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一切都进入了按部就班的轨道，贺加贝突然觉得，前几年那种激情澎湃的人生，好像不见了。那时虽然累，可就像打了鸡血一样，见天只睡四五个钟头，脚上都像安了风火轮。现在，儿子有了，两个剧场也算运作顺利；不仅还清了外债，而且渐有盈余，生活反倒平淡下来。演出说火爆，也不咋火爆，说平淡，也不算平淡，反正像过去那种“掀顶盖”般的“王炸”效果少了。他的戏都是最后出场，也就半个多小时节目。观众由餐饮老板组织，游客居多。有些场次干脆是以吃饭为主，来客嘈嘈杂杂，对舞台上的要求也不是很高。演完，他就回家躺着，也懒得思谋什么“笑点”“包袱”了。一切都让南顾问弄去。反正他偶尔思考一两个点子，很兴奋地告诉南顾问，他老人家都是一个“俗”字加以彻底否定。这种没有激情的日子，让贺加贝活得甚至都有些郁闷了。
突然有一天，他正在院里走着，一辆红色玛莎拉蒂，悄无声息地停在了他身旁。玻璃像水位一样平稳地降下一半，露出了一个洋气十足的女人的半边脸庞：深色眼镜，架在挺拔的鼻梁上；头发也是泛着金黄色的那种质感，并且很是自然地绾在耳朵背后；而汁水饱足的耳垂上，吊着一个颇为大气的圆耳环；轻盈一笑，两排整洁的白牙，从珠圆玉润的嘴唇里浅浅露出……总之，呈现在他眼前的画面，更像是机场或商业街最繁华处那些老滚动着的明星广告。
怎么是万大莲？
好长时间不见，她竟然转换成了这样一副模样！
贺加贝听说万大莲早就没在剧团大院住了。开始他还希望什么时候能碰见她，后来，就再也不作这种指望了。没想到，今天又不期而遇。他只是后悔，出来得太匆忙，都没捯饬一下自己。胡子三天没刮，头两天没剃，都是乱楂楂地疯长着。对于他，过去是一天三顿饭一样，必须把头脸打理三次的：早上起床一次，下午演出一次，晚上演出一次。他爹也是一样，无论何时，都要把头脸刮得青冈冈、白亮亮的。用火烧天自己的话调侃说：我上场不需要灯，咱自带八千瓦灯具着，照到哪里哪里亮！就连他弟火炬，也是保持着见天刮头的习惯。今天没剃头、没修面，他自然是有些不自信了。加上这阵出来，他是临时给家里打醋。他妈擀油泼面，一看醋瓶子空了，潘银莲在给贺喜喂奶着，他就穿着洗得缩了水的睡衣，哪儿尺寸都不够头，跟滑稽小丑一样到院子打醋来了。竟然就能碰上收拾得跟明星一般的万大莲，把他家的，真有点像讨饭遇见前岳丈——×脸哪儿都没处放。
万大莲跟他笑了一下，又把后玻璃窗降下来，让她儿子廖万跟贺加贝打招呼：“叫叔叔。你加贝叔叔！”
廖万很是礼貌地叫了他一声叔叔，叫完就捂嘴笑了。难道自己就这么滑稽可笑？连廖俊卿的种，都笑成这样了。他才几岁？贼驴日的，也长得有模有样了，还特别像廖俊卿。
“听说你也有孩子了！”
这倒是引起了贺加贝一点自信：“有了。牛牛娃！”说完他又有点后悔，人家还不是牛牛娃。
“祝贺啊！”说着，万大莲从车里还撇出一沓钱来。不接吧，已扔到手上，接吧，总觉得万大莲这神气有点过于优越。
贺加贝特别想见到万大莲，最近甚至做梦都遇见过几次。但没想到，会是在这种场合，相互以这么大的落差见面，让他很是有些窘迫。万大莲甚至还问了一句：“怎么穿成这样，就满院子乱跑。”
他说：“打醋。”
万大莲一笑，就有要把车开走的意思。
他突然蹦出一句：“你现在住哪儿了，半年都见不上人？”
万大莲说：“山里。有空来玩儿，这是地址。”说完，万大莲还给他递出一张印刷得很是精美的册页来。然后，道了声拜拜，就把车开走了。
车走了老远，他看见，廖俊卿那种，还在扭头看着他怪笑。他有些难为情地拽了拽浑身都抽扯着的睡衣衣襟。直到这时他才发现，出来得急，扣子还扣错了一颗，半边领子是卷在锁子骨上的。
回到家里，他没有提起遇见万大莲的事，也是不想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想了好几天，贺加贝到底还是忍不住想去一趟那里。他想看看，究竟是一个什么所在，把万大莲养得这样魅力四射、心花怒放的。他感觉，“心花怒放”这个词用给她颇为准确。刚好有一天午场被包成婚宴了，人家说要“洋范儿”：全程用现代乐器伴奏；节目也要探戈、伦巴之类的舞蹈；连唱歌都不要纯民族唱法，他就去了万大莲所说的那个“山里”。
“山里”其实并不在山里，就在离城市几十公里的南山麓，已有不少别墅群。万大莲所给的那个如画一般的胜景方位，叫“人间天上”。一栋栋别墅，间距很开阔地散落在一个完全欧式风格的院落中。因缓慢的草坪斜坡，而使院落十分明晰地突显出来。你站在任何地方，它都会很是立体地呈现在你面前。远远望去，“人间天上”与周边所有建筑，都拉开了很大的距离。贺加贝也是见过世面的人，但面对这样一个豪华所在，还是有些不敢接近。
