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印度之行的必要性始终怀疑。如果我们在追的，是在逃的不法奸商黄亚连，他根本不会到印度来，没有任何理由到这里来。
我们应当到灯红酒绿的拉斯维加斯去找他。根据他俗中取雅的狡猾本性，欧洲的蒙地卡罗可能性更大。就找那个赌注下得最大的，一掷千金的，一夜赌掉几百万美元脸还在含笑的东方人，那永远独一无二的人，准定就是他，直接让西方刑警抓了。
然后呢？当然打几年的官司，依然不会引渡，很简单：他有钱请律师。欧洲人不愿看到任何人被处死。
另一种可能，假使他苦海回头，以苦修忏悔认罪，那就到白雪覆盖着岩浆的富士山，或西埃拉山雪谷中的禅寺去找，他本性喜下险棋，深谷悬崖多的地方可能性大些，那就听他一边诵经一边忏悔吧。
按我这样的分析，这次来印度就显得莫名其妙。我认为孟浩的命令，只是上苏霏捕风捉影的当。来了之后，却感觉水底真有鱼影晃动。
人都有职业习惯，我也有职业习惯，就是临事不慌。离开了工作现场，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又普通的女人，甚至更糟：一个女作家加女诗人，十足的情绪动物，会为男女情事感动流泪，也会为人生无常而起叹中夜。情绪好时，天地生辉；情绪不好时，日月无光。
以前叫做“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的一切特征，在我身上放大，成为我正常性格的一部分：就是说，如果我全天一切正常，肯定在半夜不正常，想到如此活着，还不如死去。这话换一个说法，我不会全天处于执行任务的状态，我必须松弛一下，当我回到家里的时候。
可惜，万事好求家难求。我想成为我自己也难。有一次丈夫从盥洗室门口出来，看见我在电视机前流泪，好奇地问：“你在看什么？”
我赶快关掉电视机，可他已经看到了。
“看这种黑白煽情电影？就一个小干部做过点好事，就能感动你？”他手里拿着牙膏，满嘴泡沫，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不言语，想打开门走开。
“等等，”他好奇起来，“究竟你哭什么？”
我来气了：“哭人间一切苦，难道不值得为一个好人死而哭？”
他耸耸肩膀，回到盥洗室去，心里恐怕对我更不以为然。他是“著名”教授，当然是所谓精英。往好里想，他认为那种小干部，解决不了中国人的小康问题，他们这一代做得更成功，不必要对这样的怀旧电影动感情。往坏处想，不过我不愿意平白无故把人往坏处想，包括我的丈夫。
其实我流泪，与这种政治代沟没有关系。释迦牟尼很明白，他认为“有情”最苦。
六年前，孟浩没有费什么力气，就把我拉进他的特殊工作小组里。他了解我，可以说他利用了我的感情，他知道我最恨那些给人民大众带来苦难的官僚奸商。
那是一个下午，孟浩打电话给我，说希望我有时间与他吃一顿饭。我对吃饭没有兴趣，就对他说，若愿意，可上我家喝喝茶。
他说那就下午四点正见。
他准时来，坐下之后，直接说明来意。
我告诉他，我完全不是做这种事情的料子：007电影里的女特工有什么，我就没有什么，我既不会拳脚，也不会撒谎，还感情用事——太容易同情别人。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里女侦探的智慧，我读一百遍，也学不到半点，我完全缺乏这种机关算尽又能冲出重围的头脑。
“你最适合做这工作。”孟浩说，“你做事认真执着，这才是重要的。”
这话可能不错，我唯一可以与她们比的是我做事认真执着。我还是摇摇头，傻侦探只配演三流喜剧。
