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告别南方
1973年秋，艾丽斯结束了在北方的访学与教学，回到南方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城，回到丈夫梅尔文身边。自从1966年的那个夏天，艾丽斯踏上密西西比州这块土地，参加这里的民权斗争，如今已经7个年头过去了。距离1963年马丁·路德·金在首都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发表演讲《我有一个梦想》，也过去了十个年头。美国南方的黑人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艾丽斯在一篇题为《选择留在家乡：华盛顿示威10年后》的散文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10年过去了，对于南方黑人来说，“绝望的山减少了多少？希望的石头变大了多少？”
艾丽斯发现，此时的南方确实已发生了很多变化。她记录了这样一件事，在她回杰克逊城后不久，有一天，她与梅尔文来到一家饭店吃饭。那个饭店有一个泳池，他们边吃饭，边看着泳池里的人在水中嬉戏。令她惊奇的是，她看到在白人游泳者中间有一个黑人男孩，那个黑人男孩游完泳后，神态自若地爬上岸，伸展四肢，舒适地躺在地上休息，全然没有顾及饭店里那些能够透过窗户看见他的白人。梅尔文记得，在1965年的时候，他曾经在这里做过一个实验。当参加实验的黑人走进泳池时，里面的白人立刻全部离开泳池，并站在泳池的周围怒目而视，发出恶毒的辱骂。艾丽斯则回忆她小时候在佐治亚州，黑人根本就不允许使用城里的游泳池，黑人只能在用自己的钱建造的黑人社区游泳池里游泳。在《选择留在家乡：华盛顿游行10年后》一文中，艾丽斯这样描述她在南方发现的变化：
10年之前，黑人逃往北方，10年之后，黑人又从北方返回南方故乡。当年想要离开南方的，现在也留在了家乡。我们一直都知道，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正是有越来越多的坚持不断的民权诉讼，才导致了黑人获得越来越多的更好的工作。……现在，一个黑人只要有钱，他就不可能在高速公路上的汽车旅馆或城市里的旅馆里遭到拒绝。……警察的暴行——最新的私刑形式——已经不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黑人对此反应强烈，市政府也担心会影响招商引资，破坏他们城市的进步形象。黑人可以投票，也确实投票了，每一个选举年都会有不少由黑人选出的官员。公立学校成了这个国家中最没有种族歧视的机构之一，那些曾经伤害我内心的标志：“只限白人”和“黑人不得入内”再不会伤害到我的女儿，因为它们已不复存在了。
此情此景，让艾丽斯觉得自己曾经付出的一切十分值得。当年她响应马丁·路德·金的号召，“回到密西西比，回到阿拉巴马……回到佐治亚去……，要知道总有一天，这个世界会改变”，去佐治亚州帮助黑人参加选民登记注册，在密西西比州做“密西西比儿童之友”的黑人历史教师，为杰克逊城图格鲁学院和社区学校的黑人学生上课。想到自己在这10年里走过的路，做过的事，艾丽斯不禁为自己为改变黑人现状做出了奉献而感到一丝欣慰。
然而，与此同时，她也清楚地看到，虽然“绝望之山已经缩小，希望之石已具形状，可以被眼睛看到和手抚摸到。但自由总是一种捉摸不定的玩笑，在获取它的过程中，人们也会受到它的羁绊”。
她看到新生的黑人中产阶级已经失去了革命的积极性，那些在20世纪60年代得到民权运动帮助的大多数黑人，如今放弃了进一步争取自由的抗争，而是去追逐汽车、家具、大房子、威士忌等物质；因民权运动而成为新的富裕阶层的人们，现在不再支持那些曾经使其成为新权贵的黑人组织，也不关心仍旧贫穷的黑人；黑人妇女在运动中受到排挤，被黑人男性利用和歧视。艾丽斯陷入了深思：“归根结底，自由是一场个人的和孤独的战斗，一个人要战胜今天的恐惧，才能战胜明天的恐惧。这也是我在南方获得的经验。”在《选择留在家乡》一文的最后，她写道：
