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并不是说，年过花甲的老学者就已经失去学术价值，恰恰相反，这个年龄的优秀学者已经功成名就，正处于广受尊敬的年龄，此时正需趁热打铁，好好经营自己的学术成果。他们过去的优秀成果常常被一些青年同行或者研究生视作研究典范，因此，需要通过各种方式反复推广那些成功的经验范式，指导青年学者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前行。当他们更老一些的时候，他们已经桃李满天下，他们的学生还将把这一套“行之有效”的研究范式进一步推广到更年青的研究生群体，实现其“薪火相传”的学术理想。
优秀业绩只是成就一个学者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一个学者若要得到广泛的阅读认同，他还必须活得足够长。陈平原在《不靠拼命靠长命》一文中提到：“大学毕业那阵子，老师私下里半开玩笑半当真地传授了‘治学秘诀’，那是老师从他的老师那里学来的。这十字真言道破了很简单，大白话一句：‘做学问不靠拼命靠长命。’据说这句至理名言的两位创造者，晚年都真的很有学问，成了学界泰斗。” [4]文中所说的“老师”即王季思，“老师的老师”即夏承焘。凡在中山大学受业于王季思的学生，几乎所有人都在不同场合听到过这句话。
当钟敬文跨过95岁高龄之后，就不断有人称呼其“百岁老人”。中国民间有长寿即道行的说法，百岁是个槛，槛的这头是凡人，槛的那头是仙人。一旦被称作“百岁老人”，首先从称呼上就获得了一种理所当然的经验知识权威性。
传统学术史都是以“名家名作”的方式来书写的。我们往往是先确定了名家，然后再按图索骥，回溯其名作。名作的确立，又将进一步确认名家的地位。一个活得足够长、学生足够多的学者，哪怕是早年的稚嫩之作，都会被弟子们翻出来，当成历史文献重新出版，并以早期学术阶段的“必然稚嫩”来修补这些成果的不足。“在动荡多变的近代社会，长寿者本身就是国家历史的缩影。更重要的是，长寿者有更多的说话机会，有可能影响历史研究的趋向，同时既作为历史活动的参与者，又是历史叙述的制造者。” [5]那些连钟敬文自己都认为“幼稚”，自谦为“描红格子” [6]的少年习作，在他晚年的时候，全都被学生们当作中国民俗学的早期经典，从各种旧杂志中翻出来，与时俱进地被赋予各种新解读和新意义。
一个学者一旦成为“仁寿”的学术领袖，他过往的学术成果也必将被弟子们“层累叠加”地赋予各种连他自己都未曾想到的丰富内涵。正如黄苗子、郁风夫妇给钟敬文奉上的祝寿辞：“三千弟子半耆宿，一代风骚拜老成。” [7]
相反，如果一个学者过早退出了学术共同体，他不能在历史舞台上持续曝光，那么，他早年的学术成果也多半只能随之退出后人的阅读视野。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董作宾的《看见她》、容肇祖的《迷信与传说》，其学术价值堪称1920年代的民俗学代表性成果，学术水平明显处在钟敬文同期成果之上 [8]，但是，由于两人很早就退出了民俗学界，今天的民俗学研究生已经很少有人了解这些优秀成果了。
[1]吕微：《顾颉刚：作为现象学者的神话学家》，《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2期。
[2]杨玉圣：《与钟敬文先生仅有的一次会面》，《博览群书》2002年第3期。
[3]陈泳超：《钟敬文民间文艺学思想研究》，《民俗研究》2004年第1期。
[4]陈平原：《不靠拼命靠长命—学术随感录（五）》，《瞭望》1988年44期。
[5]刘一皋：《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研究的困惑—以梁仲华为例》，《历史学家茶座》第九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
[6]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派》，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7页。
[7]陈芳：《钟敬文：从“五四”走来的中国民间文学泰斗》，《纵横》1997年第9期。
[8]钟敬文先生在谈到中山大学民俗丛书的重印问题时，曾经说过：“告诉叶老师，我那几本书不要重印，那都太幼稚了，顾先生、容先生的作品比较成熟。……我不是谦虚，我没必要谦虚，这是实事求是。”（钟先生病中谈话录音，2001年8月16日，北京友谊医院，访谈人：施爱东）
五、学术推广：圈内的口碑与圈外的宣传
一般来说，学术论文越是专业，诉求的阅读对象就越少；越是精深，被理解的可能性就越小；越是具有独创性，被接受的程度就越低。这种矛盾关系几乎是不可调和的。
创造性思维的学者都是钻牛角尖的，曲高和寡是多数杰出成果的必然命运，学者们常常感叹说：“我们是自己同自己过不去，因为工作到了一定程度，就没有人来处处对话了。这是一种穷途末路的境界，意义、前程等等都只能从自己的心中生出来。” [1]这时，可以支撑学者继续其工作的，只有内心的信念，他必须有强大的内驱力，去从事寂寞的思考。
