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没有把握阿难会在婆罗尼斯，虽然我计划朝那个方向走。
现在找阿难，和两天前答应苏霏时不一样，最先我是被动的。今晚与苏霏电话交谈后，这种被动情绪消失了。疑团太多，我被逗上劲了。想看看这个八卦迷魂阵，想看看布阵的诸葛亮是否在唱空城计？
突然，屏幕上闪过一行字：“雷声如鼓，雨水入夜，世界变得有情有味，让我想起你的温柔。”
这当然是孟浩，这似乎是他有生以来写得最好的一行句子。来得正是时候，我的手指按出一个个字：
“请引路，我在待命。”
“去婆罗尼斯。”命令马上来了，而且很明确。文字继续往下延伸：“钥匙在你的手中，戴上莲花，就像圣徒拨开恒河雾幔。请到该地找退役的辛格上校。”
“请告辛格上校的地址。上校与阿难是什么关系？”
孟浩总算停止了抒情。他比苏霏强，他知道假不是真，真不是假。
“地址还没有。不清楚此人在故事中的角色。我在进一步查索。你明日到达时，可能已查出。”
“把故事说完吧。”
“真不知。”然后又来了酸溜溜的句子，“睡吧，失眠者夜长，疲累者路远。”
“再见！”我要切断他。
“此后不准主动联系，电脑里文字双重清除！”他切断我，更加干脆。
我只好合上电脑。对最后他的语气突然转变，我极不高兴。不是说他以命令的口吻不对，而是觉得从私人交情转到公事公办，这个人连眼睛都不用眨一下。如果他把这种本领付诸行动，我就得当心了。
天未亮，我就坐在旅馆的大堂里等消息。我给了旅馆的服务员小费，叫他想办法买一张任何班次的火车票去婆罗尼斯，结果他说睡觉更重要。我再三请他帮忙，并加了一倍小费，他才去了。
他慢慢走回来，却说我乘的那列火车竟一直没有走成，停在原地，说是前方障碍将排除，早晨任何时候可能走，我的票还有效：我的座位还空着。
我不想坐到停了一天的车厢里，那里的气味已经太复杂，汗气加腐烂食品。但是这班车若不赶上，下一班车不知又会有什么问题。
看在小费面上，他第二次去打听。一头大汗回来，告诉我火车准时清晨五点开，他说帮我叫了出租，马上就到。
我谢了他，就站在旅馆门口，凌晨时街道空空如也，出租和三轮车、人力车夫一定还没有醒来。火车站并不太远，我的行李轻便。为了不延误时间，我决定不等出租车，自己走路。
洁白的泰姬陵反射着日出淡红的光线和色彩，在朝雾中熠熠闪亮。我拖着带滑轮的箱子，顺古堡红砂城墙急走，往火车站赶，沿着轨道，远远看见了停着的火车。
我上了车，找到我的车厢。那两兄弟一上一下睡得很沉。车里旅客可能知道火车开不了，大都跑掉了，一夜未归。
算是赶巧了。婆罗尼斯不像去德里三个半小时就到，坐长途汽车有十二个小时车程。若火车不开，长途坐汽车一定受不了。但愿是因为找阿难，有佛陀助我。
五点十分火车启动鸣笛。我松了一口气，回望亚格那城，能看得见泰姬陵一角。太阳喷薄而出，天瞬间大亮。
没有像我这样敬业的私家侦探了。到了泰姬陵，竟然都不进去好好看一下。我谢罪，面对这世界上神圣的美谢罪：我怠慢了爱情的象征，我不得不赶去处理一件实在太像爱情的爱情。
火车行驶在恒河平原上。不时可见低矮的房屋、独行的僧人、佛塔寺院隐在古树中，远远的山丘线条均匀地画在恒河与深蓝的天空之间。我坐在车窗前，河面宽起来，没有船，很静，阳光照着河水异常斑斓。
