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母亲从未给我打过电话，因为她不知晓我在哪里，我的电话是多少。她做过关于我的梦，都是我背着一个旅行包，浑身是汗，在辛苦赶路。“我的六姑娘是一个在路上的人。”这是有人向她问起我时，她说的话。
我长年在国外，几乎每到一个地方，都会给母亲打电话，报平安，问候她。可是近几年，给她打电话少了。小姐姐倒是经常从伦敦给母亲打长途电话，然后小姐姐告诉我母亲的情况。
一个多月前，我坐在手提电脑前，窗外是连绵的青山。那是一个小旅馆，位于意大利中部深山，海拔很高，几百年的松树雪杉成片，房子更古老，生有藤壶爬满常春藤。此地开车不到一个小时有温泉，也离海边不远。
来这儿旅游的是知根底的意大利人。餐馆的厨师做过威尼斯著名的哈利吧餐馆大厨，那地方菜价好贵，海明威在那儿夜夜用酒浇灌自己的灵感，创作《穿过丛林的河流》。因为经常酩酊大醉，这小说是他所有小说里最糟的。
我写了大半年的小说，讲旧上海一对少男少女与魔术的故事，这小说曾一再中断。在意大利深山里，我渐渐安下心。
从七月到八月，正值意大利节日，每晚山下广场里搭台演出，吵闹非凡。我在旅馆的电脑里查看信件。邮箱里有近千封信，大半是垃圾。二姐的儿子写给伦敦的小姐姐的女儿的信，是抄送给我的：
妈妈要我转告你们，外婆已经卧床不起了，半个月都没吃什么东西，就喝点牛奶，在住院。妈妈说是因为想念你妈妈和六姨，每天都念念不忘，请设法转告她们。
我坐上老式电梯，往自己房间走。
我拨了母亲的电话。这儿是凌晨一点，中国正是上午。照顾母亲的五嫂接电话，说母亲住过医院，刚回家，却不吃饭。我让她把电话给母亲。
母亲问我在哪里，说好想我。
我说我在意大利深山里，要九月初才能写完小说回中国。
母亲说，“六妹，我等你。”
她这话让我心非常不安。
第二次通话时，母亲说，“我吃了东西，六妹你早点回来吧。打电话太费钱，妈妈知你在外好些事都难，自己要照顾自己。”就搁了电话。
我放下电话来，发现自己的双眼不知不觉湿透了。
2
与母亲通完电话的十天后，我飞回北京，来不及休息，马不停蹄地飞回重庆。
邻居们看着我上楼梯，悄声议论。我推开门，穿过客厅，到母亲卧室门前，她双眼深陷，脸几乎都脱了形，从床上坐起来，痴痴地望着我。我眼泪往外涌，赶快扭过头去，再转过来时，朝母亲露出笑容。
母亲说，“是我的六姑娘回来了！”她朝我笑，重新躺下。床往中间陷得厉害，使她变成一小团，那个曾经靠自己的体力辛苦挣钱养活这一大家子的母亲，不见了，脸色苍白，头发凌乱飘在脸颊，病歪歪躺在床上，不能做饭洗衣，甚至吃饭穿衣都困难。
床上堆的东西太多，什么衣服枕头毯子，旁边的旧竹椅上也同样堆得满满的。那天晚饭就五嫂、我和母亲三人。
五嫂把母亲的饭端到床边，喂她，她一口接一口地吃着。
“妈今天胃口比平常好。”五嫂说。
床边的桌子，也是1996年我回家时买的书桌，我坐在上面写关于这个家的书，桌上放有一个大框子，有纸壳包着，背着人放，沾满了灰尘。左墙上是父亲的遗像，二十来寸，也蒙了灰尘。
1999年夏天父亲过世，是三哥三嫂选的父亲的照片，去照相馆放大。八十来岁，有零星的胡须，下巴也有胡须，可看到眼角脖子的皱纹，一个经历沧桑的大好人。印象中父亲眼睛比这照片亮，透着睿智、善良和包容，很像他的为人。
那天天黑得早，刺眼的灯光下，房间乱又脏。我先是把不太需要的被子毯子等东西放入衣柜。我拎来一桶水，用抹布擦桌子，想将包着的纸壳拆掉，看一眼母亲，她沉静地望着窗外。母亲既然背着框子，还留有纸壳，就是不想让人看。那我应尊重母亲的想法，不要撕掉纸壳。于是，我只是把框上的灰尘擦干净。
五嫂起码有半个月甚至更久没有做过清洁卫生。窗框和窗帘黑灰积了一层，取下窗帘放到洗衣机里。阳台栏杆上有一盆小桃红和一盆茉莉，焦黄枯干，顶篷也烂掉一块，漏下雨水的地方长有青苔。一角堆有竹床和烂木柴，还有些破烂的塑料布，铺有厚厚一层灰。母亲房里旧式箱子有三个，整齐地叠放在墙边，搭了由浅到深的红布，也有一层灰。小时觉得那些箱子是神圣不可侵犯之地，母亲每次拿东西后，都要上锁。有一回大姐趁家中无人，拿来家什把锁拗开，装了一背篓的东西走。事发后，母亲骂大姐是不成气的败家子，永远不长大。
靠床的写字桌，也是脏黑油污得要命。抽屉里更是又脏又乱，什么瓶子小缸子，半截米花糖几片饼干，一堆旧报纸，一看全是1996年夏天的，那是我住在家里看过的旧报纸，妈妈留着没扔，还有铅笔圆珠笔纸片、一块香皂末、一个旧夹子、橡皮擦和涂改液。我用抹布将没用的东西裹起来。