所以说，一个真正的学术大师，并不首先来自外界的承认，而是来自内心的信念。自许为学术大师未必是成为学术大师的充分条件，但肯定是其必要条件。一个连自己都不敢承认自己价值的学者，不可能有足够强大的内心力量来支撑他数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在一个寂寞的学术领域。最优秀的学者都是特殊领域的专门家，而不是大众媒体的宠儿，学术研究注定是寂寞的，而且很可能终身寂寞，冷门绝学尤其寂寞，这是学术行业最无奈的现实。
一个寂寞的学者要使自己的劳动成果得到承认，不时地走出书斋进行适当的媒体对话以及适度的自我表扬是必要的。1928年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成立之初，顾颉刚等人充分地利用了当时的校报、《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以及《民俗》周刊，连续刊登广告。比如《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的广告词就称：“此书，为本校史学系主任顾颉刚先生所著。顾先生为当今史学界泰斗，其对于孟姜女故事的探讨，乃他为研究古史工作的一部分，而成绩之佳，不但在中国得到许多学者的钦佩，便是日本许多民族学家史学家及民俗学家，也很为赞许。诚为现代出版界中一部不很易得的产品。” [2]这样的广告语曾让顾颉刚的许多同事很不舒服 [3]，但是不可否认，也为顾颉刚及其民俗学壮大了声势，吸引了一大批铁杆粉丝。
1990年代之后，高校对于学术成果的量化管理体制导致了学术论著的大量涌现，以至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真正有独创性、有建设性的成果常不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评价，而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和似是而非的结论却充斥在学术史的叙述中。” [4]大量陈陈相因的出版物无疑给学术研究带来了巨大的阅读困难，如果不是选题需要，绝大多数学者都无暇去阅读同行的新成果。因此，青年学者主动、技巧地向同行推荐自己的学术成果也就成了扩大学术影响的必要手段。
“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年代已经逐渐远去，自卖自夸的王婆定律不仅适用于市场营销，同样适用于学术推广。常见的推广方式有四：（一）网络平台的推广。微博、微信等网络平台的推广，成为当代学术最有效的营销方式，学术著作商品化，商品营销化，这是当代学术无法摆脱的现实困境。（二）向同行赠书。越是专业化的学术著作越难经由市场到达消费者手中，因此，主动把自己的著作赠送给同行，是扩大学术影响的有效途径。（三）召开新书讨论会。这是赠送图书的高级形式，一种变相强迫同行接受学术成果的方式。（四）请同行写书评。在学术领域，即便是相近的专业方向，也是隔行如隔山，许多学者只能通过阅读书评来大致了解其他专业的学术成果，所以说，邀约书评是学术著作推广中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一种方式。如果有著名书评家的网络平台推荐，效果尤其显著。当然，以上无论哪种方式，作者的人缘积累都很重要。
学术论文的推广手法则相对更为多样：（一）网络再发表。学者论文在纸媒正式发表之后，大部分还得借助微信公众号进行二次发表，方便同行阅读和转发。（二）学术讲座。许多学者都会借助专题讲座把自己最得意的成果介绍给同行或研究生。（三）同行评议。将论文提请同行批评，也是把论文推销给同行的一种方式。（四）转载或摘录。“学术文摘对于解决信息时代日益尖锐的生有涯而知无涯的矛盾，对于扩大一般读者的知识面，对于普及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甚至对于提高学术的知名度，都是很有益处的。” [5]（五）学术引证。论文影响因子最重要的评价指标是引证频次，但事实上，专业的学术论文是很难被广泛引证的，只有那些专业方向最接近的同行才可能认真阅读这些论文，所以，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尤其是师门内部提倡互相引证、往复讨论是正常而且必要的。巴莫曲布嫫是当今彝学界最杰出的学者之一，在史诗领域建树尤多，可是，某学者在会议期间送给巴莫一本关于“彝族史诗与文化研究”的专著，扉页居然题写“敬赠八嫫老师”，“巴莫”二字一个也没写对，足见其对巴莫只闻其名，未读其书，更遑论引用其著述了。
