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研究这件史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
3. 研究这件史事的渐渐演进，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
4. 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 [1]
马克思说：“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 [2]同样，一个优秀的民间文学工作者，在他走进田野之前，不仅知道自己要什么、怎么做，而且清楚地知道问题的最终答案。他所要做的，只是尽可能把证据搜集得全面一些，把题解得漂亮一点，让你相信他的资料搜集是扎实的、解题步骤是可靠的、最终结论是正确的。
鉴于多数学者难以理解和接受“结论先行”的研究方法，下面我们对这个问题做进一步的分解说明。
（一）田野调查（查阅资料）是为了获得有效事实
客观世界呈现出无限丰富多样的信息，我们来到田野，到底调查什么、搜集什么？教科书告诉我们应该全面、客观地搜集各种信息，可是，信息是永远不可能搜集全面的。我们可以将来自田野的事实材料分为两种：有效事实、无效事实。只有确定了有效事实，我们才能把时间和精力集中在有意义的访谈和记录上。
什么事实是有效事实？只有能够用来解答或者辅助解答问题，具备一定学术功能的事实材料才是有效事实；否则就算事实材料再丰富，也是没有意义的无效事实。举个例子，在光学史上，英国皇家科学院的光学爱好者们曾经记录了大量的事实材料：“他们尽可能详细地记录下所观察到的东西，认为自己虽然不能归纳为理论，但对别人积累第一手的材料有用处，也是对科学研究的一种贡献。但是由于他们的经验观察是脱离了相关的理论的，就显得琐碎和杂乱无章，对科学研究没有什么帮助。” [3]
没有理论指导和目标指引的事实材料，就像随手铲起的砂砾，不经筛选，无法用作建筑材料。所有的学术观察都是在特定原则和目标指引下的选择性观察。田野调查绝不是从零开始，毫无准备工作就能够一头扎进去的，而是有计划的前期工作的延续，是一种目的性很强的学术行为，说白了，就是为了给既定的问题和答案寻找证据。
田野调查一定是范式先行的，没有范式指导的生活体验不是田野调查。抱着文学目的和民俗学目的的田野生活，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学术行为，两者关注的问题，以及提问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前者叫作田野采风，后者叫作田野调查。
（二）有效事实不等于科学事实
科学哲学区分了客观事实和科学事实：“物质世界的事件、现象、过程，这些是客观事实；人们从观测和实验中所得到的影像，对观测结果做出的经验陈述或判断，这些是科学事实。” [4]有效事实和无效事实都是客观事实，对有效事实做出的经验陈述或判断叫作科学事实。厘清事实只是我们进入科学研究的第一步，未经专业训练的人一般只问“何为客观事实”，不会就“科学事实如何”提出问题。
寻求客观事实不是学术问题，这样的问题一个普通新闻记者就能完成。严格地说，对科学事实的寻求也不是学术问题，学术问题不仅是专业性的，还必须是经由归纳处理之后才能回答的问题。比如我们在田野中观察一个仪式，“仪式怎么样”追寻的是客观事实，“仪式是什么”追寻的是科学事实，但这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问题。只有通过归纳、假设、推理、论证才能找到答案的“仪式为什么”才是可能的学术问题。
如何提问，既要考虑自己的知识和理论储备，也要考虑自己的学术想象和解题能力。对自己能力的认识，只能从经典文本的阅读、理解，以及代入式思考、比较中逐渐习得。一般来说，问题太具体直观则没有难度，问题太复杂抽象则没有可操作性。如何提问决定了我们的研究能不能继续，有没有价值。
（三）研究范式决定了我们的学术眼光
同样一个民间仪式，民俗学者看到了“过渡礼仪”，舞蹈家看到了“撒尔嗬”，而老百姓看到的只是“办丧事”。事实信息孰为有效孰为无效，取决于我们的学术眼光。而学术眼光又取决于研究范式，以及我们进入田野之后的事实洞察力。研究范式预设了我们的问题和答案，事实洞察力则有可能帮助我们调整问题和答案，从而做出新的学术突破。所以说，理论和预设必先于田野调查，否则，所谓的田野调查就只是盲目而艰苦的生活体验，不是有效的学术行为。
学术眼光和事实洞察力是由既定的研究范式和敏锐的感悟能力决定的，是“学以致用”和勤于思考的结果。在广州火车站的人流中，你会觉得每一个旅客都行色匆匆，但是，一个有经验的警察却能够迅速判断谁是小偷、谁是普通旅客，虽然未必百分百准确，但也八九不离十。反过来，一个没有接受过专业学术训练的浪漫诗人，就算在江村住上一百年，他也写不出《江村经济》。
（四）常规研究的问题和答案都是预先设定的