“给你看一些材料，你就绝对不会同情黄亚连和苏霏这种社会蛀虫犯罪分子。”他从包里拿出一个大袋子递给我，就走到阳台上，拉上阳台门，点上一根烟，背对着我，看着楼下的花园。
我静静地翻看了几份调查报告，整整半个小时，越看心里越沉重。直到孟浩重新坐回他的位置，我才问：“都是真的吗？”
“不瞒你说，这是调查中的案子，不能肯定说每一件事都能坐实。但是你自己想想，会全部是假的吗？”
“你是说无商不奸，凡是发了财的，都是为富不仁？”我疑惑地说。
“我们不关心仁义，只管违法乱纪。你应当帮助人民查明白——这是每个公民的责任，也是为人的良心。”
他说他迫切需要一个女作家，这人得与香港出版界关系比较深，跟苏霏本来就认识，不会引起怀疑。同时又比较可靠，不会见钱开眼，被百万富翁的生活方式拉下水。他还说，多年的观察，证明我具有这些品质。
“偏偏我最不合适。我爱才，你知道我崇拜歌星阿难。我会容忍他的缺点。”
“我们不管艺术家歌星的事，这些人总有点小岔子可找。我们管国计民生的大事，你明白这中间的区别。”
他漏出来的“错话”，反而让我觉得他有人情，不是一个没有喜怒哀乐的纪检特派调查员。他就是要找我这么个纯文人，来给他的纪检小组提供一点情报。说实话，让我弄清黄亚连的事，我恐怕做不到；让我弄清阿难的事，我心中隐隐有兴趣，既然艺术家的“岔子”会得到原谅，那么我也没有背叛阿难。我半心半意地同意了。
孟浩说其实事情不多，不会妨碍我的写作。我只是帮助纪检组工作，只与他单独联系。在执行任务时，注意安全。他强调：“这些富商集团，心狠手辣，会狗急跳墙的。”
听了这话，我心里只是一笑。
这几年，我到香港若干次，本来我在香港就有文学活动，不足为奇。苏霏来北京的时候，我们见过多次，我陪她走过几个大城市，也到了一些风景地。她待人接物有教养，从不珠光宝气，她对我相当大方，自己用钱倒知道节省。
她不像孟浩说的那种有多少位数字财产身价的暴发富婆，找出办法烧钱炫富。尽管主持好几个公司企业，多少部下仰看她的脸色，但她一点也不刁横霸道。
我提醒自己，苏霏这一切可能是装出来的，也许她早就识破我的身份，也许是真不知道我是什么人？
就拿这次印度之行来说，我就猜不透她是利用我的无知，还是借用我的身份？
黄亚连的突然下海，是从海南岛开发开始的。那是80年代中期，他的案卷上是这样记载的：黄亚连一到海南，马上开始用门路借款投资房地产，他看到百万大军下海南，个个都认为自己是狂发的新富，个个都要摆出场面，立马要最大最好的房子，而海南现成的只有简陋招待所和居民公房。房子价格一路狂升。当时公司买的地还没有画图，就有人承包买房子。每一个来买房子的人都不讨价还价，合同一签，就微笑地从随身带的密码箱捧出大把现金。
1993年初，正当写字楼涨到一万人民币一平方米，整个海南像过节一样每晚庆祝暴富，黄亚连却把他手中拥有的房产全部卖出，突然从海南消失。当时很多人认为他胆小不成气候。一个月后，海南走私汽车事件暴露，繁荣气泡顿时破裂，房价巨跌。整个海南开发，像许多漂亮房子一样，成为一个“半拉子工程”。
那时候就有人开始说黄亚连是靠了著名歌手的名字结交银行经理，给他们高达百分之二十五的回扣，双方慷慨，钱像流水来回转，他做的是无本生意。此后，又靠着与几个利益与共的高干子弟的关系，事先知道了海南开发将触礁，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资金永远套在水泥柱里。
我则认为，他的性格就是不留恋，提到第一桶金子就走。他不会有兴趣在海南这种地方缠斗。
黄亚连利用这笔资金，在南方成立了“飞翔集团公司”，分设若干子公司，投资化工产品、药品、房地产。一开始“飞翔”的账目就极为混乱，母公司与子公司的分合不明，资金可任意游动。尤其是这时期“飞翔集团”获准进入香港，与东南亚某富豪家族联合投资“每日集团”，取得三分之一股份。苏霏就是在“飞翔”的支持下，获得副总裁位子，开始进入香港与海外的电视业、网络业。