去还是不去？
万大莲的诱惑，像磁铁一样紧紧吸附着他，他到底还是一步步走到了大门口。
门卫看管很严，没有人认出他是什么笑星。尽管他头上扣了顶礼帽，可长相和刮光的脑袋，对于这个院子，似乎还加重了需要反复盘查的必要。门卫给里面打了电话，大概是同意放他进去，他才有些不自然地行走在绿草如茵的院落中。他像“软脚虾”一样进到里面，才感觉世事更大：到处都是模仿古希腊的雕塑，男男女女，一概赤裸着象牙一样洁白的身体。大树也是一棵连着一棵，明显都是从远处挖来的，因为每棵树身上，都挂满了吊针。在院外看，楼间距就已是开阔得惊人了。走进来才发现，楼与楼之间，甚至是可以踢足球、打网球的。有几个孩子，正把一个球，旋转着踢向他的腰眼。每栋楼跟前，还有一个不算太大的游泳池，湖蓝色的水，让这些住户，明显有了更加独特的高级感。贺加贝有些眼花缭乱。终于，他走到了那栋别墅前。
在他即将拉响门铃的时候，门已打开。笑吟吟迎接他的，正是万大莲。
“没想到，你还真来了？”这是万大莲开口的第一句话。
这是什么话？她只是随口邀请了一下，没想到我会来吗？
贺加贝也没好说什么，就随着她走进了别墅。
“这么高级的地方！”贺加贝忍不住还是赞美了一句。
万大莲说：“离城里远，算是乡下人了。不是说，离城一丈，都是乡棒嘛。我们这离城已是千百丈远了。”
卖派啥呢，谁不愿意来做这样的“乡棒”？贺加贝明显有些掩饰不住嫉妒地说：“那你咋不住剧团院子呢？那里倒是市中心。”
万大莲说：“回去也没事。几个月演不上一场戏，不见那院子心不烦。”
“你现在还惦记着演戏？这好的日子，还需要演戏？”
“演戏是一种病，不演害心痛，演了心更痛。”
“这话说得好。”贺加贝发现，万大莲还是惦记着演戏的。家里到处挂着剧照，都是她演大角儿的照片。就是没有跟他在梨园春来的，这使他有些遗憾。
万大莲问：“坐楼上，还是坐楼下？”
楼下有个后院，开门就是满目的花圃。贺加贝希望坐在楼上，那里能看到更多的景观。他们就坐到楼上去了。
没想到，四层小洋房的楼顶，竟然还有一个不大的游泳池，水蓝得像染过一样。他们就在游泳池顶头坐了下来。那是一个可以瞭望很远的阁楼，顶盖像是一把太阳伞。置身其下，更像是被一朵蘑菇云把太阳遮着。这里的确能眺望很远很远，不仅能看到城市、看到田园，更能看到两边一望无际的绿水青山。别墅就像是在太师椅的靠背上斜倚着，翠绿掩映中，一簇簇红、白色院落，如画布上的醒目着色一样，星罗棋布在薄雾轻霭里，很是有些人间天上的感觉。
贺加贝指了指附近一栋还有高山流水的别墅说：“那一栋是不是更贵？”
万大莲说：“多好几百平米，能不贵？”
贺加贝嘴唇有些发干，他不停地哽动着喉结。
“喝点水。”万大莲把保姆沏上来的茶，朝贺加贝面前轻轻推了一下。
那是一个一尘不染的薄如蝉翼的白茶盅，以贺加贝现在的焦渴，可以一下倒进十杯，喉咙都不会壅堵。他果然忽地倒下一盅去。
万大莲笑了：“慢点，这可是一斤能买一辆摩托车的好茶。”
“什么茶这么贵？”贺加贝认真看了看万大莲倒下的第二杯，只是比正常水色，偏了点鹅黄而已，但的确清香扑鼻，就能值了这么多钱？几年前，弟弟为要一辆摩托车，他手头紧，没舍得，可是给他们的兄弟关系，投上了一层很深阴影的。
万大莲说：“我也不知是什么茶，见你来，就用了最好的。”
这句话倒是对贺加贝有些受用。他想问问牛乾坤的情况，但到底没开口。提起这个名字，他心里堵得慌。
万大莲却问起潘银莲来：“银莲挺好的吧？”
他本来想故意夸几句潘银莲，以示自己的某种尊严。可看看万大莲现在这种养尊处优的样子，又觉得夸了反倒显得自己小气。他说：“就那么回事吧。”
万大莲补了一句：“我觉得银莲挺好的，她也不容易。听说上台还很有台缘儿呢。”
贺加贝突然想起了那段戳心事，就说：“哪能跟你专业当家花旦比呀。你要不突然撤离，她有再好的台缘儿，也没展示的机会。”这话也是有点带刺的。
万大莲急忙说：“对不起，我也是天天演几场，顾不上孩子，觉得长期这样不行，才离开的。”
贺加贝半开玩笑地说：“你当时怕是顾不上大孩子吧。”意指牛乾坤。
万大莲说：“你看你。再说老演喜剧小品，也不是我的强项。好多戏迷都说，把我都快演成女丑角了。”
“女丑角咋了？”贺加贝有些不高兴。
万大莲急忙婉转地说：“不是嫌丑角咋了。我从七岁学小花旦、闺阁旦、刀马旦，受了十几年苦，好不容易学成点名堂，总不能半路改行吧。”
贺加贝咧嘴一笑：“你不改行，现在不也没唱戏了吗？”
万大莲有点无奈地说：“不唱也好。唱戏终是一门太苦的差事。”