大部分的学术工作都是常规研究。学者进入田野（图书馆、数据库）之前就已经明确了要解决的问题，预设了问题的结果，田野调查（资料查询）所要得到的只是支撑这种结果的资料证据和生动细节。他会努力使最终结果与最初设想相吻合，需要调整的只是丰富和完善最初的设计模型。他不大可能改变原有的概念框架、观念图式和研究目的，否则他的前期工作和设想就作废了。
结论先行最突出的表现是“开题报告”。开题报告要求我们声明使用什么理论、什么方法、希望达到什么目的，甚至要求我们提供一个预设的研究方案，以及所谓的“创新点”。评审人员可能会指出我们在某些地方“不够规范”，或者认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迫使我们回到常规研究的“阳关大道”上来。课题进入正轨之后，虽说具体的结构提纲甚至思路都会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化，但总体方向是不变的，支撑性的理论和方法也是不变的，结论也还在预设的目标范围之内。
（五）放弃一个旧结论，必然重设一个新结论
遵循结论先行原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具体研究中必须从头到尾一条道走到黑。一方面，成熟的学者很可能横跨多个研究领域，兼容不同的研究范式；另一方面，同一种研究范式也有不同的问题指向，范式是一棵大树，问题只是一根枝条。
实际研究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预设了问题和答案，可是，在实地调查或文献爬梳的时候突然出现了更有价值、更值得挖掘的新问题，于是果断地放弃了原有的问题和答案，中途改变了选题方向。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否定结论先行原则。我们之所以放弃旧问题旧结论，是因为我们的头脑中浮现了新问题新结论。在旧结论（原预设）与新结论（新预设）之间，只是替换了一个结论（预设），并没有否定结论先行的基本原则。
如果实际的研究工作中旧问题旧结论被否定，却没有产生新问题新结论，那就意味着课题流产，这恰恰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没有预设的问题和结论就无法有效地进行科学研究。也许有人会说，“现在许多课题的结项成果都是概貌性、描述性的，并不需要一个所谓的问题和结论，最后也能顺利结项”，但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不在我们讨论之列。
（六）创造性、革命性研究的问题和答案也是预先设定的
绝大多数的创造性研究，都是学科共同体内部对于旧范式的一种革命性突破。革命必然是有对象的，科学革命的对象就是旧研究范式。所以说，革命的前提是你对旧范式足够熟悉，对其弊端和不足也非常了解，一个纯粹的外行是不可能突然跑到民间文学领域来发动学术革命的。
如果没有目标，当然也就无所谓偏差，只有在有目标的行进中，我们才能觉察到偏差和错误。我们之所以认为“南辕北辙”是一种错误，正是因为我们有了“南”的目标指向，才能意识到“北”的方向错误。同样的道理，只有当我们预设了结论，在田野中遭遇了反例，发现了既定范式所不能解释的现象时，我们才有可能去思考新的解题方式，放弃旧的结论，提出新的假说。如果没有预设的结论，我们就不可能发现错误，也不会知道旧范式是否失效，因此也就不需要提出新的解题方案，革命也就无从发生。
没有“正常”的认知图式就意识不到“异常”现象的存在，也没有“重新解释”“重设目标”“提出假说”的需要，也就不会有创造性、革命性的成果产生。普通人看戏也就看个热闹，只有顾颉刚这种“读书多了”又“成了戏迷”的“五四”知识分子，才会意识到戏曲故事与历史记载的巨大反差，并试图解释这种反差：“推原编戏的人所以要把古人的事实迁就于他们的想象的缘故，只因作者要求情感上的满足，使得这件故事可以和自己的情感所预期的步骤和结果相符合。……我看了两年多的戏，惟一的成绩便是认识了这些故事的性质和格局，知道虽是无稽之谈原也有它的无稽的法则。” [5]
（七）“结论先行”使得“找证据”成为最重要的工作
学术写作既然是一种解题行为，就必然具备已知数、问题、公式、答案四个要素。我们想象的解题步骤是这样的：先有已知数和问题，然后选定公式，经过一定的解题步骤，最后得出答案。可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解题步骤是反转的，由于特定学科、学派的研究范式（公式）是确定的，范式所决定的问题和答案也是大致确定的，于是，四大要素中只有寻求“已知数”才是解题工作最重要的任务。
田野调查也好，文献爬梳也好，数据库检索也好，我们的解题工作主要是在“找证据”，也即寻找“已知数”。面对无限多样的客观事实，哪些是有效的已知数，哪些是无效的已知数，问题又回到了我们前面说过的有效事实与无效事实的区分。也就是说，只有在既定研究范式、结论先行的前提下，我们才知道需要什么样的已知数，我们的“找证据”工作才能变成一项有目的、有效率的行动。
