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来天已亮，我掏出枕下的手表一看，才清晨五点。我清楚地记得夜里的梦，近段时间夜夜重温：一幢旧房子，大木门外带斜坡的空地，夜静如纸。穿黑衣的守灵人，看不清是男是女，在一个棺木旁边跪着。守灵人背对我，铁皮壳的煤油灯，还有几盏菜油灯，燃着灯线，光点点如豆，风吹得一摇一摆。没有哭声，也不说话，但我感到和守灵人共分悲情，我在这人身后跪下，再三伏地揖拜。一旁的白花在凋零，像纸钱一样飘落，随着风声聚集到我的脚下。
那棺木里的人肯定和我有关系，而且关系不同一般。
我的母亲七十六岁，一直多病，但还顽强地活着。我父亲两年前老而寿终，骨灰一直放在家里，在2000年8月骨灰才安葬在山城莲花山，也就是五个月前，那个天光晦暗之日，细雨纷纷，山上云雾缭绕，松竹茂盛。
我和姐姐哥哥们一长排恭立在父亲的新墓前。做法事的老先生，让我们转过身，掀起后衣角接他远远扔来的米粒。说是接得多的，祖先在天格外保佑，财源滚滚。结果我接得最多，三亲四戚轰然祝贺我，要我好好保存。
我回家却把所有接到的米，放在水里淘了淘，美美地做了一顿粥，让父亲的灵魂多溶一些在我的血里。
而五个月后，今天，2001年1月18日清晨，我独自一人浮出睡眠躺在床上，感觉到德里在帝国旅馆窗帘后展开的曙色。
我不敢睁开眼，怕那残留的梦痕会一扫而净。如果棺木里是父亲，想通过这个梦，传递给我不让别人知道的信息，岂非又让他失望了。父亲眼睛有病，在我生下后，就不能在行驶长江的船上继续做水手，在我长成一个少女后，双目完全失明。盲人和我所不知的世界相通，他的感觉特殊，胜过常人。
不在人世的父亲，看见在德里的我，知道我陷在迷津里，他会请善人给我帮助，他甚至会不惜跨过生死之界，伸手给我。
我要去的世界在旅馆之外，附近几条街很干净，绿树成荫，玻璃墙面的摩天大楼互相辉映堂皇，与全世界有面子的大城市一模一样，现代化被擦得铮亮地展出。
往北走，到康诺特圆环，才杂乱起来，印度起来。到德里老城区，旧德里，方觉得来到一个有自己历史的地方：一股强悍的生命之气，磅礴而来。这个17世纪古都，残存的赭色城门、窄小灰暗的巷道，稍不经意就能引出古色盎然的寺庙建筑。七八种花有顺序地放在大竹箕上，新鲜晶莹。各种颜色的辣椒香料摊，香味浓得眼睛睁不开。
我最喜欢那些神秘的瓶子，黄铜器皿，长柄汤匙，驻足观望每一种新鲜色彩，女人艳丽的沙丽，从头到脚闪光的银饰，我手痒痒的，想去摸一下，沾一下那溢出的快乐。蓝得透明的天，把心气掀得大大的，装得下任何生猛的色彩。
看来是旅游旺季，一街外国人，外省人，满是走路左望右望的人，披着棉布或丝绸的小商小贩，面含微笑，手拿着玻璃石头银器的项链，追着游人，劝人买这买那。
“不买。”
“没问题，拜拜。”他高高兴兴走开，追下一个。
印度英语听起来像含了枚橄榄舍不得吐掉。这地方，有一个大好处：我生平第一次不必为自己乱七八糟的破英文脸红，而且到处可用，不必再学几句必要的当地语。
我回到旅馆吃中饭，心里却七上八下，越来越不踏实：苏霏花这么大力气，就是让我写这种鸡毛蒜皮的观光记？一整街的红红绿绿，浓烈刺鼻的香气怪味，这个快快乐乐“没问题”民族的问题，我有什么能力理解？
突然我想起苏霏的话，那假装禅机的句子，“愚者不知难，亦不知无难”。也许这话头大有讲究。我没来得及填肚子，就在电脑前坐下写电子信，也学她的玄秘腔调：
“索非索，欲索何索？”
这时房间里电话铃响了，吓我一跳，我走过去拿起电话，听到苏霏的笑声。
“摊底牌吧，要我做什么？”我直奔靶心，想抓个巧准。
“你认为我想什么？”她反问。
“你说过是找阿难。我当然不会相信。”
“你如我想的一样聪明。”
“好吧。到底要我做什么？”
“就是找阿难。”
