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终认为，方法比理论更重要。我们都知道一句俗语“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我想，就学术研究来说，鱼就是理论，渔就是方法，这句话大致可以翻译为：“教学生理论，不如教学生方法。”
我给学生讲“故事学”课程，当然首先是推荐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帕里—洛德的“口头诗学”，讲述两者共同的方法论基础，以及初始条件和理论目标的差别，但我一定还会要求学生再去买一本《普通逻辑》。文科学生多数没有受过普通逻辑的训练，过于依赖语言技巧，相信语言魔力，以写一手漂亮文章为能事。有些文章表面上看起来激情四射，动人心弦，其实只是披着华美语言外衣的逻辑空壳，往往经不起逻辑推演。我中学时期也曾爱看杨朔散文之类的抒情美文，如今越趋老年，越不喜欢这种完全不讲逻辑的美文。
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来说，一个学者对于过去事件的陈述与解析是否成功，首先取决于他占有的信息、材料，这是一切工作展开的基础；其次取决于他使用的工具、方法，这是正确运用材料的步骤；再就是他评判人事的眼光、叙述事件的技巧，这是做好学术传播的手段。一个好的学者，不仅要有警察洞悉世务的机敏，还要有法官明察秋毫的判断能力，以及律师口若悬河的叙事才华。一个学者具备的能力越齐全，他的著作也就越有说服力、越好看。学术研究的任务，就在于为各自领域的“问题”找到一个“最合理的解释”。通过寻找线索和材料，借助逻辑推论，充分运用我们的智慧，生产出新的有意义的知识，充实到人类文化的“传统池”中。
十一、转向自我的田野访谈
大凡从事文字工作的，谁都希望能够借助文章传诸后世。可是，有时候想想也可笑，一篇文章的作者，署名“施爱东”还是“爱东施”或“东施爱”，又有什么区别呢？不就是三个汉字的组合吗？那个曾经来过这个世界的叫作施爱东的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如何走上民间文学这条道路的？他的真实人生并没有反映在这三个汉字当中。
我们经常武断地给个体贴上群体标签，或者用所谓的群体特征对个体行为做出印象式评判，比如，我们常常听人说到西方人如何如何，河南人如何如何，60后如何如何，傻博士如何如何，这种笼统的标签往往成为群体与群体之间互掷的投枪和匕首。浸淫在不同的田野中，咂摸着田野对象的生活逻辑，反思那些所谓的民族性及其族群特征，我开始怀疑这些群体“特性”都是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给提炼、宣教、塑造出来的。过去一百年来，民俗学在归纳社群习俗、勾勒社群面貌等方面贡献卓著，但我始终怀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我觉得对于族群特性的过分强调、过度解读，以及个别民俗学者的民族本位立场是有悖于民族团结大方向以及和谐社会建设目标的。
在2019年国际泳联世界游泳锦标赛上，来自澳大利亚的霍顿（Mackenzie Horton）等多国游泳选手拒绝与中国选手孙杨合影或握手。针对这种无礼行为，孙杨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说：“你可以不尊重我，但你必须尊重中国！”此言博得中国网民一片喝彩，各大媒体纷纷点赞，可我却想起了姚明在同类事件上的一次答问。2011年“明谢”新闻发布会上，记者问姚明：“你认可别人说你是中国的代表吗？”姚明回答说：“中国这两个字不是任何一个个体可以代表的，每一个人身上都有闪光点。我们应该发掘更多的闪光点去完成中国这个词，而不仅靠某一个或者是某几人个去说这就是中国，这太苍白了。”
姚明不仅是个篮球运动员，也是个哲学家。作为公众人物的姚明只提到每个人身上的“闪光点”，作为学者的我们当然知道，每个人身上都还有许多不闪光的点。我们总是出于立场、观点和场合的需要，有时专门拿闪光点来说事（比如姚明），有时专门拿污点来说事（比如霍顿），如果进一步将这些个人的闪光点或者污点上升为一个族群甚至民族国家的闪光点或者污点，我们就在一条错误的思想道路上走得越来越远。
群体是通过个体得以呈现的，但我们不能以个体行为来代表群体特征，也不能以群体标签来描述个体面貌。只有当个体的思想得到表达，个体的经验得以呈现，个体的诉求和特征被完整勾勒之后，个体的面貌才会逐渐清晰。至于群体面貌，只能是基于大数据的概率描述，但是，概率描述也并不意味着可以用概率判断来对个体进行定性认识。
许多民俗学者习惯于将田野调查的重点聚焦在群众性节庆形式、程式性仪式表达等外在的、表面的民俗事项，忽视了不同家庭、个体之间习惯性思维的质的差异。当年顾颉刚在檄文式的《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演说词中呼吁“打破以贵族为中心的历史，打破以圣贤文化为固定的生活方式的历史，而要揭示全民众的历史”，重点在于“全民众”，因为“民众的数目比圣贤多出了多少”。后来钟敬文又将民间文学限定为“劳动人民的创作”，用“劳动人民”概念替换了“全民众”概念。再后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兴起，我们的学术焦点又转向了“社区”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虽然研究对象的范畴不断具体化、微观化，但始终是奔着“群体”而去的，并没有真正进入到个体的人（而不是“人类”）的生活世界。民俗学若要避开民族主义和地域本位的雷区，那么，逐渐走向更加微观的家庭调研、走向个体世界的探究，用个体的“人”的丰富性认识，冲淡“族群”“社区”的独特性、差异性认识，或许对于增进族群之间的相互理解、缓解族群隔阂与矛盾，将是一个有意义的学术选项。
