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面临一个十字路口：可以走向重大突破，取得成功，也可以走进死胡同。挑错一个方向，可能就空手而归。我几乎无线索可言，只有等候命运找上门来。
苏霏发现了她的身世，已如此震动。她认为阿难也在拼命寻找他自己的身世，“他会身心崩溃”，这话什么意思？苏霏知道一些阿难的今世甚至前世的秘密？完全想不到的秘密？她为什么不告诉我？当然，即使我当面责问，她也不会说，只是她的猜想。我只能把她的猜想当做实在的危险，以防万一。
辛格上校不约而同出现在各种人提供的线索中：苏霏，孟浩，包括那个在德里偶然遇见的护士小姐，都指向婆罗尼斯的辛格上校。这是我的一个大胜利，我没有让任何一人知道其他人的想法，他们的信息互相印证。
身处一个神秘的异国，我不能盲目地跟着异国神灵走。
多年修道的辛格，应当喜马拉雅山崩于面前而不形于色。可他看见我的那一刹那，那种兴奋的眼光：我能肯定他的心没有能完全摆脱世间俗事，至少某些他不想记住的往事，至今藏在他的心中。
他家中那几张照片！如果他想忘却，早就把照片收藏起来；如果他想瞒我，也能迅速取下。但是他不。那么，至少他不拒绝让我看到可能的线索。也许先悬着我，到他选定的时间才对我说。可能为避免我强迫他立即说明，索性又遁世苦修去了。
这种人无法找到，除非他有意让我找到。
苦苦思索之后，我依然不知道下一步如何行动。
早上上网竟收到孟浩一信，只有一句：“到了关键时刻，可以再联系。”现在是否到了关键时刻？不至于。
苏霏今天精神看起来近乎崩塌，可能只是催促我。我不必按她的时间表行事。印度之行这本书，虽是她约的，毕竟是我在写。离高潮还早，我应当悠着点。
随便走走，或许会撞上我要的东西。整个世界都到了这里，有十万人拥入这个城市，许多人乘船于恒河上，慢悠悠逆流而行，用几天时间，两岸沿途风光尽收眼底后，到达阿拉哈巴德，那儿至少有几百万人聚集。大部分人涤罪后幸福地回去，也有人流连忘返，等着最高潮，最神圣的那天。
古城有一百多座河阶平台，这个下午能走多少算多少。我沿着河岸走上坡来，望下去，季节正值晴朗，恒河水位不高，可河面依然极宽，起码比我昨天在暮色里的感觉宽得多。
当地警察局的高音喇叭，有时候发出声音，好像在宣读什么注意事项。印度政府增派了几万警察，怕这么大的人群出事。犯罪不太可能，也得防止疾病，防止意外，防备不敬神的人捣乱。为阻止人们走进深水区，主要沐浴地段，都用浮标划出了最远允许距离。
一群一群的人在站立在水中，向东方朝拜后便浸入河水沐浴，男的只穿短裤，或遮一块布，那些苦行“圣人”，平时就几乎不穿衣服，此时当然裸身入水。
女的穿了衣服入水，躲在水中把衣服解开，要偷窥都不可能。据说警察的任务之一，就是逮捕胆敢穿两片式泳装下水的女人。这个任务其实不难，只有外国女游客才胆敢做这种事，盯住她们就行。
房子半建在水上，漆得颜色鲜艳，有粉红有深绿浅绿，橙黄的神的塑像造型奇妙，大都夸大肉体性感美，女神的乳房硕大。印地文题铭弯弯扭扭，像诗意的图案，抢眼得很。
垃圾堆成小山丘，冒出臭味。左边一坡石坡上，晒了二十几幅色彩各异的布块，我走近才看清是洗净的沙丽，排列整齐。面前石阶上有一些小摊撑着伞，小贩用木勺舀一勺洁白的酸奶，盛入陶碗里。有两把伞架在河水里，围了一圈人，站在河水里喝酸奶。
对岸多是泥滩，很荒凉，像中国农村，有几个人影在动。如果不是印度人的说话声和脸型皮肤，我真以为一走神回到山城。命运永远有它的不可思议和秘密，我总是能在一个陌生之地发现一丁点家乡。
