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种离别（出版书）》
作者：虹影
内容简介：
全书以离散经历为背景，通过53个虚实相间的短篇章节，探讨不同维度的离别主题。
作品以碎片化叙事串联重庆、北京、新加坡等多地时空，融合散文与小说技法，在童年回忆、家族往事与异国见闻中展开对亲情疏离、文化差异及身份认同的思考。章节标题如《父亲》《马耳他》等暗示地理与情感的跨域流动，既有纪实回溯，亦含虚构重构，延续作者擅长的自我探索风格。书中通过多视角转换与诗意语言，呈现离别的普遍性与个体经验的独特性。
目 录
序
之一 忠县
之二 星星闪烁
之三 父亲
之四 十二岁
之五 红色笔记本
之六 1095天
之七 做梦人
之八 珂赛特
之九 北京
之十 大姐与二姐
之十一 亲爱的人
之十二 女孩
之十三 岛国
之十四 英语教师
之十五 新加坡
之十六 少女
之十七 夜蝴蝶
之十八 单眼皮
之十九 两分钟就好
之二十 冯涅格特
之二十一 爪哇
之二十二 粉丝
之二十三 保罗
之二十四 埃莱娜
之二十五 旅馆
之二十六 楼梯
之二十七 朋友
之二十八 舞台
之二十九 另一个女人
之三十 火车
之三十一 灵山
之三十二 诗人
之三十三 阿多米
之三十四 忧郁症
之三十五 威尼斯
之三十六 上海
之三十七 爱美者
之三十八 姐姐
之三十九 爱情
之四十 夜市
之四十一 雅加达
之四十二 尼泊尔
之四十三 千岛国
之四十四 西尔姆山
之四十五 老城墙
之四十六 插花女
之四十七 不明身份
之四十八 弗里达
之四十九 沧浪之约
之五十 少年
之五十一 水库
之五十二 马耳他
之五十三 香港
代后记 但愿有一天
有一本书写着一个人的过去，那太完美的过去，总难与今生相连。我在茫茫的夜里，把一个个梦留给那本书，闭上眼睛，想象我的身影如猫一样在夜里来回走，仿佛在象棋格里穿越，没有惊动任何人。
序
家里有一个格子双人沙发床，产自丹麦，客人留宿时打开，平日收起。有了孩子后，就一直打开，她睡在上面。她是个包打听，说这床好舒服，在哪买的？为何而买？
我说以前外婆来北京，给她买的。
孩子很高兴，是外婆睡的呀，那是什么时候？
我说记不清。真的记不清，好像是2001年左右，是一个夏天。二姐两口子陪伴母亲来北京。
那个夏天，一个人孤独的生活被打破，母亲要来这件事，让我花了不少时间准备，添了些椅子餐具和两个空调。又去买了床上用品和毛巾等物品。
母亲来了，只是老了一点，人很精神，我很高兴。我的厨房被二姐夫接管，由着他做各种吃的，我呢，关在自己的卧室写一个长篇。
我很少与母亲交谈，她也一样。我总听见客厅外二姐与她在说话，都是家常。
二姐两口子陪母亲去了故宫，可能还有王府井。
我没有问，只是听她们说。
住了一段时间，我买了卧铺票，三个人坐火车回重庆。
现在回忆这些，我能确认没有去火车站接他们，也没有去送他们。那么母亲如何想？他们坐了几天火车来北京，一路上如何？回去呢？
为何我没有去陪母亲好好看看北京，也没有一次陪他们去餐馆吃饭，没给母亲做她喜欢吃的饭？
等等，有一次，我陪她去雍和宫烧香，我俩坐在宫里一张木凳上说了一会儿话，但也没有说到彼此的问题，那些长年困扰着母亲和我的痛苦，我们心啊，就像两粒微尘轻拂过彼此，一眨眼就没了。
有一次母亲来我的卧室用卫生间。我问她为何不用外面那一个，她说这个好用。我说两个一样。
母亲再也未用过我的卫生间了。母亲是试着与我说话，可是我的内心拒绝了。
每回我回重庆看她，若不是住旅馆，在家，肯定和她睡一床。在北京我自己的家，为何我就没和她睡一床？这样母亲就不必和二姐睡那格子沙发床，二姐夫也不必搭地铺。
好些细节，深究起来，记忆里完全是一片空白，有的话也是模糊不全。我在那段时期，一定遇到了好些想不起来的问题，内心悲伤挣扎得厉害，缺失得无形无魂，我一定在某种伤害或失去中迷失掉了自己。
可以肯定，那时我一定是患了不轻的自闭症，要与眼前的世界分离，甚至母亲，我最亲最亲的人在眼前，我也要分离。