他们没有聊多久，好像有些话不投机，哪一句说出来，都感觉有点错位。不像在舞台上，顶针穿线的，即使忘词掉词，他们也能弥合得天衣无缝。
贺加贝实在是太喜欢这个女人了。那些年，一起练功排戏，他是甘当“人梯”，让她在自己头上、背上、肩上、腿上去“越峰过涧” “羽化飞天”的。眼前看着她鹅黄的秀发、美艳的脸庞、雪白的脖项、天鹅一样的手臂、卡紧的蜂腰、力透衣外的长腿，以及裸露的脚踝，又让他回味起那时拥、托、挺、顶、抓、捏、抱的系列动作。她这一身，真的是没有哪一寸他没触碰过。而现在，即使面对面坐着，整栋别墅只有一个在一层劳作的保姆，说牛乾坤到泰国弄象牙去了，他和万大莲已如万山阻隔，再也找不到了那种可以随意抓捏起来的亲密接触方式。尴尬让他有些不住地抖腿，而这是他在舞台上反复嘲弄过的喜剧动作。
他不得不起身准备离开了。
万大莲礼貌地挽留了一下，他还是坚持要走。如果万大莲执意要留，他兴许也会留下，可万大莲没有。她还是那样大大咧咧的，要走你就走去，让他看不到一丝一毫别样的感情。这是让他永远都觉得痛苦不堪的事。
走出大门，他有些怅然若失。
离开好远，他又回过头，把整个别墅区凝视了许久，尤其是久久地看了看万大莲的那栋别墅。他突然在想：现在这样一种唱戏办法恐怕不行，得挣钱，得挣很多很多的钱，也来“人间天上”买栋别墅。就牛乾坤旁边那栋，带高山流水的。最好能让万大莲每天开窗户就能看见。
他加快了脚步。
五十七
贺加贝自去了一趟万大莲的别墅，回到梨园春来，就完全是另一种打算了。他先出去，考察了几个在全国弄得特别火的演出场所。一回来，就开始了梨园春来的大改造。首先从节目内容干起。他这次还学了一个“以内容为王”的新名词，自然是要从内容上开刀了。
第一刀，他就先选准了南大寿的脖项。
开始，他还有点不好意思直接给南大寿发难。毕竟是自己的老师，何况还是“三顾茅庐”请来的顾问。现在看来，这个老“篾匠”，编的老式花样，明显是赶不上趟了，必须先在他头上动刀子。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换脑子即换人”。这也是新学来的管理模式。可请神容易送神难，老南并没有要走的意思，贺加贝就只能越来越升级地提出苛刻要求了。比如：两分钟必须有个笑点，这已是很大的迁就了。过去在王廉举时代，都已经达到四五十秒钟一个了，甚至还要更密集些。当然，王廉举低俗，我们不能再重蹈他的老路。但三四分钟才“嘣哧”一下，还不是很响，总是个事吧。再比如：时代日新月异，电脑网络语言已成日常用语，可南大寿连“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人生就像一个茶几，上面摆满了杯具（悲剧）和餐具（惨剧）”都半天反应不过来，更别说一些“洋泾浜”语言了。有人在他写的台词中，置换了一句：“我床上不知是谁的媳妇，我媳妇不知在谁的床上。”他立马大为光火，说是王廉举再世，还硬要求罚了人家的演出费。凡此种种，反正不让老南下课是不行了。
南大寿自贺加贝外出学习考察回来，就觉得脖项上，老是冷飕飕的。有些像被人拔光了毛的鸡脖子，摁在了砧板上，随时都会剁下一刀来。他甚至有时都故意回避着。可贺加贝偏是人多人少的，就要说起“内容”的毛病来。哪一刀，都在他“脖项”上比划；哪一刀，都在他“主动脉”上乱抹乱砍。出去跑一趟，好像他是唐三藏到西天取得了真经，过去的啥都不对了。哪一个小品都有了很大的毛病；甚至哪一句台词，也都患了癌症，不动手术，像是只能等死一般。他就是动些手术，贺加贝也不满意，老说：“整个胳膊都坏死了，你老修剪指甲有什么用？”看来真的是干不成了。人老要知趣，他自己先给贺加贝提出来了：“加贝呀，不行换人算了，你这摊子，我是真的撑不起了。”
初来顾问时，那擀面杖是伸出老长一截的，现在已缩得很短，几乎都看不见了。
贺加贝表面上，当然还是在再三再四地挽留着。可南顾问的老脸已经挂不住了，他觉得还是回去读书、养猫的好。
