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拉德克里夫的访问学者
在密西西比州腥风血雨的日子里，艾丽斯表现出了坚强的勇气，然而，她的内心深处却被不断积压的苦恼所折磨。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已不再像刚从学校出来时那样对民权运动充满激情和狂热，她变得越来越冷静，甚至常常有一种沮丧的情绪向她袭来。也许是因为她当了母亲，也许是因为马丁·路德·金博士去世对她的打击，在她眼中，那些在南方参加民权运动的人们显得有些筋疲力尽，民权运动也似乎失去了往日的气势。但是艾丽斯并没有仅仅陷入重重的伤感之中，她还多了许多深刻的思考。她愈加坚定地认识到，要想致力于改变社会现实的不公正，写作可以是她的有效方式。“虽然我知道艺术是不够的，尤其是我的艺术，可能什么也改变不了。然而，这是我生命中的特权，我能够通过艺术观察世界，为未来挽救一些不平凡的生命。”
自从来到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城，除了参加民权组织的工作，自1970年起，她还在当地的两所学校密西西比州社区学院和图加卢学院担任客座讲师和驻校作家。在工作之余，艾丽斯的时间主要用于读书，这是她在斯佩尔曼女子学院时就养成的习惯。她将阅读视为“重要的放空一切的地方”，“阅读事实上填补了我所受教育的空白，如果我希望成为一个完整的女人、一个完整的人、一个具有自我意识和自尊的黑人女性，那是绝对必要的和必须明白的事。”
她读了大量作品，特别是黑人作家的作品，其中包括威艾·伯·杜波伊斯(W.E.B.DuBois)的《黑人的灵魂》和《黑人重建》，以及格温多林·布鲁克斯(Gwendolyn Brooks)的作品。布鲁克斯是第一位获得普利策文学奖的美国黑人女诗人。她一生中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出版了二十多部诗集，用诗歌语言来增强人们对美国黑人文化的了解。艾丽斯曾说：如果有一个天生的诗人，那一定就是布鲁克斯。此外，还有许多外国作品也对艾丽斯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包括南美作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她赞叹道：“这些作家似乎不害怕运用幻想、神话和神秘莫测的手法写作。他们的作品以人对生活的理解为依据，超越了现实的束缚。他们像音乐家，将文化和历史感受融入文学创作之中。”
艾丽斯还热爱音乐，特别是福音音乐(Gospel)。福音音乐又被称为基督教圣歌或黑人灵歌。历史上美国黑人农奴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之后，常在田里祈祷，希望减少劳动的痛苦。不久便演变成即兴的音乐表演。在奴隶制废除之后，黑人们组建了自己的教堂，并把这种音乐形式作为教堂活动的一种。20世纪中期，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把福音音乐融入自己的演唱风格，之后汽车城唱片公司将这种音乐商业化。20世纪70年代后期，福音音乐逐渐流行化，并采用流行音乐的制作和造星方式，演变成当代基督教音乐。
布鲁斯(Blues，又称蓝调)也是她钟爱的音乐风格，她最喜欢的歌手B.B.King(原名Riley B.King)就是布鲁斯歌手，被誉为“蓝调之王”。艾丽斯还特别喜欢奥地利音乐大师莫扎特的音乐，她说：“莫扎特的交响乐、协奏曲和奏鸣曲标志着古典音乐的高峰。每次听莫扎特的音乐都能让我感受到一种完整的快乐。”“我希望能了解莫扎特的母亲，因为我感觉他的很多音乐来自他母亲的摇篮曲和民歌。”
倾心于文学和音乐的艾丽斯愈发觉得密西西比州的生活让她感到压抑，白人种族主义者依然在不断对她和她的家人发起各种攻击，每当艾丽斯和梅尔文在一个难得的晚上去看一场电影或听一场音乐会，都不得不面临白人种族主义者的种种刁难和侮辱。“黑鬼滚开！”之类的恶语和谩骂不绝于耳。生长在密西西比州的黑人也许已经习惯了在这种环境中生存，但对于艾丽斯来说，在这样的环境中日子久了，她感到几近精神崩溃。与此同时，她一直埋在心底的希望，即通过写作来为自己的人民发声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她渴望学习到更多的知识，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而在密西西比州的环境中，这个梦想似乎难以实现。
