜欢它而已。

棉棉（作家）：我小时候穿连衣裙的时候，我妈妈都叫它布拉吉，现在才知道是俄语的叫法，我妈妈那时是俄语老师。

洁尘（作家）：连衣裙的要点是胸部要比较丰满，腿部线条要比较修长，这一点，中国女人比较吃亏。

刘璇（记者）：漂亮。那种轻飘的感觉让人浮想联翩，裙子下的身体，比皮裙、超短裙什么的更性感。

方梓：（散文家）：能穿上旗袍的女人，还有什么不能穿？东方女性的身体曲线比西方女性来的柔美，透过连身裙会有不同的风味。

王宁（教授）：对于身材比较好的中国女人来说，当然是漂亮的了。但大多数中国女人的身材不那么理想，所以干脆不要穿。

远虹（记者）：小时很向往长大,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可以穿布拉吉。当时舅妈姨姨们有穿的，很羡慕。八十年代去德国，才知道那是老太太们最喜欢穿的东西，越老越要花。

Antonneta Becker（记者）：《花样年华》，一个心绪，一款旗袍，就此可以写一本书。俄国服装行吗？

盛可以（作家）：我觉得挺符合的，中国女人身材娇小玲珑，穿起来更漂亮动人。

春树（作家）：我喜欢连衣裙，不过都是紧身吊带连衣裙，布拉吉好像是五十年代的时候穿得多，我看过照片，都挺清纯的。

沈浩波（诗人）：很难看。大部分女人穿起来很难看。原来是照俄国女人的体型整的，难怪。

张森（编辑）：我个人的感觉是不好看，不合中国女性的身材，短腿的中国女性应该还是穿旗袍好些吧。

赵毅衡（评论家）：连衣裙当然漂亮，还亏了是“苏联老大姐”发明。在五十年蓝蚂蚁中容忍了几点亮色。我记得叶圣陶儿子的回忆录，说他小时候看到丁玲穿着布拉吉来他家，眼睛火花直冒――手中无书，出处可能全错，不过完全可以理解，那时的旗袍很松垮。

张涛（记者）：我觉得女人穿这个很美，另外也能满足男人的偷窥欲望。

彭伦（记者）：苗条姑娘穿什么都好看，穿连衣裙当然很漂亮，尤其是风吹起来的时候。

魏心宏（编辑）：连衣裙很好看，符合中国女性的审美要求。

杨葵（散文家）：大部分中国女子穿连衣裙都不太好看。

李敬泽（评论家）：当然不漂亮，你见过俄罗斯女人就知道那裙子是她们穿的，她们那么高大。

老猫（散文家）：很好看。中国女人是蒙古人种，臀位低，腿短，这种裙子正好把这个缺陷掩盖了。但它经常让男人看走眼。

尹丽川（作家）：中国女人是长条的，还是旗袍好看吧。不过部分女人穿什么都漂亮。

马兰（诗人）：汉、宋中国女人穿连衣裙，满族的旗袍其实也是一种连衣裙。

VI

你是否认为恋爱中的男女年龄需要一样大，若有差距，应该是多大才合适呢？

粲然（作家）：我觉得男人要比女人大十岁以上才合适。我们俩这样智力出众的女人，跟我们年龄一样大的男孩子会有代沟的哦。

棉棉（作家）：我比较容易爱上比我大七岁以上或者小七岁左右的男人，我对年龄跟我差不多的人没兴趣。

李师江（作家）：都可以，年龄差距多大无所谓，看感觉。

颜峻（评论家）：不需要一样大，差距不要大过年轻一方的年龄就行了。

尹丽川（作家）：没有界限。大十来岁，恐怕是充满诱惑的。

张子清（教授）：按照传统和生理，女小男大比较合适。

杨争光（作家）：恋爱中的男女年龄差别小也许美好，但不来劲，想象的空间有限。我喜欢年龄大的男人和年龄小的女人谈恋爱，不喜欢年龄大的女人和年龄小的男人谈恋爱。

朱来扣（编辑）：男人会在年龄差距上有道德罪恶感的自我压力，女性却往往因情而无所畏惧。

俞悦（记者）：有代沟是一种幸福。能避免吵架。依赖感是女人的权利，若用不上，是一种浪费。

洁尘（作家）：嘿嘿，我个人喜欢姐弟恋。虽然我嫁了一个兄长似的老公。我喜欢所谓的姐弟恋，可能是喜欢在爱情中有怜爱的感觉。一直喜欢那种内心强大但性格有点羞涩内向、话少的男人。

