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现赫斯顿
20世纪70年代初，当艾丽斯写作《爱与烦恼：黑人妇女的故事》一书中的短篇小说《汉娜·肯赫夫复仇记》时，需要了解有关19世纪南方黑人文化中流传的伏都教魔法的确凿证据。她开始在黑人传说和民间故事中寻找，但她能找到的所有关于黑人民间文化的资料，都是白人作者撰写的，他们“大多数都是种族主义者。我怎么能相信他们所写的东西”。幸运的是，在白人撰写的黑人民间故事的脚注中，她看到了佐拉·尼尔·赫斯顿的名字。“那是我第一次在白人权威的脚注中看到佐拉·尼尔·赫斯顿这个名字。民俗学家、小说家、人类学家、伏都教的研究者，一个全能型的黑人妇女。”根据这个线索，她找到了一本由赫斯顿编写的黑人民间传说故事集《骡子与人》。与此同时，对于艾丽斯来说，更重要的是，她找到了一位渴望已久的前辈黑人女作家，一位给她输入了强大精神力量的导师。
赫斯顿1891年1月7日出生于阿拉巴马州，5岁时同家人移居到佛罗里达州的伊藤威尔市，那是美国少有的一个全部由黑人治理管辖的城市。赫斯顿的父亲曾经一度做过伊藤威尔市的市长。在这个几乎没有出现种族歧视的黑人社区里成长的赫斯顿，从小就是一个乐观自信的女孩。赫斯顿在自传中如此描绘过她小时候印象中的家乡：那里“有5个湖，3个槌球场，300位棕色皮肤的人，300位游泳高手，许多番石榴，2所学校，没有监狱”。然而，赫斯顿牧歌般的童年生活随着母亲的去世而结束。赫斯顿9岁成为孤儿，被亲戚们轮流抚养，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14岁时离家出走，靠做卑微的工作来养活自己。但她牢记母亲的教导，决心要让自己接受完整的教育。18岁时，她考入霍华德大学和巴纳德学院学习。在巴纳德学院读研究生期间，她师从著名人类学家弗兰兹·波尔斯教授，在波尔斯的指导下对黑人民间传说进行收集和研究。1935年，赫斯顿出版了《骡子与人》一书，这是一部黑人民间故事集，材料都来自她在佛罗里达州和路易斯安那州采集的民间传说、习俗和民谣等。
赫斯顿毕业后，恰逢哈莱姆黑人文艺复兴运动时期，她成为那个时期的重要作家之一，她的创作显示出了极高的艺术天赋和幽默的个性。1937年，赫斯顿出版了长篇小说《他们眼望上苍》(Their Eyes Were Watching)，这部小说以幽默风趣的语言，描写了黑人在承受生活之痛时仍充满乐观和宽容，小说中的主人公黑人女子珍妮·克劳福德大胆追求爱情和自由的人生，展现了黑人的尊严和独特的精神气质。1943年，赫斯顿成为第一位出现在美国著名杂志《星期六评论》封面上的黑人作家。但在很快风行的以抗议种族主义为主导的黑人文学浪潮中，赫斯顿作品所塑造的阳光、乐观、幽默的黑人形象显得十分不合时宜。因为黑人民权运动，特别是黑人权力运动强调，黑人文学创作应竭力描写黑人被白人种族主义者剥削和践踏的故事情节，当时黑人作家文学作品中的黑人形象往往是凄惨、悲观和软弱无力的。理查德·赖特的《土生子》就是当时黑人主流文学的典型代表。赫斯顿的作品无疑不符合时代的要求，再加上她是一位黑人女性作家，因而格外受到冷遇。尽管她的文学事业遭受挫折，赫斯顿还是继续坚持创作，但出版商一再拒绝她的出书计划。此后，赫斯顿和她的作品都被打入了冷宫。到1960年赫斯顿去世之时，她的作品几乎到了无人问津、无人知晓的地步，她开启的对黑人民间故事进行的研究也被人遗忘。最后，年仅59岁的赫斯顿死于贫穷和默默无闻之中，她的最后几天是在孤独中度过的，社区一些好心人捐款支付了她的安葬费用。就这样，这位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最优秀的黑人女作家被草草地埋在了一个荒凉的墓地，坟墓前连名字都没有。
从1943年赫斯顿登上《星期六评论》封面算起，一晃30年过去了，赫斯顿犹如一颗坠落的星辰，被世人遗忘。然而，艾丽斯决心让赫斯顿从坟墓中站立起来，在美国文坛上重新发出耀眼的星光！事实上，赫斯顿之于艾丽斯的意义绝不是一两句话可以概括的。在《挽救你自己的生命：榜样在艺术家生活中的重要性》一文中，艾丽斯阐述了赫斯顿对她所起到的榜样作用和重要意义。在文中，艾丽斯用诗一样的语言这样描述赫斯顿：