“我的老天，是真的！”
“当然说一无二，我是阿难迷。”苏霏说。
“阿难到了印度？怎么可能！难道他真认为自己是佛陀第九弟子？我只听说他在泰国的寺庙妓院间出没。”
“我请你帮我在印度找。全世界知道阿难事情之多，你我数一数二。”
或许真是如此。我到香港，苏霏到北京，她都忍不住要好好招待我，请我吃饭，目的却是谈阿难。我成了馋嘴的牺牲品，我不由得对自己冷笑了。
“印度人口已经快到十亿。你要我这个外国人在这儿找一个人，我去找就是。要能找到，岂非天方夜谭？”
“还没有找，你怎么肯定找不到？去找，就能找到。”她语气竟然有点生气，“一有眉目，请给我打电话。”
我想想，摇摇头，这个苏霏肯定疯了！最先她没有直接说让我去追着采访阿难，我以为是个幌子：她只是让我随意写印度，给她的星云网来个时髦新招。现在却翻了过来，写作成了幌子。目的全变了，我是来给大款儿苏霏当差！她雇我做私家侦探，用作家旅行的名义，找她想找的人。
“我们说好不打电话的。”我也严肃起来，“我们是做‘网上文学旅游现场跟踪采访录’。”
苏霏有点不好意思了：“你正好住进我订的旅馆，顺便通个电话。今后就不会有这机会。”
我被堵得说不出话。
她口气一软，甜甜地问：“怎么，坏东西，你不愿意听见我的声音？”
我重新上街，这次包了辆出租。新城旧城都瞧瞧。五六条街下来，印象完全不同了。街道之脏，实在无法恭维，臭气熏人，屎尿血污的月经纸就扔在大街墙边，商店、餐馆卫生条件也不好，墙纸和桌椅油腻黑污。出租车司机载上我这个外国人，故意绕着城跑。我明白过来，就付钱下了车。
我有点口渴，走到一小店门前。店主说，小姐喝水，买封死的听装，比瓶装贵一点，但确保是原装。瓶装的说不定是重新灌的。我要了一听可乐。店主收了我双倍的钱。我指指他墙上的标价。他不太好意思地笑笑。
小偷可能穿行在人群之中，就在我左右。我将随身小包拉链朝前。小巷子涌出臭气，小孩一丝不挂在垃圾堆里打滚，也不怕凉风感冒。乞丐裸身只裹了一根脏脏的布条，赤脚跪在路边求讨，有人干脆睡在路上，可能已经病得奄奄一息，走过的人视而不见。
我渐渐丢开了异乡人免不了的不安全感。这里少不了欺生斩客，但是老百姓，连骗人也少一股歹毒劲，骗到一定程度，不会欲壑难填。
这天星期四，而我感觉已经在此地经历了许多个星期四。
凡我经过的地方，眼睛扫到的人，都没有我的目标阿难。
我边走边在心里骂苏霏，派我找阿难，疯子才想得出的计划！当代文化的神经质，赛如中世纪疯魔的喊魂狂！一旦大众罗密欧跑了，天下朱丽叶都大把吃错药。怎么想得出来阿难会在印度？就因为这个唱歌的人心血来潮捡了个佛经中的名字！看来，这个艺术界名记苏霏，对吃艺术这碗饭的人还是没有完全看透。
不过，对疯子，安抚安抚是应该的。
苏霏并没有线索给我，我找过了，就好向这个姑奶奶交代。如果苏霏真是要采访，见不到阿难也一样可以采访，我写了半辈子小说，编这点故事的能力绰绰有余。我的笔障，不是因为写不出故事，而是写出的故事没意思。任务一旦明确，有人专门要这个故事，就好办。“文化大革命”中长大的中国人，办一点含混事，说几句双关话，是小学里就被教会的看家本领。
于是我坦然做起逍遥观光客，沿街边骑楼赏心悦目起来。
一家工艺小店，油纸蜡染布、骨雕木雕印度教的神像，色彩狂妄地大红大艳。神像个个凶悍，个个怒目瞪视，最扎眼的是一个雪山前的印度神，坐在莲花上。我多看了几眼，感觉身体在下坠，怕被施魔念咒，赶紧低眉顺眼。有个扎白头巾的吹笛人，跟着我走，眼睛瞟着我。他吹的曲子像有妖术，我转过身来跟着他走。
就在这时，我看到工艺小店一旁的墙上有个尺方大暗红色招贴，立即回过神过，停下脚步。一个头像占了广告画的百分之八十五，模样很熟，眼睛有些凹，长鼻梁，嘴唇紧抿，神情略带点轻蔑。说实话，不是太能看得清楚。因为招贴上粘了大小不一的纸片，一些出租房子、医怪病的广告。我走上前去，尽量撕掉一些，再看那招贴，倒吸一口凉气。