王灵智 （教授）：从实际考虑，终生相伴，年龄最好相近。现代人高寿多，两个人要共同生活几十年直到80，90，太阳落山。孤老残疾，日子不好过。

赵毅衡（评论家）：人类史已经有一百万年。“文明”才五千年，却给人类带来性年龄倒错。所有的性学研究都指出：男人性欲最强是17――27岁，女人性欲最强是30――40岁，男女寿命差也正如此。文明前的母系社会，恐怕一直是女大男少。现在的金钱地位文明，反了过来，一定要把“豆蔻年华”的少女欺骗成性对象。让我来作个大胆预言：二百年后，人类社会进化得更顺从本性，那么婚配将回到女大男小，相差十三岁。

Toni（记者）：I think love doesn't know age. But if you want to stay in a relationship, the age difference shouldn't be more than 15 years.

孙旻（编辑）： 每个人的成长经历不同，对年龄的要求也不同。我20岁时喜欢比我大10多岁的男人，30岁时喜欢年龄相同的，或许40岁以后会喜欢年龄小的男孩。有一首歌很好听“爱江山，更爱美人”，或许有些女人也这样想，这时，她已经超越了世俗的道德。唯一的遗憾是孤独，因为可以对话的对手很少，懂得的人更少。 世界是为很多平凡的人准备的，精灵的人只是过客。

王巧玲（编辑）:我还是挺难想象和自己的父辈恋爱会是怎样，小一些的男孩倒是可以接受的。

王泓（记者）：年龄差距越大表明爱情来得越强烈，对方魅力越大。

严橡（评论家）：从生理发育上讲，女人最好比男人大8岁。因为男人性成熟早，但男人比女人性衰老得快。我找了一个比我小三岁的男人。男人很多都具有恋母情结，总要把爱人当母亲看待。他很需要女人母亲般的呵护和关爱。他有时把头埋在我怀里撒娇叫：妈妈。我们的性生活现在还很和谐，不知以后会怎样。

吴晨骏（作家）: 年龄悬殊可能会有的不好的情况，可能会有“生理歧视”。

木子美（作家）: 我喜欢的差距是在8岁左右。但我从小到大都喜欢30岁左右的男人。以前差距很大，现在差距变小了。

张咪（编辑）：应该相差四到八岁。

李天棚（制片人）：不过，我喜欢父亲般的恋人，和个人内心经历有关。

胡雪桦（导演）：我觉得年龄不是标准，心里的距离是最重要的。

VII

你觉得发生在战争年代，人们有没有谈恋爱的权利？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中，人们更想恋爱？还是无暇恋爱？

邱华栋（作家）：应该用恋爱拯救自己，就像是一根稻草一样。可以用来来抵抗外面的威胁。我曾经幻想，假如原子弹爆发的一瞬间，我和相爱的女人正在交合在一起，是最理想的。

钟雪燕（编辑）：越是混乱，世界末日到来，越会激发人的生命能量，爱过再死吧！

粲然（作家）：爱，比改革更能直接触碰到人本身。

姚峥华（记者）：及时享受呵，谁知道后边会怎么样。

王灵智（教授）：动乱时期，不管是真爱，一时方便之爱，为消除紧张而爱，或是单纯性爱，男女相爱都是自然的事。

杨争光（作家）：也许有无暇恋爱的时候，但那个时候，一定也是人最势利、最乏味的时候。

贾梦霞（编辑）：最过瘾的爱情是一种高手过招的感觉，激动人心。另外一种张爱玲的乱世中的爱。别人说她恋上胡兰成是遇人不淑，我却觉得没有遇上才更加不幸。

王继涛（编辑）：战争年代无暇恋爱可能更多的是出于正义责任感什么的。

苏惠昭（记者）：战争会催化爱情吗？小说或电影中的答案都说会，但我认为要看这个人在战争中的位置，没有及时的生命危险，但又遇到相濡以沫的人。

黄宝莲（作家）：阻碍越大，爱欲更浓，得不到的往往也是更想得到的。

潘二如（评论家）：这样的故事常常发生在电影中，都很假——特别在中国电影中。

VIII

你觉得一个女演员一辈子在跑龙套，到了三十多岁，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演主角，也正是她第一次真正谈恋爱，两者又不可得兼，她应该如何选择？

春树（作家）：这女人好惨。她可千万别遇到坏人：）我觉得到了三十多岁才谈恋爱挺晚的了，我觉得她……是不是应该多问问朋友？看看什么《知音》、《法制文萃》什么的，千万不要看爱情小说，省得受误导。要看点现实的，残酷的，为失恋做好准备，然后就投入进去吧，毕竟恋爱是美好的，也是必要的。还有，建议她一定要用安全套。