1970年9月，艾丽斯向位于北方城市波士顿的拉德克利夫学院提交了一份申请。拉德克利夫学院院长玛丽·英格拉姆创立了一项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学者研究基金，用于支持有家庭但又希望追求艺术创作或学术研究的女性。该基金项目不仅为成功申请的学者提供工作场所，还允许其使用该学院和哈佛大学的图书馆，并且可以旁听两所学校的所有课程。在提交的申请中，艾丽斯写道：她正在写作一部关于一个在南方黑人大学学习的年轻女子生活经历的小说。这个黑人女子为了寻求她的非洲人和美国人身份的整合，前往东非，并在那里恋爱和结婚。“我希望去探究和发现，描写一个黑人在异地充满思乡和浪漫的故事会带来怎样的结果。这不是一个社会学小说，也不是政治小说，它是一个爱情故事，在这里面被爱的既是一个人，也是一片土地。”她还表示希望通过这个机会来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我想学的有关小说写作的东西很多——尤其是小说的各种创作技巧——虽然我已出版了一部小说，但我有时还不太确信自己是否真的明白小说是什么。”在申请书的最后，艾丽斯说，她十分渴望置身一个充满学术氛围的由作家和学者构成的生活环境之中，去提升自己的学识和创造能力。
梅尔文虽然从事民权法律业务，但也是一位文学艺术的爱好者，他很能理解艾丽斯的心情和感受。所以，得知艾丽斯向拉德克里夫学院提交访学项目申请时，他表示支持。“艾丽斯在密西西比州不愉快的经历不仅仅因为我们是跨种族夫妻，更因为我们生活的地方是一个精神生活贫瘠、没有文化的角落。即使她与黑人结婚，其结果也是一样。”梅尔文后来在一次采访中说，“那是一种爱恨交加的感受。艾丽斯热爱南方这块土地和大自然的美，但她无法与这里的精神空乏和文化落后妥协。”
艾丽斯的期待终于有了结果。1971年3月，一封来自拉德克利夫学院的信件确认艾丽斯的申请获得通过，并将为她提供一年5000美元的资助，时间从该年秋季学期开始。艾丽斯的成功，并不仅仅因为她写的申请书打动了评委，她在莎拉·劳伦斯女子学院的老师简·库珀为她写的推荐信也起了重要作用。在推荐信中，简·库珀写道：“艾丽斯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坚定、最具人性、最高尚，也最有趣的一位年轻作家。还有谁能像她那样，走进南方黑人佃农的内部，将他们生活中最深处的东西描写出来？……我自己也申请了拉德克利夫的学者基金，但我宁愿排在艾丽斯的后面，这并不是因为我高尚，是因为这个机会对于艾丽斯来说更为重要。”
拉德克里夫学院项目申请成功，艾丽斯自然十分开心，但想到与丈夫梅尔文必须分开一年的时间，她不禁有些担忧。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艾丽斯写道：“梅尔文希望留在密西西比州，我们很相爱，所以要分开一段时间是一个很难下的决定。我们都担心分开一段时间后，会发生什么，但愿一切都不会有问题。但是，我知道，如果我继续待在这里，不去做我想做的事情，我会变成一个刻薄的满腹牢骚的女人。”
1971年9月，艾丽斯带着2岁的女儿丽贝卡来到了波士顿的剑桥镇。这是一个名校云集的地方，艾丽斯十分珍惜在这里的时间和读书写作的良好环境，并充分利用得到的所有机会，包括选修哈佛大学的文学课程。但这里的生活对于艾丽斯母女来说并不容易，资助的这笔钱并不多，还要用来支付住房租金和保姆费用。艾丽斯精打细算，将看电影、听音乐会这样一些相对奢侈的活动全部都放弃了。除了生活上感到拮据，艾丽斯母女俩还不时遭遇当地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歧视。
有一次，由于不习惯北方严寒的冬季，艾丽斯和女儿都得了严重感冒，眼见女儿病情日益加重，艾丽斯不得不冒着严寒带女儿赶去一家医院就诊。一名黑人妇女带着孩子出现在医院候诊的人群中，十分显眼，那里的白人医务人员对她们流露出了冷漠和嫌恶的表情。就诊时，医生的态度也十分傲慢和生硬。但为了女儿，艾丽斯强压下了内心的愤怒，同时也对美国社会现实中顽固存在的种族歧视和人性丑恶加深了认识。“疾病总是给我带来巨大的益处，甚至可以说，没有生病，我可能学不到什么。”她将自己的遭遇和体验融入一篇名为《浓浓的马茶》的短篇小说中。
在《浓浓的马茶》故事里，住在乡下的黑人母亲兰妮·图默，因为儿子病重而焦急万分。无奈之下，她向一位白人邮差求助，恳求他帮助找城里的医生，但白人无情地拒绝了她的请求。绝望的兰妮只能求助黑人巫婆萨拉，萨拉给出的救治方法是给孩子喝“马茶”(马尿)。故事描写到，兰妮不顾电闪雷鸣，冲进大雨里。在马厩里，她想尽一切办法，终于等到了那一刻，却发现自己竟然没有带任何容器，兰妮脱下鞋子，接到了马尿，却发现鞋子前面有一个破洞，“她立刻用嘴堵住破洞，双脚陷入泥泞的田野，身上的破外套已经完全湿透，她向家里飞奔，好把浓浓的马茶给儿子史努克喝”。然而，当她还在狂风暴雨中奔跑时，躺在家中的儿子却已经夭折。