不同的学者会选择使用不同的方式来自我表扬。比如，西南师范大学韩云波教授经常夸耀自己的博士论文只用18天就完成了，而更多的学者则喜欢强调田野调查的艰苦以及写作过程的艰涩。前者意欲强调自己敏捷的才情，而后者则是为了突显论文的时间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从而提升读者对于论文价值的认可度。
问题在于，并不是只有优秀的学术论著才会使用推广手段。一些学术官僚偶尔出版一本随笔式的小册子，一样可以开个新书发布会，一样能听到许多赞誉之词。这时，“口碑”就成为一种重要的约束因子。口碑是指学者们在非公开场合口口相传的学术评议，一般源于私下交流，形成了一定的共识。这种非公开场合的学术评议往往比公开场合的学术评议更加尖锐、真实、不讲情面。
口碑主要形成于圈内，正如历史学者桑兵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真正的学者大师是一种口碑，是整个圈子抛弃利益成见的非利益评价。” [6]钟敬文就常常借助臧否人物来表达自己的学术立场：“容观琼评教授的时候，我写了评语。他只给我一篇论文，我说一篇就行，可以做教授。文章一篇就可以看出水平，何必要十篇八篇。” [7]“我从十二三岁起就乱写文章，今年快百岁了，写了一辈子，到现在你问我有几篇可以算作论文，我看也就是有三五篇，可能就三篇吧。” [8]
对于学术共同体内的学者来说，圈外的名声多是虚名，圈内才是他生存和交流的空间，因此，口碑的力量可以对学者的行为形成强势约束。一个学者如果在公众视野中非常有名了，一般也就很少在学术圈内活动了。对于他来说，圈内圈外是两个世界，圈外前呼后拥风光无限，可是一回到圈内，谁也不买他的账。
在当代民俗学界，仅两位广西籍学者谭达先和过伟，每人编著图书就在50种以上，均可谓著作等身，却没有一部堪称代表性的作品。可资比较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魁立很长时间都只有一本《刘魁立民俗学论集》行世，但是，刘魁立却能继钟敬文之后，连续三届当选为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不能不说是圈内学者“对他在民俗学上的渊博学识和独特贡献的肯定” [9]。
由此可见，学者立身的根本是其出色的研究成果，非如此难以有好口碑，但是，有好口碑的学者未必能得到与这种口碑相匹配的政府荣誉或现实利益。因此，在出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好学术推广是一道锦上添花的学术工序。一个学者如果不谙此道，他至少应该培养一批忠实的学生或拥趸，以协助传播和颂扬其学术，否则，再出色的“珠”也只能厕身于眼花缭乱的“鱼目”中间，寂寞以终。
[1]王小盾：《序》第6页，马银琴《两周诗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2]《民俗学会新出三种丛书》，《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28年4月27日。
[3]王学典、孙延杰：《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第140页。
[4]蒋寅：《学术史：对学科发展的反思和总结》，《云梦学刊》2006年第4期。
[5]陈平原：《“文摘综合症”—学术随感录（二）》，《瞭望》1988年第33期。
[6]蒲荔子、李荣华：《“他根本没有什么学术成就”》，《南方日报》2009年2月24日。
[7]钟敬文先生病中谈话录音，2001年8月13日，北京友谊医院，访谈人：施爱东。
[8]杨玉圣：《与钟敬文先生仅有的一次会面》，《博览群书》2002年第3期。
[9]刘亚虎：《刘魁立在民俗学上的渊博学识和独特贡献》，《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六、宏观学术规划：一支无效的学术指挥棒
我们常常听到有学者叹息说，某某事项非常有意义，可惜没人研究，或者再不研究就会怎样怎样。那么，为什么有意义的事项却没有人研究呢？
钟敬文曾经在《建立中国民俗学派》《关于民俗学结构体系的设想》等多篇论文中为民俗学描绘了一幅宏观的学术蓝图，希望民俗学界“在今后的民俗学工作中尽可能加强计划性，加强合作和共同商讨” [1]。但是，作为“计划体制”的民俗学，其各个分支、方向，在难度、利益等方面肯定不会是均衡的。个人的研究一旦纳入集体的框架，就必然有人吃肉有人啃骨头，有人出风头有人坐冷板凳。
民俗学毕竟不是一个行政单位，除非在同一个研究机构，学者的研究方向主要是由学者自主决定的，那么，有谁会为了实现别人的理想蓝图，自己坐在冷板凳上啃骨头呢？我们不排除个别学者有这种精神，但我们的讨论必须基于“普遍性”而忽略“小概率事件”。一般来说，一个学者具体研究什么而不研究什么，并不遵照智者的指导意见，而是视乎个人兴趣或课题利益。比如，本书修订过程中，笔者恰巧看到一篇关于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如何指导硕士、博士研究生研究自己的文章，文中特别提到：“这10名博士、硕士有很多都是奔着许教授的鼎鼎大名，主动报考武汉科技大学，主动报考许教授做导师。” [2]