陈玉慧（作家）：丟铜板決定。

胡雪桦（导演）：要看她心里的天平那一头重。如果她不是一个很有才华的演员，而爱情是真实的，她应该要爱情。

洁尘（作家）：放弃恋爱，去演主角。然后，成功后，享受伤感，享受惆怅，享受失去的痛苦。

张子清（教授）：找一个漂亮的年轻的有性感的白马王子，穷也不碍事！

冯敏（评论家）：应该演啊，过了这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啊！不演白不演，白演也要演，演了也许就不白演。

北村（作家）：你要怎么写我都觉得合理，但满映那时的演员不是这样的，短期培养后就上电影，上个月还是护士，这个月就是明星了。

恺蒂（散文家）：她已经三十多岁了，如果她是一个想要孩子的女人的话，那就选择爱情。如果她是个不想要孩子的女人，那么应该选择事业。事业是自己的，爱情还是要靠别人的。

杨栗（编辑）：选择主角。演员就是生活在戏里才有意义。

周江林（诗人）：这个女人快要爆炸了。真正轰烈的女人是内倾的。时时有毁灭感，但她不是不想马上做，好像觉得她生命中尚有事没干完——三十岁的女人绝对如此。但也不同于男人的自我控制力。

木贼（编辑）：啊，有的人命好，一辈子都演主角，一辈子都在谈恋爱。摩羯座的女人一定会牺牲爱情选择事业啦，这是一个只要江山不要爱情的星座啊。双鱼座的女人为了爱情命都可以不要啦。天平座的女人可能既想要事业又想要爱情最终因下不了决定就不了了之。李香兰是什么星座的呢？1920年2月12日出生的她， 主管人生目标的太阳星座是水瓶，主管爱情的金星星座是摩羯，从这两项看，她肯定会选择事业啦。

赵波（作家）：不论她选择什么，结果都一样。即使做了女主角，也没有大红大紫，戏演完她还是寂寂无名。

牟森（剧作家）：她应该什么都要。哪怕是把事情搞坏掉了，也应该两个都要。

尹丽川（作家）：演主角。

杨争光（作家）：选择一个，放弃一个，是成就也是自杀。

钟红明（编辑）：一个女人，在这 “舍”“得”权衡中，我自然是喜欢看到爱情占上风。

赵毅衡（评论家）：二者都是过眼云烟。不过“演主角”给人失望的苦涩，恋爱的回忆让人觉得一辈子没白活。

紫嫣（编辑）：实在不行就演主角。万一红了呢！女人红了并不是要当男人婆，她该有更丰富多彩的人生。

李敬泽（评论家）：我认为她该谈恋爱，赶紧嫁了，但是，如果是小说里，我也许会让她去演主角。

刘春（编辑）：三十多岁才恋爱，勇敢的时候特吓人。肉体的享受居多，精神方面不会太主动。女演员总在演戏，她渴望摘下面具。女演员的热情来得快，去得更快。把饱经世故的女演员娶回家，挺虚荣的，不见得真幸福。

陈染（作家）：我想这两个问题不冲突，人的潜力很大，恋爱也许能使她在演戏中把最精彩最动人的东西调动出来。因为，人在爱情中的时候，感受力和创造力都很旺盛，神经系统兴奋，好像有用不完的劲。而且相爱的人也会互相鼓励和理解对方成功。当然这是在一般的正常的环境下。

杨劲松（编辑）：选择什么？谈恋爱？还是演戏？演员永远分不清真假恋爱，能分清楚的，就不是好演员。

邱华栋（作家）：疯狂，不计后果。

蒋晔（编辑）：山口百惠嫁人后，生活也会有意思。

IX

你认为一个人做中国人好、做俄国人好、做日本人好？如果一个人的血脉中既是中国人又是日本人，既是俄国人又是中国人，他/她应该选择做哪一种人，如果他/她不能选择做另外两种人，他/她的国家有没有权力认为他/她是叛徒？

苏童（作家）：做哪国人好？我觉得这几国都意思不大，我个人最想做意大利索莲托那不勒斯一带海滨的人，因为喜欢那一带的风光。混血的问题也怪，我不认为抛弃一个血缘就是什么叛徒。

