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有叫出声，我的手就紧捂住自己的嘴，一秒后我就放下来，装着镇定。
我看清楚了，是年迈的辛格上校站在我的房间门口，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站在那里，他身上还是那披披挂挂的一块布，不过很破烂。他的双眼像火一样燃烧，如同我童年时遇见过的那些观花灵婆，通往阴界的巫师身上才有的激动情绪。
可怜的辛格上校，出了什么事，让他如此激动？外貌像个“圣者”，神情却像一个着了魔的人。
他依旧原样，一动不动地看着我。
我心里却害怕极了，不知道说什么好？使辛格上校恼怒的，不是我，也肯定与我有关。
我的猜测是，他知道了警察搜查的事：仆人不会告诉我，肯定会告诉他，很可能跑到他的藏身之地去告诉了他。此事是我不对：我给主人带来了麻烦。这不是我能道歉的事，当然我也不能提供任何有关的情况。
一分钟不到，我镇静下来。双手合十，低眉含眼，微微鞠躬说道：“辛格先生，你好。”
他还是站着，我的和气态度并没有感动他。
瞧得出来，他的情绪不是我的表面谦卑能缓解的，他如此激动，恐怕是知道了更多的东西，比如知道了警察在追的是什么。我决定直接说出要害：“辛格先生，我能给你什么帮助？”
这话等于说：你有什么需要说的，有些话适合耳朵听，有些话适合心听。
辛格上校点点头。他转身朝房外走去，明显是让我跟着。我赶紧抓了那套印度服装套上，跟了出去。辛格上校走得不太像一个老人，他不点头示意，我也会跟着。他不至于会加害于我，虽不知道他要做什么，我的好奇鼓励着我，这点勇气我还是有。
辛格上校穿过客厅，踏在地毯上。墙上的镜框，还在那儿，我看了一眼，似乎上面有看不见的灰尘。他拂开客厅厚重的落地紫蓝窗帘，露出一扇小门，一拉，门就开了。我和他一前一后从这儿出去，直接就到了漆黑的花园。
花园的一丛树后面也有一扇小门，有一条小径，长满野草，看来很少有人走。
辛格上校在一个山坡的草地上盘膝坐下来，喘着气。
我走过去，在他对面坐下，看着他，发现他的表情平缓得多了。这儿居然听得到恒河流淌的声音，大团云遮住头上的天，从有尖有角的房子间空隙，可看到那黑亮闪光的河水一个局部。
辛格上校终于抬起头，我惊奇地发现他的眼睛里有泪珠。我说：“辛格先生——”
他用手势示意我不必讲话。
隔了一会儿，他才开始说话。“你是为找阿难而来的？”他说Ananda，佛经中的称呼。
我点点头，代替回答。我和他都知道在谈什么。我听得见自己心跳不已，终于到时候了，等着揭示秘密。作为调查者，首先得稳住。
“我想我不必知道你是谁，你代表谁来的。”辛格说。
这话简单，暗示的东西却很多。如果不说话，就认同了暗示的一切。我赶紧抢过话头：“我是阿难的崇拜者。苏霏，我最好的女朋友，让我来找你。”我并不觉得我在撒谎。不，我没有撒谎。还补上一句：“她是阿难的情人。”
我真的捏着一把汗，苏霏的名字哽在我喉咙里，我怕说出她来，麻烦接着就到了。但在这一盘棋里，苏霏的名字是关键——我必须让他传过去这个名字，如果他与阿难有接触的话。好比是一场马拉松接力赛跑，一步都不能拉下，有人脚崴了，停下来按摩，就会输掉。
“苏霏？”辛格上校只重复地说了一下，不像认识的样子。
“请告诉我，阿难在哪里？”我直追要害，我真怕老头会再次突然改变主意，闭嘴不说话。
“好吧，我告诉你他是从哪里来的，你就明白你该到哪里去找。”辛格上校眼睛睁开，定定地看着我，好像把我里里外外都翻查一遍后，他清清嗓子开始说话。
“我第一次看见中国少校翻译官黄慎之，是在莫里森上校的办公室。”辛格上校这么说时，他的右手拿起来，想放在胸前，却搁回右腿。一个很不安很无奈的动作，我注意到了。
我想知道阿难，他却从阿难的父亲讲起。也好，孟浩不要的内容，我的书里要，苏霏可能也要。
我没有想到沉默寡言的辛格上校，说起那沉睡已久的往事会滔滔不绝。他的英文极为流利，发音纯正，没有典型的印巴含混口音，用的词汇雅致，我想他是在英国人的寄宿学校受的小学中学教育。
莫里森上校是英军大本营参谋部里的“友军联络官”。当时盟军中美方面的部队，靠英军提供驻扎在印度的军营。美方问题不多，大多是请来训练的军官，中国军队却经常让英国人头痛。