人都有“经济”的天性，总是试图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因此，绝大多数学者都只会选择有经济利益的课题、有助于获得学位或晋升职称的课题、能让成果得到顺利发表的课题、能提升学术声望的课题；少数学者会选择那种纯粹带给自己身心愉悦的有趣课题；几乎没有学者会为了一幅理想的民俗学蓝图而选择那些对个人没有多少实际收益的“有意义”的课题，哪怕这幅蓝图是由钟敬文描绘的。比如，“民间故事类型索引”这样一个曾经被认为“非常重要”的课题，尽管有刘魁立等一批知名学者不断呼吁立项，却始终没人接手。谁都知道，这类课题耗时长、见效慢、枯燥无趣，如果没有充足经费和政策优惠，预支的劳动力成本与可能的学术收益根本不成比例，谁接手这类课题谁自讨苦吃。
所以说，能引得一群鸭子跑过来跑过去的，永远不是那个头脑最清楚的哲学鸭子，而是手里拎着一桶鸭食的心怀叵测的饲养员。
高校系统的各种学术政策无疑会给当下学术走向造成巨大影响。一个博士生在撰写博士论文的时候，他必须接受导师的指派，只有这样他才有可能顺利地完成并通过他的博士论文答辩。当他取得博士学位之后，很快将要面临职称晋升的问题，于是，他必须努力去申报各种各样国家级或省部级的课题，而且他还必须在官方学术机构指定的“课题规划”中去选择他最有可能拿下的课题，尽管这些课题既不是他的专长，也不是他的兴趣所在，甚至可能是一个伪命题。职称问题解决之后，还有更多的帽子和头衔，以及与此挂钩的其他利益等着他努力去摘取。学者的生命就像电子游戏中的“打通关”，一天天一年年就这样耗散在无穷无尽的一关又一关的利益追逐之中。
当北京大学的高丙中教授击败中山大学“非遗学”团队拿下那个标的80万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生态建设”课题的时候，并不表明这个课题就是他的学术兴趣之所在，也不表明他认为这是一个有充分学术价值的课题，他看中的主要是“国家级重大课题”这个名头，以及80万的课题经费。一方面，把一个看起来像是民俗学的重大课题留在了民俗学界，我们会觉得高丙中为民俗学挽回了面子；另一方面，至少在接下来的两年内，高丙中将为这个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的准学术课题牺牲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还得设法将之转化成一份对得起自己学术良心的有意义的成果。
目前国内各高等院校都有所谓工作量的规定，比如，每位教师每年必须在一定级别的学术期刊发表一定数量的学术论文。这种盲目追求产量的“学术大跃进”所导致的后果是，高校教师成为学术泡沫的最大供货商。21世纪以来层出不穷的所谓学术腐败案，折射的不仅仅是学术道德的沦丧，更是学术政策的荒唐。但正是这么一系列荒唐的学术政策，却如吊在驴鼻子前面的胡萝卜，把专家学者引得团团乱转。
几乎所有学者都在嘲笑和怒斥当下各种荒唐的学术政策，但是，回到书斋，这些学者还得埋头苦干，继续生产新的学术泡沫。学术泡沫的泛滥当然不能怪学者，趋利行为是所有动物的天性，大家都生存在现行学术体制的阴影之下，生存和进取驱使学者一边骂娘一边继续加大“内卷”力度。
钟敬文生前一定没有想到在他身后两年，就会刮起一阵叫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热潮，而且国家会持续投入数以百千亿资金，甚至加以立法保护。这股热潮以及热潮中的利益因素，引领着大批民俗学者乃至周边学科的相关和不相关学者趋之若鹜。“非物质文化”以及“遗产保护”一下成了21世纪以来民俗学界最热门的“前沿话题”。我们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关键词，仅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2006—2008三年的数据，即可检得4715篇文章，再检索2016—2018三年的数据，可检得17125篇文章。时隔十年，文章数量增长了三倍多，直到2023年，文章数量还在持续走高。这一热潮可说完全偏离了钟敬文的学术蓝图。
所以说，任何有关民俗学的宏观的或长期的学术规划，都只能是纸上谈兵，无法落实到具体操作中。影响和决定民俗学学术取向与课题规划的，主要是当下的学术政策和现实利益。政策和利益的指挥棒下一章将要指向哪里，只有历史能够回答，而我们知道，历史进程是无法预知的。
另外，从学者个人的学术取向来说，许多学者更愿意选择能充分发挥自己资源优势的研究方向或研究范式。一个接受了民俗学专业训练的民俗学者，不可能突然转向去做数学研究，他自己明白应该如何扬长避短。赵世瑜早在投奔钟敬文之前就已经是一位知名历史学者，他的博士论文选题自然会在历史学和民俗学之间寻找一个结合点，以发挥所长，于是有了《眼光向下的革命》。巴莫曲布嫫最大的学术资源是她的海外学术背景和彝族的“公主”身份，她自然会选择以自己民族的口头传统和经籍诗学作为研究对象，借助自己的民族知识来话说整个世界，于是有了《鹰灵与诗魂》。刘宗迪本科期间学的是大气物理，他不想荒废自己在科学史方面的积累，试图在天文学和人文科学之间寻找平衡点，于是有了《失落的天书》。陈泳超是古代文学出身，所以他选择从古代神话和传说入手，逐渐向近现代传说、宝卷和仪式文艺过渡。