苏霏的间接投资，与黄亚连的“飞翔”关系错综复杂，其中资金的频繁转换，已经引起税务部门注意。纪检部门得到的大量消息，指向更大规模的灰色经济活动，牵涉了南方一滨海城市相当数量党政干部巨额受贿。举报信本身不足为凭，立案需要更多实据，孟浩这个调查组迅速成立。
说到这里，孟浩苦笑了一下：“就因为我曾经做过文人梦，上面认为我比较适合调查这种‘文化事业’。我却一直认为报刊之类文化事业，好像在牟暴利，其实只是黄亚连门面上的事，真正赚大钱的是地产和走私，在香港回归与内地经济关系迅速变化时，许多事情，只能靠敏感的私人关系。”
为什么别人做不到，黄亚连做一桩成功一桩，比他自己料想的都要神速几倍地成为巨富？有人说黄亚连能站着睡觉，精力过人，无所不能。
孟浩认为黄亚连与苏霏，以儒商形象，所谓优雅趣味得分很多。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办案小组需要文化圈的成员。
中国的新富，所谓新型企业家，文化水平大都太低，靠大胆赌运气，靠外国名牌衣妆汽车打扮自己，举止谈吐俗不可耐，饭桌上比赛浪费，进出比赛排场，室内装修堂皇得像宾馆，或繁复得像京剧舞台。
可黄亚连依然是落拓不羁的艺术家派头，他在全国七八个城市，每一处置了一栋别墅，像画室一样素壁，家具线条简洁，地上铺青石板，东方味古朴十足。在房地产开发中，他也开创高雅品位精装修新潮流，高薪聘请当今世界三大设计师之一岛崎来压阵，在入禅与先锋之间。
干部队伍学业较高，修养较好，不少喝过洋奶的“海归派”。他们讨厌大部分新富恶俗，结交黄亚连苏霏是时髦，既享尽舒适，又格调高雅，比较安全“正派”，等他们明白过来，已晚了。
据说，黄亚连训手下几员铁杆大将的原话：“除了武器和贩卖人口我们不做，其他没有不能做的。钱财，加色相，加吹捧，没人过得了这三关。”
黄亚连从不出面做这种事，也从不把有关干部请到自己的私人别墅。外人从来没有看到他和什么女人在一起，跟他交往的人都觉得此人大度豪爽，有“贵族气质”，不屑偷鸡摸狗的黑道方式。
调查组多数人认为，这只能证明黄亚连的狡猾，他的附属公司，对俗气的下属刊物，严格要求承包利润即时回笼上交，不然不给下一轮资金，催还债款，毫不留情。他的方式，看起来有点像私人银行，不问具体事务，只能负纵容责任。
也有人认为，走私所得，相当大部分上交，足够证明黄亚连策划指挥走私：黄亚连不会糊涂到不清楚大笔资金的来路去向。明显违法交易，可就是查不清。
香港传媒界一直在说，黄亚连和苏霏，与若干东南亚家族财团一起，想走日本SONY公司收购美国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的路子，买下米高梅电影公司的大股，而米高梅电影公司标价基数就是70亿美元。
对此，孟浩态度坚决，他几乎咬牙切齿地说：“我就是要揭穿黄亚连假装儒商的画皮！”
我接受任务前，不知道那个有名的暴发豪富黄亚连，就是从乐坛消失的阿难。也许我心里不愿意把这两个名字联系在一起。据说黄亚连经常在香港，也有人认为他常走加拿大美国，在那边留后路。孟浩给我的任务，就是要知道某时某刻此人身在何处，给他记流水账。
猜想记账的人远远不止我一个人，我得到的明确情况实在不多，甚至心中常怀疑苏霏是否真是“黄亚连犯罪集团第二号人物，主犯的情妇”？
苏霏给我的印象是不会爱上男人，做戏可以，不会真正动情。她也不可能是同性恋。我与她旅行，有时不得不住一个旅馆，有时只有一张大床，不过是躺在床上静静地说话，可以说一整夜，身体也没有靠近对方一寸。只有分别时，实实在在地拥抱，像男人那样情义深藏在内心，表面上还是笑着道别。
