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过了黄河，继续朝西南方向飞，北方单调的哀黄消失了。云层之上，一两个小时全是一样无聊的景致，一成不变的混沌。我坐在靠窗的位子上，喝着咖啡。机舱正在放一部搞笑片，把臭鸭蛋汁涂在郁金香上，当街让路人闻，隐藏的摄像机拍下每个人的怪相。耳机里笑声大震，机舱里却静无一声。邻座戴着耳机却鼾声连连。我早就丢开耳机，拉下窗罩闭目养神，睡意淹上来。
突然，眼睛被一种奇异的感觉撑开，窗缝中切进一剑蓝光。我推上窗罩，竟是无边无际一色净蓝，镶嵌在白如喷玉的雪岭间，莽莽苍苍的雪山世界，好像是另外一个星球。强烈的光芒涌上来，这纯蓝纯白，唰的一下撕裂我的视网膜，美得叫人透不过气来。
我赶快坐直身体，贪婪地扑到玻璃窗边：帕米尔！这就是帕米尔！飞机正在越过世界屋顶，像一条沉默的大鲨鱼，擦靠着怪石嶙峋的海底慢慢巡游。从空中看，那远远的高峰弧线弧形，漫漫无垠，昆仑与兴都库什像两条巨蟒缠结。掠过机翼，昆仑山远远不止2500公里，如一个巨大的军团，悄无声息地环绕整个地球沉沉行进。我往下看，看山与山之间的幽幽深谷，我觉得身体轻轻浮起来，意识轻得干脆消失了。一刹那间，恍然整个人已经离开飞机，飘在空中。
我忽地猛醒，赶快抓住座位把手。难怪世界上那么多人，不管是不是信徒，热衷于到印度“朝圣”。翻过了这些人寰之外的雪峰，还有什么不是神圣的？难怪苏霏会生拉活扯地要我作此行，她精致的脸此时露出得意的浅笑，说你看你看，明白了吧！
为这一瞬间的灵魂出窍，我得好好感谢她。我打开超薄便携电脑，点开网页，写了一大篇，才想到飞机上不能接送电子信，只好悻悻作罢，放进待送件里——此情此景，最好即刻公诸网上，不然什么时候才有如此飘逸的兴致？我们的生活已经结实甜腻有如一块咖啡色的巧克力。
一个星期前苏霏从香港打来电话，要我写一本印度之行的书。她的要求很模糊：说是可以像传记，也可以是采风片断。
我说什么“传记”？是游记吧！这几年出版界弄出个行走文学热，邀请一批作家黄河抒情，东北三省采风，西藏跋涉。给了脸面请我，我不应该摆架子。但是，写书在我一直是很痛苦的事：我的整个写作生涯，从来没有什么创造兴奋，如痴如醉地狂书只是别人的福分。我经常像临盆半个月生不下孩子的孕妇：万般难受，还得控制自己，不要发疯。一整天下来只写了几页纸，没有一字满意。端坐在桌前，觉得还不如世界末日降临，让全世界，让我本人，还有这几页烂字，全部在地狱之火中灰飞烟灭。
或许像我这样有终身“笔障”的人，做作家实际上是自己找罪受。灵感如久等不到的情人，精子不游来如何结果？跑到外面去疯，几乎就是承认自己久已绝经。至于与几个从无来往的人合写一套订做的书，就像参与拍一部“贺年片”，别人没笑，自己已经觉得太贫嘴。
苏霏在电话那端，一声不响听了我一大通不咸不淡的话，然后不紧不慢地说：“就你一个人去印度，写不出来也没关系。”还没等我说话，又说，“那个地方终会在你手心里热起来，是魔呀！”
我从来没听人约写不出没关系的稿。魔？到佛国找“魔”？我轻轻笑了。
她说：“别只顾笑，你一定得帮我这个忙。我早就跟你说了，不能光顾着写流芳百世的大部头小说，你应当包写专栏，写作就会像走上新轨道的车。得让一叠定货单逼着你。我知道你不信，这次算试验：你一路写，星云网上保持每两天更新连载，香港《每日半月刊》每期刊登，最后成书也是‘每日集团’出。”
苏霏是《每日报》执行副主编，星云网的CEO，“图腾影视公司”董事长，在香港算得上媒体顶尖级人物，著名新经济女强人。她一谈实的，我反而仔细听了，倒不是贪利，而是听传媒人谈艺术特别难受：不是说他们谈艺术外行，这些聪明人物比我们文人智商高得多。只是他们一谈艺术，总让人觉得话后有话，听他们谈“条件”，才揣摸得出真心的程度。