母亲在去世前，我都没有机会说到自己的痛苦，她的痛苦。似乎是我回重庆少了，住家少了，我甚至也不关心自己，到最后我如飞蛾扑火，整个人死掉。死掉后才发现这个世界的存在，才发现母亲已永远地离开了我。我不能像童年那样期待她回家，也不能像童年那样全身心渴望得到她的爱抚和注意，哪怕她冷漠的目光，或狠下心来惩罚我跪在搓衣板上。
母亲一心一意要让我自己面对过去所有的伤疤，她说这样才能往前，才能长大。
我长大了，在一次又一次缝起那些痛苦和别离的伤疤中，勇敢地转过脸。让你们看。
之一 忠县
我六岁时，连狗都嫌，黄皮寡脸，头发稀得打不起一个辫子。头脑迟钝得连过路收破烂的老头都惊奇。最后，母亲也失望了，左看右看都嫌我多余。大姐是“文革”前的老知青，趁“文革”武斗闹腾无人管，从三峡巫山农村回家，住了一阵子。不知为什么事与母亲大吵一顿，发狠说是要回乡下去。果然第二天她在收拾行李，说是行李，也不过是将家里她看得上的家什拿走。
那是个星期天，母亲在堂屋里闷坐了好久，突然对大姐说，你要走，那就顺路把六六带回我的老家忠县吧。
后来我才明白母亲心里想的是什么，她一直尝试着把我送人，一直未成功，正巧大姐回家了，试试我能否讨乡下哪个亲戚喜欢，算是对我降格以求。母亲没有告诉我她的阴谋，但是我感觉到她不要我，因此对离开这家好不好，也全然不当一回事。
那个春末，天气已经暖和了，我跟着大姐坐轮船。那是第一次出远门，母亲一直把我们送到江边轮渡口。她的样子很漠然，我不理母亲，大姐也没好脸色。母亲掉头走得很快，大姐拉着我的手走得更快，上渡船过江，然后再去转大轮船。
记得坐的是底舱，铁板地面，机器隆隆，与许多担扁担背东西的人挤在一块。到忠县县城，已是深夜。大姐说已经晚了，最便宜的旅馆我们两人付一个统铺位，花那钱也不值。结果她费了好多口舌，被允许在码头趸船上的凳子上过一夜。我们两人挤在一起，搭了件衣服凑合着到天亮。然后，第二天一早，我们坐第一班长途汽车，再赶山路，看着长江在眼前不断地消失，又不断地出现，一直到我腻透了任何风景，才听到村子里的狗吠乱叫，大姐说到了。
大姐把我送到忠县乡下，住了两夜自己就回巫山去了。那时我以为这两个地方都在长江边，离得近，大姐会来看我，后来会查地图了才知道很远，她就是把我一个人撂下来狠心走了。大姐当知青那地方，就是著名的巫县小三峡。她落户的地方就是后来作为文物保护的大昌古镇。
母亲的家乡关口有个石寨，在大坡石梯的山丘上，石头砌的，没人说得清是什么时候的建筑。老人说起码明清时就有了，说是张献忠打到过这儿，蛮族女将秦良玉把关，杀得个昏天黑地血流成河，攻守相持不下。石寨就是秦良玉山寨的岗亭，全由整块大青石而筑，但年久风化，石顶全坍了，前院的石缝里生满野草。村子里用来开露天群众大会或晒粮食什么的，墙沿四角立了不少草人，草人手里还塞了一把芭蕉扇，风一吹，扇子就动，吓唬来偷吃粮食的麻雀。这古老的石寨，在村口池塘边，透过树枝就望得见，算是这个“关口”村的历史见证。后来我恨这地方的一些人，就认为他们都是反动分子秦良玉的后人；再后来我恨这地方的那些人，就觉得他们应当是张献忠手下的屠夫留的种。
我先在大舅家落脚，大姐嫁给了大舅的大儿子，大舅同时也是大姐的公公，大舅妈在大饥荒中饿死，大舅一直未娶，他们生有三儿一女。二舅与大舅家的两间平瓦房连在一起，各有草屋和搭的猪圈，猪圈边就是茅房，几根树桩钉在一起，四周是竹篱笆。
我的到来，让这个一向平静的寨子掀起波澜，整个村子的人都来到大舅门前看城里的“小姐”是什么样。这里几乎没有从大城市来的亲戚，倒是有人出去过，比如我母亲当年逃婚，一出去就不再回来。这儿的人到了非出去不可时，那也是天垮下来的绝境，如果数一下村里去过大城市的人，那就是我这两个舅舅，他们在我出生前，抬着重病快死的母亲，也就是我外婆去重庆交给我母亲，送到了就赶快回转。
那些看稀奇的村里人失望极了：屋子里站着一个瘦瘦小小的女孩，满头黄毛，眼睛充满恐惧，而且半天都不说一句话，也没有笑脸，穿得几乎和他们一样破旧。也拿不出任何礼包，连农村人走亲戚，都要带自家做的麻花或红糖。可我什么也没有带，母亲只想把我从她身边赶走，完全没有想到这些细节。那些人很快就散了。当晚我和小姐姐一起睡。