可不就是阿难吗？
不可能，怎么会呢？这好像预作广告的凶案。
我再仔细看招贴上面的时间，一排腥红的阿拉伯数字，已过去一个半月了。
我见到过阿难的照片，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他的面相在中国人中很突出，在印度却像生在许多人脸上。
我在招贴前犹豫了半天。招贴上面有几个印地文，槟榔的黑芯，加芒果色的框，这种天书的拼法，我在北京临行时恶补了一小时，现在只好拼命回忆。最后，我看出来了，招贴上写着Ananda的音乐会，Ananda，不是汉语拼音A Nan。
不过阿难这名字既然取自佛经，如果他来印度，当然会用梵文“原名”。
就这么点线索。
阿难突然凌虚显身，让我手心额头发凉。这么说，苏霏并非完全捕风捉影，她尖刻的话“去找，就能找到”，也不完全是大小姐耍弄下人的脾气。我脑子开始糊涂起来。
我很想将这张过期音乐会广告撕下来，可是不敢造次。在中国自然而然的事，在这里倒要三思。图上的阿难并不像在妓院鬼混的人，头发留得极短，短到不能再短的程度，的确像在寺庙里长住参禅过，眼睛清亮，一般人没有这么一双眼睛。看着他棱角分明的嘴唇，我心里骂了一句，不得不承认他很性感。
我曾经对他的许多事感兴趣，他该是四十八九的人，如果真是1950年出生，就该五十一岁。可是这张广告上的男子看上去只有三十七八，最多只有四十的样子。
女人不同，天天在变。比如我，实岁三十八，虚岁三十九，再也见不到我十八九岁时的眼睛。那时有担忧和恐惧，眼光却是一尘不染。现在我的心已经不可能清亮。干我们这一行的，对任何人任何事，都要警惕。要处处设防，眼睛就得罩上防护套，不让人猜出我的心思。
我转回身再看照片，觉得不可能是他：经过这么多岁月玷污，阿难的眼睛，绝对不会依然如此清亮。
我记得不错的话，他在北京上小学中学，在云南当过支边青年，1977年恢复高考考上中央音乐学院，后以生病为由退学。原来应当有个本名，总不至于从小就叫阿难。我听说过他的真名，过耳之风，一时忘了。
70年代末参加北京的一些“地下”音乐会演唱，仅在朋友圈内。80年代初他组成自己乐队“自我学习”，在小餐馆小旅馆及俱乐部中演出。当时他的乐队中有一名西班牙青年打贝司，还有一个学中文的德国帅哥吉他手。那阵子我对北京一些乐队的此种恶习很不以为然，认为是拿几个西洋流浪艺人卖野人头，所以一开始我挺讨厌他，后来才注意听。
我有他昔日的两盒音乐磁带：《长河不落日》和《烟花雨印象》。这两盘带子如此风格异样，我弄不明白怎会是同一个歌手推出的。
《长河不落日》是典型的西方摇滚。那时大家都摇滚，而且都重金属。可是他的乐队摇滚就是比别人地道，乍一听，还真听不出是东方人做的，彻彻底底的西方刺激。在当时，“自我学习”与“唐朝”“眼镜蛇”“ADD”号称中国摇滚四大乐队，我觉得只有“自我学习”可以乱真。
苏霏认识阿难时，才80年代初，那时像阿难这种人还人人侧目，认为是社会祸害，地下音乐圈子尚未形成气候，阿难的大名尚无声无嗅。
苏霏是第一个采访他的香港记者，写文章评论，说他“气质反叛，个性突出，有自己的理念和乐感”。苏霏尤其击节称道他的歌词敢于展开敏感话题，比如自由与性。那篇著名的乐评，结于当时听来太挑战的词句：“经历过世代劫难的中国人，你们害怕听到心中的回音！”
读到这篇文字的国内人，觉得荒于其唐，过甚词，著文批驳，随手嘲弄的不在少数。但是阿难的名声就由此而起，苏霏的奇评成了定评。
80年代中期我就收集过阿难的音乐，原带录制的质量就不好，翻录后质量就更没法说，剩下无边雷鸣。他的重金属过于扎实，听得我心焦气躁。只是人人都说胆大，我不听就跟不上时髦话题。
