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泳超回到北京之后，首先联络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民间文学研究室主任吕微，得到吕微热烈响应。2002年7月，“中国民俗学会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在首都师范大学举行，大会的多数时间都在讨论学会班子的改选问题，仅有的一点学术讨论时间，也被一些老同志的长篇大论给占去了，我们这些青年学者数千里迢迢赶到京城，只给两三分钟的发言时间，这种风气进一步加剧了我们的失望和不满，揭竿的机会来了。当晚由山东大学叶涛做东，吕微、陈建宪、萧放、叶涛、陈泳超、刘晓春、施爱东七位青年学者（加上缺席会议的台湾学者钟宗宪，一共八位发起人）在首都师范大学附近找了个茶馆，召开了一次梁山会议，议定组建一个以学术批评为宗旨的青年学术团体。
我们原本打算建一个公共邮箱，方便大家通过网络进行远程交流。后来陈泳超找到精通IT的硕士生陈永钊，在北京大学中文系BBS下面建了一个分论坛，起名“民间文化青年论坛”。有了根据地之后，大家分头联络民间文化界的青年朋友，邀请加盟“论坛”，刘宗迪就是被我们拉进“论坛”的最活跃的积极分子之一。一大批早就憋着一股不平之气的青年民俗学者，聚集在“论坛”，挥斥方遒，激扬文字，尽情地批判不良学风，恣意嘲讽前辈高论，拒绝自吹，也尽量不捧闲场。
“论坛”网页是2002年9月22日开始投入运行的，其时正值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入站，脱离了家室之累，一人闲在北京，时间非常富裕。白天到刘魁立先生的办公室喝茶聊天，有时帮着刘老师打打字，晚上回到宿舍，就泡在“论坛”中与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民俗学者笔墨往来，讨论各种关于民间文化的奇奇怪怪的问题，我在《中国现代民俗学检讨》中的很多想法，都是在这些往复问答和论辩中逐渐形成的。
很快我和陈泳超就发现“论坛”中有一些奇怪的马甲，他们的用词习惯、言语方式跟我们有着明显的差别，比如言词客气、落笔稳重、标点符号一丝不苟，等等，经过一番比较分析，我们判断他们分别是刘魁立、刘锡诚、陶立璠等前辈民俗学者，但是我们并不戳穿，假装不知道他们的身份，有时还跟他们开一些善意的玩笑。后来的结果正如陈泳超说的：“慢慢地，我们发现那些老先生也逐渐放下以前的架子，变得越来越和蔼，两代人之间的关系反而越来越和谐，大家真的形成了一个比较平等交流的学术共同体。”
为了吸引人气，烧旺“论坛”，我和陈泳超、刘宗迪、钟宗宪还注册了多个马甲，不断挑起话题，相互插科打诨、斗嘴打趣，到处煽风点火，把“论坛”烧得热火朝天，很快就将之办成了“青年中国民俗学会”，从此开启了中国民俗学的“黄金时代”（吕微语）。那时候，中国的青年民俗学者要是没在“论坛”上有个马甲，甚至都不大好意思说自己是民俗学或民间文学的从业者。我们举办的年度“沙龙”很快就发展壮大成为中国民俗学最大型的“学术年会”，报名参会的人数甚至超过同一年度由中国民俗学会官方举办的学术会议。
中国民俗学会是民间文化青年论坛的“革命”对象，而当时的学会理事长正是刘魁立先生。在现实世界中我是他谦恭的学生，但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我却是与之辩难的难缠对手。白天，从上午9点到下午4点左右，我和林继富几乎每天都待在刘先生的办公室，面对面地探讨各种学术问题。刘先生从不午睡，我们中午在白兰餐厅喝两瓶啤酒，没老没少地胡吹猛侃，下午回到办公室继续干活，我们很少谈及“论坛”，我也装着不知道他有一件唤作“聪明的糊涂虫”的隐身衣。到了晚上，我就装疯卖傻地绕着圈子跟“聪明的糊涂虫”捉迷藏，可惜的是刘先生打字太慢，网上等他回一段话得等上好几分钟，后来我们就不爱跟他玩了。
五、栖身文学研究所
我对于自己能够留在中山大学任教非常满意，从未想过离开，直到我来了北京。我申请到北京师范大学做博士后的时候，我的师母张玉娥老师对叶春生老师说：“不能让施爱东去北京，他去了就不会回来了。”我说：“我不会离开中山大学。”我说这话的时候是认真的，就像所有恋人在热恋时说的话一样。
进京之后，我深深地爱上了北京的学术氛围。别说隔三岔五的学术会议，五花八门的学术沙龙，即便是三五同业好友，在“小辣椒”这样的路边小店一碟花生二瓶啤酒几样小菜，聊聊学术八卦，说说新近想法，亦能引发思绪纷飞，碰撞出令人惊奇的思想火花，其中乐趣，是我在广州很难体会得到的。
我已经想不起到底是在哪次聚会上，时任文学研究所民间文学研究室主任，满脸大胡子，被我们戏称为“经略府提辖鲁智深”的吕微，向我提出了欢迎加盟民间文学研究室的邀请，但我当时虽然深爱北京，向往文学研究所，无奈曾经答应过叶春生老师不会离开中山大学，只好委婉地拒绝了。不过吕微撂下一句话，给我留了条后路：“什么时候想通了，随时给我电话。”类似的话他说过两次，我很心动，但始终不敢答应。