苏霏认真地说：“内地出版社一般只出三万人民币预付金，最多也就是五万人民币，我们预付你二万美元作旅费，稿费每次发表都付——每次都是一字一港币，怎么样？”她又加了一句，“名家嘛！”
“别乱捧了！大牌作家多着呐，为什么我去！”我反问。其实我有点心动，不仅是钱的诱惑，而是苏霏非要我去不可的决心，以及如此高价的抬捧，的确是面子。我不是超凡脱俗之辈，有预付金，有稿费，我得养活自己。我并不清高，也没人稀罕我清高。我心里明白不可能顶住这个诱惑，嘴上还是不肯应承。
她在电话那端声音变甜润了：“如果阿难在印度，你的‘笔障’不就烟消云散了吗？”
我和苏霏谈话，一说到阿难，气氛马上不同。看来苏霏真急了，不让我讨价还价，就亮出了杀手锏。来得太突然，却让我怔住了。
苏霏猜透我在想什么：“你是傲慢的极点，谁对你不感兴趣，你才对谁有兴趣。阿难也是傲慢的别名，只愿见对他傲慢的人。你们俩不想比试比试这劲头？”
我嘴上支支吾吾，心里格啷一响，懂了，原来这姑奶奶是要我去追着采访阿难，难怪她说书可写得像“传记”，我还以为是她口误。
阿难是我十五六年前崇拜的对象，那时青春年少，阿难是“异类第一”的摇滚歌星。闻名中国正当红时，此人突然告别艺坛，去做别的事。
我一直都没有缘分结识这个奇人。自从和苏霏认识成为好朋友后，关于这个人听得实在太多。她自称是阿难“第一迷”，是香港传媒最早到大陆采访阿难的人。没有明说的言下之意：她是这位天才的发现者，甚至她是阿难神话的创造人。
我说：“好苏霏，不用再说了。我得盘算一下，看看手中别的事能否让路？半天后给你回答。”
“行。这条电话线给你空着。就等你一句话。”
我再次说：“半天内一定给回答。”
结果，不到一个小时，我就打电话过去了，说我同意去印度，而且第二天就可以出发。
我听见苏霏在那头得意地笑了。
“我知道你是爽快人，和我一样。”她让我第二天上午到机场取了票就走，机票早就定好在我的名字下，回程OPEN头等舱。
这个苏霏，早猜到我不仅会同意，而且会抛开一切，马上就走！我佩服得想马上放下电话，以免她从这根细细的电话线，又揣摸到我的什么心思。但是我必须向她提出一点，关键性的一点：整个旅程，一切用电脑联系，便于文字直接在网上连载。不用手机，免得双方一时贪图方便，放弃了网络文学的特色。
我这么要求当然有我的考虑：我希望有一点独立行动的自由，我不想完全被她拽住缰绳。
苏霏没有想到我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但她是“网络皇后”，兴趣恐怕被勾起来了：“行，我们来一个创新的‘网上文学旅游跟踪采访录’。但是，每天至少一两次联系。”
“总不能让读者都看到我们的网上传情吧？”我笑起来。
她也乐了：“当然，不会全部公开，要编辑一下。”
“那就好，”我说，“谅你也不敢公开。再见，我去整理行装。”
“别着急。”苏霏好像放下一桩心事，突然来了谈兴，“别放下电话，我们姐妹俩聊聊：我这刻儿正高兴。写历史的小说都缺少冲击我的电波，甚至你的小说，写得不错，但我总觉得差了什么。你可以让一千个亡魂与你的小说一起震荡，可是对我无用。我只听到房外刮风声，看不到房内人暴戾的心。”
“阿难现在在印度做什么？”我不客气地打断她。传媒老板又谈起艺术，而且语言尖刻刁酸，好像存心拿吃文字饭的人开心，不断提醒我世界上最容易不过的是当文人，作家诗人只是图虚名的懒人而已。
苏霏话锋被我挡开：“这点不重要。”
“你怎么知道阿难在印度？”我紧追不舍。
“猜测而已。”她语气中听不出任何不快，“如果撞上异乡奇遇，岂不是妙事。”
我知道她不愿意深谈。暂时到此为止就可以了。于是我问：
“那么我去干什么？”
“那儿雌雄孔雀都渴望你，嫉妒的叫声，我在香港听得耳膜痛，你的笔落进万丈地狱也会开出三十六朵莲花。”
