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站在野猫溪副街的尾端八号院子外的空地上，往山坡下看，就可瞧见人从坡下窄小石阶走上来。这儿一些没贴危房纸条的住房，也是一副要垮的样子。垃圾倒下江边，堆成一座山，腐烂的烂菜叶烂菜帮，加上狗屎猫屎、各色塑料袋、碎玻璃、灰土旧衣物，臭气熏天。有个戴草帽的人背着篓子，专心地在垃圾中翻找易拉罐和玻璃瓶。一群群苍蝇乱飞在他脸上手上，他时不时地用手拍掉。
我捂着鼻子，朝街上端走去。
王眼镜穿着塑料拖鞋，站在石梯顶端，看着我说：
“大作家，你也有不高兴的事呀，我以为你过得比我们这些人好。”她神态兴奋，像是喝醉酒似的。
我最不愿意碰见的人，就是她，于是当没听到一样，走了过去。
“你怕我，你妈也怕我，你妈死了，也怕我。”王眼镜继续说。
我回头看了她一眼，她马上说：“臭妹崽，不要自以为是，你妈跟要饭的差不到哪里，晓得吗，我站在这儿看着她，真不知心里有多舒坦。”
“人都走了，你歇歇吧。”我说。
“真相，”王眼镜耳朵听偏了，她看见我开腔，就来劲了，“听着，臭妹崽，如果你不知自家真相，啷个可讲别人家真相，亏你还是个吃笔杆杆饭的人？方圆几十里，又不是我一人知道你妈喜欢去江边做喜气事呀。”
她摆出以前街道主任的架势教训我，说得口沫飞溅。我转过身看到坡下垃圾堆那个戴草帽的人，那是一个弯了腰上了年纪的人，因为草帽遮住头发，看不到脸，穿了一件棕色绒衣，看不出性别。王眼镜是指母亲像那人一样在大白天拾垃圾？
不可能。这个说法太伤害我了。王眼镜就是想伤害我，以此为快乐。她昨晚在六号院子大门前，恐怕就是想来侮辱母亲。
不必把人想得那么可怕。王眼镜对我这个被她欺负了一生的对象的女儿，道点隐秘，想看我难过，煽阴风点火，趁火打劫，寻点街坊聊八卦的料罢了。若是如此，那她说的母亲的事就不太像是假，她说的关于真相的话就太绝了。
王眼镜还在说个不停，我却没听，几乎三步并两步往家里走。
2
从六号院子坝子，延伸到石阶下的七号院子，全是清一色穿黄袈裟的和尚，坐在地上，大略有上百来人，他们面朝我母亲的灵柩诵经。
山顶的雾突然消失无踪，天色一时变得粉红，人声淡去，屋檐上的麻雀也一动不动，可清晰地看见江两岸房子，跳跃为画中之物。
仿佛是进入另一个世界，我小心地从一坡石阶边上走，有时得侧身经过和尚们，还得穿过看热闹的人。到达六号院子后，大肚猫忙把我叫到楼房走廊里，低声说：“六妹，气派大吧。”
我反应很快，“该不是你的一条龙办丧？”
“你说对了。”
原来翦伯伯的儿子送来的红包里，附了短信，说里面的十万元是他作为母亲干儿子的一点孝心，但得给母亲请庙里和尚来做道场念经超度母亲亡灵。他安排好了狮子山慈云寺庙，只要我们打个电话通知个时间就行了。三哥收红包时只顾钱数字，未看到短信。整理账时才发现。他和五哥三嫂商量，又告诉大肚猫。大肚猫高兴极了，外人还以为他操办的丧事有眉有眼，说出来脸上多有光彩。
二姐打破不过问治丧小组的事，说这样太奢华太张扬，六妹不在，若在，肯定不同意。翦家的钱定了规矩，没法用，丧事后，把钱还回去。
大姐不以为然，认为有人大手笔出钱，为何不把丧事办得气派些？母亲在棺材里肯定高兴。
小姐姐一会儿觉得二姐有理，一会儿认为大姐说得在情。小唐和二姐的小儿子去办理拿新房钥匙手续，走前他对小姐姐说，“犹豫什么？”
小唐的话，他们不会信。几个人拿不了主意，就请幺舅决定。一向缺乏主心骨的幺舅听完缘由，当即点头称是。