我看见苏霏和阿难在水里裸泳，他们的身体比在月光下更动人，她的头发在水里撒开，合拢，她的右手和他的左手拉在一起，另一只手拂开光灿灿水波，如双鹰展翅飞着，声波穿过车玻璃，响在我的耳旁。
她从水里一跃而起，肩宽臀满，双腿修长，腰肢紧窄，乳房稍有点下垂，整个身材却是一个少女的年轻和娇美。这个女人熟透了，鲜活极了。她踩着水，靠近他，倾身吻他。他的手探向她的乳头，她的腰，她的双腿间花瓣部位，她长长地叫了一声，整个小岛如发生了地震，一阵摇晃。她叫了第二声，海水被撼动得自行退开。他一把抱起她，野性地侵吞她。水珠顺着她的脸颊滚在他结实的肩膀，热烈地滑下他的背和屁股，他健壮的臀部上有颗红痣。刺得我的眼睛好痛，心里涌起一股奇特的感觉。
我一惊，再仔细一看，恒河还是恒河，不是南丫岛，没有苏霏和阿难。
我在古老的恒河上看到的爱情，想想还是非常美。苏霏越是半隐半露，矛盾百出，我就越是感兴趣。
我认识苏霏是在1995年，按照昨天她说的，她和阿难分手已经七年，在1994年秋天，就再也没有见面。那她如何能将阿难介绍我？我骄傲地婉谢她，给她台阶下，不然她早会露馅。
不过话又说回来：她很爱阿难，阿难未必不爱她。虽然这一点不能确定，苏霏的爱却是真实的，不然不会直接撞击我内心坚冰一样的伤口，透过这伤口，我能看见她的伤口。
车厢里放着印度歌曲，照例哀伤、缠绵而热烈。全世界的爱情都是一样的。我拿出日记本，翻到1月20日，详细地记下这两天的行程，好不容易忍住手痒，不写下评论。
我觉得应该把苏霏以前告诉我的事全部回忆出来：不是那些有实质意义的事情，那些事情早就郑重其事地写过，此刻最好不重述。
我现在记起的是那些不登大雅之堂的男女之事，尤其是那些她当时说是阿难与别人的事，可能有关别人，但稍稍一思索，就明白大多是他与她。讲述时间不同，显得琐琐碎碎，前颠后倒。当时我认为琐碎没什么用处，不过以后写小说借一点无妨。现在或许是时候，好好清理我对这两个人的了解。
他们最初见面，是在一个电影演员家的聚会上。因为知道阿难会在那儿，她才特意赶去。那是苏霏是第一次到北京，迷路到晚了。她握着阿难的手，希望能给他做一个采访。阿难说没有时间，马上要去医院看一个朋友。她固执地说，她也没有多的时间，一起去就是。
苏霏的骄傲使他改变了主意，他骑自行车，她坐在后座上。北京的冬夜，胡同里漆黑冰凉，地上积雪太滑，一不小心车把擦到墙，车一歪她就跌在地上。她被拉起来，再次坐上他的车，不得不紧紧抱住他的腰。只要抱紧就再也不撞墙，遇见人，他也能灵巧地绕开。那年她二十多岁，眉毛高挑，眼睛深黑，脸上每个部分都精致匀称，高高的个子穿一身红大衣，头发鬈曲，围了根蓝竖条纯毛围巾，戴着宽边白呢贝雷帽。
“你是什么香港记者？”那夜他就对她说，“你是天老地荒只出一个的绝世佳人！”
那个花家地医院，离机场不太远，围栏高过人，大片的荒地，与小饭馆相邻处是铁丝网。北京的雪在花家地没有融化，连地上也是厚冰，夜泛着白光。病房里躺着的姑娘刚做过手术，见了他，不当一回事似的，可一握着他的手，就抽泣起来。那是他先前的女朋友。那个冬天真冷，全都凝冻了，在她眼里，只有他是鲜活的。那寒冷，对于一个香港人真是太凶猛一点，但她一点也没有感觉：她全身燃着火。
