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苏]A.И.米哈依洛夫等：《科学交流与情报学》，徐新民等译，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0年，第47页。
[2][美]R.K. 默顿：《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范岱年、吴忠、蒋效东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30页。
[3][美]戴安娜·克兰：《无形学院—知识在科学共同体的扩散》，刘珺珺、顾昕、王德禄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43页。
[4]依照现行学科体制，民间文学部分从属于民俗学，从业者高度重合，由于两者的学科差别和从业者学科归属问题无关本章宏旨，这里不做辨析和严格区分。
一、学术对话的形式与特征
学术对话是个比较宽泛的学术概念，既包括学术会议面对面的学术交流，也包括各种非正式的学术讨论，比如小型聚会、电话、微信、电子邮件方式的往复讨论，当然也包括通过引证、呼应、批评、商榷、验证等方式形成的学术写作。就单篇论文来看，学术写作上的书面意见似乎是单向的，但是，不同学者共同参与的互动式论文商榷，依然可以视为一种多维多向的书面对话。学术对话让彼此加深了解，有可能产生两种极化的后果，一种是令别人更加重视你，一种是令别人更加轻视你，但是，如果不参与学术对话，则是让人彻底忽视你。
学术对话的形式是多样的，从不同角度可以分出不同类别，呈现出不同的问题。
（一）学科内对话与学科间对话
我们可以把学术对话分为学科内对话和学科间对话。所谓学科内对话，一般指的是学科内部学派与学派之间的对话，以及学者与学者之间的对话。事实上，学派与学派之间很少发生集体对话，对话主要发生在学者与学者之间。学科间对话虽然多样，但是具体也得落在学者与学者之间，其中最重要的是无形学院的对话，这一点我们放到后面详说。
当专业性学术成果难以得到社会认可的时候，许多学者会举着“隔行如隔山”“外行不懂内行”的挡箭牌来为自己辩护。但事实上，一门学科能否取得较高的学术地位，恰恰不是自己学科的“内行”说了算，而是相邻学科的“外行”说了算。
那么，行内的成果如何才能得到行外专家学者的认可？只有通过共同话题的学术对话。一个外行可能不了解你的研究，但他一定能看出你的学术能力，以及成果的价值，因为专业知识之外的形式逻辑是共通的。一篇论文是逻辑严密还是主观臆断，是资料丰富还是挂一漏万，不必内行就能做出判断；一项成果对社会文化建设有没有价值，多数情况下，一位没有学派偏见的外行也能做出大致判断。所以说，提高每一位共同体成员的科研能力和水平，是提升学科地位最关键的步骤。
（二）上行对话与平行对话
学术引证是最重要的正式对话形式。可惜的是，我们的学术引证往往表现为“上行对话”，也即应对师长的致敬式对话。那些成名学者尤其是资深博士生导师，即使一篇炒冷饭的平庸论文也很容易得到一些青年学者尤其是门下博士的反复征引，相反，青年学者的论文就算观点新颖、论证严密，也难以引起学界重视，很难得到其他学者的引证和讨论。像顾颉刚那样三十岁提出“层累造史”理论，旋即得到学界大讨论的现象，似乎已成学界绝响。现在的学术期刊评价机制多以转载量、引证率作为评刊指标，这也导致了学术期刊更愿意发表成名学者的平庸论文，而不是青年学者有创造力的论文。
以引证率作为评刊指标，还会间接导致两种非正常的学术对话。
一是“致敬引证”，主要指部分青年学者出于向学术大佬致敬、献礼的目的，生硬插入自己导师或学界名流的语录，为扩大对方著述影响力做贡献的学术引证。这种对话形式主要表现在学科内的正式对话中。许多青年学者都将学术引证当作向导师或学界名流致敬的手法来使用。
二是“装饰引证”，主要指那些用来装点论文形态，没有实在思想的学术引证。一般来说，越是针对具体问题的、专业性的、精深的研究成果，引证率越低，因为这类著作的适用面窄，吸引对话的学者少；相反，那些普通的概念、说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用套话，只要出自明星学者之手，很容易就会得到较高的引证率。这种对话形式主要表现在学科间的正式对话之中。由于我们对其他领域的前沿学术了解不足，为了引入其他领域的理论或观点，我们总是要找几句权威人士的原话引证一下。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许多青年学者尤其是博士生特别热衷于将这些权威人士的漂亮句式摘引到自己论文中，既能充字数，又能装门面。所以，明星学者大凡掌握了这套轻松获引的行文法则，擅长驾驭漂亮的学术语言，归纳总结一下本学科的传统知识，一般都会得到较高的引证率。这也就是概述性文章和理论译介类文章之所以能够得到较高引证率的主要原因。