大肚猫说明天出殡，和尚做道场，只得今天。
于是三哥打了电话，庙里管事说一直在等他的电话，马上就能来。慈云寺古庙在野猫溪轮渡口右前方临江的狮子山上，是中国唯一僧、尼共参的“十方丛林”，庙里珍藏了许多十分珍贵的宝物，还有一株从印度移植来的菩提树，“文革”时树曾枯死。没想到十多年后，菩提树又奇迹般地复活。来朝拜的人络绎不绝，香火很灵。
难怪王眼镜会堵着我的路，说那些难听的话。她一定是看到穿黄袈裟的和尚们前来，不高兴才来对我讲那些话。
我走到母亲灵柩前，跪下叩了三个头，请母亲原谅。母亲生前，在这世上受够了罪和苦，灵魂必然会比一般人难得到安宁。母亲的干儿子，知母亲胜过我们这些亲生儿女，我们就没想到请庙里的和尚来念经。
大姐夫和一个头发做有波浪的女人一起上楼梯，他俩走得很亲近，引起了我注意。回来差不多一天了，我才第一次看到他，他是那种穿一件毫不起色的衣服，也有衣架子的中看男人，因为眼睛不好，添了副无边眼镜，更显得与众不同，相比大姐，看上去略为年轻一些，不像六十岁的样子。那女人听到身后有脚步声，停下脚步，转过身来，有点惊喜地朝我点头，我也向她点头。她穿得很讲究，项链手提包皮鞋都很漂亮，脸抹得很白，也扑了粉，模样不像中国人。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到过，可是想不起来。
我跟着他们也上了楼。二层楼三层楼全是人，四层也是，母亲的房子在五层，全是家人，都在窗口和走廊栏杆前看和尚念经。大姐夫把女人让进屋去，给她倒水，很是客气。
“六妹，不认识了，我是春姐。小时我背你过老厂那匹山。”女人声音压得极低。
我朝她伸出手，她双手握着我，我还是想不起来她是谁。
大姐夫说春姐在母亲的船厂运输班里做过，故此认识母亲。巧在春姐的妹妹是他的前妻，有一个日本母亲。1953年政府下令驱逐在重庆的日本人。春姐他们住在中学街，一共三姐妹，父亲原是个教书匠，一家子和日本母亲生离死别，三个小女孩和一个大男人拉着日本女人不放，不让公安人员带她走，人人看了都掉泪。1973年政府和日本恢复友好关系后，日本母亲要把三个女儿办出国，大姐夫那时与她的妹妹婚姻关系破裂，离婚了。可是两个姐姐一直与他关系不错。后来其中一个姐姐——春姐回国发展，在重庆城中心两路口开了一家日本料理。重庆人不喜欢日本调料，开一家倒一家，可春姐这家，经营得当，又增加一些重庆人喜欢的菜品，生意倒是跟得走。她听大姐夫讲，他的丈母娘去世，就赶来送丧，顺便想看看我。
“六妹呀，小时你特别喜欢我，只要我一人背你，连你妈都不要。”春姐回忆道。
我说，“有点印象。”
春姐看着我，眼睛湿透，她坐得离我很近，身上有股很好闻的味，和母亲身上的味道很像。那是母亲未老前的气味。小时我想她背我，有可能就是她身上有这股母亲的味道。
和尚们念完《地藏经》，开始念《金刚经》。
我听着那奇特的声音，感觉胸口没先前那么堵塞得慌。感觉有光照耀过来，那些光中有个踩高跷的人，头戴着曼陀罗花冠，朝我走来，向我低眉注视。
“时辰到了！”大肚猫的声音响起来。
我倾身往下看，三哥在对管事的和尚说着什么事。和尚们纷纷躬身退出院坝和院外石阶，双手合拢，说“阿弥陀佛”！
三哥五哥还有幺舅也双手合十，向他们致礼。
3
做道场的和尚离开后，姐姐们议论开来。五嫂说，奇怪，和尚念经时，她的腿一点也不酸痛，背脊也如此，像有股气穿透全身，舌头有股甜味在奔涌。二姐说，信则灵，不信则不灵。小姐姐有些心不在焉，她低着头在发手机信息。