印象中是2004年5月的某一天，我在中山大学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突然觉得大为释怀，我再也不用背负“不会离开中山大学”的心理包袱了，我满心欢喜地给吕微打了个长途电话，问他：“民间室还有我的位置吗？”吕微那头显得也有些兴奋，他说刚好过两天所里要讨论人事问题，叫我赶紧给一份简历，他会事先跟杨义和老包说说，到时再交到会上讨论。大约才过了两三天，吕微电话告诉我非常顺利，文学所已经同意接受我的调动申请。
我压抑着内心的激动和兴奋，为了防止被中山大学挽留和劝阻，我没把消息告诉任何人，悄悄北上，以躲避是非。2004年9月本该是我博士后出站的时间，我正在焦虑如何向中山大学提出调动申请，那天清晨7点左右，我还没起床，突然接到叶春生老师电话，他兴奋地告诉我：“今天早上遇到黄天骥老师，他主动说前段时间让你受委屈了，赶紧回来吧，最近还有很多事等着你回来一起做。”那一刻，我突然百感交集泪如雨下，我忘了自己是怎么跟叶老师说的，总之是语辞委婉而态度坚决地表达了想留在北京的意思。叶老师不知道有没有听出我的哽咽，他没有多劝，只是让我从家庭和收入等角度再考虑考虑，别急着做决定。大概他早已预感到我会留在北京了。
既然已经说开了，我就索性回到广州，正式向中文系主任欧阳光提出调动申请。欧阳老师非常惊讶，他说：“系里培养你这么多年，你舍得吗？能不能给我个面子，缓一缓再说？”我说好的。但我内心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离开广州，既然有了借口，是他们先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我就把借口用足，绝不松口。
为了能留在北京，我在北京师范大学一直拖着不肯办理出站。我在家乡做过人事秘书，知道一旦出站回到广州，再想进京，那就千难万难了。2005年春节，欧阳老师特地到家里来拜年，告诉我中文系准备派我去韩国任教一年，可以增收20万元。我当时说了一句让他有点难堪的话：“我一定要去北京，我缺的不是钱，是学问。”我对自己的这句对答很满意，在不同场合说过好几次。在春节的师门晚宴上，从事房地产的师弟朱培坤搂着我的肩膀吐着一嘴酒气说：“师兄，你别走，我资助你一千万，你给我把中山大学民俗学事业振兴起来。”我笑着回答说：“我缺的不是钱，是学问！”
欧阳老师始终没答应放我走，北京师范大学这边又总催着我出站。2005年初，我到博士后管理办公室打听政策，得知如果中山大学人事处同意我出站不回去，他们就可以将我直接派遣到文学研究所。我回到中山大学一打听，学校的人事政策非常开明，入职要求虽高，离职却很容易，只要本人提出申请，人事处就可以放行。于是我自己写了一份证明，直接绕过中文系，在人事处盖了个章，马上飞到北京，立即办理出站手续，直接以出站博士后的名义在文学研究所报到了，当时接待我的两位人事处干部是郭一涛、夏晶晶，她们的热情和笑容让我如沐春风，一下就打消了我入职前的各种不安和顾虑。
我2005年5月入职文学所，但是档案和工资关系都还在中山大学，每次节庆发工会福利的时候，全所就我一人没有。安德明很为我抱不平，找到工会副主席郭林，得知是因为我的工资关系还没转过来，没法扣缴工会会费，不能享受工会福利。回到室里，安德明就像自己做错什么似的，执意想要把他的工会福利转送给我。类似的这种温暖故事还有很多。我在民间文学研究室的前后两任室主任吕微、安德明，都很温柔敦厚，从不强人所难，我在文学所这些年，自由自在，如鱼得水。
我出站的时候就办好了户口迁移，夏晶晶给我办了工作证，郭一涛为我争取了临时住房，我基本上没什么后顾之忧，每周来文学所上班，用文学所的名义参加学术会议、发表论文，同时，我还领着中山大学的高工资（当时我在中山大学的月工资扣除奖金是3800元，后来在社科院的月工资是1700元）。中山大学这边，据说是学校对中文系进行年度财务审核时发现问题，要求中文系尽快处理好我的人事归属问题，于是系党总支书记丘国新给我打了个电话，问我在北京这边安顿好没有，然后说：“要是安顿好了，就把工资关系也转过去吧。”我这才恋恋不舍地把工资关系转出了中山大学。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进入创新工程之前，每周返所日并没有实行严格的签到制，时间比较自由，有件小事给我印象很深。大约在我入职文学所三个月后的某个返所日，由于我一般到得比较早，那段时间基本都是我开门、打开水，这天一拧钥匙发现锁已经开了，我心里一惊，开门就看到会议桌前坐着一位陌生女同志，正在写什么东西。她吃惊地看着我，我也吃惊地看着她，我们在会议桌前默默地相对坐了好一会，她试探着问：“请问你是新来的吗？”我说是，她说：“我叫张田英，我也是民间室的。不过，我很快就退休了。”我马上表示了不相信，我觉得她应该跟我差不多年龄，怎么就快退休了？出于对陌生人的不信任，我一直坐在室里不敢离开，直到户晓辉进来。