作为英国军队的下级军官，辛格那天路过参谋部，在过道就听见里面吵得厉害，他走到门口，看见几个中国军官衣衫不整，全是泥，袖口背上和裤腿划破成布片，都带着伤，他们愤怒到快爆炸的程度，用中文在嚷嚷。
辛格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看来是整训营里的小冲突，但不太像是一般打群架，因为旧账一股脑儿全翻了出来。
房间里还有一个中国军官，军容整齐，英文很流利。他不像在为中国军官做翻译，而是自己在一个劲地说话，像是中国的代言人。
“你们英国人太自私，只管自己活命，你们先撤，还让我们掩护。我们有难，你们不来救援，我们师长牺牲了，我们这些人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十万人就剩下三万多啊！”
莫里森说：“英军只是执行盟军指挥部命令。中国人不顾大局，只想逞意气，愚蠢的民族主义！”
那位中国军官的脸变得死白，嘴唇发青：“英军只顾大英帝国的利益。我要写信给《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
辛格在门口，不便走进去，但是对这场对抗，很感兴趣。
他在军营门口等那个中国军官，这样他就认识了中国军队的翻译官黄慎之少校。他对黄慎之说：“我知道怎么和英国人打交道，我们祖祖辈辈都在英国人统治下，生来就知道和英国人怎么说话。你写信给《纽约时报》或《泰晤士报》，哪怕刊登，也是在‘读者来信’一个角落，你还是写给我们印度独立运动的报纸，我们会大字刊登。”
“那是1942年，这样开始了我们的友谊。”辛格上校说。
我问辛格上校：“1942年发生什么事？我只知道缅甸战役极苦，不过盟军胜利了。”
辛格上校摇摇头：“以前的老兵说起这场战役都会掉泪。”他说，那些特殊的日子他记得很清楚。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西方盟国在南太平洋上所有的军事基地。
辛格上校与一位陌生人谈旧事，我，一个中国来的女子，因为渴望知道那段历史真相。他并不知道我是一个作家，会记下这些话，所以没有忌讳。他讲的时候看得出来，是为了他自己，我只是他倾诉的对象。
中国军人落到印度，明白是兵败投靠，忍气吞声。忍是忍，私下里怨气太大。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黄慎之说，他是文职，不是职业军人，虽然他没少打过仗，但他有发言的自由。只是为了打回中国去，我们才坚持在印度。
军营里每个中国人都在说，我们迟早是要算这一笔账的，印度军人也附和说，我们现在就开始算账。
黄慎之和中国军队在印度北部兰姆伽基地接受整训，改称中国驻印军。进入缅甸十万中国远征军，只剩下三万九千，其中有五万人是撤退时死亡和失踪的。他们无法忘记惨重牺牲是由英军撤退造成的。部队与英军的冲突常常发生，一点冲突就会变成打群架。
果然如辛格所料，黄慎之的文章出现在英国和美国报纸边角上，毫无反响，如石沉大海。这年9月下旬印度的独立报却头版头条刊登了，虽不是公开出售，但大街小巷散发，舆论鼎沸，弄得英驻印总督十分难堪。华人社会和中国军队能读英文的不多，但人言相传，影响极大，中国军队地位不如英国的雇佣军！
我现在记下辛格上校说的事情，无法肯定是他的原话。我不会捏造辛格上校没有说的意思。我的转述，或许在文字上与辛格上校说的不完全相同，但我希望能记下这个老人的细语绵绵：恐怕这个一辈子，他就只说过这一次。
对我也一样，这个故事对他来说太伤心。换一个场地，换一种目的，我可能就把话岔开一会儿，或是在这儿，我专注地听他往下讲：
为了缓解气氛，训练场地破天荒地放两天假，放映电影，白天军官可以外出。当天中午莫里森上校找到黄慎之，没有提报纸一事，就当没这事一样，邀请他去英国人的俱乐部喝一杯：“聊聊，聊聊战后的世界。”
说实话，黄慎之有点心动。这个英国人对世界大局有他自己的看法，认为情绪化的民族主义是战后的大祸根，世界新秩序才是原则。
但黄慎之对莫里森说，他另有约。
莫里森很固执：“我与你一起去。”
“谢谢。不可能，那是我的私人朋友。”
“好吧，什么时候你有空再约？”