另一天晚上他一人在家，对着镜子坐着拉大提琴。她推开门，没惊动他，悄悄走近。他在镜子里看见了，却继续拨弄琴弦。
她站在他背后说：“你不爱我，我专门从香港飞来看你，你也不愿意对我好一点。”她瞧见自己的脸在镜子里，还有他的脸和大提琴。
对她的话，他只当没有听见，照旧拉琴。
灯火通亮，如同北极光下的荒野。但是当她转过身准备走出去时，她听见阿难“咚”的一声跪下，抱住她的双腿，泪水涟涟。
她说“大丈夫有泪不轻弹”，她也跪了下来。两个人尽情享受互相流泪的放肆，享受天选地配的结合。
他说：“你哪是什么绝世佳人，你是活生生剔取灵魂的魔鬼！”
每和一个女人做爱，他都留下几根女人的阴毛。她主动让他剪取。后来苏霏要求看看他的收藏，他坦荡荡拿了出来。那些美丽的阴毛，颜色不同质地不同，放在一个红色的盒子里。她的阴毛单独用一个古色古香的雕花银器装，里面垫有一层柔软的蓝丝绒。
她问：“为什么我单装一盒呢？”
阿难听见这话，就跑到厕所里，把两个盒子都倒空。“不用保存了，永远不用了。”
苏霏明白，阿难是说他从此不会沾别的女人。这种山盟海誓式的表白，反而让她心中不安：她越是爱阿难，越是觉得独占反而危险。这个男人能力太强，太迷人，很少有女人不喜欢他。如果他不拒绝，女人很难拒绝他。苏霏觉得，过于忠实他们的爱情，会对他的心理压力过大。阿难此后的确不再理睬任何女人，哪怕他生活的世界里，艳色重重，美女如云。
苏霏说过她重新见到阿难，是1994年秋天。至少苏霏昨晚是这么说的，她突然接到电话，他再次来到香港，约她到中环一家旅馆见面。
她去晚了，进房间后，他就脱她的衣服，要和她做爱。她抱怨阿难半年多没影，抛弃了她。既然抛弃了她，为什么又要见她？两人争吵起来，他骂她，她哭了。他愤怒了，手碰到什么东西，就砸什么，镜子和窗玻璃都碎了。他狂暴而神经质，把她狠狠地推倒在地上，压在她身上，进入她的身体，变成一头野兽。她咬紧牙关才推开他，穿上衣服跑掉了。
此后苏霏伤心地在家里等电话，可是等不到。
其实苏霏知道，他一直住在南丫岛她的别墅里。但是他没有同意，她不敢去，直到有一天夜里他打电话告诉她，离开香港的时间到了。
她说她想见他。
他想了想才答应。
第二日上午她到了岛上，站在别墅的花园里看着他从房里走出来。她指着胸前的照相机，笑着对他说，最后当一次模特儿吧。
他看看她，说这是荣幸。
他们如朋友一样去岛上一家英国女人开的餐馆吃饭，那儿生意好，总是客满，布置典雅舒服，墙上总有标新立异的摄影作品。见他们是老顾客，老板给了他们一个既可看海景又可听海潮的位子，叫了烤牛肉、一瓶法国红酒和甜点。
吃完饭，他们又像朋友一样回到山上的房子，她帮他整理行装，他收拾房子和花园。临近黄昏，他们才下山到沙滩。她举着相机，咔嚓咔嚓地拍，眼里全是泪水，怕一动，就会弄脏化妆不好看，她不愿意看到自己这样，只得停下来。如果有一张手帕就好了。
他递过手帕，他知道她在想什么。她不接，反而用手抹抹，情愿让脸花着拍照。
离别把那天晚上的压抑气氛点燃，她和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坠入海水里，撕掉衣服，挣脱一切束缚，狂热地在海水里做爱。
我想这是他们唯一的一次在海水里做爱，只是在苏霏的记忆中，出现过许多次。