佐拉·赫斯顿，她去巴纳德学习她真正想学习的东西——她的族人的生活方式，他们独特的古老仪式、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
佐拉，她有着浅棕色头发和一双勇敢的眼睛；这个通过努力工作摆脱了贫穷和缺少父母疼爱的女孩，敏锐地抓住了重要机会。
佐拉，她离开了南方，后来仅返回一次。从佛罗里达到路易斯安那，她去拜访草药师傅，她说，我来了，我想从你的职业中学习。
佐拉，她收集了所有我需要的黑人民间传说故事。
她就是，佐拉。
自从找到佐拉(就像一把打开宝库的金钥匙)，我便入了迷。
当艾丽斯在哈佛大学图书馆里找到赫斯顿的《骡子与人》并阅读之后，她的兴奋之情是难以抑制的。因为对于她来说，这本“完美”的作品不仅证实了一部由南方黑人妇女写作的学术著作真实存在，还证实了南方黑人妇女记录的历史的真实性。在《佐拉·尼尔·赫斯顿：一个警世故事和一个拥趸观点》一文中，艾丽斯写道：
读了《骡子与人》后，我非常高兴。这是一本完美无瑕的作品！我在我的亲戚们那里检验了它的完美性。我的亲戚们都是典型的美国黑人，分别住在波士顿和纽约的郊区和黑人社区，他们早已忘记了自己的南方文化传统。当他们自己阅读，或听我朗读，或听其他人朗读赫斯顿的这本故事集时，他们感到出现了一种天堂般的情景。因为佐拉的书起到这样的作用：它让他们回忆起了所有被遗忘的故事，或是让他们害羞的故事(多年前我们的父母和祖父母给我们讲的——他们中没有一个不会讲故事讲到让你哭泣或大笑)，这些故事表明，他们多么不平凡，多么了不起。
而她最为喜爱的作品是赫斯顿的长篇小说《他们眼望上苍》。“读了11遍了，我还是很惊讶……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从没有作品像这部小说这样写；其中人物的语言——滑稽的黑人土话，即使白人和受过教育的黑人也都能够理解它们，简直是太美了。在这本书中能够感受到黑人的自爱——对黑人社区、黑人文化、黑人传统的爱——这种爱可以唤醒一个世界，或者创造一个新世界。”艾丽斯写道，“对于我和其他黑人妇女来说，《他们眼望上苍》就像水和空气一样重要。”
《他们眼望上苍》讲述了黑人妇女珍妮·克劳福德追寻爱情和追求自我的故事。珍妮经历了三次婚姻，第一次婚姻是由祖母南妮安排的，丈夫洛根对待珍妮只是将她视为自己的财富，一头干活的骡子。于是珍妮选择了逃走，并与一个名叫乔的男人进入了第二段婚姻。乔给了珍妮富足的生活，但他的大男子主义使他不能平等对待珍妮，珍妮最终怒而反抗，结束了第二段婚姻。珍妮的第三次婚姻让她体验到渴望已久的男女平等的幸福感受。一个外号叫甜点心的年轻人闯入了珍妮的生活。他没有洛根的财产，也没有乔的地位，但是他有着黝黑的肤色、快乐的个性和火一般的激情。更重要的是，他平等地对待珍妮。他领着珍妮跨越性别界限，尝试各式各样传统中只有男人才能做的事情：下棋、钓鱼、打猎、讲故事。珍妮尽情地享受这前所未有的自由。然而，在一次飓风引起的洪水中，甜点心为救珍妮被疯狗咬伤，他在神志不清中向珍妮开枪，珍妮被迫自卫还击，打死了甜点心。最后白人陪审团判决珍妮无罪。
艾丽斯十分赞赏这部小说，认为它表现出了一种“黑人拥有完整的、多样的、强大的意识”。最让艾丽斯欣赏的是赫斯顿作品中表现出的黑人民族的健康气质，而这种健康气质是许多黑人文学作品所缺乏的。艾丽斯写了一首诗，赞美《他们眼望上苍》中的女主人公珍妮·克劳福德：
我喜欢珍妮·克劳福德
离开她丈夫的方式
一个人想将她变成一头骡子
另一个试图让她对做女王感兴趣。
一个女人，除非她屈服
既不是一头骡子
也不是女王
尽管她像骡子一样痛苦
像女王一样在地板上移步。
艾丽斯在一次访谈中说道：“佐拉从不担心让她作品中的人物表现真实的自己，说滑稽的语言，以及其他。她不会为黑人所做的任何事感到尴尬，因此能够自由流畅地写出所有一切。我认为，佐拉可能是本世纪最受误解、最不被欣赏的作家之一。这真可惜。她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具有幽默感的作家，她的作品字里行间充满了诗意。”
