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个名叫“摩西”的女人
1966年初，刚从莎拉·劳伦斯女子学院毕业的艾丽斯，在纽约市人口稠密的曼哈顿下东区的一处公寓里租了一个房间住下。为了生存，艾丽斯暂时搁置了做一名作家的梦想，她计划先找份工作安顿下来，同时进一步深入了解社会现实，为下一步专心写作做好准备。
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充满了各种对现实不满和反抗的动荡、喧嚣，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女权运动、新左派运动、嬉皮士运动等各种运动风起云涌，主流价值体系、道德标准不断受到冲击。作为美国东海岸最大的城市，纽约是美国反主流文化的主要战场。这里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各种文化、各种思想潮流，都在这个气氛宽松的地方出现、发展、相互碰撞、壮大。当时，纽约曼哈顿的下东区被称作反主流文化的十字路口，是一个充满活力的艺术和政治中心，也是具有反叛精神的各种各样先锋艺术的汇聚之地。在艾丽斯租住的地方，居住的大多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阶级家庭，还有一些移民、艺术家，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类叛逆者。当时著名的“垮掉派”运动代表人物，怪癖的同性恋诗人艾伦·金斯伯格和他的恋人皮特·欧罗维斯基就与艾丽斯比邻而居。
艾丽斯在纽约社会福利局找了一份工作，“这是当时大多数作家、舞者、画家和其他艺术家所做的。我们都是想拯救世界的激进分子。我们相信为福利部门工作会给我们一个帮助别人的机会。”更为重要的是，她说，这个职位让她不必像以前在莎拉·劳伦斯女子学院当学生的时候做酒店服务生来赚取收入。“我厌倦了白人对我咧着嘴嬉笑道：‘你看起来就像埃斯利·乌甘姆斯！’他们是指当时一位著名的黑人艺人。”
但是，在福利局工作的那些日子里，她并不十分愉快。艾丽斯在福利局的工作职责包括将一些接受社会福利的病人送往精神病医院救治，她回忆说：“没有人在真正解决问题，没有人真正想帮助这些人走出困境。病人大多是穷人，没受过教育，没有稳定工作，生活环境肮脏不堪，他们怎么能不发疯呢？但是，医院的医生只是给病人注射安定或其他镇静剂。这个方法根本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她愈加坚定地认为，社会需要进行更彻底的改革，不仅是纽约的福利部门，而且是这个国家的大多数政策都需要改革。
与此同时，艾丽斯也被纽约各处可见的充满活力的艺术场面和政治热情所吸引并受到激励。在福利部门工作之余，她还积极参加纽约的各种社会活动。当时美国政府在越南战争的表现，以及国内种族关系的恶化，导致国内民众的反抗情绪像野火一样蔓延，艾丽斯积极加入反对越南战争的抗议者人潮中。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北方的种族冲突也愈加激烈，黑人厌倦了多年的偏见和警察的镇压，在底特律、纽瓦克和芝加哥相继发动暴动。在纽约，艾丽斯每天都能听到《我们一定会胜利》(We Shall Overcome)的歌声。每当听到这首歌曲，她就禁不住回忆起1963年在华盛顿参加争取黑人民权的那次大游行，当马丁·路德·金博士发表完《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说后，年轻的女歌手琼·贝兹抱着吉他，在数十万人面前轻轻唱起这首歌，而所有人也跟着高唱：