大姐夫说，这次他开眼，整个南岸区恐怕只有母亲才有和尚念经这种高待遇，母亲的亡灵，不管生前遭了多少罪，都会得到神灵保佑，得到超度。
他后悔他的父亲死时没这么做，就是倾家荡产也该做，也是对后人好。他的迷信比大姐还强。春姐说，日本人最迷信，从前家里死了人都要请庙里的和尚来，现在丧事从简，可讲究的人家也不会少了这做道场一桩。
大姐听了不太高兴，碍于有春姐在，没有发作。春姐说是要去楼下给母亲烧香，我们朝下走时，听见大姐在和大姐夫说，“你和她说不说？”大姐夫好像是含糊拒绝。
春姐跪在母亲灵柩前，给母亲烧了三炷香，又烧了一些纸钱。
我们下到院子大坝时，大姐也跟来了。春姐给母亲叩头，握着三束香，做完这些，她把一个红包交给我。我谢谢她，把红包交给三哥。
大姐挽着春姐的胳臂，说，女儿小米想见见她，说着把小米叫到跟前来。大姐夫也跟了下来，岔开大姐，对我说，“六妹，那你陪陪春姐吧。”
春姐想到以前住的中学街旧居看看。
没几分钟，我们来到中学街，她凭着记忆走到杂货铺店上边一幢木结构的房子前。锁着门，楼上两个窗开着，用一根铁丝相连，挂着大人小孩子的衣服。打听杂货铺的店员，店员说那儿住着一家三代，楼下住着老两口，楼上住了小两口。听见我们说话，好几个邻居从屋里出来，去问那店员我们打听什么。即使上了年纪的邻居，没一人认出春姐是谁，只是好奇地看着这个会打扮的女人。
当我问到春姐与母亲在船厂相处的那些日子时，她倒很愿意说旧事。
春姐下乡当知青，得肺炎后得以回重庆。病好后好不容易得到船厂的临时工作，那是1972年初，她在母亲那个运输班子当抬工，也把她分到母亲的宿舍里。
她拿着钥匙，提着铺盖卷进屋，不到一分钟，从对面放下蚊帐的床上蹦出一个戴眼镜的女人，对着她就打，把她的铺盖卷扔到楼下地坝里。她吓坏了，抱着自己的头。母亲进门阻止，并让她去找房产科重新定房间。她后来被安排在同层楼另一间宿舍里，和其他三个女工一起住。
她们说，那个岳芸是个神经病，不和任何人说话。谁也不敢住她那间房，谁进去谁都会被打出来。
只有母亲一人例外。
母亲在那些女工心里成了一个神秘的人，不仅能与疯子相处，还有大大的坏名声。不过母亲对春姐很照顾，特别是春姐说以前就住在中学街，是那位日本人的女儿时，母亲对她更是亲三分。从母亲那儿得知，母亲住进那宿舍时，岳芸是个大学生，长相平平，不过对人有礼貌。岳芸开始谈恋爱，都要谈婚论嫁时，男方突然对她说，家里不同意。岳芸非常伤心，再也不理男人，也不理睬母亲，把自己封闭起来。很快“文革”就开始了，岳芸非常忙，写大字报，参加辩论，她像一条恶狗，什么人都要咬，厂领导上了她大字报，母亲也上了她的大字报。母亲是被镇压的前重庆袍哥头子的婆娘的背景，不知她从何得来，她把母亲反对大姐下乡的事也抖了出来，母亲生了私生女的事也一并抖了。厂里的头头被批斗时，母亲也被拉来陪斗，被当众剪阴阳头，母亲不让，还被打破了头。
母亲回到宿舍里，岳芸对母亲一点也不放松革命，要母亲单独给她背书，检讨，稍不对劲，她就对母亲进行体罚，让母亲饿饭。
岳芸成了船厂造反派的小头目，锋芒毕露。也许太冒尖了，有人揭发她父亲1949年共产党解放重庆时，逃到台湾。她马上被抓起来，成了反革命的子女被批斗。岳芸的父亲是多大的国民党官，啥时跑了台湾，她不知道，从小母亲告诉她父亲死了，现在有了这反革命的父亲，她想不通，从五层楼上跳下去，想结束生命，却落到农田的地上。人没死也没伤，脑袋不好使了。那段时间母亲天天给躺在床上的岳芸打饭，照顾她。半个月后，岳芸起床，除了上班标明长江水位，就在宿舍里埋头写上诉材料，有时请事假说是到省里上访去了。