自打被贺加贝套进来，他是没明没黑地“老骥伏枥”：苦思，冥想，读书，查资料，找笑话。连好多年不看的电视综艺节目，也都又看上了。他总想赶上潮流，可使出浑身解数，仍是背着儿媳朝华山——自取其辱一回。这不，猫也耽误了：他的猫群里，有两只母猫，特别能生。有一只还见年两胎，一胎都是七八只。生得多，体力就显得虚脱些。过去他没事，在家照顾得好，母猫还算健旺。自从他搞了喜剧，母猫就成悲剧了。最近又怀上一胎，要顾胎气，不敢乱挤，就被其他几只猫，欺负得连饭都吃不饱。单另给它弄一点，他急急火火一上岗，还是被其他猫“鬼抢斋饭”了。即就是在家伺候猫，他也老走神。编戏就跟着了魔一样，眼见着啥都是虚的。看着几只猫顾头不顾腚地抢吃食，他立即就能生发出一个饭馆的情节，又联想到一个殴打胖厨子的笑料来。转身跑到桌上，把精彩片段和句子记下来，再回去，就发现其他几只猫，把孕猫的眼睛都抓烂了。真正叫一心无二用啊！尤其是编戏，只要钻进去，那你就是个生活白痴了。何况是喜剧，你走路、说话、睡觉，都得把所有事颠倒过来想，看能不能开发出个乐子来，还不能粗俗、低俗了。他是真的快把自己熬干了！这次出山才两年多天气，半头华发，已是稀荒透顶，波及后脑。他本来发际线就高，与双耳齐平，现在整体又后撤了满满五指，让后脑勺的枕骨都基本暴露出来，有点像托尔斯泰了，却又没写出《战争与和平》来。昔日，他是爱用那把包了浆的牛角梳，人多人少先梳将起来，把半头华发，梳得跟唱戏的假发头套一样有造型感。现在梳子虽然还揣着，却完全只用于敲、拍、耙、挠、深耕头皮，因为没发了。当然，梳子也用来反抗过贺加贝屡屡架在他脖项上的“屠刀”。他甚至几次把它狠狠掷向桌面，弹起一两米高，把几个梳齿都砸得“万能胶”也胶合不住了。可又有什么用呢？那小子依然是对“内容”弹斤拨两、大为光火。他觉得必须了结了，再跟这小子玩，恐怕把老命都能玩没了。
南顾问终于背着擀杖拂袖而去了。
南大寿回到家里，老伴先有了意见，嫌他不该跟加贝拧着干，说：“给你根麦秸，你就当了拐棍。把个烂戏，人家想咋改，改就完了么，你还当是单位年终写总结呢，改坏了，领导脸上挂不住。那倒是个屁事！戏么，一笑一乐和不就完了？”南大寿气得把烂梳子又甩得蹦多高：“你懂你妈的腿，还懂戏。哪儿娃不打你你到哪里耍去！”老伴偏要嘟哝：“在梨园春来混着多好，见天有戏看，还管三顿饭，省了多少心。你个老尥蹶骡子！”南大寿不在，她能一门心思去学画葡萄，新近还跳起了拉丁舞，明显比舞扇子、摇太平伞高档许多。这下好，老南一回来，不仅吃喝拉撒拽了她的后退，而且还一肚子邪气，老要胡撒。整得她也没头没脑的没了脾气。她悄悄问潘银莲咋回事？潘银莲也说不出所以然，只说贺加贝最近突然变得不好捉摸起来。跟南老师的矛盾，她也从中劝解过，但没起作用。并且潘银莲一再解释说对不起，请她和南老师多多原谅。潘银莲说她是喜欢南老师戏的，看着听着都干干净净的。有一天，潘银莲还多送过来几个月工资，说是对南老师的补偿。谁知她刚把钱放到桌上，南老师拔出擀面杖，就把钱像棍球一样打出老远，直喊：“你们把我当啥了？南大寿岂是你们心中那些蝇营狗苟之辈？君子不食嗟来之食，志士不饮盗泉之水。给我拿远些！”无奈，潘银莲只好把钱悄悄塞给师娘。师娘接钱时一再叮咛：可不敢让那个死倔巴佬知道了，知道能拿擀面杖戳我呢！潘银莲让师娘放心，她才把钱接去做了拉丁舞服，还买了练舞蹈的音响设备。她是广场舞负责人，不放点血，队伍不好带。潘银莲还安慰说，一旦有机会，就请南老师再回去。师娘知道，那就是一句话了，老南只怕是八抬大轿也抬不回去了。
南大寿暴躁了几天，又慢慢自我平复下来。关键是那只母猫要“坐月子”，他也忙活得顾不上想那些辱没斯文的事了。老伴半点都指望不上。他不在家，把猫一只只都喂成了“浑球”“肉滚子”。喂猫是特别讲究定时定量的，就跟人吃饭一样，得讲个时间、顿数。她才不顾这些呢，为了好去跳舞，三顿并作一顿喂。大夏天，猪肝一早放下，下午都臭了，猫还在扯来撕去。他偶尔回来一下，定量做些供应，猫就互相撕抓，能为吃的打起群架来。总之，猫们的规矩、秩序、修养，是被不负责任的老伴搞乱完了。这阵儿，欢欢，就是那只好生育的母猫，一下下了九个崽，老伴还是照样出去画那个死葡萄、跳那个烂拉丁舞。他就忙得像风车一样，在屋里屋外、房前房后转个不停，有时干脆是一路小跑。倒是把贺加贝架在他脖项上乱抹的刀，淡忘了许多。他努力只想猫的事，研究也只研究猫：一胎生九只，作为猫，是很危险的生育数字。一般四五只比较合适，母乳充足，营养也能跟得上。而欢欢一年多就生了两胎，一胎八只，一胎九只，体力是明显不支了。都是猫群里两只公货不顾欢欢的死活，气得他还踹过它们几脚。他一天朝宠物店跑几趟，买药，弄补给，还给欢欢单独开了营养灶。其他猫就把牙龇多长，哼哼着要跟他拼命的样子。他也不是不想给它们吃，而是要节食，要改变饮食时间和结构，让猫长得有个猫样儿。经过两三个月的苦苦“鏖战”，猫们都回归了原来的形体。尤其是欢欢和九个小猫咪，也都大的安然无恙、小的茁壮成长起来。可梨园春来传来消息：贺加贝又搞了个编剧团队，是绝对的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并且扬言“一个新的梨园春来的春天到来了”！南大寿听到这话，心里特别不是滋味，看来贺加贝这小子是早有预谋，才在他的老脖项上屡屡过刀的。