胡雪桦（导演）：做中国人。他应该有两本护照或三本。要不把护照全烧了，他/她不可能属于任何一方。

棉棉（作家）：我不会放弃我是中国人的。如果一个人的血脉里有中、日，或者中、俄血统，我想他怎么选都无所谓。

李敬泽（评论家）：我看都不好。如果实在要选，就做俄国人好了。但中国人和日本人肯定认为她是叛徒。

恺蒂（散文家）：当然是做中国人好。如果一定要选择只能做一种人的话，很有可能会被人认为是叛徒。唯一的选择是到英国或者美国或者南非去生活！

陈染（作家）：在和平时期，他（她）按照自己的感情倾向来选择比较自然；但是在非正常时期，比如战争阶段，对于个人就会比较痛苦。

方方（作家）：一个人若是世界民族大团结的结果，他做哪国人都可以。这与叛不叛徒无关。

张子清（教授）：别用中国现在的政治标准来套用。应当站住真正国际主义的立场和视角看问题。

周江林（诗人）：叛徒是一种荣耀。我想对一个具有毁灭感的人是这样。连我也多少有这样的东西。那个将要被塑造的女性当然更应具有。没有人愿意成为本质上的中国人，因为做中国女性太没有出路了，但是做中国女人这张牌是有趣和有效果的。

吴小攀（编辑）：可以选择的话，我会选择俄国人吧，因为俄罗斯人比较高大，他们的文化也比较有活力。

尹丽川（作家）：看他觉得跟哪个民族更亲吧。

赵毅衡（评论家）：尽可能不做日本人，日本人太刻板：当工匠就精益求精，当经理就如催命阎王，当天皇真来个“万世一系”，当女人就“全套服务”，当军人就先死再想。被人谈虎色变的“武士道”，其实是职业士兵之“敬业”。这样的民族没多少人性余地，从长远说，是要走下坡的。

春树（作家）：这个问题嘛……我觉得还是做美国人好。因为美国女人更自由嘛。如果做不了，还是做中国人吧。如果她身上有两种血液，那就做个世界人，别人还会羡慕呢。不要太在意国家的看法，国家这个东西，是很冷冰冰的。

北村（作家）：说到叛徒，五族协合是当时的口号，分三种人，一种倒向日本人，养女心态，暧昧，多数，一种是反抗，少，另一种中间状态，无所谓。我要提醒的是，他们不像台湾人那么亲日，但也对老蒋意识模糊，安于现状。冲突并不激烈。

马丁·文特（翻译家）：做我这样的奥地利人好像很讨厌, 做俄国人和日本人和中国人都有问题，都是集权和民族主义和历史罪恶的问题，鲁迅在照片上很像日本人。中国人出去多，别国人真的想待在中国一辈子还是很少。

董洁心（作家）：关键是自己在做了选择之后就不要后悔，那就会少很多精神上的痛苦。

吴炜（编辑）：如果自己是一个人性的人，博爱的人，他/她就是一个人类意义上的人。这样一个人，远比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要有价值。

牟森（剧作家）：甫志高成了叛徒，有一个因素是因为：雨夜，看自己家窗户的灯很暖和，想到自己要有一段时间不能和老婆在一起，应该再跟她好好的搞一次，给她买点她爱吃的牛肉。从偶然性的角度，是雨天的性冲动让甫志高成了叛徒。

陈志锐（诗人）：我喜欢日本的精美，所以一向偏向东瀛的美学。我也向往单纯的解体前的苏联。有可能最终在种族的内在纠纷中出走，到第四个国度，切割羁绊，重新再来，成为x国人。

木子美（作家）：我喜欢做日本人。我觉得做哪一种人都无所谓，随遇而安吧。他/她的国家怎么想我真不知道。

臧永清（编辑）：做日本人不好，人与人之间太虚伪，太冷血。怎么会是叛徒，我认为不会。每个自信的国家都很宽容。

王灵智（教授）：在此地，加州，混血成了趋势，几十年中回成为社会主流。年轻人中，混血还特别荣耀。

赵允芳（编辑）：他（她）一定会选择自己亲人所在的国度。

杨争光（作家）：叛徒和英雄常常“乱码”。

术术（编辑）：我下辈子最想做一个容易满足的人，别老拧巴自己的人就行，管他哪国人。我的回答让自己大吃一惊，您说我这是想什么呢？嘻嘻……

冯敏（评论家）：最佳方案是吃中国菜，住俄国房，娶个日本老婆，此生足矣，嘻嘻。

小安（作家）：《杜拉斯传》说“我来到法国的这个腐朽的地方之后，也许就像被判处缓期执行一样”，“要知道，我们是越南人，而不是法国人”。她最初的18年都在越南度过，所以她选择做个越南人。她并不因为法国社会对她的斥责而停止。