虽然在拉德克里夫学院访学期间有一些不愉快的经历，但对于艾丽斯来说，能在这里读书、听课、写作、思考，胜过了一切。这段时间里，她将自己一直以来收集的有关黑人妇女的故事材料整理改编，开始撰写一系列以黑人妇女生活经历为主要内容的短篇小说；同时，她还在构思自己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在她计划写作的新小说里，除了探讨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对黑人妇女的压迫等主题，还要有新颖的故事框架和叙事结构，她希望自己能在艺术上有所创新。她的第一部小说《格兰奇·科普兰德的第三生》以传统的时间顺序叙事模式展开故事情节，而在构思新小说时，她想使用一种非线性的叙事方法，这是她在大量阅读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一些黑人作家的作品后产生的创作灵感。
哈莱姆文艺复兴又称美国黑人文艺复兴或新黑人运动，时间大致跨越1919年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这个文学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反对种族歧视，批判并否定汤姆叔叔型的旧黑人形象，鼓励黑人作家在艺术创作中歌颂新黑人精神、树立新黑人形象。在这场运动中，大多数作家都认为必须加强黑人文艺作品的艺术表现能力。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提高了黑人文学的艺术水平，其中涌现出一批优秀的诗人和小说家。以兰斯顿·休斯、让·图默(Jean Toomer)、克劳德·麦凯(Claude McKay)等人为代表的黑人诗人，在诗歌中充分汲取了黑人艺术尤其是黑人音乐(如灵歌、爵士乐)的特点。其中也有一些黑人作家走上了“为艺术而艺术”的道路，强调表现“黑人艺术”的特点，用自然主义笔触描写黑人“特殊情调”的生活，其代表人物是让·图默。
图默的小说《甘蔗》(Cane)中独特的艺术形式，对艾丽斯的创作产生了尤其重要的影响。由于祖父母带有白人血统，图默实际上是一名黑白混血儿。对种族身份的迷惑与追寻，使图默常常感到自己是个无家可归的漂泊者，又是个身份的追求者。他于1923年创作的长篇小说《甘蔗》被誉为黑人文学第一部现代主义作品。这部作品描述了一位在南方担任教师的美国黑人，在佐治亚州的乡村、华盛顿特区，以及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的黑人社区等地方，努力寻找自我的过程。该书综合了诗歌、散文小品和自传等文体，运用象征手法揭示了黑人内心的渴望以及他们的欢乐和创伤，同时又生动描绘了各种不同的新黑人形象，特别是对南方佐治亚黑人妇女有细致入微的描写。图默在《甘蔗》中描写的佐治亚农村生活，不仅揭示了黑人身上蕴含的美，更赋予了黑人健康积极的形象。比如，在图默的笔下，佐治亚农村的黑人仿佛个个都是天生的艺术家：
他们的歌声飞扬……松树作吉他，
拨动琴弦，松针如雨点般沙沙落下……
他们的歌声飞扬……甘蔗和声高唱
佳音扶摇直上，在那星空下……
一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艾丽斯十分渴望能再多些时间留在这里，因为许多写作的思路只是开了个头，许多好的想法还没能付诸实施。于是，她又给拉德克利夫学院学者基金项目的评委会写信，希望她的访学能够延长一年。“再有一年的时间，我可以继续完成这部新小说的写作，”她写道，“我真的无法离开……我只能说，也许拉德克利夫给予我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一段时间，让我摆脱狭隘的社会环境和孤独氛围……让我获得一种我非常需要的自由感和可能性。”幸运的是，艾丽斯的申请又一次到了肯定的答复。从1972年秋到1973年秋，艾丽斯继续留在了波士顿的拉德克里夫学院，不同的是，这一年，拉德克里夫学院不再提供经济资助。
二、首创《黑人妇女文学》课程
在拉德克里夫学院访学期间，艾丽斯·沃克的最大收获是发现了一批黑人女作家和她们的作品，“但大多数已经绝版，甚至被丢弃、被怀疑、被诽谤，近乎消失——就像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一样。”她感到气愤的是，她在一所著名的黑人大学和一所著名的白人大学的四年时间里，竟然没有任何人向她提供有关任何黑人女作家的信息，可事实上，一些黑人女作家的作品是那么优秀，那么独特，那么有艺术价值。在这些黑人女作家的作品中，她获得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安慰和勇气，还有许多十分宝贵的启示。所以根据自己的经验，她认为黑人女性非常需要了解这些早期作家的作品，包括她们的经历，并从中汲取有助于自己成长的养分，“因为事实证明，我需要的东西只有她们能够提供，这让我感到有必要研究她们，并让更多的人知道和了解她们”。
