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烈火下的爱情
就在艾丽斯前往密西西比州参加民权运动的那个初夏，走在通向密西西比州首府杰克逊城的道路上的，还有一位从纽约曼哈顿出发的年轻人，他就是刚从纽约大学法律学院毕业的青年民权律师，23岁的梅尔文·莱文塔尔。
梅尔文出生于纽约市布鲁克林区一个犹太移民家庭。在他9岁时，父母离异，他随母亲长大。梅尔文在当地公立学校上学，同时也在犹太学校接受教育，从小他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多余人，被父亲抛弃的经历使他对黑人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产生了深刻的同情。梅尔文说：“我不能只是读读报纸上的新闻。我觉得自己必须做些具体的事情来帮助那里的人们。”1965年，当他还是在校生时，基地设在波士顿的法律学生民权研究会给他提供了一个实习生的工作，派他前往密西西比州首府杰克逊城帮助黑人撰写起诉文件，内容都是针对密西西比州忽视或违反联邦反隔离法的起诉。他回忆道：“如果当时我知道在密西西比州从事反种族隔离的起诉工作有多危险，我也许不会有勇气前往。我那时根本想象不到那里种族主义的程度有多严重。我的无知反而成就了我。”梅尔文在密西西比州以实习生的身份为黑人民权组织工作的那段时间，经常遭到白人的辱骂，说他是黑鬼情人、同性恋(同情黑人的白人通常会被种族主义者贴上这个标签)。他还常常遭到砖块、石头、瓶子以及四处乱飞的子弹的袭击，但他没有被吓倒。从纽约大学毕业后，他毅然决然地选择再一次回到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城，继续为那里的黑人们提供法律援助，用他的话来说，他决心让美国实现宪法所说的“人人享有自由和正义”的承诺。
梅尔文来到杰克逊城没多久，艾丽斯也抵达了杰克逊的机场，那是个6月末的潮湿高温的中午。来接艾丽斯的人建议先去吃午饭，然后再住下来。他们来到杰克逊市中心一家黑人经营的餐馆。那里是民权工作者经常吃饭和聚会的地方。那天，梅尔文正巧也和朋友在这家餐馆内，艾丽斯他们进来时，他正在一张餐桌前吃他的烟熏鸡套餐。
“当我走进餐馆，有人向我介绍了梅尔文，我当时的感觉是，这是一个帅气可爱的男生！”艾丽斯后来回忆说，“不过那个时候，我对参加民权运动的白人并不十分信任，也没有太多好感。”
艾丽斯最初也是那些对白人有勇气参与黑人民权运动持怀疑态度的人之一。当然，作为一个英俊帅气的男人，梅尔文在餐馆里对艾丽斯热情友好的态度、爽朗的笑声和微微发红的脸，还有身上的那件清爽干净的蓝色衬衫都给艾丽斯留下了深刻印象。
由于艾丽斯出色的写作能力，民权运动组织派她前往杰克逊城附近的格林伍德县，负责记录那些因为参加选民登记注册而被白人报复驱逐失去家园的黑人的证词，为民权法律诉讼提供证据。早在1965年8月6日，第36任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就签署了投票法，宣布阻止黑人参加投票是违法行为，但在密西西比州，这种情况屡见不鲜。白人甚至不必假装顺从宪法规定的条例，当地的学校、图书馆、旅店、医院、餐馆等公共场所照样执行种族隔离政策，黑人参加投票总是遭受种种阻碍。艾丽斯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份工作，能够以己所长为争取黑人权利做些事情，那正是她来南方参加民权运动的目的啊。
机缘巧合，那天在餐馆见到的那位帅气的白人法律工作者梅尔文也被派去与艾丽斯一同前往格林伍德县。经过一路颠簸，到了傍晚，艾丽斯和梅尔文才抵达格林伍德县。他们首先去找住的地方。当他们走进一家汽车旅馆时，里面的白人服务员用冷漠的眼神看着眼前这对年轻的黑人女子和白人男子，嫌恶的表情丝毫不加任何掩饰。