“六妹，不要扔。”母亲说。
我看看她，把那些东西放回抽屉。
“以后你回来写东西，那些东西还有用。”母亲说。
“这儿这么乱，这么脏，我会在这里写东西？”我不带好气地说。
母亲想说什么，却止住嘴。
“妈，你怎么不叫他们打扫一下，动个嘴都不行吗？”我来火了。
母亲只是看着我，并不回答。
五嫂走进来，“六妹，我来打扫吧。”
我说不必了，都快做完了。看着母亲的床单被子全脏了，便问：“有没有干净床单？我们来给妈妈换一下。”
五嫂拿来干净的床单被套，我把母亲从床上抱起来，她很轻，怕最多只有八十斤。她睡的地方，床单上有块污迹，凑近一闻，臭烘烘的。我马上察看母亲的身上，她的裤子，边角都有屎，包括她的手指甲也有黑绿色。五嫂换床单被套枕头，我替母亲脱掉脏衣，才把母亲放在床上。我打来一大盆干净的热水，帮母亲擦洗身体，用香皂洗手指，换上干净的睡衣裤。我边做边生气，母亲起码应该哼一声，说一个字，“换！”五嫂平日在做什么？她做过商店售货员，但是做不久，就辞了，一直在家做专职家庭妇女。老院子拆了重建，搬入这新楼，我负担父母的生活费及照顾他们的人的费用，还管母亲生病医药费等开支。先是三哥三嫂照顾，后是大姐的女儿小米照顾，再是五哥五嫂照顾，每月两千五百元。倒是五哥体谅我，说不必要这么多，反正母亲会交她的退休金大部分给他们，他们需要钱时向二姐要，钱由二姐掌握。
从小我就知道母亲最爱干净，有洁癖，她周末从船厂回家，我和小姐姐周五就做大扫除，把家里床柜擦干净，洗衣水不倒掉，留着洗桌椅。现在母亲能这样住，一点怨言都没有，看来人老了，性格和习惯也变了。
当晚，我要回到二姐家。母亲有些惊讶，她从床上半撑起身来，看我，仿佛在问为何我不和她睡在一起？
为什么呢？床上有母亲的大便小便臭，我受不了？我说我的行李在二姐那儿，二姐那儿能上网，我第二天再回来。
母亲接受了。
第二天，大姐二姐三哥及小辈们都来了。母亲倒是很高兴，饭量也好多了。吃完饭，几个儿女坐在母亲的床边，说到她便秘，有时几天拉不出大便，急得团团转，最后得用手指抠出来。大姐说要去买一种通大便的中药，也可直接涂抹，几分钟可通便，解决问题。不过母亲从卧室到卫生间距离太远，她的力气只够在房间里扶着家具走。所以，让三哥去买一个坐上去舒服的便盆，再买一把摇椅，把阳台清洁出来，母亲可坐在那儿透气。
母亲的存折被偷后，为了安慰伤心的母亲，我寄给母亲两万，放在母亲账上。之后又转了一些钱到母亲账上。家贼难防，怕出意外，母亲的存折由二姐管理。二姐说，“用那存折里的钱买东西吧。”
“放在那儿，总有用处。”我说，从钱夹子里拿了五百元给母亲。母亲放在她的裤袋里，说要交给三哥买摇椅。
后来我们吃饭时，母亲尿了，我们给她换下裤子。三哥看见了钱，就问：“妈，是不是用这钱给你买椅子？”
母亲点了点头。
三哥就把钱拿走。
我没在重庆停留，马上回了北京。开始埋下头来完成小说，不久就到了9月21日我生日，想过给母亲打电话，但是忘了。之后打电话，母亲在那边说，她现在能吃能睡，不要我担心。我写旧上海的小说很快就杀青了，与出版社谈出版新书的合同相关事宜。后来听二姐说，母亲一直在找我给她的那五百元，说是不见了。三哥买来摇椅，母亲坐过一次，便不坐了。新便盆，她倒是喜欢。
3
在小米家睡了不到一个小时我就醒了，躺在床上，看着墙上宫崎骏卡通片的幽灵公主。现在想来，一个多月前，母亲房里那个背对着人包着纸壳的框子，就是灵堂前那张母亲早早备好的遗像。如果那时我好奇心更重些，就可发现这点，知道母亲准备好了死，就不会那样匆忙离开她，起码会待在重庆一段时间，也许母亲就不会死。白狼有幽灵公主这女儿，与之相伴相随；母亲有我这人类的女儿，包括我的两个哥哥三个姐姐和他们的儿女们，却没一个始终在她左右，实为无，母亲真是白养了我们这些无心肝的白眼狼。
我走到外间，桌上有两碗鸡蛋西红柿汤。小米换了一套黑底花的衬衣，仍是牛仔裤。她朝我抱歉地一笑，说是昨天剩的，希望我不介意。
我说：“当然，我们得赶时间，下到外婆那儿去。”喝完汤，我的手机响了，一接居然是小唐。
我有些吃惊，他在电话里说，马上坐当天的飞机从南都市赶来，因为母亲的新房子需要他的身份证和本人到，才能办相关手续。
看来小姐姐打了电话，让小唐到重庆。我和小米离开后，姐姐她们到底如何商量如何安排，我不清楚。我有个感觉，小唐此行凶多吉少，她们不会放过他。