一天晚上，南大寿还专门打扮了一番，首先是取掉擀杖，那道具太明显，还戴了一顶深吊罐毡帽，觉得绝对是没人能认出来了，才跑到梨园春来剧场门口，观动静、看上座率去了。果然是人头攒动，车水马龙。他到底没好买票进去，怕一旦被人认出，老脸真成人见人贱的屁股了。加之没背擀杖，衣服摩擦在肉上，皮肤也痒起来，他就到附近一个卖羊脑壳的小饭馆，要了一个羊脑壳，慢慢品咂起来。中途背痒得受不了，他还到门外，折了个树枝别上了。直到剧场快结束时，他才起身朝观众群里混。多年的编剧经验，让他养成了一个习惯，那就是顺着散场的观众走，能听到最真实的反映。一旦开座谈会，发了“红包”，那就成专家、熟人的秀场了。他多么希望听到不同的声音，说梨园春来是在胡搞呀！可没有。他先后跟了几拨人：老汉组、婆娘组、中年组、青年组，都是一哇声地说好，说挺搞笑！他就再没跟了。那晚他的脊背能比平常痒十倍。
南大寿怏怏回到家里，只有那群猫，还像众星捧月一样，呼地就上了他的身。一群小猫崽，也围着他的两条腿，在争先恐后地练爬杆。一下增加了上百斤行李，差点没把他压垮架。但他很受用，很欣慰。他像一个猫人一样，把它们晃悠到沙发前，忽地一扔。刚坐下，这些家伙就又把他的全身占领了个遍。有一只公货，最是匪气，竟然还爬到他头顶坐着。他嫌这货不安分，也骚气难闻，就呼啦一下，把它弄到了地上。这家伙竟然扑到他对面的茶几上，把他正琢磨的一个喜剧本子，几下刨了个稀烂。九只小猫一哄而上，把那几片片纸，撕得七零八落，还尿在了上面。他会心地笑了。他娘的，这才是真正的喜剧啊！
自此后，南大寿就完全过起了老式生活：养猫。猫群越来越大，有自己产的，还有捡来的流浪猫。也怪，发现他爱猫，流浪猫就层出不穷地出现在他的身旁。他也到处给熟人推荐猫的好处，以扩大爱猫群类。当然，也是为了给他那生生不息的猫们，都能找个爱怜它们的好人家。在这个群体里，他成了最有发言权的人，有人把他叫“猫爸”，有人叫他“猫爷”，还有干脆叫他“猫王”的。除了养猫，他再就是四处找西京的老小吃。但凡听说哪里的小吃不错，他会立即动身，无远弗届，必须拿下。在养猫、四处吃小吃的同时，他也读读花鸟虫鱼的养法和明清笔记小品文，还写了《我的猫》与《西京小吃》之类的几本薄书。养猫像养人，他的每只猫的生死、脾性、去处，都有详尽记录。有两只特不安分的公猫，他几次都想骟了，可抱到宠物店，又不忍让人家下刀，他看不得它们痛苦的样子。关于西京小吃，他也是写得神神叨叨。尤其是那些濒临失传的，经他一捣鼓，晚报开个专栏一发，立马就有人重新开张了。唯独不能跟他提说的是喜剧。谁提喜剧，他就跟谁急。戏剧研究所的，觉得老南是这个城市最权威的喜剧艺术专家，想给他搞个口述史之类的，让他流芳百世。可怎么联系都不成。最后所长亲自出面，他都是破口大骂：喜剧就是狗屎！别跟我说“喜剧”二字，说了我想吐。
自此，南大寿以散文家和动物保护协会名誉顾问著称于世。
五十八
贺加贝当时弄走南大寿，也是迫不得已。为这事，潘银莲跟他吵了好几回，嫌他对待南老师太过分。他说：“吃竹子，屙笊篱，你得编出好戏来。要不然，梨园春来就要垮台，这是比石头都硬的道理。”
南大寿走人后，编剧槽中不能一日无马。其实贺加贝暗中已把新人物色下了。
这次无论从学历、年龄，还是时尚程度，贺加贝都做了全面考察。出去走走才知道，那些在剧场、电视上玩得特火、特溜的各种“秀”，谁背后没有一个编创团队。谁拥有更多这样的“幕后英雄”，谁就风生水起、大行天下。现在已不是传统的喜剧时代了。喜剧的包袱、笑点，都是要用电脑、数字模型往出计算的。他很快在一所大学的艺术系，找到了操刀手。
操刀手真名叫史来风，笔名叫史托芬。前两年，他跟人合伙编过喜剧风格的电视系列短剧，不过名字挂得挺靠后。前边有领导、制片人、导演啥的，他也不好争，又舍不得不挂名，就起名叫史托芬了。古希腊喜剧之父叫阿里斯托芬。他姓史，名托芬，也算是在讲一种衣钵传承。史托芬是一个大学艺术系的老师，职称是副教授。啰嗦一句，他老婆也是副教授。最近两人为评职称，都跟学校闹得有点紧张。他平常就带的剧作、剧论课。本人也搞了一些喜剧作品，都没咋出名，除非前边挂了别人的名字，才能拍摄和演出。当然，要真出了大名，贺加贝也就请不动了。史托芬的优长是，不仅自己能写，而且还有团队。有的是在校学生，有的已经毕业，在社会上漂着。他布置下作业，广泛撒网，最后总能捞几个好故事起来。再改头换面一下，加工加工，也就能朝舞台上搬了。
