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这里听老人讲半个多世纪前的事，我相苏霏未必会有这个耐心，孟浩更没有兴趣，这些陈年旧账，没有参考价值，早就失去任何法律追究的必要。历史太快，敌人或朋友，都已经转过几圈。我听这个漫长的身世故事，无法向任何一个人报功，也无法救他们个人之急。
但我有这耐心，更有这兴趣，不能说是兴趣，而是一种责任。以前遇上令我奇异的故事，只需大致弄清情节关键，就可凭想象写一本书了，写小说本就是杜撰。
然而面对这位老人，我能给想象力那么多余地吗？我有权那样做吗？
很困难，非常困难。首先我不能按照小说的形式写这印度之行这本书了，我得尽量诚实；其次不能照顾某些人，比如按苏霏的要求写这本书。我的良心告诫我，这是非常严重的历史事件，光是那些大批惨死的士兵，就让我正襟危坐，不敢漏过一字，我必须尊重这段历史。
我的神态就像在听自己的事，自己亲人的事。
月亮突然从黑暗的深渊跃上我们头顶，照耀着我们一老一少的脸。午夜的婆罗尼斯，人们的灵魂都已经得到拯救。这个拥挤的城市，安静得像巨大的坟墓。但是我越听越投入。
黄慎之为了爱情留在印度，租了一间朋友的房子。他退了伍，成了一个新闻记者，每周为中国报纸《大公报》写一篇专栏文章，采访印度独立运动，也为东亚民族主义写鼓吹文章。他跟踪报道甘地，及时将文章发回中国。
1947年8月14日午夜，印度宣布独立。14、15日举国欢庆。黄慎之却在辛苦赶稿。
可惜甘地的非暴力抵抗可以击败英国人，却对付不了印度人自己。英国人还未离开，宗教冲突就突然点爆，像中国内战一样，没有人能够调和。两种教徒也不能合成一个民族国家。以前英国人做主子，兄弟吵架，但分不了家。
印度教人多，穆斯林情绪更激奋。于是印度分裂，印度教徒迁出巴基斯坦，穆斯林必须离开印度，上千万教徒正在迁移中，大仇杀发生了。军队和部族武装加入，不到几个月时间，血淋淋的死了近百万人。
黄慎之去现场观察并作报道，还分别住在两派教徒家里，了解双方的衷曲。此时穆斯林与印度教徒已在加尔各答打得血流成河了。
这天黄慎之从冲突前沿回来，在一条街上遇见了那个英国人莫里森上校。莫里森像在等他的样子。这家伙据说已调任。黄慎之已有好多年头没有遇见过这个神秘而傲慢的英国人，只听说他高升了，调到印度总督蒙巴顿勋爵手下工作，负责印度善后事务。印度独立后，按理说莫里森应该随蒙巴顿回英国去，不知为何他还留在印度？黄慎之注意到莫里森没有穿军服，跟他自己一样。
莫里森慢慢地朝黄慎之走过来，上下打量他，半晌才说：“你看独立多好！一独立，就都打起来了，赶上独立时髦的国家全都在打！印度中国，打死的人比世界大战还多。”这个英国人一副为世界忧虑的表情，“光有民族主义，解决不了问题。黄先生，我们都是有头脑的人，应该懂了，许多民族，尤其是东方民族，还没学会治理自己。”
黄慎之没想到这个英国人开门见山，语词尖锐逼人。他不客气地反驳说：“难道大英帝国是为了帮助东方人治理自己，才来征服东方？”
莫里森说：“我们的祖先可能错了，帝国主义时代已经结束，我们心甘情愿地结束。但是我们不小心留给东方一份很糟糕的‘遗产’——民族主义。许多野心政客在利用这东西，世无宁日。”
“不，民族主义是东方的觉醒，是东方民族站起来了。”黄慎之坚持说。
莫里森笑了，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说得好，我们让历史判断吧。你知道我为什么冒险留下来？目的之一是为了调查你。我们原先怀疑你是共产国际的间谍。”
黄慎之“哦”的一声，没有想到莫里森说这些话，他接着说：“谢谢你告诉我。”
原来莫里森是特工，黄慎之并非不知自己一直被暗中监视，这次莫里森故意露底给他，明显是想吓唬他。
他转身要走，莫里森叫住他：“亲爱的黄，你忘了你答应我一起喝酒的事？”
“对不起，世事变迁快，什么都由不得自己。”他的话很谨慎。与其躲着莫里森，还不如与他周旋，“请问什么时候方便？”
莫里森拿出笔写下他的联络电话，说话口气很理解黄慎之：“还是看你的时间吧，最好下星期，你打电话给我。最好带上你的漂亮未婚妻库尔玛。她是知识妇女，你不会把她藏在家里不让见客吧？”