4
在我十八岁那年想考大学时，母亲说过岳芸，说岳芸是大学生，命很惨。我不认识岳芸，没有追问岳芸为何惨，母亲以后也没提。我从不知母亲在外上班，是和一个疯子住在一个房间里，更不知道母亲曾被陪斗的事。那年除夕我非要陪母亲去船厂加夜班，母亲的宿舍里，没见着别的人，也许岳芸睡着了，也许她恰好不在。
“文革”对我而言，充满恐惧，中学街上两个由旧寺庙改造的学校，红卫兵给老师戴上尖尖帽，在台子上批斗，他们胸前挂着厚重的大木板，在他们的名字上面写着可怕的罪名。我亲眼看见有一位老师被扯着头发撞地面，直到那脑袋撞成一个大肉饼。在场的人没一个叫停止，仍在高呼口号。那时每隔几天便有人狂跑着从院前大门经过，跳进长江里。那些山上山下神秘的防空洞，成了堆无人认领尸体的地方。革命造反派在江上开着登陆军舰，朝两江开炮，朝天门码头出现坦克。炮弹就在我的耳边飞啸而过，我和三哥五哥这些孩子趴在八号院子外的石岩上，看江上大战。
父亲为了把我们叫回去，差点被炮弹击中，他双手抱头，就地一滚，身后的八号院子厨房砖墙出现一个大窟窿。都说父亲人好命大，有菩萨保佑。
二姐参加了“八一五”，大姐从农村跑回重庆，参加了“反到底”。母亲没有参加派性。有天夜里，二姐与母亲辩论得很厉害，说母亲革命不积极，应该斗私批修，她流利地背出毛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大姐与二姐交上锋了。最后母亲实在忍不住了，喝住两姐妹，说：“革命，你们懂啥子革命，等你们懂的时候，你们的亲妈都没了！”
母亲从未那么凶，勒令大姐马上回到农村去，要二姐跟着大姐去。
大姐第一次听母亲的话，第二天就回三峡了，否则按照大姐的性格，她必然去外面折腾出一个天翻地覆来，结果一定是悲剧，弄不好，掉了性命。二姐不听母亲的，当晚走夜路回到师范学校。那个夏天重庆连续高温，热到蚊子都受不了，纷纷撞墙自杀。二姐还是不肯回家，好几年她都不理母亲，认为母亲没革命觉悟，她看不起母亲。
那时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母亲戴着一顶帽子，母亲不让儿女们看到她被打破了头，也没让父亲知道，她自己把头发剪齐整，对父亲说，短头发洗起来利索。连我这个非常在意母亲一举一动的小女儿，也没注意。外面世界太血腥，革命轰轰烈烈，相比之下，母亲的这些小小穿衣变化算得上什么呢？像三哥，参加红卫兵队伍，爬上了火车，跑去北京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的首批接见，全国各地革命串连，连家都不落。
那个夏天江水泛滥，涨到两岸轮船有好几天不通船，即使通船，也限定了时间，只开几趟而已。
母亲每周末都走山路回家。好些地方被水淹，只得绕道，要比以前多花一个小时，她回来怨声载道，有时生气，不吃饭。父亲每天一早去看江水涨退情况，然后慢慢走回来，在堂屋抽他的叶子烟，什么话也没有。那段时间家里和外面都是乌云笼罩，阴暗，充满恐惧，随时都会有暴风雨降临，我过得战战兢兢，不敢造次。