有一天幺姨来关口接我，她离得比较近，翻过两座山越过三条溪沟就到了。幺姨长得不像母亲，五官较小，眯眯眼，个子也小。她没有儿女，丈夫在煤矿挖煤，经济情况比舅舅们好一些，可是她天天提心吊胆，害怕丈夫被炸死，因为这小煤矿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塌方、瓦斯爆炸事件，死人是经营小煤矿预算的一部分。
幺姨坐下没一会儿，拉着我的手就落泪，我没有办法让她停，就跟着她哭，我哭的是自己被重庆城里的母亲抛弃，一辈子就留在这偏远的农村。我一哭，幺姨就停住哭，带我到小河沟去捉螃蟹。
那天遇见一条大花蛇，我吓坏了，幺姨竟和那蛇对视，而且拾了一颗石子，抛上半空，嘴里念念有词。那蛇身子伸得很高，但费劲地弯过脑袋去看那石子，最后整个身体垮倒在地上，一溜烟不见了。我从惊吓中缓过劲来，问幺姨怎么一回事。她说，遇见那种蛇，就要比高矮，若抛出的石子高到连蛇抬起头都看不见，蛇就会饶了我们。
我在幺姨那儿住了很久，有天表姨来幺姨家，说是有事耽搁，不然早就来接我了。她生得白净，不像风吹日晒的农妇，头发在脑后绾得整整齐齐，穿得也干净。总之，我当时一下就被她的端正模样吸引住了。幺姨舍不得我走，但表姨态度很坚决，说以前我母亲在乡下时与她最要好，现在母亲把她的幺姑娘送到乡下来，能不管吗？不过她们在屋里商量了一天，最后达成协议，我先去她那里，然后再回来。
表姨那儿很远，在长江边的丰都鬼城附近。我们走了一天山路，她走路不快，因为她说小时家里对她期望太高，要嫁个好人家，就缠了脚。她实在受不了，就悄悄放脚，被家里发现，狠狠打了一顿，重新缠脚，但又被她放了。这么折腾过几次，那双脚就不成样子了。我们一路说着话，等到她家天就黑尽了。表姨是第一个打开我话匣子的人，她喜欢问我，我也喜欢问她，关于重庆城里的事，她最感兴趣。
她说很后悔，当初应该跟我母亲一起跑到重庆，哪怕做纱妹，也比在农村强。
我问她为什么不走呢？
她说有些东西丢不下。
问她什么东西。她笑笑，说你是小娃儿，你不懂，有一天你懂了，表姨再讲给你听。
表姨爹已经做好玉米稀饭等我们。比起其他亲戚，表姨家的房子最像模像样：石头房子，屋顶很高，其实就是一个旧时碉堡。解放那阵分田分地时，那个石房子里炸死的国民党士兵太多，邪气太重，没人敢要，就分给了她家。此后，她遇到来村里做石匠的表姨爹，他被招做上门女婿。
表姨告诉我这个故事，说她自己八字大，压得住邪。她的话我相信。在重庆南岸家里的阁楼上，我总看见一个白衣女鬼，家里三个姐姐也都看见过，只是我见到次数最多，所以最有理由害怕。可是在这小石屋里，一次也没有看见什么可怕的东西，也没有听到什么怪声音，看来只要阳气足，鬼屋不是个坏地方。
表姨门前有一棵李子树，我来没几天，这棵李子树就开满花朵。记得天天爬到李树上，远远看表姨爹从村口那个山道回家来，肩上扛着一个布袋，里面是锤头、钻子、剁斧之类的工具，他们抱养了一个孤儿，比我大五岁。十一岁就跟被村里全劳力一样下田。
生产队队部的院子在一个洼地。我们站在山坡上就看得见。有一天生产队长来动员表姨去斗地主。表姨说，地主和他的老婆不是土改时已经被枪毙了吗？我不跟魂斗。
生产队长说，不是老地主，是少爷。附近的知青说是国家要搞的。那些知青都跟我大姐一样，是在“文革”前就到农村去的，这么些年生活寡淡无味，终于轮到“革命”的机会了。
少爷？解放那阵子他才四岁，斗他？表姨说。
生产队长说，你以前在他家当过丫环，你最知道他家怎么欺压我们穷人。所以，你一定要斗。
队长走后，表姨很难过。她说，地主一家子对她不错，再说那少爷就是小时看见父亲被敲了沙罐毙掉，吓得半死，变成神经病了。
表姨在家装病，被队长狠狠骂了一顿，不过也拿她没办法，她是地地道道的贫农出身。
我那天跑下山坡去，队部的院子热热闹闹，天井和堂屋里站着人，坡上也坐了不少人，拖儿带女的。那个地主的少爷被押上来，一个瘦高个青年，衣服又破又脏，头发长得不男不女，但一脸漠然。别人骂他，他笑；别人数他罪状，他笑；有知青上台阶去扇他耳光，他也笑。直到后来把他斗垮在地上，才算收场。
我跑回屋里对表姨讲那里发生的一切。表姨说，我就知道会这样，这个孩子活不长，老天爷，观世音菩萨，行个好吧，让他平安吧！她的样子非常伤心。我不知道为什么。
