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辛格上校说往事时，向苏霏重述时，我一直在想另一个侧面：阿难如果知道这一切，他的自我发现，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带着这样的身世，长大是多么不容易的事！
与苏霏通完电话，我躺在床上。
我听见一个人在说我名字，只一会儿，那人就走了。我的心理空间里，凡有人提到我的名字，我都会有所感觉。我担心是警察找我，身体一点也没有动弹。等那人走掉后，我才从床上跳下来。
我下楼，满房子里搜寻辛格上校，仍是没有影。刚站在客厅与厨房之间的过道，女仆走过来，脸上没有一点表情，声音也是如此：“有位中国先生找你，你在睡觉，没有你的同意，我就说你没有在。”
女仆拿出一个信封：“他留你一封信。”
我谢了她，接过信封，打开一看：
你未开手机。所以我只能自己来了。我在Lytton旅馆，315房间，信封上有地址，请来找我。孟浩，2001年1月22日下午四点二十一分。
原来是孟浩！我有点惊奇，我以为把这头的事情交涉清楚之后，孟浩已经回到中国。但是我回头想一想，孟浩说由他负责与印度警方打交道，实际上没有说他留下来还是回去。我没有问，他也不必告诉我。
我顿时松了一口气。这次昆巴美拉节，印度警察士气突然高昂：他们变成重要人物，全世界都在注视，看这个奇怪的宗教盛典，会不会出乱子：印度政府绝对不想在全世界传媒前出洋相，要求警方保证国家的颜面，别弄出麦加1995年踩死几百朝圣者的那种事。
沿恒河和亚姆纳河几十公里安营扎寨区，当局临时加设了一切保安设施，搭建临时医院、公共厕所。每次三万人进河沐浴一分钟。为防止家人失散或永久失踪，或丢失小孩，小孩被踩死等悲剧发生，当局架设一套广播系统，随时插播寻人启事。
印度警方这一阵受到政府，以及全世界媒体的夸奖，几千万人下河，没有出一桩事故。而我的习惯是，什么人趾高气扬，我就躲着点，自我感觉特好的人，往往要求全世界给他让路。
不管怎么说，孟浩留下来，我安心多了。如果我去见孟浩，就必须汇报，从昨天晚上与他分手后到现在发生的一切，还没有二十四小时，虽然我弄到的是他最不感兴趣的东西。
不见孟浩，是不可能的事。我依然觉得疲倦，不过没关系，等一会儿喝一杯咖啡提神。
我坐上人力三轮车，从地图上看孟浩住的旅馆，在城西南，离Assi一段河面台阶不远。过了一阵，我就让车夫停，我自己走路，在印度有多少是警察的眼线，我已经弄不清楚。斜阳倾倒在恒河起源的那头，无奈地变为陈旧的红色，又是一天在悄悄收尾。
地图上的字母印得太小，我竟回到走过的一个小巷子。有一幢老房子，绛红小标志，印地文与英文并行：网吧。我跨上两步青石迈进门槛，环境不错，放了些古董饰品，正对着恒河的回廊上有几把藤躺椅。
我在电脑桌前坐下，本想给苏霏写几句，她在忙母亲生病的事，盼望我这边有新的消息，写了好几句话，我都删了，最后决定还是不写为好。孟浩却有一封电子信，很怪的信：
全球拥有老虎数量最多的国家印度，它的国兽就是老虎。有一句印度诗说虎“一半是神，一半是魔鬼”。
要孤独的虎来适应世界？庸人遍天下，竟能让虎走投无路？
印度南部桑德班的虎，出没于湿地沼泽，善于游泳并学会了吃鱼。
这种兽王降格求生的事，太少见。孟浩当然知道我生相属虎。这封信是他来辛格房子找我之后写的。读后我立即转变了心情，我非常不安。孟浩显然是在等我，写此种信，想挑起我的“虎性”？
我来到小广场，这儿全是青石块，娇滴滴的九重葛花爬扑在亭子半圆门上，圆石重叠供有灵伽，洒有椰汁。几只黑鸟啄地上的面包屑。我抬起头来，对面一幢雅致的淡蓝色房子，就是我要找的旅馆。