受到这样的对待，艾丽斯一点也不吃惊，她非常了解当地白人对黑人的反感。但梅尔文却仿佛难以理解似的摇头说：“我真不相信他们竟然不想让你住下来。”艾丽斯对梅尔文的反应感到些许不快。“许多北方人到南方都表现出天真无知。难道他们真以为立法了，南方白人就会自动地将黑人像平常人一样对待了？梅尔文这样说反而让我对他没有好感。”艾丽斯后来回忆道。
拿到钥匙后，他们各自去了自己的房间。当天完全黑了下来时，他们不约而同地感到一阵恐惧感袭来。想到那个眼神充满恶意的服务员，想到格林伍德的白人极端种族主义者可能会找上门来闹事，艾丽斯与梅尔文商量后决定合住到一间屋子里，如果真有什么事情发生，也好互相照应。他们明白在密西西比州，一旦有民权工作者出现，就会有人通知三K党。这是常见的事，三K党不仅恐吓民权工作者和企图参加运动的黑人，还会采取一些极端手段威胁民权工作者的性命。
因为紧张而无法入睡，艾丽斯看见房间里唯一的一本书——《圣经》，于是提议两人轮流朗读《圣经》。他们选择其中的《所罗门之歌》，大声朗读起来。
不知不觉中，随着大声朗读那些赞颂爱情力量与美丽的诗句，他们的灵魂似乎也被打动，《所罗门之歌》仿佛将他们的心紧紧连在了一起。此时，艾丽斯开始用不同的眼光来看梅尔文，这位年轻的犹太裔白人，现在看上去变得亲切起来。
就这样，他们平安地度过了一个夜晚。但是，他们担心的事情并没有结束。第二天，他们就受到了当地种族主义者的“欢迎”。当他们在几户黑人佃农那里录下证言后，来到一家饭馆吃午餐时，一个中年白人男子走到他们面前，不怀好意地讪笑道：“在格林伍德，可别叫太阳落下去呵。”
天渐渐黑了下来，艾丽斯和梅尔文终于完成了一整天的记录工作，他们开始开车回杰克逊城。还没开出几公里路，他们就发现，一辆皮卡车一直跟在他们后面，车内坐着两个面目狰狞的白人男子。梅尔文一边小心翼翼地开车，一边不断往后视镜看去。他加速，后面的车也加速，紧紧地跟着。梅尔文的恐惧感骤然增加，他对艾丽斯说，我们有麻烦了，得赶紧离开这里。他清楚地知道，来到密西西比州参加民权运动的人们已经有许多人丧失了性命，也许今天他们两人就要加入他们中间了。想到这，他不由自主地将油门踩到底，而后面的皮卡车也同样加速，不断接近他们。一路上有好几个路口必须停车，想要甩掉后面的车几乎不可能。眼看着后面的车就要赶上来，在这紧要关头，当梅尔文驶过一个路口时，突然从另一条路开出的一辆车撞上了后面的皮卡车。梅尔文从后视镜望过去，只见一个年老的黑人从一辆货车上下来，从他不停弯腰低头的样子可以看出，他似乎在向皮卡里的白人们不断道歉。
终于安全地将车驶上了高速公路，梅尔文和艾丽斯顺利回到杰克逊城。第二天，他们听说那起事故是黑人组织设计帮助他们逃离的。当时有人通知了当地黑人领袖，得知两位民权运动者受到白人种族主义者威胁，他们故意制造了一起交通事故，以阻止白人追踪他们。在许多年后的一次采访中，梅尔文向访问者说起这件事，他感慨道：“很多人对密西西比州黑人的印象往往是见到白人总是拿下帽子鞠躬，对白人唯唯诺诺，百般顺从。事实上，当地的黑人们也在尽最大的努力为自己的自由而斗争。要不是他们的帮助，我和艾丽斯当时很可能就消失在格林伍德了！”
尽管身处险恶环境，艾丽斯和梅尔文仍然坚持到各个县走访黑人佃户，记录下他们的证词。与此同时，艾丽斯也渐渐被梅尔文的儒雅、善良和为黑人敢于冒生命危险的精神所打动。不过，有时候艾丽斯感到有些疑惑：我对他只是赞赏还是喜欢呢？一天晚上，她找到了答案。那天晚上，因为天气炎热，她和梅尔文以及另一位白人女性民权工作者冒险去杰克逊城的罗斯巴奈特水库，他们跳到水里想凉快一下。在密西西比州，一个黑人女子和一个白人男子及一个白人女子一起在水中嬉戏，只有一个解释，他们一定是民权工作者。当地白人警察立刻赶到，对他们进行嘲弄和骚扰。
那个白人女子抓紧了梅尔文，想尽量远离艾丽斯，试图讨好警察。但是，梅尔文被他们的嘲弄所激怒，他紧紧护着艾丽斯，一刻也不离开。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白人为了减少麻烦，都会立刻远离黑人，梅尔文却坚定地与艾丽斯紧挨在一起，面对白人种族主义警察的威胁，显示出极大的勇气。艾丽斯被深深打动，她爱上了这个学法律的白人男孩。