在1990年首届“佐拉·尼尔·赫斯顿节”上，艾丽斯·沃克对听众发表了演讲，其中她说起自己从赫斯顿作品中得到的感悟：
读她的作品时，我才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化，认出它是什么样子，它总是努力地试图通过幽默与痛苦的生活抗衡。我觉得仿佛得到，事实上确实如此，一张指向我文学之国的地图。……她的人物说的语言是我一直听见身边老人们说的语言。她的作品描写了我所见到过的老人们的形象。她没有丝毫优越感，去施惠给他们，也没有为他们感到羞耻，因为她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一个快快乐乐的人。
事实上，赫斯顿带给艾丽斯的惊喜，源于打消了艾丽斯内心深处一直隐藏的焦虑。一直以来，艾丽斯始终在寻找一个能在精神上给予她支持的黑人妇女文学先驱，渴望有一个精神“母亲”引导她。当赫斯顿出现在她面前时，她仿佛一下找到了希望。然而，当她想查阅有关《他们眼望上苍》的书评和学者们对赫斯顿作品的评论时，却发现赫斯顿生前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反而遭到许多攻击、嘲笑和贬低。对此，她感到困惑和恐惧：“我一度因困惑和恐惧而不知所措。因为如果一个给了我们所有人这么多显而易见的价值的女人能被如此随意地嘲笑和遗忘，那么其他人——比如我——还有什么机会呢？我知道自己还不如佐拉那样有勇气。”
艾丽斯对赫斯顿的遭遇感同身受，因为她也时常受到贬低和打击，许多人不赞成她在生活和艺术上的选择，并对她拒绝顺从感到不满，比如她与梅尔文的跨种族婚姻。尽管她已有作品出版，但她还年轻，仍然还不够成熟，并容易对自己产生怀疑。她想知道，如果她继承赫斯顿的衣钵，在文学作品中塑造不被许多美国人认可的黑人形象，会怎样？她自问，如果我写出和说出我心里想说的话，是否也会受到攻击？如果我敢于开口，是否我必须说“正确”的话？这个“正确”是谁定的标准？艾丽斯决定遵循自己内心的价值标准，勇敢地去面对这一切：
最终，我认为要拒绝和鄙视那种恐吓年轻人而不是教导年轻人的批评；我讨厌恐惧，尤其是我自己内心的恐惧。于是，我做出了不畏恐惧的事：我反击了。我开始为佐拉和她的作品而战，为有益于我们且不能失去的东西而战。
她开始孜孜不倦做着一切与赫斯顿相关的介绍，发表文章，到学校做演讲，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赫斯顿，了解赫斯顿，喜欢赫斯顿。她决心要让这位被遗忘的黑人女性天才作家的光辉重新闪耀在世人面前。
1976年，艾丽斯编辑出版了赫斯顿作品全集。这部名为《我大笑时我爱我自己》的文集，收录了赫斯顿从1920年至1950年创作的小说、散文、自传和信件等杰出作品。玛丽·海伦·华盛顿为该书撰写的前言以《佐拉·尼尔·赫斯顿：半个阴影中的女人》为标题，在前言中她写道：“赫斯顿留给我们的可能只是她取得成就中的一小部分。……艾丽斯要我给赫斯顿的读者写一个前言。这项工作是一个美好的合作的成果。艾丽斯对文学有很好的理解力，并且不受学术界的束缚，而那些束缚使大多数学者与自己的情感隔绝。通过赫斯顿，艾丽斯把我们带回到了我们的根。”
艾丽斯在《我大笑时我爱我自己》的开篇文章中写道：
从14岁离家当女佣，直到她去世的那一天，经济上的困难一直给赫斯顿的生活蒙着一层阴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女人，……她将真正的美国黑人民间艺术之源记录了下来，但是，许多人却声称她出卖了自己的灵魂，甚至剥夺了她尽其所能获得一个稳定的、有微薄收入的机会。……直到她身无分文……她依然追求自己的理性和道路，这个女人毕竟是一个严肃的艺术家。但是，我们必须坚持认为，艺术家死于贫困是不可被接受的残酷事实。
在《我大笑时我爱我自己》每一章的引言中，艾丽斯不仅对赫斯顿的创作做出评价，还直截了当地指出了赫斯顿作品的缺陷，尤其是赫斯顿自传《路上的尘迹》中关于爱情的“令人沮丧的概括”。