不过我一直没有发烧到赶去听他的演唱会。好几次下决心去体验一下究竟如何实地遭雷击，结果每次有事都放弃了，也许我这种诚意的听众反而怯场。
等到我真正迷上阿难，他的音乐会却开始多灾多难，经常突然临时取消。所以我一直没有见到过他，甚至无台下遥望之缘。
1986年批资产阶级自由化前后，空气比较紧张。早早听说了阿难已经解散“自我学习”，潜心苦练，两年后东山再起，从南方五城开始新一轮演唱会，即将移师北上。我托人找票，费了许多人情，也没有弄到。最后还是一个朋友仗义让出一张。
那是个春天傍晚，柳絮与沙尘暴纠缠不清，我披了条纱巾，赶往北京体育馆。我正点到的，体育馆里却早已人山人海，无法到自己的前排座位，只好和所有准时来的人一样站在座位后面。我没有带望远镜，只是远远看到阿难长发披肩，手抱吉他，静静地坐在那里，一柱光打在他身上。伴奏乐队更在半暗中，几乎不见人。他不穿当时歌手流行的绿军服，而是与普通大学生一样装束，牛仔裤白衬衣，套件薄绒线衣，不修边幅地卷着袖子。
他先说了几句话，声音相当低沉，笑容有点腼腆，说的什么，却听不清。当时的观众一说摇滚，情绪就像汽油点火。灯光突然聚亮，乐器爆响，全场山呼海啸潮涌起来，第一首歌几乎埋在呼喊之中。还没有唱第二支歌，就有女孩子拥上台去献鲜花，送手绢抛飞吻，用手和脚打着拍子，有的还站在座位上跳。
哪怕没有听清楚，我也感到奇怪，因为我发现阿难的“重金属”风格差不多全消失，已经转向低吟慢唱。虽然听得出摇滚的底子，却没有煽动的重击和夸大的动作。这满场狂乱的歌迷几乎没有人明白他们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音乐。也许观众没有听懂，也不需要听懂，不过是借机起哄而已。
没有唱到几首，警察就冒出来，体育馆门外街上都是警车。突如其来的广播声音不知从哪里发出，说是人太多，空气不好，已有人晕倒，为了安全起见，请观众服从指挥秩序井然地离开。
观众不肯，但台上麦克风叽嘎一声就此不响了，当然没法演出，观众被警察引导着离开。台上阿难及乐队已经在心平气和地收拾乐器，警察不让任何人靠近。说是为了阿难的安全，这倒也不假。观众们聚集在体育馆外马路上，等着阿难。天下起雨，观众还是等着，不知为什么没有等到。我原想有个借演出后采访的名义认识阿难，本来希望就不大，现在当然作罢。
那是我第一次看阿难的演出，也是唯一的一次，此后，他就从中国摇滚迷的视野里消失。
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转录到阿难的第二个盘子《烟花雨印象》，真的如我在他的“音乐会”上听出来的：爆发的火山坠入了海底，看得见的是一片澄碧的幽蓝，深海不波，岩浆的帷幔沉下包裹洪荒的力度。“学习”得真不错，“自我”也出来了。如果说东方人可以有自己的摇滚，我认为阿难走出了一条路子。沿着这条路，阿难甚至可以给西方人一点新的启示。
但是，他就在这个时候中止了歌手生涯。就像那天的音乐会，没有几个人能理解中国摇滚史上的阿难。
苏霏1995年秋天认识我时，证实了阿难的确自那以后没有在国内公开演出过，只有几次在朋友开的酒吧和饭店演唱客串。国内听众只知道重金属乐队“自我学习”的主唱歌手阿难消失，他们并不奇怪，因为“唐朝”“黑豹”里的人物也一个个消失。人们已经习惯：歌手不蒸发让谁蒸发？
只是，我实在不明白：十来年，他一直拒绝重返一度享有盛誉歌迷如云的中国艺坛，竟在这个莫名其妙的德里唱起来了？
这不可能是他！
我背对广告走了几步，活动一下，看看四周，席地而坐的年轻妇女在嚼槟榔，互相笑骂。靠着邮筒睡觉的人，居然大声打着呼噜。对面路上，出现了一个少年吹笛人，他的眼睛黑又亮，头发鬈曲，他吹出的曲子非常哀伤，让人落泪。
怎么和阿难的歌有些接近？