我们一定会胜利
我们一定会胜利
总有一天，我们会胜利
在我内心深处
有一个信念
总有一天，我们会胜利
……
激越的歌声和青春的朝气，激起了艾丽斯对社会的改变和新生活的期望，她不再满足于在福利部门工作，而是急切地想用手中的笔去参与这个时代的变革。
一天，查尔斯·梅里尔从亚特兰大来到了艾丽斯的住处。查尔斯·梅里尔就是当年在斯佩尔曼女子学院被艾丽斯拒绝了其家族提供的奖学金的人。从那时起，查尔斯·梅里尔就被这个倔强的黑人女孩所吸引，他与艾丽斯之间不仅没有因此产生憎恶，反而建立了长期的友谊。在艾丽斯离开斯佩尔曼女子学院后，查尔斯·梅里尔一直与她保持联系。这次他从亚特兰大到纽约来办事，顺便想看望一下艾丽斯。在艾丽斯住处，查尔斯·梅里尔看到她生活窘迫，便又一次提出给予艾丽斯一笔经费资助，这一次艾丽斯接受了。艾丽斯这样解释道：“我接受他的资助是因为，查尔斯·梅里尔一直向我证明，他欣赏我的作品并支持我努力的方向。既然这笔钱与我的斯佩尔曼女子学院学生身份无关，那么，我不觉得现在接受梅里尔的资助会有损我的正直与道德品格。”
有了这笔经费，艾丽斯决定从福利局辞职。她早就有一个重返非洲的计划。这一次，艾丽斯计划去塞内加尔，她打算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跟当地黑人学习法语，进一步了解自己祖先的文化，为计划中的写作积累素材。
然而，就在她即将启程的前一天，一篇报纸上的文章将她的计划彻底打乱了。那是一篇关于南方民权运动出现僵局的报道。报纸上还刊登了一张黑人孩子们的照片，照片上那些可怜的黑人孩子，坐在自家破烂棚屋门前的台阶上，衣衫褴褛、眼神茫然。看着这些孩子，艾丽斯就像看到自己小时候的模样。
艾丽斯扪心自问，在这样的时刻，黑人父母们都还没有获得选举权，黑人孩子们只能用白人小孩用过的书本上学，书本上涂满了“黑鬼”“三K党万岁”之类的文字，她去非洲，去塞内加尔有何意义？她心中油然升起一个强烈的念头：立刻回到南方去参加民权运动，去帮助自己的父老乡亲改变生活，去帮助黑人下一代改变命运。
她不由想起那首著名的黑人歌曲《水中跋涉》(Wade in the Water)。《水中跋涉》是一首著名黑人灵歌，讲述的是被追捕的美国黑奴通过水路逃向自由的历史。它与著名的19世纪“地下铁路线”(the Underground Railroad)有关，说的是美国南方的黑人奴隶通过偏僻的河床路径逃向自由的北方。从水路逃亡是因为一旦他们进入水路就不容易被困死，同时也因为“自由地区”与“奴隶地区”的边界常常是一条河。这首歌借用了《圣经》中以色列人逃离埃及的故事《出埃及记》。歌词的大意是，既然上帝可以通过“麻烦水”(trouble the water)来拯救逃向自由的以色列人，他也可以拯救我们黑人：
涉水，涉水
孩子们在水里跋涉，上帝会麻烦水
年轻女孩穿红色衣服涉水
是摩西带领的孩子
上帝会麻烦水
涉水，涉水
孩子们在水里跋涉，上帝会麻烦水
年轻女孩穿着白色衣服涉水
是以色列的孩子
上帝会麻烦水
……
这首歌中的摩西，指的是一位名叫哈丽雅特·塔布曼的黑人妇女。塔布曼是美国历史上的传奇人物，她自己从奴隶制度中逃脱后，又回去帮助数百名被奴役的黑人沿“地下铁路线”走向自由，赢得了“摩西”的称号。