一句话，我们两人都欣赏对方，这在女人身上极少见。
我不止一次想过，苏霏心里一定有一个禁区，也是一个伤口，而且很深，别人碰不得，走不近。她少女时代在一所英国人开的住宿学校度过，她说过，那些英国女同学男同学都一样，没有欺负她的事，却对她视而不见。
快上大学时，有个英国男朋友，那是第一次恋爱，她把那人甩了。以后她的恋爱从来不会长过一个月。做记者后就再没有恋爱，只交朋友，朋友滚雪球，越来越多。说到私人生活时，她总是模模糊糊，跳跃性很大。
阿难不在那个雪球里，他是苏霏生命的转折——至少苏霏这么说。我从来没有看见苏霏与阿难在一起，或从她的住处发现一点点蛛丝马迹。经常听苏霏说起阿难，是同一个原因：我们都喜欢阿难的音乐，这属于我们两人独享的一份秘密。她总是评这个那个歌星不够格，“那些人不行，还是阿难第一，阿难拿吉他，吉他才叫吉他，阿难拿大提琴，大提琴才叫大提琴”。
我想弄清两人的关系究竟如何。调查报告说，经济上他们看来利益难分难解，感情却无法数量化。
她喜欢说阿难，我反而认为阿难其实没有与她生活在一起。我向小组提供的情报，也就是苏霏提供的假情报。不过不说实话，或许是她对付任何人的策略。
但是三天前苏霏承认阿难曾经长期住在她的南丫岛别墅，虽然住了多久，具体什么时间仍不清楚，不过这是第一次我感觉到我“探身虎穴”的感觉。很惭愧，不能不说我这几年与苏霏的接触，一直在云里雾里。
的确没有任何明确贡献，只能让孟浩明白苏霏的撒谎，必有重大隐情。
究竟先抓黄亚连，还是先攻破被腐蚀的党干部？不久前纪检小组正在争论不休。一个半月前黄亚连从香港失踪，没有任何一个人再次见到过他。他有罪的嫌疑得到印证，一个无罪之人不会自愿失踪。在这之前，我只负责探听苏霏那一头与黄亚连的联系情况。黄亚连的失踪，突然使整个调查的重心落到我的身上，孟浩要我到苏霏那里去摸清楚。
我正要动身去香港，苏霏奇特的印度邀请，给我们的工作指出了一条路。黄亚连到了印度这条情报是否可用，有个前提，苏霏是否会给我真实消息？我个人的感觉是百分之五十真的。苏霏，以及黄亚连，未必多年来不知我的底细，至少怀疑过我。
这突如其来的印度之行，让我有一个直接探寻阿难的机会，我也突然成了这个小组第一线人物。我接到苏霏的写书“邀请”后，让她稍等，我请示纪检组，纪检组照例得研究一番，可孟浩考虑再三，决定不再汇报请示，当机立断命令我回复苏霏：同意马上出发。
苏霏说有架班机从香港到德里，中途只停两个小时，等于直飞了。我拿起行李就上了路。中国并没有开通直航飞印度，都得转机，等好几个小时，运气不好时会折腾十来个小时。苏霏安排了一切，让我迅速而不累。
我明白关键时刻到了。
看上去所有当事人都着急了，不再装出事不关己。他们都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秘密，其实我不想知道太多的东西，不知者无罪，我并不想让黄亚连永远覆盖阿难的形象，这是我的一点私心。
当晚十点，我回到辛格上校的家。这儿似乎一切依旧，没有任何变化，客厅过道点着灯，他的仆人把我当做这个家里人，就这点，我得感谢辛格上校。没有他的吩咐，我决不会得到这种款待。
如我所料，辛格上校不在家，倒是多了两三个仆人。我在厨房倒一杯矿泉水喝，他们从花园里进来，像是在收拾花园的杂草，这么晚收拾花园？这些人，昨天和今天我都没有遇见过，是生面孔，也不知他们住在房子的哪个角落？
我顺楼梯走，女仆在关客厅的灯，她穿了一件枣红的沙丽，步履轻盈。一切井井有条。接近我的房间，我有一点紧张：天知道那些印度警察把那儿弄成什么样？
我稳了稳心情，才推开门。