孟浩很会挑选，旅馆在闹市，却安静，又不显眼。
我看看手表，时间正好，便直接上到三楼。
孟浩打开房间门，看到是我，显得很高兴。他穿着轻便的衬衫，完全没有那天全身西服笔挺时的职业领导派头。房间小是小，床桌椅俱全，地毯也干净，还有单独卫生间、冷热空调、冰箱和电视，这点在印度是旅馆等级的标志。墙壁挂着壁毯，地上有坐垫。红金丝绒落地窗帘敞开了一大半，从阳台上看得见小广场一角，还有几百米外的一座尖顶寺庙。
等到我打量完房间，孟浩就说：“出去走走。”
我知道他不愿意在旅馆说话。印度警方未必来得及装窃听设备，但他的职业习惯如此。
我们一起走在婆罗尼斯的小街里。孩子们顽皮地追逐，一个胖女人在念叨着什么，手里拍打地毯的灰尘。孟浩的步子略大，不过我迈左脚，他也迈左脚，步伐一致，我几乎觉得回到昔日我们一起怀着文学小野心的日子。
我第一次认识他，他在北京火车站站口，等着鲁迅文学院的人来接。他其实不用人接，从老家石家庄来才三小时旅程，又没有多的行李。他只是按通知所说，在火车站出口等。我也来就读鲁迅文学院，在车站广场上，我发现有一个人坐在旅行包上，穿着与我相同式样的旅游鞋，只是他的码数大，我的小而已。
我靠边上站着，出口的人少下来，车站服务员走来走去。他主动和我说话，因为外面根本没有人来接车，而我的样子像学生。一问果然是去同一个学校，于是我们一起去公共汽车站，他帮我提行李挤车。
我很难和人随和，孟浩和我一样，不仅同龄，连性格也有点相似，不愿意腼颜写信去觐见京城著名文人。我们都有点自视清高，很少真正钦佩什么人，经常在一起说文人无行的丑事，痛骂那些假艺术家。
80年代末那个炎热的夏天，北京街上挤满了人，我在人堆里钻，东瞧瞧西看看，想找到一个属于我自己的空间，结果染上病毒发高烧，两天两夜躺在宿舍里起不了床。那时大学都不上课，宿舍的同学早晚都在那人声鼎沸处，昼夜不归。孟浩借来自行板车把我运到附近的织布厂医院，一进医院就打针输液抢救。
孟浩差不多救了我一命。这么说有点夸张，不过没有他，我可能不会如此忧伤地走在恒河边上。我这么告诉孟浩，孟浩不以为然，说我是心有亏心事，才想起他的好处来。
说实话，除苏霏外，孟浩算得上是我相当接近的朋友。年龄越大，朋友越少，但愿孟浩不要再做什么上级，至少在这个美丽的傍晚，就把我当做他乡遇故人，尤其在我有许多“与案件无关”的话想说时。
斜对着我们的一个丝绸店有幅挂图吸引我。我走过街，进去一瞧，是模仿孔雀王朝石雕的装饰。孟浩也跟了进来，店里人马上给我们端来热茶。
我们脱了鞋，席地而坐。店主亲自将商品一件件拿来看，并细细讲解。婆罗尼斯以上等丝织品和华丽的沙丽著称。真丝织品在烛焰与不同的光线下，会展现不同的颜色变化，摸上去冬暖夏凉。用火燎一下，真丝有烧头发的焦香，假丝则如烧纸般的淡寡。
店主瘦瘦的，黑黑的，精干聪明。他说开店历史，祖上传下来，三代老店。他让年轻漂亮额头上点着吉祥痣的女店员，示范怎么穿沙丽，如何露出肚脐。他甚至没有忘记赞扬孟浩：“你的女朋友很会穿衣服。”
孟浩先灭了他的热火劲：“是啊，她每天换一套，家里有一柜子了。”
为了做成生意，店主使足力气，拿出许多丝绸品，其中一条粉色手绣宗教图案的丝绸披巾，冷了可以当件衣服穿，热了可以披在头上遮太阳。一看价格8500卢比。
这条披巾很适合苏霏，她的皮肤白皙，一配上，会更鲜活嫩爽，送给她，或许她心口会好受一些。
孟浩见我喜欢，就将两张美元过去，对我说：“我不用还价。算是做朋友的一点心意。”
我说：“不敢当。”
孟浩说：“给我个机会。你瞧我们讲中文，角落的女店员在瞪眼看。作个纪念吧，不然我哪一年老死了，你怎么也不会想起我，看见这东西你说不定会说，孟浩那家伙，那年在印度还对我有点人样。”