史托芬与贺加贝是偶然在外地一个剧场认识的。他也是去看人家的“脱口秀”节目。没想到，贺加贝就坐在自己身边，也是出来考察的。贺加贝的名气他早知道。梨园春来的节目，他也没少去看。当然，他还是有点学院派的味道，不大瞧得上贺加贝那些太过低俗的东西。不过，对贺加贝的喜剧表演感觉，他还是赞不绝口。认为贺氏喜剧自然、发自内里，而非生胳挠、硬幽默、强讨好。只是可惜了内容的疲软乏力。对于镇上柏树时代的作品，他给了两个字：凑合。但补了三个字，带一个儿化音：业余范儿。对于王廉举时代，他也给了两个字：恶俗。但补了四个字：不忍卒读。而对于南大寿的喜剧，他还是给了两个字：老旧。但补了八个字：夕阳晚照，无可挽回。一番谈吐，让贺加贝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那天晚上，他们在那个城市的街道上，步行着交谈了三个多小时。最后还没谈过瘾，贺加贝硬是跑到史托芬下榻的酒店，在人家沙发上窝蜷了一夜。直到快天亮时，他们才把一切搞定。
回到西京，史托芬立马把团队的重要骨干，都弄到梨园春来看演出来了。南大寿哪里知道，螳螂捕蝉，黄雀已在后。每天看完演出，贺加贝和史托芬都会交谈半晚上。第二天，贺加贝就提溜着“屠刀”，给南大寿谈修改意见。南大寿用擀杖不停地挠搅脊背，可哪里是这一群“黄雀”的对手啊。很快，他便失去了立足之地。史托芬团队，就浩浩荡荡开进梨园春来了。
贺加贝在剧场附近的写字楼，给他们弄了一个很大的工作室。他本来想挂个“梨园春来创作室”的牌子，结果让否决了。史托芬说那还是体制内的思维模式。最后挂出来的牌子叫：“贺氏喜剧坊”。贺加贝摸着剃得光溜溜的脑袋，有点喜不自胜。史托芬说：“我们就是要做你的品牌，直做到喜剧生物链的顶端。”并且他一再强调：梨园春来的牌子，要让“贺氏喜剧坊”逐渐替代了。因为“梨园”二字，说到底是唱戏，而我们现在是做喜剧。喜剧包括戏曲的因素，但戏曲里的喜剧，只是大喜剧的一部分。梨园春来是对现代大喜剧思维的一个限定，甚至有些模糊了喜剧的概念，必须改掉。但须渐改渐变，渐变是为了让观众认识进剧场看贺氏喜剧的路径。一旦成熟，立即换“坊”。
很快，在史托芬的带领下，推出了第一批作品。这个创作团队与以往三个编剧的不同手法是，不追求创作者的个人风格与语言特性。一切只围绕着观众的反应，进行反复调试、拼贴、剪接。每晚演出时，他们会从不同角度监测观众的喜剧“燃点”。演出结束后，立即进行汇总，计算。“王炸点”（全场突然被引爆，笑得扭曲变形、砸背捶腰的）多少次；“爆点”（整体哄然大笑，前仰后合的）多少次；“沸点”（满场皆热，掌声四起的）多少次；“热点”（引起广泛兴趣，笑出声来的）多少次；“温爆点”（不是温爆腰花，而是似笑非笑、半笑不笑的）多少次；“局爆点”（局部爆发的一些燃点）多少次；还有“冲天炮”（就是满场皆静，惟一人笑得失控、失形者）多少次。总之，分得很细，研究得也很周密。“王炸点”到底几分钟出现一次合适？“爆点”和“沸点”为什么没有“王炸”起来？如何将“热点”和“温爆点”提升到“沸点”甚至“爆点”水平？“局爆点”是怎么回事？那里是以老人为主，还是以年轻人为主？以先生为主，还是以女士为主？抑或是白领为主，还是蓝领为主？“冲天炮”是什么人放的？为什么他或她，对那句话那么敏感，能平地惊雷、一花独放？如何让局部效果弥漫到整体？尤其是那“一花独放”者，是不是能开发到“遍地春雷震天响”的效果？总之，用数据说话。用模拟示意图解决不爆、不沸、不热、不火、不充分、不普遍的问题。所有节目在“喜剧坊”里，都像冷冰冰的机器零件一样，随时拆卸开来，进行改造、切割、膏油、重组。第二天弄到剧场，再检验，再测试。晚上把所有数据拿回来，重解构，重组装。直到把这个故事可能榨出的油脂榨干榨净，才又在另一个故事上切、割、漂、染，直弄到“把剧场顶盖掀翻”。
在改造、组装节目的同时，也加大了对贺加贝个人的包装力度。首先是在城市的主要商业广场，都竖起了“贺氏喜剧坊”的牌子。上面自然是贺加贝的巨幅剧照和生活照。有大屏幕的，一律“霸屏”，反复滚动。在去机场的路上，甚至也竖起了几大块广告牌。贺加贝自己开车去看，都有点不好意思，觉得是不是把头像整得过大？那菱形越发突出，连两只耳轮豁豁齿齿的不规则缺陷，也都暴露无遗了。而史托芬说，广告牌的块数与尺寸，受经费限制，还远远不够。我们就是要把你弄成家喻户晓的偶像明星。让西京人，不进剧场看一次你的喜剧，就觉得不算是西京人。西京近千万人口呀，一个看一次是什么票房概念？何况西京还是旅游城市，让外地人来西京，没看贺氏喜剧，就觉得是枉来一趟，那又是什么阵仗？在广泛进行户外宣传的同时，史托芬他们又与城市电台、电视台密切合作，让贺加贝屡上镜头，屡出声画，把他从两个小剧场，算是真正推向了社会。