真正有效的学术对话，只能是平行对话，也即包含建设性、批评性意见的商榷类对话，这种对话形式一般只发生在平辈，或者相近学术地位的学者之间，因为唯有平等，才能无所顾忌、畅所欲言。所以，青年学者必须强化平行对话的意识，通过加强相互之间的有效对话来提升学术影响力，进行自我拯救，而不是寄希望于为前辈学者抬轿子，从而获得扶持、提携。
“社会学和创造心理学的研究表明，科学家有个创造力最旺盛的年龄限，大致在35—40岁之间。在这个年龄，科学创造力达到抛物线的顶点。” [1]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积累和写作经验可能会更丰富，但学术创造力是逐年减弱的。所以说，青年学者一定要珍惜大好年华，别以为谁都像姜子牙一样72岁还能有所作为，那时你早已退休，连中国民俗学会都不收你会员费，不欢迎你参加学术年会了。2002年成立的“民间文化青年论坛”就是一个青年学者自我拯救的典型案例。当时的中国民俗学会正处在一个群雄割据的“后钟敬文时代”，一群学术老人牢牢地把持着民俗学的学术话语权。青年学者为了突围，只好自发组织论坛，借助网络频繁互动，反复就一些学科基本问题进行批评性对话，并且将这些颠覆性的意见体现于学术写作之中，迅速引起学界广泛关注，趁热打铁完成了中国民俗学的代际更替、凤凰涅槃。
作为反例，如果一个青年学者来来去去只是引证自己导师的成果，也就意味着他只是单向地跟自己导师对话，而导师一般不会反过来与之平等对话。这是一种无效的上行对话，青年学者将自己定位为一种“抬轿者”，将自己局限在师门的天地里，熄灭了加入学术共同体的通道。如此培养出来的学术梯队，注定一代不如一代。所以说，学术对话必须基于学术民主、平等互惠。青年学者千万不要奢望上一辈学者跟你平等对话，多数情况下，他们只想等着你给他们抬轿。我们看看微信朋友圈就知道，青年学者都在转发前辈学者的论文，前辈学者却多在转发自己的论文。
（三）主动对话和被动对话
学科间的学术对话也是以个体为单位展开的，几乎不可能出现两个学术共同体组团对话“打群架”的场面。对话总是表现为学者以个人身份参与他学科的会议，或者在学术写作中，就某个共同关心的话题与他学科学者展开个体间的对话。
由于民俗学过于自尊，过于强调自己的学科独特性，无意中堵塞了与他学科的对话通道，这就造成了民俗学者喜欢关起门来自问自答，自己论证自己的意义和价值，久而久之，很容易自我孤立于学术界。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说，民俗学与兄弟学科的对话显得尤其重要。我们一直在呼吁提升民俗学的学科地位，可是，喊口号喊不出学科地位，关起门来自说自话别人也听不见。就共同关心的问题积极展开学科间平等对话，是提升民俗学学科影响力的重要途径。
对话形式可以分为主动对话与被动对话。主动对话要求学者拓宽学术视野，关注学界动态，留心与研究课题相关的他学科成果，积极主动地就共同关心的话题与他学科展开对话。由于数字时代的学术成果都具备检索功能，我们的主动对话很容易被他学科被引学者注意到，并因此阅读、扩散我们的成果。例如，我在《英雄杀嫂》和《理想故事的游戏规则》中分别引用了日本学者上田望和澎湃新闻编辑有鬼君的成果，这两篇论文很快就被他们注意到，在他们的后续工作中又与我形成了返引对话，如此就完成了一次小规模的学科间对话。而我们所希望的学科间对话，正是由无数类似的小规模对话形成的。
被动对话意味着我们的成果必须具有公共性，我们为公众关心的话题提供了民俗学的批评视角，或者民俗学的理论、观点对他学科具有借鉴意义。口头诗学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学派，主要取决于帕里—洛德理论的公共性。弗里作为口头诗学的第二代旗手，“他广泛搜求世界各地直接或间接运用‘口头程式理论’的学术成果，为学界提供了详备、扎实的文献索引。在此基础上，他撰写了该理论的学术史，接着围绕史诗研究专题完成了几本分量很重的著作，将前辈的学术创见发扬光大” [2]。弗里编纂的文献索引，就是一份被动对话的总目录。借助索引，弗里将口头诗学的成果与学科内外的其他引证成果做了点对点的具体连线，为口头诗学编织了一张对话网络的学术地图。
学科间的对话有时别开生面，可以帮助我们跳出狭隘的局内人困境，得到更广泛的学术支持。“科学家”一词的首倡者、英国哲学家惠威尔（William Whewell）在科学名词命名方面极具天赋，在电极的命名问题上，法拉第（Michael Faraday）曾有“伏打极”“伽瓦尼极”“右极”“投射极”“锌极”“铂极”等多个方案，惠威尔虽然是个外行，但在详细了解电极原理之后，给法拉第的信中说：“亲爱的先生，我倾向于将其命名为阳极和阴极。” [3]这对概念因此迅速得到公众接受，获得广泛应用，成为现代生活中最常用的通用概念。
当然，无论主动对话还是被动对话，都要求我们首先提高自身的学术水平。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学术对话既是展示自我的学术舞台，也是评判对手的学术擂台。对话一旦展开，我们的知识水平和解题能力就会在这个舞台上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如果我们的成果不能在材料、问题、观点上与对方达到同等高度，既不能为对方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又不能给对方构成知识压力，那么，对方凭什么要跟我们对话？