艾丽斯终于敞开她内心最脆弱的情感，去完全信任和爱一个男人。她开始与梅尔文分享她的写作，让他读她写的短篇小说和诗歌。一天早上，她小心翼翼地将一叠干净整齐的纸稿从包里拿出来，递给梅尔文，然后在一边静静地看着梅尔文阅读这些作品。梅尔文很快就被这些手稿上的文字迷住了。“贫穷对我来说不是灾难，”艾丽斯写道，“灿烂的阳光会将一切平衡……为了纠正天性的愚钝，我被置于苦难和阳光之间。苦难使我不相信世界是美好的，而阳光告诉我过去的并不是一切。”
梅尔文一页一页地阅读，他被一首标题为《南方：家乡的名字》的诗所吸引：
那个晚上一整夜
我祈祷眼睛能再看见
那眼睛最后看到的
是一个破碎的瓶子
被一个种族主义者
漫不经心地捏在
手里
上帝赐予我们树木
去栽种
还有手和眼睛
去爱护
还有一首题为《非洲意象，骑在虎背上走过》的诗，描写的是艾丽斯在非洲获得的印象，梅尔文更是为诗中描写的非洲的美丽景象而惊叹：
……
一本像诗一样的书
肯尼亚密特火山的
蓝色梦境般的身影
……
一片绿色的小树林
徘徊
战栗
挨着我们的巴士
一头含羞的小羚羊
……
一种奇怪的声音
可能是一头象
正啃着我们的车顶
在清晨
更蓝了。
梅尔文在选择学习法律之前，也曾认真想过做一名剧作家。现在，聪慧、漂亮、有事业心的诗人艾丽斯让他着迷，他也深深地喜欢上了她的诗歌。他说：艾丽斯的作品充满了浓烈的情感、生动的意象，非常真实。艾丽斯后来表示，她的一些诗受了津恩教授和俳句诗人的影响。“我很喜欢学习那种三或四排的诗句，诗人只用三四行就能表达神秘情感，唤起美好和愉悦，呈现出画面。”
艾丽斯和梅尔文的爱情迅速升温，“每个人都能看出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就好像我们掉进了一个单独的空间，这个空间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哪怕我们不在一起。”艾丽斯回忆道。在艾丽斯的心目中，梅尔文进行的是捍卫黑人权利的工作，他所维护的黑人就是自己的父母和家人，这让她更加敬重他，喜欢他。“在大街上那些看见我们两个人走过的人的眼里，我们不过是一个黑人和一个白人，但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已经是心心相印的恋人”。
然而，在密西西比州，民权运动者与种族主义者之间的战斗正处于白热化的时期，他们的爱情绝不是一桩可以掉以轻心的事。白天，他们总是分开，到了晚上，当他们投入彼此的怀抱时，他们都确信无疑找到了自己的灵魂伴侣。爱情有时候就像有魔力，能够抵挡射向他们的任何炮火和子弹。30年后，艾丽斯在一篇题为《致我年轻的丈夫》的散文里，回忆了当时的情形：
那时候我们的爱情真的让我们刀枪不入，犹如隐身了一般。当我们一起走在街上时，路边种族主义者用目光发射的子弹似乎都掉头冲向了外太空。我们的日子在工作、担心暴力、相互间传递无法言喻的温柔中一天天度过，每天，在聆听了客户悲伤叙述的漫长午夜之后，……我们互相为对方朗诵诗歌，叶芝、沃尔特·惠特曼、卡明斯，这样度过那潮湿的夜晚。……夜里，大雨倾泻而下顺着街道流淌，天空因它而变蓝，闪电在我们身上划过银光……我们与大自然融为了一体……
在那些日子里，艾丽斯写了一首诗送给梅尔文：
当爱情不时髦
就让我们
不时髦地生活
爱我们最黑的衣服。
让我们穷得
一无所有
除了古老精神
传递下来的
真实和勇气。
当爱情有危险
就让我们
沿着大河岸边
光着头行走。
让我们在烈火之下
收集绚烂的花朵。
二、第一对跨种族夫妻
如果必须在烈日下行走，艾丽斯认为有必要先回一趟自己的家乡——佐治亚州的伊藤顿小镇，去见见父母家人，呼吸一下故土的空气。她邀请梅尔文与她一同前往。梅尔文受到艾丽斯一家人的欢迎和热情接待。父母已从艾丽斯的来信中得知，梅尔文是一位犹太裔白人。虽然艾丽斯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但对梅尔文的犹太教信仰并没有太多顾忌。艾丽斯的父亲作为最早参加选民注册的黑人，非常欢迎为民权运动工作的年轻法律工作者来家中做客，因为他希望将自己早年参加选民注册登记的经验告诉梅尔文。梅尔文在密西西比州的工作中了解到，早年南方黑人要反抗吉姆·克劳法，参加选民注册，是需要特别大的勇气的。在梅尔文看来，沃克先生很不一般，在大多数黑人还没有勇气挑战种族主义制度的时候就参与了这样的活动，他就像一个勇敢的自由战士。
