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姑娘说，她上次回德里看父母，遇上了阿难的演出，这个容纳五六百观众的地方，一个半月前的那个晚上起码有上千人，很多人买不到票就在外边听广播。
“这么说，他很受欢迎？”我吃惊地问。
“那还用说，他人还未到，人们就知道他，他唱的是佛陀的声音，我们听得懂。”
她说她是一个护士，在加尔各答德济贫医院工作，那医院属于德瑞莎修女创立的仁爱传道会。邀请阿难的艺术节，也是由仁爱传道会组织的，来自日本、土耳其、香港、爱尔兰的音乐家义演，她错过了加尔各答的演出，却赶上了在德里的这次。
她说阿难在加尔各答总穿一身黑，容颜冰冷而神秘，声调低迷，用一种刻骨铭心的平和声调在问：你的心到底失去了什么？在德里阿难却是一身白，神情温柔而纯洁，像天使，说话似的自然，几乎不是演唱，而是心贴着呢喃自语：我的眼睛告诉你，这就是爱。
一首歌未听完，她就哭了。
仿佛苏霏在朗读他的歌词：“我的眼睛告诉你，这就是爱。生不如死，如果没有你，我的心就再也燃烧不起来。”
我一眨眼，回过神来，听这个脸上有酒窝的姑娘说：
“我那天请求音响控制的乐师录了一盘带子。”
“方便时能借我听吗？”我今天运气实在好，连我自己都不由得喝彩。那么，何妨再往前推一下试试看。
“你是有神看护的人。巧了，带子就在我的随身听里。”她说着话，便从包里拿出小录音机，取出一盒磁带给我。“你可以仔细听听，现场录的，效果不理想，已经很不错了。”她似乎有点抱歉地说。
而我，我已经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在德里，在这么一个晚上，听到一个异国女子说阿难的歌，真感到一阵晕眩，好久了，也没有这感觉。我急切地握住她的手：“那你知道他现在在哪里演出？我在找他。”
“你是他朋友？”
我点点头。
这有点勉强，但也不是撒谎，苏霏的朋友，也就是我的朋友。多年来苏霏因此一直嘲笑我，她曾经好几次说有机会介绍我认识阿难，而我只是笑笑，没有表现激动。她说我的心理动机只有二个可能：一是我太骄傲，二是心怀鬼胎。我不知道她说得对不对，我想认识他，但又不想认识他：不想通过一般的方式认识。现在想来也太奇怪了，也许我一直等着到异国来找他。
或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才肯与他认识——帮苏霏的忙。我得有借口，苏霏将这借口递给我。她这次甚至用尽诡计，硬是逼着我做她雇的私家侦探，她为什么自己不能来？传媒老板毕竟与我们这样的文人不一样。这么一想，我找到阿难线索的兴奋，渐渐转为平静。
“可惜阿难在德里是唯一的一次演出，他该回去了。”那姑娘若有所思地说。
“回哪儿去？不会吧。”我紧抓住这个希望不放，甚至想诱导出一个结果，“我听好多人说，他还在印度。”
她想想，然后说：“可能你是对的，也许他会去天堂之门，哦，就是婆罗尼斯。”她话头一转，“既然你是他的朋友，你若到加尔各答来，一定要到我家里做客，真心欢迎你住在我家里，你是阿难的朋友，就是我珍贵的客人。”她说着就掏出笔直接在我手上写家里电话。
卫生间里听得见下半场表演开始了，我们才出来，各自坐到自己的座位上。
我无法再看下去，不到演出结束，我就赶紧回到帝国旅馆。电梯徐徐载我到五层，急急地穿行在过道，脚急促地踩在宝蓝色的花鸟手织地毯上。
进房间后我来不及洗手，就把印度姑娘的磁带放进录音机。
“在清水中推脉，看一朵桃花盛开；在瓦器上歇足，雪水徐徐流向千山外。”
这是阿难，不错，依然是那雄厚低沉的嗓音，但唱法与摇滚完全不同，是一种带有南方风格的念板，几乎有点像佛教音乐，格调舒缓，曲调若有似无。与崔健激越的北方腔正成对比，阿难真正走出了模仿。如果允许我乱作比附，我愿意说他是东方的列奥纳德·柯恩。