她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黑人妇女的艺术天赋长期以来受到了严重的压制。在美国历史上，一些即使有机会表现出艺术天分的黑人女作家，其作品也从未获得过重视；即便得到评论界的好评，她们的作品也很快会被遗忘。由于她们极少出现在经典文学作品的名录中，大学的文学课上几乎没有对黑人女作家和作品的介绍。这让她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念头，那就是要让黑人妇女作家的作品进入大学课堂，让那些被忽视和遗忘的黑人女作家得到更多人的认识和了解。
于是她向位于波士顿的著名女子学院韦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提出建议，在该校开设一门介绍黑人女作家的课程。她强调说，在这样一个著名的女子学院中，应该培养女学生对黑人妇女作家和作品的了解和认识。她的建议得到了韦尔斯利学院的采纳，于是，美国大学有史以来第一次正式开设黑人妇女文学课程，艾丽斯·沃克也成为美国大学历史上第一位讲授黑人妇女文学课程的讲师。
民权运动带来的成果之一是许多大学增加了黑人学生的招生名额，韦尔斯利学院也是如此。这所曾经只招收白人学生的女子学院，到了1972年，已经有了一批黑人女学生。作为该学院招收的第一批黑人女学生，来自亚特兰大的亚基尼·凯普清楚地记得，那是1972年的春季学期，她走进了艾丽斯讲授的黑人妇女文学的课堂。“我是生物学专业的学生，我当时选修这门课，主要是想在专业课程之外，增加一门调剂性的课程，”她回忆道，“选修这门课程的大多数是黑人女学生。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艾丽斯营造了一个类似于花园的课堂氛围，让我们觉得好像置身于一个受到保护的空间，在韦尔斯利学院，这对我们黑人女学生来说很有意义。几堂课下来，我就知道，这门课将是我在这所大学里上的最重要的一门课。艾丽斯让我们读的所有作品都是黑人女性创作的，这些作家我们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她向我们揭示了我们被拒绝了解的那部分历史。”
在黑人妇女文学课堂上，艾丽斯介绍了一批优秀的黑人女作家，其中包括菲利斯·惠特利(Phillis Wheatley)、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 Hurston)、内拉·拉森(Nella Larsen)、弗朗西斯·艾伦·沃特金斯·哈珀(Francis E.W.Harper)、安·佩特里(Ann Petry)、保尔·马歇尔(Paule Marshall)等。值得一提的是，艾丽斯首创的黑人妇女文学课程，对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崭露头角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韦尔斯利学院，后来又在马萨诸塞大学开设的黑人妇女文学课上，艾丽斯都将莫里森的处女作小说《最蓝的眼睛》列为必读作品。此外，还有朱恩·乔丹(June Jordan)的《谁看我》(Who Look at Me)和安·佩特里的《大街》(The Street)，这两部作品当时几乎没有评论家注意过。她还让学生仔细阅读布鲁克斯的小说《莫德·玛莎》(Maud Martha)，认为这是一部感人至深的杰出作品。除了给出阅读清单，艾丽斯还给学生布置一些独具匠心的作业，这些作业迫使学生不得不对美国的种族压迫问题进行思考。其中一个练习是要求每个学生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写一个与黑人奴隶有关的故事。学生们都觉得艾丽斯的教学风格非常亲切，认为她教的课程接地气，不艰深，容易理解。
因为选修了这门课，凯普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计划。她原打算毕业后从事医学方面的工作，但在学期结束之时，她重新选择了自己的职业目标。“因为艾丽斯，我成为一名文学教授。”凯普说，她后来在佛罗里达州的一所大学里教书。“我希望像艾丽斯那样，运用创造性的教学方法进行教学。她对黑人妇女文学的评介与称赞，给了我们成为一名艺术家的希望。”
艾丽斯在韦尔斯利女子学院讲授黑人妇女文学课程期间，莎拉·劳伦斯女子学院曾邀请艾丽斯回到母校，为在校的女学生们做一次讲座。自然而然地，艾丽斯选择了将美国黑人妇女文学作为她讲座的主要内容。
在讲座中，艾丽斯首先介绍自己在南方给“密西西比儿童之友”的中老年黑人妇女教师讲授黑人历史的经历和感受，谈到哈德逊夫人创作自己故事的经历，指出正是因为在哈德逊夫人的自传故事中，她发现了黑人女性写作的重要性。她告诉大家，于是她开始寻找并发现了许多黑人妇女创作的优秀作品，她认为在黑人妇女身上蕴藏着丰富独特的人生经验和伟大之处。在提到历史上的黑人女作家时，她说：“黑人女作家在生活中和创作中普遍受到歧视和虐待，或被嘲笑和轻视，即使被评论家认可，也很快就被遗忘。我发现，事实上，大多数试图通过写作表达自己，并以写作为生的黑人女性，最终都是在默默无闻和贫困中死去的，而且常常死于非命。”她举例道：