电脑依然在床上，连被单都没有多一条皱褶，屏幕上依然是阿难的那张照片，连鼠标上有一小白点改正液都在，跟我离开时完全一个样子，看来印度警方做事情还挺行家。
行李箱有保险锁，他们想检查的话，难不倒他们。我不必查看箱子，里面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只有换洗衣服化妆梳洗用品。我的通讯地址都在电脑里，这次旅行的有关记录，当然也在电脑里。
我坐在床边，马上拉过电话线上网。若询问辛格上校家里的仆人，是否有警察来过？他们不会说，辛格上校哪里去了，他们也不会说。事实上，如果他们能说什么，说的任何内容，我也不能相信。
我根本不想问。
直觉告诉我，他家的仆人里，一直有警方的耳目。不是盯辛格，阿难出现在印度后，印度警方关注此事不止一天了，不然怎么会到德里去勾我？我手触一下我要的一个键盘，屏幕上马上跳出了“报告”：
“你有新的电子信，时间：下午7点46分。”
下面还有一条，时间早一些；下面还有一条，再下面还有一条。苏霏是急坏了。我进入信箱，信大同小异，一封急过一封：
“请告你的手机号码，立即打开。请告进展。”
“告诉我情况，请你。”
“有消息吗？望告。”
“无论如何马上联系。”
“如何？甚为担忧！”
“请立即电告！”
“请你了！求你这一次了！”
“再不见你信，天就垮了！”
看见苏霏这一连串惊叹号，我心里很不好受，虽然我自己一肚子冤枉。对任何人，我都不会这样残酷无情，我从没虐待狂心态。我马上打下一串字：
“在外一整天，望谅。”
仅仅几个眨眼的工夫，屏幕上跳出两字：
“辛苦。”
我抢先一步：“无新消息。”
“你此刻在哪里？”
我无法撒谎，比如告诉她我住在旅馆，怕她要电话号码之类。我想了一下，回答：“我住在辛格上校家里。”
“太好！”
“辛格上校消失。”
“怎么？”
“我也奇怪。”
“家里有其他人？”
“有几个仆人，均一问三不知，看来奉命闭嘴。”
有一分钟之久，苏霏那头没有反应。好像是在思考。
“能避开吗？”她问。
“避什么？”
突然苏霏转开题目：“用电话吧，电话费我付。”
“知道你不在乎钱，”我写道，“我们有约在先，还得遵守。”
苏霏吃了我一个钉子，然后问：“请查一下辛格上校的东西？”
这是苏霏第一次提出如此莽撞的非法要求。我不能马上接受这种命令，我得装聋作哑一番：
“查什么？”
“请你翻看一下他藏文件之类的地方。”
“找什么？”
“任何与阿难有关的东西。”
“例如？”
“车票，机票，衣服，鞋子：任何阿难来过的痕迹。”
我回答：“你知道我不是真侦探，不专业是次要，而是会把事情弄糟。”
“求你了。至关重要——对阿难来说。”
扯到这时，好像没有理由坚持扮演良民。苏霏让做的，实际上也是我早该处理的任务。
“既然你要求，我遵命。一个小时后联系。”
我披了一件衣服，赤脚走在过道上。上网二十分钟不到，房子里的灯全关了，楼上楼下黑寂得可怕。难道那些仆人全都睡死了？温度降了十一度半，冷冷的。风刮着花园的树枝，偶尔有猫头鹰叫，证明这地方是活的，我在一个现实世界里。
阿难不会来这儿，如果这是警方早就注意的房子，我不想告诉苏霏此中情况。
这个大房子，两层都是老式木地板，十二个房间都没有上锁，柜子箱子也没有上锁，不必防人，仿佛任何东西都不怕人看。有的房间有桌子和床，蜘蛛网盖着一些旧衣物，不值得翻，大部分房间几乎都是空的。最后我推门走进一个窄小的房间，没有灯，我打开手电，仍没有家具，窗帘垂下，靠墙堆了些书和木箱子，灰尘很厚，许久没有人进来过，这里至少可以搜查一下。
怕是惊扰房间里的幽灵似的，我站着半天没有动弹，然后才轻轻关上门，走到墙角。我蹲在地板上，为了看清书名，我拂了拂蒙在书上的灰尘，印地文，看不懂。再拿起一本，还是印地文。
突然一叠纸片掉了出来，是旧报纸的剪报，摊在地上，大大小小。