六、吕微为首的民间室读书班
吕微是民间文化青年论坛八位发起人中年龄最大的一位，我们都序齿尊称其为“老大”。他那满脸大胡子加上不修边幅的着装，很容易让人误以为他是个粗枝大叶的率性汉子，其实不是，他是个心思非常细腻、既有大智慧也有小聪明、勤于阅读精于思考的纯粹读书人。
吕微做研究室主任最大的特点是无为而治、不争荣誉、不报课题、善良随和。他曾建议我好好看看文学所资料室何其芳购入的一批宝卷，看是否能整理一下，做出点东西来。我在征求朋友意见的时候，尹虎彬说：“千万别沾宝卷，水太深，出不了成果。”我听从了虎彬的建议。吕微见我没兴趣，后来再没提过这事。
吕微为人特别和善，研究室同事有什么家庭问题或生活上的苦恼也会跟他说，他是掌握全室秘密最多的一个人，但他从不对一个人说另一个人的秘密。当然，有时候也有违反学术原则，做滥好人的嫌疑，比如为了帮助朋友发文章，他简直帮到了替人重写的地步。他特别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遮掩别人的缺点，尤其是在学术评议的时候，他能够依据文本分析出许多我们都看不出来，作者本人也没有意识到的微言大义，但是经他那么一解说，大家都觉得有道理。随着学术地位的提升，他的这项本领也越来越强大，逐渐成为民俗学界最具思辨性的著名演说家，每次学术讨论会都是由他做会议总结，他一总结，这会议就圆满了，与会者皆大欢喜。
由于我的基础训练是理工科的，所以，学术基调是偏于科学主义、实证研究的，这跟吕微形而上学的哲学研究基本是背道而驰的，但我们都很尊重对方的学术思想。我几乎是逐字逐句、回环往复地读过吕微的《现代性论争中的民间文学》《“内在的”和“外在的”民间文学》等论文，他的许多观点是我过去没有想过的。为此，我和户晓辉一直鼓动他给博士生开一个读书班，我们顺便也旁听学习。吕微答应了。
读书班到底是从哪一年开始的，坚持了两年还是三年，我已经记不大清了。我只记得最早读的是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然后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为了避开返所日人多事杂，我们专门选在周四读书，比较固定的读书人是吕微、户晓辉、我、李川、刘文江、惠嘉，好像还有过胥志强等几位不固定成员。吕微让我们每人先读一段，然后一句一句地解，我们用的是汉译本，只有户晓辉用的是德文原著，每当我们的理解发生差异时，就问户晓辉“原著是怎么说的”。
读书班对我影响很大，改变了我一些固执的成见。我原来的科学主义头脑中只有“求真”的意识，吕微和康德教会了我“求善”，这种“真”“善”相融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吕微《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中的“性质世界”“意义世界”与“生活世界”》一文当中。
我在读书班之前并没有明晰的“求善”意识，为了“求真”，我一向主张将“田野”当成“实验场”，我曾经在中山大学中文系2001级本科生的民间文学课堂上做过多次故事实验，分别写成了《故事传播的实验报告及实验分析》《民间故事的记忆与重构》，还将论文发给学生提意见，当成课堂作业。刘宗迪认为这是“对田野的强暴”，并且表示了“严重反对”，由此在2005年11月到2006年6月间，爆发了一场点击率数以万计的“科玄论战”。我和刘宗迪、吕微唇枪舌剑地打了半年的架，在民俗学界引起强烈震动，2016年我将这场论辩整理成《作为实验的田野研究—中国现代民俗学的“科玄论战”》交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参加过吕微的读书班之后，虽然我依旧坚持田野研究的实验主张，但是，我会更多地考虑到被试的个人意愿，以及实验是否对其现实生活产生影响，我会更多地关注主体感受，而不是只关心客观真实。辩论未必有输赢，相互学习未必全盘吸收，但无疑可以加强彼此之间的相互理解，也有利于后续的学术沟通。
吕微退休之后，一直笔耕不辍，他对康德思想的钻研也越来越深，凭我读书班上学的那点皮毛已经明显跟不上他的思想进程。我读他的论文越来越吃力，他发给我的上一篇论文我还没看完，他把下一篇又发过来了，把我的思想累得疲惫不堪。有时点开他的论文得首先看看字数，一看又是近十万字的鸿篇巨制，我就干脆放弃了，只能等待某次学术研讨会上，听听他言简意赅的大意演说。
七、杨早为首的年度话题小组