贺加贝自然是美滋滋的了。虽然这些包装，撒出去很多钱，但剧场确实爆棚得一塌糊涂。很快，就从两个剧场，扩大到了三个、四个。名字也顺理成章地改成了“贺氏喜剧坊”。广告投入，开始是自己摊水，后来就有企业赞助了。不管是烟酒，还是化肥农药，抑或是医药保健品、根治不生不育的灵丹秘方，也都来者不拒，一律代言。史托芬有时也有所要求，说接广告，得有点档次。可钱给得多了，也就有了却之不恭的理由。比如以第一人称说自己肾亏、眼花、不育而双脚稀软的镜头，就不免夸张，甚至不雅。后来吃了什么丸，一下又像狮子一样从大石头后边猛扑出来，还立马变出一个红裹兜儿子来。潘银莲看了这个广告就很不高兴，因为那儿子是贺喜。贺加贝说六一儿童节要用孩子一个镜头，没想到放出来是性药品广告，影响还超大。
摊子的确是搞大了，个人名分也增值十倍不止，贺加贝更是搞得不堪其累。可一算账，盘子大了许多，实际收入，却并没比过去增加多少，他就有些不想过多出场了。比如给一些企业家站台、暖场。尤其是给一些显要人物的父母祝寿、祭祀等，过去他爹火烧天都是不去的。他爹多次对他和火炬讲：唱戏一定要在正经舞台上唱。尤其是唱丑，本来人都当“耍戏子”，你再没点贵气，人家就把你当“下三滥”看了。小丑上台多是扮些鸡鸣狗盗、饿汉乞讨之辈，在越富贵的场所，越显得猥琐下贱。只有在庙会、社戏、集贸市场和正经戏台上，你的背运、下贱，才有更多人理解、同情。笑是笑了，却也给你一份人的温暖和尊重。而在富贵人家的厅堂、道场，你感觉就不像是演戏了，而是如同把浑身扒光，在那里给人家徒增优越高贵的贱作相。宫廷小丑、狎玩弄臣就是这样来的。
史托芬却不这样看。他说：“都什么年代了，你还是老艺人的旧思维。也可以叫线性思维、固化思维、阶层思维，非现代性思维。整天在庙会、社戏、农村集市贸易的舞台上演出，你能成为今天的贺加贝？现代的贺加贝？充其量，也还是你爹火烧天那个‘农耕艺人’的翻版。今天是产业化、集约化、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你需要知名度，很高很大的知名度！知名度就是尊严，就是贵气，就是财富，就是一切。它需要你用非线性、发散性、聚合性思维，去有效开发利用一切现代传媒手段和人脉资源，把自己做大做强了。人脉资源不是传统的人群资源、庙会资源、社戏资源，这个你得搞明白。总之，就是要通过对一切有价值的资源手段的聚集整合，使你更加知名发达起来，从而形成一个由你贺氏操控的喜剧帝国，构建起一个庞大的产业链来，让艺术的喜剧成为生存的喜剧，尤其是财富的喜剧……你觉得那种日子构想起来，不大舒服、不大温暖、不大高级、不大尊贵吗？”
贺加贝被说得抓耳挠腮的颇感受用。虽然史托芬还是画的一张饼，但这张饼已油、脆、酥、香地挂在墙上，他也就不辞辛劳地，老要蹦着跳着去够着吃了。
五十九
潘银莲已基本从喜剧坊退了出来，就是带孩子一个任务。贺加贝被史托芬包装得玄玄虚虚、晕晕乎乎的，见天也顾不上回家。他们都在一个写字楼里驻扎着。哄出哄进的一帮人，基本都在那里休息。说出发，扛的扛摄像机、拿的拿长枪短炮照相机的，就把贺加贝卷走了。看来贺加贝也很是喜欢，就连跟老婆打招呼，都有意无意地有了大人物挥手致意的感觉。
坊里的事，基本都是史托芬掌管着。一切讲正规，讲现代管理，坚决反对“戏班子式的游击习气”。一下成立了办公室、创意部、公关部、广告部、财务部等好多部门。给潘银莲安排的位置倒不低，叫财务总监。可实际上底下有人收钱、支钱，批条子的是史托芬，她只是知道个大概数字而已。听史托芬明里暗里讲，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是不能搞成家族式管理，她倒落了个清闲。反正账上的流水，的确是翻了十好几倍，折腾得越来越大。只是折腾的方向、目标，都是她所不能理解的。以她笨想，凭手艺吃饭，搞上两个剧场，好好经营，再注意节约成本，那不就是一本万利的事。可史托芬开口闭口都是产业链、托拉斯、东方百老汇之类的词，她就插不上嘴了，害怕闹笑话。贺加贝忙得有时几个月都回不了家，她只负责把他妈和贺喜经管好就行了，另外就是去看看她哥潘五福。