在《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中，兰德尔·肯尼迪认为艾丽斯编辑出版的《我大笑时我爱我自己》“使赫斯顿的生活和工作从不应该的遗忘中重回人们的视野。它体现了一种新兴的黑人女权主义文学批评，通过对赫斯顿作品的介绍和分析，为黑人文学研究设定了新的标准”。他指出赫斯顿名声之所以黯淡，部分是由于黑人批评家将其拒之门外，因为他们不同意她的政治立场，但是，“如果我们将赫斯顿视为一位艺术家来看待，而不是像大多数黑人作家那样，都被要求成为带有政治意图的艺术家，那么我们应该按照作家自己的艺术特点，来看待赫斯顿的作品”。肯尼迪盛赞艾丽斯是赫斯顿作品的才华横溢的诠释者，并指出不论是赫斯顿还是艾丽斯，她们都专注于描写黑人的复杂性，真实地呈现黑人文化中的丑陋和美丽。
重新确立赫斯顿在美国文坛上的重要地位，是艾丽斯出于一种对黑人女性文化传统缺失的焦虑，同时她更需要一个黑人文学中的女性先辈，来使自己的作家身份有一种安全的保障。因为赫斯顿不仅是一个艺术典范和先辈，对艾丽斯来说，还是黑人女性作家在美国黑人文学传统中的一个合法在场。因此，赫斯顿的存在，让艾丽斯感到万分庆幸：
在我知道赫斯顿作品存在之前，我就意识到自己对她作品的需要。……而赫斯顿，就好像知道将来有一天我会走进她这片荒野，为我提供了她的几乎全部的生平记录。虽然她的一生也偶有瑕疵，但我对她的一切，包括瑕疵，永远感激不尽。
二、寻找佐拉
在拉德克里夫学院访学期间，艾丽斯的关注点已经转移到黑人妇女艺术家的命运上，她主要关心的不再是民权运动所关注的黑人政治上的权利，而是黑人民族文化中的问题，黑人女作家艺术作品的生存的问题。艾丽斯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像赫斯顿这样的黑人女作家会被埋没？是什么力量反对赫斯顿的存在？它们在多大程度上与白人文化不尊重黑人妇女写作有关？
艾丽斯对赫斯顿的重视，还在于她对黑人文化完整性的强调。在《我们所爱的一切都可以被挽救：一个作家的行动主义》(简称《我们所爱的一切都可以被挽救》)一文中，艾丽斯表达了对黑人妇女失去创造力的焦虑，她明白在拯救赫斯顿留给后人的遗产时，她也在保护黑人女性的艺术创造力。对于艾丽斯来说，赫斯顿不仅是黑人女性作家的典范和先驱，也是一个完整的黑人民族文化传统中不可缺失的组成部分。她写道：“我们是一个民族、一个不会丢掉他们的天才的民族。如果他们被丢掉了，作为艺术家和未来的见证人，我们的责任就是为了我们的孩子们找回他们，如果必要的话，要将丢失的骨头一块一块地收集。”
艾丽斯以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行动体现了去“找回”被丢失的黑人天才的这样一种责任感。那是1973年8月中旬一个酷热的日子，艾丽斯离开北方波士顿，来到南方佛罗里达州的伊藤威尔市。她此行的目的是寻访赫斯顿故居，寻找赫斯顿被埋没在荒烟野草中的葬身之处，并为这位伟大的南方黑人女作家竖立一块墓碑。
艾丽斯在散文《寻找佐拉》一文中，生动地描述了她在伊藤威尔市寻找赫斯顿的经历，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入2000年出版的《20世纪美国最佳散文》。
在一名准备撰写赫斯顿相关毕业论文的黑人女学生夏洛特的陪伴下，艾丽斯来到一座整洁的灰色建筑前，她欣喜地看到这座建筑上两个“迷人”的标志：伊藤威尔邮局和市政厅。在市政厅里，一个身材颀长的黑人妇女接待了她们。为了便于沟通，艾丽斯谎称自己是赫斯顿的侄女。那位女士告诉她，在这里没有多少人知道赫斯顿，也很少有人读过她的作品，莫斯利太太可能是唯一活着的还记得她的人。
她们来到莫斯利太太家。刚巧，这位82岁的老妇人，刚驾驶着一辆老式别克车回到家中，她身穿紫色衣服，腰板直挺，一只手放在腰上，胳膊上挂着草编的袋子。听闻艾丽斯来访的原因，她回答说：“我认识佐拉·尼尔，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不想谈这个。……佐拉·尼尔离开这里去上学，几乎没有再回来过。她回来过一次，只是为她的书寻找资料。”不过，老妇人倒是很乐意谈她的健康问题，她说：“我病了。在医院做了手术。动脉破裂。医生不相信我会活着，但你看到我活得好好的，不是吗？那些医生不知道的是，上帝才是最好的医生，如果他说让你康复，你就康复了。”虽然没有从莫斯利太太那里得到多少关于赫斯顿的信息，但艾丽斯内心十分喜爱这位老妇人，因为她就像是从赫斯顿小说中走出来的黑人妇女，她乐观勇敢的生活态度，体现的正是南方黑人那种健康阳光的精神面貌。
