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紫色》
1982年是美国出版史和文学史上值得记载的一年，在那一年，有许多精彩和畅销作品问世，比如简·方达的《极限运动论》，一出版即成为轰动一时的畅销书，还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贝洛的《院长的十二月》、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约翰·厄普代克的《兔子归来》，以及备受评论界好评的安·泰勒的《思家饭店的晚餐》等。但是，似乎它们的风头都被一本名为《紫色》的小说盖住了，因为这本书带给读者的震撼感受超过了所有其他作品。同时，也很少有作品像《紫色》一样，出版之后立刻引发了激烈且斗量筲计的评论和争议。
当著名黑人文学评论家芭芭拉·史密斯(Barbara Smith)收到出版社让她审阅的《紫色》书稿时，她完全被吸引了。史密斯回忆道，虽然她对艾丽斯的作品以及她精湛的写作能力有所了解，但仍对这样一本让她读完后拍案叫绝的作品没有丝毫心理准备。“我是读的《紫色》的校样稿，我当时立刻产生的反应是：我看到的是一本即将震撼出版界的书。是因为一个黑人女孩？乱伦？女同性恋？给上帝的信？黑人的土语方言？它来自另一个星球。毫无疑问，这是我读过的最精彩的书！艾丽斯虚构的每一个人物，我都能在真实的生活中找到或听说，她们的命运太相似了。”在她1977年发表的著名文章《走向黑人女性主义批评》中，史密斯又一次提到《紫色》，她说：“我们太需要这样一本书……它能告诉我们许多关于我们生活的重要事实。”
斯泰纳姆也在小说公开发行之前阅读了这部作品，当时她正在飞机上。在她1981年10月25日写给艾丽斯的信中，她这样写道：
这本书太棒了——我是说，充满了奇迹。你直接将那些充满仇恨和不可救药的人在这一页页的纸张中征服，然后让他们赎罪，让我们相信改变一切的可能性，甚至改变我们自己……人们习惯于透过种族或性别的滤色镜来考察一切，但这块滤色镜突然消失了。站在那里的一个人，她的种族或性别只是其中宝贵的部分。这意味着爱、不公、愤怒、愚蠢或者其他什么都跨越了所有的障碍，因为它们不再是障碍。
你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不隐瞒真相——那些羞辱、折磨和破坏他人精神的习惯的真相——因为他们只有界限，没有同情心——才是真正的奇迹。
最后告诉你，我的快乐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一个混蛋人类学家都不能破坏它。那家伙在飞机上对我说，我的关于上帝在女人和自然中存在的言论是荒谬的，任何史前母系或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都是胡扯。我与他吵了一架，肚子感到痉挛，但当我回到书中，看到西丽和南蒂团聚的那一刻，它又平静下来了。
在信末签名之后，斯泰纳姆又补充了一句：
你的小说也是对殖民主义的不公正最好和最人性化的描述——远比十几本枯燥的教科书更有价值。
虽然史密斯和斯泰纳姆都相信这部小说会震撼整个出版界，但她们谁也没能想象到，这样一本即将改变美国文学史面貌的小说，竟是以一个半文盲的黑人女孩用天真稚拙的语言给上帝写的一封令人心碎的信为开头的。
亲爱的上帝：
我14岁了。我向来是个好姑娘。也许你能显显灵，告诉我究竟出了什么事……
《紫色》以书信的形式，通过一位南方农村黑人女孩向上帝发出的凄苦可怜的叙述和疑问为开端，一下子就抓住了读者的心。这个生活在美国南方佐治亚乡下的名叫西丽的黑人女孩，因母亲常年卧病，从小就得操持家务，洗衣做饭，照看弟妹。不幸的她，竟然被父亲方索多次奸污，生下的两个孩子也先后被父亲送走，不知所踪。父亲还威胁她，不许将自己的遭遇告诉任何人。她不明白人生为何如此痛苦，满腹疑问，无人诉说，只能向上帝——她唯一被允许倾诉的对象发问。就这样，小说的故事情节通过故事主人公西丽写给上帝的信件逐步展开。
很快，西丽的母亲病逝了，父亲又娶了一个几乎与西丽同岁的女孩。父亲将“又笨又丑”的西丽像没用的包袱一样丢弃，嫁给了一个需要有人来照顾小孩和做家务的鳏夫，一个西丽称为“某某先生”的黑人男子。对于西丽来说，这无非是逃离虎口又入狼窝罢了。西丽像骡子一样起早贪黑不停忙活，而某某先生对西丽动辄施以拳脚和辱骂，从不把她当作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看待，而是供他泄欲的工具。西丽生无可恋，只能“将自己视作木头。我对自己说，西丽，你是一棵树。就这样，我理解了树木对人的恐惧”。西丽麻木地忍受着一切，认为只要像一棵树活着就够了。