风格转向后的阿难，可惜，如一切大艺术家，不再有轰动的狂迷追逐。有三首歌直接用英文，似乎没有外国人口音。听得出来是他自己作曲，词恐怕也是他自己写的，深藏不露，诗性太重，不太像歌词。
我把带子翻转重听，恍然间，想起一路上看到的山丛，那些发光的石子，生锈的铜铃，摇动的竹帘，比滑雪还神速，我坠入那厚厚的雪谷中。寺院的喇叭和梵呗远远传来，大地沉寂，冰雪刺眼，马群走上无人山。
我想起来好多逝去的往事和逝去的人，那多年未曾有的幽冷之火又在我小腹点起：我双手伸出来，脚尖微微踮起，闭上眼睛，身体随意倾斜，舌头轻轻挨上牙，吸一口气，自信地发出声音。
踏上夜行火车，我不会心惊
通向地狱之路，黑暗幽冥
我不会在乎，因为夜尚年轻
那年代，那些与我一起欣赏过真正阿难音乐的人，那真正跨向成熟的壮美，如协和飞机一样宏伟优雅，令我怀念不已。那时我青春焕发，风吹过头发，都会带着一股清新的芳香。那时每天参加这个聚会那个聚会，搭上汽车或爬上火车，无限河山都在我孤独的路上。那时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在任何环境都可以写作，每天要写几千字。
我一向拒绝承认作家会受外界环境影响，这不是真实情况，至少我必须坦白有几个自认为不是太差的小说，是受阿难的音乐影响。同行们喜欢玩文字，拐弯抹角，在迷宫里转圈。阿难的音乐算得上我艰难的写作生涯里难得的灵感，无形中给我铺了一条结实的轨道。
很多年他没有新的录音，我听得少了，可是隔一段时间总要翻出他的旧带子来。尤其在清晨醒来和晚上临睡时，万籁俱静，他的歌声，如亲人坐在身边娓娓道来。多少年了，感觉依然浓烈。
记得写一个中篇，每天用小录音机听他的同一支歌，没有换过。以前哪怕算写得顺时，每隔几千字就会卡住，可是写这个中篇，我一路水银倾泼，爽然直下：小城人满为患，产下婴儿顺河漂流，大都活不过三块石一地，活过的却视为上天的孩子。
这个中篇叫“鹤止步”。
听什么类型的音乐，跟我追求的小说气氛有关。要来点瓦格纳式的宏大，就听“帕西法尔”；想熏染一点拉赫马尼索夫的优雅，就听“帕格尼尼十八变奏”；如果要写出我自己，我生命中最珍贵的忧郁，就听阿难的歌。
直到有一天我在阿难的歌声中重读这篇小说，健康婴儿已死绝，男女性交皆生怪胎，人们恐慌莫名。一个有霜的拂晓，春水已经淹到门外，城里所有的河流挤满船，他们开始逃离故乡。有一个中年男子的大衣挂破，在冷风中伫立，水漫过他的鞋子，膝盖，大腿，水盖住他的身体，他一点也不闪避，直到水淹没头顶。
这人因为同性恋被判过十年徒刑。出狱后故人已改邪归正结婚生子。
那几万凝重的方块字，有朝阳的静谧沉着，同时让我害怕。
从此以后，我不再和人谈论阿难的音乐，很少介绍给朋友和同行，当别人提及，我只表示听过这人的音乐而已。我也不敢照“鹤止步”的路子写小说，冥冥中感到，阿难式的平和，实际上非常危险。
遇到苏霏之后，我才能心静地说阿难，这完全是由于她谈起阿难，像个女祭司呼神，比我更虔诚，使我脱了魅。
这个很例外的女祭司，衣服永远有茉莉幽幽的香气。她姓管，原名书剑。在香港卓然独立的人比较少，可能是因为没有太多的框框条条约束，失去了反叛对象。但是苏霏的颖异无须目的，天然而成。
和苏霏交谈时，我努力找出能点中阿难要害的三言两语，这才发现把音乐感受说清楚，本不是容易的事。
说实话，我还是想从她那里听到一些关于阿难的事，毕竟以前我和他的音乐有那样一段缘，可有时她也在努力找词，似乎语言用来说神是笨拙的工具。
磁带正好到头，阿难的歌声消失。
好吧，我对自己说，亲爱的苏霏，该是我们俩说清楚的时候了。
我打开手提电脑，插上电话线，直接上网，奔约定的聊天室找苏霏。这儿与香港时差两个半小时，她那里应该不到十二点，还不晚，否则她会骂我。如我预料的，苏霏已经在网上了，有一行字留在那里：