我当然明白苏霏的讥讽，真正里手行家才会懂得花刀高招。苏霏击中了我的要害。我已经手肘撑着下巴，在笔障前痛苦了几个月，不，几乎有一年了。有时候，我觉得我的脑子已经成了化石，我的写作生涯，也得像我之前的许多作家，尤其是女作家，远远未到更年期，就结断了创作激情。
我当然不相信在异乡会找到我的灵感，只是苏霏——这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女强人，她或许是我的催命鬼。看来我不写一本她要的书，封不住她讥讽的舌头！我没有再推却的理由。
所以，今天我飞越帕米尔，实际上是被命运突然抛过来。
虽然我如每个孩子，曾幻想某一天能够到印度去。掐指一算，这梦做在十几年前，还远一点，应该在二十五年前——第一次从书上读到“三魂六魄，早飞到爪哇国”的句子，我实在神往不已。爪哇当过世界上最远的地方。《史记》里印度有个吓人的名字，叫“身毒”。要到印度光是灵魂出窍还不行，还要有追索的韧劲毅力，那是玄奘去的地方。二十五年前，我还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女时，有一天读完《西游记》，我在学校的世界地图上找它。怎么也找不到，原来正是我的手按住的一块铬黄色三角，我一松手，它就像一张大地毯神奇地飞落在我的心里。
那时我还是个穷人家的小女儿，整天担忧马上新学期到，我该用什么办法，在家哭闹，还是求灶神爷帮助，才能弄到学费？那个早晨天麻麻亮，我跳出被窝，一溜小跑去排队等菜，拿着的菜票却被风吹掉了，我只好惊惊乍乍地一路顺风找，有了菜票才有菜，没有菜就用酱油泡饭。生活艰辛，日子难过，我忘了远方异国名称，那两个音调神秘的字，就此少了一些魂魄之旅。
后来，一个人离家远走，出门在外，多少辛酸化一纸文字，为生存，从一开始我就违心写一些自己不喜欢的题材：写作成了劳作，枯燥累人。有时自己写的东西自己看了都恶心。那种年月，忘记做梦是当然的。偶尔回想生命里的人和事时，会觉得我失去一些宝贵的东西：其中有些东西似应有却无，正因模糊而更宝贵。
飞机就像我每天面对的书桌一样平稳！不用敲击电脑，我用大脑写，我最喜欢不记下来的写作，那算得上最冒险的写作。机窗外是皑皑雪原，白得不应当任何笔墨文字玷污，再看那云海，一波一浪拂在我的裙边，已经开始有几分像模像样的温柔。
我一改上飞机前的三分不情愿，开始找理由说服自己：这是我本来就感兴趣的题目。起码这次旅行我并不是为稻粱谋，也并不完全因为苏霏是我的好朋友。她电话里提到的人，正好也是我一直想见的，或许真会在印度。况且，为朋友写作，比仅为谋生写作要愉快得多。
艳妆的空中小姐经过，拿走咖啡杯，留下浓烈的香水味。突然白雪消失了，立刻蓝天也消失了。飞机过了帕米尔，又进入一片云海，想来下面就是印度，那温度，那潮气，已经变成了厚厚的云层。那些平原河流的土地，突然变远，只剩下心里一个罩在迷雾中的国土。我高兴起来，想想吧，我竟然在飞往印度，这个中国人很少去的神秘近邻。
我起身，走动一下，看一看后面机舱，黝黑皮肤的，白皮肤的，就是没有几个黄皮肤的。西方人我无法从外貌瞧出究竟，同胞我眼光一扫就明白：不是商人，就是官员。商人说话大声，衣着看来随意，却全是最贵名牌；官员一身西装革履整齐，像用尺子画的，有意莫测高深，沉默为金。尽是些人模狗样的干活，不值得看第二眼。我坐回去，或许，我是唯一的旅游者，真正的普通中国人的代表。
下午五点四十五分准时到达德里英吉拉甘地机场，机场设施不差，能镀金镀银的地方全晶亮闪闪，地面光滑，两个清洁工跪在地上擦，后面站着一个人，双手抱在胸前，目光炯炯，制服上金穗闪烁。我明白是监工。如此公然摆出阶级分明！不像其他国家，至少遮一点羞。