有一次表姨爹说是要带我去一个工地，那儿差石匠，而且离鬼城冥府不远。他一早带上我，我就在工地等他做完事。然后他带我往街上走。他指着山顶那些若隐若现的房子说，那是阴间地府，凡是人死了，都到那里报到，做善事的升天或投个好人家，做恶事的，得下地狱下油锅，受各种惨不忍睹的酷刑，永世不得翻身。
我很害怕，却又有些向往。那条铺了青石块的街，两边全是一两层的房子，往山上走的小路真是鬼气森森。但是爬了一半山，表姨爹忽然改变主意，不带我上去，说小孩子看了不好，女孩子看了更不好。
我不敢反对。
下山后，街上摆出小摊，都点起油灯，卖煮熟的红辣子鸡块，说是鸡避邪。他买了一个鸡头，叫我立即就吃。然后拉着我的手就走，说赶快，趁天还未黑，若天黑了，街上不会有人，全闭门闭窗。表姨爹带我搭了一艘船，是一个拖轮，不到一个时辰就到了，然后我们上岸，重新走山路回村子。
长大后我去过那鬼城冥府好几次，就在重庆下游丰都县的长江北岸上，古木参天，有些古庙，神宫古石刻，非常特别。奈何桥得一步跨过才顺当，还有鬼门关、黄泉路和十八层地狱，每隔几年修些新玩意添些新颜色，最后一次把我吓了一跳，对面整座山修了供观光的种种传说中的景物，还有天堂仙境，玉皇大帝崭新的雕像占了半山，在长江上就可见到，好像在发扬正气，压倒邪气。那条古朴的街也越来越商业化。
记得那一夜表姨一直在怪表姨爹胆小。但是第二天，表姨就去山里摘回艾蒿菖蒲，几枝挂在门口，几枝拿在手上点火烧，在我周身来回熏烟，熏得我只有闭上眼睛，泪直流。表姨用雄黄酒洒在门口窗子，说不然鬼会缠住我，这样做过后，鬼会知道认错了人，自动离开。为了保险，她在太阳下山后，叫我学她的样，对着东山连连吐三次口水，然后跪在地上，对着西天磕三个头。
天还漆黑，生产队长就在院门前叫出工了，等他们上了地里，公鸡才叫。
表姨让我帮她扯线，一件旧衣服。我得边扯边绕在一个木凳上，扎成一束，洗了再重新织。表姨织了两件线衣，一件给她的儿子，另一件想必是给表姨爹的。那天晚上我已经躺在床上睡了，她的儿子也睡了，表姨爹还未回来。我看见她拿着线衣，包了一些吃的就往外走。她走得很秘密，可我还是发现了，跟在她后面，我发现她竟然是去村边的土屋。里面住的就是那个被斗的少爷。少爷见了她也不傻笑，眼睛盯得直直的，不过两人没有说话。
怕表姨看见，我就独自回了，之后也没敢问表姨。
那时每天我和当地孩子一样去山上拾柴和打猪草剁猪草。每天吃晚饭很早，每家每户如此，为了省煤油灯，有时农田活忙了，吃饭晚了，就烧着麦桔杆和枯草，取炉火照明洗菜做事。往往一屋子都是烟，熏得人直咳嗽。
晚上一盏小油灯早早就吹熄。
第二年清明节很快就到了，我们几家人到关口后山给外公外婆上坟。一路上扔野菜团子，说是打恶狗饼，每人头上系根白布条，表示孝敬，祖宗保佑着，凡有厄运来临，必先显灵，让后辈逃脱。他们剪了好些纸人纸马纸牛羊，还糊纸房子纸床，在坟前烧掉，说是这样亲人在阴间可享受。
上完坟回来，我留在二舅家，他说要带我去大石寨。我以为是村子里的石寨，说我自己就去得。二舅说，村里的是小石寨，江边有大石寨，川江上下都有名，就在江边山崖边上，有十二层，高入云里。可是二舅给春耕累得病倒了，二舅妈就让村里一个远房亲戚把我送到表姨家。表姨说没去好，因为那个地方早就被“闹革命，破四旧”的知青封了，里面的菩萨早就被砸得稀烂。
那个夏天结束的时候，表姨就在把家里把碎布收集起来，用面粉做浆糊，抹在碎布上，做布壳，她将布壳剪下修鞋样，每天吃饭前趁着天光扎几针。
那是八月的一个大太阳天，有人捎来口信：大舅接到二姐代母亲写来的信和路费钱，让幺姨送我回重庆上学。那一天我把村子跑了一个遍，最后我抱着表姨哭起来，表姨说，“乖女，你妈啷个会不要你。我就一直不信这点。”她也哭了，说真舍不得我离开，但是她为我能回重庆大城市而高兴。
她和表姨父把我送回关口，那天傍晚幺姨也赶来了，她们一人拿出一只红布鞋，扎得结结实实，幺姨做的右脚上还绣了两朵小小的豌豆花。她们让我伸出脚来试，大了一些，说是要这样，我脚长得快，上二年级还能穿。不过幺姨说不全是她做的，因为她眼睛不好，二舅妈也扎了几针。
我问怎么一直不知她们在为我做鞋子呢？
她们说心里有这个预感，她们去神坎许了愿的，这样穿鞋的人才会一路平安，红色也是图个吉利，能走到天边，越远命就跟以前不同，起码比她们的命好。