如果我要离开密西西比州，那将不是我父母和兄弟姐妹的原因。我的决定不是因为恐惧，也不是因为我缺少表达女性思想的自由。而是因为占据一切的足球文化让我厌烦，无处不在的肯德基炸鸡店让我震惊，因为霓虹灯已经开始取代树木。因为海太远，而这里一座山也没有。但最为重要的是，因为我已经解放了自己；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是的，艾丽斯已做出决定，离开密西西比州，离开南方，回到纽约。她对南方的生活产生了强烈的倦怠感，南方再也不是那个曾经让她热血沸腾的地方。在《岁月的记录》中，她回顾了自己在密西西比州生活的10年，并把这段岁月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来到密西西比州的“头两年，我狂热地想把我观察到的一切——用诗歌、故事、小说、散文——都写下来。那是一个让我不断打开童年心结的时期，在我的南方童年里，那些不被理解的秘密，赤裸裸地向我走来，我开始接受和理解了它们。在密西西比州，我渐渐长大成熟”。
在第二个阶段，作为母亲的艾丽斯，一边照顾婴儿，一边写作，同时还常常为在外进行民权诉讼的丈夫担惊受怕。她患上了抑郁症，甚至有了自杀的倾向。“我感到了做母亲的辛苦，它对我的写作构成了威胁。我一辈子的习惯——随机应变、游荡和做白日梦——如果不改变的话，至少要彻底地重新安排。还有一直以来的担忧，担心我那在密西西比州远离城市的偏远地区访问客户的年轻丈夫，再也回不来。”
对于在密西西比州的第三个阶段，艾丽斯这样写道：
那是我们在那里7年的最后一年……我已不再担心我丈夫的安全。事实上，这就是美国媒体奇妙的地方，梅尔文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人，……因为杰克逊学校的种族隔离案就是他提出诉讼的，女儿和我每周至少可以一两次在电视上看到他接受电视采访。我也不再担心自己的安全，无论有没有我丈夫的陪伴。刚到这里的时候，看电影对我们来说很痛苦。几年来，我们是密西西比州唯一一对跨种族、已婚、有房的夫妇。我们在售票处出现常常引起愤怒的沉默。然而就是这样的情况，去年也不再发生了。在密西西比州，至少在一些大城市，与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相比较，白人都学会了如何在公共场合下不那么失礼。
然而，也就是在这一年，艾丽斯对在密西西比州生活的抵触和由此产生的抑郁感从所未有的强烈，以至于她恨不能立刻离开，再也不愿见到它。用艾丽斯的话来说：“在那一年，自我毁灭的威胁前所未有地折磨着我。”
此时在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已经走入低潮。除了前面说到的大多数黑人失去了20世纪60年代那种追求自由平等的激情的原因，还因为随着马丁·路德·金被暗杀和黑人权力运动宣扬的暴力抵抗运动，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暴力冲突也越来越激烈，民权运动逐步偏离了原先非暴力的轨道，致使黑人民权运动的光环渐渐褪色。在杰克逊城，艾丽斯常常对那些倡导暴力的激进革命者的言行感到疑惑，还因为自己与那些支持暴力的民权运动者观点相左而烦恼。
艾丽斯描写了在她家里曾经发生的一件事。有一天，艾丽斯和梅尔文在家中招待了两个黑人权力运动的革命者，其中一个来自哈佛法学院的年轻人不断用“白鬼”一词称呼梅尔文，甚至扬言要在艾丽斯家的客厅里发动一场革命，对梅尔文采取暴力。然而，当夜幕渐渐降临，“黑暗勾起了我们的年轻客人对密西西比州种族主义者的可怕记忆”，年轻好战的革命者出于害怕，而不敢走出艾丽斯家的大门，只好请求“白鬼”主人找来他的黑人同事陪伴他走回住的酒店。这件事让艾丽斯深感荒唐和无奈。
在《岁月的记录》中，艾丽斯写道：
我的抑郁源于我没有比以前更加赞成暴力的痛苦。多年来，我曾经幻想着偷偷溜进各种压迫者的房子，也许伪装成女佣，在他们的膝下扔下手榴弹。然而，尽管我认为这些人，袭击和杀害我们的孩子，在法官席上称我们为黑猩猩，让我们的生活成为每天的折磨，但我并没有将这种幻想付诸行动。我信奉的非暴力、和平主义哲学在一个暴力的、非和平主义的社会里受到挤压，并使我几乎总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当我写作顺手，能够写出许多诗歌和故事的时候，我没有时间去想这些。但当文章写得不顺手时，我就会对自己写作的意义产生怀疑。因为写作本身也似乎与当时这里许多人的目标不一致。