我和杨早认识始于1993年，那时候我在中山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他读大四，在一次可能是校团委组织的活动上，有人介绍他就是中山大学著名的“四大才子”之首杨早，我久仰大名，主动上前自我介绍，遂成好友。他后来在《羊城晚报》做记者，再后来，为了报考研究生辞去工作，没有固定收入，那时候每次朋友聚餐都是我买单。当然，2005年我们一起进了文学所之后，聚餐一般都是他买单，因为他的稿费收入比我高多了。
杨早考上北京大学研究生之后，我们联系不多，直到我也来到北京，这才续上前缘。2004年我已确定调到文学所，刚好杨早也在毕业找工作，据说父母曾反对他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嫌这个单位收入太低，杨早坚持的理由是“连施爱东都要调到文学所”，于是父母没再反对。杨早口才好，很会演讲，适合作为偶像型导师，的确应该去高校，能更充分地施展他多方面才华。
杨早博闻强识，交游广阔，很快就把自己的一堆好朋友介绍给我了。2005年12月17日，文学所通州片的青年学者在萨支山家里聚会，半夜散场之后，杨早又把我和萨支山拉到一家咖啡馆，聊聊我们能一起做点什么事，他提议做一套民国书系，以年度为界，一年一本，做成现代文化编年史。我不同意，我认为与其隔靴搔痒地做民国文化史，不如每年做一本当代文化史，面对当下问题进行当下观察、当下思考，也许对于后人来说会更有参考价值。当晚大家都很兴奋，散场时杨早说“今天是我生日”，他故意把生日说早两天，主要是为了夺取买单权。
杨早是个行动力很强、效率很高的人，很快就联系上他的师兄，时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部主任的郑勇。郑勇非常支持，希望2006年就能推出第一本《话题2005》。接下来，杨早、萨支山开始拉人入伙，最早被拉进“话题小组”的，几乎全是他们的北京大学师兄弟。《话题2005》上市，一下就卖了6000册，这在文化评论类书籍中算是不错的，大家受到鼓舞，这一干就是十年。
本来是说好杨早、萨支山和我共同主编，由于杨早出力最大、学术资源最多，萨支山性格温和、人缘最好，我认为由他们俩担任主编就好，一本书同时写三个主编看起来会很怪异。杨早为《话题》书系倾注了大量心血，他的想法特别多，而且几乎每年都有新主意，这一点跟我的做法不大一样，我喜欢循例、稳定，他喜欢求新、求变、随时关注读书市场的变化。他是个想到就做，而且力图做好的人，这种做派把大家都弄得很辛苦，比如他要每年在《话题》封面上推出一个能代表该年度特征的字，为了这一个字，大家常常开一天会，我觉得实在没什么必要，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很少人关注到这个字，但他和萨支山都对这种文字游戏有一种执着的偏爱，且乐在其中。
“话题小组”队伍越来越大，杨早又特别喜欢聚会，动不动就跟大家约时间聚餐、开会，而且几乎每次都是将就我的时间安排，弄得我一推再推，最后总是推无可推。在北京这鬼地方，只要答应出来吃餐饭，一整天就没有了。我很不喜欢聚餐，怕浪费时间，但他很喜欢，而且每次还要更换聚餐场所，不知道是不是想以此吃遍京城，反正他比我胖多了。
《话题》系列影响越来越大，我们也越来越累，杨早尤其累，他除了写稿、统稿、编选大事记等，还要写年度综述。他太在意读者反馈，每年都想写出点“新意思”，这就难免江郎才尽，越到后面越呕心沥血。相比之下我就轻松取巧多了，首先我只写与民间文化相关的文化事项，所以文字上驾轻就熟；其次我不负责饭局，不约人、不订餐、不买单，吃完聊完就走人；再次，对于改稿工作，一般都是由我先选，最难改的稿子总是留给杨早。
到了《话题》的后期，杨早和萨支山都觉得疲惫不堪难以为继了，这时候反倒是我一再给大家鼓劲，我觉得好不容易走到今天，《话题》在文化界的影响力也日益见长，突然放弃有点太可惜了，有些事坚持坚持，一旦找到了好的接班人，就算完成一项事业。但是，我们终于没能完成这项事业，《话题》系列只出到第十辑就停刊了。
八、以微博为主的网络谣言研究
我从2002年开始就将主要精力转向故事学领域，做故事学难免会遇到故事发生、传播与变异的问题，但是，现实中的故事发生是悄无声息的，大量异文也只是故事变异环节中被偶然记录的碎片，就算是最著名的故事异文，其记录都不可能是连贯的，根本不足以支撑这一方面的研究。
受菅丰教授邀请，我2010年申请到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访问，根据当地学术条件，我选择以“龙政治”作为合作课题。这一时期，也正是中文互联网上微博开始流行的时候，杨早总是紧贴着时代的信息命脉，一再鼓动我注册一个微博账号，他说：“你做民俗学的，不能脱离时代。”我于2010年10月23日注册并发布第一条微博：“听杨早说微博是一次网络革命，我想看看，到底是怎样一场革命。做民俗学的，讲究亲身体验。”通过一段时间的体验，我突然意识到，微博谣言的发布、转发和评论，其实就是故事的发生、传播和变异，这是故事研究的天赐良机！我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放下手中的“龙政治”课题，马上投入到微博谣言研究当中，但当时我已经开始在《民族艺术》连载“龙政治”的系列论文，突然放弃连载会很对不起廖明君主编。于是我一边继续“龙政治”的研究，一边跟踪和积累网络谣言资料，我做了好几个文件夹，分门别类地搜罗了很多谣言信息（数量过于庞大，事实上大部分后来都没用上）。