每一个聪明的学者都会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在公共的学科范式与个人的知识结构之间寻找平衡，他们不会抛弃自己的专长去迎合那些不适合自己发展的学科蓝图。未来的民俗学者将会是一批具有什么学术背景的年轻人，我们无法预测。每一个新生的民俗学者都可能带来一股新鲜的学术空气，而这股学术空气从哪里吹来，向哪里吹去，完全是随机的、无法预先规定的。
[1]钟敬文：《关于当前民俗学工作的三点意见》，《钟敬文文集·民俗学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
[2]并不稳定的飞行：《许家印教授自己研究自己，指导了10篇博硕士学位论文》，微信公众号“并不稳定的飞行”，微信号：shiyuxuyu，发表时间：2023年10月1日，核查时间：2023年10月1日。
七、学术创新：压垮学者和学术的第三座大山
学术批评家往往把学术创新视为学术研究的生命。“创新是学术发展的生命，没有创新，学术也就无从发展，实则失去了生命。” [1]所谓学术创新，也即“发现了新问题，挖掘了新材料，采集了新数据，提出了新观点，采用了新方法，构建了新理论” [2]。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以及各大高校或科研机构印发的诸如项目申请书、结项书、出版补贴申报表之类，都会明确要求填写该课题的“理论创新程度”“理论和方法创新”“新贡献”，等等，许多高校的博士、硕士论文评阅书甚至明确要求学生填写至少三项论文“创新点”。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学术创新的提倡当然是站得住脚的。传统学术史是基于进化论的学术发展史，多以今天的学术现状来反推昨天的学术发展历程，是典型的“马后炮”。也就是说，学术史家首先把今天的“现状”设定成了学术发展的“结果”，然后再从过去的学术成果中挖掘出一些影响了该结果的“原因”，如此因果相续，就构建出一部“学术发展史”。在这样的学术史框架中，学术史家一般都是以“现状”为标准定向地挑拣前人“有效创新”的学术成果，无视那些曾经存在但是未能得到充分发育和持续推进的“无效创新”。
可是，站在历史的每一个具体时间点上，我们都不知道“未来的现状”是什么，不知道哪一项成果将会成为未来学术发展史上的“有效创新”。因此，如果脱离我们目前的学术现状和已知条件，一味地借用不确定的“未来”指导“现在”，实际上也就等于制造了学术研究的混沌无序，以及更大的不确定性。
“截至2000年年底，仅全国高校的社会科学从业人员就达到24.3万人，科研机构1640所，专职科研人员1.67万人。” [3]这个数字在过去20年间至少增长了三倍：“截至2021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学和研究人员达到89.7万人，比2012年的48.2万人增长约86%；44岁及以下青年学者达59.3万人，约占比66%。” [4]试想，即使平均每人每年只产出两篇论文，每年的社科类论文也会高达近二百万。如果每一个学者都在尝试学术创新，每一篇论文都要独出心裁，那么，我们面对的学术格局将会变成一幅怎样的图景？那一定是一幅充斥着各种奇谈怪论，混沌一团的群魔乱舞图：没有公认的知识体系，没有稳定的研究范式，所有的论文都在自说自话，而那些真正具有创新价值的学术成果却只能湮没在二百万混沌无序的喧闹之中。
一位中国科学院的院士曾经很无奈地说道：“上海一家单位要我去评审他们的项目。我是评审委员会组长，他们要我定他的项目达到国际先进，我想我不能签字。对方乞求说，如果这个项目不签国际先进，别的项目都按照‘惯例’来评为国际先进，这个项目就不可能有发展了。” [5]事实上，当所有成果都被鉴定为国际先进或者具有创新价值的时候，也就没有任何一项成果需要被认真对待了。当鱼目被鉴定为珍珠的时候，珍珠死了。
我们再来设想每篇论文都在生产新知识、新观点，如此“创新大生产”的后果是什么？任何人提供的任何知识、观点都没法得到别人的认同，一切都将成为虚幻的语言游戏。如果语言也在求新求变，每一个人都在使用独创的词汇、独创的语法，那就没有一个人能听得懂别人所说的话，人与人的交流被切断了，人作为使用文字和语言思考的动物消失了。如果每一位学者的每一项研究都在不断突破、不断更新，那么，不仅是人与人的交流被切断了，自己与自己的交流、现实与历史的交流也被切断了。