在伊藤顿小镇的几天里，艾丽斯带梅尔文参观了当地的教堂墓地，向他讲述了埋在那里的自己家族先辈们的故事。每天他们都会去小镇乡村的田野草地散步，看着在红色土地上遍地蔓生的黄灿灿的野花和在微风中摇动的柳树枝条，梅尔文加深了对艾丽斯的了解，也更理解了她在诗歌中表达的对南方农村的土地田野和一草一木的特殊感情。他又一次想起了艾丽斯写的那首题为《南方：家乡的名字》的诗：
土地是红色的
这里——
树木弯腰，在哭泣
这片被蹂躏的土地，
将会埋藏着
怎样的秘密？
几天后，梅尔文要离开了。艾丽斯送他上车，两人依依不舍地吻别。艾丽斯回到家中时眼中噙满了泪花，她告诉姐姐露丝说，我要与梅尔文结婚。家人闻之感到十分震惊，因为大家都知道，密西西比州和跨种族婚姻是两个让黑人感到非常恐怖的词。但艾丽斯给家人的解释很简单：我爱梅尔文，因为他的正义感和他对我真实的情感。他重精神，善言辞，不掩饰任何感受。因为我们在一起很愉快。事实上，此趟艾丽斯家乡之行的目的，就是要让自己做出决定，她要与梅尔文在法律上成为一对正式夫妻。
艾丽斯也坦承，她与梅尔文的婚姻带有一定的政治因素。艾丽斯说：“我们要在密西西比州成为正式夫妻。在南方历史上，白人有一个黑人情妇是一个长久的传统，但那不是我走的路。于是，我向梅尔文求婚，他愉快地接受了。这不仅是出于爱情，成为合法夫妻对于我们还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1967年3月17日，梅尔文和艾丽斯在纽约注册登记结婚，成为正式夫妻。他们也成为密西西比州历史上的第一对黑人和白人结成的夫妻。
当艾丽斯和梅尔文结婚时，跨种族婚姻在南方还属于非法的行为。由于历史上长期黑白种族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和白人文化的灌输，造成了人们在看待黑人与白人性关系时带有强烈的偏见。白人普遍认为黑人男性粗野，并且迷恋白人女性；而黑人女性缺少廉耻，使得她们成为白人男性的性猎物。吉姆·克劳法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而制定的：“白人与黑人或混血儿，或带有八分之一，或更多黑人血缘的人结婚，都是违法或无效的……禁止白人和黑人通婚的目的是防止这些人以丈夫和妻子的关系生活一起。”因此，在密西西比州，跨种族婚姻属于违法行为。事实上，在1967年6月之前，跨种族婚姻在美国绝大多数南方州都是非法的，包括得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等都有这样的规定。
作为种族主义堡垒密西西比州的第一对跨种族夫妻，艾丽斯和梅尔文显示出了巨大的勇气，因为他们公然反抗那些认为他们的婚姻是“犯罪”和“违法”的强大势力。艾丽斯曾充满豪气地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来到密西西比州，正是为了使它不再是让黑人感到生活极其艰苦、极其恐惧的地方。”毫无疑问，艾丽斯和梅尔文的婚姻就是他们表达意图和决心的行动之一。
自民权运动开始以来，黑人和白人之间产生爱情不乏先例。在1960年，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婚姻约有5万对，10年之后则超过6.5万对，增加了30%。南方的种族主义者自然丝毫不掩饰他们对跨种族婚姻的仇视。他们往往采用暴力行为来恐吓，甚至以死亡来威胁白人和黑人组成的夫妻。许多黑人也对跨种族婚姻持反对意见，甚至在民权运动者中间，黑白夫妻常常成为自己同志嘲讽的对象。