现在她也有时间了，就想做成一件事：让侄儿潘上风去看看潘五福，她感觉这是她哥最想见到的人。可潘上风死活都不去。他也不说不去，就老那样闷坐着不说话。有一天，潘银莲专门把他从学校叫出来，想把他和潘五福弄到一块吃顿饭。他们都快走到西八里村了，潘上风还是借故溜了。潘银莲就觉得这孩子特别不懂事。见了她哥，她忍不住唠叨了几句。她哥仍是那副不在乎的样子，说：“别叫他来，娃好面子。”潘银莲就来气了：“好什么面子？他就生在这样的家庭，生了，就得认命。哥，你倒是何苦呢？”说完这话，她又觉得不合适，转圜说：“人心换人心，既然换不来这心了，你何必在这儿遭罪？还不如回河口镇安生。”她哥还是笑着说：“这儿毕竟世事大。河口镇修鞋，一月也就挣个千把块，好多还是欠账。这儿见月都在三千往上。每月给上风腾挪出一千四五，都是稳稳当当的事。”潘银莲就再不好说她哥啥了。她心里真的是心疼着这个哥。在别人眼里，这样的哥，可能就是个笑话，是丢尽了脸面的事。可在她心中，这个矮子哥，就是自己的宝物。他挣钱那么难，还经常要给贺喜买东买西的。尽管那些吃喝、玩具、衣服，已经不是西京这个城市孩子们所需要和稀罕的，但那份情意，依然让她很是感动。
潘银莲最不愿想起的，就是小时屁股被烫伤那档事。前后整整半年，都在溃烂、化脓、结痂，结了痂再化脓，再溃烂。大便都是她哥和她娘用手朝出抠。小便憋得急了，没法子，是她哥用嘴朝出嘬。连她娘找人卜了一卦，都说这娃可能活不长。即就是活下来，也是个“账主子”，就是花钱欠账的主儿。可她哥潘五福，硬是坚信妹子能活下来。那时想到县上看病也没钱。连镇上卫生所的医生都说：即就是看好了，这孩子将来肛门、尿道都会成问题。活着会很痛苦，更别说嫁人、生育了。她娘无奈想放弃。可她哥坚决不行，哭着闹着，要把妹子背到县上去看。有一天半夜，他还真的偷偷把潘银莲背走了。从河口镇到县城一百多里路，她哥把她整整背了一天一夜，而那时他才十一岁。一路上，潘银莲发着高烧，一直是迷迷糊糊的，但她能听见她哥在喊：“莲，莫怕，有哥呢。到县上，就啥都好了。千万莫怕，有哥呢。”最后是有一个好心的拖拉机手，被她哥哭着挡住，才把他们捎进了县城。到了县医院，她哥掏出浑身仅有的三十块钱，还是把娘的“老底子”偷了出来。县医院处理了伤口，治疗了几天，可药费实在欠得没法办，听说连主治大夫和护士看着可怜，都掏了腰包。最后基本把溃烂止住，就让他们出院了。
回到河口镇，娘把她哥臭骂一顿，还拿锅铲美美拍了几铲子。倒没说不该偷了她的钱，只说是不该偷着跑出去，害得邻居和村上到处找，把人没急死。连她爹都从矿上跑回来找人了，说是一天要耽误好多钱。她爹倒是坚持要给她看病，说钱有他。她哥得到这话，就天天闹着问娘要钱，说爹都放话了，要给妹子治的。然后，他就又背着她，上了一回县，给她做了手术。再后来，她哥听说离河口镇几十里的地方，有一个老中医，对烫伤疤痕有办法，就又背着她去跑了无数趟。是在那儿不断地贴膏药，把烫死的皮，一点点激活起来，才有了她今天的正常日子。她觉得这辈子，欠她哥的情分最大。她甚至常常想，她哥要真是残疾，不能动弹了，她就应该把她哥养起来。可她哥却一直是自食其力着，并且还老要想着她，想着别人。她就觉得欠这个哥的太多太多。
潘银莲也曾拿出钱来，想接济她哥，可她哥坚决不收，说：“哥只要能动一天，你就别给哥钱。人是越养越懒。你也不容易，挣下钱了，好好攒几个，将来兴许有用场。人哪，红火时要防顾着倒霉呢！哥实在不能动了，你要接济，哥也不作这个假。可现在我还能动，就要好好动着，挣一个是一个。上风那边你也少给钱，我给有下数。都给，把他手脚惯大了，也不是啥好事。”
潘银莲也的确给过侄儿潘上风钱，但他没要。这孩子自尊心很强，问啥都说他有。她这个做姑姑的，也就只能偶尔叫他出来吃顿饭，或者买件衣服、运动鞋啥的。钱他是绝对不拿。她还问过潘上风，关于他妈好麦穗的消息，他也说不知道。潘银莲感觉他们是有联系的，但就是死活问不出来。
潘银莲感到欣慰的是，她哥对现在的修鞋生意很满意。他老爱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但他觉得来西京比他想象的难场好了许多。最让她哥高兴的是，八里村老有戏看。村子大，谁家老了人，必定唱戏。有那大户人家，给父母过寿，也是要唱的。并且一唱都是几天几夜。虽然白天他看不成，但戏台子多半搭在广场里，“戏情”却能听个大概。晚上，还有几个秦腔自乐班，也是一闹火半夜，村里人都抢着唱，有时还有省市名角儿来“促红摊子”。秦腔在正经舞台上唱戏没人看了，角儿们就都到乡里唱“做事戏”去了。所谓“做事戏”，就是为红白喜事唱。八里村虽然已卷进城市的“大饼”，但毕竟还是一个村庄。加上乡下进城务工的人多，因而秦腔戏，在这里仍是吃得很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