[1]刘大椿：《科学活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66页。
[2]朝戈金：《约翰·弗里与晚近国际口头传统研究的走势》，《西北民族研究》2013年第2期。
[3][英]P. B. 梅多沃：《对年轻科学家的忠告》，蒋效东译，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46页。
二、学术对话的意义和功能
学术共同体成立的标志主要有二：作为充分条件的学术组织，以及作为必要条件的对话机制。比利时科学家阿玻斯特尔（Leo Apostel）是如此强调学术共同体和学术对话的重要性，甚至认为学术活动（学术交流）和学术传承是学科成立最重要的两个标志：“一门科学是一群人的产物，只要这些人从事某些活动（观测、实验、思考），这些活动又导致某些相互作用，而这些相互作用又只有通过交流（文章、口头交流、书籍）才能实现。这些交流主要是在本学科的实践者内部，也在外部进行。这种活动只有在具有通过教育手段从一代传到下一代的特点时，才能被称为一门学科。” [1]
一方面，学术对话是共识形成的社会机制，另一方面，共同的知识结构又是可持续，以及有效、深入对话的思想基础。如果没有共同的基本理念、学术概念和理论知识，大家都执着于自己知见的零碎素材，对话是很难有效展开的。两个陌生人凑在一起，开篇总是先问对方“你是哪里人”“你多大年纪”“你在哪个城市上学”，目的就是求得共同知识，找出共同话题，使对话得以展开。所以说，共同体成员的知识重合度越高，学术对话就越有效果。
学术对话的主要功能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学术对话是实现“实证研究可检验性”的主要检验方式
实证方法是科学研究的灵魂，具有具体性、经验性、可检验性的特征。如果我们将民俗学、民间文学看成一门实证的学科，那么，我们研究得出的所有规律、模式都应该具备可检验性。科学活动往往借助实验手段实施检验，但是，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的价值确认一般由同行评议来执行。
学术成果一经正式发布，就等于交由学术共同体审读和评议。共同体成员的知识结构、专业素养和理解能力，理论上与作者处于同一层次，他们绝不是作为粉丝，而是作为挑剔的审读者来阅读我们的论文。每一次审读都是一次检验，审读者会借助“虚拟检验”，自动地调取相关经验材料和知识储备，检验我们的结论或观点是否符合他们的经验认知。他们会将成果中的细节、观点与自己头脑中虚拟的经验场景进行对照、印证，然后加以补充、强化或者反驳，以此得到对论文及作者的价值评判。
学术对话平台就是个遛马场，是骡子是马，拉到同行眼皮底下遛一遛就知道了。在这个知识爆炸、论文满天飞的时代，阅读我们的论文，某种程度上是给我们一个自我展示和答辩的机会，但是，如果读者对论文不满意，他不会反复给我们同样的机会。每一次阅读，读者都会对作者进行一次归类处理，将作者归入到值得或不值得再阅读的类别当中。那些总是能够提供新鲜信息，逻辑论证严密，论证结果具有可检验性的作者，显然更容易得到同行的认可和尊重。相反，我们的每一次低级错误、每一篇粗制滥造的论文，都会使我们失去一部分信任，导致被读者打入另册。所以说，论著贵精不贵多，如果我们总是提供劣质产品，著作等身说不定就是个贬义词。
谨慎的作者为了规避检验范围的无限扩大，会在论述中限定边界条件。这等于告诉同行，我的讨论只限定在设定的对象范围之内，以便排除读者任意调取各自知识储备对成果进行责难的可能性。比如刘魁立的《民间叙事的生命树》，目的是为了讨论普遍的故事分类问题，但是为了防止同行的挑剔批评，他特地将取材范围限定在浙江一个省，而且只以狗耕田故事为例展开讨论。 [2]本文的论述策略也是如此，将学科建设问题限定在民俗学的界限范围之内，也是为了“窥一斑而知全豹，处一隅而观全局”。
（二）学术对话有助于新理论的传播，促进科学共识的形成
话语体系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一环。话语体系建设的前提是形成科学共识。如果没有科学共识，你说你的专业话语，我说我的专业话语，彼此不在同一个频道，只烘托了一个众声喧哗的气氛，根本不可能形成有序的话语体系。并不是说我们写出了一篇好文章，提出了一个好概念，就能自然得到其他学者的理解和认可。如果没有同行之间的对话、讨论和强化，任何概念都会被淹没在浩瀚的话语海洋之中，很难形成共识。即便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也不是成果一经问世就能响者如云：“获奖科学家从做出重大发现到获奖的平均时间间隔，物理学是13.1年，化学是14.3年，生理学和医学是14.2年，总的需要等待13—15年时间。……它表明，科学中的重大发现，从做出到公认，需要经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3]