塔布曼出生于马里兰州，作为一名南方黑奴，她在1849年设法逃到了北方的自由之地。塔布曼行走了近90英里，从马里兰走到了费城，当她带着一种如释重负和敬畏的心情跨入了自由州宾夕法尼亚州时，她说：“当我发现我跨过了那条线时，我看着我的手，看我是否还是同一个人。一切都有这样的荣耀；太阳像金子一样从树上和田野上出来，我觉得自己像在天上一样。”塔布曼并没有留在北方的安全地带，而是冒着生命危险，建立了一条由废奴人士和安全住处构成的“地下铁路线”来拯救其他奴隶。塔布曼成了“地下铁路线”上最著名的“指挥家”，带领其他奴隶通过秘密网络逃离种植园获得自由，许多人都称她为黑人的“摩西”。后来，塔布曼还在美国内战期间帮助过联邦军队。1859年初，废奴主义者、参议员威廉·西沃德在纽约奥本郊区卖给了塔布曼一小块土地。奥本的土地成了塔布曼家人和朋友的避风港。内战结束后，塔布曼将这块土地捐给了奥本的非洲卫理公会圣公会教堂，并在这块土地上建立了哈丽雅特·塔布曼老年之家。塔布曼于1913年3月10日死于肺炎，享年93岁，她被以荣誉军人的名义安葬在奥本的希尔堡公墓。在这之后，人们以多种方式纪念塔布曼，全美国有几十所学校以她的名字命名，奥本的哈丽雅特·塔布曼老年之家和剑桥的哈丽雅特·塔布曼博物馆都有关于她的生平的展览。为了纪念塔布曼的一生，人们在1978年还拍摄了一部名为《一个叫摩西的女人》的电影。塔布曼在世时就广为人知，备受尊敬，去世后更是成为美国人的偶像。在20世纪末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她被列为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平民之一。塔布曼成为激励一代又一代为争取公民权利而奋斗的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2016年，美国财政部宣布，塔布曼将取代安德鲁·杰克逊，成为20美元新钞票上的人物。
就在那一刻，年轻的艾丽斯，决心要像塔布曼那样，做一个“名叫摩西的女人”，前往密西西比州，去拯救南方的黑人父老，就像歌中唱的那样，去民权运动的南方前线“水中跋涉”。当她将书籍、衣物、非洲雕刻和画打包装箱时，她眼前浮现的是父母曾经因为被白人农场主驱赶而四处寻找住处时痛苦绝望的表情，她毅然决然地告别了繁华喧嚣的纽约，踏上了去往密西西比州的旅程。
二、种族主义的堡垒
在散文《选择留在家乡》中，艾丽斯讲述了她当初离开纽约去南方的密西西比州的原因。艾丽斯说：“在我一生中，密西西比州对于黑人而言一直是邪恶的象征。我知道，只有当这个国家的任何地方都没有恐惧时，我们才能在美国生活下去。去密西西比州对于我来说正是一个考验。”当年她得到了一笔资助，完全可以按照在大学里为自己定的理想，在纽约找一处安静的地方专心写作，或者按照她的计划去非洲的塞内加尔旅行。然而，只有22岁的艾丽斯不同于一般青年人，虽然她的人生历程不长，她却已经拥有了坚定的立场和非凡的勇气。童年的创伤、吉姆·克劳法对南方黑人的迫害、因校内政治冲突而转学、与死神擦肩而过的堕胎，所有这些经历，以及为黑人平等权利奋斗的决心，使艾丽斯成长为一名勇敢的战士，到最需要战士的黑人民权运动前线才是她的选择，即使那又是一个生或死的选择。
密西西比州可以说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前线。就在艾丽斯决定离开纽约赶赴民权斗争前线之时，密西西比州已经是尽人皆知的罪恶的种族主义堡垒。密西西比州位于密西西比河东岸，密西西比河的意思是“伟大的河”。最早的印第安人就居住在密西西比河流域。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黑人民权运动爆发以来，密西西比一词就拥有了新的含义。对于为平等权利而战的黑人来说，密西西比州已经成为自奴隶制以来最残酷的种族主义暴力的同义词，它还有一个不光彩的名称是“白人至上的底线”。作为拥有黑人人口最多的州，密西西比州的白人立法者试图通过剥夺黑人公民的投票权来粉碎他们获得新生的权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制定了各种投票限制，从荒谬的识字测试到收取高额的投票税。