离开老人，艾丽斯她们来到当年负责处理赫斯顿葬礼的殡仪馆，莎拉·佩克·帕特森夫人是殡仪馆的负责人，热情友好地接待了她们。艾丽斯说她是赫斯顿的侄女，想在她的墓地放一块墓碑。艾丽斯写道：“到了这个时候，我已经完全变成了佐拉的侄女，这个谎话从我口中说出来是如此自然。因为，在我心目中，她是我的姑妈，也是所有黑人的姑妈。”
帕特森夫人说，赫斯顿于1960年下葬。她被埋在旧公墓，位于十七街的天堂安息花园，那里有一个环形场地，她的坟墓就在场地的中间，是这个环形场地上唯一的坟墓，因为后来去世的人们就不再被埋葬在那个旧公墓了。她画了一张地图，并派了另一位女士陪同艾丽斯她们去往旧公墓。帕特森夫人还告诉她，赫斯顿死于饥饿和营养不良。这让艾丽斯感到吃惊和难过，她立刻联想到早年的黑人女诗人菲利斯·惠特利，她也是死于饥饿与营养不良。
按照帕特森夫人描绘的简陋地图，她们走到一座又高又破的石头拱门前，拱门上“天堂安息花园”的字样依稀可辨。艾丽斯以为那个环形场地不会有多大，然而，到了地方才发现，所谓的环形场地面积竟有一英亩，看起来更像一块废弃的农田，举目望去，只见纵横交错的灌木丛和高及人腰的杂草。艾丽斯提起长裙走进荒芜的沼泽地和杂草中，全然不顾野草划伤了她的膝盖，昆虫叮咬她，还有藏在草丛间的毒蛇，随时可能向她发出攻击。她边走，边四下搜寻，此时她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所爱的人们在她的脑海中戏剧性地不断闪现。可是，哪里是埋葬赫斯顿的地方呢？
“佐拉！”她大声叫道，“你在这里吗？”
“佐拉！”她又喊道，“我来了，你呢？”
就这样，艾丽斯艰难地四下找寻，不断呼唤着赫斯顿的名字。“在一棵茂密的小树边的一丛干草上，我的眼睛落在了一只我见过的最大的虫子身上。它背朝地，有我三根手指那么大。我走向它，大喊一声‘佐拉！’我的脚突然陷进了一个洞里。我低下头看，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大约6英尺长，三四英尺宽的长方形凹陷地上。”艾丽斯凭着直觉，相信自己找到了赫斯顿的最后安息之地，确实如此，这个地方正是环形场地的中心。
在梅里特纪念碑工厂，艾丽斯看中了一块高大的黑色墓碑，“只有它才能配得上赫斯顿。”她心想。然而囊中羞涩的她，只能用仅有的250美元，买下了另一块简朴的灰色墓碑。她要求在墓碑上刻上这样的字样：
佐拉·尼尔·赫斯顿
一位南方天才
小说家，民俗学家，人类学家
“这是我能做的，也是需要做的，”艾丽斯认为自己的行为并非了不起或具有历史性意义，“相反，作为一个黑人、一个女人和一个作家，这是我自然而然地承担的一项责任，因为佐拉死了，而我现在还活着。”
瓦莱丽·博伊德(Valerie Boyd)是《包裹在彩虹中：佐拉·尼尔·赫斯顿的一生》(Wrapped in Rainbows：The Life of Zora Neale Hurston)一书的作者，她评价艾丽斯重新确立赫斯顿在美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中所扮演的角色时，这样描写道：当艾丽斯在赫斯顿的无名坟墓上安放墓碑时，她几乎是以一己之力使赫斯顿获得再生。在唤醒人们对赫斯顿的记忆和发掘赫斯顿遗产的价值方面，没有人比艾丽斯做得更多。