默顿认为，科学是公共事业而不是个人事业，研究成果必须得到公众认可才能实现其价值：“为了促进科学的进步，仅提出丰富的思想、开发新的实验、阐述新的问题或创立新的方法是不够的。必须有效地把创新与他人交流。……科学是一种由社会共享并在社会中被证实的知识体系。为了科学的发展，只有那些能及时被其他科学家有效认同和利用的研究成果才是有意义的。” [4]
学术思想的传播，本质上是一个“说服”的过程，说服需要通过对话来实现。所以说，学术认同源于学术对话，对话是思想和理论传播的唯一学术手段。参与对话的科学家越多，新思想的扩散速度就越快，科学增长的效果也越加明显。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黛安娜·克兰（Diana Crane）提出一个业已得到公认的著名假说：科学增长与学术交流的频密度成正比。她说：“当一个研究领域的成员是和其他科学家处于互动状态中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指数增长的时期，因为以前在这个领域没有发表作品的科学家接受一个新思想的概率，是与已经接受这个思想的人数成正比例地增长（如果这些人彼此进行交流）。……如果一个研究领域的成员彼此之间并不互相作用，也不与那些在领域中还没有发表作品的科学家发生互动，那么，这个领域的增长率就应该是线性的。” [5]
思想扩散需要借助社会互动来实现。每个学科的成果都浩如烟海，但每个人的时间都很有限，我们不可能强迫同行阅读我们的著作、接收我们的概念，“已经发表的论著，被人们注意的平均可能性是很小的，在科学著作总量迅速膨胀的今天，情况尤其如此。调查表明，一个化学家只读大约0.5%的化学杂志的文章” [6]。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如果要让我们的学术成果为更多的同行所理解，就只能主动参与或发起学术对话。学术对话犹如相互观摩的知识展演，一项好的学术成果最适宜在同行的充分讨论中得到推广。即便是姜太公钓鱼，他也得选择在周文王必经的渭水边垂钓，否则不被文王识见，他也只能独坐水边空自许。
（三）学术对话可以促进学术研究精细化，避免重复研究
俗话说“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每个人的思维都受到个人见识局限，而学术对话则有利于通过大脑风暴，将不同个体的知识和智慧有效地调动和利用起来，为研究工作注入新的思想。批评性、建设性的意见不仅会降低错误路线的可能性，还有助于拓宽研究视野，提供更好的路径设计，令研究工作更精细、更严密。被誉为“器官移植之父”的梅多沃（Peter Brian Medawar）就说：“一种创见（一种脑电波）只能发生在一个人身上，但我们可以创造一种气氛，在这种环境下研究集体中一个成员的思想可以激发其他成员的思想，因此他们的思想都互为基础共同发展。结果，谁也不能肯定某个思想属于谁。但重要的是，大家共同想出了一个办法。” [7]
“科学变成一种专门的职业是和科学家角色的逐渐形成和高等教育的发展、工业的发展以及政府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分不开的。” [8]19世纪之前，无论是历史上最早的科学共同体英国皇家学会，还是后来更具科学特征的法国科学院，一直是少数精英分子的共同体。直到19世纪，大量的职业科学家才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科学不再是少数精英分子的闭门游戏，而是作为一种国家行为、开放性的事业，在全社会得到普及，任何一个科学家的工作都只是庞大科学事业的一部分。科学不仅需要合作，而且，科学比任何职业都更需要专业训练和民主意识，需要共同体成员跨越时空的商榷、质疑、修正、检验、补充，使之成为日益精细化的公共事业，而这一切都必须经由共同体内部的“平等对话”才能实现。
我们甚至可以说，学术共同体就是为了对话的需求而存在的。那些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外行虽然可以对大部分的科研成果做出大致的价值评判，但他们无法检验专业研究的精致程度，更加提不出针对性的意见，只有学术共同体的内部对话，才能对你的成果做出最恰当的业务评判，提出建设性意见。
通过学术对话，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同行业的前沿学术成果，还可以了解与自己同类研究的成功信息或失败信息，既避免重蹈同行覆辙，也避免重复别人的研究。朝戈金曾经批评那些闭门造车的学者说：“我们有些社会科学的学者不能很好地参考同行的成果，只是关起门来做自己的学问，如此一来，就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是大量重复前人的成果，缺少创新性问题意识，缺少对自己学术的精准定位，二是自己的研究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9]