一群女人在大舅屋子里闹嚷嚷时，二舅把我叫出来，偷偷塞给我十块钱，我知道十块钱是个大数字，我手中从来没有捏过钱，所以说什么也不要。但是一向好脾气的二舅说，你不要，等一会儿就把你捆在屋里，不让你走。
我吓坏了，赶紧收下。他才放心地走了。回到重庆，我把这钱交给母亲，母亲拿着钱眼泪就流出来了。
幺姨在重庆城里很不习惯，她放心不下丈夫，就回去了。她走了，我的衣袖上还插了一根穿着线的小针，看见父亲的纽扣掉了，我就赶快缝上。家里哥姐笑话我，不准我把针插在袖子上，认为这是乡巴佬的做法，硬把针取走了。那双红布鞋，我从乡下一直穿到城里，穿到小学里，同学围着那双鞋子看，手工做的，即使做得细工细活，他们也笑个不停。不过我不在乎。我的脚长得很快，不到一年就穿不了了，剪掉后半截做拖鞋。等到我上初三那年，有一天我与姐姐下长江洗衣服，那双鞋子就顺水飘走了，我追不上，一个漩涡就吞没了它们。
我很伤心。有一天晚上梦见我回到关口，可是一个人也不认识。我跟着那下山的路，去找丰都的表姨，可是表姨也不在。过了几年母亲告诉我，表姨去世了，先是那少爷生病死了。一直到那时，我才知道，那少爷就是表姨的亲生儿子，丫头生的，所以一直没法说。一解放，她更不敢相认，那亲生儿子还很小，亲眼看见父亲及一家人被枪毙，吓出病来。表姨就只好一直瞒下去。表姨临死才告诉幺姨，幺姨来重庆才说给母亲听，两个女人关在房里落了好多泪。
我是后来才明白，母亲乡下的亲人是看在母亲的面子上收留我，每家都困难，多一张嘴吃饭，并不是容易的事，所以，大家达成协议，每家分担一点。
大姐是个大嘴巴，想必早就给我的亲戚说清我是私生女的来历，可是在那里，他们就当什么都没有过，对我比他们自家的孩子还好，如果只有一个叶儿粑，他们都宁肯自己不吃，让给我吃。
如果我的母亲不是突发爱心，把我从农村接回重庆城里，让我上学识字，我恐怕也就是一个农村妇女。不过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世界最不少的就是诗人作家。但对我个人而言，命运就不一样了。我的三峡亲戚们再好，在中国也是三等公民。母亲若把我留在那里，我现在也跟着因三峡大坝拆迁到新地，每天做农田，现在已经给孙子纳鞋底了。
写到这里，我就非常害怕。
现在忠县有一半在水中，每每坐船经过，心里难过。想起小时听过的故事，有一家人避逃灾难，得到祖宗帮助，靠一张毯子沉入湖底。昔日邻居想向这家人借一个犁靶，就对着湖连叫三声他们家里人的名字，然后喊：“我想借一个犁靶。”不一会儿，犁靶就升上湖面来。
如果真有先祖鬼魂，那么有一天，当我也对着那个全世界的超级大平湖，连连叫上三声我那些亲人的名字，那双幺姨亲手纳的红布鞋会升上来吗？那个沉在水底的村庄，那个小石寨，那个大石寨，我六岁时经历的世界，在我整个灰暗的童年就像一线光，它们都会露出水面吗？
不管怎样，清明快到，我该回到故里，顺水放上些花，就是那双红布鞋上的豌豆花，让花瓣沉没到我的三峡亲戚们的手里。
之二 星星闪烁
在重庆长江南岸，大岩石上，有三个破旧的院子，顺着江水的流向排列。我家居于上端的院子，邻居张妈每天清晨挨丈夫的打，她生着白净的瓜子脸，头发绾在脑后。
我在她的哭泣声中一天天长大。
那时我脸色发黄，瘦弱矮小，经常因贫血而晕倒。没孩子与我一起玩，连哥姐也不理我，常常听见了哭声就跑到后院张妈家门前，接受这清晨的第一课。
张妈的男人在船上是个管事了，面目和善极了，个头也不大，脚上穿一双擦得雪亮的大头皮鞋。他踢她时，一声也不吭。我看得把脸扭过去，窗外天上还挂着几颗星星。
邻居们喜欢围观，这时我悄悄走开。
张妈曾是妓女。父亲说她在1949年时被丈夫用几块大洋买来。
她对我很好，常常给我梳头发，手轻柔纤细，使木梳子在我头发上痒痒的好舒服。父亲总是一把拉走我。父亲不在时，我便去找她，坐在大厨房的小凳子上，看她摘菜洗菜做饭。
她很爱干净，总把厨房灶台上清理得干干净净，夏天来时，她提一桶水，将房里地板擦了一遍又一遍，还用坏了边的罐子种花。茉莉呀，枝枝花呀，太阳花呀，在她那小小的阳台上，一种就活得鲜嫩无比。
从我上小学到初中，我都持续做梦，梦到她。总是梦到放学回家，看到男男女女站在天井里。我拼命挤进人群，见一个人直躺在旧木板上。原来是张妈，她的脸上全是厚厚的霜，嘴角有一丝微笑，似乎在向我说着什么。我怔了怔，也跟着微笑。