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在他1993年编著出版的《艾丽斯·沃克评论集：过去和现在》(Alice Walker：Critical Perspectives Past and Present)的前言中指出：“艾丽斯确立了赫斯顿在文学中的经典地位，是对建立黑人妇女的文化传统做出的巨大的贡献。由于有了这个基础，她和其他许多作家才可以写作，可以撰写初稿和修改她们的小说。这个意义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艾丽斯确实使赫斯顿复活了。随着艾丽斯对赫斯顿的介绍和对她作品进行评论的文章不断发表，赫斯顿被越来越多的读者和学者熟悉。很快，各种以赫斯顿名义设立的研究基金会迅速成立，到20世纪90年代，黑人文化、文学专家学者们撰写的有关赫斯顿的研究专著出版了30多部，几乎所有大学里文学课的作家名单中都出现了赫斯顿的名字。赫斯顿成为美国文学经典作品中出现最多的黑人女作家，也是大学文学课上讲授最多的黑人女作家。30年之后，赫斯顿的小说《他们眼望上苍》又成为畅销书，且经久不衰。
1990年，伊藤威尔镇开始设立一年一度的“佐拉·尼尔·赫斯顿节”，每年吸引了大批文人游客，特别是赫斯顿的粉丝到佛罗里达州朝圣，纪念这位南方的天才女作家。
如今，凡是到佛罗里达州伊藤威尔市皮尔斯堡“天堂安息花园”的游客都能看到一个精致漂亮的墓地。当人们从十七街的拱形大门进入花园时，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赫斯顿的墓碑，它被常青植物所环绕，占据了整处景观的中心位置。
三、探寻黑人妇女的创造力
如果说在韦尔斯利学院开设黑人妇女文学课程、确立赫斯顿美国经典作家地位，是艾丽斯完成的黑人妇女文学史上两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那么接下来，艾丽斯继续前进的目标是寻找和确立美国黑人妇女文化传统及黑人女性的艺术创造力，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黑人女性认识自我价值，找回她们因长期受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压迫而失去的自信和自尊。1974年，艾丽斯写作并发表了她的著名散文《寻找我们母亲的花园：妇女主义文集》(简称《寻找我们母亲的花园》)，表达了她对黑人女性创造力的寻找和建构黑人女性文化传统的追求。
在艾丽斯的关切中，不仅有种族歧视的问题，还有黑人内部的性别歧视。自从黑人奴隶制起，黑人就被视为低人一等。长时间做奴隶和受压迫，一些黑人自己甚至都习惯于白人强加给他们的模式和标准，他们习惯于与白人所期待的思想和行为保持一致，他们已将白人的黑人观内化为自己的，结果看不起自己的文化，认为自己的文化低劣，没有价值。而黑人女性在白人种族主义的压迫之外，还因为受黑人种族内部的男权压迫，更加重了自卑感。因此，在艾丽斯看来，
黑人女性对自身价值的认识和尊重是最为重要的。在散文《寻找我们母亲的花园》中，艾丽斯借用黑人作家图默小说《甘蔗》中对南方黑人妇女的描写，呈现了这样一幅画面：黑人女性，她们的灵魂如此强烈，如此深沉，如此无意识，以至于她们自己都不知道她们拥有丰富的灵性。她们一生都在盲目地跌跌撞撞，成为被虐待、身体残缺、被痛苦蒙蔽和迷惑的人群，甚至认为自己不值得拥有希望。在使用她们的男人眼里，她们变成了一种无我的抽象体，她们不仅仅是性的对象，甚至不仅仅是女人：她们变成了圣人。……这些愚蠢的圣人，狂热地——或者安静得像自杀了一般凝视着这个世界；而她们凝视的上帝就像一块巨大的石头一样沉默不语。
这些圣人是谁？这些愚蠢的、疯狂的、可怜的女人们？
她们中的一些人，毋庸置疑，就是我们的母亲和祖母们。
黑人妇女，用图默的话来形容，就像秋天的田野一样贫瘠空旷，永远见不到收割的日子。她们走进婚姻，却无爱无欢；她们被迫当妓女，却无法抵抗；她们成为母亲，却毫无成就感。然而，艾丽斯却发现了深藏于黑人妇女生命中的潜能和才华，她指出：
我们的祖母和母亲不是圣人，而是艺术家；她们被无法释放的创造力所压抑，变得麻木和疯狂。她们是创造者，却过着精神荒芜的生活，正是因为她们有着丰富的精神，所以才会因为天赋得不到需要和运用而发疯。
……
在民谣中，黑人妇女被称为“这个世间的骡子”，这恰当地说明了我们的社会地位。因为我们接受了所有人都将不愿承担的负担。……我们也被称为“女族长”“女超人”“卑鄙和邪恶的婊子”。即使在今天，作为一名艺术家同时又是一名黑人妇女，在许多方面会降低我们的地位，而不是提高我们的地位；然而，我们还是要成为艺术家。