（四）学术对话有利于增强优秀青年学者的学术自信
优秀的青年学者也可能会在对话中获得更大的自信。通过与成名学者或平辈学者的对话，青年学者逐渐了解到自己在专业领域内的能力层级和学术位置，揭开一些成名学者“色厉内荏”的学术底细，从而坚定自己从事某项志业的信心和意志。同样，一些学术领袖或学刊编辑也会从学术对话中发现青年人才，掌握学术格局，从而在人才选拔和稿件使用上形成倾向性意见。所以说，学术对话中“锋芒毕露”的做法对于一个青年学者来说，未必是一件坏事，正如梅多沃所说：“辨别并批评愚蠢可能会使他失去朋友，但却可能为其赢得一定的声誉。” [10]良好的学术声誉无疑会有助于加大青年学者在项目申请、论文发表等方面的命中率。
相对于常规的公开发表，公众总是更喜欢争议性话题和看热闹，在你来我往的对话中做出思考、选择，所以说，学术对话尤其是正常的学术批评和反批评，有助于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辩护性解释，削弱共同体内部对于新理论、新思想的反对力量。
2005年，北京大学2004级民间文学硕士生仲林在“民间文化青年论坛”与当时的一位成名学者就某个具体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这场学生与师长的辩论获得了超高的网络点击量。虽然辩论没有仲裁结果，但是，几乎所有的围观研究生都认为仲林取得了压倒性胜利。这场辩论大大提升了仲林的学术自信，极大地鼓舞了围观研究生的学术热情，也让许多老师对仲林刮目相看，随后，仲林信心满满地写出了《图腾的发明：民族主义视域下的〈伏羲考〉》，以初生牛犊之势，与闻一多的《伏羲考》展开了强势对话。 [11]
（五）非正式学术对话有利于更为坦诚、更有针对性的意见
非正式对话主要是指那些小范围、不公开、非官方性质、拒绝公开传播的对话形式。正式会议中的批评意见，以及正式发表的批评文章往往被认为是对被批评者的公开否定，因此，为了避免得罪同僚，大多数学者都不会选择以正式会议或正式论文的形式对共同体成员进行批评，而是选择在一个小范围的学术交流中提出意见、建议，或者采用私下、背后议论的方式，臧否学界同人及其成果。
许多研究生正是在导师的这种私相授受的小环境，以及其他一些非正式的学术对话中，真正习得了学术研究的“应该”与“不应该”，从而避免踩雷，也避免让自己成为那个被批评的角色。比如，我的合作导师刘魁立就曾在一次博士论文答辩会的发言中，对其中一篇故事学论文做出了较为正面的评价，但在答辩结束后闲聊时，却对该论文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而我正是从这些否定性的意见中，习得了故事研究的“不应该”。
非正式的学术对话还可以让受听人获得许多“言外之意”：“科学家们在进行个人交往时，在他们的发言中可能包含着内部潜在语和感情洋溢的色彩。谈话、演讲的一般气氛，听众的直接反应，演说人的面部表情和手势—所有这些众所周知的生动语言的作用要素—有时会促使听众更好地评价这种或那种思想，更加全面地了解问题的研究现状，论据的说服力。” [12]
北京大学中文系陈泳超教授经常请一些知名学者为该系民间文学方向的研究生做“前沿学术报告”，报告结束之后，不仅师生之间有现场互动，此后研究生们还会再用一次课的时间，对该报告进行闭门评议。然后，陈泳超会让研究生将互动问答和评议意见整理出来，返回给报告人修订之后，公开发表于《民族艺术》杂志。许多报告人都曾反馈说，这种对话非常深入，有启发性，对于报告内容的宣传和反思都很有意义。
多数情况下，非正式学术对话发生在共同体成员友好的学术气氛之中，一些读书会之类的学术团体，成员之间的经常性对话，往往具有相互激励、启发的功用。我的同事何浩在他的代表作后记中这样写道：“这本书其实是我近十年与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同仁共同研读‘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初步成果。也是该读书会同仁共同努力探索当代中国史的初步成果。……之所以想特别介绍读书会，是因为没有在读书会里十多年对历史的全力投入和寸心磨炼，我不太可能在进入现当代文学史时能有这种耐心和能力反复深入琢磨、体量、省思。” [13]
来自共同体成员的建设性意见或关键性资料，往往具有拨云见日的效果。陈侃理在提到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的发展历程时说：“有人说，1980年代的学问是聊出来的。当时，青年学者几乎不考虑发表、求职、晋升的压力，没有形形色色的学术会议，反而更能在小范围自由而深入地讨论问题。陈苏镇、胡宝国都曾回忆过与阎步克三人彻夜长谈的经历。阎步克则在博士论文成书出版时写道：‘我还要向学友胡宝国、陈苏镇、杨光辉诸位“哥们儿”致意，平时的神聊“砍山”中，他们的识见、才气与功力对我之启迪，于我实有“蓬生麻中、不扶自直”之效。’” [14]