“龙政治”课题基本完成之后，我几乎是无缝链接地马上投入到了微博谣言研究当中。这不光是为了将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相结合，而是我认为民间故事、都市传说与谣言是相通的，谣言历史化之后就变成了故事，而故事一旦现实化就变成了谣言，它们在结构上有非常一致的地方。我的主要研究目的，是想通过谣言传播来研究故事的结构和发生，当然也可以倒过来说，我想借助故事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做谣言研究。
承蒙廖明君主编的垂青，他在得知我研究计划的时候，就邀请我继续在《民族艺术》连载谣言研究论文。其实早在2010年底，钱云会车祸案刚刚发酵的时候，我就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起罕见的谣言博弈事件，那段时间我几乎每隔一个小时就会刷一次屏，不断积累各方说法，如此全程跟踪了一个多月，事件才逐渐冷却下来。当时我觉得应该立即着手写一本谣言学专著《钱云会之死》，可惜时间分配不过来。“龙政治”课题完成后，我只用了一个星期，就马不停蹄完成了《谣言的鸡蛋情绪—钱云会案的造谣、传谣与辟谣》，从此开启了“谣言研究”的新连载系列。
为了做好谣言研究，我在全世界30多家社交网站和报刊网站进行了注册，因为有许多网站不注册就没有检索权限，有些内部网站和同人网站甚至没有一定级别也不能检索。为了在短时期内取得检索权限，潜伏到谣言团队的内部组织，我发挥了民俗学者田野调查的特长，通过各种套近乎的甚至诚恳地向管理员公开自己真实身份的方式，在一些盛行谣言的同人网站注册后，分别得以破格提拔为连长、排长、少尉，或者副科长等职务，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游走在形形色色的网络论坛，有时候无意闯入一些黄色网站，观察“淫民”的话语风格，真有格列佛误入小人国的感觉。
当时微博上分成了两大阵营，互相攻讦，我因为从事谣言研究，在转存谣言的时候，偶尔插句嘴，就被有些人归入到一派阵营。其实我真没有什么倾向，只是求个“真相”而已，以我掌握的数据和研究判断，忍不住表个态，辟辟谣。于是，一派骂我“五毛”，另一派向微博管理员举报我“传播谣言”，好在微博不是现实世界，我也不在乎。虽然我不专职辟谣，但谣言研究的名声还是会一点点传开的，很多朋友只要在微博上发现新的谣言，就会“@”提醒我一下，这样，我就有了许多耳目，能够在谣言刚刚发生时，快速地做出反应。在那些谣言家刚刚把谣言放出来，尚处于发酵阶段，还没来得及删除、隐蔽、撤退的时候，我就截图捕捉到他们的造谣新动向。许多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微博好友，都曾是我从事谣言研究的得力帮手。
谣言专题是老一辈民俗学者从未涉足过的全新领域，无章可循，如履薄冰。网络谣言的数据采集和保存非常困难，越是谣言，越是敏感，因此也越容易被删除和屏蔽。当代谣言研究直接面对的是所谓的“网络大V”，他们拥有强大的话语权力，追踪和研究他们的造谣传谣行为，若非证据确凿，论证严密，很容易就会招致猛烈的反击，所以说，这项工作的心理压力和工作压力还是很大的。为了加强研究工作的可靠性，我在论文中对造谣传谣者都是直接点名、直陈其事。当然，我的研究只是从民俗学的角度探讨谣言的原型、生产、传播、结构、类型，以及变异规律，还有传谣心态等，以实证研究为主，不做道德批判。
九、坚持“减法原则”，服务中国民俗学会
我自认为是个有公心的人，也很愿意不计得失地为民俗学科，为民俗学会贡献绵薄之力，尤其是2006年以来，协助朝戈金和叶涛做了许多琐碎的具体工作，这一点，是很得同行认可的，没功劳也有苦劳吧。我虽然脾气不好，喜欢怼人，但大家都知道我不是出于个人利益，也就不跟我计较。我自认为耿直敢言，经常在大会上公开对不良学风和会风提出批评意见，该反对时张得开口，该拍桌子时伸得出手，这种作风虽然很得罪人，但是时间长了，反而为大家所认可，觉得在一个群体中应该有一个像我这样的人。
有时候，因为得罪少数人，很可能反而赢得了多数人。事实上，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出于公心还是私心，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时间长了，大家也就接受了。