随着越来越多的黑人与白人相爱结婚，跨种族婚姻也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1967年轰动一时的电影《猜猜谁来吃晚餐》(Guess Who’s Coming to Dinner)，就是一部直接描写种族间通婚对家庭成员产生冲击和影响的作品。该影片故事情节是这样的：马特是报社的主编，思想开明的他反对种族歧视，提倡自由和平等。然而，当他心爱的女儿乔伊带着男友约翰来到自己面前时，马特却彻底傻了眼。原来，约翰是一个黑人男孩，马特做梦也没有想到，那些平日里在小说和电视里看到的剧情，竟然发生在了自己的家庭中。一边是自己信奉的自由主义，一边是骨子里无法消除的对于黑人的成见，马特陷入了两难境地。同时，约翰的父亲也对于两位年轻人的关系极力反对。面对着巨大的压力，乔伊和约翰并没有放弃他们的爱情。看到女儿的坚强，马特的态度最终也产生了改变。该电影对当时美国社会非常敏感的问题表达了一种乐观和积极的看法，在美国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冲击。
与此同时，美国还发生了一起引起全国轰动的诉讼案，那就是著名的“洛文诉弗吉尼亚州案”。事情要回溯到1959年。那一年，白人男子理查德·洛文(Richard Loving)和黑人女子米尔德丽德·杰特(Mildred Jeter)相爱了，根据当时弗吉尼亚州的法律他们不能结婚，于是他们跑到华盛顿特区结婚，然后再回到弗吉尼亚州的家中。但是几周之后，弗吉尼亚警方以违反弗吉尼亚州法律的理由将二人逮捕。当地法院判决二人有期徒刑一年，但同意他们缓刑、离开弗吉尼亚州并在25年内不得返回。夫妻二人被迫离开弗吉尼亚，但是他们的亲人好友都在弗吉尼亚，而身处异乡的生活也十分艰难，他们非常渴望回到自己熟悉的家乡生活。1964年，美国国会废除了种族隔离法，这让在华盛顿特区生活了5年的洛文夫妇心中燃起一线希望。民间公益团体“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决定帮助这对夫妇向弗吉尼亚州法院提起诉讼。但是，弗吉尼亚州的最高上诉法院做出判决，仍然认为该州禁止异族通婚的法律合宪，并在判决中指出：维持公民的种族完整性、避免血统的腐化、防止混杂血统的公民出现、避免种族自尊的丧失，这些都是州政府的正当目的。在弗吉尼亚州败诉后，洛文夫妇又继续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并获得受理。1967年6月12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洛文诉弗吉尼亚州案”做出判决，宣布所有州中的反对跨族通婚法属于违宪，因而无效，从而彻底结束了美国部分州禁止跨种族通婚的历史。
尽管艾丽斯和梅尔文结婚后不久，他们的婚姻在密西西比州也成为合法的婚姻，但他们在杰克逊城生活的那段日子里依然充满了腥风血雨。白人种族主义极端分子并没有因此放弃对他们的敌视，三K党更是将他们的家视为眼中钉。虽然他们家前的草坪上没有出现过燃烧的十字架，也未曾被投掷燃烧弹，但这样的事情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毕竟，作为一名坚决反对种族隔离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著名律师，梅尔文经常出现在电视上，这使他很容易成为三K党的目标。因此，梅尔文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车里，都放置了一杆上了膛的枪支。为了保护家庭，他和艾丽斯还在家中养了一条德国牧羊犬。
曾经有一个奇怪的黑人女乞丐经常出现在艾丽斯家的门口。她是一个瘦小、表情忧郁、皮肤棕色的女人，大约35岁。她穿着整齐，头总是用帽子蒙着，有些像苦行僧的样子。她每隔三周左右的时间就会突然出现在艾丽斯家门口，乞求得到几美分。奇怪的是，她只要美分，拒绝艾丽斯给她的美元，也从不走进艾丽斯的家里，尽管艾丽斯几次三番邀请她进去喝杯水。她总是目光冰冷，带有敌意。这让艾丽斯心里充满疑问：