我和春姐朝中学街路口走去。站在石阶上看那人来人往的路口，众人都走得昂首挺胸，自自然然，平常如昔。可我的母亲不是这样走路。记得我未上小学前，有一次坐在这儿的石阶上等周末回家的母亲，我久等她不来，就看那路口磨菜刀的师傅，他的袖子卷到手臂，磨十几下，把刀口放在眼底下瞧瞧。我突然看见母亲从右边小路上走来。她走得很紧张，忐忑不安，又小心异常，仿佛路上全是地雷，一踩就响。可是当她看见我，马上就笑了。我朝母亲走下去，面前出现了一个高台子，母亲被人凶狠地推上去批斗。
我摇摇头，阻止神思这一恍惚，难过地低下头。
春姐说，“都过去了吧。”
她眼里有泪，她说的话，大半是对她自己而言。人都生活在过去，想忘记。说得到，做却难。
我说，“我们回去吧。”
我和春姐一起慢慢往六号院子走。她说，她在母亲的抬工班不到半年，就到油漆组工作，与母亲的往来就少了。后来，她的命运变了，去了日本。“我怀念那种时候，我更想念你妈妈，可惜我没早来看她。”她感慨地说。
我向春姐打听起翦伯伯来，她想不起来。但是她说，“你问一个叫王桂香的人，那是你妈妈的同杠子连手，她俩关系很好，她一定知道。”
问题又推到王桂香身上，她成了解开母亲好些谜团的关键人物。可是王桂香没来参加母亲的吊唁，大姐说是通知不上。这根线断了。
5
春姐没待多久就离开了。她一走，大姐与大姐夫就吵起来，大姐说，大姐夫应该让春姐给小米一份日本餐馆的工作，就是端盘子也行。大姐夫解释说，那儿的架势不是夜总会，只要女人有三分姿色就可以，服务员个个是经过严格培训的餐饮学校毕业的，大学生居多。
大姐气坏了：“你话说得多难听，你不就是护着前妻家人吗？你存心不管我女儿！难道你娶了妹还想娶姐？”
三哥赶过来，阻止他们争吵，“你们也不看看是啥子时候，要吵，回家去吵！”
两口子住了嘴。
小唐回来了，小姐姐亲热地迎上去。陪他一起上楼：“手续都办好了？”
“很顺利，签个字就行了。”小唐说。
“我告诉你就是这么简单。”小姐姐说。
进门前，小唐停住脚步，一脸严肃说：“我是好人做到底，母亲的房子不是我的钱买的，我不会为难。现在房子的事，我办了，那也希望你说话算数。”
他话是说给小姐姐的，但也是对我而言，于是我说：“小姐姐对我说了你们的约定，你放心吧。”
“如果你不请我，我再也不会去你学校找你。”小姐姐说。
我们进了母亲的房间，房间里就我、小姐姐和小唐三个人。小唐说：“知道吗，这一路上我都在想母亲这一生真不容易。”
我问：“你见过妈妈的遗容了吧？”
“见过，她很安详。”小唐说。
我说：“你们信妈妈捡垃圾吗？”
“你听谁说的？”小姐姐惊讶地问。
“你信不信？”
“那要看谁说的。”小姐姐说。
小唐没说话，不过看上去他也很震惊。
我说谁说不重要，关键在于若这是个事实，那么母亲为何拾垃圾，为何家里那么多人没人告诉我俩？我们这些儿女在做什么？父亲在时，母亲不会沦落到如此地步，父亲不在了，母亲的境遇如此，如何解释？
二姐和三嫂走了进来，看来她们在门外听了一会儿。二姐说：“六妹，本来我不想说你，你连父亲的丧也未送，在英国就是不回重庆，你倒好意思来谴责我们？”
“你知道的，当时买不到机票，回不了，当时妈妈也认可了的。爸爸养育了我，给他奔丧是天大的事。”我气得说不出话来。
“晓得就好。妈就是偏向你，替你开脱。”
从二姐的口气上，她是知道些母亲的事的，我恳切地说：“二姐，能告诉我母亲的事吗？”
“告诉你啥子？”二姐说，“老年人老了，脾性都变了，小辈子能管得了？我们告诉她不要做什么，她偏要做，我们要她做什么，她偏不做。她是老来小！”
我说：“二姐，你怎么反倒奚落母亲一番？”