这儿除了穷一点，脏乱一点，老百姓想挣旅游者的钱，看不见人打架争斗，人们好像并不想试一下其他罪孽。印度人一般不喝烈酒，喝啤酒就算出格的，有人悄悄问：“要酒吗？”神色和声调带着犯罪感，就跟别的地方问你是否要海洛因一样。
阳光到了一天中最好的时候。
我走下石阶，河边的人群里，有一个头上套红色花环的女人，漂亮得惹眼。她的花环像顶帽子，一头长发深黑，披在肩上。朱色长衫，像是寺庙里的僧袍。她转过脸来，向我递眼神。
这点我当然不会弄错，我能读出眼神，就像数学家解开密码。那女人从水里跨上来，水更加贴出她的一对高耸的乳房。
我走向她，马上反应过来，这是在德里见到的那个女护士，那个脸上有两个酒窝的丰乳姑娘，那个能背得出阿难歌曲的歌迷，该是第一个让我到婆罗尼斯来找阿难的指路人。
可是她一步跨三级石阶，避开我似的，身后紧跟着两个短打扮的精悍小伙子。
我想也没有想就追了上去。
我怎么能上这样的当！我早就应当明白：异国他乡，就别想巧合。凡是运气太好，多半落进算计。
想到这里，我几乎要对自己吼叫起来。我拐过巷子，发现有一人紧紧跟着我。前面那三人奔上了石阶，后面出现了一个盯我的人，我对这种事情很敏感。
我们在婆罗尼斯迷宫的巷子绕着圈，一会在河边一会儿到街上，他们衣服松弛，走得快，走得熟悉，走得沉着。我穿着印度服装，又是拖鞋，碍手碍脚。远近寺庙响着钟声，混和着教徒的诵经声。
我取下拖鞋，提在手里，走得快多了。男女老少似乎都喜欢坐在路边地上，坐在地上的人神情都满足而快乐，印度少年的眼睛特别清亮，很迷人。就在我一闪神之际，他们终于越出我的视线了。
我浑身汗淋淋，累得干脆坐在石阶上，拿出地图一查，这儿是马尼卡尼卡的河阶平台。
石阶上堆积着难以数计的木材，这儿的火葬场，尸体先用布包裹起来，男的用白布，女的用红布。工人们将木材堆叠在尸体上，由亲近的人点着火葬。没有人哭，死亡就是日常生活的一件普通的事。一边是死亡，一边是沐浴净身，上面是烈火，下面是圣水。
火焰燃烧的声音轰轰响，一阵风吹过，热乎乎，像有骨灰扑打在脸颊上。我心里生气，一直跟着那三个人，怎么突然从视线里溜掉，盯我的人，怎么可能放过我？
我突然醒悟过来：明显他们要找我，而不应当是我找他们！我再一次落入那个女人的陷阱，我应该溜掉。
为时还不晚。
小渡口，船夫站在船舷上，拿着长长的竹桨，还有些人蹲在岸上，无所事事。船夫不断地吆喝：“要开船了！”可小船里一个乘客也没有。
这一段河水混浊，河水就在房子门窗边。“上船，上船。”生意拉到我了。我一声不响就跟着下到河岸边。
就在这时候，我身后响起脚步声，他们到了跟前。没有那个自称护士的年轻女人，我看出围拢来的是原先在她身边的两个人，以及追我的人。
“中国女人，”那个跟踪的人说话了，“神说过，女人不该旅行。我们谈谈好吗？”他彬彬有礼，但是船夫明白他们是什么人，马上驶走了。
我被一连串不同的人连续审问，问的问题毫无想象力：出生年月，名字，假名，真名，地址，电话，工作地点，教育，父母，来印度目的，与什么人接触过，到过什么地方，现在住在何处。我不惊慌，也不会拒绝回答，干我们这一行，早就准备好应付这种场面。我的回答他们相信不相信，就不是我的事了。他们反复问这种事，是想抓住我前后不一的破绽。未免太小儿科，我应对自如。
房间算得上大，窗口也不小，亮着一盏长日光灯，地毯上有污渍，好多烟头烧坏的小洞。地方很像肯顿门区，虽然来的路上他们的吉普车绕着圈，我还有点方向感。
换上那个追我的人，腰粗壮，鼻子又直又大。他不一样，直截了当地问：“阿难是什么人？”
既然那个女人跟这些人一伙，我早明白他们会问这问题。
我反过来问：“你们是什么人？你先说清这个问题？”