2018年中国民俗学会第九届常务理事会副会长改选时，我居然得了全票40票，不仅我自己，几乎所有人都大感意外，那些曾经被我批评过，甚至讽刺过的同行，全都不计前嫌，投了我的赞成票，这是我绝对想不到的。偶尔得个全票，这种事本不值得说，但对于我来说，太感意外，对我的人生观造成的震撼太大了，这是我一生中最高的荣耀。
我的三十多年学术生涯中，既没中过什么课题，也没中过什么项目。不过，在我刚刚完成本书初稿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中了2023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重点项目《民间故事创编机制研究》，这也是我几乎不抱希望的第一次尝试。朋友向我“祝贺”时，我也只能以“老来得子”或“范进中举”苦笑作答。过去我曾申报过三次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第二、第三次均以失败告终，后来也就不再自讨没趣了。林林总总的奖项中，我自己只申报过“文学所优秀科研成果奖”；十几年前在严平老师的鼓励下，报过一次青年学术奖项“勤英文学研究奖”，中途还羞涩地撤回了；十几年来我多次担任“民间文艺山花奖”评委，自己却一次也没申报过。
有些大学院系领导，比如彭玉平老师就曾多次动员我从他们所在高校申报国家高层次人才计划，但我知道自己什么“硬指标”都没有，要帽子没帽子，要课题没课题，报也是徒劳，不报或许还能省点心。人一有欲望就得操心，抑制自己的欲望是为了让自己少操心、不揪心。扒拉扒拉自己的平凡人生，我这一辈子除了社科院的几次“优秀科研成果奖”，其他任何拿得上台面的光鲜业绩都没有。拿不出百元大钞，好歹有两张一元小钞，晃一晃以示囊中并非空空如也。
中国民俗学会第九次代表大会结束之后，新任会长叶涛多次劝说我出任学会秘书长，我非常坚决地拒绝了，原因是身体太差。2014年我父亲摔断盆骨之后，一直卧病在床，我反复在北京和江西之间来回奔走，体质迅速下降，2015年父亲去世之后，我很快就在体检时查出慢性肾炎。当我得知这是一种不可逆的致命内科疾病之后，常有一种万念俱灰的感觉，如果说过去还曾有过什么学术雄心，想做出点什么成绩的话，2015年之后我几乎彻底打消了这一方面的想法。我拿出所有的积蓄，借钱加贷款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边上买了一套小房子，把家里的大量藏书都一箱箱寄捐给了家乡石城县图书馆。只要有时间，我每天都去奥森慢跑一小时，为的就是恢复身体，保住小命。
我从2002年开始服务于中国民俗学会秘书处，已经为中国民俗学会的集体事务投入了大量时间，如今身体要紧，我不能投入太多了。我不是铁人王进喜，也没有焦裕䘵的精神。可是叶涛始终没有放弃，他先后四次来到家里，还动员了包括刘魁立先生在内的许多朋友前来劝说，拉锯了近四个月之后，我不小心松了松口，他很快就对外宣布了聘任我为秘书长的决定。但是，我知道以我的身体状况，无法很好地履行秘书长的职责，只能把自己当成龟兔赛跑中的那只老乌龟，能爬多远算多远。
上任秘书长之后的第一件麻烦事，就是学会年检。目前中国民俗学会挂靠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这就意味着学会有四个婆婆，从下往上依次是文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教育部—民政部，每一个婆婆都要行使权力，审核、盖章。复杂的年检表格，一级一级地向上提交，一有不合规范处就得从头再来，真不知道叶涛这十几年秘书长是怎么熬过来的。中国民俗学会是个3300多人的学会，下属20多个分支机构，加上民政部对于社会组织的管理日益规范化、常态化，琐碎事务极其繁杂，好在会长叶涛是秘书长出身，初期的许多工作都是他领着旧秘书处的同人在顶着。
但是，秘书长毕竟只是秘书长，不可能指派会长干活，时间一长，这些烦琐的事务最终还得落在我的头上。我也只能想尽办法把这些事务切碎了，一一分摊到秘书处一干同人身上。有一天，北京师范大学的康丽教授取笑我说：“爱东兄一向是个直来直去的人，最近连打电话的语气都比以前温柔多了，你是怎么变得这么客气的？”我苦笑着说：“无欲无求才能说话硬气，现在没办法了，我得求着你们和我一起干活呀。”有欲则不刚，一旦有求于人，可不就得客气吗？
第九届理事会秘书处，许多是叶涛时期的旧人，个别副秘书长的资历比我还深，我很难指派他们做事。有时我把活派到秘书处工作群，小一半人不认领，我也只能自己哼哧哼哧折腾完成。长时间的憋气和杂活，导致我情绪焦灼、暴躁，经常在常务理事群发脾气骂娘。不过，骂归骂，发泄完了，事情还得做，经过两三年的摸索，终于还是把管理框架和工作区块都切分好了，工作流程也大致稳定下来，秘书处同人各司其职，学会逐渐进入了一个安全平稳的无为阶段。再后来，第十届理事会，叶涛再次当选会长，我也熟悉了秘书处的工作，因此没有再推辞。我对秘书处进行了全盘更新的大换血，尽量吸收年轻力量，将工作热情、工作能力、工作时间作为副秘书长人选的三项考量要素。这样组建起来的秘书处，充满活力，能征善战，我的工作就变得轻松起来，情绪也开始由阴转晴。