她是谁？她是我在密西西比州遇到的唯一一个乞丐，……多年来，这个女人一直在不停地乞讨，但却有着一种坚忍的克制力！——她是一直困扰着我的问题。……她的表情，她的态度，一切都说得很清楚：我再也不工作了。我宁愿乞求。很有可能，事实上，她不是一个乞丐，而是密西西比州三K党，或者白人公民委员会等其他白人至上集团派出的。我常常想知道，是谁把“三K党的眼睛盯着你”的卡片塞到了我们的邮箱里，那个邮箱就在门口。这可能是她的任务吗？如果是的话，她是怎么被招募的？她是谁的人质？
婚后，梅尔文常常在外为处理各种民权运动中的法律诉讼奔走，而艾丽斯则在家中专心写她在纽约时候就开始构思的长篇小说。为了安全起见，梅尔文将艾丽斯一人反锁在家中。他们雇了一个木匠把他们的一间卧室改造成一个书房。在那里，艾丽斯坐在为她定制的书桌旁，被周围的书架包围着，专心地写作。休息时，她会学她母亲的样子，在后院的小花园里侍弄花草。
作家琼·乔丹是《纽约时报》的记者，她为了写关于民权运动的文章，曾经前往密西西比州，专门拜访了艾丽斯和梅尔文，并将与他们的会面经历写入文章中。她在文章中描述了艾丽斯和梅尔文婚后的生活：梅尔文不是消除种族隔离的空谈者，而是运用法律进行斗争的行动者。他的妻子是著名的黑人诗人和小说家，是一个温柔、优雅的女人，是佃农的女儿。……艾丽斯说她一直想回到她乡下的百姓中间。非常了不起的人，他们让你第一次意识到勇敢意味着什么。
……
随时随地可能出现的暴力笼罩着梅尔文和艾丽斯的生活。星期六晚上，他们从不去看电影，因为剧院里很可能挤满了白人青少年；他们购物也是只去大型超市。但是，艾丽斯却说：“南方人永远不会让我感到害怕……他们不会让我感到羞愧……我是南方人，这是我的家。”他们周围充满了危险。我亲眼看见他们有多无助，白人有多可怕。生活在那种恐怖之下，一般人很容易精神失常。
1968年初，艾丽斯怀孕了，她和梅尔文陶醉在即将成为父母的喜悦中。然而，就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一件对于艾丽斯来说，犹如天塌下来的噩耗。那是1968年4月4日的黄昏，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正站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市洛兰汽车旅馆二楼卧室外的阳台上，当时他的身体倚着阳台的栏杆，正在同民权运动的领导者们商议如何支持孟菲斯环卫工人争取权益的运动，突然一颗罪恶的子弹射向了他。马丁·路德·金被暗杀的消息震惊了全美，特别是参加黑人民权运动的人们。1968年4月9日，马丁·路德·金的葬礼在亚特兰大市举行，虽然艾丽斯身怀六甲，但她和梅尔文都认为必须到亚特兰大去参加葬礼，向这位倒下的民权领袖表达最后的敬意。那天，他们走在安放马丁·路德·金棺木的马车后面，随着送葬队伍缓缓行走了4英里路。
对于马丁·路德·金的去世，艾丽斯感到非常悲伤，“仿佛我世界的最后一盏灯熄灭了”。更让她难过的是，走在为马丁·路德·金送葬的队伍中，她目睹了一幕用她的话来说“超现实”的情景：
起初，人们都非常严肃，因为大家都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恐怖性，以及马丁·路德·金的去世对民权运动的未来会有怎样的影响。然后，一些出售食品的小推车出现了，人们开始离开队伍去买可口可乐和热狗。原本严肃的气氛一下就被改变。现在想起来，那天大家确实都很累，需要吃喝，但是整个气氛立刻变得很怪异了。因为马丁·路德·金的去世，我悲痛难抑，而旁边一起行走的人却大口大口地啃起了热狗。以庄严肃穆开始的一切转变成了一个滑稽丑陋的场面。
艾丽斯无法接受眼前看到的一切，悲恸的心情难以抑制，情绪十分低落，身体也因此受到影响，肚子里的小生命竟不幸流产。“参加亚特兰大那次4英里的行走之后的一周里，我一直悲伤、哭泣，感情渐渐变得麻木，我失去了肚子里的孩子。但是对此，我甚至并不太在意。因为对于我来说，如果马丁·路德·金必须死，那别人也不值得活，包括我自己的孩子。”艾丽斯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