在家人中，唯一关心和爱护西丽的人是妹妹南蒂。南蒂聪明机灵，她教会了西丽识字读书。为了躲避父亲方索的骚扰，南蒂也逃到某某先生家与西丽做伴，然而，某某先生却因勾引南蒂不成，将南蒂赶出家门。南蒂离开时对西丽发誓说，只要自己还活着就一定会给西丽写信。然而，许多年过去了，西丽从未收到过妹妹的来信，也不敢向某某先生询问是否有寄给她的信件。对西丽来说，妹妹的爱是支撑她生活下去的唯一精神支柱，可是这些年来，南蒂音信全无，生死不明，西丽只能将内心的痛苦和绝望继续在给上帝的信中倾诉。
某某先生的大儿子哈波爱上了一个名叫索菲亚的女孩，那是个身材高大、结实健壮的姑娘。索菲亚与哈波结了婚，哈波想效仿父亲对待西丽那样，使妻子对自己俯首帖耳唯命是从，然而却徒劳无功。哈波问西丽，他怎样才能让索菲亚听从他的指挥，对丈夫的打骂虐待已习以为常的西丽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打她。
结果，当哈波试图通过暴力手段来使索菲亚屈服时，招来的却是身体强壮的妻子更为暴力的回击，使得哈波对家庭暴力避之唯恐不及。当索菲亚得知是西丽叫哈波打她时，她气愤地找到西丽，西丽在给上帝的信中记录了两人之间的对话：
你叫哈波来揍我。她说。
没有，我说。
别撒谎，她说。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说。
那你干吗要说这种话？她问。
她站着逼视我的眼睛。她有些疲惫，嘴巴气得鼓鼓的。
我说那种话，因为我是个傻瓜，我说。我那么说是因为我妒忌你。因为你做了我不敢做的事。
什么事？她说。
打架。我说。
她站了很久，好像把嘴里的气吐了出来。她刚才是气呼呼的，现在显得有些伤心。
她说，我这辈子一直得跟别人打架，我得跟我爸爸打，我得跟我兄弟打，我得跟我的堂兄弟、我的叔伯们打。在以男人为主的家庭里女孩子很不安全。可我从来没想到我在自己家里还得打架。我爱哈波，上帝知道我是真心爱他，但我会揍死他，如果他想揍我的话。
索菲亚从小就认识到，作为一个黑人女孩，随时可能遭到黑人男性的暴力；她必须用自己的拳头对暴力进行反抗才能保护自己的生存。她对西丽这种逆来顺受的生活态度感到难过，她问西丽为什么不生气，西丽回答说：
是啊，有时候某某先生对我实在太过分了，我只好跟上帝谈谈。可他是我的丈夫啊。这辈子很快就会过去，只有天堂永远存在。
索菲亚的反抗勇气，让西丽看到了一种不同的生活态度。但西丽认命了，她希望自己的一辈子尽快过去，因为只有到天堂才能脱离痛苦。给上帝写信成了西丽保持自己心智的唯一途径。
歌手莎格·艾弗里要到镇上来演出，某某先生表现出了从未有过的紧张和兴奋。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读者从西丽的信中得知，某某先生早年与莎格相爱，但因为莎格酒吧歌手的身份，被某某先生的父亲认为不合体统，两人不能结婚，某某先生因此深受折磨。有一天，莎格病倒了，无人关心，只有某某先生将其接回家中。莎格的到来，让西丽感到家中氛围突然发生了变化，某某先生变得小心翼翼，态度温柔，甚至因为莎格的缘故，他与西丽之间还有了一点默契，那是因为某某先生和西丽都喜欢莎格。
西丽为莎格洗澡、梳头，做可口的饭菜，缝制合身的衣服，在西丽体贴周到的关怀下，遭受命运蹂躏的莎格仿佛感到了来自母亲的温暖。西丽的细心照料使莎格逐渐康复，莎格感谢西丽，也发自心底喜欢老实善良的西丽，还为她编写演唱了一首题为《西丽小姐之歌》的歌曲，这让西丽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温柔和爱。莎格即将离开时，了解到西丽的悲惨处境，得知某某先生经常打她，她决定留下来帮助西丽：“我不走了，她说，等到艾伯特不想再打你的时候我再走。”
索菲亚带着孩子们在城里大街上遇见了白人市长的夫人米莉，米莉见索菲亚身体强壮，身边的孩子个个干净整洁，就提出要索菲亚去当她的用人，但索菲亚拒绝了。白人市长打了索菲亚一个耳光，性格暴烈的索菲亚将市长痛打一顿，结果可想而知，她被白人警察抓进了监狱。当西丽到监狱去探望索菲亚时，她见到的是被白人警察暴虐之后体无完肤的一条毫无生气的生命：
我看见索菲亚的时候真不明白她怎么还活着，他们打破了她的脑袋，打断了她的肋骨。他们把她半个鼻子掀了。他们把她一只眼睛打瞎了。她从头到脚浑身浮肿，舌头有我胳膊那么粗，伸到牙齿外面，就像块橡皮。她不会说话了。她浑身青紫，像个茄子似的。
我吓坏了，差点没把手提包给扔了。不过我没松手。我把包放在牢房的地板上，取出木梳、头刷、睡衣、榛子油和酒精，我开始帮她收拾伤口。
在另一封给上帝的信中，西丽写道：
亲爱的上帝：
他们让索菲亚在监狱洗衣房里工作。从早上五点到晚上八点，整天就是洗衣服。脏囚衣、脏床单、脏毯子多得永远洗不完。我们一个月见她两次，每次半小时。她脸色蜡黄，病歪歪的，手指头肿得跟胡萝卜似的。