母亲住的那座建在原六号院子地基上的五层白楼，因为滨江路统一规划要拆，那地皮听说是被一个大房地产商买了。我去年就在南滨路上用全款买了两套两室一厅的房子，今年秋天可搬入，一套给五哥住，他照顾母亲，一套由二姐住，与五哥是隔壁，也好照顾母亲。按国家购房政策，得有中国身份证才有资格买房，经小唐同意帮助，用了他的名字。很巧在这几天交房，母亲却在这个时候去世。如果小唐不来，按房产公司规定，领不到房产证和钥匙。
我本来担心小唐不会来。
明显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小唐不仅要来，而且说母亲过世了，他要来送送。这话感动我，他没有小姐姐说的那么坏。母亲走了，什么事都该放在一边去，哪怕深仇大恨，几世恩怨，也不必在这时了结。美国电影《教父》里报仇时，也不是选在人去世时，也是在葬礼之后，比如喜庆或给教子洗礼神圣之时，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作古之人，享有绝对优先权。
我一回头，发现小米倚在厨房门，在听我与小唐的电话。我有点生气地看她。她忙说，“六姨莫怪，我好奇，啷个他对你就信任？”
我说我也不明白，大概是他的一种习惯吧。小米告诉我，过去一个月，小姐姐并非为母亲病重从英国回重庆，而是为了小唐。
小唐提前从英国大学退休回到国内南都大学当教授，小姐姐要陪他一起，他说他先去，等到那儿一切安顿好后，再接小姐姐去。但他到南都大学一个月了，没消息。小姐姐写电子邮件没人回，打电话没人接。小姐姐有个不好的感觉，小唐在躲着她，以前在伦敦那样说，只是为了脱身。她受不了这个男人的愚弄，决定亲自去南都市找小唐，讨个说法。可在南都市，小唐竟然装作不认识她，不让她进门，把她的行李往房外扔。一月前两人在英国还住在一张床上，走前还亲热。田田要和小姐姐一起送他，他呢，非要她一人送他到机场。进海关前，他紧紧地拥抱她，与她难舍难分地再见。她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不是同一个人。人当着面，一般做不出撕破脸面的事。可是他就不理睬她，就算她是一个熟人，也不会如此。趁她不注意，他溜掉，她没反应过来，等她闪过神来时，她就追了出去。他在大学校园里奔逃，她在后面亡命地追。
小唐不是棒小伙子，六十多岁了，跑了两百多米远，自然跑不过她，体力就不支，但还是不顾老命地跑。她看着心寒，就停下。回到他家，一股风当着她的面把门锁上了。她没钥匙，只得在门前等。殊不知一等二等都不回来，她打他手机，关机。她推门，没安保险门，那大学给小唐安排的住房，一用力门形就歪，锁就弹开。这一室一厅，50年代盖的，有很小的厨房和一个蹲位的厕所，明显以前更烂，小唐请来几个工人装修过。
这种小地方鬼大学真是抠门，对著名教授如此贱待，她从鼻子里轻蔑地哼了一声，为小唐不平。小姐姐把小行李箱提进去，坐在凳子上，不知该如何办。小唐一心要离弃英国大学的教职，到这个鬼地方当教书匠混口饭吃，必是为了女人，她脑子闪过那个电话里的女人。心里咔嚓一下亮了，不错，就是那女人。也许就是那个女人叫他如此做。她怎么会没想到这点呢？这对狗男女早就有了计划，她却蒙在鼓里，他只是为了表示对情人的一心一意，才把自己变成陌生人，一刀切绝断。她哭起来，哭自己好傻，一下飞机就投奔他来，哭自己孤单，哭自己总是遇不上好心肠的男人，他就是要与她分手，也大可不必逃开她，甚至不顾一切在校园里狂奔，她真的让他如此害怕吗？她手捶桌子，捶出了血，也感觉不到痛。
房里的小闹钟嗒嗒走着，大概过去了半个小时，她哭够了，这才发现手掌破了皮，用手绢扎起，起身给自己想倒一杯水，这时响起很重的敲门声。
她打开门。
门外是两个凶狠狠的警察，说是收到110电话举报，有人私自进入公民住宅，他们严厉审问小姐姐是什么人，要她去派出所受审问。
小姐姐说自己是房主的爱人。两个警察一愣，互相张望。正在这时小唐一步跨进来，对警察声明他没有爱人，根本不认识这个女人。小姐姐一听火了，骂他没良心，有了新人，忘掉旧人，是个现代陈世美，接着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开了。两个警察听得一头雾水，什么英国人，什么结婚近十年，他们看证件。果然小姐姐是英国公民，他们又检查小唐证件，也是英国护照。
两个警察相互看看，说英国人的家务事不管，一甩手走掉。小姐姐上卫生间，出来发现小唐不见了，天很晚了，这个人一定是躲到什么不太容易找的旅馆。小姐姐出外找了一圈，只得回到房间。这个城市没一个亲友，她只能打长途到重庆找自己的姐姐们诉苦。
第二天小唐也没露面，小姐姐到教学楼去找。找不到，她返回小唐住宅时，遇上他回去取手提电脑。她要他说个清楚，他让她去学校外办。