较之于个人单打独斗、大海捞针式的资料阅读，学术分享与咨询无疑是一条“得来全不费功夫”的便捷途径。“民间文化青年论坛”诸成员之间，始终保持着互相审读论文初稿的传统，毛巧晖就在我写作《“四大传说”的经典生成》陷入僵局的时候，提供了一条最关键的学术史料，顿时将文中的“揣测性结论”坐实为“实证性结论”；黄景春为我提供了中学教师视角的传播路线图；陈泳超则为我提供了关键性的学术访谈。 [15]
[1]转引自刘仲林：《现代交叉科学》，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4页。
[2]刘魁立：《民间叙事的生命树—浙江当代“狗耕田”故事情节类型的形态结构分析》，《民族艺术》2001年第1期。
[3]刘大椿：《科学哲学》，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89页。
[4][美]R. K. 默顿：《科学社会学：理论与经验研究》下册，鲁旭东、林聚任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651—652页。
[5][美]戴安娜·克兰：《无形学院—知识在科学共同体的扩散》，刘珺珺、顾昕、王德禄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22页。
[6]刘大椿：《科学活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56页。
[7][美]P. B. 梅多沃：《对年轻科学家的忠告》，蒋效东译，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35页。
[8]王珺珺：《科学社会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90页。
[9]姚慧：《面向人类口头表达文化的跨学科思维与实践—朝戈金研究员专访》，《社会科学家》2018年第1期。
[10][英]P. B. 梅多沃：《对年轻科学家的忠告》，蒋效东译，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51页。
[11]仲林：《图腾的发明：民族主义视域下的〈伏羲考〉》，《民俗研究》2006年第4期。
[12][苏]A.И.米哈依洛夫等：《科学交流与情报学》，徐新民等译，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0年，第53页。
[13]何浩：《与“现实”缠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及其周边》，河北教育出版社，2023年，第338、345页。
[14]陈侃理：《“松散而亲密的联盟”—北大魏晋南北朝史方向的重建与学风传承》，《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8年第2期，第22页。
[15]施爱东：《“四大传说”的经典生成》，《文艺研究》2020年第6期。
三、无形学院：“假私济公”的精英对话机制
所有科学精英都是意志力坚强、上进心强烈的一类人。同一学科或者同一学术团队的科学精英往往形成强烈的竞争关系，他们对于科学发现的优先权、学术话语的领导权非常在意。当一个共同体同时出现若干学识、地位、名望都相当的学术领袖时，他们之间的竞争就会白热化，正常的学术对话逐渐变得难以为继，甚至可能出现各领风骚、划清界限、彼此相互排斥的局面。比如，钟敬文1983年组织成立的“中国民俗学会”与赵景深、薛汕、姜彬等人1984年组织成立的“中国俗文学学会”就是同科分流的两个学会。但是，这种局面一般不会出现在兄弟学科之间，兄弟学科的学术领袖不存在竞争关系，合作共赢的理念会促使他们保持经常性的学术往来。
说到这里，我们需要引入科学社会学“无形学院”的概念。无形学院最早是作为科学史概念，出现在十七世纪英国科学家波义耳（Robert Boyle）写给法国友人的一封信里。当时职业科学家尚未形成，大约从1645年开始，一批热衷于科学研究的人，包括教授、商人、医生、神学家等，每周在伦敦举行定期聚会讨论科学问题，大家都在这种松散的科学聚会中获取科学知识和灵感，这种聚会被波义耳戏称为无形学院。但它只是被用作这一段科学史的描述，并未被拓展使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美国许多大学和科研机构之间建立了一种科学通勤机制，每个勤奋的科学家都有机会申请到其他大学的相关机构进行短期合作研究，以至于同一个领域的几乎所有科学家彼此都曾有过共事经历，他们彼此保持通信，互相传阅手稿，形成许多专业性的学术圈子。美国“科学计量学之父”普赖斯（Derek John de Solla Price）借用无形学院的概念来描述这些圈子，自此，无形学院成为通行的科学社会学概念。