“我在网上漫游，不过在等你。”
我写道：“在哪里鬼混？还不露脸！”
马上跳出字来：“奴婢在此！”她急着问，“找到阿难了？”
“托你的福，他可能真在印度。至少一个半月前，他在此地演出。”
“踩上他的脚印了，你是鹰眼。”
“可惜无人知他现在何方。”我不等她再发命令，就打出责问，“我是你的侦探吗？”
“就是。身为作家，什么细节都不弄清楚，如何写下来？”
“什么细节？”
“他的口香糖按在哪个女人身上？”
“这点我可能已经弄清。”
“好。你马上写，我这边上头条：《阿难本生》，新闻栏头条。”
“怕你不敢登？”我对这个传媒女王的种种遁词有点不耐烦了，决定直奔主题，“他在德里留下照片，但我不能确认。请传此人近照。”
“你怎知我有他近照？”
“有没有，是你的事。还是让我写个游记了事。”
“让游记见鬼吧！你欠揍。我来设法。”
我明白她真有点恼火了：我不是一件顺从工具，就像我当时强调在印度只用电脑联系一样，拒绝在这儿用手机，就是怕受她日夜指派。带上便携电脑很累赘，但行动自由得多。
洗了澡，我站在镜子前梳头发，头发掉得厉害，梳子的齿间尽是断发。我擦了护肤霜，关灯上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着，这一天下来，跑的地方看到的人，放碟片快进似的在脑子过场，最后定格在阿难身上。
即使他真在印度，要找到他，谈何容易？
这个宗教之土，就像地中海的巴勒斯坦，层层向整个亚洲浸染：北边翻过峻险的喜马拉雅山，山那边的藏族接受了佛教与印度教混合的密教，向东，越过可亲山、那嘉山和野人山，小乘佛教盛开在一落洼地江水大峡谷和燠热的海岸。反而是西北角，成了外来宗教伊斯兰的进口，历来入侵者也是从这儿进入，马其顿，亚历山大，突厥，穆斯林，蒙古。好像越是山水阻隔，印度精神越容易溢出。
生活在这里的人寿命短，活过六十古来稀。到处是平房，有的一半是草顶，又破又烂，每隔几米就有一堆垃圾，人在垃圾上走。别的地方，人穷志短，在这儿人穷自得，红糖奶茶就跟威士忌和茅台一样滋润肺腑。掉漆断腿的家具，用一根竹棍撑起，晒衣绳间颤动的大乳房，叫嚷不休的牲畜，慢慢煮一锅菜，慵懒闲情，时间永远够。每隔几米就有鲜亮的色彩，每隔几百米就有神的遗迹，随便一望，就有一块染红的石头或一段被供奉的树桩。
在这个国家，我不认识任何人，只认识那个在加尔各答当护士的姑娘。我向苏霏要阿难的照片，故意给她制造难题，好给我自己一些时间。
众所周知，我有个化学教授丈夫，化学反应早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他其实和我并不像夫妻，已经不是夫妻，我们维持着一个平和的家庭。没有我，他生活更精彩；没有他，我也照样活。每每想到这点，我的难过就无法表述。
我对自己说，明白了吧，没有人一定需有另一个人才能活，与其不信，可以参照我的生活。
我只对丈夫说过去印度，几乎没有其他人知道，走得秘密。苏霏没有要求我这么做，可是我一向做事不肯先声张，事后也不宣布。真希望到印度只是旅行，而不是由于其他目的。脑子这么前前后后一转，我心情郁闷起来。
苏霏如果知道，肯定会催促我，你这鬼东西呀，该睡了，好好睡。
可她怎会是一粒剂量足够的安神药？
我一到印度，苏霏就是我行动的轴心和睡眠的克星，她是一条花言巧语的虫子，钻进我的身体，痒得我难受。我和她合成一体，是一个悬在半空的沙袋，如果有利剑刺过来，我们就会漏掉自己。那把雪亮的利剑仿佛在眼前晃闪，我脸上的肌肉因为害怕本能地抽搐。