这儿什么都不好，她说，连空气都是脏的。饭菜坏极了，吃了能送命。这儿有蟑螂、耗子、苍蝇、跳蚤，还有蛇。你要是说话不小心，他们就剥光你的衣服，让你睡在水泥地上，还不给你点灯。
那你怎么办 我问。
他们一叫我干活，西丽小姐，我就像你那样，马上跳起来照他们说的去办。
她说话时神色慌张，那只被打坏的眼睛在屋子里四下张望。
索菲亚被判了15年监禁，亲朋好友们想了一个办法，让她到白人市长夫人家中做用人，以摆脱监狱恶劣的环境。但索菲亚在白人家做用人也如同关在监狱里，直到11年以后才回到家中与亲人团聚，而那时的她再也不是从前那个充满活力和生机的索菲亚了。
莎格是一位独立自主、敢爱敢恨的黑人歌手，随着她在全国各地演唱越来越成功，她赚了许多钱，并与一位汽车修理工结了婚。当她再一次来到西丽家中时，得知西丽非常挂念妹妹南蒂，并且从没有收到妹妹曾发誓会写给她的信。莎格怀疑某某先生扣留了南蒂的信，于是设计引开了他的注意，她们到处寻找，终于找到了某某先生藏信的地方，发现了南蒂寄来的所有信件。原来，这些年里，南蒂虽然没有收到西丽的回信，也不知西丽是否能读到她的信，但她仍然坚持不断给西丽写信，告诉她自己身边发生的一切。
西丽如同做梦一般，将妹妹写的信一封一封仔细阅读。从这些来信中，她了解到，原来方索并不是她的亲生父亲，母亲是在她亲生父亲被白人私刑处死后，才带着西丽和南蒂嫁给方索的。西丽生下的两个孩子被一对牧师夫妻收养，后来南蒂也跟随这对夫妻去了非洲传教，现在她和西丽的两个孩子一起在非洲生活，并且过不了多久，南蒂就会带着西丽的孩子回到家乡。读了南蒂的信，西丽的精神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她不再相信那个无所作为的上帝，也不再给上帝写信，而是开始写信给南蒂。至此，《紫色》的故事情节又在西丽写给南蒂的信件中展开。
对于某某先生的卑劣行为，西丽怒火中烧，南蒂和莎格以及黑人姐妹们的爱与帮助给了她巨大的力量，她不再像从前那样听天由命了，她终于在愤怒中爆发了。当莎格告诉大家她将离开这里去孟菲斯市生活，而西丽也将与她同去时，某某先生立刻反对说，西丽为什么要去，不许去，除非他死了。这时，西丽用从未有过的胆量对某某先生大声说道：
怎么啦！就是你这个卑鄙的混蛋，我说。我现在该离开你去创造新世界了。你死了我最高兴。我可以拿你的尸体当蹭鞋的垫子。
你说什么 某某先生大为吃惊。桌子四周的人也都张大着嘴，目瞪口呆。
此时的西丽，完全不再对丈夫俯首帖耳，唯唯诺诺，而是争锋相对，愤然反击。她在给南蒂的信中写道：
他哈哈大笑。你别以为你很了不起，他说。瞧你那模样。你是个黑人，你很穷，你长得难看，你是个女人。他妈的，他说，你一钱不值。
你待我不好的话，我说，你的一切梦想都会失败。话一到我嘴里我就直截了当地说给他听。我的话好像是从树林里来的，源源不断。
谁听见过有这样的事，某某先生说。也许我揍得你还不够。
你打我一下就要加倍受报应，我说。后来我又说，你还是别说话的好。我对你说的话都不是我想出来的。好像我一张嘴，空气流进嘴里就变成了话。
放屁，他说，我该把你关起来。只是干活的时候把你放出来。
你打算关我的监狱便是你死后烂掉的地方，我说。
……
我穷，我是个黑人，我也许长得难看，还不会做饭，……但是，我就在这里。
这句话就像是西丽发出的充满自我尊严的独立宣言，从此之后，她开始走向了她那自我意识觉醒和开发自我创造潜力的华丽人生。
来到孟菲斯后，西丽自食其力，凭借出众的裁缝手艺，创办了裤子公司。继父去世后，西丽继承了亲生父亲留下的家产。经济上的独立和性格上的坚强，使西丽的事业兴旺起来，也使西丽终于发现了生活的价值和美好。在给南蒂的信中，西丽谈到她对上帝的新认识：
上帝在你身体里，也在每一个人的身体里。你和上帝一同来到这个世界。……上帝爱你所爱的一切——还有你不爱的东西。但是上帝爱美好胜于任何东西……如果你路过田野中的一片紫色而没有注意到它们，我想上帝一定会生气。
小说最后，随着西丽的出走和改变，某某先生也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他开始主动做家务，并与西丽重新建立了和谐友好的关系，他诚恳地与西丽谈心，告诉她自己的想法：
我开始琢磨，我们为什么要爱情，我们为什么会受苦，我们为什么是黑人，我们为什么分男人和女人，孩子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没过多久我就明白了，我其实什么都不知道。我还发现，要是你光问为什么自己是黑人，是男人，是女人，是棵树，而不先问问为什么你活在人世的话，这种问题就一点意思都没有。
那你是怎么想的？我问。
我想我们活在世上就是来想问题的，来琢磨，来发问。在琢磨和思考大事情的时候，你学会小事情，差不多都是碰巧发现的。可是，对于那些大事情，你不管怎么琢磨，总是只知道那么多。我越琢磨，他说，我越爱大家。
我敢说，别人也就爱起你来了，我说。