克兰的《无形学院》进一步发展了普赖斯的概念。克兰发现，科学领域越多，或者共同体的成员越多，“所有成员就越发不大可能知道彼此的已经发表的和尚未发表的研究工作。当一个领域正在快速扩展而且在一个相对短暂的时期许多新科学家进入这个领域之时，‘可见性’在此期间也就降低了” [1]。那么，科学家如何突破这种无形的隔阂，将分散的学科团体凝聚成一个更大的学术共同体呢？克兰说：“这些群体是通过他们的领袖人物才联系在一起的，这些领袖人物彼此之间通过非正式的途径、横跨整个学科进行信息的交流和传播。这就使他们能够追踪急速变化着的科学‘前沿’并且在快速增长时期能够跟得上新的发现。因此，在研究领域中第二类亚群体就是一个交流网络或者说‘无形学院’，是它把许多合作者群体联系在一起。” [2]
克兰赋予了无形学院一个更新的定义，主要指不同学科、不同学术团队的领袖之间的非正式交流。这些学术领袖通过聚会、电话、电子邮件、会间闲谈等私下学术交流，能够快速获得各个领域最为前沿的信息，再通过专业内部的聚会、演讲、论文等学术交流，将这些前沿信息输送到自己专业领域或学术团队，以此引领学科发展的新方向。而那些处于学术金字塔底端的普通科学家，就算他从其他渠道获得了类似的前沿信息，他也只能独享这些信息，如果没有得到学术领袖的肯定，他很难将这些信息转化为整个团队、学科共享的信息。所以说，无形学院主要指的是不同学科领域或学术团队的学术领袖之间的对话机制。
在中国学界，一个学术团队在全国学界的地位，主要取决于该团队的“学科带头人”。这些学科带头人不仅负有“外交”对话与交流、引领团队学术方向的带头责任，还是唯一有资格代表团队参与学科内外各种投票、选举、评审工作的各种专业委员会“委员”“理事”。所以说，一个学术团队的人数多少是次要的，学科带头人的业界地位才是最重要的，他是唯一有能力为团队争取学术资源的学术代言人。一个称职的学科带头人至少应该具备两方面的能力，一是出色的学术能力，二是出色的社交能力。前者决定他是否具有资格进入业界精英的无形学院，后者决定他在无形学院的影响力，两者共同决定他是否有能力为团队争取最大化的学术资源。
钟敬文被称作“中国民俗学之父”，主要是基于他对民俗学学科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而他之所以能够长期引领中国民俗学发展方向，与他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尤其是在中国文学界的学术地位是分不开的。钟敬文进入无形学院至关重要的一步，是1947年夏天入职香港达德学院。
达德学院是在中国共产党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由著名民主人士出面创办的小规模大学，建校目的有二，一是安置在内地受迫害的进步教授，二是培养有志于革命事业的青年学生。该校1946年秋季开学，1949年春季被国民党查封，存续时间不足30个月。但是：“这所学校却会聚了千家驹、翦伯赞、胡绳、乔冠华、郭沫若、茅盾等约百名大家。……这就是被誉为港版‘党校’的香港达德学院，……达德学院最引以为傲的成就，是把当代中国一批优秀的学者集中起来，培养出一批品德高尚、学有所长的爱国青年。” [3]钟敬文在该校任教两年，结识了一大批日后成为各界领袖的进步教授，并由此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保持着密切的学术交往。
1949年达德学院解散之后，包括钟敬文在内的一大批教授随即北上，在7月举行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同期北上的郑振铎在钟敬文的纪念簿上题词：“我们搞民间文艺的人，过去是寥寥可数，这十多年来，人数可多了，如今我们那末些新、老朋友们聚会在一处，诚是很不容易的一个机会。这个机会使我们更切实的明白了民间文艺怎样的为工、农、兵服务及它的重要性。” [4]1950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时，与钟敬文一同担任“民研会”主要领导的郭沫若、茅盾等人，也是钟敬文在达德学院的老朋友。陶大镛、黄药眠与钟敬文的关系就更为密切，他们共同拥有中山大学、达德学院的经历，后来又同在北京师范大学共事，常常需要对共同的学校事务和学科发展发表意见，这时，作为学术领袖的相互沟通和默契就变得非常重要。民间文学、民俗学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迅猛发展，绝不是钟敬文及其学术团队单打独斗就能成就的，而与陶大镛、黄药眠、白寿彝、启功等一批学术领袖的鼎力支持分不开。也就是说，钟敬文借助自己的私人情谊，为中国民俗学、民间文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83年中国民俗学会成立大会上，我们注意到与会代表中除了有马学良、白寿彝、李安宅、吴文藻、吴泽霖、林耀华等一批民俗学相近学科的著名学者，还有吕叔湘、季羡林、侯宝林、常任侠等一批与民俗学几乎没什么亲缘关系的文化名家，而且全都在学会理事会担任重要职务。许多年轻人不理解钟敬文为何将这些学会职位安排给一批“外行”，甚至以为这是一种“假公济私”的行为，但是如果我们理解无形学院，以及学术领袖之间的学术交往对于学科发展的意义，明白文化名家并不需要这些微末职位，就很容易理解钟敬文的这种安排恰恰是“假私济公”。