小姐姐插话：“哎，你还没有告诉我，是谁说的呢？”
我回答：“八号院子的王眼镜。她说妈妈跟个要饭的差不多。”
“你看她会信那号人！”小姐姐很生气。
二姐说：“你知道王眼镜跟我们家誓不两立。”
我说，“正因为是王眼镜，我才觉得不是假的。”
二姐说，“她明明在造谣！”
三嫂从我们身后蹿上来，拉开我说：“六妹，息了气。妈的丧事是大事。”
小唐也在给我递眼色，暗示我依了三嫂，我本想把这事问个水落石出，只好就此打住。
小唐朝我头一偏，走到外面走廊，我跟在他身后。站在栏杆前，他告诉我，因为有钥匙，他顺便把我给母亲的两套房子看了，说我真好眼力！会买房子——一年前是期房，位置在南滨路山腰上，离闹市近，购物方便，坐车也方便，房子看起来不错，方方正正，可以看到长江江景。从期房到现房，房子一下子就涨了价。
我看了他一眼。
他说：“我没有什么意思，我只是有点惋惜，母亲死得不是时候，未享受到这福气。要搬家了，她就走了。”
我眼睛一红，赶快调转脸。
“我不会说话。”小唐说。
小唐的话倒提醒我了，一个月前我从意大利回重庆看她时，就告诉她这个消息，她嘴上说，“六姑娘真是有孝心，妈妈小时那么不照顾你，你还是一窝鸡里最能飞高最爱妈的，啥子时候都不忘当妈的，妈是哪辈子修的这个福呀？”
她没说想搬到新家，整个人看上去没有不喜欢，也没有特别喜欢，她像有话梗在心中，却没说出来。算了算，我们家从1950年从江北青草地搬到南岸野猫溪副街六号院子，就一直住在这儿，我们当儿女的，因为下乡当知青，因为工作，因为成家，各自离开，可父亲在这儿住了四十九年，母亲在这儿住了五十六年。也有可能，就是时间赶巧了，死神偏就在她马上住新房、就要离开这块伤心之地时，带走她。
我越想心里越难过。
6
阳光偏西，很黯淡。院坝外的铁筒炉烧得正旺，大师傅大展身手，他左右臂开弓，握着大长铁勺，在爆炒回锅肉。几个亲戚在帮着收拾桌子，摆碗筷，搬凳椅。
没隔多久，大肚猫宣布开饭，三哥三嫂安排亲友们分别坐上不同的桌子。小唐在靠楼梯一桌，他向我点头。我在他旁边加了一个位子，同桌有二表哥和小姐姐等人。
大肚猫和两个手下人在上菜：凉拌粉丝海带丝、麻辣牛肉和猪耳朵、魔芋烧鸭子、白斩鸡、芹菜炒肉片等，一共八菜一汤。看起来也干净，一吃味道不错。
小姐姐对小唐说，“你胃不好，我先给你盛碗汤。”起身去院门外。不一会儿汤来了，小唐接过来，放在桌上。汤是萝卜炖骨头，热腾腾的。
我看看汤，小姐姐看着我。小唐问：“你们怎么不吃了？”
我说：“我最喜欢喝汤，你知道的。”
小唐说，“那你喝我这碗吧。”
我拿过来，放在桌上。小姐姐说，她再给小唐盛一碗。她就到院门外，我跟着她，她对我非常生气。“你还是不放心，跟来做啥子？”
我说：“你搞什么名堂？”
“你还是以为我会在汤里放东西毒死他不成？”
“这是你说的。”
“最多让这不是人的东西犯犯肚子痛而已。”小姐姐笑了，“不过这样就太便宜他了。六妹，你放心吃那碗汤，老实讲，我没有放任何东西。”
“但愿如此。”我说。
“听好，这是我的事。你最好别管。”小姐姐说完，端着一碗汤，走进院门里去。我看着她的背影，感觉很压抑。
我勉强吃完一碗饭，开始喝骨头萝卜汤。舅舅说，“你们妈妈生前说她的丧事，不要办得冷清。”他四周看了看，“有二十多桌，都摆到院大门外了，她不会失望。”
不爱说话的二姐夫说，“该到的人都到了，除了两个远在伦敦的孙女外孙女没能来外，其他下辈人都来了。”
