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非这个人是她装扮，她早就到了？这个念头吓了他一跳。
可能她早就到了，甚至比他还早，她一直喜欢演戏，生活太乏味，她喜欢找刺激，他甚至怀疑她不断经营的胃口也是刺激。
没有约在机场，是他们的明智。机场大如海洋，人一进去，就像一个透明的虾消失在海里。机场的播音恐怖，总在提醒人已是离去时辰。
他回到别墅，却发现她带着礼物在等着他。他打开大纸盒，紫红的中式长衫，丝绸面上梅花，兰草，银闪闪，弄得他眼睛湿了。他在心里说，我永远不会告诉你，我怎么感激你！
穿上这衣服，他觉得身心自由，坐下时，腰自然挺直，她喜欢他手指涂一种几乎看不出来的指甲油，说是看上去美，又能保护手指。这就是你要我成为的形象？他对着镜子问，仿佛她在里面。
穿成这样，去讨饭，准行。她的话让他笑起来。
他问，就这个样儿愿和我一起站在香港街上行乞？
行乞？她重复，然后说，是的。
但是这一刻，他们裹着丝绸的身体揉进了对方光滑的内部。
危险生活的时代
几天前，我搭轮渡来此。
当我站在这房子门前，我知道，我就是另一个人了，像身后的夜色，关上门就不见了。
我脱掉高跟鞋，赤脚，走路很轻，在地板上，跟风拂过草地似的。唯一的声音是窗外鸟啼叫。回廊上有一把藤椅，仍在原地。
接完一个电话，我回到房间，重新坐在藤椅上，拿出母亲的日记。我已经读过多少遍，几乎每一页都有让我胆战心惊的秘密，虽然她写得隐晦。我翻了几页，很害怕，若他如日记里人物一样，或许他也会有我们家男人的命运，仿佛这想法也是对他的一种背叛。
曾经趁他睡着，寻找他的白发，偶尔发现几根，我就用剪子悄悄剪掉。想起当初在另一个城市听到我父亲自尽的噩耗，他想赶来，但暴风雨飞机停开，没有赶得及，他急坏了，说就是那时生出白发。
这个下午，我到房外山上小径上走走，呼吸新鲜空气。想起小时，母亲经常放音乐，大都是她年轻时30年代的老唱片。收放机效果不好，听起来，有种苍老感。母亲笔记本上抄的诗，字迹非常工整娟秀，但是，上面还有好些莫名其妙的符号，纸已经发黄，符号更加神秘。
有一次我问她怎么会抄诗？
“年轻时喜欢------”母亲说着突然把手里笔记本摔在地上。
我吓得嘴唇冰凉。家里花瓶每隔几日都有一束素馨花，盛水的石瓮装掉下的花瓣，最好看的一朵总是插在母亲的头发上。
塔斜下去
漫成成片漆黑的水
一高一低的道路
杂草越过人头，遮住粗壮的树
在一个名叫家乡的地方
留下两种叫声
裹在旧衣里。而另外的地方
他们烧死的纸人
正在游行
我忽然想起来，曾经听到母亲背诵过这首诗。我当时听了很悲伤，觉得这诗太美，危险的美。我问是谁写的，怎么我认不出？母亲调过头去，不回答。现在我又看到了。的的确确是太美，太危险，那青春岁月：母亲的，我的。
男人先死的世界
很闷热，据说全球气温转暖。生物学家已经写文章解释蛙如何由青绿变黄的原因。
点着煤油灯，一街都是，闪烁不定，和以前的夜景不同。他们推推挤挤在路沿上。黑夜里那些人表情平和，穿戴平常。月亮在街正中间，有卖甜点和奶茶的人吆喝起来。男人嘴里含着长烟枪，随意地向女人吐烟气。这儿以前有过战争，闹过饥荒，男人活不过女人。
“你守过亲人死亡吗？”他问她。
她说：“他从二十九层高楼跳下来，除了脑子摔破，全身完好。我赶到出事现场，一直拉着他的手，直到他被送入殡仪馆，我才松开。”
我们将转世为蜘蛛
很多年前我想过来到这儿，如同想吸这儿有香味的草叶，没有行李没有同伴。就我一个人从河里出来，披了件宽大的衣服，赤脚向山坡爬。山坡很高，我从容地向上爬，山坡就平缓下来。
永远凉潮湿，这是一个木屋，屋顶上开了些黄花。我每天一进去就躺在床上，决定此生做很多事，当然也可以不再做任何事。
恍惚中看见你从茅草屋经过，手里捧了金灿灿的花，你把花放在门口，温柔地走近我，我指着自己的心说：“我前世的名字叫阿多妮索，也叫摩登伽，只有你能懂我的语言，明白我的过去，因为前世我过于纠缠你，佛让我失去了你。”
你单腿跪下说：“我的逃离者，这次我们把命运捏在自己手里。我们都有罪，我们都犯了大孽。为此，我们同受惩罚：下一世我们将是最卑贱的虫豸，我们将是蜘蛛，永远在一起，你是那种‘黑寡妇’的贪婪的雌蜘蛛，我将让你吞食我，一口口撕咬吞进你的身体，在一场忘情的交合之后。”
若我告诉你，我前世出生在这儿，你应该不吃惊。如同有一天你读到我精心建筑小说中的一切，你会明白为什么我将这部小说献给你。
不完美的爱才是最美的爱，没有实现的爱才是最稀罕的爱。我是永远无法爱你，所以我到印度来逃避你。看见了吧，太阳出来，越过地平线，你就不在我的眼里了。
2001年11月终稿
2002年冬修订
2008年7月修订
“行者”虹影追《阿难》
李敬泽