我们不知道露西·特里(Lucy Terry)是怎么死的。但我们知道菲利斯·惠特利和她的三个孩子因营养不良，死在一个廉价的寄宿公寓里，她在那里做苦工。内拉·拉森为了成为一名护士而放弃自己的写作，因为这个职业至少能为她的餐桌上提供一些食物和一个睡觉的地方，然后，她几乎完全默默无闻地去世了。佐拉·尼尔·赫斯顿，创作了一部也许是有史以来最令人震惊和感动的黑人故事作品，她在佛罗里达州再次成为一名女佣，最后死于贫困。她写了六本书，是一位著名的民俗学家和人类学家。
特里是美国第一位黑人女作家，她于1746年创作了第一首黑人诗歌作品。惠特利也是美国最早的黑人女诗人之一，曾在1773年出版诗集《有关宗教和道德等各类主题的诗歌》。拉森是20世纪20年代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的黑人女作家，代表作有《流沙》《越界》等。同样活跃于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的赫斯顿则是艾丽斯最推崇和最喜爱的黑人女作家。艾丽斯继续说道：
有趣的是，黑人评论家和白人一样，认为赫斯顿的作品次于理查德·赖特在同一时期创作的《土生子》(Native Son)。赖特虽然死于异国他乡，但受到人们的纪念；赫斯顿死于自己的家乡，死时穷困潦倒，在某种程度上，是个被抛弃的人。
尽管如此，我仍然不对赫斯顿等人感到完全悲观。她们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创作出了值得称赞、非常出色的作品。她们确实经历过充实而有意义的生活。而今天，尽管她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去世，但她们的作品正被年轻一代带着感激之情阅读。
艾丽斯充满激情地呼吁台下的黑人女学生们去寻找历史上被遗忘和被埋没的黑人女作家：
如果是一个黑人女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必须加倍武装自己，加倍做好准备。因为对她来说，不是简单地去得到一个新世界，而是要重新挖掘一个旧世界。尽管有无数失踪和被遗忘的女人渴望与她交谈，从弗朗西丝·哈珀、安妮·斯宾塞，到多萝西·韦斯特，但她必须努力去找到她们，使她们摆脱因她们是黑人和妇女而受到的忽视和道路以目的压迫。
就在艾丽斯在韦尔斯利学院开设黑人妇女文学课程的同时，也在韦尔斯利学院执教的女性主义学者帕特里夏·迈耶·斯帕克斯(Patricia Meyer Spacks)，发表了她那本著名的女性主义经典著作《女性想象》(The Female Imagination)，但在这本专门研究女性作家的著作中，斯帕克斯没有提及一位黑人女作家或其他有色人种女作家。对此，艾丽斯在一篇题为《自己的一个孩子》的文章中，对以斯帕克斯为代表的白人女学者无视黑人女作家的种族主义表现进行了批评，她写道：
帕特里夏·迈耶·斯帕克斯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著作《女性想象》中没有涉及任何黑人女性作家。对此，斯帕克斯引用了心理学家菲利斯·切斯勒(Phyllis Chesler)的话为这一疏漏辩护，她说，菲利斯没有第三世界女性心理学的理论可供参考，“因为作为一个白人女性，我不愿意也无法构建关于我没有经历过的经历的理论”。斯帕克斯对这一说法表示赞同，并补充说，她只对描述熟悉经历、属于熟悉文化背景的文本感兴趣。
艾丽斯尖锐地指出，这不是一个说得通的理由：“斯帕克斯从未生活在19世纪的约克郡，但为什么就可以研究夏洛特·勃朗特呢？因为她们是白人和中产阶级，对于斯帕克斯来说，女性的想象力只限定于此。然而，这只是白人的女性想象。”
在莎拉·劳伦斯女子学院演讲的最后，艾丽斯用一首诗表达了希望黑人女性坚持独立精神的愿望。这首诗的标题是《不做别人的宝贝》：
不做别人的宝贝；
做一个被放逐的人。
接受生活的
复杂
包裹自己
像用一条围巾
去躲避石头
保持温暖且看人们沉溺于
疯狂
欢呼雀跃；
任凭他们对你侧目
你也以侧目作答。做一个被放逐的人；
开心独行
或在拥挤的河床
和其他冲动的傻瓜
排成一行愉快聚集
在河岸
那里成千上万的人
因他们勇敢伤人的话
而死去。不做别人的宝贝，
做一个被放逐的人。
具备资格活在
逝去的人们中间。
三、《爱与烦恼：黑人妇女的故事》
在拉德克里夫学院访学的两年，艾丽斯也在文学创作上达到了一个高峰，短篇小说集《爱与烦恼：黑人妇女的故事》和诗集《革命的牵牛花》(Revolutionary Petunias)都在1973年出版，为艾丽斯赢得了一连串的赞誉和好评。