这个家伙居然还来点幽默。孟浩说这话时太随意，与他一贯的谨慎判若两人，我不知道是什么引起这变化。
已经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我们进了一家小餐馆。里面只有三个客人，很安静，墙和瓷砖地出奇花哨，有两面带烛台的镜子。我们靠里坐下后，孟浩转递上菜单，让我点。我没有客气，虽无心吃饭，还是一人要了一份鱼、一份烤肉、沙席和蔬菜饼。一份鱼附带一份特调奶茶，侍者端了上来。
我喝了一口，香得浓浓的。
孟浩让我看门外街上的石墙。我转过身去，一个印度妙龄女子在招贴上微笑。他说那是印度最有红的电影演员。
“我还以为那又是阿难。”我故意说，我已经受不了孟浩一直不提阿难，我敢肯定他的沉默意味着重大事件。
孟浩说：“不用问，就知道你还没有找出黄亚连的踪迹来。”
“应该是吧。”我同意。辛格上校拒绝告诉我阿难现在的线索，我的工作没有进展。
孟浩没有任何惊奇。他说：“国内那头有了重要突破：黄亚连一个半月前的失踪，现在证实，与涉用走私的那个海关副关长的神秘‘自杀’有关。那是一桩谋杀！黄亚连手下的一铁杆兄弟出了车祸，在高速公路上与一卡车对撞，死得突然。这人经手很多账目，我们一直在严密监视，想不到在路上出了事，可能汽车被人做了手脚。”
我吓了一跳，仿佛被人袭击打了一闷棍，声音柔弱：“这个人还有杀人的狠劲？手上竟沾满鲜血。”
“不是说黄亚连亲自杀人，而是他有牵连，嫌疑非常大。你想想，以前各个子公司乖乖地上缴利润，难道没有一个想到卷款潜逃？黄亚连如果没有黑社会手段，能止得住黑吃黑？”
我说：“这个能不能立案呢？”
“我这一整天都就在忙这个。”孟浩停住了。他清了下嗓子说，“证据已交到印方，黄亚连作为刑事犯引渡。印方要我们少活动，耐心些，说他们眼目众多，一两天就会有确切消息。他们要我们在场便于商量，最后解决问题。只有相信他们了。”
我点点头。这样最好，印度警察拿我们为难最有本事，孟浩没有直接指出，他的态度明显是解除了让我探寻阿难的任务。
孟浩的声音很无奈：“我们的办案对象成了刑事犯！连我也没有估计到钱与血靠得那么紧。”沉默良久，他突然说，“现在案子办定了，我可以告诉你一些事：其实我遇见过黄亚连，很巧，他参加了1987年漂流金沙江。”
“有这回事？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那时我在石家庄一家报纸当记者，也去了。”孟浩说。
金沙江两岸地形险恶，野生动物多，是个打猎好地方。天光微弱，黄亚连的火药枪照样射下三只斑鸠来，以前在云南当过支边青年，很多人有好枪法。
阿难这个冒险家的新形象，真是让我万分惊奇。
“那你对他什么印象？”
孟浩说他到时已经晚了，没有注意谁是谁，跟着一帮人去打猎。等到第二天有人说起，那个姓黄的就是赫赫有名的歌星阿难，他才注意到那家伙，穿一身迷彩服，不太理睬别人。那时他肯定已不唱歌了，不然不会到这种高寒地方探险，一不小心会毁了嗓子。
“有一次大家一起在饭馆吃饭，吃得热火朝天。这时服务员端上一条红烧鱼，说是刚从河里捉上来，新鲜得很，厨师技艺顶尖，鱼熟了鱼嘴还能动。大家争着看，果然那鱼嘴在一张一合地吐着气似的。殊不知黄亚连脸一下就变了，哗啦一下掀掉一桌酒菜，起身离桌扬长而去。”
“噢，”我说，“那时他就有动物保护意识！”
“慈悲心肠吧！”孟浩说，“大概正在寻找发财路子吧！不久就下海了，终于大慈大悲地杀生了。”
“都说男人也喜欢与他交朋友？”我兴致浓厚地追问一句。
“傲慢无礼！”孟浩说，“目空一切，自认成功易如反掌。”
“那是黄亚连，不是阿难。”我不知为什么要强调这点。