对极了，他有点吃惊地说。哈波好像喜欢我了，索菲亚和孩子们也爱上我了。我想连小坏蛋亨莉埃塔也多少有点喜欢我……
此时，在西丽眼里，他不再是原先那个残酷无情的“某某先生”，而是有同情心、愿意倾听、有名有姓的艾伯特。当南蒂和孩子们回美国遇到麻烦时，艾伯特积极主动为此奔波，到移民局递交各种材料，帮助其顺利回到故乡与西丽团圆。
最后，与所有童话故事的结局一样，西丽与相亲相爱的人们欢聚一堂，过着快乐的生活。
在小说《紫色》的扉页上，艾丽斯这样写道：
献给精神：
没有它的帮助
这本书
不会写成
我也不会
成为
作者。
而在小说的最后，艾丽斯则用了这样一个签名来做结束：
感谢书中每个人物前来我的笔端。
艾·沃，作者和媒介
当艾丽斯在打字机上打出最后一个句号时，她哭了，因为自己终于完成了一项她自认为是祖先赋予她的重要使命。通过这部小说，她要传递的是祖先传承下来的一种精神，而她所起到的只是一个媒介的作用。她相信自己可以像赫斯顿一样，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与祖先们见面时，不会感到羞愧。艾丽斯说：“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我人生初期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我所写的书已经把我认为先人要我传承的思想发扬光大了。在每一代人中，都会有人被选中，成为这项工作的担当者……。伟大的精神，感谢你给了我这段时间和充实的工作，如果你想让我继续前进，……不管是什么，我都会愉快地承担。”
二、普利策奖
《紫色》的出版引起了巨大轰动，因为这部作品与以往描写黑人生活的作品大不一样。一直以来，黑人文学在读者心目中的定式就是抗议白人种族主义的文学，通常以黑人男性为主角，其形象往往纯良忠厚，在遭遇了白人极端恶劣的剥削和虐待之后，忍无可忍，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反抗。但是，认真考察黑人文化，冷静分析黑人文化中的男性中心和家庭暴力的作品少之又少。艾丽斯曾在一次访谈中尖锐地指出：
在我看来黑人写作的问题在于，即使是黑人评论家也认为一部有关黑人家庭成员之间关系，或黑人男人和女人之间关系的作品，远没有一部将白人作为主要对立面的作品来得重要。这就导致了我们的许多“重要”作家的作品很少讲述有关黑人内部的文化、历史，或未来、想象、奇思妙想等内容，而是大量的关于黑人在白人世界孤立的(常常是不可能的)或不具有普遍性的经历。
《紫色》跳出了一般黑人小说中揭露种族歧视带来的痛苦与仇恨的主题，而是将聚焦点放在了黑人家庭关系，特别是黑人家庭中的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上，表达了黑人女性在男权社会中，对做人的基本权利与尊严的争取。在小说的前半部，黑人女孩西丽在白人种族主义者和黑人男权主义者的眼中是一个毫无价值的人，甚至连她自己也这样认为。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低到尘土里的“世间的骡子”，在黑人姐妹的影响和爱的帮助下，最终站了起来，找到了自我和人的尊严。许多读者被这部感人至深的小说打动，被女主人公的命运牵动，为她最后的成长和获得幸福而欣慰。
然而，《紫色》也让另一些读者无法接受，特别是黑人男性读者。他们认为艾丽斯在小说中对以某某先生为代表的黑人男性残暴形象的描写和她对女性之间爱情关系的肯定处理，使这部作品成为一部贬低黑人男性的小说，对黑人民族的团结和反抗白人种族主义的一致性产生了负面作用。
虽然《紫色》引发了很大的争议，但这些并没有影响它在1983年一年之内连续获得美国文学三大最重要的奖项：普利策奖、美国国家图书奖和全国书评家协会奖。艾丽斯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获得普利策奖小说类的黑人女作家。
普利策奖是1917年根据美国报业巨头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的遗愿设立的奖项，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成为美国新闻界和文学界的一项最高荣誉奖。在1983年普利策奖小说类评委会的报告中，这样写道：
1983年小说评审团的大部分评委认为，艾丽斯·沃克的小说远优于今年出版的任何其他美国小说。我们热情洋溢地强烈推荐这部非凡的小说获得普利策小说奖。