在我们的祖母时代，一个黑人妇女成为艺术家意味着什么？在我们的曾祖母时代呢？这是一个答案足够残酷到能使血液凝固的问题。你有没有一个天才的曾祖母，死在某个无知下流的白人监工的鞭打下？或者，当她在灵魂里大声喊着要画水彩、日落，或者雨落在绿色宁静的牧场上时，却被要求为一个懒散的流浪汉烤饼干？或者是她，被迫生下了八个、十个、十五个、二十个孩子(这些孩子经常被从她身边卖到远方)，身体已残缺不全，而她唯一的快乐是用石头或黏土捏出反叛的女英雄塑像？
艾丽斯呼吁黑人妇女勇敢地从狭隘的自我认知中走出来，审视并认同自己的生活，去发现黑人女性先辈们不曾也不被允许意识到的艺术创造力。几个世纪以来，美国黑人妇女身体遭受摧残，精神饱受折磨，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更遑论从事文学或艺术创作。然而，艾丽斯却发现历史上许多黑人妇女在不经意间显示出的伟大的艺术创造力。
艾丽斯发问道：当黑人在美洲的大多数岁月里，连阅读和写作都是一桩十恶不赦的罪行时，用绘画、雕塑以及行为来表现思想的自由根本就不存在的情况下，黑人妇女的创造力是如何年复一年、世纪复世纪地保存下来的呢？她们如何保留对精神的追求，她们的艺术创造力如何得以体现呢？
正当艾丽斯思考在哪里去寻找遥远历史上黑人女性艺术创造力之时，她突然发现，其实答案就在自己身边。导致这一灵感产生的是艾丽斯的母亲沃克夫人。在《寻找我们母亲的花园》一文中，沃克深情地回顾了母亲的一生，她写道：
20世纪20年代末，我母亲从家中逃走，嫁给了我的父亲。在她20岁的时候，她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并怀上了第三个孩子。在又生了四个孩子之后，我出生了。她看起来高大、温柔，有一双充满爱的眼睛。她很少在家里发脾气。但她那急躁、暴躁的脾气每年都会出现几次，当时她和白人地主发生争执，因为后者向她建议，她的孩子不必上学。
我们穿的衣服都是她做的，连我兄弟的工作服都是她做的。我们用的毛巾和床单都是她做的。整个夏天，她都在做蔬菜和水果罐头。整个冬天，晚上她都在做被子，这些被子足以盖住我们所有的床。
在白天“工作”时间里，她到田里劳动，与我父亲并肩，而不是在他身后。她的一天从日出前开始，直到深夜才结束。她从来没有一刻能安静地坐下来想想自己的心事；也从来没有一刻是不受打扰的——因为工作或者她那许多孩子发出吵闹的询问。然而，我正是要从我的母亲——以及我们所有不出名的母亲那里——去寻找一个秘密，是什么滋养了这些缄默的、常常受伤的黑人妇女所继承的这种充满活力、富有创造力的精神，这种精神在荒野和不太可能出现的地方一直持续到今天。
艾丽斯别开生面，从另一条途径寻找到了黑人妇女的艺术创造力和隐藏于其中的黑人妇女文化传统。她在黑人妇女缝被子、种花、讲故事等这样在众人眼里再普通不过的日常活动中寻找到了黑人女性的创造力、想象力、创造精神和艺术才能，以及黑人妇女在生活中无处不见的智慧和幽默。
写到母亲在讲故事、种植花卉等方面“向我显示了她的艺术家的气质”时，艾丽斯写道：故事出自母亲之口就像呼吸一样自然，而“通过多年来听母亲讲述她自己一生的故事，我不但已经吸收了这些故事本身，而且吸收了她讲述故事的方法”。而在艾丽斯看来，母亲真正的艺术创造力体现在她种植花卉的天分上，艾丽斯描述道：
她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石头地，都能把它变成花园。这花园色彩是那么绚丽，设计是那样独到，那么富有生命力和创造性，以至于直到今日，人们驱车经过我们在佐治亚州的家时都会停下来，要求驻足或漫步在我母亲的艺术品之中。……对于她来说，尽管受到各种各样的阻碍与侵扰，作为一位艺术家，创造仍然是她每天生命的一部分。这种坚持不懈的能力，即便是以一种非常简单的形式，也是黑人妇女长期以来所具备的。
我注意到，只有当我母亲在花丛中工作时，她才会容光焕发，几乎到了看不见的地步——除了作为造物主的手和眼。她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以她个人的美的概念来安排宇宙。当她表现属于她天赋的艺术时，她脸上的表情是她留给我的一份带有尊严的遗产，为光明和珍惜生命。她传递的是对各种可能性，以及把握这些可能性的意愿的尊重。