后来黄慎之明白自己犯了个严重的错误——他与莫里森个人结上仇。以前那场争吵，他只是代所有的中国军官说话，这个中午却是破开老伤疤，用傲慢对付傲慢的英国佬。当时他一点也没有觉察，他的确有约，到辛格在加尔各答的舅舅家里去。
辛格开车，兰姆伽训练地离加尔各答二百多公里，下午三点出发的，本打算在六点前到家，因为一路上堵车，到达辛格舅舅家时，那幢维多利亚花园洋房已点上灯，丰盛的晚餐备好。进门时，舅舅亲自给他们一人戴上一个花环表示欢迎。
辛格的妹妹库尔玛也在，前额点着吉祥痣，与一屋艳丽服饰的人相比，她的沙丽素雅，可长得极像桑奇大塔的雕像树神药叉女，在他心里，那是印度最美的女子。库尔玛安静地低头，并不是害羞，而是在观察。这是一个有主见的姑娘，黄慎之第一眼看她，就得出这个结论。辛格介绍说，库尔玛正在加尔各答大学读历史。
辛格的祖上属于贵族武士——刹帝利阶层，到了他爷爷和父辈这二代，主要是做矿业和纺织生意。
第二天中午，黄慎之和辛格就在印度博物馆中庭的花园里喝茶吃点心。白色廊柱，华丽宏伟，四周是回廊，安置着石雕佛像与印度教神像。喝第二杯茶时，黄慎之对辛格说，他从来没有像这一刻那么想念中国。他家在北平，父母是知识分子，十七岁进了清华外文系，七七事变，随校撤到长沙，没多久他到昆明进了西南联大。同年中国远征军在昆明组建，他以翻译人才应募，先在中国远征军司令部，后才调到二百师师部。
“你父母呢？”
“都过世了。”
“对不起，我没有想到。”
“父母随机关迁到中国战时首都重庆，应该没有事。日本飞机狂炸重庆，人们躲在防空洞里，防空洞里人太多，空警几个小时不解除，洞口被封住，出不来，透不了气，闷死了好几百人，父母双双遇难。”黄慎之把手里的茶杯轻轻放在桌子上，“弟弟在北平，他是我唯一的亲人。”
两人各讲家世后，感觉很亲近。辛格比黄慎之小三岁，却显得老成，他对黄慎之说：“不管怎么样，请你把我当做你的朋友，这儿是你的家。”黄慎之听了，非常感动。
当他们离开博物馆时，辛格才对黄慎之婉转地说：“我妹妹对你充满敬佩。”
黄慎之想起昨天晚上他和库尔玛说话投机，兴趣相同，十分愉快。他只是对辛格说：“她很了不起。”
他们俩在街上走，不一会到了一座庙前。黄慎之被拦住，问他是不是印度教徒？他说不是。他未能允许进庙，他们就在门外往里看。阳光异常明亮。寺庙的顶红相间于大片淡色、白之中，呈弧形，窗也是弧形。
一天的时间过得很快，他们回到辛格舅舅家时倒头就睡。第二天下午，他们开车离开时，也没有看见库尔玛。一路上黄慎之寡言少语，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失望？他第二次见她是在三年后，她走到黄慎之面前，对他说：“我在花园里为你种了十几棵素馨花，已经长大，你可以看到。”
1945年，那一年局势发展有如印度的狂雨，盟军滇西缅北反攻日军胜利。二次大战结束近在眼前。中国部队陆续调回中国，中国有一场史无前例的内战，等着吞没这几万训练良好的部队，而印度独立运动也在战争中成熟，正准备与英帝国主义摊牌。无论东方或是西方，敏锐的眼光早就不再专注还在顽抗的日本人。
辛格升为上校，当时印度人能升到的最高军阶。
黄慎之在缅甸写信告诉辛格，当辛格收到他的信时，他已经回国，即将与唯一的弟弟约在昆明见面。
一个明净的清晨，一个风尘仆仆的人敲响婆罗尼斯沙特街28号的大门，空气里飘浮着素馨花香。正在家休假的辛格打开门，一愣，但马上与来人拥抱。
这人就是黄慎之。
中国避免不了一场内战的前景，使黄慎之在回国路上惶惑不安。一天夜里，库尔玛跑进他的梦里，她温柔执着地说着话，整夜他都看见她。
他醒后就明白了，如果此时回中国，那么他和她从此就不可能相见。他在部队辞了职，说是已申请到印度国际大学读书。他一路往印度急赶，按照辛格的信址，找到沙特街28号。
命运，真是命运，这天库尔玛一袭粉红沙丽，头发上插着素馨花，赤着脚，迈步上恒河色彩各异的石阶。她和哥哥不久前一起从加尔各答回到婆罗尼斯父母家。每早去恒河边沐浴，可这天她回家的步子比往常舒缓，脚环清脆地响，她不知为何，心一个劲狂跳。
原来那个中国军官先她一步进门。谢谢至高无上的神呵！她的祈祷如愿以偿了，那个中国军官真的在眼前，他为她回到印度，她手扶门把，含着泪光的脸一转，独自一人静悄悄在房门外享受那份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