叶涛对中国民俗学会的热爱是无以复加的，他将学会当成自己的家、自己的毕生事业来经营，事必躬亲，不分巨细，不仅规章制度完备严整，执行也很有章法。但是对于我这个一向散漫的人来说，多少觉得事务过于烦琐了些，我不断在秘书处灌输一个“减法原则”：凡是可开可不开的会，不开；可要可不要的利益，不要；可报可不报的头衔，不报；可赚可不赚的钱，不赚；可花可不花的钱，不花；可交可不交的朋友，不交。有时候，即便是上级要求做的事，只要能顶着不做，就尽量顶着；实在顶不住，可以使用套路敷衍的，尽量使用套路，以便省时省力。比如，2020年教育部曾经开出一个候选优秀学会名单，其中就有中国民俗学会，要求我们按程序申报，一旦入选，不仅头顶光环，还能得到30万元的经费资助。但是，我坚信世上没有好吃的嗟来之食，拖着迟迟不报，这让康丽教授非常为难，一方面是挂靠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不断督促申报，一方面是我这里顶着坚决不报，最后在僵持中熬过了有效申报期。又比如，2021年年底，文学研究所突然通知要评选优秀研究室，虽然民间文学研究室的科研成绩居于全所前列，人际关系和谐，在全所享有较好的声誉，但当所领导征求我意见的时候，我的态度非常坚决，不折腾，不申报！
在学会秘书处诸事务中，大凡“检讨”“说明”“报告”“总结”之类的过关性文件，我都秉烛操刀、深刻剖析，以示遵纪守法；但是对于课题、项目、荣誉之类，我一概坚持以“减法原则”来处理，尽量不招风惹事，只求中国民俗学会平平安安，能好好地延续先贤创下的这份家业。
孔子说“三十而立”，但我30岁才刚刚评上讲师，得到一个可以立在讲台上说话的资格。那时虽然对学术人生充满憧憬，其实内心一团混沌，很多事想做好，但是什么都没做成，更谈不上好。摸爬滚打了又十年，直到我快40岁的时候，才明确了自己的一些基本人生理念：尽量做好分内的本职工作，认真做好自己喜欢的工作，坚持“减法原则”，把有限的精力集中在有限的事业上，绝不给自己加戏，不折腾自己。
2023年是中国民俗学会成立40周年，叶涛和我都主张把纪念大会和学术年会合并在一起召开，由南京农业大学胡燕教授领衔承办大会。原本我预估将有350人参会，没想到参会征文多达近600篇。为了缩小会议规模，秘书处在论文筛选之后，又对会员收取200元注册费，非会员收取500元注册费，但还是拦不住广大青年民俗学者的参会热情。最终缴费注册多达406人，加上未注册的嘉宾、常务理事、志愿者等，实际参会人数接近500人，其中约三分之一是各大高校的博士生和硕士生。相比创会时期的90名参会者，人数扩张了5倍，平均年龄至少减轻了20岁。
我是主张把大会开得宏大而简单，尽量减少庆贺节目和仪式环节，但是承办方胡燕教授太热情，太想把会办得热闹，让大家都喜欢，因此请了许多有头有脸的嘉宾。我一想到开个会还要侍候这么多大人物，头皮就发麻，让她只请几个相关部门领导，其他都谢绝了。会议间隙的参观和观演活动，花费巨大，我劝阻无效，但既然她已经安排好了，我也乐得不插手，趁着大家活动去了，我还能多休息一会。我把主要精力花在安排秘书处和志愿者的工作上，其中又有一半时间花在各种报告和宣传工作上。开幕式之后，大会分出9个分会场，共计54个场次，我们给每个分会场配了4名志愿者，既做好会议服务和报道，也参与发表和学习，这样不仅锻炼了志愿者，也使每一场次的每一位发表人都能得到报道，大大提升了所有与会者的参与感。
无论做什么事，但凡想让人满意或喜欢，都得付出代价。大会秘书处的工作千头万绪，除了会场、食宿、议程、报告、合影、礼品、茶歇、宣传单这些看得见的工作，还有许多隐性的服务工作，参会者甚至完全感受不到，比如购买保险、联系医疗保障、财务预算及分配、志愿者培训等。此外，照顾和平衡各种人际关系，也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每次大会，总是有些人要么错过征文时间，要么错过注册时间，要么改变既定行程，甚至反复再三。参会人数越多，意外事件的发生概率自然也就越大。尤其是接近会期，各种安排妥当之后，突然的一个小变动，都会牵扯到方方面面，令人头痛不已。秘书处成立了十几个不同会务的微信群，每一位副秘书长都可能在其中的一个群、三个群或五个群，只有我必须在所有的群。我的心理素质差，睡眠浅，有时半夜醒来突然想起个什么事忘了交代，就会翻来覆去睡不着，非得起床把它写在纸上才能入睡。