沃克的故事讲述了佐治亚州农村一个贫困黑人家庭三十年的生活，并使书信体小说的形式得以复兴……该小说叙事的非凡力量源于，它对人在最恐怖可怕的生活中实现完整的可能性表达了谨慎乐观的态度。沃克的笔触哀伤，却没有一丝伤感，她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年轻女人最终掌握自己生活的历程……爱可以带来救赎，罪恶只能带来毁灭——这是这部小说的核心主题，也是世界上大多数伟大作品的主题。
沃克以前写过优秀的小说，但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引起注意。这本书的出现……使得我们将以尊敬她为荣。
作为普利策奖评委之一，彼得·普雷斯科特曾在《新闻周刊》做了以下表述：
其他作品也很强，但没有什么书比得上这本书。在小说领域，艾丽斯没有竞争对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本书已经达到了少数几本书所能达到的地位。它是全国大多数学生必读的少数几本书之一。这已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仪式。
它也是为数不多的能够满足大众想象力的文学作品之一，给我们留下了永久的印记。只有一些商业书籍才能做到这样，比如《教父》和《大白鲨》。但这本书是最具艺术性的文学作品。有一定高度的作品，如果作者想要表达什么，你在第一页上就能看到，艾丽斯达到了这个高度，她还将继续翱翔。
我问自己，我投选票是不是因为与一个黑人女性有关？我可以诚实地说，这一点完全没有进入我决定授予这个奖项的考虑。我尽了责任，找到了最杰出的美国小说。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很自豪自己能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1983年的美国普利策奖获奖名单刚被公布之时，艾丽斯对此毫无所知。当天上午10点，她接到了一个记者采访她的电话，她以为是有人恶作剧，十分恼火地挂断了电话。但还没等她放下电话一小会儿，电话铃又响了起来，这次是一个朋友向她表示祝贺。这下，她相信了，这不是一个玩笑。
到了那天的下午，艾丽斯开始感受到获得普利策奖这一事件带给她的严重影响，她不仅陡然间名声大噪，还被从平静的生活里推到了强烈的聚光灯之下。为了躲避蜂拥而至的采访者、电话，她将家中的窗帘拉下，电话线拔掉。就在当天晚上，斯泰纳姆刚好来到旧金山，按照早已安排的计划，要做一个讲座，艾丽斯事先也已约好朋友鲁克斯一起去听讲座。鲁克斯回忆那天她去艾丽斯家的情形时说，我走进艾丽斯的家中，坐在摇椅上，艾丽斯到厨房为我沏了一杯茶，然后小声说道：
“你听说了吗？”
“没有啊？是什么事？”
艾丽斯叹口气道：“是这样……我的小说《紫色》刚获得了普利策小说奖。家里电话响了一整天，好消息有时候和坏消息一样让人有压力呢。”
听到这个消息，鲁克斯抑制不住兴奋地从椅子上跳了下来，大声地尖叫了起来，“我欣喜若狂，”鲁克斯回忆道，“大喊大叫，欢呼雀跃地在艾丽斯家的房间里奔来跑去，真是太让人高兴了。当然，我也知道，我必须保持冷静，艾丽斯需要安静地度过这个夜晚。这是她生命中非常重要的时刻，我不能因为自己疯狂而破坏它。”当她们来到在旧金山市中心举行讲座的活动场地时，斯泰因姆走上讲台，首先向大家宣布了艾丽斯获得普利策奖的消息，并请艾丽斯站起来。台下的听众顿时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艾丽斯缓缓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她一动不动平静地站了一会儿，任凭欢呼声响彻全场，然后，她坐了下来。
鲁克斯说：“我的感觉是，她当时仿佛处在一个深邃的超然境界。作为她的朋友，我知道，这个奖对我们所有人意味着什么。但对于她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我只能想象，虽然我知道她来自何方，知道她在纸上写作，知道她承诺要表达真实的自己，知道她必须克服那些从来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障碍。我感觉到，不管她身处何方，即使在欢呼声中，她的思绪一定与她在佐治亚家乡的亲人们在一起，她的母亲、父亲，她的老师，还有那片土地。”
斯泰纳姆后来也回忆起那天晚上发生的情形，并说那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时刻，一个挚爱的朋友和同事让她对女性主义运动产生了反思：艾丽斯选择的是行动——离开斯佩尔曼女子学院，结束婚姻，搬到旧金山去——而不是卷入无休止的关于妇女解放的意识形态争论之中。