沃克夫人早在艾丽斯出生前许多年就养成了种花草的习惯。一天她和沃克先生坐在马车上行走时，路过一间被荒弃的房子，那里只有一枝紫色的牵牛花从地面生长出来。她被花的坚韧和壮丽迷住了，把它带回家，栽在院子里的一个大树桩旁。每次搬家，她都会把牵牛花聚拢起来，重新种上，然后骄傲地看着它在每一个新环境中继续开花。丽贝卡出生后，在她第一次拯救矮牵牛花30多年后，她给了艾丽斯一枝从植物上砍下来的分支，这棵植物继续恣意生长。这个牵牛花的意象成了艾丽斯一首诗和一本诗集的标题《革命的牵牛花》。
在《寻找我们母亲的花园》中，艾丽斯还举了另一个例子来说明黑人妇女的艺术创造力。艾丽斯曾在首都华盛顿的史密斯学院大楼里，看见悬挂着一条百衲被，上面的标签上写着“一百年前阿拉巴马一位不知名的黑人妇女创作”。那条百衲被图案精致美丽，表现的是耶稣殉难的故事。艾丽斯指出：
虽然没有参照任何有名的图案，虽然是用零碎无用的布片缝成，它显然出自想象力丰富和情感深沉的制作者之手。……如果我们能找到这位“阿拉巴马不知名的黑人妇女”，她可能就是我们的一个祖母——一位用唯一属于她的材料，用她的社会地位允许她采用的唯一方法留下了痕迹的艺术家。
通过这些生动的叙述，艾丽斯向世人证明，黑人妇女中一直不乏富有创造力的伟大艺术家，即使在十分恶劣的环境中，也会通过特有的艺术方式来表达对生命的热爱，并用一种隐匿的方式将这种精神一代一代传递下去：“就这样，我们的母亲和祖母，往往是以匿名的形式，传递着创造力的火花，那些她们自己从来不存希望看到的花朵的种子，或者她们不会阅读的密封起来的信。”在她1983年出版的散文集《寻找我们母亲的花园》一书中，艾丽斯引用了一位居住在阿巴拉契亚的印第安女作家玛里洛·阿维亚卡的诗《母亲之根》作为该书的引言：
创造力往往需要
两颗心
一个去照顾根
一个去照顾花
在干旱的时候
保持娇嫩的花朵
不被痛苦的狂风
吹散
在荣耀的时刻
保证一颗心
不被颂扬，不被看见
借用这样一首诗，艾丽斯表明，黑人女性先辈一方面坚持自己的精神追求，不放弃艺术创造力；另一方面，为了保护它而要将其隐藏起来不被发现。艾丽斯指出，黑人妇女的艺术创造力就隐藏在日常生活的衣食起居中，正是以这样的方式，祖先们将创造精神和艺术保存并延续下来，传递给后人。她们不会写作，诗歌中也没有记载她们的名字，但是，艾丽斯写道：我写的许多故事，我们大家写的所有故事，都是我们母亲们的故事。
在艾丽斯和其他学者和作家的共同努力下，通过追溯早期黑人妇女文学艺术创作，包括黑人妇女口头流传下来的表达方式、神话、意象等独特的艺术，他们发现并建构了美国历史上的黑人妇女文学传统。与此同时，艾丽斯将黑人女作家赫斯顿重新推上美国文坛之巅，使其再次发出夺目的光彩，也对新一代黑人女性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极大地推动了黑人女性的创作热情。20世纪70年代以来，黑人女作家创作了大量吸引全国读者的小说和诗歌，黑人女作家作品的出版发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频繁，由此出现了黑人妇女文学复兴的浪潮。
可以说，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黑人妇女文学的复兴，始于以艾丽斯为代表的黑人女性艺术家敢于打破沉默，在反抗种族主义罪恶的同时，大胆揭露美国黑人生活中需要改变的问题，赞扬被忽视和被压制的黑人妇女文化与精神。艾丽斯明白，在这场运动中，风险是非常高的：美国黑人妇女能拥有独特的公众声音吗？她们讲述的真相和她们根据自己的经历所编写的故事及寓言能否得到重视和理解？不论如何，艾丽斯决心将这条路走下去。
在《寻找我们母亲的花园》一文的最后，艾丽斯·沃克写道：
在对美的热爱和对力量的尊重的传统指引下——在寻找我们母亲的花园的同时，我找到了自己的花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