虽然如此极端的局面并没有出现，但即便只有部分学者“为了创新而创新”，也已经把原本宁静有序的学术空气搅得乌烟瘴气。1999—2008年间，全国各类学术期刊正式发表的民间文学论文每年超过600篇，泛民俗学论文每年超过2000篇。正是那些所谓的“学术创新”之作，让学术研究变得如同儿戏。学术创新，成了一件华丽的皇帝新衣。
当今学术体制下，有两座大山沉重地压在广大学术工作者的头上。一座即所谓的“量化管理机制”，这套规则强迫学术工作者必须每年发表学术论文若干篇。另一座即所谓的“学术期刊评价机制”，这套规则强迫学术工作者非得把论文发表于所谓的一二类核心期刊。这两座大山已经把高校教师和研究人员压得喘不过气来，可是，还有隐性的第三座大山，也即所谓的“学术创新机制”。这些大跃进式的学术管理如同三座大山重重地压在广大学术工作者头上。如果说前两座大山损害的只是学者的个人健康和幸福生活，那么，第三座大山已经严重损害了学术发展的自然进程。
以民间文学为例，每年撰写论文的学者多达300余人，大多数学者并不具备学术创新的能力，可是，当下的学术体制逼着所有人都得围绕学术创新做文章。为了掩饰学术成果的非创新实质，学者们必须掌握一套投机取巧的创新手法，比如虚构调查数据、伪造田野访谈、隐瞒观点来源、屏蔽不利于论文观点的学术信息，诸如此类，以求平安地生存于当前的学术体制下。大家都是被赶着上架的鸭子，鸭子上不了架，只好齐心合力把架子给放倒了，这样才能站上去。
学术创新本应是一种具有进步意义的学术倡导，可是，“创新”的提倡一旦与“量化”的体制结合在一起，马上就会由一种进步的学术理想蜕变为混沌的学术灾难。
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看，大跃进式的学术创新行为甚至比抄袭和剽窃更恶劣。抄袭和剽窃虽然有悖于道德伦理，但并不以提供伪劣信息为目的，而那些建立在学术沙滩上的空中楼阁式的创新学术，则无疑将成为一堆需要后人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加以清理的学术烂尾楼。即使在研究范式相对稳定的古代文学领域也难免其祸：“论文标以‘新解’、‘新说’、‘新论’者不乏其数，你说作品主题是‘正统说’，我便来个‘忠义说’，随后又冒出‘统一说’，但此说也‘新’不多时，因为更有‘新’者在后头。你们公认嘉靖本是最早版本，我偏弄个天启本论证还有更早者，这自然也是‘新’。” [6]
学术批评往往把锋利的矛头指向我们这些本已被三座大山压得颤颤巍巍的普通学术工作者，把种种学术弊端归结为研究者疏于积累、急功近利、不甘寂寞、妄发虚言。可是，学者也是凡夫俗子，也食人间烟火，也要养家糊口，也只是被赶着上架的鸭子，不得不以奇谈怪论之“创新”以求发表。普通学者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弱势群体。
目前的学术体制，是以要求天才学者的学术标准要求我们这些普通学术工作者。事实上，在学术创新的问题上，那些真正杰出的科学工作者根本用不着别人指手划脚，当他发现新问题萌生新思想的时候，创新的冲动犹如箭在弦上，不发不快，那时，别人就是想压恐怕还压他不住。
“学术史的本质就是淘汰，通过淘汰肤浅、无用或重复的劳作，留下最有价值的知识。” [7]学术史家之所以能够从浩如烟海的故纸堆中大浪淘沙地识别出那些最有价值的知识，正是因为有许多平庸的成果在不断地复述、评议、应用，甚至贩卖这些被公认为有价值的知识。自然的学术构成犹如一座金字塔，金字塔的塔尖是靠一层一层不同层级的基石支撑起来的。平庸的学者以及平庸的成果就是铺在金字塔底层的那些基石，他们才是金字塔的主体，是真正的绝大多数。可是，现行学术体制却不容忍平庸，不允许失败。拒绝了平庸和失败，也就等于把所有的学术工作者视同于必须成功的天才，也就等于把金字塔的所有砖石铺在了同一个水平面上，于是，金字塔不存在了，天才被抛在地上。
事实上，我们95%以上的学者都不可能写出什么传世之作，甚至没有能力在有限的几本核心期刊每年发表几篇“有生命力”的创新性论文，我们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与那些杰出的思想展开局部对话，质疑、修正、补充或者验证、传播这些思想。学术期刊本该是学者展开有效学术对话的知识平台，而不是学术体制用以压制弱势群体的学术桎梏。
科学哲学早就指出，学术创新是常规科学遭遇了范式危机时必然触发的学术程序，是常规科学发展过程中自然产生的内在需求，而不是学术强人的霸王硬上弓。过度强调学术创新无疑是违反学术发展自然规律的。
把三座大山挪开，给普通学术工作者一条生路，也是给学术一条生路。没有了普通学术工作者平庸成果的拥护、支持、传播与模仿，那些最有价值的知识以及最杰出的科研成果，都只能葬之名山、束之高阁，成为一堆死知识。
[1]李世愉：《学术的生命就在于不断创新》，《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2期。
[2]陈光中：《只有创新才能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光明日报》2006年1月16日。
[3]余三定：《高校：我国当代学术事业的重要方面军》，《云梦学刊》2007年第4期。