在这样的环境氛围和抑郁心情笼罩下，艾丽斯向梅尔文表达了离开密西西比州的决心，并向梅尔文下了最后通牒，她说：“梅尔文，在密西西比和我们的婚姻之间，你必须做出选择。”梅尔文对艾丽斯决定离开密西西比州很理解。虽然他在这里从事法律诉讼工作做得十分成功，甚至想过永远留在密西西比州，但是他知道，要说服他的妻子和孩子留在这里是徒劳的。于是，在艾丽斯给出的选择面前，梅尔文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婚姻。
在那篇回忆南方岁月的《岁月的记录》散文中，艾丽斯以这样一首诗开头：
在这里，我们目睹了
无数个季节的来来往往。
灌木丛中的
无名坟墓
把我们的双腿变成了树木
永远垂直于地球和太阳之间。
在这里，我们难以抵挡
田野、树林和溪流的吸引；
在这里，我们难以实现
自己的梦想。
她说，我写的就是密西西比州，就是南方。她回忆当时离开时的心情：“我们离开的那个早上，我已经厌倦了这里的一切，当汽车启动的一瞬间，我甚至无法再回头看它一眼。我永远不会再踏上密西西比州这块土地。”
许多年之后，艾丽斯回忆她在密西西比州的几年，却认为那是一段生活在充满着友谊、激情和爱的民权运动者中间的日子，那是一些关于为了改变一个压迫性的种族主义制度，冒着一切危险来到南方或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回忆。“我在这里成长、成熟，因为身处困境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很重要。梅尔文和我都改变了，但我们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事实上，艾丽斯当时还有另一种迫切的心理，她觉得自己非常需要到一个新的环境去生活。就像一粒种子，她需要新鲜的水和土壤，到一个新的花园里去生根、开花、结果。
二、《女士》杂志的编辑
格洛丽亚·斯泰因姆(Gloria Steinem)是那些热切期待艾丽斯来到纽约的人之一。斯泰纳姆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20世纪70年代美国妇女解放运动的代表人物，也是著名作家、演讲家、记者、编辑和女权主义社会活动家。她曾因揭露《花花公子》上的兔女郎内幕而掀起了反色情运动的风潮。在1968年，她联合创办了《纽约》杂志，同时担任政治专栏评论员；1971年她又联合创办了《女士》杂志，很快《女士》成为全美国最有影响的女权主义期刊和女权主义运动阵地，斯泰因姆也被视为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主流女权主义运动的领导者。
在此之前，艾丽斯与《女士》有过许多次联系。1972年，艾丽斯的经纪人温蒂曾经将艾丽斯的那篇题为《罗丝莉莉》的短篇小说投给《女士》杂志。《女士》杂志编辑乔尼·埃德加回忆说：“我早在密西西比州时就读过艾丽斯的作品，当我收到这篇小说投稿时，十分激动。我们出版过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玛丽·戈登、乌苏拉·勒金等许多其他优秀女作家的早期作品。而艾丽斯的小说显得非常突出，因为她写得很优雅，同时也很生动。她的写作有一种其他作者身上所没有的特点。”
《女士》杂志发表艾丽斯的短篇小说《罗丝莉莉》后不久，斯泰纳姆与艾丽斯也曾在杰克逊城有过面晤。当她得知艾丽斯和梅尔文决定离开密西西比移居纽约时，便立刻向艾丽斯发出邀请，请她担任《女士》杂志的编辑。艾丽斯接受了斯泰纳姆的邀请，但是为了不牺牲自己对文学创作的追求，她提出了一个条件，那就是一周只上两天班，此外，还不参加任何会议。因为有在纽约福利局工作的经历，艾丽斯知道一份全职工作留给她写作的时间会很少，况且她现在家中还有年幼的孩子和家庭责任。斯泰纳姆说：我爱上了艾丽斯，我被她和她的作品深深吸引，因为她是一个如此真实的人，就像一块试金石。当她答应加入《女士》团队时，我太高兴了。即使她不能过来担任全职工作，也没有关系。
从1974年的第12月期起，艾丽斯的名字开始出现在《女士》杂志上。当时，她的年薪是11500美元。