认识苏霏，正巧是我与丈夫关系最紧张时，1995年秋天，我们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被安排到青岛一个疗养院做一个专题讨论。十个人，一对一，评论者与作家，或记者与作家，在那里住两天。一人一个房间，临海依山，风景秀丽，海鲜佳肴，真是胜似天堂。我和苏霏分成一组。两天时间过得快，我们谈女性主义，偶尔擦边谈音乐，绝对不谈私事。等到各飞南北，临上飞机时，我开始想念她。
当晚，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铃一响我就知道是苏霏。我说：“生活已成完成进行式，你竟想盗来佛手阻止？”
我们的交流和别人不同，知道彼此不可能生对方的气，就不怕让对方生气，所以更加皮里阳秋，话里带刺，甚至百无禁忌。
我记得很清楚那晚苏霏与我的谈话内容。我死水一潭的生活，长期与丈夫分室而居，丈夫住卧室，我住书房，都是卧室书房两用。经常可听见丈夫和另一个女人在一起的声响。我很想推开卧室门，对他大声叫。叫什么，我不知道，我只想对他叫出声来，但我却一直没有办到。
当初他对我说，婚姻需要补充营养，有第三者介入才会长久。我可以有情人，你也可以有情人，但我们俩才是真正的一对，这么做只是为了我们俩更幸福。结果我的路走远，他的步子也迈不回来，我刹车了，他不原谅我，他继续找情人，并带回家住。好吧，他继续，我不是容忍，而是理解。他拿掉我的自尊、我的性欲和激情，我浑然不知，我看上去没有什么变化，依然对他关心专一。但我丧失了创作的想象力和诗意，才知道他对我做了什么。
他星急火燎地去卧室，那个女人早就在那张婚床等着，才穿过我的房间。有时，他停在我的床边，我会转过身去，当没有看见。他掀开被子，我顿时成了一块冰。“不来事，”他下了床，一点不在乎地说，“我永远占有你的灵魂。”
他是对的。
他说，没有人会相信我会同时拥有两个女人，说出来谁会相信？都会认为我不行，而不是你。
每夜我睡觉，总听到隔壁房间传来的各种声响，像喝水的声音，像做菜的声音，像跌跤的声音，像修破风琴的声音，有时简直是老式电梯直冲上而下的声音。很奇怪他们做爱，怎么没有一种音乐声，不必华丽，哪怕一两声和弦也行。如果听见了，我会嫉妒，但是我没有听见，就一直在听，一直心酸地想：他只会拥有一个女人，他拥有一个时必失去另一个。
每天清晨醒来，我发现自己的手握得紧紧的，我在睡眠中也是如此紧张。
我经常找理由到家附近的旅馆去睡觉，方圆十里内的大小旅馆都被我睡过，不带任何生活用具，或悄悄地去，看望朋友似的，或手握一本书，佯装散步。到了旅馆，洗澡，上床，看书，或写两页狗屁小说，熄灯睡觉。不在一个屋檐下，眼不见，心就不烦。可我还是听得见那些熟悉的声响，仍像在隔壁房间，只要一闭上眼睛，还是看到他和她交合在一起。
我只能吃安眠药才能入睡，睡着了我还是梦见他和她，裸身相拥推开我房门，让我去另一间房，她认为我在场，会影响他们做爱质量。
丈夫的眼睛看着我，等着我同意。我没有说任何话，默默起身，想夜深了，上哪儿能找一个地方睡着。一着急，我在梦里发现自己哭了。
“最好的解决是：我不要醒来。”好多次我都听见自己这么说。
奇怪，我竟然会告诉苏霏，就凭她和我一样对男人不屑一顾，也可能她的某一根神经和我的某一根神经对路子。在这之前，我连母亲都不说，当然母亲也听不明白。
第一次一吐而快，如同快窒息的人突然吸到了一口新鲜空气。
男人喜欢地毯，女人喜欢木地板，男人烧一锅土豆吃，女人切丝切片捣泥吃，女人敏感有洁癖，男人则相反。据说个别男人例外，可就是难找到这例外的男人。
苏霏说，好多年前她和我落入一模一样的境地，所以根本不想结婚。每隔一段时间她总移动房子里的家具，从这个房间搬到那个房间。她一见我，就知道我是寡妇脸，没有男人爱，实际上是长年单身。
苏霏是对的，即使时光滑过六年。我走到镜子前，坐了下来。我身材依旧，该苗条的地方苗条，该丰满的地方丰满，敞开睡衣，脖子和后背线条精致。可是我的脸，即使在柔光下也没有那种被人爱的妩媚和娇艳。过了青春好年华不要紧，只要有人爱，哪怕五十岁，也照样神采照人。