只有南丫岛的海水有如此伤心饱满的蓝，是天之尽头的蓝。他离开的那夜，还有月夜抛洒的碎银，近处远处都是：那石头和弯来扭去的小路，别墅回廊里的风铃，落地窗外的金莲花，院里梧桐紫荆，被那样的银光分解成一个个静止的图像。
她赤着脚，一头秀发飘散，披了件透明的睡袍，先是小跑，然后狂奔起来，跑下山谷，跑上对面的山上，再跑下山，在姜花和竹林中穿行，海水涨潮的巨响灌入耳边，她心痛得叫出了声，惊飞了岛上所有的鸟，一只只成为犀利的剪影，把月亮切割成均匀的一块块。
开始得太好，结束就糟到不能再糟。自南丫岛离别后，她一咬牙，干脆不再找他，硬着心肠与他彻底断绝来往。俗务牵累，必须各奔新路。
如果苏霏认定已是七年，就是七年：在时间上，五十天，与五千五百天，没有太大区别。
她一点也没有他的消息，也不知他在哪里，打听过，还是没有踪影，也就作罢。想或许等一两年，或四五年就会有联系的，就会见面，重新在一起，和好胜过当初。
谁知道世事风云变幻无常，风筝断了线，而且本来线就不在手里。
她慢慢脱掉自己的衣服，躺在旧地板上。燃烧的晚霞映照着她孤绝的脸。唱盘里打了重复符号，她不断地听他的歌，抚摸自己，想着是他在进入她的身体。可她的手怎么会是他的手？她的乳房抗议地鼓胀，双腿委屈地弯了弯，那神秘的喷泉竟然消隐无踪，如封死的地火岩浆一般难受。她站起来，又急又恨地关了唱盘，走到卫生间拧开热水冲洗。
生命里一年没有男人行不行？行，十年也行，她发誓再也不需要任何一个男人。非阿难不可，阿难不在，她宁肯做一个修女。谁会比阿难更爱她呢？浸透过阿难身体的海水，缺少了阿难，不仅从咸变成苦涩，还发出一种臭鱼味，她一闻见就会呕吐。
我记得苏霏曾在我的笔记本上写过两行字：
两只乌鸦一高一低，
需要灯，就得点亮翅膀。
我开始懂这些字了，一个人的翅膀碰上火星，两个人的翅膀就会燃烧起来。
她想说什么？我开始有点害怕此行，不敢去想结果。
一夜几乎没有合眼，我对自己说，你必须睡，念咒似的重复。果真有用，竟然睡着了。可是一小时不到，我就醒了，眼睛睁得大大的。
我想起苏霏不时会露出一些情况，例如上一次我与她见面，她问我是否知道阿难用“重金属”风格开始他的艺术生涯的原因？我摇摇头。她便说了起来。
阿难对她说，什么都是公平的，劫难未必不是福分。“文革”时阿难还是个中学生，被抓进学习班。审查阿难时，“革命群众”把他的头塞在书桌的抽屉肚里，四周用木板打，共鸣声把他弄疯了。上面每隔一段时间规定不能用肉刑，每次文件刚下后，就用这种毒辣打法，看不见伤痕。一个清华大学一年级学生，受不了这耳膜带着头脑一起震荡的酷刑，飞奔出教室，跃出窗口，摔碎了头颅。
当时苏霏说完，直感叹：“真是恐怖！真是恐怖！”
原来阿难对“重金属”刺激的迷恋，来自受酷刑得来的变态乐感，是他少年时期创伤的发泄。西方时髦摇滚，可能与这一代青年集体的压抑感恰好暗和，却不料成为他音乐名声的起端，可谓无心求名而得之。
等到阿难的音乐成熟，却无人欣赏，他的音乐会一再受挫，事业走下坡。想制作唱片，没有资金。他放下面子，低三下四寻求资本家赞助，却受尽他们的“胯下之辱”，得到的施舍几乎无法过穷日子。
暴怒之后，他认同了当时开始流行的一种想法：“自己赚了钱后，才能做个自由的艺术家。”
这是一条万劫不复之途，一旦踏上，开始赚钱，就会无所顾忌，就难回到艺术的悠然心境。阿难是个聪明人，应该知道此种显而易见的道理，可他情愿装糊涂。