就在同一天，远在南方佐治亚州伊藤顿镇的瑞诺兹小姐，那位将4岁的艾丽斯领进教室的小学老师，当她从邻居那里得知艾丽斯获得普利策奖的消息时，她走到房子前面的门廊，站在那里，凝视着田野里盛开的野花，她说：“我记得米妮问我，艾丽斯能不能来学校上学。我不能拒绝。她妈妈就是想让她远离棉花地。后来，艾丽斯继续走得更远，走向了世界，但她从没有忘记我们。我很自豪能活这么久，看到大城市的人们认可我们做的一切。”同上，361。
三、陷入争议的旋涡
随着普利策奖的公布，《紫色》立刻出现在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单上，并且保持了一年以上之久。对出版商来说，《紫色》销量之大超过想象。出版社编辑说：“《紫色》的畅销出现了难以置信的现象。我们开始还标注销售纪录，100万册、500万册，到了600万册时，我们就不再数下去了。”
艾丽斯和《紫色》一时间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艾丽斯的照片也相继出现在一些主流杂志的封面上，如《女士》和《纽约时报》等。1982年6月，《女士》杂志出版的一期小说专刊上，艾丽斯的照片出现在那一期杂志的封面上，封面上还有一行醒目的标题：“艾丽斯·沃克：一位美国主要作家。”斯泰纳姆在题为《你知道这个女人吗？她知道你！》的刊文中写道：
在多年的旅行和聆听中，我注意到艾丽斯的读者倾向于把她说成自己的一个朋友，一个把他们从被动或愤怒中解救出来的人；一个教会他们懂得情感和自尊、获得幽默和救赎的人。然而，她的能见度……仍然被一种常见的偏见所掩盖，这个偏见认为白人男性作家和他们创造的文学才是标准。这使得黑人女性和所有有色人种女性都遭到双重淘汰。
在这一期《女士》杂志上还刊登了著名黑人女学者玛丽·海伦·华盛顿的文章《她母亲的礼物》，华盛顿在文章中谈及艾丽斯和她母亲的关系时说：
这个黑人女人把她在白人女人厨房里遭受的欺凌侮辱换成了一台打字机，使她最小的孩子可以乘着这台打字机翱翔……艾丽斯让我信服的一点是，黑人女性文学代代延续的存在，并没有表达出任何自卑的、顺从的女性气质或智力上的无能为力。
彼得·普雷斯科特在《新闻周刊》上称《紫色》是“一部具有永久重要性的美国小说”。《紫色》就故事情节而言，也许并不是最能打动读者的，它的独特魅力在于小说的书信体形式和对黑人方言口语的巧妙再现。艾丽斯将西丽半文盲式的黑人口头语言，转化为一种充满表现力、色彩斑斓、精彩非凡的媒介，没有这样的语言，读者无法想象西丽；正是通过这种语言，《紫色》不仅塑造了一个个令人难忘和无限感人的人物，而且使整个被掩盖在阴影里的世界被生动地召唤了出来。
在《紫色》出版之前，艾丽斯与编辑的通信中，也谈到了她在这部小说中运用黑人口语方言的选择：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重要决定，在我写作的时候。我有点担心语言会是个障碍，虽然我觉得不应该会是那样。……你说你有一种想要匆匆翻阅过南蒂的信，立刻回到西丽的语言中的感觉，而那正是我想让读者感受到的。只有通过这种感觉，她或他才能理解西丽的语言是多么美丽，她用这种语言来表达自己的经历是多么恰如其分。我们作为一个种族(众多种族中的一个)的奋斗经历，才不会平淡地被吞噬和抹去。在这场斗争中，语言至关重要。
然而，随着《紫色》获得普利策奖而引起关注，艾丽斯也掉进了争议的旋涡。正如前面提到的，小说在黑人社会中引起的争议更为激烈，许多黑人评论者认为，这部小说的问题在于缺乏对强有力的黑人男性正面形象塑造，也没有特别强调是白人的压迫导致了某某先生这样的黑人男性虐待黑人女性。最尖锐的批评和指责来自黑人文化种族主义者和黑人穆斯林兄弟会。在黑人文化种族主义者眼里，艾丽斯是种族的叛徒，用他们的话来说，她的作品是女巫的酿造物，充满麻烦和悲哀，威胁着黑人文化传统的根基。黑人学者卡尔文·C.赫恩顿(Calvin C. Hernton)在他的《性山与黑人女作家》(The Sexual Mountain and Black Women Writers，1987)一书中写道：“20世纪60年代有相当多的黑人作家与白人作家接触。但是，当一位黑人女作家被传闻与格洛丽亚·斯泰纳姆、奥德里安·里奇、格蕾丝·帕利等白人女作家有联系——黑人男性作家就感到受到了威胁。他们担心她们之间的阴谋不仅针对黑人男性作家，而且针对整个黑人种族。”
此时的艾丽斯，不再像当年那样，当她的第一部小说《格兰奇·科普兰德的第三生》遭到不公正的批评时，她会立刻写文章进行针锋相对的反击。但现在，她对于自己因为在《紫色》中揭示真相、讲真话而受到的批评，只是感到遗憾。针对别人攻击她将黑人男性描述为野蛮的人，艾丽斯回答说：“在我的小说的最后有这样的情节，某某先生开始送贝壳给西丽，他和西丽一起缝制衣服，他们坐在星空底下长时间相互交谈和相互偎依。人们应当自问，为什么对黑人男性这样的行为视而不见。为什么当一个男人能像平等的人一样坐在女人身边和她交流时，他就成了一个看不见的男人？”