我拾起来，凑近手电光，看不懂文字，可是报纸上的图片，一圈军人中有两个人我认出来：健壮的一个是年轻的辛格上校，高额头高鼻梁，黑发浓密，很英俊；另一个长相略显斯文，是楼下客厅照片上的那个中国人，穿着军装，他的眼睛炯炯有神。
天哪！我差点失声叫起来，另一个人也有这样的眼睛！
我赶快跑回房间，全身是灰，拿了毛巾和衣服去浴室，洗了个热水澡，算是结束了这一整天的忙碌。回到床上，疲倦得昏昏欲睡，还是上网给苏霏打了一行：
“仔细查过了，没有任何阿难来过的痕迹。”
苏霏的回应马上出现了：
“没有其他中国人的痕迹？”
这个人呀，真能熬得住肚里的话。她问的当然不是孟浩或调查组的人，哪怕有所知觉，也不会问。我想起了楼下那墙上的照片，明显是几十年前，半个世纪之前的旧物。如果这也算“其他中国人”，那不妨用来挡一下：我对苏霏心里隐隐有点歉疚，想一下她对我实际上很不错，夜已深，她眼巴巴等我的回话。我对她真不够朋友，朋友应该有难共当。
她不是我的朋友，应该算是我的敌人。孟浩经常这么提醒我，朋友是朋友，真理是真理，混淆不得。
“辛格上校家里好像有一幅老照片，上面有一个像是中国人，青年军官，当年‘国军’军装。”
“照片里还有什么人？”
“旁边是一个印度女人，很漂亮。”
苏霏沉默了好一阵，在想什么。她一沉默，我警觉起来，我把昨晚和今天晚上看到两张照片印象重合了。回忆一下，报纸上那张照片，是同一中国男人，穿着军装，没有那印度女人。的确如此。那男女两人的照片，女的沙丽，手里还拿了一样东西，记不起来了，那男的衣服平常，绝对没有穿军服。我的心里正捏着一把汗，害怕把事弄乱，突然屏幕上出现了一行字：
“那是黄慎之，阿难的父亲。”
我惊奇得两眼瞪圆，气透不过来。
“阿难的母亲是印度人？”
“就是。”
原来阿难是半印度血统。居然是这么一回事！我怎么一点没有往这一层想。那么辛格上校是他们的什么人？
好像是在回答我的疑惑，屏幕上的字继续显现，似乎机器自动地在翻检查索历史文件。“辛格上校是舅父，阿难母亲的哥哥。”
我发抖的手指按几下键：“你怎么知道？”
“猜想。第六感。”苏霏回答。
原来我对于阿难了解实在太少，连基本情况都不清楚。我根本没有资格为苏霏做事，也没有资格为孟浩做事，我只配做一个卒子。苏霏推说是她的猜想，当然是胡扯：她只不过想知道，我能否证实她所知的一切。
我的头脑几乎僵住了，无法往下想任何问题，第一个敲响的警钟是：是否我又犯了一个错误？
不，孟浩说过，阿难的身世，纪检小组不感兴趣。这种事与案情没有任何关系，因此我与苏霏交流一下，不妨事。
但苏霏逼近目标：
“你找到的地方没有错。阿难肯定在你那里。”
她要我证实的是目前的局面：她认为阿难是来投奔舅舅，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戚。我记起来辛格上校说过，照片上那一男一女都不在人世了。原来苏霏也不着眼于阿难的旧事，那么她为何说阿难若知道身世，就会痛不欲生？
“请你帮助，再找一下辛格上校。”苏霏回到老题目。突然，她又控制不住了：“求求你了，求求你，看在我俩多年情谊上。我从来都把你当自家妹妹看，事实上比亲妹妹还亲。”
“放心。我在竭尽全力。”我必须立即回到公事公办，不然不知道会泄漏什么。
合上电脑，我精疲力尽，好像苏霏施了魔。我有责任心，一旦答应过孟浩的事，我不想违约。
这一天给我的刺激实在太多。一月的印度，下半夜气温反倒稳定，冷还是冷，并未冷出狠劲。我站起来，检查窗户是否关好，拉拢窗帘，转身走到床边，准备睡觉了。
正要关门熄灯，就在这个时候，我看见有个男人站在门口，破衣烂衫，双眼炯炯发绿。我吓得尖叫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