对艾丽斯来说，这样的安排令她十分满意。她在《女士》杂志兼职，梅尔文则继续他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法律事务及教育基金大都会办事处从事民权诉讼工作。她和梅尔文在历史悠久的布鲁克林米德伍德街(Midwood Street)55号买了一套宽敞的房子。这是一个树木繁茂的多民族聚居区。艾丽斯给5岁的丽贝卡找了一个保姆。在写给老师简·库珀的一封信中，艾丽斯描述了她当时的生活状况：“我们买了一栋老房子……我开始为《女士》杂志工作，一周两天，……但我还是不喜欢开编辑会议。”
起初，艾丽斯还不太适应《女士》编辑部那种自由的社区形式的氛围，那里没有封闭的私人办公室，有的工作人员还将孩子也带到了工作区域，孩子们整天在工作区域到处乱窜，玩得很开心。同时，因为杂志社的其他同事都是白人，艾丽斯多少有一点不那么自在，甚至有些孤独的感觉。这让她想起自己在莎拉·劳伦斯女子学院读书期间，因为周围都是白人同学，为了缓解身为黑人的孤独感，她购买了高更的《三个塔希提女人》、莫迪利亚尼的《爱丽丝》，以及鲁本斯的《四个黑人头》三幅画挂在自己的房间。
20世纪70年代，进入白人机构里工作的黑人妇女并不多见，艾丽斯说：“作为第一批到白人机构里工作的黑人，我真的觉得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即使是在像《女士》杂志这样的女权主义的机构。我也能感受到有的人认为我冷漠，因为我不太说话，也不参加会议。我还坚持要一个私人办公室。幸亏格洛丽亚理解我的需要，她帮了我很大的忙。”
事实上，《女士》杂志因为艾丽斯的加盟而更加引起读者的关注和阅读兴趣，并成为女性主义的标杆性杂志和美国最主要的女性主义阵地。艾丽斯来到《女士》之后，主导了两件大事：一是《女士》杂志刊登了一系列介绍和评价赫斯顿的文章，使赫斯顿重新登上美国经典作家的行列，并由此掀起了美国黑人妇女文学的复兴浪潮；二是《女士》杂志推出了几位具有争议但后来轰动美国文坛的黑人女作家。尼托扎克·尚吉(Ntozake Shange)就是其中之一。《女士》杂志在获得了的她的首部小说《萨佛拉斯、柏树和靛蓝》的发表权之后，还促成了这位著名黑人女剧作家后来在美国文坛上扬名。
尚吉是20世纪70年代成名的美国黑人女剧作家，她与爱丽丝·柴尔德里斯(Alice Childress)、洛林·汉斯贝莉(Lorraine Hansberry)一起被称为“黑人戏剧发展中的重要人物”。作为一名黑人女性主义作家，她的作品主要描述了黑人女性在男权社会和种族思想下所受到的双重压迫和磨难。此外，她创造了一种新的戏剧表现形式——配舞诗剧(choreopoem)，这是一种集舞蹈、音乐、诗歌等为一体的特殊的舞台表现形式，是尚吉对美国黑人传统文化中的元素进行加工而形成的。尚吉在多部作品中用这种艺术形式来表达思想主题。她的代表作是《有色女孩》(For Colored Girls Who Have Considered Suicide When Rainbow Is Enuf，1976)，该作品为她带来多个奖项的提名。在这部作品中，尼托扎克·尚吉通过这种非传统的舞台表现形式，借七个身着不同颜色衣服的黑人妇女之口讲述了她们各自的生活经历和人生遭遇，为观众展示了一幅幅黑人女性在父权压制和种族歧视的环境下所面临的双重折磨的画面，在刻画黑人女性不幸遭遇的同时，她还赋予她们反抗精神，表现了黑人妇女争取自身灵魂的解放并最终认识到自己宝贵人生价值的觉醒过程。当然，该剧中对黑人男性的性别主义和黑人女性之间相互支撑的姐妹情谊以及亲密关系的描写，招致了许多评论者的批评和攻击。1977年，该剧获得奥比奖，并获得格莱美奖和托尼奖最佳剧本提名。2010年《有色女孩》被拍成电影，成为轰动一时的佳作。
艾丽斯曾在尚吉遭受挫折的时候，给予她极大的帮助。尚吉说：“我从来都不明白为什么我讲的关于黑人妇女生活的真实故事激怒了这么多人，但艾丽斯让我明白，我必须向前走，摆脱消极因素。有时候，仅仅想着艾丽斯，我就有足够的力量站起来，第二天再去面对更多的攻击。”