他们一前一后去校外办。
你想用外人来压我，没门。小姐姐一气之下，对校外办说，小唐使用双重国籍，她和他是事实婚姻，弄得小唐恨不得从地面上钻个洞消失。校外办说他们管不了这个案子，但是小唐只能在中国国籍和英国国籍间选择一种，要前者，他就当不成英国外教，要后者，他就不能保留中国国籍，否则就违法，要受处罚。最后小唐说，大家都为他们的事辛苦了，中饭时间到了，他请他们去餐馆吃饭。可是在餐馆，点完菜后，小唐借上卫生间之名，自己一个人跑掉，弄得小姐姐还要付饭费。
小米一口气讲完，她对小唐充满厌恶，最后说，“我要有下一辈子，我要做个男人，做个样子给蔫样男人们看。”
小唐倒也未对我提过小姐姐在南都市的事，证明并非大事，当然他在忙着恋爱。他肯来重庆，也说明他并不怕与小姐姐再见。希望他们的关系不如我知道的那么恶劣。
小米问：“六姨，我们可以走了吗？”
我穿上鞋拿上背包，朝她点头。她拉开房门，走廊外有工人在搬床，卡在楼梯里。他们用衣衫擦汗，说：“对不起，等一阵子吧才能过。”
我和小米等不及，只好从床架下钻过去。
4
等不到三轮车，小米带我拣近路走。
石桥中心的水馆子，我十八岁过生日买肉包子的小餐馆已拆掉，那个照相馆、百货大楼、体育馆广场和新华书店，统统消失无踪，记忆中的世界毫无痕迹可寻。临马路的高楼挂着各式广告，店铺里放着流行歌曲，商品插着打折的标签。
橱窗映出我的模样：穿着黑短大衣，黑发齐肩，一条绣花红裙边露在短大衣外，与一脸悲伤不相符。时间仿佛瞬间滑走，想不到已过二十多载。里面不断有人影经过我面前，那是他，鼻子挺直，眼睛专注地看着我，他朝我笑得有些诡异，仿佛是终于逮住了我：我成了一个扎着两条辫子，白衬衣黑裙的少女。
那年夏天很热，汗珠沁出额头。我有些害羞，却不能止住自己不跟着他走，天边的火烧云映照着我俩。广场上十来个人，正跟着音乐在学西方的交谊舞。他停了下来，看了一会儿，朝我伸出手来。“来，和我一起跳。不要怕，没有什么事可怕的。”
我果然胆子大起来，脚步移动，踩着节奏。“一二三，一二三，抬起头，挺起胸。”他看着我，笑起来。很害羞的一个女孩子，和生命里的第一个男人在跳舞，所有的人都不见了。突然音乐变了，广场周遭本来跳华尔兹的人，全跳起手脚大挥大劈的集体革命舞，他没影了。
他是我的历史老师，因为自己的弟弟死在长江的武斗中，归为他的责任。他不负重荷，加之清查三种人——参加过“文革”派性武斗的人，他选择了结束生命。
这些年，我有意回避这个人，从不去想他埋在什么地方，当然也没有找过认识他的人。那么决然一了百了的人，可能他的家人不会留他的骨灰。
我相信人死如灯灭，另一方面，我不否认人死后，那些不安的灵魂，会向我们传达信息。一分钟前我在橱窗的玻璃里看见他，感觉他仍是从前的他，我也是从前的我，奇怪，他教我跳舞！他从未在大庭广众下这么做过。他的魂魄可能正巧在附近游荡，相遇了我，看见我的绝望，做了那时的我想让他对我做的事。
一个女孩子该有如此虚荣心，在众目睽睽下，和自己爱的人跳舞。
这么说，我承认自己爱他，过去了这些年，我明白一个男人的爱情既能损害你的意志，也能温暖你受伤的心，即使他已成了一个鬼。
那么对我丈夫呢？
我看得远，看不到近，越近越拒绝回想，就像剥洋葱，眼睛被洋葱气味冲得泪往外涌。1997年之前的事，我脑子容易过一遍，1997年之后却不愿意去记住。似乎我们伦敦的家装了新式暖气片；从宜家买来地板，自己动手做，每个房间都铺上地板；窗玻璃全换上双层窗。不过还是装不了洗衣机，只能用手洗，大件和冬天衣服到洗衣店去。我是那种从心底深处不开心的孩子，带着对这个世界抵触和不满长大，我的内心一片黑暗和孤独，我有理不饶人，心上有洁癖，极端追求美，为此，不计较得失，甚至当众不给他面子。比如他不说实话，我一眼看出，马上指出，一点也不留余地。他喜欢我穿性感，拍性感照片，可我愿意按自己的本性穿戴，不与他合作。我买一个结实漂亮的旅行箱，他认为那价格高，可以买好几个低价的旅行箱，非要我去商店退掉，而我不去。他说我哪像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几年下来，他用坏好几个旅行箱，我还是原来的那个，我会讥讽他。他受不了我，说我得理就饶不了人，毫无宽容之心。做个女人，我失败透了，周身上下全是缺点，我可以想到他对我有多么不满意。