《爱与烦恼：黑人妇女的故事》由十三篇短篇小说组成，这些故事讲述了黑人妇女在现实生活中的不幸遭遇和表现出的坚韧力量。通过一个个年龄各异、身世不同的黑人女性的生活故事，揭露了白人社会和男权社会中的黑人女性所承受的生存压力和身心痛苦。卑微的社会地位、贫穷的物质生活、封闭的生存环境、苍白的精神文化使得黑人妇女的生命脆弱不堪，无力与社会抗争。这些故事不仅震惊了文学界，引起了全社会对黑人女性生存现状的关注，也揭示了许多不为世人所知的南方黑人妇女的秘密。
开篇故事《罗丝莉莉》讲述了一位身陷困境的单身黑人母亲，她希望通过与一位来自芝加哥的黑人穆斯林男人结婚摆脱生活困境。当这对夫妇在婚礼当天站在牧师面前时，罗丝莉莉心里想的却是她将要为获得经济保障和被社会接受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传统婚礼上的牧师宣读的结婚誓词与罗丝莉莉的纷繁思绪交织在一起，体现了十分独特的故事写作手法。牧师说道：“亲爱的，我们今天在这里相聚，在上帝的见证下，……”新娘脑海中出现了这样的上帝形象——“一个黑人小男孩，胆小地拉神父的燕尾服”；当牧师说“这位男士和女士即将结合，步入神圣的婚姻殿堂”，新娘却想到了“绳子、链子、手铐，他的宗教”。随着牧师的宣读，罗丝莉莉的不安感越来越强烈，她开始想起她的母亲和其他死去的亲戚，为他们感到悲伤。但尽管如此，她仍然保持着表面上的沉默，因为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她都会听天由命。“她想活一次。但不太清楚这样的选择意味着什么。”
这位黑人新娘选择了没有爱情的婚姻，选择了不同宗教信仰的丈夫，只是因为这个婚姻能给她的孩子带来更好的成长机会，她自己能去芝加哥过上体面的生活。但是，想到今后生活的种种不自由、不适应，她的内心活动暴露了她的迷惘和悲伤。艾丽斯通过巧妙设计的叙事结构，将女主人公的绝望和无奈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艾丽斯揭示的那些秘密中，有一个是关于南方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宗教虚伪。在题为《欢迎之桌》的故事里，一位黑人老妇带着对上帝耶稣的痴迷误入白人教堂做礼拜，她身着破旧的衣裙，胸前佩戴着褪色的小花，披着污渍斑斑的披肩，她“骨瘦如柴，弓着腰就像是虽盛产棉花却早已贫瘠不堪的佐治亚州，她的两只胳膊肘处满是皱纹和老茧，灰白粗糙的皮肤像是老松树皮。眼睛周围布满了一圈又一圈的皱纹”的形象与教堂里的那些手提皮包，脚穿皮鞋，戴着小牛皮手套的白人妇女们形成鲜明对比。教堂里的白人妇女见一位黑人老妇竟然走进来坐下，大为惊讶和气愤，“最终做了对她们来说必须做的事。让她们优柔寡断的丈夫们，把那个有色人种的老女人赶出去，这是她们的主张。……她们轻蔑地望着这位老妇人那毫无血色有着关节炎的灰色的手，那双手松松垮垮地、不安地在膝上握紧。她们的丈夫能允许她与她们一起坐在教堂里吗？”她们挥起健康匀称的双臂指挥自己的丈夫将那黑人老妇毫不留情地扔出了教堂。可怜的老人从冰冷的地上爬起，在幻觉中她看到耶稣出现在她面前，召唤她前行，于是她边走边向耶稣倾诉自己悲惨的生活，直到她走不动，最后冻死在冰天雪地里。
在艾丽斯的童年的时候，她曾无数次目睹伊藤顿小镇上那些“虔诚”的白人，穿着华丽的服饰，每个安息日都虔诚万分地准时出现在教堂里，在上帝面前祷告忏悔，与此同时，却将黑人隔离在外，视如草芥，任意践踏。在斯佩尔曼女子学院上学期间，艾丽斯曾有过这样一次经历。她回忆说，一位来自乌干达的黑人同学康斯坦斯·内布威尔想同她一起去教堂参加礼拜。康斯坦斯·内布威尔说：“到乌干达来的白人传教士告诉我，要崇拜上帝，读《圣经》，去教堂祷告非常重要。”然而，当她们试图走进教堂时，教堂大门却在她们面前被关上。一个穿着蓝色西装、戴蝴蝶结的白人出现在门口，粗暴地将她们驱离。
《汉娜·肯赫夫复仇记》的故事来源于母亲的故事以及赫斯顿记载的黑人民间传说。艾丽斯曾经描写过这个故事的产生过程，她说：母亲曾多次告诉我，在大萧条时期，她进城去申请政府的救济食物，被负责分发食物的白人妇女以一种特别羞辱的方式拒绝了。不久后，母亲亲眼看见这个白人女人变得又老又糊涂，病得很严重，得靠两根拐杖走路。母亲讲这个故事时总是脸上带着非常神秘的表情，每每说到白人女人后来的惨况，母亲的头总是不由自主地抬起来，昂得高高的，一种正义的、神圣的神情，从她的面部流露出来。艾丽斯一直想把母亲的经历写出来，正是因为母亲的故事，还有发生在其他黑人妇女身上的类似故事，艾丽斯想到了南方黑人中流传的伏都教，也正是因为要查找有关伏都教的佐证资料，才使艾丽斯发现了被埋没的杰出黑人女作家赫斯顿，并使之重新进入美国经典作家的殿堂。