随着艾丽斯在《女士》杂志担任编辑之后产生的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她在一些黑人中的负面印象也得到了缓解。比如，著名黑人杂志《本质》(Essence)，它是一本以黑人女性为读者的杂志，于1970年创刊，比《女士》早了整整一年，也相继发表了艾丽斯的几篇短篇小说，甚至还有人提议让艾丽斯加盟《本质》编辑部，但《本质》杂志的创办人并没有邀请艾丽斯。曾经参与《本质》创办工作的海蒂·高赛特说，在这里，仍有一些人不喜欢艾丽斯，因为她没有通过黑人纯洁性这一关，艾丽斯与《女士》的关系，与白人斯泰纳姆的关系是黑人不太认可的，但最让他们无法接受的依旧是艾丽斯与白人的婚姻。所以最终《女士》得到了艾丽斯，而《本质》却失去了这位黑人姐妹。《本质》后来的发展并不顺利，这或许与它没有邀请像艾丽斯这样有能力的黑人女作家加盟有关。
三、婚姻解体
艾丽斯离开密西西比州时，对自己的婚姻会走向何处，心里是不确定的。为了不让心绪混乱，她将全部精力贯注到了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的创作中，这部小说的题目为《梅丽迪安》。完成初稿后，为了进一步完善，也为了构思下一部作品，1975年8月，艾丽斯独自一人来到纽约萨拉托加(Saratoga Springs)小镇的雅斗花园(Yaddo Garden)居住了一段时间。雅斗又被称为“作家之家”，是一个招待各国作家、画家、作曲家等静养休息与创作的地方。萨拉托加是位于纽约上州的一个小镇，背靠阿迪朗达克(Adirondack)森林公园，风光秀丽。小镇人口不到3万，却是纽约最富庶的城市之一。艺术气息浓厚的雅斗花园，开放90年来一直为世界各地的作家和艺术家免费提供食宿，资助文学和艺术创作。中国文豪老舍先生就是在这里写下了传世的《四世同堂》。
艾丽斯和梅尔文曾希望离开密西西比州后，他们紧张的婚姻关系可以得到缓和，甚至重新回到当初他们热恋时的恋爱情感之中。然而，在纽约生活了一年之后，他们的努力似乎并没有见效。他们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那就是密西西比州那些充满了恐怖和艰辛的日子已经将他们的情感消耗殆尽，虽然艾丽斯觉得这很难接受。她在给好友写的信中流露了她的担忧：“我正在慢慢地进入一种分裂状态。坦白说，我觉得我不适合结婚……问题是梅尔文是个很好的人，离开他我得鼓起勇气。还要考虑到丽贝卡，考虑她的幸福，等等。”
梅尔文同样感觉到他们在纽约生活出现的紧张关系难以缓和。但他无论如何也不想用离婚的方式来解决。许多年后，梅尔文回忆道：“我们曾经鼓起勇气坠入爱河，但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一些事情，使之成为不可能，我们分开了，我认为其中很大一部分与种族因素有关。随着艾丽斯越来越出名，我认为我们的婚姻对她有负面影响，确实让她觉得自己是个种族的叛徒。尽管她很坚强，但我相信那些批评给我们的婚姻带来了破坏。”
事实上，艾丽斯和梅尔文之间也产生了某种难以明说的隔阂，特别让艾丽斯感到失望的是，梅尔文从来没有读过赫斯顿的小说《他们眼望上苍》，而这个行为在艾丽斯看来，这就好像梅尔文在他们之间画了一条分界线。艾丽斯后来在她的小说集《伤心前行》中写道：
多年来我们一起分享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奥威尔、兰斯顿·休斯……但你从不读我爱的那位黑人女人写的那本薄薄的平装小说。就好像你在一个地方画了一条奇怪的线。你好像说，我完全爱你，但除此之外。可是对我来说，能与你分享这本书，则是我的全部。
最后，分开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很快，艾丽斯带着丽贝卡搬到了布鲁克林前景公园对面的一个小公寓，而梅尔文仍然住在米德伍德街的房子里。丽贝卡回忆说，我从没有见到我父母之间有争吵，我和我父母亲的关系似乎也没有受到影响。
艾丽斯对于她和梅尔文离婚这样解释：只要人存在，就会有变化。我在乎梅尔文，但我不想与他继续一起生活。我需要无牵无挂。
1976年，结婚约10年后，艾丽斯和梅尔文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
2001年，艾丽斯出版了一部短篇小说集《伤心前行》，在前言中，她对自己与梅尔文的10年婚姻写下了这样一段感慨：