她张开嘴大笑，我也大笑。
院子里的人骂我，说我是鬼魂附身，是小疯子。他们说要把我关起来，有人拎起我的耳朵，我的双脚离地，痛得我大叫：放开我，我不是疯子！
家人在一旁冷冷看着，不理我祈求的眼神。
我叫爸爸，我叫哥哥，我叫姐姐。
还是一样，没人走过来救我。
但愿我不是他的女儿，不是他们的妹妹。我打着战，闭上眼睛一声不吭。最后好像是哥哥把我拦腰抱起来，往阁楼上走，扔在床上。
张妈死了。他们把她的尸体扔进江里。
好多年我都做同样的梦，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我上初中时她还活着，有一次她借给我她儿子的手抄本，我一个人在阁楼里看着心惊肉跳，全是性爱场面和身体器官。看了一会儿，我便把手抄本还她了。她儿子是抱养的，那时正在谈恋爱，每晚回家很迟。总是午夜时，听见敲门声，张妈端了一盏煤油灯急急地从后院赶到开门。
儿子大了，父亲打母亲时，儿子不干了，有一天在家里与父亲大干一架。从那之后，张妈不再挨打，不过儿子不是经常在家，她还是一样受丈夫气，有时候一耳光抽过来，她半边脸都肿了。她站在灶台前，一边做饭，一边吃头痛粉。早中晚都吃，大家有病，都去找她借。她不借，说这药含有尼古丁，吃了上瘾，再吃其他药都没用。明知如此，她还是照吃，有意想麻痹自己
男人很可怕，从小我就明白了，尤其是那种动手的男人，根本不能嫁，最好不要嫁人。
18岁那年离家出走，流浪在路上，与家里的联系就是偶尔收到二姐的信，说一些家里和六号院子发生的事。有一次她在信末说到张妈被气死了。
好多年后，我回到家里，问起张妈的死。父亲说，因为她的儿子被关进监牢，丈夫对她早晚打骂，不让她睡床上。丈夫身上长了红斑，奇痒无比，要她不睡觉地给他抓痒，一停，他就一巴掌挥过去。她实在受不了，累得倒在地板上，随丈夫怎么踢也不起来。最后丈夫发现她翻着白眼，死掉了。
那时后院尚在，只是腐朽得没人住，我通过大厨房走进窄窄的走廊，来到后院。张妈房间窗玻璃漏着风，小阳台上还生长着一盆仙人掌。
我走近一看，居然有一朵粉色的花开在仙人掌的右侧。我眼睛马上湿润了，感觉就是张妈在另一个世界给我传递的信息，对她来说，死比生好。
第二天大清早我就离开了，天上挂着星星，跟童年时一样闪烁。我看了一眼，就乘轮渡到了对岸，这次有目的地，永远地离开家乡，乘火车去北京。
之三 父亲
眼盲了几十年，几十年你居住在黑暗中。有一天你把心爱的鸟——两只相思鸟放出竹笼。是不是那时，你已决定走远，孤独地离开？
小时，你天天在家，我不会想到你；长大后，看不到你，我也不会想你；到了伦敦后，我更不会想你。当时母亲病重，我只关心她。打电话给她，也从未想到和你说几句。
得知你离世的消息时，我在看一本书，那书在卫生间里看比较合适。卫生间是最隐秘之地，看这种书最好，上面有好多国家的好多作家在谈论生活，他们的照片在封皮上，都比我快乐，有的人已经死掉，有的人还活着。
我实在不明白，我为什么没哭。
你知道，我怕生人，我不喜欢人多。你也一样，这样你会非常不舒服。
当时我对着镜子，相信镜子能通向你的世界，我对着镜子说，若你不愿出现在我面前，那你到我的身后吧，我很想听见你的声音。说点什么吧，比如，“嗄希多”，这句浙江家乡话，是说孩子多。我们家六个孩子，饭量大，你担忧；我们穿衣的要求多，你担忧；我们惹麻烦多，你担忧，等等。
我的身后是好几幅照片，有天葵竹，有书架，可是没有你。
我打开浴室门，走到花园去吸口气。
父亲，花园里没有你，全是陌生空气。花园的喷泉，一阵风拂来水气。我本能地闭了眼。
小时候院墙外有一条从山上流下来的溪水，倾斜的石坡——用锤子钢钎打出来的一块石板。附近的人有时在这里洗衣和洗杂物，也洗马桶。偶尔游来小鱼虾，用木桶逆水可截住。
我在水边蹲下。
距石板三步远有一个木栅栏，栏外是一个几乎垂直的大斜坡，水冲下去，像瀑布，人掉下去，命就没了。我把塑料凉鞋脱掉，抓在手里，让溪水冲洗它们，突然发现有个男人站在身边。我抬起头来，不是父亲，一个路人，等着我让出地来，他要洗脚。我没有动，路人暴躁地吼我，并把我拉到一旁，一边洗脚一边吼。有一个星期，我耳朵听不清人说话，里面仍响着那个陌生人的怒骂声。