辛格上校说，黄慎之本来准备赴莫里森的约见。一听到库尔玛的名字被这个英国特务提起，马上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黄慎之专程去了一趟婆罗尼斯，正式向库尔玛的父母提出求婚。没有想到遭到拒绝，她的父亲说，他们实行种姓内婚，通常是家族和财富的结合，黄慎之不同属于他们一个阶级，不是他们一个民族，他还不是印度教徒。
印度教徒不像佛教徒可以半路出家，印度教徒是天生的。辛格上校也帮不了，他一开始就把这件事想得简单了，当天辛格上校和家里闹翻，他觉得对不起好朋友，也对不起妹妹。
黄慎之非常绝望，只得离开婆罗尼斯。他重病一场，决定忘掉库尔玛，为了她终生的幸福。可是他到一个地方采访，她就追到那个地方。她在他的门口拦住他，他说：“回家去，听话。”
她说：“我不在乎结婚仪式，我不会回那个家，别赶我走。”
她在台阶上跪下来，泪如雨下。
于是两人决定生活在一起，在加尔各答这个城市，表面上一人租一个房子，但在同一条街上，只有五六分钟远。他们对外保密，只有最知心的两三个朋友了解真相。
莫里森连库尔玛都知道，这当然是他做情报官的行当本色。有必要让库尔玛也陷入危险吗？库尔玛对他意味着一切，他不相信这个英国人。所以，他没有给莫里森打电话约会。
他打听到，莫里森是一家英国贸易公司的副总裁，很少去公司上班，看来是借这家公司的名义而已。莫里森的妻子是中国人，他们住在加尔各答的富人区，行踪诡秘。
从此以后，黄慎之经常“巧遇”莫里森，他到哪，莫里森就在哪，看来是莫里森有意让他知道，有时还要特意和他“哈罗”一声，见了老熟人一样。
时间久了，两人都觉得彼此有了伴儿，若有段时间没有见到莫里森，黄慎之还觉得不习惯。莫里森告诉黄慎之，他妻子也在西南联大读过书。黄慎之不愿细问，只是淡淡地说：“没想到，没准我和她还认识。”这话一说，他感到没以前那么讨厌这个英国人了，这人奉命指行任务，况且黄慎之只是为中国报纸采访，没有政治联系，这点莫里森应当已经查清楚。甚至，报道印度的教派冲突，使他对莫里森关于民族主义的见解，开始有了点同感。要学会治理自己，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没有必要把一切怪到帝国主义身上去。
日子就这样过去了。
那一天，那个不应该有的傍晚，天气不是太闷热，日落西山后，只有29摄氏度。雨季的加尔各答，这样的气温已经很不错了。黄慎之决定还是与莫里森见一次面，孩子快出生了，他不愿意因为莫须有的罪名，危及珍贵的小生命。库尔玛担心黄慎之的安全，坚持要和黄慎之一起去。
他们在乔林基路南的餐馆里坐下等莫里森。天暗下来，电闪雷鸣，雨水泼洒下来。闪电中的街特别宽大，一边是成片绿树，一边是古老街道，以及街道上的商店、旅馆、饭馆，一清二楚。这是孟加拉特有的雷雨，过一阵就会消失，凉爽的空气就会为暴雨的不便而道歉。
约定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十来分钟。
他们正在担心莫里森是否在躲雨，莫里森却开着一辆吉普车到门口，他把车钥匙交给侍者，让侍者去停车。一进门就哈哈大笑：“中印两国，伟大的人民联姻，这孩子将是东方的骄傲！”他向库尔玛合十致意，然后才坐下。
黄慎之知道他是讽刺，就反唇相讥：“中国民族主义，加上印度民族主义，难道帝国主义不害怕？”
莫里森笑了：“民族主义之间无法相加，只能相减。我跟你打个赌：中印之间，不出十年必有一战，而且多半是为了西藏或新疆，你信不信？”他掏出烟斗，询问似的看库尔玛，库尔玛点点头，不过他还是将椅子往边上挪了挪。
“东方民族之间的纠葛，是英国人留下的恶果。”
“中国内战打了五十年，也怪帝国主义？”莫里森觉得需要自卫了，他抖了抖烟灰，出语尖锐，“有的事，最好到莫斯科去调查。”
黄慎之针锋相对：“当然，我就是共产党，你不就是想证实这一点？”
莫里森拍拍黄慎之的肩：“你不是，我已经弄明白了，你只是个理想主义者书呆子。这更危险，对你更危险。”
库尔玛一直没有说话，这时插了进来：“我们的孩子会幸福的。”
“当然，当然，他将是20世纪下半期的见证：上半期西方人打惨了，也打够了，不会再打。下面轮到东方人打个明白了。”莫里森手往上一指说，“就像这风扇一样，一旦转起来，一时停不下。”
莫里森的话把黄慎之和库尔玛都气着了。这时侍者送还车钥匙，莫里森头也不抬地收下，他说到兴致上，也不顾一旁站着侍者等着点菜，他让侍者等一会再来。库尔玛一阵心急，突然觉得肚子翻痛，她痛得咬住嘴唇。两个男人惊恐地看到她脸色变了，汗珠沁出来，坐不住，身体往地上滑下去。莫里森扔了烟斗，跳起来，奔出餐馆，飞快地把吉普车驶到大门口，他刹住车，大叫：