与其他州的黑人相比，密西西比州的黑人更加找不到好工作，上不了好学校，享受不到医疗保健以及基本的人权。在那个时代，密西西比州黑人30岁前的平均死亡率比完成三年级学业的比率都高。1964年，美国南方500万达到选举年龄的黑人中只有200万人登记投票。在密西西比州，只有2%的黑人登记为选民。一个世纪之前，由林肯总统签署的美国宪法修正案第15条，在形式上保证了美国不同种族的人拥有平等的投票权，但这条法律在密西西比州不过是一纸空文。为阻止黑人公民投票，南部诸州无所不用其极：有的地方对黑人进行文化测试，黑人只要拼错一个单词就会丧失投票资格；有的地方将选民登记处设在交通不便的地方，让黑人知难而退；还有一些地方要求贫穷的黑人缴纳人头税，才能获得选举权。而在密西西比州，阻止黑人参加投票的手段则是上述办法全部采用。
然而，在1955年之前，密西西比州白人种族主义者对待黑人的邪恶和残忍，还不为世人所知，直到那个名叫埃米特·泰尔(Emmett Till)的黑人男孩的故事广为流传，美国人才发现密西西比州的恐怖，才看清自己的国家是多么的丑陋和可怕。
埃米特·泰尔是一个普通黑人男孩，于1941年出生在美国中北部的芝加哥城。埃米特出生一年后，他的父母便离婚了。埃米特·泰尔的父亲路易斯·蒂尔(Louis Till)在1943年被美军调到欧洲战场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来因为触犯军法而被军事法庭处以死刑。临刑前，路易斯·蒂尔想到年幼的儿子，于是将自己唯一的遗物，一只刻着自己姓名缩写L.T.的戒指寄给了远在芝加哥的儿子。
埃米特从小在芝加哥长大，那里的种族隔离并不像南方那样严重。埃米特天性乐观开朗，只要有埃米特在的地方总是充满了欢笑。1955年春天，埃米特的舅公摩西·赖特从密西西比州的莫尼镇来到芝加哥探访亲戚，临走时，他邀请埃米特趁暑假的时候去密西西比州玩，埃米特和他的妈妈欣然答应了。
1955年7月25日是埃米特的14岁生日。妈妈从柜子里拿出了父亲留下唯一的遗物，交给了埃米特，埃米特将它戴在了手上。8月中，埃米特与他的表弟一起搭乘火车前往密西西比州的舅公家。临行前，埃米特的妈妈一再叮咛，要小心南方的白人。1955年8月21日，埃米特和他的表弟抵达密西西比州的莫尼镇。莫尼镇是一个非常小的乡镇，镇民大多是黑人佃农，镇上唯一的一条街上只有三四家杂货店。罗伊·布莱恩特和太太卡洛琳·布莱恩特是住在莫尼镇的白人，他们在镇上以开杂货店为生。
活泼开朗的埃米特很快就跟当地的黑人少年打成了一片，常与他们一起到镇上玩耍。1955年8月24日，埃米特一早起来就帮着他的舅公在棉花田里采收棉花。中午过后，由于天气实在太热，无法继续在田里工作，舅公便让埃米特自己打发下午的时间。埃米特很快找到了他新认识的朋友，一群人便开车来到了镇上。这天，罗伊·布莱恩特因为有事出城，店里只留下老板娘卡洛琳。因为天气炎热，这群黑人少年便来到罗伊的杂货店买冰镇可口可乐。当他们买好饮料转身离开时，埃米特，这个芝加哥来的黑人男孩，回头看了老板娘卡洛琳一眼。埃米特心想：哇！这个老板娘好漂亮啊！于是他不自觉地对老板娘吹了声口哨。
埃米特并没有意识到他的行为有何不当之处，但是同他一起的其他当地黑人少年却都吓得目瞪口呆，他们明白事情的严重性。在当时美国南方社会，黑人连正眼看白人妇女都是不被允许的，更何况是具有挑逗性的口哨！埃米特的朋友迅速把他拉出了杂货店，一群人赶紧开车离去。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埃米特还是照旧帮着舅公采摘棉花，与其他黑人少年一起玩耍。大家也渐渐地将埃米特对白人杂货店老板娘吹口哨的事情放到了脑后。