邻居如那个男人一样。可你从不如此对待我。
翻出相册，照片摊了一地板，却找不到父亲。我这才想起，你从来不照相，也不与人合影。
我决定去图书馆，那儿清静。一上午，我读到激情与疯狂，平静与控制，明白了这些与写作的关系；我读到撒谎和逃跑，占有和名声，看出了这些和水的联系。图书馆楼高过附近的一圈房屋，站在楼顶，整个城市的西南部几乎尽收眼底。天高云淡，阳光在窗子上闪耀，斑斑点点，如家乡河流的水波。我是鱼，我是特殊的鱼，我也可在岸上存活，飞起来的时候，是侧身向上，越过图书馆这幢带藤蔓的房子或遥远的旅馆，我曾在那27层楼上，一次次翻动一本写你和母亲的书，当时我一个劲儿地喝水。我喜欢水，带盐味时，我一定是孤单的；浸入淡水时，则不必孤单。
晚上回家，精疲力竭，上床前我吃了安眠药。没它，我睡不着觉。睡不着觉，我就见不到父亲，进入不了另一个非正常世界。夜里你也许会出现。
一个无梦之夜，早晨醒来，发现你没有到梦里来，是的，一个梦也没有。
我拿起一把梳子，慢慢地梳着头发。风在吹动，树叶也在发出哗哗响声。多少年前，在那个阴暗的小屋子，我站在架子床前，你在替我穿衣。那是一件背带裤，你穿了两次，可我还是觉得里面衬衣塞得肉不舒服，我赌气把裤子脱下。
你朝后退了一步，拉亮灯，暗淡的屋子里看得见了。你说，你自己学会穿衣吧。
我看着你，父亲，你没有生气。
等着，等着，座钟摆动一下两下，你还是站在那儿。我只得弯腰把裤子提起，又把衬衣弄直，以便裤子拉上时不气鼓鼓的。我把背带裤的两个带子放在肩上，放错方向，裤子提不上来，我急得跺了一下脚，一跳，居然摔倒在地。你一下子接着我，把我放回原地。
还是看着我。
我只能接着穿，试着把带子放对肩头。试了好几次，终于放对了。父亲这才舒了一口气。
你笑了。我也笑了。
从那之后，我就自己穿衣穿鞋。
莫非父亲不出现，也是要我学会如何对付悲痛。可失去你的悲痛，我如何学得会？泪水滴落下来，我擦去了，泪水又滴落下来，父亲，原来我是那样想念你。
那晚入睡，江水竟涨到家门口，伸腿可洗脚。大人们往山顶奔逃。屋顶上爬满人。我坐在门槛上不想离开家，父亲你也在家里，不急不忙地走过来，坐在我旁边。
我醒了，原来是一个梦，但愿一切都是个梦，这样父亲还在人世。
之四 十二岁
一个私生女。母亲爱上了一个小自己十岁的男人。违背所有人意愿，我来到这个世界。
这是当地一个人人皆知的秘密，只有我被蒙在鼓里。生来就是多余的，母亲顾及大家庭里其他人的感受，不敢爱我；法院规定在成年之前，生父不能与我相见；而养父，对我则有着一种理还乱的复杂情感，始终有距离。没人重视、没人关心，在周围大人和孩子的打骂与欺侮中，我一天天长大。
我出生在自然灾害尚未结束的1962年，多少人被饥荒饿死，而我却活了下来，也许从那一刻就已注定：我注定了是一个要与命运抗争的人。
我的家在长江南岸的山坡上，那一片挤满了小板房和朽烂发黑的吊脚楼房，小巷稀奇古怪，歪扭深延的院子，一走进去就暗黑见不着来路。整个地区，没有排水和排污设施，污水沿着街边的小水沟，顺山坡往下流。垃圾随便乱倒，堆积在路边，等着大雨冲进长江里，或是在炎热中腐烂成泥。这是重庆江边一个典型的贫民窟。当时尚不知多年后，自己会离家出走，彻底和这个世界决裂。
家是一间正房，只有十平方米，朝南一扇小木窗，窗外钉着六根木柱，像囚室。离窗不到一尺，有一座很高的土墙房，把窗户挡得严严实实，即使白天，房里依然很暗，得开灯。幸好还有一间阁楼，不到十平方米，最低处只有半人高，夜里起来，不小心头会碰在屋顶上，把青瓦撞得直响。这两个房间挤下父母，三个姐姐、两个哥哥和我。房子小，人多，阁楼里两张养父亲手做的木板床，睡六个孩子；楼下，有一张父母住的藤绷架子床，余下的地方就够放一个五屉柜、一把旧藤椅和一张吃饭的桌子。房间的窗和门只有在下雨或是冬天的夜里才会关上。
十二岁的我，没有新衣，没有玩伴，没有人肯跟我说话。我的心被冻在冰山里，一个人在黑暗里挣扎。
周围世界没有任何娱乐活动，当地人最大的乐趣，竟是去江边看浮起的死尸。这是一个多么令人瞠目结舌的行为，那时的我，既恐惧又不知所措。