过海关后，我拖着我的全部行李——一个滑轮行李箱，很快到了出境大厅，有个二十四小时服务的国立银行，在申请签证时拿的旅游资料说，应该在这个机场唯一的银行用美元换些卢比。排队时看见美元对换卢比率是1:45，我决定先换200美元。
放好所有的甘地头像，刚到出口，好几个男人热情地拥上来，团团围住我：
“女士，我们的车最豪华，最实惠。”
“我们有便宜又舒服的旅馆，包你满意。”
我边说“对不起”，边往外挤。
天已暗下来，早有朋友警告过我：请警察叫出租才安全。果然，一见我朝十来步远的警察走去，围着我的一伙人很不甘心地散开，嘴里仍嚷嚷，又去拉别的客人的生意。看来我关于此行的家庭作业有用。
出租车把我带到位于城中心詹帕斯路上的帝国旅馆，苏霏给我传来的电子信里说早就订好的。在车里我感到极累，到旅馆后反而兴奋：房间干净宽敞，床太舒服，掀起床罩一看，竟然是绳床，编织结实美观，好像印度最好的手艺人是做床的。有细纱蚊帐，楼层高，应当没有蚊子，想来是增加浪漫情调。还有冷热空调和热水，满房间仿古董的银器、桌子和柜子，包括专供上网的专线，隐在柜子里的电视冰箱传真机，布置得典雅精致。
我坐在床边，很想躺下睡个好觉，可是我不能睡，心里搁着事，得做了才行。飞机上吃了饭，不觉得饿，我取出电脑，插好电话线，添加了一个新德里的因特网连接方式，不到五分钟完成整套程序，就给苏霏发电子信。我告诉她我到了德里，谢谢她为我订的这旅馆。
送出这信，五分钟后我收到苏霏的电子信：我的小姐，请上星云网的“专访对话”室。
我按了一下她信中给的网址，就上去了。
苏霏的中文字打得特别快，好像从她嘴里直接跳上屏幕似的：
“不用谢，旅馆特价一夜300美元，一点小意思：新德里旅馆费由我这儿出。”
为什么让我住这么个五星旅馆？苏霏常说，在香港住什么旅馆显示什么等级，最讨厌这种市侩气。她这么个趣味清雅的人，现在为什么如此做，是否认为我会感恩？
“为什么此地五星旅馆贵如巴黎纽约伦敦？”
“最高消费价格，全球差不多。尽情享受吧，让你爱上德里。”
“发给你飞机上所见，算是游记开场白吧。请指教。”
“第一读者谢大作家。”
“白天阳光太眩目，此时只有月亮。”我走上正题，“异乡歧途，何去何从？”
“愚者不知难，亦不知无难。”苏霏仿佛早就知道我会发问，来了个以虚挪实。
“您老催眠有术，我睡了。”
“脱衣吧，旅馆的水既香又性感，高枕无忧。”
我将她的聊天室存在收藏栏里，以便下次上得快一些，就关上电脑，套上漂亮的丝绸拖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仔细一看，床罩的流苏，像鱼鳞似的闪亮刺银。苏霏谈玄，可能原是准备告诉我一些事，突然改变主意了，不接我的茬，不想告诉我任何情况。想是她知道今夜说之无益：这个苏霏从来就是绝顶聪明人物，一点即透。
好吧，忘了那个鬼阿难，说不定他根本不在这里。
正中下怀，那么我就会很轻松，好好看看这国家，尽兴玩。沿着与佛陀有关的圣地走，先到鹿野苑，再到舍卫城和蓝毗尼园，最后沿拘尸那罗到那烂陀大学，看完后到加尔各答，然后打道回府，这一路火车都通，整个旅程或许可以花上十五天或十七天。还有亚格达虽然不是佛教圣地，但有泰姬陵名胜，顺道而来，不去对美人不恭。这样不愁写不了一本异国情调的游记，就可交差。
我打了个呵欠，脱掉已经有汗味的衣服，推开浴室，吓了一跳：浴室几乎有一个双人房间大，浴盆也大，周围三面全是亮晃晃的镜子，灯光柔和妩媚，好像我在一个展览大厅里洗澡，我瞪着眼睛看自己赤裸的身体，不好意思起来。
放好水，我钻进水中。水真的淡香，非常清新，和一般旅馆喷的香水味不一样。我心里纳闷，不明白苏霏怎么知道这里水香？第三世界的五星旅馆，价格虽不菲，服务毕竟更值。
我微微仰起脸，身体在水里舒服地漂了一下，活像一个被拉下水的腐败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