可我才三十九岁不到，离五十岁还有些可数的年头。苏霏就不一样，她皮肤白皙，看人时眼睛盈盈含水，头发颜色虽然略略姜黄，却亮如丝绸。我认识她六年，她的身材依然如当初一样迷人，穿什么都有特殊的格调，走路的姿势高雅而轻盈。在一大群女人中，我可以从背影认出她。她比我大十一岁，看起来却比我小五岁。
心灵年龄轻，才年轻。
我摘下一幅网上现成的泰姬陵风光作现成背景，给苏霏写信：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
我看着电脑屏幕上这行字，让苏霏去猜这种俗套对子吧。她老让我猜谜，我也得让她猜我的谜，哪怕是没有谜底的谜。
既然阿难的踪迹断了，我只有离开德里，随心里的踪迹走。
好旅馆必有好早餐，我知道这点，不过这回才领会透了。一夜苦恼之后，早餐厅的鲜艳色彩让我胃口大开。一个盘子放了黄澄澄的瓜、如珠似玉的莲子、芒果椰肉，另一盘装了香料口味的马沙拉窦沙，又倒了一杯奶茶。还装了磨成泥的鲜尖辣椒，比家乡的辣椒还辣，辣得我脸红直喘气。
侍者过来，我要了一小杯咖啡。奇怪没有人看早报，即使是西方人，在这儿也变了习惯，不太理会世界上的喧闹纷争，专心致意用餐。喝完咖啡，我站起身。
有人叫：“小姐。”
我回过头，不是叫我。
回到房间，我打开电脑查信件，没有苏霏的，她没有传阿难的照片过来，也没有丈夫的信。我开始收拾行李，几套换洗衣服，一个相机，一个手提电脑，化妆品都是些小玩意，统统放在盒子里，梳子在随身小包里，用时方便。
收拾完毕，我坐在沙发靠垫上，不想离开旅馆，等苏霏的信。可是一个上午也没有，也没有她一个电话。我随手翻开一本英文的佛教杂志，读到释迦牟尼一段话：
比丘们啊，我忽然心生一念：当我离家求道之时，那五位伙伴曾经陪伴过我，对我很照顾，不如我先对这五人说法吧！于是比丘们啊！我以超越凡人之智，得知五人正住在婆罗尼斯城鹿野苑的仙人林中，于是比丘们啊！我在鸟留频螺村住够了，就开始往婆罗尼斯城的方向行脚前进。
我不由得一笑，历史上第一位佛爷其实很有赤子之心，知道人情的重要。行了，昨晚想离开德里是对的，不必等，心里明白方向就行。我到大厅结账后，提着行李到门口排队等出租去火车站。
大约十分钟，轮到我上车。侍者关好车门，我听见一个声音在叫：“小姐，请停。”
不会是叫我，我没有理会。
但瘦黑的出租司机停住了，我才往旅馆大门看，的确有人追上来，是总台一女士，交给我一个信封，说：“对不起，收到一会了，查电脑，正巧你退房。看到你我才追出来，抱歉得很。”
我递给她一点小费，表示谢意。
她执意不要，我只好作罢。
这辆车后面排气管响得厉害，起码有一个胎得打气了。行人不顾红灯乱穿马路，车子按喇叭煞车。印度的交通事业，轮不上我来操心。
我拆开信封，竟是一张阿难的照片。
传真过来，相当灰暗，但还算看得清：照片上的阿难，留着胡子，一副深思熟虑的样子。不知哪年拍的，背景像是沙滩。
这与我见到过的阿难的其他照片都不一样。照片边上有苏霏草草的几行字：
“从杂志上找到此照片，迟发望谅。住定后请立即上网或打我手机。匆匆，喜欢你一身咖喱味的苏霏。”
她猜出我要走，但不知我会去哪里。她并不在乎我去何处，似乎跟这个出租司机一样无所谓。她只要我和她联系。
我把传真信装入信封，放回包里。好吧，暂时不想这一团乱麻似的谜：债多不愁，谜多不难，索性不猜就是。
出租车如马车摇摇晃晃到新德里火车站，停在对面观光旅行社门口。
所有的电动三轮车、人力车和出租车都在街这边停，街这边商店都挂着旅行社牌子。出租车司机正在数我付的钞票，我下了车，问：“为什么不停在火车站门口？”
司机理所当然地说：“这里才卖车票，方便你。”他指着街边乱糟糟的店铺。
我一愣：“火车站为什么不卖票？”