“黄，把库尔玛扶上车！”
吉普车飞快行驶。雨水小了点，天漆黑发紫。他们的车一直往北开，大雨之后路太滑，道路已被近日的动乱破坏，坑坑洼洼，到处是倒下的建筑碎片，终于撞进沟里。
黄慎之及时抱住库尔玛，搀扶着她走上道沿，设法找人帮助，把车推出瓦砾堆。
昏暗的路灯下，黄慎之举起手喊：“快来帮一把！”他为库尔玛担心，她已经怀孕8个月，看到她痛得脸抽搐，他急得不行。
莫里森像是有预感，急忙阻止他喊下去。但晚了，看似一无人迹倾坍的建筑后面，冒出包着头布的人来，手里拿着的是棍棒刀剑等武器。“糟，印度人，他们饶不过跟外国人在一起的印度女人。”黄慎之说。
他们干脆把库尔玛抬在肩上，也不管汽车了，朝街另一头跑去。
不料，街那一面也是三三两两带武器的人，正从断垣残壁中走出来，一看就明白是穆斯林。来路已经被封死了，看来他们不巧地落入了双方好斗青年的战场中。
“黄，拉掉库尔玛的沙丽！”莫里森叫道。
但是库尔玛不让，她没有别的衣服在身，黄慎之只来得及抹掉她眉心的雄黄。但下面已经不是识别的问题：他们落到了战场的中间。那些印度人将吉普车推翻倒，点火烧车。
黄慎之惊骇地说：“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方？”
莫里森说：“事先一点都没有得到讯息。”莫里森拔出手枪冲了出去，说去找警察。
刀棍打斗几乎半个小时后，警察才驱散人群，在满街已死和将死的身体中，竟然发现一个头颅被打碎的中国人，怀里抱着只剩最后一口气的印度孕妇。幸好医务人员知道应当先抢救孕妇。库尔玛当时就没气了，阿难被剖腹产救了下来。
“所以，阿难是遗腹子加早产儿，他母亲佝着身子，父亲抱住她，两人忍受乱踩乱踢，舍了自己的性命，把他保下来，否则孩子会先死的。”辛格上校眼睛微微睁开了些，说，“他真是不幸中的唯一幸运。1950年7月14日晚上，差三分到十一点出生。他父亲早就给他取了名字，黄亚连，据说中文意思是亚洲人联合起来，而小名叫Ananda，梵文意为‘欢喜’，中音意‘难’，艰难时世中唯一的欢喜。”
我问：“莫里森呢？是莫里森故意把车开到冲突区的？”
“当时英国当局的情报应当准确。谁能解释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一切哪！连莫里森特殊的身份这一点也无法证实。如果是有意杀人，他可实在是了不起，一杀三，连根拔。说实话，从他们惨死那天起，五十一年来，我都在问自己这个问题，莫里森是有意的吗？”
辛格上校说，以后谁也没有见过这个英国人，他突然从印度这块土地上消失了。因为妹妹和黄慎之没有结过婚，他们的葬礼，家里人拒绝参加，不准他提妹妹一个字，妹妹的死没有得到家里宽恕。辛格上校考虑再三，在阿难半岁时，中印建交快一年，中国在德里设有大使馆，他写信给大使，希望把这个孩子交给新中国。大使馆当时事务太多，过了半年才找到黄慎之在北京的弟弟黄少之，大使馆让叔叔来印度领这孩子回家。
在这之后，黄少之偶尔有简短的信件告诉他阿难的一点情况，当时在中国，任何国外关系，会无端引起无穷怀疑。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两国关系恶化，此后完全断了消息。
满天星星隐去，黎明降临恒河台阶上，一群群人开始沐浴祈祷时，辛格上校终于说完了这个漫长的故事。对一个遁世者来说，这个故事未免太复杂，太沉重了一些，我要知道的关键地方还没有说出来。
我直截了当地问：“阿难来过这里吗？”
没有回答，辛格上校只是说：“先休息。”
“究竟阿难在哪里？你得告诉我。”
辛格上校依然说：“先休息。”
他不想说的，谁也问不出来。他带着我回到他的家，当年黄慎之与库尔玛相爱的地方。我上楼推开我的房间，直接朝床走去，躺了下来，闭上眼睛。脚步声在过道响起，女仆披着头巾进来，仿佛是女先知，知道我头脑里的翻江倒海，无法入睡。
女仆把手放在我的额头上，轻轻摸，嘴里哼着奇怪的曲子。一阵清香袭来，是库尔玛当年种下的素馨花吗？是她的脚铃在丁当丁当响吗？
我渐渐放松，进入了一个葱绿的池塘边，荷叶摇摆，睡意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