我把自己锁在浴室里，整整一个晚上。他要我开门，我不开，我要他写出保证对我好。最后我们家浴室门被踢坏。我哭了，他并不劝，服了安眠药上床睡觉。我听着卧室传来的呼噜声，心头冰凉。原来婚姻如此，一个爱你的人会变得如此陌生。我走到镜子前，看自己，我从来没有像那一刻那么慌张，那么可怜，我看见自己整个灵魂在下沉，在作挣扎。从那之后，我不愿和他争吵，遇到发火时，一摔门就出去，一个人在街上没目的地走。他不会来找我，一直走到深夜，也没地可去，还没带钥匙，只能叫门。他早就睡了，他习惯吃安眠药几十年，叫醒了，会相当不快。
英国的心理医生说过一句话，震得我半晌未动：“可怜的孩子，你得走出家，或许你可重新找到自己。”
我听从他的建议，做一次完全放松自己的度假。以前是随出版社宣传书旅行，每日从早开始接受采访，中间可能要去一个地方演讲，忙到九十点后才能吃饭，弄到深夜大家喝完咖啡才回旅馆。我乘欧洲之星从伦敦到巴黎，在那儿和老朋友见面，然后又乘火车到了慕尼黑，也是与老朋友见面，坐在宁静的湖边，喝着冰啤酒，看野鸭展翅掠过水面。那时候我丈夫在哪里？
回到伦敦，正值自传《饥饿的女儿》英文版出版。之前《泰晤士报》周日版头版全页和第二页第三页连载，英国出版社做此书的宣传，上了不少书店畅销榜，销量当时超过还未全球热卖的《哈利·波特》一书。
悉尼作家节邀请我，恰好澳洲也出版我的自传。我记得那是个五月。从伦敦飞悉尼，中间在曼谷停留一下，再启程飞。整个旅程接近二十四小时。下飞机后，我以为有作家节的人等着接。我脚边是行李，看见另一个人也疲倦地等着，他在系皮鞋的带子，那是一双初看普通再打量一眼就非常别致的鞋。
他头发剪得很短，四十出头，高个子，身材非常匀称，下面是一条黑牛仔裤，上身是裁剪讲究的西服，没有打领带。他让我跟着他一起往外走，并把我的行李放在他的行李车上，推着车，自我介绍说他叫P，在一个英国大学当老师，写小说，也写诗。
他问我，我也简单说了。
这么说我们坐同一架飞机，真是太巧。
天暗黑，四周全是旅客。没有车子等在外边，我们坐上一辆出租车，他把一封信给我看，是作家节让我们自己乘出租到作家节指定的旅馆。感觉没一会儿，就到了。旅馆大堂灯光辉煌，到处都是高大的花瓶插着鲜花，全世界各地来的作家都在这儿。有人把我们带到各自的房间，我的房间可以看海，出版社送了很漂亮的鲜花。欢迎卡日程表放在桌上。
这一觉睡得很踏实，早上我发现已有留言在电话机里，可是需要到下面去听。我下到大堂，P也在那儿，我说我需要听一个留言，他问要不要帮忙？我摇摇头。
作家节安排小面包车，大约二十来个世界各地的作家，上车。我坐在第一排靠窗的位子，P也来了，他问我能不能坐在我边上？我点点头。
他叫我的名字，我说不是她，而是她的妹妹，他笑了。他笑起来牙齿很白，非常迷人，敏感，富有人情味。不笑时，整张脸很忧郁，像在思索什么，和我很相似，那神态我已认识了许久，想必他也一样。奇怪，我英语出奇流利，平时不太用的词都跑到嘴边，这样一路说到风景区的作家营地。组织者拿着一张纸分配，一人一所大房子。我和一个印度女作家，住在有走廊相通的两幢房子内，行李也让放在房前。这时有人找我。我一看是中国时就认识的好朋友，她在这儿的一所大学教中国文学，按照我给的地图，自己开车来这个地方看我。
我把她带到喝酒聊天的地方，P在那儿，让我们坐他旁边，一直到吃饭的时候，换了一个地方，他也没有离开我们半步。作家都回自己住所，我们三人还在喝酒聊天，他讲笑话，一直到深夜。我们一起往各自住所走，山上树林被风吹得哗哗响，沿着小径全是点着一盏盏小灯，到岔路口，月光下，我们道晚安，可是他走了十来步，折了回来，紧紧地拥抱我。我们互相看着，然后他掉头走了。朋友马上说，若是她不在，他会跟着我走的，他爱上了我。
我摇摇头，爱情已从我的生活中退走好些年了，怎么可能？
隐约可听到印度女人的念经声。那夜，朋友与我讲了很多在学校里遇到的不快，还有她译一本诗人的传记惹来的麻烦。
第二天一早朋友开车回学校。我和印度女人到房子周围转了转，好多大大小小的袋鼠，一点也不怕人，非常可爱。吃早饭时，没看见P，说是昨晚不小心吃大蒜过敏，身体不舒服。我们一堆人去看他。他住在小路尽头，不肯出房间。我们就让他的同屋代问候，离开了。
中饭时，远远地看见他，他脸色苍白，跟一个女记者一起，正准备开车离开。他看见我的行李，让人拿到集中地。
我们到了下午才坐同一个小面包下山回悉尼原先那家旅馆。途经一个葡萄酒厂，品酒后，每人都买了酒。澳洲出版社专门有一人负责陪同我，说是英国出版社女老板要来房间看我。
我住同一个房间，没一会儿英国出版社女老板来了，她是新西兰人，回悉尼算是回老家。问我，有认识的人吗？
我说遇见P。
她一听，笑了，明显彼此很熟悉。