“火车站你买不到票，位子绝对没有。你第一次到德里吧？”
我不相信，提了行李就走到对面车站。车站极大，许多干线都在这儿会合。问了一个服务人员，她让我直接上二楼售票处。我顺着“外国观光客订票”标示牌走，电脑售票办公室出现在眼前，旅客分成左右两边排队，左边队伍只接受美元和英镑，右边队伍只收卢比。两边人差不多，我站在左边队末。
我到头了，才看见墙上的资料介绍，火车分头等、普通等和二等，头等又按条件的优劣分五类。
真是个等级狂的民族！我看得稀里糊涂，直冒肝火。
售票员见我犹豫，问我去哪里？
我说去鹿野苑吧。
他建议我买双层冷气卧铺，说普通等和二等虽价格便宜一半或一半多，可空间小人多，工作人员更少，还没寝具。
我请他帮助。
他在电脑上敲打，说头等车厢只有双层冷气卧铺还有一个位。
我买了头等双层冷气卧铺。车票到手，一看惊了一跳，离开车只有三分钟，怎么跑都来不及。
售票员笑了，说不用急，时间多着呢，慢慢走过去肯定来得及。
果然，候车室里挤满人，月台上也是旅客。火车站的广播在通知失物招领。车还没有进站，不过也没人着急。过了半小时，去鹿野苑的车才进站。
我上了车，找到自己的车厢，已有两人在里面。我放好行李，坐了下来，我的上铺空着，放着已订位的牌子。
等了二十五分钟火车才开动。三节头等车厢满实满载，上锁的铁门隔开普通车厢，叫卖小贩无法进入。从车玻璃看到，普通车厢连过道都站满了人，他们吃吃喝喝，有唱有跳，异常热闹。
没一会，窗外绿多起来，强烈的阳光下一片接一片的芭蕉、棕榈、芒果和无花果树。粉白粉红的热带花，形态妖艳迷人。列车行驶在平原上，偶尔可瞧见一些山丘，像地平线上的花边。
我拿出那份传真，这才注意到照片上阿难忧郁的神情，他留着一些胡子的脸很瘦削、苍白，嘴唇有点紧张，好像咬着牙。但是那忧郁的神情，像少年维特。不过，他该是浮士德的忧郁。
苏霏怎么搞到这照片？这问题让我好奇。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阿难的胡须，我不喜欢这种男子汉气概，玩毛发的男人一般特别浅薄。照片上阿难的胡须，微微有点鬈，像是没时间剃须才留下，这可另当别论。他台上的剧照当然很多，初期胸中万丈豪情的狂放，后有虎豹被囚禁的愤怒，而这张照片没有做作，反而显得焦虑紧张。对了，他穿着T恤衫短裤，一双赤脚。
不对，这张半身照看不到他的腿，我脑子里怎么出现了他光着脚的样子？照片背景模糊，有点像香港。
对面坐着的旅客，像是两兄弟，戴着同一式样的黑框眼镜，穿着体面。他们正在吃饼，咖喱、还有烤羊肉串的味道，扑鼻而来。饼香引起我的食欲，幸好我不饿，早餐太丰盛。
香港——在她的别墅前？
我笑了。苏霏说照片是从旧杂志上找到的。
有两种可能：一是我胡思乱想，二是苏霏有意瞒着我。怀疑苏霏隐瞒有原因，身为传媒女王不便多说实话。例如她的年龄，她一向说大我六岁，我也相信，从不再打听。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她母亲打电话来，她无意重复她母亲的话，我才知道她到底多大。年龄对女性是个秘密，我理解，不想点穿她。
阿难是我旅行特殊的阳性香料，说实话，他的忧郁比他的热情更能吸引我。找到他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可以把给苏霏跑腿变成我自己的事业：这个男人恐怕值得我一生去寻找，这个男人恐怕值得我付出任何代价。
到鹿野苑得转车。查地图，发现恒河边的婆罗尼斯，就是转车上鹿野苑的地方。前晚在舞场那个护士姑娘曾经猜测，阿难可能会到那里。她对自己国家各地当然熟悉而敏感。
那么我就先去那儿，嗅嗅猎物的踪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