《汉娜·肯赫夫复仇记》讲述了一位名叫汉娜·肯赫夫的南方黑人妇女的故事。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期间，汉娜家中已经没有食物了，当她带着饥饿的孩子们去领取政府的救济粮时，仅仅因为身上穿的是北方亲戚送给她的看上去不那么寒酸的衣服，分发粮食的白人妇女就对她冷嘲热讽，并拒绝给予救济。结果回去没几天，幼小的孩子就饿死了，丈夫也弃她而去。汉娜一直认为自己受到了白人的诅咒。她向会摆弄伏都教魔法的黑人妇女坦特·罗西夫人讲述了自己的遭遇，请求得到帮助。汉娜说，我的心灵永远不会从那次侮辱中恢复。我做噩梦，梦见那个女人，我总是能感觉到我的灵魂被践踏的那一刻……在我的内心，他们都站在那里对我嘲笑着，她站在那里，用手遮挡着脸笑着。很快，汉娜去世了。但不久，那个白人妇女也因为得知汉娜寻求报仇的事而惶惶终日，不得善终。这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故事，因为它承载了艾丽斯家族的历史(故事情节源自艾丽斯母亲的故事)和她的种族文化(南部黑人文化中伏都教的传统内涵)。艾丽斯曾经表示，她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有一种美妙的感觉，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仿佛与许多古老的灵魂相见，她们都很高兴我向她们请教，承认她们的存在”。
在《爱与烦恼：黑人妇女的故事》中，最著名也是受到最多学者评论的短篇小说，当属《日用家当》。故事讲述的是来自大城市的具有独立精神和现代意识的黑人女大学生迪伊，回到地处偏僻乡村的老家，与她在老家过着简朴传统生活的母亲和妹妹之间发生的一场冲突。表面上冲突是由两床被子引起的，但深层原因却在于双方对民族文化遗产的不同理解。迪伊想要拿走家中的两床由外婆和姨妈用祖辈人穿旧了的衣服碎片拼制而成的百衲被，她要将它们当作艺术品带回城里，悬挂于家中供人欣赏。可母亲却没有答应，因为她早已许诺将被子送给小女儿麦吉做嫁妆，麦吉会将被子当作日用家当来使用。迪伊认为母亲和妹妹不懂被子作为黑人文化遗产的价值，最后与家人不欢而散。艾丽斯写作这个故事之时，正是美国黑人权力运动(Black Power Movement)高潮时期，黑人民族文化得到从未有过的重视，许多人到非洲去寻找美国黑人文化的根源，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对民族文化缺乏深刻认识，只追逐表面形式的现象。不少年轻黑人，就像故事中的大女儿迪伊一样，以为梳非洲人的发型、穿非洲人的服饰就是对文化传统的最好继承，将黑人手工制品当作艺术品悬挂起来，就是体现文化遗产价值的最好形式。但艾丽斯认为，继承传统文化的方式是理解它的精神，是在日常生活中守护和保持传统。通过这个作品，艾丽斯对当时盛行的对民族文化理解流于形式的错误，做出了委婉的批评，从中体现了她对待黑人民族文化遗产的态度。
《真的吗，犯罪不付出代价 》用日记的形式描写了一位热爱写作的黑人妇女莫娜的人生遭遇。莫娜拥有写作的天赋，可是无人赏识，丈夫鲁尔对之嗤之以鼻：“我的妻子会用许多愚蠢粗俗的东西让我难堪。”莫娜后来遇到一位名叫莫迪凯的白人男子，他对她的才华大加赞赏，成了她的情人。但是，莫迪凯却利用她的天赋，剽窃她的作品，为自己赚取利益和名声。遭遇背叛的莫娜心力交瘁，而剽窃她作品的白人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她开始抑郁，以致谋杀了自己的丈夫。小说最后写道：“当我足够，足够厌烦我芳香的身体，厌烦柔软的双手，我会离开他，离开这个房子，永远地离开……”
在这部故事集中，艾丽斯刻画了各式各样呼之欲出的生动的黑人妇女形象，有《欢迎之桌》中年迈昏聩的基督徒，还有《娱乐上帝》里的民族主义诗人；有《她甜美的杰罗姆》中沮丧的理发师，还有《日用家当》中坚强的农村母亲；有“复仇女神”汉娜，也有《让死亡下地狱吧》中的现代黑人女性。通过这些黑人妇女的故事，艾丽斯深刻地揭示了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阶级压迫对黑人妇女造成的伤害。同时，它们也反映了黑人妇女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的各种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以及复杂矛盾的心态。
黑人学者芭芭拉·克里斯汀在她的文章《艾丽斯·沃克的乡下女人们》中指出，《爱与烦恼：黑人妇女的故事》标志着黑人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为故事中的黑人妇女们即使在失败中，也展现出了独立性和创造性，这与当时黑人民族主义文学中盛行的那种盲目的、顺从的、没有思想的、屈服于外部力量的黑人妇女形象形成鲜明对照。艾丽斯这部故事集中的黑人妇女们，无论是被欺骗、被束缚、被挫败、被迷惑、被剥削还是被贬低，都以各种方式有意或无意地维持着一点做人的尊严，她们的点滴挣扎，都为后代改变命运积蓄了精神力量。正如艾丽斯在一首题为《女人》的诗歌中写道：