明显他是负责人，看出我不是个容易吓倒的角色。他皱了一下眉说：“我们是国际刑警组织印度分部，与贵国有合作关系。”
我说：“对不起，这与我无关。我只是一个中国作家，来采访昆巴美拉节，顺便打听一个唱歌的朋友。你们无权拘禁我，审问我。”
“谈不上拘禁审问，我们是合作伙伴关系。”他打个手势，外面送进两杯刚榨好的菠萝汁。我口渴极了，接过来一喝而尽。他词语委婉地点着要害：“当然，这是在你没有触犯我国法律的情况下。”
“请问我犯了什么法？”我喘息着说。
“这正是我们要谈的内容，也就是我们劝你合作的原因。”
他把那杯没有动过的菠萝汁递给我：“请合作。小姐，过一会儿，我们上这里最好的餐馆，算是我们一点心意。”
我喝得噎气，没法说同意不同意，说也没用：对于软硬兼施，我只能装聋作哑。
他继续问：“苏霏，香港传媒界女老板，为何对阿难如此感兴趣，特地派你来找他？”
“对不起，我不认识什么叫苏霏的人。哪个国家的？澳大利亚人？”
那男人看看手表，大概明白跟我磨，太费时间。“啪”的一声将电脑屏幕转向我，上面是阿难的照片：苏霏传过来的那张。
看见我脸上毫无表情，他敲了几下键盘，立即闪出苏霏给我的信。
我一下子跳起来：这些坏蛋把我的笔记本电脑整个儿下载过来。他们一路截了我的电话和电子信？不对，肯定是他们进了辛格的房子搜查过了。我的电脑留在辛格家里，而且是打开的，也就是说，不需要密码就能看到一切，下载一切。我真是太愚蠢，太不防备，以为这个国家的人，真像幼儿园的孩子一样天真无邪！
看到我脸涨得通红，这个人得意地笑了。
“现在可以说了吧！”
“说什么？电子信是隐私，你们才违法。”我坐了下来，只说他们已经知道的：“苏霏是我的朋友，她也认识阿难。她关心我这次旅行，因为我是她的报纸的作者。”
“不那么简单吧！还是说出来为好。”
“你们的中文翻译看得懂我所有的信，还要我说什么？”
他站起来，靠近我，离我有两步的距离绕着椅子走：“告诉我信里没有写的事。”
“这是我不明白的事，你何妨告诉我？”
负责人终于走了，但没有放过我，有时一人来，有时两人。椅子坚硬如石，没有扶手，这么坐下去，我倒无所谓，只是我肚子开始饿了，隔一会儿就叫唤。审问我的两人好像都刚吃过饭，开门时，牛肉西红柿土豆混着咖喱，味极香，有意给我刺激。
半个小时过去，胃隐隐作痛，变得很难受：毕竟这一天事情太多，吃了个早中饭，就在恒河边上忙乎。负责人又进来了，我几乎要向他抗议：让我吃饭吧，你们轮流吃，虐待我这个外国客人，很不人道。
我正要说话，有人在外面说了什么，只有负责人的座位前桌上的一个听音器能听清，是我不懂的印地语。
然后，他一声不应地关掉对讲机，好像早就准备好似的，站了起来，首先把一个边门打开，之后才恭恭敬敬地请我走出讯问室。
他既然领路在前，我只好跟着。
穿过两个空房间，是一个像机场贵宾室一样有挂画有壁灯的房间。一排豆沙色沙发上坐着一个东亚人，侧面看西装领带笔挺，旁边有个小拖包，好像真是从飞机场赶来。负责人与之握手。
我几乎要觉得这个场面好笑，这才看清那个东亚人，不是别人，就是孟浩。
孟浩没和我说话，就拖了包，递眼神示意我跟着他走。那个印度警官倒是很客气地说：“小姐，希望不久我们有机会再见，我们做东。”
我走出去，心里七上八下，这些印度警察给我捅了大娄子。
我和孟浩走到外面，也没有说话。这并不是一条大街，两面楼房阳台或窗口晒着乱七八糟的衣服，挂着拖把扫帚，不知为什么国际刑警要设在这里。街沿上有垃圾筒和废纸盒，显得和刚才楼里的严肃很不相称，街面只够两辆轿车进出的宽度，若有一个卡车肯定会堵住。旁边有个铁门，像个停车场，有个小伙子守在铁门前。