[1]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一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93页。
[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8页。
[3]张庆熊：《社会科学的哲学—实证主义、诠释学和维特根斯坦的转型》，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5页。
[4]刘大椿：《科学哲学》，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7页。
[5]顾颉刚：《我与古史辨》，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5页。
四、重复解题的意义
接着我们会问：既然常规研究都是解应用题，解题之前已经有了答案，那我们还有什么必要一再重复解题呢？
常规研究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一）确认理论和夯实研究纲领的必要
在科学观念史上，孔德（Auguste Comte）认为，理论是存在于事实中间的恒常关系，他说：“实证哲学的基本性质，就是把一切现象看成服从一些不变的自然规律。精确地发现这些规律，并把它们的数目压缩到最低限度，乃是我们一切努力的目标。” [1]而规律则是经由观察和经验来“发现”和“确证”的。但是，近现代的科学发展逐渐让我们认识到，所有的理论都是相对的，具有“发明”的特征：真理没有永恒，科学只是一个向着真理无限接近的过程；理论无法确证，只能通过不断修订和完善，由学术共同体给予“确认”。确证和确认的差别在于，确证是一锤定音，而确认则是一个反复验证、修订，不断趋于完善和体系化，甚至最终可能被阐释性更强的新理论所取代的动态过程。所以说，我们的每一次解题行为，都是确认过程中的一环，是由假说向着真理不断逼近的一种认识活动。
科学研究是一项高度竞争的事业。不同的假说在提出之后，就进入了抢占拥趸的漫长角力之战。理论不仅是“发明”的，而且是“追认”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所有理论在它刚刚被提出的时候，都只是假说，假说必须得到共同体成员的承认和应用，只有当假说被应用于一个又一个同类个案且被证明有效之后，假说才会逐渐当作理论被接受。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理论还有文化语境的差别。一个在始发地得到确认的理论，当它旅行到另一文化语境之后，还得有一个在地化的过程，需要重新修订和再确认。理论的旅行是一个不断丰富的，反复、漫长的过程。
确认理论的过程，我们还可以用英国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来加以说明。拉卡托斯认为，科学增长是由可持续操作的、以连续性为特点的研究纲领构成的。研究纲领主要包括硬核、保护带，以及作为方法论的启发法三个方面。无论哪一个方面都不是一次成型的，需要通过反复的正面启发法进行“证认”。尤其是保护带，“这一辅助假说保护带，必须在检验中首当其冲，调整、再调整、甚至全部被替换，以保卫因而硬化了的内核”。一套研究纲领的确认过程，是一系列艰苦而漫长的具体研究：“纲领的最初形式甚至可能只‘适应’于不存在的‘理想的’情况，它可能要用几十年的理论研究才能达到最初的新颖事实，并且要花更多的时间，才能达到有趣的可检验的研究纲领的形式。” [2]
（二）扩展知识的必要
常规研究不是为了揭示世界的新奥秘，而是借助不同的具体个案，不断验证已知理论，做出一些适应性调整。通过反复的验证和调适，不断强调这些理论的真理性特质，从而将之固定为一种认知图式。正是我们的“微创造性”工作，支撑和证明了前辈学者的创造性工作。也正是出于这种目的，一些教授（尤其是博士生导师）会强制要求学生反复引证其学术成果，将其理论、观点广泛应用到相关领域或个案研究当中，一方面是为了扩大这些成果的引用率和知名度，一方面也是试图强化其理论、观点的适用性和真理性。
科学社会学奠基人默顿（Robert King Merton）指出：“科学的制度性目标是扩展被证实了的知识。……科学的惯例具有其方法论上的存在理由，但它们之所以是必须的，不只是因为它们在方法上是有效的，还因为它们被认为是正确的和有益的，它们是技术上的规定，也是道德上的规定。” [3]也就是说，将那些已经被证实的理论应用于更加广阔的社会文化领域，提高人们对于自然和社会的认识水平、改造能力，既是科学的制度性要求，也是科学事业的技术规定、道德规定。
这种知识扩展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内涵扩展。理论是抽象的，只有回到具体实践才能体现其意义，从抽象到具体的回归是科学研究的螺旋式上升过程，每一次回归都是理论内涵的具体化、多样化、丰富化过程。将理论应用于每一个具体案例，都可能衍生出一些更生动、更现实的扩展内涵。二是外延扩展。越是宏大理论，越是拥有广阔的适用范围。将本学科理论应用于其他学科领域，通过对理论的适应性调校，可以极大地拓展理论的解释效力。比如我们可以尝试用口头诗学理论分析“诗三百”或者李白的诗歌创作，用史诗结构来解释当代文化中的文化造神现象，用故事形态学理论来解释谣言传播中移花接木的变异现象，等等。