2001年8月，正值教育部对国家重点学科进行重新评定之际，钟敬文在谈到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的命运时，曾经对许多人说过这样的话：“只要我在，这个重点学科就在，如果我不在，那就很难讲。” [5]言下之意，在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科，只有他能得到教育部重点学科评议组其他成员的认可，其他后辈学者都难当此任。钟敬文正是利用自己的个人影响力，为学科发展争取了更大的生存空间。
对于学术领袖来说，他在无形学院的话语权，也与他所在学科密切相关。学科越是强大，他在无形学院的话语权就越显赫；学科越是弱小，他在无形学院的话语权也就越微弱。所以，学术领袖为了展现本学科的优势，总是会尽可能充分地推介本学科最具前沿特质，最有发展潜力的科研方向，以此获得其他业界领袖的尊重和认同。
称职的学术领袖大部分都具备“合纵连横”的杰出才能。进入21世纪之后，无论是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刘魁立、乌丙安、郝苏民、刘锡诚，还是第三代的代表人物朝戈金、巴莫曲布嫫、叶涛，都积极地投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工作当中，与时俱进，在这一领域担当了重要责任。作为中国民俗学会主要负责人，前任会长朝戈金不仅与文学界、民族学界、人类学界等相关学科的领袖人物来往密切，还与美国民俗学界、国际口头传统学界保持着密切的交往；现任会长叶涛不仅与文学界、宗教学界、历史学界、社会学界的一批学术领袖保有良好的私人关系，还与日本民俗学界、韩国民俗学界的许多学术精英保持密切交往。巴莫曲布嫫在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之后，向全国人大提交的第一次议案，就是关于民间文学学科建设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专业话题。他们都曾广泛地借助自己的个人身份和私人关系，在正式、非正式的学术对话中，一方面积极地吸纳其他学科的前沿理论和方法，一方面不遗余力地将民俗学的前沿理论、方法和成果介绍给其他学科，在学科布局、课题设置、资源分配等方面，努力为学科发展争取更大空间。
2021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正式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的新专业名单，这与冯骥才的全国文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身份，以及他向中央领导的建言分不开。我们再以地方高校的民俗学发展为例：西北民族大学的民俗学人类学团队，主要基于郝苏民教授的创建和经营；辽宁大学的民俗学团队，主要基于乌丙安教授的创建和经营；华中师范大学的故事学团队，主要基于刘守华教授的创建和经营；广东省博物馆的艺术民俗学团队，主要基于肖海明馆长的创建和经营。学术领袖的个人魅力和对话策略，对于学科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英]戴安娜·克兰：《无形学院—知识在科学共同体的扩散》，刘珺珺、顾昕、王德禄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109页。
[2][美]戴安娜·克兰：《无形学院—知识在科学共同体的扩散》，刘珺珺、顾昕、王德禄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31页。
[3]新华社香港2021年6月5日电，记者苏万明：《香港达德学院：这里走出一批中共干部》，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发表时间：2021年6月5日，核查时间：2023年9月16日。
[4]郑振铎手迹拍卖件。见于点点、广东崇正：《崇正春拍即将展映“头号玩家”王世襄的家底？》，壹读网·文化专栏，https://read01.com/kzyzEOk.html，发表时间：2019年5月10日，核查时间：2023年9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