孟浩看了看我，我以为他要反驳我，他却没有吱声，不过样子非常失望。他知道我一向对阿难心软，这次却没有教训我。
我不必在意孟浩的反应，他一向是理智的，看法比我全面，尤其在现在，我对阿难的某些片面知道太多，反而容易糊涂，不知该如何看这个人。
于是我告诉孟浩辛格上校讲的一切。从孟浩的神态里，我感觉到他知道黄亚连的一些背景，但远没有这些细节详尽。就像一个中国书场听众，听过章回目录，早知道故事结尾，不再提心吊胆等结局，却有滋有味看命运如何移动一步步棋。
我说完那个悲伤的故事，叹了口气的时候，孟浩竟然也叹了口气，和苏霏有些相似。这倒使我有点感动。我有点过分把他看扁，如同我一直忽略他的长相，应该说他五官生得不错，个子也高，背挺直，越远离文艺，气质就越儒雅。这真是意外。自从他放弃文学，进入政界就完全职业化了，本来他就是一个做什么都很投入的人：不仅做事认真，还有道义感。
我对孟浩说，可能黄亚连是一步一步发现自己的身世的，也可能是他叔叔曾经告诉过他不少，但一再警告这个50年代的儿童，不能向外人漏一个字。因此，他就在沉默寡言中长大。
孟浩说：“做人很难。我们大家生下就是孤儿。”
我两眼直瞪瞪地望着孟浩，不明白他怎会变得如此哲学？他说话时声音还是一贯的公事公办，可他说出的每个字，我都记住了。人确实是双面怪兽，什么时候以什么面目出现，得由这人的控制能力而定。孟浩查过阿难的“文革罪状”，我就是从他那儿知道的，可孟浩从来没有对我说起过他自己的家庭，他的父母及哥哥姐姐也落进“文革”的一个个圈套，吃过大苦。他的妻子有次对我说，她与孟浩在许多问题上看法各异，交流存在障碍。
“他有过女朋友吗？”我问孟浩。
“他的档案里没有记录。”
“不可能没有特别持久关系的女朋友。”
孟浩说，黄亚连那时对女人不感兴趣，耽于声色是后来的事。不过在成名之前，可能没有女人愿意跟他。他戴着“516分子”的帽子，在西双版纳农场是割橡胶能手，八年夹着尾巴做人，草棚屋床底长野蘑菇，看一次电影，要步行几十里山路，那种生活磨难人的意志。孟浩自问自答：有一点疑惑，这人不知靠了什么道数，竟得到农场领导同意参加1977年高考？而且考回了北京。否则1978年年底云南支边青年集体卧轨要求回城，轰动全国，总会浮出他的本性。不过他不会参加，他沉得住气。他怀着野心，凌晨抽空就在森林里练声、练琴，八年如一日。
“那是唯一救自己的途径，他当然会不惜一切。”我想了想说。
“他知道自己不会久居人之下。这个人的本性，就是随时要做命运的主人。”孟浩语调冷静，但听起来还是很刻薄，“命运哪有那么多主人？天堂太拥挤也会堕成地狱。”
若丈夫与我在此，他不仅会赞成孟浩的观点，还会建议找家中国餐馆吃饭。他会讥讽我：穿印度传统服装，算是入乡随俗，实际上找借口穿奇装异服，自我得意。
我自然会反驳：“到了印度还吃中国菜？我喜欢穿印度服装，受不了，你先走一步。”
丈夫将一把抓住我的手，狠狠地望着我。突然口气变得温和：“请原谅，我心情不对，其实我是想说你穿印度服装不错，可一说出来变了口气。”
我走神了，孟浩结完账，站起来，用手拍拍我的肩。
我对他抱歉地笑了笑。
“和我再散散步，这么一个风和日顺的傍晚，转一转吧。”孟浩善解人意地说。
回辛格上校家，这老头不露面，干着急也没有用。暂时不想那些令人困惑的事，于是我对孟浩说：
“我们去找一家咖啡店吧，听说这一带的咖啡放了香料，很有特色。”
孟浩点点头。
我们出了餐馆，信步穿过街，拂着盛开的九重葛，站在石阶上，夕照从半圆形的拱门漏下阴影，混合着色彩，洒在我和孟浩一身。我突然觉得这个夜晚才刚开始，我不想这么快就让夜晚走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