[4]吴月：《努力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人民日报》2022年7月7日。
[5]陈治光：《汪品先：所有的科研都成功是不正常的》，《科技潮》2007年第2期。
[6]陈大康：《关于古典文学研究中一些现象的思考》，《文学遗产》2004年第1期。
[7]蒋寅：《学术史：对学科发展的反思和总结》，《云梦学刊》2006年第4期。
八、学术版图周圈论：圈层递推的学术革命
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曾经将日本各地对“蜗牛”的几种不同称呼按不同符号类型逐一标示在地图上，发现这些符号类型在地图上呈现出有规律的两端对称分布，离开文化中心的距离越远，其语言形式也越古老。柳田据此提出了著名的“方言周圈论”：以文化中心为圆心，越是远离文化中心，其语言的更新速度越慢；方言更新的时间差异可以从空间差异中体现出来。后辈学者又据此扩展为诠释日本文化分布规律的“文化周圈论”。
这种空间差异体现为时间差异的“周圈理论”，可以很好地用来解释中国现代民俗学学术版图。我们可以用表格表示如下：
表1 学术版图的周圈分布
我们以21世纪初的中国史诗研究为例，学术中心无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口头传统研究中心”，该中心的部分新锐中青年骨干分子属于中心圈；第二圈则是该中心的部分中老年学者，以及其他一些史诗研究基地的中青年学者；第三圈则是这些史诗研究基地的中老年学者，以及不依托研究团队的独立史诗研究者；最外圈（第四圈）则是地方文化部门的史诗搜集整理工作者。每往外推出一圈，其讨论的话题往往要滞后10年左右。
21世纪最初几年，口头传统研究中心的中青年学者由于身处学术中心，理论知识的更新是最快的：“近10年来，我所多位学者先后参加了‘世界民俗学者组织’（FFN）的国际高级培训，并在哈佛大学、密苏里大学口头传统研究中心进行了专门研修和访问交流，多次参与了国际性的学术会议，与国际口头传统研究界的专家学者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国际性的专门学术机构开展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在积极引进和介绍了国外口头传统理论和方法论的同时，有一批学者在田野研究中也取得了令人鼓舞的学术成果。” [1]此外，他们还通过代际更替，逐渐控制了该领域最重要的学术期刊《民族文学研究》，掌握该领域的学术话语权，因此，他们就是正在发展壮大的学术中心。
同一学术机构的部分中老年学者虽然也有同样的地利条件，但年龄和经验决定了他们更倾向于那些他们认为更熟悉、更可靠的常规研究，而不是紧跟各种时尚的新理论、新方法。在学术中心之外的各研究基地，中青年学者因为受到各种学术条件的限制，不能频繁躬与各种对外学术交流，难以及时跟进最新研究步伐，很难在该领域内处于领先地位，因此，这两类学者也就只能处在第二圈的位置。
但是，身处第二圈并不妨碍他们的学术写作和发表，因为中心圈还在扩张之中，第二圈才是学界认可度和接受度最高的常规研究，各大学术期刊依然认可其研究范式，第二圈的成名学者是最多的，这是事实上的“权威圈”。当然，从时间角度来看，任何权威圈最终都将失去它的威权地位。如果权威圈无法实现理论更新和自我革命（事实上自我革命的可能性很小），大约10年之后，他们也将退居第三圈。
新的学术中心将出现在哪里，表面看似乎是随机的，实际上还是有大致范围的。多数情况下，它会出现在一个传统的学术重镇。只有依托学术重镇，才有足够的学术影响力和号召力。在这个重镇中率先出现了一个或多个“叛逆者”。叛逆者要迅速壮大自己的学术势力，获得同盟军和支持者，必须具备一些得天独厚的先决条件，他不仅要拥有开放的学术环境、自由的发表平台，甚至还需要赏识他、支持他的开明学术领导。21世纪之初，口头诗学的“三驾马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的朝戈金、尹虎彬、巴莫曲布嫫，就是三个得天独厚的成功叛逆者。
不依托学术重镇的独立学者，要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起一个学派，立起一个学术中心，几乎是不可能的，至少是非常艰难的，中国民俗学史上似乎也只有刘守华做到了。事实上，刘守华所依托的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在中国文学研究界也并非不是学术重镇。
新范式一定是由青年学者发起的，功成名就的中老年学者绝不会突然心血来潮革自己的命。青年学者刚开始的时候总是弱势的，但是，他们胜在年轻，前沿新锐，他们不愿意在上一拨理论范式之下拣拾残羹冷炙，也清醒地知道重弹前贤老调很难为他们带来学术荣誉，他们只能用新进理论和方法去夺取属于他们这一代的学术话语权。