1955年8月28日凌晨两点半，莫尼镇的镇民都还在熟睡中，一辆小卡车来到了摩西·赖特的家门口。摩西打开门，只见两个白人壮汉带着枪和手电筒向他走过来。“请问你们有什么事吗？”摩西用他苍老的声音问道。“我们要找埃米特·泰尔。”其中一个白人答道。不等摩西回答，他们把他推到一旁，径直走进他的家中。正在睡梦中的埃米特被拖了起来，迷迷糊糊地被那两个白人带走了。
天一亮，摩西·赖特便赶紧向莫尼镇的警察局报案，警方询问后了解到四天前发生在杂货店的口哨事件。他们将杂货店的老板罗伊·布莱恩特带到警察局，摩西一眼便认出这就是夜里到他家绑走埃米特的两名白人中的一名。另外一人是罗伊的小舅子米兰姆。然而，两个人矢口否认他们曾经见过埃米特，而且也没有人知道埃米特在哪里。摩西·赖特心里隐约感觉到埃米特凶多吉少，他立刻请求全镇的黑人朋友们帮忙寻找埃米特。
三天后，一个在塔拉哈奇河钓鱼的年轻人看到河岸边的树根中间好像卡了个奇怪的东西。当地警方把这个东西捞起来一看，竟然是一具被人用电线和一个巨大的电扇绑在一起的尸体。由于尸体已经完全变形，因此无法辨识尸体的身份。尸体身上唯一能被辨识的东西是他手指上的一枚戒指，戒指上刻着L.T.。
埃米特的尸体在他母亲的要求下很快被送到了芝加哥。埃米特的母亲坚持要开棺亲自检查她儿子的尸体。当埃米特的母亲用手抚摸她的独子变形的尸体时，她发现她儿子的眼睛被棍棒给打出了眼眶之外、鼻子如同被菜刀剁过一样、舌头断裂、下体也遭到凌虐。埃米特的母亲在悲痛之余，决定要让全美国的人看看她的儿子是怎样在这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被白人凌虐至死的。于是，埃米特的尸体被公开陈列在芝加哥的一间大教堂中供人吊唁。第二天，这位芝加哥的黑人少年在密西西比州遭白人凌虐至死的新闻便登上了全美国各大报的头条。这件事也成为引发美国民权运动的导火索。
1955年9月19日，罗伊·布莱恩特以及米兰姆在密西西比州法庭被以谋杀罪起诉。四天之后，一个全部由白人组成的陪审团，罔顾人证物证确凿，以罪证不足的原因判定罗伊·布莱恩特以及米兰姆无罪，并当庭释放。一年后，一家杂志出高价采访罗伊·布莱恩特以及米兰姆，在金钱的诱惑下，两人才一五一十地道出了他们当年如何从摩西·赖特家中带走埃米特，然后如何将他凌虐至死的经过。由于美国法律规定一个人不可以被以同样的罪名起诉两次，因此就算罗伊·布莱恩特和米兰姆说出他们是杀害埃米特的凶手，也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在被视为种族主义者顽固堡垒的密西西比州，对黑人种族有着根深蒂固的偏执和残酷。1882年到1968年间，密西西比州涉及对黑人动用私刑的案件数量，远远多于美国其他地方。当密西西比州州长在公开场合嘲笑地宣称，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缩写NAACP代表黑鬼(Niggers)、鳄鱼(Alligators)、猿(Apes)、浣熊(Coons)和负鼠(Possums)时，得到了白人支持者的热烈欢呼。正是因为如此，密西西比州成为黑人民权斗争的最前线，1964年夏天，“学生非暴力委员会”发动“自由夏日计划”，征召上千名大学生去南方密西西比州协助黑人注册投票，从那时起，各地前往密西西比州加入民权运动的年轻人不计其数。在1966年的夏天，艾丽斯也成为其中的一员。艾丽斯在她的散文《选择留在家乡》中这样写道：“那个夏天标志着我开始意识到，如果我不能在密西西比州自由地生活，我也就永远无法在美国或其他任何地方幸福地生活。”
三、黑人历史顾问