去印度，在千多年前的中国是时尚，比如唐三藏，那和尚去取真经，九九八十一难，受够了苦，修成了正果，还写了一本“行走文学”——《大唐西域记》。现在，去西藏是时尚，但如无喜马拉雅山以及护照签证的阻隔，我相信我们也会一窝蜂地去印度。
虹影先去了印度，写了《阿难》，我一边读这本小说，一边想起最近有三个以上的朋友说过：想去印度。他们的表情纯洁、神往，照耀着佛陀的阳光已经提前照在他们脸上。拥有知识、金钱和闲暇的中国人总觉得还缺点儿什么，这一点儿在他们的生活中、在此时此地找不到，他们必须确定某个“远方”或“异域”，在他乡中找到故乡，精神上的故乡。
由此可见，咱们的小布尔乔亚或“中产阶级”深谙精神和物质变来变去之理，去远方，比如西藏，这是个与Money有关的问题，但也是一种精神洗礼，受洗的人有福啦，他会觉得自己的生活和身份都变得特充实、特有意义。
所以，去印度吧，那比西藏更远、更本原，是真经所在。去的时候建议随身携带《阿难》，既可充旅游指南，又可作为情调训练，类似于酒吧里放着背景音乐。
但《阿难》的问题是没找到“真经”。这本小说里，一大帮子人，主要是两个美女都在慌慌张张地寻找一个叫阿难的男人，此人一开始是个令人神魂颠倒的摇滚歌星，但看着看着，我们发现他已经成了巨大的歹徒，类似于赖昌星什么的，于是言情又成了追捕，追呀追，追到印度，结果，两女子眼睁睁看着阿难走进了恒河。
阿难回不来了。这违反了时尚的“精神之旅”的初衷，我们原计划揣着一颗洗过的心回到我们的幸福生活，虹影却像病毒一样搅乱了程序，她等于是告诉我们，唐三藏到了灵山却毒发身亡。作为小说家，虹影利用了我们又打击了我们，她利用了我们对远方异域、对精神和意义的向往，最终却把我们引进了一派广大的空虚：恒河沙数，你是沙中的沙，你沉下去，消失……
这是由佛家语汇精心包装的空虚，它其实正好是我们的心里所缺的那一点儿，在《阿难》中，“那一点儿”用西藏的雪山或印度的恒河都无从填充，那是从我们的历史中、从我们的现代化进程中迁延下来的宿命。
于是，这部神秘诡异的书又是冷厉的、理性的。去印度，不是为了求神拜佛，也不仅是为了找情人、抓罪犯，是为了把故事的纵深推进上世纪40年代：在缅甸对日作战的中国远征军败退印度，一位军官爱上了印度女子，当然，他们的孩子就是阿难。阿难的父母双双死于印巴分治时的种族仇杀，而阿难在香港的恋人恰是当日在印度捣鬼的英国间谍与一个中国大学生的女儿。
——《阿难》又变成了家族小说，复杂的血缘谱系，恩怨纠缠，不是冤家不聚头，这一本烂账几乎具有命运的力量。在命运中暗自运行的是宏大的历史：古老的东方世界在与西方殖民主义的对抗中建立了现代民族国家，这是我们的根基、我们承续下来的遗产，这份遗产中充满激情和希望，也充满迷思和困窘。印度的光荣独立马上引发了血流成河的兄弟相残，阿难就降生于那时，他是遗腹子、是孤儿，在虹影提供的宏大背景下，你不禁会想，他是谁的遗腹子？他是什么意义上的“孤儿”？去印度，阿难也许是为了追寻自己的身世和来源，但如果他最终找到的是当年加尔各答街头的那片血泊，那他又当如何？
阿难就是“难”，困难与苦难，是我们无可排遣、终须面对的精神之“难”与历史之“难”。对此，中国的小说家们从各种角度、以各种策略进行着大规模的勘探，但虹影是独特的，她是“行者”，她从长江边出发，西游行至了伦敦。她不同于住持的和尚，她知道近代以来中国的一切事都可以在与西方的复杂关系中开始理解。
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你要理解西方，可以从东方开始。在一个巨大的世界体系中，你的思想一直向西走，总能回到东边。虹影从英国、从英国统治下的印度、从已被收回的香港，寻踪蹑迹，以刁钻迂回的路径重新堪定我们原初的困境，那是在与西方殖民主义的关系中暴露出来的：既是英勇的对抗，又是自我毁坏，既是成功的响应，又是无可救赎的罪愆。
——虹影像个史学家，而且是我所钦服的那类史学家，她掇拾偏僻、边缘、零散的材料，经一番整编、训练，偏师突起，修改历史图景。这副手眼显然与她的海外“旅居”经验有关，但是，“旅居”也反过来限制了她，就《阿难》而言，对那些活动于此时的中国现实之中的人物，她的描述难称准确，她是有点隔膜了，她很难赋予人物像《K》那样的充盈血肉和无可争辩的说服力。《K》是完美的小说，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它对现实封闭，而写《阿难》时，虹影发现她面对一个向着现实敞开的巨大关口，为了避开读者在这个关口上的严苛核实，她机敏地利用了自己的隔膜，她甚至设法把“隔膜”变为了奇观——
她带着她的人物，带着读者，去遥远、神异的印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