晚上是会议开幕式，所有人都得去那儿。出版社女编辑建议我穿好看的礼服。我选了白礼服，短到膝盖，一双同色高跟鞋，头发梳在脑后。那是个酒会，女编辑把我介绍给好些记者和书店老板。我在那酒会上认识了很多作家、出版商和文学代理人，都与我喝酒，不知多少葡萄酒进入身体。我和一女作家正碰杯接吻，我看见消失了大半天的P，他穿着很讲究的西服，衬得他人焕然一新，眼睛热情地盯着我。我笑容满面地对他说，真好，你在这儿，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吃晚饭？
他说太荣幸，太好了。
我已喝醉了。女编辑并不阻止。有书店老板要我们去，说是会将我的书重点推出。女编辑很高兴，我叫了P一起往外走。书店老板对我非常感兴趣，一个劲儿地给我说话，走了没多久，P把我叫了一边去，说他不喜欢那个人，能不能让他走掉。我看着P，点了点头。于是就对女编辑说了，她很不高兴。那个人走了，P非常高兴。
这一个晚上P都没离开我身边。女编辑把我们带到作家俱乐部，那儿已有好些出版商和文学代理人在吃饭，P对我照顾周到。晚饭结束很晚，我们被送回旅馆差不多十二点了，经过酒吧，他问我要不要喝一杯？我看着他热切的目光，摇摇头，不过我说明天早上一起吃早饭。
为什么不答应，一离开他，我就后悔了。这个晚上我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还是和他一起，我们回重庆，一起找餐馆，这个他也不满意，那个他也不满意，我饿得厉害，可他还是不肯进一家餐馆。
我醒了，爬起来坐着，不可思议地摇摇头。当我来到早餐厅，他也到了，递给我一杯加冰的西红杮汁。我对他说了昨夜做的梦，他含笑看着我。有一个女出版商走过来说，她看了当天的报纸，祝贺他得到了一个载入英国文学史册的重要位置，她以开玩笑的口气，问他为什么会和我坐在一起？看起来两人非常熟。他说因为我是一个天才。
我也祝贺他，他显得喜气洋洋，这一天对他来说非常重要，他的生活从此改变。
这一天我要做两个演讲，还有好几个采访。他呢，会比我更忙。我们说好晚上见面，到时给对方打电话。
时间过得比往日都快，我回到旅馆房间已是十点半过了。我洗了澡，换了一身白衣，电话响了，却没声音。我到楼下发传真，上楼时，经过他的楼层，我一冲动就出了电梯，站在走廊里正在想要不要找他，他从电梯里出来，手里拿着传真，很惊喜地看着我，我们朝对方走去，拥抱在一起。
我们是鱼。我们需要水，他说。那时我不知道他的水是我一生存在的原因。那个神奇的夜晚，是第一天。以后他对我说，他什么也不缺，唯独缺我，他一直就在等我出现。我们一见钟情，爱情使我们重新焕发青春，我们睁开眼睛闭上眼睛、我们的声音、我们的举止包括身上每一个毛孔都散发着快乐的气息。
第二天我们各自有演讲，我去听他的诗朗诵，他结束后正好可以听我的演讲，然后我们分开半天，中间我们在会场见着，他说他等不及夜晚见我。这是最后一晚我们在一起。我很晚才回到旅馆。第二天天未亮我就起来，他给我穿衣服，扣纽扣。我得去墨尔本和其他几个城市做新书宣传，他将继续做一天工作，然后回伦敦。
每到一个新地方，我把他送我的诗集拿在手里，读每个字，都会让我快乐，就此之后，我不必用安眠药，就可入睡。我想念他，非常想念他，盼望早点结束这个宣传新书的旅行，早日回到伦敦，早点见到他。
回到伦敦，他早有一封信在家里等着我，说我走后，像是末日降临，更多的是说到读到我自传的感受，说这书可和狄更斯、托尔斯泰的作品媲美等，他期待着和我见面。
我丈夫拆了这信，先看这信，当然明白是怎么一回事，神情怪怪的。隔了很久，他才说希望与P见面。我说我来问问。
P说，他来安排一次聚会。
那是我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第二天，我们去P的家。P同时请了好几个他的好友，还有澳洲的那位女记者，正好也来了伦敦。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他的妻子A，她是一位传记作家、布克奖的评审。从他的诗里可以读出他对早年失去母亲的伤痛，他需要一位母亲似的女人，在他的生活中，A正是这样的人。
看着P和丈夫在他家花园打乒乓球，我想丈夫并不想放弃我，P也不想放弃妻子，我们彼此做情人？我不知道，我想不好，也不想往这方面想。
买不到机票回中国参加父亲的葬礼。家里人说，天气太热，父亲只能停两天就要送去火化。丈夫说奔丧有各种形式，你表达了就行了。我写了一遍长文讲我的奔丧，里面也讲到P。他以为我回中国去了。这段时间我也想远距离看看我们的关系。