二表哥不说话，他绷着一张脸吃饭。看到我盯着他，他朝我勉强露出笑意。
我站起来，到了大门外。二表哥的妻子跟在我身后，也出来了。她说：“六妹不吃了，看看你身体并不太好，吃胖点吧！”
农村人向人表示好，就希望你吃胖点。我说：“你也不胖呀。”
她说：“我是那种再吃多少都不胖的人，证明没福气。”
我们朝做饭的大师傅那边去，那是六号院子外的一个依坡用石块筑起来的两三米的空地。做菜的炉子，周围摆了很多洗净的蔬菜，还有一筐柴和煤球，一边是石岩边，很是清静。
二表嫂说：“大姐找我们借钱，我们没钱。别看我老公当了一个芝麻官，他老实，啥也学不会。忠县老家亲戚有困难找上门来，包括迁祖坟，他也死板死眼地回绝人家了。我说了他，他跟我发火，说不能开这个头，开了头，就像洪水开了闸，没法收手。我说那是你的祖父祖母的坟，你不管？他说他是无神论者。”
二表哥具体做什么，我不太清楚，二表嫂与我这是第一次见面，把我当家人一样聊起来，让我感到亲切。二表哥说看过我的小说，自然不会忽略我那个批评三峡工程的小说，所以，我很想知道他的想法。
她说他这个人平时忙得出奇，这次我母亲去世，也可能是基于对我母亲的感恩，早年他在重庆当兵时母亲对他好，也可能是他没让迁出我外婆外公、也就是他的爷爷婆婆的坟，他觉得对不起母亲，他专门请了两天假出来。这倒是个好时间，等他吃完饭，你可抓住他好好谈谈。
我一直关心三峡大坝，尤其关心母亲的家乡忠县。我问她：“老家现在情况如何？”
二表嫂说，人畜饮水和灌溉用水的问题很大，新安置地大多是山坡，严重干旱，虽然有蓄水池、水渠，可年久失修，难以正常运转。加上水位上涨，原有的桥梁和道路被毁，新地方没桥，也没公路，车辆进出困难，严重影响生产和生活。洋渡镇搬迁前靠种植红橘和广柑，每户年产量500公斤，搬迁后就没了。像东溪镇，搬迁后，群众卖菜、小孩上学只好绕道，生急病生小孩更麻烦。村民反映这一情况，二表哥那段时间本来胃出血，还亲自参加调查组，到下面向群众致歉。
这时我看到二表哥边接手机边从院子大门出来，他眉头紧锁听着，最后说了一句话。收了手机，他朝我们走过来，“六妹，对不起，看来我得马上赶回去处理问题。”
二表嫂问：“要不要我和你一起走？”
二表哥说：“不必。”
他要我去和舅舅三哥大姐们打招呼，道对不起，就朝江边走去。
我与二表嫂送他到八号院子前的八号嘴嘴，看着他打了一辆出租车，急匆匆消失在滨江路上。
我担忧地说，“但愿不是太棘手的事。”
二表嫂说，大姐要借钱不是没理由，下边有些官乱来，连个村干部也会拿老百姓钱。有些贪官更弄出人命关天的事。
二表嫂说，“你二表哥就是想管也管不上，他不是一个贪官，但他也不敢和一些人斗。六妹，实话实说，我很怕。”
一时，我不知该说什么，正在这时我听到六号院子方向传来不寻常的吵闹声，马上拉上二表嫂往回走。
7
院门口来了两个叫花子，一个十二三岁，一个十五六岁，圆圆的脸，像是两兄弟，脏得周身发出一股浓烈的臭气。他们不要饭，而是口口声声说：“行行好，给点钱吧！给点酒喝吧！”邻居们围着，看热闹。
小米在我背后说：“肯定是有人指使来的。”
大姐夫冲过去，本来就是火爆脾性，这种时候更不饶人：“有要酒喝的叫花子吗？”他赶他们走。
叫花子不走，那架势非给钱才走，大叫花子露出奇怪的笑容，来拉大姐夫的手。大姐夫把他一把推倒，小的叫花子马上朝大姐夫扑上来。
大姐先拉开叫花子，家里亲戚扶起大叫花子。
幺舅掏出二十元钱来，塞到大叫花子手里，“快走吧！”
两个叫花子赶快跑掉。