新锐学者开始崛起的时候，原本就处于中心位置的中年学者，此时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10年前的前沿理论与方法，这时也已经壮大稳定，成为一种常规研究，正为第二圈乃至第三圈的学界同人所广泛接受。引领这些理论的中年学者，已经成为学术权威，他们当然不会在这时候放弃自己的理论专长，转而认同那些新锐理论。所以说，任何一个学术时代，最流行的理论和方法，一般都是第二圈的。
如此三五年之后，这套研究范式已经为学界玩得烂熟，很难再出新意，部分青年学者开始转向追随那些新锐学者新锐理论，逐渐生成新的中心圈。这时，中年学者也已顺次成为中老年学者，他们已经自然过渡到了第二圈。同理，原本处于第二圈的学者，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被推往第三圈。
对于那些新锐青年学者来说，只有当他们渐次进入中年，能够熟练运用新理论新范式做出优秀成绩并且发表、出版，形成影响力和号召力之后，新理论新范式才能在学界得到确认，更加年轻的一代青年学者才会追随、模仿，接下来，他们将重复他们前辈的命运，逐渐夺取话语权，成为学术权威，然后，渐次被推到第二圈。现代学术的发展，就是这种“圈层递推”的学术革命。
一种新范式的确立必须基于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广泛认同。要让一个同行接受一种新范式，首先必须说服他放弃已经熟练操作的旧范式；其次，还得让他意识到新范式的优越性能为他的学术前途带来更加实际的利益；再次，新范式的提倡者还得说服学术期刊的编辑接受并推广这种新范式。要做到这几点并不容易。最简单快捷，事实上也是最主要的方式是：高校教师批量地将自己的博士研究生发展为新范式的追随者，并且想办法使他们的成果得到顺利发表，以激励这些追随者愿意沿此道路继续前行。因此，推行一种新范式至少需要培养一至两届博士生的时间。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一）一个学科往往有多个学派，每个学派都有自己的核心人物和最主要的学术团队，所以，一个学科很可能有多个不同的学术中心。比如，口头诗学研究中心是以朝戈金为中心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故事文化学派的学术中心是以刘守华为核心的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礼俗互动研究的学术中心是以张士闪为核心的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
一个学术中心的衰落也并不一定是因为被同一方向的新锐学者所替代，也可能就是单纯地消耗完了自己的学术阐释魅力，新一代的青年学者被吸引到了其他研究方向。比如，“歌谣学”的衰落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传统歌谣学并不是被后起的新锐歌谣学给替代了，而是在没有新范式的情况下耗尽了自己的学术阐释力，自然衰退了。《民间文学论坛》编辑部曾经形成过以陶阳、吴超为核心的歌谣学中心圈，但是，歌谣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长期处于停更状态，重复性的采风调查和主题阐释、特色分析已经无法吸引青年学者追随跟进，也就自然衰竭了。
（二）以上“学术版图周圈”的划分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并未考虑那些小概率事件。理论上，我们并不排除一个属于第三圈的青年学者直接到美国哈佛大学或者密苏里大学的口头传统研究中心，学成之后回到第三圈，地处边缘而艺绝天下。但在现实中，这种情形目前尚未出现，如果真的出现，很快他就会被当作“引进人才”跻身中心圈或第二圈，难以改变第三圈的边缘性质。
（三）本书所指的“学术版图周圈”只是一种形态描述，不是价值判断，内圈外圈的划分并没有意义大小或价值高下之分。但我们知道，中心圈（包括第二圈）的学者始终掌握着话语权力，第三圈及其外圈的学者运用旧的研究范式，即便做出非常出色的成绩，至多也就得到中心圈学者对于该成果“认真”“扎实”“材料丰富”的赞赏，但他们绝不会抛弃自己的学术立场参与你的学术对话，相反，他们会使用新的理论武器对你的成果提出委婉的批评，对你的辛勤劳动表示“还有理论提升的必要”，他们会努力将你纳入他们的话语圈，而当你熟练地掌握了那些新鲜话语的时候，时间又过去了三五年，这时你会发现，你所掌握的这些话语也已经到了快被革命的时候了。
事实上，第二圈的学者是最容易做出好成绩的一个群体，他们不必因为追逐时尚而浪费精力四处撒网，他们所选择的研究范式是经由中心圈的学者广泛筛选并做出成绩的成熟范式，他们既有目标和经验可以借鉴，又有前车之覆可引以为戒，因此可以沉潜于个别的研究对象，运用最成熟的理论和方法，做出最精致的常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