我和丈夫看了好几处房子，对榛子街的一所连排房喜欢，那儿有三个卧室两个厅，前后花园，厨房有洗碗机、洗衣机和烘干机，花园很大，建了一个大玻璃房后，还有近百平方的草坪，有两棵苹果树薰衣草绣球花。还有三棵高大的松树，很多玫瑰，一个放工具的小木房，有些年生了，显得古香古色。整个后花园与邻居的花园相邻，却没有一条小路可到达，很安全。这儿离地铁步行只有七分钟，附近有很多商店，还有个大图书馆。
我们马上拍板用我的小说的预付金买了这房子。办完买房手续，他急着搬家，我希望能把房子地板打蜡、墙粉刷，装修一新后才搬。他不听。那一周我们搬家，布置房间，清理花园，累得筋疲力尽。他一向与我对房子的看法不一样，可是这次怎么一下就看中了，或许真是如他心愿，可能是因为P的存在。
我从地铁坐手扶电梯看到P等在那儿时，我感觉自己从地狱升上来，他一把抱住我。我们去唐人街吃饭，他一直在说他要和我私奔，只要能和我在一起。当他知道我买房搬家后，很不快。我们有一次去参加他的母校的活动，在他的老师家吃晚饭，一起去学校为他举行的诗朗诵会。回伦敦已晚，在火车上，他说我像他的第一个妻子，而且他的同事和老师都觉得像。他说生命太短暂，他要重新过一次，他下了决心，要离开妻子，要搬出家来，要告诉孩子们。他说在澳洲遇见我，像中了彩票头奖，他要和我生活在一起，他不能再等了。
A打来电话，要和我说话，我拿着电话，她说了好些P的惊人故事，我听着，没说话。这些事，之前P都告诉过我。P知道后，说很庆幸我没有被A吓走，他找到一个可以和A对抗的人。
我去了加拿大开会，那期间丈夫的情人从中国来了，住进我和丈夫的新家。
同时P看中伦敦城中心不远的运河边一个旧工厂改建的公寓，有个好听的名字“鹰屋”，空间很高，几乎都是窗子，成为伦敦比较时尚的住宅。P来不及等我回来，就决定租一套，他把自己的衣物从家里搬到鹰屋。我回到伦敦，一切都变了。P全部买了新床及所有家用，他把祖父留给他的一张大古董书桌卖进古董店里，用那笔钱又添了一些家具，包括他的玻璃钢架写字桌、漂亮的地毯、仿古咖啡桌和一个现代屏风。
他要我搬去，要租一个面包车把我东西全部装走，我没同意。丈夫那段时间很难过，我更是内疚，A悲伤不已，她的父亲也在这个夏天去世。我两个地方住，在丈夫这里，我住顶层自己的书房，有一个沙发床。P非常不高兴，他一直劝我搬走和丈夫离婚，他自己和A离婚。丈夫很支持我，他对他的情人说，若是我和P结婚，也算是一件大事，和一个如此重要的人结婚比跟一个英国王子结婚更让人羡慕。丈夫把这件事看得很重，与我办离婚手续，说我与人有奸情，快速送上法院，等着法院同意。
过圣诞节，说好P和A及孩子们过新年之后，我们去西班牙，作为补偿。因为这是他告诉孩子们后父母分开另组家后的第一个节日。可是Box day那天P因为想念我，中午跑到我的住所来看我，A知道后，与他大吵，一个杯子扔过去。她打来电话，不停地骂我。我放下电话，她又打来。不停地打。正好P在公寓里写作，她整个晚上都在发疯地打电话。
新年过完，我们去马德里，租了车从北到南旅行。他给A打电话，我给一个女友打电话，可是他生气，以为我是和丈夫通电话，结果我让他听电话，的确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我丈夫要让P在这度假时润色我小说的英译，那是丈夫做的草稿。P做着就很生气，认为我丈夫有意破坏他的度假。他说你知道一年我才有这一次度假，而且是第一次和你，可他要我们俩做这事。我当时认为P不愿意做，和他生气。那天晚上是我们第一次争吵，我出了旅馆房门，拿走钥匙，房间一下漆黑。他出来找我，可我没出旅馆，而是跑到后花园里。等我回去时，他看见我，我们彼此道歉和好了。但是整个旅程都有A和我丈夫的干扰，可怜我们并未完全脱离掉伦敦那个大大的包袱。我对他说我就是做他一个情人，也是知足的，我不愿意他离开他孩子们，大孩子只有十五岁，两个双胞胎只有十岁，我不愿意他离婚。P认为我是爱他不够。
从西班牙度假回来，他显得很不开心。第二天一早他去看孩子们，我回自己家。
之后我们再见是在丈夫的学校，P要跟着我，听说我要见美国来的一个朋友，等他见到那个人发现是个女的，他自己也觉得可笑。
鹰屋租期快到了，我们找了中介，在一个周末看了好几所房子，最后对Highgate一所公寓比较满意。这次我也下了决心和他搬在一块儿，他很高兴，建议我们去看一部电影。我们有意坐上公共汽车二层，看伦敦街景，到了切林十字大街，电影院正在上演改自格林的同名小说《爱的尽头》电影。电影结束后，我俩都没说话，电影里的悲剧沉重地笼罩着我俩。