事实上，在密西西比州的腥风血雨中生活的岁月在艾丽斯心中留下了深深的阴影。20世纪80年代末，在华盛顿特区的一次签名售书会上，一位来自密西西比州的白人男子，询问艾丽斯为什么一直拒绝密西西比大学官方向她发出的演讲邀请，“我们真的很希望你能接受邀请，”那人热情地说道，“那可是有一笔相当可观的讲座费呢。”艾丽斯回答他说：“那个地方太让我痛苦，太让人心痛。在那里的那些年里，我所记得的只是白人一个接着一个对我的冷漠和斥责，用难以置信的暴力行为对待我们。”她这样说着，眼睛里不由自主地流下了泪水。那位来自密西西比州的白人知道自己的问题触动了艾丽斯痛苦的回忆，只能十分尴尬地连声说抱歉。
三、女儿的诞生和母亲的抗争
1969年11月17日，艾丽斯和梅尔文的女儿丽贝卡出世了。在20世纪60年代的南方，一个白人男子充满喜悦地公开宣布他和一个黑人女子结婚并生了一个孩子，是非常罕见的。当梅尔文得知艾丽斯顺利生产，母女平安，他高兴地跑到街上买了一大捧玫瑰，送到艾丽斯面前。医院里的白人医护人员全都目瞪口呆。她们当时的震惊反应都记录在了丽贝卡出生证明的空白处，在她的出生证明上，明确地标注了父母的种族，上面写着：父亲白人，母亲黑人。在这个种族标志旁边，一个医院职员还用铅笔写了“正确”一词，表明确凿无疑，以免别人把这个写法视为一个错误。梅尔文说：“在1969年的密西西比州，像我们这样公开结婚，生孩子，拒绝屈服于种族歧视压力的跨种族夫妻是很少见的，当然我知道这样会受到更多的打击。”
让艾丽斯感到欣慰的是，在孩子出生的前三天，她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格兰奇·科普兰德的第三生》。孩子的出生让艾丽斯领悟到，女人生孩子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我终于明白了女人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不可思议的事。你看到的每个人都是通过一个女人出来的，通常是一个忍受着巨大痛苦的女人。分娩的隐喻就是英雄本性以及崇高希望。”
女儿的出生带来了无限的喜悦，但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艾丽斯常常因为写作和带孩子之间的冲突感到焦头烂额。“我经常感到不知所措，担心自己不能同时成为一名成功的作家和母亲。在一个自由之树不断被鲜血浇灌的地方，我被自己对艺术的追求和婚姻的要求所折腾。”更为重要的是，在那样的恶劣环境中，艾丽斯要保护女儿免受伤害，竭力让女儿在一个爱的环境中成长。
然而，这样的希望在密西西比州也不是容易实现的。梅尔文忙于工作，经常不回家，艾丽斯独自一人带孩子，写作，还经常接到白人种族主义分子的恐吓电话和充满恶意的来信。她知道自己的婚姻和家庭生活不被许多人接受，其中还包括黑人。事实上，梅尔文感到的压力更多，他不光受到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攻击，还遭受来自黑人种族主义者的打击。
1968年，艾丽斯曾经受一所黑人女子学院邀请去做演讲。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艾丽斯和她的白人丈夫一同出现在校园里时，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受到小部分激进的黑人学生的攻击，因为在她们心目中，艾丽斯的跨种族婚姻实在是不可取的行为。梅尔文也回忆说，这种情况并不少见。他记得：“每当我和艾丽斯一起去参加读书会或聊天的聚会时，我总是有不好的预感。但我还是喜欢待在那里，从不退缩。我们只是坦然地接受了这一切。”