史玉根（编辑）：你的小说给中国人看，当然选择做中国人。

郭彦（编辑）：我想成为一个俄罗斯女人，当然是最美的那种俄罗斯女人。还是中国人好，至少不是罗圈腿。本来上几辈人风花雪月的浪漫故事，却让我背上如此沉重的民族和国家概念和意识，虹影，你干么那么残酷？非把自己往绝路上去呀！即使是写小说也不要自残呀？

我看虹影

魏心宏

我“认识”虹影应该说有年头了，我之所以在认识两个字上面打了引号，是因为我们的相识是从通信和电话开始的，真正见面要晚了好几年。

在认识虹影之前，我只知道她是个诗人，重庆人。对诗人，我向来都是很敬畏的。而且，还是四川的女诗人，那就更加不得了。我知道四川那地方是喜欢出一些很有才气的人的。我还认识另一位四川女诗人，翟永明，漂亮能干不说，写的诗，实在好。而且最有意思的是，她告诉我她大学是学导弹还是卫星什么的，和写诗根本是八竿子打不着的。虹影的诗我也看过一些，也很不错。后来，就接触到她在台湾出版的小说《饥饿的女儿》。虹影把那书的国内版权给了我，我们出版社就接受出版了，临到出版的时候，虹影提出来要改个名字《十八劫》，我说，这有点像武侠。但她还是坚持。书出了之后，我在上海见到了她的先生赵毅衡。赵先生是英国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方面的专家，在伦敦教书，人很文雅，据说他也是老上海，本来想很好交谈的，但是，偏巧那天电话多得不得了，只好匆匆告别。虹影后来告诉我说，赵先生感觉我是一个忙得不可开交的人，其实并不是这样。

和虹影还没有见面之前，先有一段“官司”闹了起来。事情是虹影把给我们社出的那本书又给了四川文艺出版社，我们社认为这造成了违背合同，告了虹影。可是这件事情我作为当事人根本一点也不知晓，那些日子我在家生病，结果还是华盛顿一家上海话广播电台的记者给我来了电话，告诉我说虹影在网上写了文章。我请记者在电话里把文章给我念了一遍，虹影在文章里把我们这些人叫作“绍兴路上的师爷”，我对这句话印象深刻。

绍兴路是我工作的上海文艺出版社所在的一条很小很幽雅的马路。我在那条路上行走了二十多年，对这条小马路可以说情有独钟，现在得了个“师爷”的尊称，我感到这个女人厉害。

后来，这件事情最后和解了。公平地说我并不觉得虹影在这当中有多大的错，我作为当事人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如果，当时的工作能做得更细一点，更周到一点，事情绝对不至于是这么个结果。

见到虹影已经是很晚了。她到上海来，住在新锦江，给我电话，我去看她。门铃响过，为我开门的虹影那天她穿了件好像是有点明清味道的丝绸大褂，脸边上有一绺很细的头发挂下来，显得既很随意，同时也很人为。我是不大留神女人们的装扮的，但是，那天虹影给我的印象现在一想起来，就是这样。

虹影也是第一次见我，对我是什么印象我至今也没有向她调查过。大概不大像上海人。我想这是肯定的。我们后来一起去台湾女人开的鹿港小镇吃饭，到新天地去喝茶。上海已经变得什么人都非得这样“时尚”了，我也没有办法。虹影说话的时候喜欢大笑，她讲的话我还是能听得出很重的四川口音。我请了上海电视台为她做一个片子，来的制片人张劲超，妻子也正好在伦敦留学，所以感到大家很近，于是便一起约了去上海瑞金宾馆里的FACE酒吧，那地方完全是旧上海的味道，坐在那里面的虹影，我感到很像那么回事。

中国在海外的女作家当中，有两个人是必须一提的，一个是在美国旧金山的严歌苓，一个就是在英国伦敦的虹影。我感觉，这两位女作家是唯一在海外坚持参加中国当代文学主流创作的作家。两个人都是我交往多年的好友。我为严歌苓编过两部长篇，《人寰》和《扶桑》。虹影这几年写作量很惊人，我是很看重她们俩的。

虹影虽说是诗人出身，但是，小说写得绝不亚于职业的小说家。事实上，她近年来一直在写小说，而且为了写小说，从伦敦回到北京，在北京的望京小区买了房子，赵先生当年和我说，她不安心在英国，这是一个把创作当作最大的事情来做的疯狂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