他周日去看孩子们。
可能是对未来的生活害怕，可能是丈夫的压力，可能是我并未准备好要做这样的变动，我在那个周日躁动不安，我收到P写来爱我的传真，说A有情人，情人送她一个大戒指。我心里很难过。我写了传真给丈夫，说一个人在这儿，P回家去了。丈夫要我马上回家去。他说正好我的小姐姐也在，他俩坚决要我离开P，要开车来接走我。
之后的一切都像中了邪一样，那天半夜我一个人沿着运河走，一身是露水回去。早上我打了一个电话给P，他说马上赶回家，再去办事。我却写了一个长信给他，表示离开他，让他回到孩子们身边。我把信放在他写字桌上，头也不回地出了鹰屋。
我们是为了什么分开？我们到现在也没明白过来，什么大事都没有，只知道我们中间有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有我丈夫，我们的心不像石头一样坚硬，我们想飞快地跨过去获得我们的幸福，我们没有做到。
有过多少次与他见面的机会，我都没有做，起码我可以再去那个公寓一次，我知道他在，但是我没有。他给我手机里留言，我没有打回去，他安排我与他介绍的文学代理人见面，要陪我，我没要他去。我走得坚决彻底，其实不是针对他，而是针对丈夫，针对伦敦，针对英国，我对自己这九年在这里的生活厌倦了，我要结束这一切。
很巧我的自传在国内出版，我要回北京。去中国使馆拿签证时，我给P打了电话，告诉他我要离开，他说我们要见一面，但是他晚上得去一个学校参加一个活动。我等了不到半个小时，他就到BBC旁边的教堂门前，到处张望我，我转到他背后，他一把抱住我，带我去旁边一个酒吧。
他买了两杯杜松子酒，放一杯在我面前，在我对面坐下，说他搬回妻子和孩子身边。他带来好些他以前送我的礼物，尤其是圣诞节时专门跑了好几个地方买的一件东方式的手织厚丝绸睡袍，我没有从公寓带走。他开始哭，我也开始哭，他掏出手绢给我擦泪水，说死后我们才发表那些为对方写的文字，包括两人一起译的我的诗集，否则我们彼此会受到不必要的麻烦，他经常受到记者的负面报道。
我们坐出租到Paddington火车站，又到酒吧喝了一杯，他高兴一些，不断地亲吻我，拥抱我，叫我要给他写信。我们一起朝火车走去，我们知道分别的时刻到了，他又哭了，我却忍住，目送火车朝前开了，泪水如雨点而下。那晚我就像一个鬼一样，一个人在伦敦游荡，到夜深才回到那本不是家的地方。
我去了法国南部玛格丽特·杜拉斯故乡一个文学节。P给我手机留言，他希望我顺利。从巴黎坐火车到那儿，旅馆是在一片小山丘上，可望得很远。我拿出相机拍了风景，躺了下来，盯着厚重的百叶窗，才意识到我失去了什么，在旅馆睡了八个小时，几乎错过晚上的演讲。之后我去了瑞典国际妇女节，本来P说要陪我去，一起和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见面，当然他不能来。我在开会期间，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要瑞典笔会安排我到他家吃饭，人们都很惊异，因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从腿不方便、不能说话后，几乎少有外事活动。我去了他的蓝屋吃饭，陪我去的朋友在火车上对我说，听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夫人说我应该和男朋友一起去，朋友知道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想知道我的男友是谁，我只回答人生变化无常。
从瑞典回伦敦第二天我就飞到北京，租了一个朋友在西坝河的房子。
丈夫夏天放假也从英国飞来北京了。他说法院来信，同意离婚，但若是双方有一方反对，离婚不生效，若是双方都提出要求，法院可下达离婚书。他说放在那儿，我们仍是夫妻，他离开他的情人，情人正好回中国，他要我去和她的情人谈，买一个房子，作为补偿。可是情人不同意。那段时间他因为回国找教职不顺，总有人因为嫉妒他的学识而挡道，他很不快，旧事重提，数落我与P的事，把一切归于我的错，他说不想和他的情人在一起，当时是我把他逼到一个死角落，他没办法，而我呢，非要他和她，他才和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