艾丽斯抵达的城市杰克逊城是密西西比州首府，也是黑人民权运动的中心。艾丽斯到达不久，就被黑人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聘请作为“密西西比儿童之友”(Friends of the Children of Mississippi，简称FCM)项目的黑人历史顾问。FCM是美国联邦政府“启智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该计划发起于1965年，目的是为1到6岁的贫困黑人儿童提供免费膳食、保健和学前教育。艾丽斯的工作是为在“密西西比儿童之友”项目中给孩子们讲课的黑人妇女教师们编写黑人历史教材，并做黑人妇女教师的历史顾问。因为“密西西比儿童之友”的组织者们认识到，如果教师们对黑人历史不了解，她们就不可能教这些黑人孩子们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
艾丽斯首先主持了一个两周时间的黑人历史学习班，班上有90多位学员，来自密西西比州各地，都是年龄在50到60岁的黑人妇女。她们有些是公立学校的教师，有些是家庭妇女，大多数都做过白人的用人，在田地里干过活。她们都有孩子，多数人的孩子已成人并离开家庭。她们平均受教育程度相当于小学五年级。虽然学历水平不高，但她们都是一些聪明、能干、勤劳、求知欲强烈的黑人妇女，对孩子们的未来都充满了深切的关心。
学习班第一天，看着眼前这群年过半百的黑人妇女那亲切的渴望求知的面容，艾丽斯不禁热血涌上心头，艾丽斯在一篇文章中记录了当时的感受：“我对这份工作怀着满腔热情。这些都是我熟悉的女人，是为了黑人孩子会做任何事的女人……第一次上课，站在她们面前，我觉得坐在这间教室里的，全都是我的母亲。”
然而，让这群黑人妇女学习黑人历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试着告诉一个60岁左右的黑人妇女，黑人男人发明了所有东西，黑人女人写了十四行诗，黑人很久以前和他们现在一样。告诉她卷曲的头发很可爱。她很可能会开始跟你讲《圣经》，你会沮丧地发现这位女士仍然相信上帝的诅咒。”艾丽斯在心里发问，如何将那些有价值和尊严的黑人历史讲授给这些急切想学习，但却知识水平有限的中老年黑人妇女？一直以来她们都被教导要对黑人历史感到羞耻，现在如何能让她们理解黑人历史和传统的悲怆和美丽？怎样才能让她们为自己的忍耐力、创造力、令人难以置信的精神之美感到自豪？
正当艾丽斯绞尽脑汁思考答案时，哈德逊夫人的名字突然出现在她脑海中。哈德逊夫人是密西西比城镇民权运动中“不眠之人”中的一位，“不眠之人”是指那些被白人种族主义者视为杀戮目标的黑人民权运动者，他们为了警惕白人种族主义者在夜里的突然袭击，必须24小时轮流值班。
就在艾丽斯刚到杰克逊城不久，哈德逊夫人找到了艾丽斯，交给她20页纸的文字，那是她自己记录下的一些个人经历。哈德逊夫人是一个高大英气的女人，有着明亮的古铜色皮肤和清爽的黑发。她的眼睛是深棕色的，异常机警。她告诉艾丽斯，她想将自己的人生经历写下来，因为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写多久。她想将发生的一切记录下来，为自己的同胞留下一些历史，也好让孩子们知道发生过的一切，了解她曾经做过的事情。她感到遗憾的是，黑人社区的人们常常误解她的行为，认为她给黑人社区带来了麻烦。而事实上，她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这个国家中的每一个人。