不过，努力总算还有回报，大会热烈而有序，与会者皆大欢喜，而且得到了人民网、光明网、新华社、学习强国、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新闻网、澎湃新闻、中国网、中国侨网以及《中国艺术报》《每日新报》《山西日报》等几乎所有主流媒体的图文报道，学会官网、公众号等网络平台更是全面开动，大力宣传。用参会者的话说，这是中国民俗学会自成立以来最集中的一次“宣传大爆发”。《山西日报》编辑张隽波用了“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都是添柴人”来形容这种兴旺局面。
十、把故事研究当主业
2013年开始，先是开展了一次全国公安系统集中打击网络谣言专项行动，紧接着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加上微博兴起“举报即受理”的谣言处置方法，持续了三年的微博谣言热潮迅速降温。不过，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随着微信朋友圈及微信公众号的兴起，那些在微博上被反复辟谣、已经强弩之末的老谣言，换了一个信息平台，添了一批新用户，居然能够死灰复燃，有些甚至一字不改地重新传播一轮。
微博是公共空间，每一次传播的页面都可以被所有人搜索和打开，谣言传播路径非常清晰，便于追溯和跟踪。微信却不一样，这是一个半公共空间，只有传播者的私人好友才能看到传播者的朋友圈，所以，研究者只能从自己有限的朋友圈获取谣言信息，这样的信息当然是很不完整的。不过，微信谣言也有值得讨论的亮点，那就是谣言文本，虽然无法据以追踪传播路径，但是可以进行形态分析。所以，我在2014年之后，就从传播研究转向了形态分析，主要讨论谣言文本及其语法。
谣言研究的黄金时代，就是2010—2014年，这个时间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转眼即逝。2010—2011年我主要在做“中国龙”的研究，错过了两年，但我还是很庆幸自己及时地抓住了2012—2014这三年的时间，深入细致地追踪了数十则不同类型的著名谣言。这个机会过去从未有过，将来可能也很难再有。历史机遇有时就是这样，抓住了就是你的，没抓住就不是你的。
无论从定义、特征，还是谣言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等角度来看，谣言都应该视为民间文学的一个分支。网络谣言的时间线索非常清晰，从文本比对中也很容易发现前后文本的亲缘关系，因此，一则网络谣言从萌生到爆发，光是从文本的变异路径就可以看出一则谣言是如何通过不断修订、改进，最后形成一个模式化的“最优文本”。借助对系列最优文本的结构分析和要素分析，我们就可以总结出一系列的“谣言语法”。
有了谣言研究的基础，重新回到故事研究，就有了不一样的思路。我一直认为，简单的、重复的、套路化的文本，反而更有利于发现规律、构建模型，所以说，民间文学的简单文本相比作家文学的复杂文本，更容易产生结构理论。至于这些理论是不是能够运用于作家作品的分析，那得看运用于哪一类型的作家作品。比如，故事学理论运用于金庸作品，就能很好地解释金庸作品的人物设置和情节设置，但如果将之运用于精英作家如王蒙、残雪等人的作品，那就几乎完全无效。正如李梦在听过我关于“理想故事”的讲座之后，就提出了“反故事”的概念，认为有些故事，尤其是笑话，往往是故意打破传统的故事模式，有意让故事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得出意想之外的结局。对于精英作家来说，“创新”和“不落俗套”才是他们追求的方向，而民间文学的故事模式，自然就是他们眼中的“俗套”，也是他们努力要挣脱的魔咒。不过，既然是魔咒，一般是挣不脱的，多数作家努力的结果，往往也只是传统故事模式基础上的“有限变异”。
2020年，我将此前的故事学论文结集为《故事法则》和《故事机变》两本小册子，前者是共时研究，后者是历时研究。共时研究枯燥繁复，《故事法则》虽然只有十几万字，但是就连细心的责编卫纯都读得头疼，预估很难卖出一千册。我一再央求，表示我自己就可以买三百册，最后出版社冒险印了三千册。没想到，书一上市就受到许多青年学者的欢迎，豆瓣评分一度高达9.8分，还被多家媒体高调报道。此书受到著名作家马伯庸推荐之后，很快就在当当和京东脱销，我和卫纯都大感意外，三联书店紧急加印，此后不到半年内，连印三次。当然，有些文学爱好者慕名购买，翻阅之后发现书中观点与他们的既有认知图式差距太大，大失所望之余，怒奔豆瓣给低分，这种情况，也是我意料之外的。
《故事法则》热卖的后果就是，多家出版社表示愿意出版我的其他故事学论著。于是，我把过去十几年间的故事学存货全部清理出来，分门别类加以修订，分别结集为《故事的无稽法则》《故事背后的故事》，虽然市场还有需求，但我早已囊中空空，再无长物。其实，与“讲故事”相比，我更想向读者传达的是“研究方法”，每一则故事个案，我都尝试找出一种最适合于“这一则故事”的研究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