孟浩走到街口招呼了一辆出租车，他将行李放在前座，打开后车门，我钻进车里，他也一步跨入。
一路上他脸色铁青，我当没有看见。出租车经过了昨天我到达的火车站，往东北开了没有多久，就停在一家餐馆前。我们下车后，孟浩为我推开餐馆门，扶住门把，非常绅士：这是他的习惯，他总是周到地为任何女士拿包，撑雨伞，安排座位，可是今天他没有必要对我如此客气。
侍者寄存行李时，我和他依然没有说话。他不说话，我也不愿意说。明显他为我的事而来，说不定一得到通知，立即设法飞到德里或加尔各答，再转印度国内航线赶过来。亏得印度与北京有两个半小时的时差，正好在我快要饿坏的时候救出了我。
我不知道印度警方说了什么，给我什么罪名？也许根本就没有罪名，不过是想在中方代表没有到达之前，从我嘴里打听出任何有用的情报。我没有给他们提供任何有用的东西。
这点孟浩想必也清楚。
我的电脑被他们看了，所有的地址被复制了一份，可能就是在上面发现孟浩的地址，他的新邮件，我没有双重清除，他们就直接联系上了。这是我理亏之处，我等着挨训。
侍者热心地请我们上楼，边走边介绍，听他口气，这餐馆有些年代了。楼间的装饰是神话传说，一色木刻画。侍者在我们中间，正好阻隔了一下我们各怀心思不言说的尴尬。
一个舒适而自在的包间，我们脱了鞋，两人相对一张矮桌子坐在卧垫上，喝着侍者端来的热茶。孟浩对着菜单点菜，很久没听他说英语，挺顺溜的，肯定比我用功，令我佩服。正对面桌子有一面窗子，镶了包金的花边。若有望远镜，就可确认窗外朝着恒河的哪一个台阶，稍一侧身可以望到对岸那一大片泥沙滩。
从这方向看傍晚的婆罗尼斯：底处的天色橘黄，接上去淡蓝，加了泉水似的蓝，再往上是蓝，深蓝一片，浓得可以挤出泪来。阿西平台那些哥特式的塔楼，那些佛教祭台，印度金身神庙，杜加女神庙，那些从平台升起的一线线袅袅白烟，那些河边的古树，飞着的鸟，停泊的木船，正在行驶的木船。
河岸石梯上一个五六岁的女孩，提着篮子，里面装着鲜花蜡烛，一小碟一小碟，上面印着古老的波罗蜜文字，她认真地划燃火柴点亮，鲜花蜡烛带着祝愿，漂入恒河。
太阳西沉，那一切渐渐成为泛黑的剪影，一个个相互重叠或独立肃穆。我只在西藏看见过类似的图景，只在死亡的那一头，比如我的父亲死亡那天，看见过这样摄魂的图景。
烛光点上，马沙拉豆沙上来，清蒸米糕烤鱼也上来，老板专门拿来两副银刀叉，照顾我们是外国人。老板请我们原谅，这个餐馆没有备着筷子。
“都可以，都可以。”孟浩对他说。
“我们从小有用刀的训练。”我也对老板说，“刀法精湛。”
老板以为是在暗示功夫剑术，脸都白了。
孟浩被我的幽默弄得微笑起来。他不愿意说正题，就说起印度菜来。
“因为气候更加炎热，南印度人口味重，嗜好刺激性的食物，并且是越刺激越觉得好。相比南菜，北印度人口味就清淡多了。”
我喝了一口冰水，感兴趣地看着他。
“信不信？世界超级美味之一的印度菜，享受它有35%来自嗅觉，35%来自味觉，其余30%来自视觉、听觉和触觉。”
“第一次听数学品菜。受益不浅。”
这句话说得不好，两人又归于沉默。我和他没有像今天这样别扭过。结果，菜剩下一半。侍者端来温热的柠檬水，让我们洗手去油。还有一小盘香料冰糖。我捻一小撮入口，细细咀嚼，满口芳香，比口香糖清爽。我让孟浩也试试，他不愿意，说受不了，香料少吃还行，多了受不了。他要了甜点和一个果盘，两杯大吉岭茶。
等到我们都解了饥，对着一桌子的餐盘，无法再不说到正题。孟浩只会在电子信上抒情，当面说出的话，哪怕不是今天这样的场合，也不会带任何华丽辞藻。他是一个典型的新型技术官僚——如果你把文学也当做一种技术的话——效率极高，任何混乱局面，他一下子就能抓住要害。