哈德逊夫人与艾丽斯热情交流之后，两人达成了一种合作，哈德逊夫人先将自己的经历写出来，寄给艾丽斯，艾丽斯将它们进行文字编辑和打印，然后再寄回给她。哈德逊夫人说，她只是希望她所写下的东西能够让自己社区的黑人们看到。艾丽斯在1970年撰写的一篇题为《但轧棉机仍在工作……》的文章中写道：“与哈德逊夫人的合作，对我来说，是一件让我感到自惭形秽的事。因为她代表着黑人的一种沉默的无声无息的力量，而这力量又是如此振聋发聩。当人们谈到南方民权战士的勇气和荣誉时，他们并不是指像哈德逊夫人这样的人，他们甚至不知道有哈德逊夫人这样的人存在。然而，她们确实存在，对所有的南方黑人儿女来说，她们的存在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从哈德逊夫人写作的个人经历中，艾丽斯对黑人妇女产生了新的崇敬之感。在哈德逊夫人记述的个人经历中有这样一段：
我妹妹的房子被炸弹炸过两次，因为我在密西西比州比洛克西市的一次反种族隔离诉讼中使用了妹妹的名字。1967年11月就传闻我们家要被炸，一天晚上，我们听到卡车的声音，那天晚上我正巧值夜班到12点。迈德加总是警告我们要随时小心。他说，我必须实话告诉你，没人保护你。我相信迈德加，他被杀害的三周前，我们一起在杰克逊的联邦法庭。当时他看上去很担心。他是有远见的人，他说的许多事情都发生了：你的心会痛，你的人民会拒绝你……
三K党朝我家投掷炸弹的那天晚上，我唯一的女儿，因为丈夫在越南参战，就住在我家里。她怀有身孕，身体不适，那天晚上，她也听到了卡车声。我告诉她赶紧起来，跑到房屋后面去。我丈夫和我拿起枪，冲到家门口。这时候，家里的德国牧羊犬已经迫使三K党离开。我赶紧跑回家中，拿起电话打给妹妹，就在这时，我听见了炸弹爆炸的声音，听见妹妹家小女儿的尖叫声：“哦，妈妈！哦，妈妈！”我要冲过去，女儿紧紧抱住我，不让我离开，她心想三K党会杀了我。我拼命挣脱女儿，她跌倒在坚硬的水泥地上。当我回过神来，听见女儿在说：“妈妈，我疼。”我们赶紧将女儿送到医院。孩子早产，在医院待了很长时间。但我们的孩子终于活了过来，这是让我们高兴的事。
一个月之后的一个周日晚上，当我们回家时，发现女儿在哭泣。副警长给她送来一份电报，说她的丈夫在越南受了伤。她几乎每天都给他写信，但他只是偶然才能收到他的信。在三K党要炸毁他在美国的家园和家人的那天晚上，他正在越南和柬埔寨的边境值班站岗。
他从越南回来了，身上带着三处伤疤。一个在腿上，一个在膝盖上，一个在胸口。那颗打在胸口上的子弹将永远留在那里。我叫女儿不要写信告诉他家里发生的可怕事情，但现在他全都知道了。我想让所有人自己判断，他对这个国家会有怎样的感受，而他的儿子将不得不在这个国家里长大。
艾丽斯想到，哈德逊夫人通过将自己人生经历记述下来的方式，为后代留下了真实的历史记录，这何尝不也是帮助研讨班学员们了解和认识黑人历史的一个好方法呢？她相信，帮助那些渴望求知但学历水平不高的中老年黑人妇女了解黑人历史，洞悉黑人价值的最好方法，就是让她们写出自己的人生经历。通过阅读自己和其他黑人妇女的故事，并将这些故事和历史上的政治社会运动结合起来，无疑能够使她们更加了解黑人历史。更重要的是，她们还可以将黑人的历史和价值观传递给那些在“密西西比儿童之友”学习的黑人孩子。于是，她要求研讨班的黑人妇女们将自己的人生经历写下来。起初，一些人感到不适应，因为回忆无疑会牵扯出记忆中不愿触及的残酷事实，但渐渐地，大家敞开心扉，用几句话，或是一段，或是几页纸的篇幅，将自己记忆中的往事和身边发生的故事一一写了出来。那些残酷、凄惨的，又或是机智、幽默、可笑的，发生在她们自己身上的一个个小故事，逐渐组成了黑人妇女生活历史的片段，在这些故事中，艾丽斯惊喜地发现了许多隐藏在黑人妇女身上的独特的优雅、美丽、智慧和才能。