30年前，我与一个男人相识、相爱，并结了婚。对于我来说，他来自一个陌生的地方，带着陌生的文化。而他的种族，因为种族隔离，对我来说也是陌生的。然而，重要的是，幽默感和爱情将我们融为一体。一种来自祖先和我们自己骨子里的、本能的信念，使我们选择在人生道路上寻找自己的生活。或者说，是生活找到了我们。这是一段神奇的婚姻。在我们选择居住的地方，这是完全出乎意料，甚至难以想象的，因为不合法。然而，在我们相遇的10年后，我们在疲惫和绝望中分手了。
许多年之后，他们的女儿丽贝卡长大成人，她出版了一部名为《黑人、白人、犹太人》的回忆录，其中回忆了家庭逐渐发生的变化：
我不太明白我的父母是不同的肤色。我只知道他们在做一些重要的事情，人们一直想在他们身边。每个人都相信我是混血儿。一切都很有趣。但是，从整合主义立场到激进的黑人权力意识的转变影响了我的父母。我父亲努力工作，结果被告知运动中没有白人的位置。从理论上讲，他明白黑人经历那个过程并获得那个时刻是很重要的，但在情感上，这对他来说是毁灭性的。有人要求我母亲证明她的黑人性。作为一对夫妇，他们没有想办法去获得支持来调和这个问题，而是做了为生存下来他们必须做的事情。我完全理解并尊重他们的决定，但我可以感受到父亲的伤痛和母亲的伤心。
在他们结婚约10年的时间里，艾丽斯眼里的梅尔文，是一个充满激情的自由捍卫者，开朗、直率，但又有些脆弱。正是这些记忆，像镶嵌画一样留在她的心间。遗憾的是，在他们离婚的最后一天，当他们离开离婚登记处时，梅尔文却冷酷无情地拒绝了艾丽斯向他发出的一起去喝一杯茶的邀请。
至于女儿丽贝卡，为了尽量减少离婚对孩子的影响，艾丽斯和梅尔文友好商定了一项安排，丽贝卡将轮流与父母各自生活两年。从1976年到1978年，丽贝卡和母亲一起生活。然后，她和移居到华盛顿特区的父亲及他的新妻子一起生活两年。对于这样的安排，艾丽斯解释说：“我们的目的是让她能在我们共同的看护下长大，尽可能保持心理上的稳定，这个决定完全是出于对丽贝卡的爱。”
但是，艾丽斯和梅尔文所认为的理想安排，对丽贝卡来说却是残酷的。20年后，毕业于耶鲁大学的丽贝卡，在她撰写的《黑人、白人、犹太人》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每两年改变一次生活居所，我感觉自己完全支离破碎，就像镜子碎片，我不得不挣扎着去看自己的模样。我父母离婚后，我感觉自己成了一个垃圾，我做了一切能够做的事，为了避免加重他们的痛苦。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平静淡定，但丽贝卡说，她经常为跨越两个世界的环境感到紧张，这迫使她不得不迅速变得成熟起来。她举了个例子，艾丽斯在与梅尔文分手后不久的一个晚上，突然跟丽贝卡谈起她的葬礼计划。作为一个孝顺的女儿，丽贝卡抓起一本法律书，按照她母亲的要求，认真写下了葬礼的重要事项和不重要的事项。那时，她还不到10岁。她回忆说：“我们就坐在床上，我母亲宣布她想被葬在一个漂亮的松木盒子里。葬礼结束后，她说，要举行一个聚会，要有很多食物、舞蹈和音乐。说实话，我感到挺自豪的，因为母亲信任我，让我处理这些事情。但听她谈论自己的死亡，真是太可怕了。我一直在想，那以后我怎么办呢？”
与艾丽斯引导女儿走向独立的培养方式不同，梅尔文和他新妻子却向她灌输传统女孩的生活方式的思想。“我父亲与一个传统的女人再婚，她建议我去上芭蕾课，还带我去购物，教我怎么做饭，所以我生活中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母女关系模型。当我和母亲在一起的时候，我会为我在白人家庭与白人一起享受生活感到内疚，那就像一个童话。当我回到我父亲身边，又感觉自己像是民权运动中所有黑人的化身，他热爱他们，但又失去了他们。我开始觉得我的父母都有点陌生。”
在她的回忆录中，丽贝卡还讲述了这种扭曲的生活和作为混血儿在她心理上的影响：
我的父亲，曾经是黑人的盟友，一夜之间，他就成了一个闯入者。我的母亲曾经在一段不受欢迎的爱情中寻求庇护，现在可能不再愿意做出牺牲了。……唯一的问题是我。我那小小的铜色身体，承载着如此多的承诺，打破了如此多的规则。我不再有意义了。我是一个多余的人、一个被抛弃的人，我的存在只不过是对一段曾经快乐但最终不可持续的时光的痛苦提醒。如果我不是民权运动的孩子，我是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