“好吧，说正事。”他一脸严肃说，“这些印度人没有找麻烦的理由。”
我松了一口气。听他的口气，我没有任何错处被抓住，没有给他带来麻烦，这就好。
“他们监视你，因为中国人太暴露，你更加惹眼。”
我耸耸肩，我依然没有任何错。不过我开始回忆一路上，除了那个自称是加尔各答护士的女人，总不至于那街上的音乐招贴也是陷阱，那些帮我找地址的人也是特工内线？那女人有阿难的中文签字，我认识那不是假造的。还有多少人可能是警察局密探：火车上的兄弟？旅馆里的侍者？是不是辛格上校本人也是警察局探子？想到落到别人的罗网里，我不由得对自己生气了。
“你让我来的。我撤回就是。”
我这话，的确不该对上司说。孟浩尽量控制自己，慢慢说话：
“他们与此事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只是借合作的名义，想知道一点底细，看看有什么可以今后讨价还价的地方，在我到达之前不久才拘禁你，算是给我一个面子，应我方请求，放我们的人。”
这群卑鄙的家伙！我说：“我什么也没有告诉他们。”
“你也没什么可以告诉他们！”孟浩很不客气，“你参加这个案子，已经有六年了吧？多少次派你到香港，查黄亚连的踪迹，你却让他跑了。”
“没有让我逮捕他，我还能锁住他的腿？我到现在还没能见到此人。”我也开始生气了。这案子束手束脚的地方实在太多。我几次申请让上面另请高明，最好是孟浩自己来做。都因为我与苏霏处得太好，孟浩主持的这个小组要把我留住。
“好吧，你没有明显做错的地方。”孟浩松开一把，这是他当领导的技术。“这次不能让他再跑了。这个案子到了结的时候：国内的账，基本也有了个眉目：资金肯定转到‘每日集团’，可能从那里又转走相当多到欧美。”
“那还有什么办法？”
“应当尽快逮捕黄亚连，递解回国。印方同意在我们通报后代行逮捕，这些手续我来处理，你不必过问。”
我松了一口气，这个案子让我几乎没法继续我的“业余爱好”——写作。我问：“先得找到他？”
他点点头，看见我瞪了他一眼，又添加说：“看来这次可以锁定他。辛格上校是他的亲戚，究竟什么亲戚，尚不清楚。但是1951年是这个辛格上校送他到新德里我国大使馆，说他是个中国孤儿，应当送回国。这点从档案里查出来了。”
“这不说明问题。”我抗议说。
“印方似乎了解更多的情况，所以他们搜查了辛格上校的房子。黄亚连的情妇怎么说？”
我拇指和中指不自觉地在桌面上弹了一下，我不喜欢“情妇”这个词。我讲了情况：“苏霏从昨天起非常着急，说刚发现自己是半个英国人，非常感慨。”
“什么臭商人！知道她是半英国血统的人多的是，难道她自己会不知道？此人开口必撒谎，没一句实话。谁都知道她有专职司机，还有私人豪华游艇，还好意思说她坐什么轮渡到南丫岛？”
“我当然明白她是放一点水给我。不过她很焦虑，认为阿难一旦找出自己的身世，会受不了。阿难会有什么身世呢？她可能还知道什么，但没有说，一股劲儿催我赶快行动。我今天就得向她汇报进展。”
“好！着急了，鱼和网靠近了。”孟浩拍了一下桌子，兴奋起来，“苏霏自己不敢来，怕被一网打尽，又不得不请你到这里来，只有你能代她处理。这证明阿难在印度的情报不是假的。”
“阿难的身世呢？还要打听吗？”
孟浩一干二脆地说：“我们对此人的身世不感兴趣。”他补充说，“我们是抓他的现行经济问题。”
“不打听，怎么摸到他的行踪？”
他想了一下，一字一板地说：“你的主要任务是找到黄亚连，以便逮捕，引渡回国。其余的事，服务于这个主要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