关于阿难在“文革”中的经历，他在采访中说得很少，我只是从音乐圈里耳闻一二。这次苏霏主动提起了，我有了理由，每次我们会面，从她嘴里掏出一点东西，关于他的身世，勉强凑成一个比较清晰的肖像。
阿难是个孤儿，父母早逝，叔叔婶婶把他养大。
阿难的叔叔一直在外文局做翻译英文工具书工作，外貌不像个读书人，生得五大三粗，只有脚下的圆口黑布鞋始终干净这点，能看出他做人精细中求稳妥。阿难从小皮肤黝黑，绰号小黑炭。从小学起，他都是按照叔叔的要求，一切表格上填孤儿。婶婶开始对他还好，等到叔叔决定不要小孩，全身心视阿难为己出时，开始与叔叔吵闹不休。
家里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叔叔没有搭腔，婶婶一人也能吵，从她的角度吵，又从叔叔的角度反驳自己，再从自己的角度辩护，一人照样吵得很热闹，日子过得烂透。
阿难上小学这一年，1957年冬天一个深夜，婶婶已经睡了，叔叔照常点夜灯在做翻译。婶婶起床，走到叔叔的书桌前，她准确无误地在书架底层拿出叔叔的日记，一个硬壳本。她说：“我早就知道，你连我也不说实话，那个鬼魂——阿难的父亲，原来死在国外，是国民党的人，货真价实的反革命！”
婶婶举着日记，威胁叔叔要将日记上缴单位领导。
阿难在自己的小房间里，被吵醒了，却听不懂他们在吵什么，他感到害怕。叔叔声音突然变得低三下四，连连说：“轻声说，轻声说，别那样做，别逼我们往死路里走。”
里面声音突然小了，灯也关上了。房门紧掩，阿难蹲在门外，什么也听不到。仿佛很奇怪的一个梦，他爬回床上，马上睡着了。
第二天婶婶出事了，半夜下班的路上，不小心跌下护城河，落进冰下的彻骨的凉水中。好不容易救上来后，得了急性肺炎，不到一个月哮喘病复发，送进医院后就病逝了。
叔叔烧掉他所有的文稿和日记。他说：“她总是认为我偏心。她真是错了。”叔叔哭了，“这下就你和我两人相依为命了。戴面具，戴个面具吧，我们都必须适应社会。”
他们两人戴着面具，不提这些往事，叔叔知道他少年老成，就偷偷教他英语。看到他的特长，也鼓励他学音乐。在寒冷的冬夜，叔侄俩听着保存下来的老唱片，叔叔用英文给他讲提琴和弦背后的故事。
他长到十六岁。“文革”了，档案一条条翻出来，叔叔这个老实人，立即被党委作为“外国特务”抛出，党委正在受造反派冲击，抛出知识分子转移斗争矛头是最简单不过的自卫。各地党委都这样做，无一例外。
叔叔被关押起来不久，就打碎窗玻璃，用碎玻璃片割颈动脉自杀，他无法坦白“里通外国，为反华集团做间谍”的底细。
阿难夜里翻高墙准备去看叔叔，差点从大楼摔下来。即使爬上去，也没有用，因为叔叔那时已经死了，那是他永远也够不着的地方。1966年8月红色风暴，自杀的人太多，叔叔被送到医院，没有抢救，医生要单位开出并非牛鬼蛇神的证明才肯动手救人。医生这样做也无可厚非，确实也够疲倦的，每天都要处理太多自杀的人，一旦他们抢救优先顺序出问题，自己就得进牛棚。
“文革”是平等的，对每个人都是炼狱，只是炼狱轮流进而已。可以说阿难没有什么特殊的冤屈，他没有资格借伤痕撒娇，当时没有，以后也没有。他躲过了革命轰轰烈烈的高潮，与其他逍遥分子一样，大部分时间把吉他塞上棉花轻轻拨弄，自己做梦，熬过革命岁月。