好像一切都在提示这个人的确存在。莫非我也得像苏霏一样疯狂不成？
工艺小店门前，经过的人大都是游客。我找了个不像游客的本地人询问音乐会的事，第一个人回答不了，却去拉来第二个，不久就是一堆人，个个都热心，个个都尽心尽力，不说清楚决不离开。英文夹着不知道是印地语还是什么语，而且互相激烈争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对我那么热心，就耐心地听吵吵闹闹，最后他们总算在一个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广告上写的演出地点在某某地方。
我抄写在本子上，大家都点头证实不错，还帮我招了电动三轮车。
没一会，司机把我带到演出地点。大门虚掩，我推门进去，左右一望，竟然无人。大厅的过道一直通向内门，一排排空椅。舞台奇大，很像个舞场，装饰巾巾片片的，色彩俗气，图案太风格化，看着累得花哨。
“有人吗？”我连叫两声。
有一微胖的小胡子出来，穿着二排扣的白礼服：“小姐，晚上七点才开张，此刻是整理时间。”
我说：“请问老板在哪里？”
他说他就是。
我讲了有个中国音乐家在这儿演出过，两月前了。“他叫Ananda。知道他在哪里吗？”
“是有这么一个人，但不知道是不是你要打听的那个？”老板说话犹犹疑疑，摸了一下小胡子。
我描绘了阿难的年龄和长相。
老板的声音肯定一些了：“好像有过。”
“唱得怎么样？”我好奇地问。
“唱的是英文，他的歌我们不懂。只演了一晚。那人差点跟乐队吵起来。两边合不上，乐队是临时拉起来的班子，他说印度乐师应当跟得上他的节拍，实际上相差太远。嘘声太多，很失败。不明白那人怎么要来演唱，他是你什么人？”
我不说话，阿难的失败，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我都不乐意听。
“是你情人吧，小伙子很俏呀。”
老板拿我消遣，我赶快抓住这个理由：“就是就是，我要找到他。请你回忆一下，这个中国歌星住什么旅馆，之后去什么地方演出？”
老板也认真了，严肃地说：“这个我可不知道。”
“请千万帮忙。”
“你刚才说是中国人？哦，不对，他像个乌兹别克人，哈萨克人，总之不会是中国人，我们这儿从来没有中国人演唱，听众也从来没有中国人，你这样的旅客一年也来不了几个。”他话锋一转，“所以你是我们今夜的贵客。快到时间了，留下来看演出好吗？”
我看看手表，才五点半，离七点开张早着呢，他怎么会说快到时间了？
见我看表，老板笑笑：“你才到德里吧，过两天你就不会看手表。表没有用。你瞧，我们都不戴表，因为我们心里有个表。”他诡秘地眨了眨眼。
他这么一说，我决定留下来看看：阿难十五年后复出的地方，尽是些什么样的表演。
离演出还有一个半小时，我打算到外面走走，吃点东西。一出大门就迷路了，照着地图走，没用，仿佛德里所有的街道在这一刹那变得一模一样。我没有办法，靠着邮筒，眼帘合上，睡意袭来。
我使劲掐手指尖，过了好几秒，才感觉到痛，努力睁开眼睛：有白衣人用板车推着一个有许多抽屉的雕花书桌，桌面还可以折叠起来。
我跟上，和白衣人对视两秒，点点头，他目光往上，我跟着这目光，看到蓝花花的天，有一条奇长的白线挂在空中，是飞机驶过吗？因为没有风，才久久留在那儿，划过了整个天空。从来没看见那么长的线，从地那端迈向地另一头。
再低头，奇怪得很，书桌和白衣人不见了。周围都是比我皮肤深黑的人，一个包头穿着裙子的耍蛇人把一条花绿绿的蛇伸到我跟前。
我看四周，左边是甘地博物馆，街名也恢复了。太阳落入地平线，远处的红堡，映着霞光，很美。甘地火化时太阳很久才落入地平线，他的骨灰撒在河里。不少外国作家把他骂得很惨，认为他阻止了印度现代化进程。我不了解印度，恐怕在这儿住上几年也没法了解。