大姐说，“给钱做啥子，我们不要上人当。”
幺舅说，“大丫头呀，消灾图个吉利吧。不要再说了。”大姐也听懂了幺舅的话，拉着大姐夫到院门外去了。
大肚猫抬起左臂，扯开了嗓门说：“现在六点四十分，七点正，追悼仪式将开始！请求诸位远亲近邻赏小的一个面子吧。现在我们得把有的桌子收起来，请大家让开道！”
8
天色转暗，所有灯都拉亮。院坝里来了一批男女，拿着音箱和乐器，领头的在问五哥电插座在哪里。五哥连忙帮他解决。
七点到了，音响嗡嗡乱响。大肚猫说是音响接触不良，乐队正在检查原因。看来不能正点开始追悼会。我到了楼上，发现好几个人神情不对，他们在地上，床椅间隙处找什么东西。小米额头上是汗，她脸红通通的。
“怎么啦？”我连忙问。
大姐抬起身体来，对我说，“死猪烫不死的，倒霉透了，她把结婚金戒指弄掉了。”
原来如此。大姐一直咬定小米不是二奶，是明媒正娶的。我一下子就笑了。
“有啥好笑的？”大姐说。
“这是命呀。”
“你心肠好点，行不行？”
“她本来与香港那个人就没关系。”我说得比较客气，不想点清实质问题。
“他会回来找小米的。因为他们有儿子。”
“若是回来，真结婚，再补一个戒指，重新开始。”
大姐突然用手拂脸，我这才注意到她因为我的话双眼涌出眼泪。她说，“《圣经》里说，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不能存留。六妹呀，我们女人家，命都难逃离苦海！”
大姐在我心里一下子扭转形象，之前她说信上帝，去教堂做礼拜，我还不以为然。看来她的确是信了，不仅信了，还读《圣经》，还用《圣经》感悟人生。生平第一次我感觉自己喜欢大姐了，与她的距离缩短。
小米和几个亲戚还在削尖了眼睛找戒指，沙发底、椅缝隙、冰箱底，移开每个可能掉入的阴暗处。大姐说，“这是个不好的兆头，掉了戒指，可能那个男人永远不会要小米母子俩了。”她眼泪又哗哗地掉下来。
我递她一张纸巾，告诉她二表哥县里有事先走了。她说她知道了，二表嫂已和她说过。
有一年我回来看母亲，母亲对我说，我给她的金项链在路上被人抢走了。她去看大姐，天色稍晚，最多六点多吧，坐了三轮车回来，手里提着大姐给她做的香肠。在弹子石与塑料五厂那段小马路上，一般都有人，可是那天傍晚一个人也没有。母亲下了三轮车，下一坡石阶。一个手握扁担绳子的家伙朝母亲走上来，说：“老人家，要不要帮忙，提啥子好东西，这么沉呀？”
母亲说：“不用，谢谢了。”
那人靠得太近，母亲用手去护着香肠，不料他猛地抓住母亲脖颈的金项链，狠狠一扯，母亲痛得大叫，项链还是在脖子上。那人左手弹出一把小尖刀。母亲连忙说，“你莫吓我，我把项链取下来给你就是了。”
那人抓过项链仓皇跑掉，母亲这才发现自己手在发抖。母亲说，“那是你给我的项链，多可惜，遇上黑心强盗。”
看着母亲难过的样子，我马上把手指上的结婚戒指取下来，给母亲。那是一个紫水晶的金戒指，初看还行，久看觉得不是太满意，在我手指上偏瘦。母亲的手指比我粗，戒指只能戴在母亲小手指上，可是比我适合。
给丈夫通电话，告诉他发生的事。他满口说戒指给母亲好，我再给你一个。他没有再给我一个戒指，现在想来他并不是忘了，而是心里生气了。我怎么可以把结婚戒指给人，即便这人是母亲，也不能。迷信一些的话，婚戒掉了，就是婚姻丢了，我把自己的婚姻丢了，这能怪得着他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