唯一出格的事，是在1967年8月22日。那个高中少年，突然听说了外交部造反派正在冲击英国驻华代办处，他马上骑自行车从海淀赶到城东光华路。人多得压断了街，停着的汽车上架着喇叭，喷射语录歌和口号。
他搁了自行车往前挤，看见人群冲开大铁门。大使馆的人翻墙往隔壁阿尔巴尼亚大使馆逃命，但被拒绝收容，只能再爬墙狼狈地逃到荷兰大使馆。三十年后阿尔巴尼亚人视英国人为上宾，那是后话。
又黑又瘦的少年带头冲进大使馆，本想找任何英国人单练，一个也没找到，就掏出怀中的打火机，他刚开始学抽烟，打火机是衣袋里必有之物，多年的愤怒，集中在他手里的打火机上。他抓起地上的传单点着，又提起地毯的流苏引上火，火苗顺着上等的毛质地毯往上熏出一缕黑烟。他耐心地吹气，终于燎起大火：满场的人，看到都来了狠劲，个个往火里扔木棍桌椅，没人救火，乱糟糟地呼口号“打倒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滚蛋！”爆燃的火焰，燎烤着几百张年轻激动的脸。
等到警车、救火车蜂拥而至，人们才开始不慌不忙走散，一把火终于烧出了“文化大革命”的最高点。这场混乱不堪的造反，没有煞车装置，早晚要出事，但谁也没料到是一个十七岁的少年点了这一柱全世界注目的大火。
少年阿难手里的打火机，红红蓝蓝的火苗，跟眼前的天空比较接近。设想以后成立“文化大革命”博物馆，处理1967年8月22日火烧英国大使馆事件，会成为一个问题，那个又黑又瘦的少年，破坏“文革”的暴徒连张照片都没有留下。
当时这是件大事，严重影响中国对外关系和声誉，各国都准备关闭驻中国使馆领事馆。8月中旬，外交部与外语学院不少造反派头面人物陆续被捕，8月底打击面扩大到许多红卫兵组织成员。那个炎夏，北京已经开始抓516反动学生，冲击英国大使馆有上万人，中坚分子大都是北京外语学院的学生，全部被军管会关押起来审查。
设立了专案组重点追查谁是放火者，结果有好几个人指证是一个中学生。专案组认为平白出现敢动手的神秘少年，必有重要黑手在后，必是外交部内阴谋集团派出的人物。追了很久，才找到一个人，说是认识这个中学生。
大半年之后，1968年春天，阿难终于被逮捕，关了起来，在“516分子学习班”关了整整一年。这段日子怎么过来的，阿难最不愿意提起。在学习班里，不论如何施压，他也一直装幼稚无知，不承认是他放的火。上面也不愿意把最大责任归到一个无所谓的中学生身上，只是一再逼他交出指使的“黑手”名字。双方软磨硬顶，长期作战，最后只能不了了之。他被戴上“不肯交代的516分子”帽子释放回家。
从“学习班”放出来，已是1969年底。阿难回到家，家已经被邻居占了，反革命的房子，人人占之有理。在四合院边上一间没有窗玻璃的储藏室里，堆满了叔叔和他的无用杂物，幸好里面还有他那把断了弦的吉他。大冬天，阿难在杂物堆里蜷缩了一夜，冻得不行，想来想去，整个北京没有一个他可以告别的人，也没有任何值得去再看一眼的地方。第二天上午就干干脆脆到街道报名去农村插队。虽然他还顶着一顶沉重的帽子，对于一个自愿到云南边疆去的中学生，什么样的帽子，什么样的档案袋，都无所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