我突然想起来，第一个对我提起印度的人，是我的父亲。父亲当时与我一起坐在长江边上，他说到印度，一脸肃穆。他在老家被抽当壮丁，后来弄错了籍贯，编入另一支部队，他原来所属的部队南下云南缅甸，战败后余部去了印度。可以说他与死亡和印度擦边而过，不过从此他也失去了籍贯。
我穿过马路，看见一个面孔像父亲的老人，不过他黑一些，鼻子高一些，年轻一些，衣服却一样旧灰。他与父亲一样看上去贫穷而善良。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想念父亲。父亲做的泡菜香极，他戴着斗笠蹲在天井里掏堵住的水洞眼，手上沾满污水。我是个小女孩，站在屋檐下，他转过头来，朝我露出笑容。
我七点一刻到歌厅，晚了，却正好演出开始。灯光打得巧妙，一台正宗当代印度流行歌舞，歌手马马虎虎，后面一排舞女一律露肚脐，沙丽很透明，乳房如丰收果实沉甸甸，手臂一抬，手指一勾一让，腰一动，眼光一闪一转，性感得令人想入非非，脚趾实实在在地曲曲折折，更让我大开眼界——印度人真把女人身体琢磨透了！
听不懂唱的什么，那调子似乎永远不变：所有的印度歌曲，全一样，我已经听了两天满街放的音乐，觉得印度人几千年编不出一首新歌。或许他们听中国歌，也有同感。难怪阿难的歌，他们听不出好处。
领舞的女演员，一身黄绸，头发插满鲜花，她动胯动得我神经发软，她飞眼飞得我害怕一下弄丢了她，她脖子一动眼神一扫最抓我魂，她的鼻环和肚脐银环一起亮一起闪。像天神嫡降人间，既有仙界的缥缈凌虚，也有世俗女子的绵绵欲情。
有条蛇缠在她身上，一会儿蛇在地上盘旋而上，与她对舞。一刹那，舞台上只有她和蛇，她唱，唱得蛇愤怒，唱得蛇快乐，最后竟掩面羞愧而去。
台上出现了男演员，个个英俊，健壮如牛，五官轮廓如雕像，有的头发还鬈曲，挑选过似的，比街上的印度男人干净利落。
我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或许非要我选择一个人在一起，其他民族，只要钟情就行。单单没有想象过和一个印度人过日子，再漂亮也不会。或许我不知道的原因，就是潜意识中最深层的原因，可能潜意识中，中国人最瞧不起印度人，印度人也最瞧不起中国人。
正在胡思乱想时，中场休息，我站起来。
照例女厕所门口要排队。前面一个印度姑娘朝我微笑，我也朝她点点头。她双手合十，有礼貌地问：
“你从中国来？”
“是啊。”
“北京？”
“是从北京来。”
她样子很友善，又问我第一次或第二次来这舞场，喜欢吗？以前来过印度没有？她牛仔短裤，紧身T恤衫，乳房丰满圆鼓，腰细腿长，恍眼一瞧以为她是印度到处都可见的塑像女神，穿着与晚上打扮了去听音乐的中国姑娘一样讲究，只是更漂亮一些，还有两个酒窝。
我一一回答她时，脑子一转，立马决定问她知不知道Ananda？
“我是他的崇拜者。”她眼也没眨一下就回答。
得来真是意外，我“啊”的一声。
她笑了，反问我：“那你呢？”
“你说呢？”
她哈哈大笑。一分钟不到，我们变得很亲热，她拉着我的手到洗手间一边，神秘地关上门，然后从小黑皮包里拿出一张折叠好的纸，打开是一张头像，和我在街上见过的广告一模一样，不过尺寸小如卡片，像是用剪刀剪过。“你看这就是阿难，你看这是他的签名。”
看不清楚，签名很草，用的墨水笔。我把图片拿到洗手台的镜子前，仔细一看：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签的中文。再草也辨认得出来，的确是“阿难”二字。没有任何可怀疑的余地：阿难就是Ananda。
我得意极了：我的一丁点佛教知识还真派了用场，铁证得来毫不费功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