她们是
我母亲那一代的
女人
声音沙哑
腿脚粗壮
还有同样粗壮的拳头和手臂
她们破门而入……
她们冲锋陷阵
穿过布满地雷的
区域
陷入泥淖的沟渠
去寻找
我们需要的
地方和
书籍
虽然她们自己
看不懂一页
四、“晚安，威利·李”
就在艾丽斯埋头创作《爱与烦恼：黑人妇女的故事》期间，艾丽斯的父亲威利·李·沃克于1973年1月去世。艾丽斯对父亲的感情一直十分矛盾。父亲曾经是一个血气方刚、充满活力，对生活充满热情的年轻黑人。当年，母亲宁愿抛弃亲人，也要离家出走嫁给他。然而，作为家中最后出生的孩子，艾丽斯眼中的父亲却总是一副病恹恹的模样，尽管为了养活一家人，他仍然必须一年365天不停地在田地里干那些几乎能折断腰的农活。艾丽斯曾在一篇回忆父亲的文章中说道：“我所认识的这个男人要养活这么多孩子，他不能躺下。他整个一生从没有休息过。”
然而，艾丽斯和父亲之间的关系一直比较冷漠，这与她和母亲的亲密关系形成强烈对比。艾丽斯与父亲之间的冲突主要是来自父亲对传统角色不屈不挠的固守。沃克先生并不赞成孩子们去读书，在他看来，读书只能加大他与孩子之间的距离。事实上，艾丽斯与她父亲之间很少有沟通的机会。沃克一家也充满了大男子主义和家庭暴力，艾丽斯在小说中描写的一些黑人家庭暴力正是发生在她自己家的真实场景重现。在小说《格兰奇·科普兰德的第三生》的后记中，艾丽斯写道：“我的家中就有暴力。暴力的根源出自父亲总想控制母亲和孩子的欲望，也出自我母亲和我们对他的反抗。”在艾丽斯看来，正是父亲的大男子主义使得他最终成为一个生活的失败者。
她最为不满的是父亲对待大姐露丝的残暴行为。当露丝长到对男孩子产生兴趣的年龄时，父亲对她十分严酷，经常殴打她并把她锁在房间里不许她出去。父亲甚至威胁说，如果露丝怀孕，就将她扔进水里淹死。但与此同时，他却鼓励自己的儿子们外出寻找女朋友，鼓励他们尽可能多地与女孩子亲密接触。艾丽斯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与父亲作对，但我觉得，尤其是在年少时，他让我没有其他选择。……也许如果我不那么执拗，而是去千方百计讨他喜欢，也会有机会走近他。但是因为我爱的姐姐不是父亲喜爱的，那我也不愿成为他喜爱的女儿。”
不过，父亲也有让她肃然起敬的时候。当一些北方亲戚来他们家时，亲戚们往往会炫耀他们买的房子、买的车，他们在银行有多少钱。亲戚们还常常嘲笑母亲嫁给了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佃农和挤奶工。这时候，父亲就会说：我的所有财产就是我的孩子们。他这样说时，脸上充满了骄傲的表情，这让孩子们打心眼里感到高兴。
沃克先生从来没有对艾丽斯与梅尔文的婚姻直接表示过反对，因为他知道女儿的独立性格和反抗精神，但他事实上也从来没有接受过梅尔文。而且，父亲也不理解女儿对写作的热爱。“我肯定，我父亲不会明白我为何要写作，”艾丽斯感到十分遗憾的是，“我永远不会知道父亲会如何看待我的作品，这让我很难过。”
虽然父亲和艾丽斯的关系冷淡，虽然他从来没有完全懂得他的女儿，但他遗传给了女儿热爱自然的天性，这就像艾丽斯母亲赠予她的打字机、缝纫机和箱子一样珍贵。更重要的是，父亲还将追求真实和讲真话的品格传给了艾丽斯。沃克先生对谎言表现出了极大的憎恶，他要求孩子们只能说真话。艾丽斯5岁的时候，曾不小心打碎了一个果盘。她并不确定父亲是否知道她就是那罪魁祸首，因此她想撒个谎来避免可能的鞭打。
然而，当父亲询问事实真相时，艾丽斯后来回忆道：“我从不会忘记当时他询问我的样子，因为他的眼神看上去非常渴望我讲实话，于是我坦白了。然后，我看见他的脸色变得温和起来，并且因为我说了真话没有惩罚我，甚至显示出高兴的样子，我顿时有一种被幸福包裹的感觉。我想正是那个时刻，我决定，任何时候都不能说假话，即使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犯过比打碎果盘更严重的错误。”
但是8岁那年，因为害怕惩罚，艾丽斯没有吸取教训，为了替两位哥哥掩盖责任，她向父亲说了假话，而这句假话让她承受了许多年的内心煎熬和自责，从此以后，她再也不愿重蹈覆辙。讲真话，成为她生活、行动的座右铭。
在父亲的葬礼上，艾丽斯站在母亲的身边，当棺木合上的那一刻，艾丽斯听见母亲小声说：“晚安，威利·李，明早见。”母亲的脸上没有任何悲哀的表情，一切都是那么平静安详。艾丽斯突然有了一种顿悟的感受，她明白了，宽恕是治疗所有创伤的良方。在那一刻，艾丽斯与父亲之间曾经的抵牾也顷刻间荡然无存。葬礼之后，艾丽斯写了一首以母亲那一句小声呢喃为标题的诗歌——《晚安，威利·李，明早见》：
俯视着我的父亲
惨白的脸
做最后的告别
我母亲不含
眼泪，不带笑容
不怀悲哀
却彬彬有礼地说
晚安，威利·李，
明早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