艾丽斯让黑人妇女学员们写出自己人生经历故事的做法还得到了没有参加黑人历史研讨班的其他黑人妇女的关注和参与，一位署名B.E.F的妇女就给艾丽斯写来了这样一封信：
亲爱的、善良的朋友：
我给你写信是因为别人告诉我，你在给“密西西比儿童之友”的教师们上课，你想了解我们，或者说想知道我们能够说出来的记忆中的一切。我认为“密西西比儿童之友”对黑人孩子是件好事。我自己身边就有三个孙子孙女要照顾。
你知道我们在整个密西西比州经历的艰难生活，现在也没有任何好转。尽管，你们都这样说，通过上帝的帮助，我们将来会克服这一切。我一直向上帝祷告，希望将来有一天会变好，因为现在看起来真的好像我们没有任何好转。
我不得不说，亚米特县是个卑鄙可耻的地方。
我叫B.E.F.。在我17岁的时候，白人想将我从母亲那里带走，因为我是一个好劳力，但我母亲不同意，我的父亲已经去世，她身边只有我一个亲人。白人要我从家中逃走，去为他们干活。因为我没有那样做，他们就把我抓起来，硬说我偷了一头牛，虽然他们找不到指控我的证据。他们在1910年5月20日将我逮捕，关在监狱里，直到10月26日，他们判了我5年的徒刑。1914年我从监狱里出来，结婚以后，我才回到家中。我目睹过一些在亚米特县发生的卑劣事件，比如一个名叫艾塞克·西蒙德的人，他去杰克逊城，赎回了他的土地，为他和他父亲取得了土地所有权。白人想买他的木材，但他不肯卖给他们。星期天早上，白人去了他家，一共六个人。他们在他的下巴上插了一把刀，将他和他的儿子带到车里，他们沿着马路朝教堂开去，半路上他们停下车准备鞭打他，但是他下车就跑，结果他们用枪把他打死了。警长威利先生过来询问了一下。一个黑人问他：“现在怎么办？”他说：“交给你们，把他弄走，随你们怎么弄。”当我们将他抬起时，鲜血就像水一样从他身上流下。
另一位黑人名叫赫伯特·李，他在轧棉机上干活时遭到白人的枪击，躺在那里大约四个小时后，才有人注意到他。那段时间，轧棉机仍然没有停止工作。轧棉机上有四个人，白人要另外三个目击黑人说他们没有看到任何事情，但遭到其中一位名叫路易斯的黑人拒绝，没过几天路易斯也被杀了，因为他要去作证控告警长。他在家门口被打了三枪……
这就是我能回忆起来的大多数历史，如果你真的需要它们，我希望能够帮助到那些在“密西西比儿童之友”学习的孩子们。
你真诚的，
B.E.F.，亚米特县，女士
就用这样的方式，艾丽斯将这些中老年黑人妇女们写出的故事编写成了黑人历史的教材。时间很快过去了，在与她们相处的短暂的日子里，艾丽斯几乎每天都沉浸在她们所讲述和写出的人生经历和小故事中。“慢慢地，我把这些故事收集起来。不是为了大众，而是为了这些写出这些东西的女人。究竟阅读别人的生活经历是否会让人们更清楚地了解历史？我不知道。我希望如此。一个民族的信仰和优雅只有在不断遭受压力的情况下才会显现出来。”
然而，为这个项目提供经费的密西西比州政府，发现艾丽斯和她的学员们一起编写的黑人历史小册子，不符合其要求，于是很快撤回了对这个项目的资助。但是，对艾丽斯来说，这段短暂的与“密西西比儿童之友”项目黑人妇女教师们的相处的时光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这段经历为她今后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黑人妇女们对自己长期的苦难经历和偶感骄傲的人生叙述，让她可以走进黑人妇女的生活和精神深处，发现她们美丽微妙的人性和感动瞬间。她将用这些素材，为黑人妇女写作，写出她们复杂的情感世界，写出她们在逆境中的勇气和智慧，以及她们对平等的幸福生活的渴望。她将通过自己的作品，让世人看到黑人民族——特别是黑人妇女——的伟大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