看小说是我唯一的安慰和快乐。梳着两根黄毛的小辫，坐在矮木凳上，借着昏暗的灯光，在街边路灯下专心地看《简·爱》。整整一个晚上，甚至连姿势都未曾改变一下。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那叫简·爱的英国女孩，生长在孤儿院里，遭到老师的体罚，在雨中站在木凳上。简·爱经过自己的努力，最后找到了幸福。从她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希望。
记得那天晚上，我和两个姐姐睡在一张小木床上，我被紧紧夹在中间。之前无数个黑夜，从睡梦中醒来，都想翻一翻身，之前无数次，都想对她们说，可是我的声音不曾冲出喉咙。
就是那一夜，看完《简·爱》的那一夜，我终于对姐姐们说了：“我要翻身！”
在学校里，我的学习成绩总在班里名列前茅，但从来不跟人拉帮结伙，就像一只孤雁。
同学看到我经常在一个小本子上写写画画，却从不示人，报告了班主任，说是我在给全班的同学记“变天账”，班主任毫不犹豫地要我交出“变天账”。
突如其来的诬陷，莫须有的罪名，但我就是不肯交出日记。我站在讲台前，沉默地听着所有批斗我的人讲话。最后班主任罚我独自打扫一个星期教室的卫生。
不快乐的十二岁，只等十八岁成人见生父那一刻，所有的秘密揭开，化为逃离故乡的行动。
多少年过去，我成为一个诗人和作家。心里明白，无论任何时候拿起笔来，我只是那个在雨中长江边奔跑呼喊的女孩，渴望更多的人能听见自己的声音。
之五 红色笔记本
母亲很少给我东西，我小时，她不给；我长大，她更不给。记得出国前，她对我意见很大，说英国那么远，有什么好，要大老远跑去，生了病，都没有人照顾。她一直沉着脸，觉得我做错了一件大事；觉得我做什么事都不和她商量，也从来不事先告诉她。而那时的我一心想彻底逃离家，和之前所有的一切都隔得远远的，隔着半个地球这距离，似乎在心理上首先安慰了我。
在伦敦那些年，每到圣诞、新年，我都给母亲寄卡片和照片，可母亲从不回信。家中二姐来信，也主要是说收到了我发表在国内杂志报纸上的稿费，顺便简单说一下家里的事情，从不问我的情况，母亲也从未请她转告我她收到照片和卡片后感觉如何。
一切如同石沉大海。
虽是如此，我还是每年照做这些事，仿佛是一种义务，一种责任，后来成为一种习惯。直到母亲去世后，我才意识到，这样做其实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母亲。
2006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和哥哥姐姐把母亲的骨灰安置好后，一起回家整理她的遗物。两个哥哥负责整理阳台，我们姐妹四人负责整理母亲卧室。我们打开母亲的三个木箱。这三个木箱，从小时候起，对我们来说就是禁区。多少年来，母亲都会上锁。在打开的那一瞬，我们几个姐妹除了哀伤，还有几分兴奋。箱子打开，一股浓浓的樟脑味，里面竟是一些绣花的真丝被面和一些好看的布料，亮亮闪闪，花花绿绿，非常耀眼。
在箱底，有一个红色硬壳笔记本。
我拿起来一看，里面竟夹满我历年寄给母亲的卡片和照片，一张都不少，整齐地按时间夹在笔记本里。我抬起头来，问：“怎么这些卡片和照片，包括信封，妈妈都没有扔掉？”
“扔掉？”大姐嘴快，“她哪里舍得扔？她把这个拿给家里每个人看，亲戚朋友，甚至街坊，哎呀，有时在路边遇到一个她认为看得上眼的陌生人，都会把它掏出来给人家讲，这是她的六姑娘，在英国读书，是个作家。我曾经想要一张，她都不给。我说只要一张英国邮票，她也不给，马上收起来，甚至藏起来，生怕我会偷走。”
我心里一震，原来母亲如此为我骄傲，如此看重我寄给她的卡片和照片，我眼圈红了。
大姐对我说：“妈妈最疼你了。六妹呀，在妈的眼中，就你一个人是她的心爱。”
“不是这样的。”起码在母亲去世前，我都没有如此感觉。
二姐说：“这还用得着说吗？我们都心知肚明。”
四姐说：“所以呢，我们小时都爱挤压你，想隔开你和妈妈；妈妈也装得不喜欢你。可一等到你去了国外，就装不了了，无论吃什么，就会说，可惜六妹不在。真是的！你走之后，做什么，她都念叨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