争议的另一个焦点是针对《紫色》中西丽和莎格之间的爱情描写，因为历来女性同性恋题材都被视为禁忌，但在《紫色》中却得到充满赞赏和美感的描写。事实上，小说对西丽和莎格之间的爱情描写并不牵强。历史上南方黑人妇女间的情爱屡有发生，这种爱使她们相互温暖，得以在白人种族压迫和男性性别压迫的恶劣环境中生存下来。西丽，在继父的性侵犯和丈夫的殴打下，对男人怀着无限的恐惧。美丽的莎格是那么与众不同，与压迫她的一切都截然相反。莎格给了西丽从未有过的情感，用自己的爱唤醒了西丽身体中沉睡的爱，使西丽的自我产生了觉醒。在妹妹音信全无、生死未卜的情况下，莎格就成了西丽全部的情感寄托。她需要爱，而莎格给她爱，一切都是那么真实自然。也正是因为莎格的爱，西丽才最终走出过去的生活，获得独立人格，实现了对幸福人生的追求。
1984年5月，在加州的奥克兰市，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多娜·格林的女儿是加州奥克兰远西高中10年级的学生，她的英语课老师将《紫色》作为课程的教材，让学生阅读。格林得知后，认为这部小说的内容伤风败俗，会对她女儿产生极为不好的影响。于是格林游说当地教育委员会，要求禁止这部小说进入公立学校。她在投递的投诉书中，断章取义地罗列了这部小说的罪过：露骨的性描写，亵渎神明，极端暴力，女同性恋，并使用令人尴尬的黑人民间方言侮辱黑人。在投诉书中，她强烈呼吁将这本小说从公立学校的课程教材中删除。
结果，为了解决这一争端，教育委员会召集了一个文学专家组成的评审小组，专家们经过认真细读作品，最终认可这本书适合高中课堂。不过，也因为这件事情，教育委员会认为，今后对于进入学校课堂的作品要加强审查制度。
虽然对此感到震惊，艾丽斯还是从容地接受了格林对这部小说的讨伐。艾丽斯知道，奥克兰市的这位母亲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谴责她的作品“不体面”的人。她甚至认为，对一个作家的作品进行某种形式的审查，可以被看作是这位作家的荣誉。但她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她说：“我逐渐明白，对作家作品的审查，实际上是想要抹去生活中不可言说的一面。”
就在这件事发生后不久，艾丽斯参加了在纽约举行的全国作家联合会，她在大会上宣读了一篇题为《从寒冷中进来》的文章。文章中，艾丽斯提到格林发起的拒绝《紫色》进入公立学校的游说，并为《紫色》进行了辩护。在文章的最后，她提到《紫色》出版后，她经常在梦中见到自己的祖先，醒来后，她写下这首诗：
先辈们
在梦中
造访我
感谢我的
《紫色》；
他们告诉我，
女儿，这是
你做过的
最好的事。
我无法说清
有多少粗糙
苍老的手
握过了我的手。
四、访问中国与创办出版公司
1983年6月，一个12人的美国女作家代表团受邀访问中国，在中国进行为期3周的交流，艾丽斯也在被邀请的名单中。在中国的这段日子里，艾丽斯去了北京、上海、桂林等地，亲身感受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和热情友好，她一扫在美国国内因小说《紫色》受到攻击而产生的心理阴霾，精神为之焕然一新。她惊叹于北京宽阔的大道和路边新栽种的成千上万棵树木。“中国人有点神奇，”艾丽斯说，“他们看起来谦虚而年轻，有人认为他们是未来时态。……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我被那数以百万计的愿意去植树造林的人们所吸引，……因为，首先，植树造林表明了一个明确的意图，即拥有未来，并说明他们对战争不感兴趣。”
北京之行让艾丽斯喜欢上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北京。在一篇题为《千言万语：一个作家的中国照片》的文章中，她通过几张在中国拍摄的照片，回忆了在中国的经历和感想。其中有一段描述了北京给她留下的印象：
这张照片上的我们坐在天安门广场的中间，看上去有些沮丧。我们这样的表情，是因为我们很喜欢北京，不想离开。这里有一种奇迹般的安宁。我们喜欢那宽阔、干净的林荫大道，一排排菩提树在微风中闪耀着宝石般的光芒。还有成千上万骑自行车的人，他们如沉思般地蹬着自行车安静前行，仿佛是在思考永恒而不是眼前的交通。到晚上，我们也同中国人一样逛街。在这里，丝毫没有一点不安全的感觉，没有任何可害怕的。人们带点好奇地看着我们，我们也看他们。有时会有人问好，或给予微笑。……数量不多的汽车和卡车都不使用远光灯，而只开着驻车灯，……没有霓虹灯到处闪烁，给这夜晚带来了温柔。漫步在这温柔的夜晚，听到从打开的窗口里传出的练习大提琴或长笛的音乐声，是一种多么令人心旷神怡的体验啊。