我在与杨早等人合作编写《话题》系列的最后两年，把关注的焦点逐渐转向自己家乡。按照我和杨早议定“从大到小”的三部曲写作计划，我的系列写作路线图是“家乡民俗志—家族民俗志—家庭民俗志”。2013年的“家乡民俗志”我写了《一个小县城的春节故事》，2014年12月，这篇文章被微信公众号“单读”盗刊，改了个古怪标题《信丰县城年见》，在我的家乡信丰县城疯狂转发，因为文章中提到我妈放高利贷，很多熟人专门跑到我家，就为跟我妈聊这事。2014年的“家族民俗志”我写了《一个赣南客家村落的“关系网”和“信息圈”》，写的是施姓宗族村落沛东村，惹了一些同乡宗亲的不快。2015年的“家庭民俗志”应该写《一个普通家庭的“礼上往来”》，本打算以我妈为主角，着重记录我们家春节红包、礼品的往来收支情况，以及我和我妈对于送礼和收礼的各种权衡、顾虑，借以讨论红包的数额、流向与家族话语权、社交话语权，以及亲疏远近的微妙关系。可惜由于《话题》系列中断，文章没能完成。
这篇《代后记》，大概可以算作我将“三部曲”向“四部曲”的延伸：家乡民俗志—家族民俗志—家庭民俗志—个体民俗志。
我曾经把学术研究看得非常神圣，可是，现在越来越觉得这就是一份普通职业。2010年我写了一篇《学术行业生态志：以中国现代民俗学为例》，认为学术界的行业民俗是学者们在特定学术体制下必然选择的生存方式，是受到传统生活伦理深刻影响的典型世俗生活，现行学术体制使大多数普通学者成了学术行业的弱势群体。这篇论文引起了许多受压迫的高校青年教师（“青椒”），尤其是历史学界青年同人的热情关注，被一些学术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反复转载，甚至有人喻之为学术圈“葵花宝典”加以传播。这大概算是我的学术写作中影响最大的一篇文章了，后来我在此基础上不断加入新内容、新思考，将之扩充成现在读者看到的这本青年（普通）学者学术生存手册。
书末的这篇《代后记》，可以视作我对自己的一次田野访谈，也是个体民俗志的书写尝试。写完这本书的时候，再有四年我就退休了，作为学术社会的一员工匠，我在努力为自己的平凡人生描一幅自画像。自画像怎么描？素描还是彩绘？我个人选择素描，哪怕描出学术道袍下自私、自负、自恋的丑陋，也要留下一个自我镜识中的真实形象—用个体民俗志的方式，写出一个民俗学者眼中的“自我民俗志”。既然有机会向后人递交一幅自画像，那就应该是一幅尽可能面目真实的施爱东，一个半头白发、身型偏瘦、脸色蜡黄、肝肾功能俱不健全的施爱东，而不是美颜处理之后貌似老年靳东的假施爱东。
有时候，标签化、模式化的自我认知会有意无意地引导一个人形塑他自己。借用时下网络流行语，这叫“人设”，也就是自我设定的一种形象标识。当一个人把自己定位为“吃货”的时候，他就会无所顾忌地胡吃海喝。当我给自己贴上“耿直”标签的时候，我就有意放纵了自己的率性和口无遮拦，有时还会亮出这张标签为自己的鲁莽言行开脱责任。这大概也是许多“八十年代的年轻人”的一个突出特征：解放思想、张扬个性。
但是有一次，同事邹明华对我的“耿直性格”进行了一番批判性解读，大意是说：你说你敢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事实上你是有选择地说部分真话、得罪部分人，你得罪的都是无法伤害到你核心利益的人；你批评了很多人，但我从没见你批评过自己的导师；你要是真敢说话，真豁得出去，你就应该敢于为真理献身，去对抗那些能真正置你于死地的力量，但是你没有，说明你不是真勇敢。
这话让我无言以对。我认真想了想，邹明华说的有道理，我的确做不到像达斯科利（Cecco d’Ascoli）、布鲁诺（Giordano Bruno）那样，为了捍卫真理，敢于义无反顾地“以卵击石”。事实上，我也并没有掌握什么只有我领悟到了，别人都还没领悟到的“真理”。读者在阅读本书的时候一定已经意识到了，一些我认为是“真理”的东西，在别人看来可能恰恰是“谬误”，就像“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我既没有天才的真理领悟力，也没有捍卫真理的宗教情怀，我在把自己砸向城墙和石头之前，我会想到家庭，想到自己好不容易从一个小县城男孩，日夜兼程奋斗到今天，混迹京城，挤进翰林院，评上研究员，成为知名民俗学者，可以背着挎包穿梭于山野古村与庙堂会议之间，我不想失去这一切，偶尔甚至还想得到更多。人总是这样，年纪越大、得到越多、拥有越多，就越害怕失去自己的所有。无欲则刚，多欲多畏，顾虑多了自然就会谨言慎行。有时候我甚至还设想，如果我倒下了，那些讨厌我以及本不讨厌我的人将如何在酒桌上戏谑我的往事，我今天的慷慨激昂都将成为他们明天的谈资笑料。每次一想到这些，我就会捂上自己的臭嘴，叹一口气。
的确，我不是敢于砸向城墙、砸向石头的卵，我只是乡下顽童“斗蛋”游戏中外壳相对厚实一些的蛋，我的耿直也罢、无畏也罢，仅限于跟其他和我一样的蛋们较个真、顶个牛。所以说，我只是芸芸众蛋中普普通通的一位蛋先生，算不上勇敢的击石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