亨利·诺里斯也是斯佩尔曼女子学院的毕业生，她曾在20世纪70年代初到杰克逊城，参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处理种族隔离的法律事务。在那里，她与艾丽斯夫妇有过许多接触。“我真的很期待见到艾丽斯，因为她在斯佩尔曼女子学院是一个传奇人物。说实话，我很想知道为什么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姐妹会嫁给一个白人。当我遇见梅尔文时，我完全理解了。他是如此的温柔、体贴和乐于助人。我真的很感动，很快就爱上了他们俩。”她回忆道：有一天，艾丽斯被邀请参加一个黑人中产阶级家庭举行的招待会，梅尔文也去了。当他走进来时，那里的黑人的脸色全都十分冷淡。很明显，梅尔文不受欢迎，因为他是白人。诺里斯说：“我当时也在场，心里非常不安，因为我正在努力成为一名民权律师，希望人们得到平等待遇。这是我第一次承认黑人种族主义的存在。当时我就想到艾丽斯和梅尔文来到密西西比州需要有多大的勇气啊，他们显然受到白人和黑人两方面的压力。”
尽管如此，艾丽斯还是勇敢地去应对各种形式的打击。有一天，她有一点空闲，约了邻居克鲁蒂·格雷夫斯一起去打保龄球。艾丽斯在斯佩尔曼女子学院读书时，上过保龄球课。虽然她从未完全掌握这项技能，但她喜欢这项运动。
她们带着孩子，来到杰克逊城的保龄球馆。这家保龄球馆在1964年民权法案通过之前一直对黑人关闭，就像密西西比州其他所有公共场所一样。如今，保龄球馆被迫向黑人开放，这里专门设有儿童保育室，为带孩子来打球的客人提供服务。艾丽斯计划在打保龄球时，将她那蹒跚学步的孩子留在保育室。然而，当两位黑人妈妈带着她们的孩子进入儿童保育室时，里面的白人员工满脸冷漠地拒绝接受黑人孩子进入保育室。艾丽斯非常愤怒地站在原地，她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义正词严地告诉那个白人，如果孩子们不被允许进入保育室，她会起诉保龄球馆，直到最后成功。结果，孩子很快就被送进了保育室。
对于克鲁蒂来说，艾丽斯的反抗给了她极大的启发。她回忆道：“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黑人和白人对抗。因为即使在法律改变之后，仍然存在着种族隔离，大多数黑人只能接受这个现实，保持他们原有的位置。但艾丽斯不是这样。自从那件事之后，我也开始大胆地表达自己的反抗，因为她激励了我。”
白人种族主义者对黑人平等要求的抵抗仍然十分顽固。保龄球馆的事件发生不久，艾丽斯就又被迫给公共交通系统的经理发出了一封投诉信，信中写道：
吉布森先生：
3月12日，昨天下午两点左右，在公共汽车2406上，你的一个司机把我称为“小家伙”。我向你确认，我已经长大成人，结了婚，我在教书。我经常坐这辆车……我不想发生这种事。我建议你告诉你的司机，公共汽车司机通常应该称女性乘客为小姐、女士或夫人。如果不是对所有乘客都使用礼貌用语，我想我可以向你保证，你会被起诉。
另一件事发生在图书馆。艾丽斯没有预料到，想要得到一张印有自己名字的图书卡会那么困难。她申请办理的图书卡上写的是梅尔文·莱文塔尔夫人，于是她要求换一张写上她的姓名的图书卡。图书馆拒绝了，理由是既然她嫁给了一个白人，她就应该满足于使用她丈夫的姓。但是，艾丽斯坚持要得到一张自己名字的图书卡，然后，她做到了。
当丽贝卡长到8个月大时，艾丽斯将女儿送到了托儿所，这个行为在众人眼中很不寻常。尤其在白人和男权至上的南方，人们认为，黑人妇女应该将自己的一切时间和精力都扑在带孩子、做家务活以及为白人服务上面。虽然民权运动使得黑人受歧视的现象有所改变，但南方黑人妇女的身份地位依然如故，除了家务劳动和照顾孩子，黑人妇女大多被禁止参加其他工作。然而，艾丽斯完全打破了这个禁锢，她将孩子送到托儿所，为的是自己可以专心写作。在当时许多人眼里，这种行为简直不可思议、难以置信、无法理解，更不要说这样的事发生在一位黑人母亲身上。但艾丽斯丝毫不为所动，她有强烈的自我意识，绝不会为家庭和孩子放弃对梦想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