刚到北京的时候，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单调丑陋的城市，因为灰色的建筑和空气中的灰尘。但是，待了六天之后，我们却发现它非常漂亮，都不想离开这里了，虽然我们说不出三个字以上的中文。在西方，城市的建筑是为了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表明它们非常重要；但在这里，人更重要，建筑只是背景。
艾丽斯和同伴们拜访了中国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作家丁玲，当时她已经将近80岁。尽管丁玲经历了充满波折的一生，但她的乐观精神给艾丽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艾丽斯描述了她与中国作家丁玲的愉快会面，她写道：“丁玲身材矮小，棕色皮肤，身材圆润。她曾被造反派和激进分子囚禁……这位老妇人……经历了一切，但她没有怨恨，不停写作……只是遗憾地说……我失去了时间。哦，多么希望让我再回到67岁！”
在中国，还有一件让艾丽斯感到非常高兴的事。她遇见了一家上海杂志社的编辑，后者告诉她中文版的《紫色》即将出版的消息，这让她十分惊喜，但同时她也很想知道，这部小说是如何对一个如此远离美国南部黑人痛苦历史的民族产生吸引力的，那位中国编辑的回答是：“艾丽斯，这是一个非常中国化的故事。”
艾丽斯在中国逗留期间，常常会思考人类争取解放斗争的普遍性和意义。在中国她又一次体验了年轻时候的一种感觉，正是这种感觉促使她在23岁时决心用雨果的激情和力量来创作小说。参观长城和天安门广场等景点，还让艾丽斯回忆起自己作为黑人学生代表到芬兰的赫尔辛基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以及她在古巴第一次访问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经历。
那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艾丽斯和一群黑人艺术家一起无视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前往古巴进行了两个星期的访问旅行。他们参观了当地的学校、医院和儿童护理中心，还受到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接见。艾丽斯针对那些质疑她支持古巴的人们回答说：“我怎么能不认同菲德尔和他那群热忱的农民呢？1959年，当菲德尔·卡斯特罗掌权时，我正生活在野蛮的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政策下的佐治亚州。……只要有穷困的人、被剥削的人、心灰意冷的人、被偷盗的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就会有追随者。古巴革命给了我希望。”
回美国后不久，也许是出于对《紫色》产生的争议和出版审查制度的反感，艾丽斯与罗伯特在1984年秋共同创办了一家小型出版公司，取名为“野生树木出版公司”(Wild Trees Press)。艾丽斯用《紫色》的部分收入，购买了旧金山市门多西诺县40英亩的土地，在这块偏僻的土地上，设立了办公室和生活区，栽种了一百株果树，建造了各式各样的小花园。艾丽斯说：“我们需要一个可以在乡下做的项目，因为我们喜欢住在那里。”她同时也为野生树木出版公司定下了一个简单的信条：“我们只出版我们喜欢的东西。”1984年11月，野生树木出版公司出版发行了该公司的首部作品：黑人女作家加利福尼亚·库珀(J.California Cooper)的短篇小说集《我的一件作品》(A Piece of Mine)。
艾丽斯在该书的前言中指出，库珀的作品带有浓郁的黑人民间气息，让我们想起了兰斯顿·休斯和佐拉·尼尔·赫斯顿。和他们一样，库珀的风格看似简单直接，对一些人物的苦难处境描写得如此深入，以至于人们听不到故事人物对一个愚蠢行为所发出的意味深长的笑声。库珀回忆说，她因为这本书的出版事宜与艾丽斯有过几次接触。当时，艾丽斯正因为《紫色》遭受许多人的粗暴攻击，“但是，据我所见，艾丽斯只是专注于野生树木出版公司的工作和写作她自己的作品”。
正如她在生活中的其他困难时期所做的那样，艾丽斯将注意力集中到艺术创作中，希望从中能得到解脱，化解压在她心灵上的不确定性和困惑。在《安心》这首诗中，她写道：
我必须爱这个问题
本身
就像
里尔克所说
如同锁着的房间
充满了财富
盲目和
摸索的钥匙
尚未能打开它
等待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