（三）学术能力的训练要求
当一种理论被反复确认，并且为共同体成员所熟知之后，如果再也没有修订和完善的必要，基于该理论的解题活动就会逐渐显得“过时”，再也无法向共同体提供新的信息，据此写出的论文就很难获得发表机会。所以说，“过时”并不一定意味着“错误”或“失效”，有时候恰恰是因为“太正确”而被所有共同体成员公认并熟知，转化成了众所周知的“理论常识”。典型者如弗雷泽的交感巫术理论，今天已经被广泛应用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可是与此相关的论文却很难得到发表机会，这不是因为弗雷泽的理论被证伪，恰恰是因为理论已经化作常识，不再具有“新鲜感”。
那些已经被“确认”的理论虽然暂时失去了知识扩展的生长活力，但是由于理论思考成熟、研究范本较多、操作程式稳定、解释效果显著，正适合拿来作为研究生培养的解题训练，用以培养学生利用本学科理论和方法分析、解释一般问题的能力。比如，我们可以鼓励学生将本学科理论应用于家乡民俗现象的研究、回应当代社会文化中的热点话题，或者转换视角，用以解释一些新兴文化现象如电子游戏、神话段子、网红口头表演等。
（四）从常规解题活动中发现异常，孕育革命
一则“过时”的理论，只要还没有被更新的理论所取代，一般来说就还是有效的。但如果有一种替代性或者颠覆性的理论正在逐步成为学科主流，同时也就意味着旧的理论正在逐渐失去市场。口头诗学理论兴起之后，曾经流行一时的史诗“历史叙事说”也就自然被淘汰了，比如朝戈金在对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的分析中发现：“这里的句式的构造，还体现出了蒙古史诗诗法中的另一个特点，即根据韵律的需要安排一些河流山川的名称。谁要是希望考证出这里的‘额木尼格河’和‘杭嘎拉河’在什么地方，他多半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4]因为口头诗学理论告诉我们，所谓的“额木尼格河”或“杭嘎拉河”，都是根据韵律的要求随口虚构出来的河流名称。
革命不是凭空产生的，革命的需求恰恰源自旧理论的失效。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用旧理论的眼光去看待新事物，或者使用旧的解题方法遭遇失败之后，才有了新猜想和新假说的需要。口头诗学理论的产生，就是因为传统的古典学无法解决年深月久的荷马问题，“学术探索走进了死胡同，长久地徘徊不前” [5]，这才刺激了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迫切地走向田野，寻找新的解题思路。
[1]转引自邱觉心：《早期实证主义哲学概观孔德、穆勒与斯宾塞》，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3页。
[2][英]伊姆拉·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上述引文分别见第56、79页。
[3][美]R. 默顿：《科学的规范结构》，林聚任译，《哲学译丛》2000年第3期，第57页。
[4]朝戈金：《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00页。
[5]朝戈金、巴莫曲布嫫：《口头程式理论》，《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第6期，第92页。
五、理论建设是一种认识活动
理论建设一直被认为是民间文学、民俗学学科建设的关键瓶颈。周作人早在学科创建之初就曾感叹民俗学没有自己的学说（理论）：“民俗学—这是否能成为独立的一门学问，似乎本来就有点问题，其中所包含的三大部门，现今好做的只是搜集排比这些工作，等到论究其意义，归结到一种学说的时候，便侵入别的学科的范围，……民俗学的价值是无可疑的，但是他之能否成为一种专门之学则颇有人怀疑，所以将来或真要降格，改称为民俗志，也未可知罢。” [1]江绍原后来淡出民俗学界，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民间文学、民俗学界因理论饥渴而造成的泛理论崇拜，不仅没能有效地促进学科发展，反而成为学科建设的认知障碍，导师随便提几句口号、随便指一个方向，就被学生奉为民俗学新理论。在学术著作中重复一些基本常识是很掉价的事，但即使再掉价也得在这里重复强调一下：学术权威的指导意见不是理论建设！学术畅想和学术感悟不是理论建设！制作术语拼盘不是理论建设！只有立场观点、方向指引而没有逻辑体系、术语体系，以及示范性学术成果的学术主张，也不是理论建设！上述第一种和最后一种，在当代学界是最有市场、最具迷惑性、最容易但也最难辨识的。
理论是基于假说和论证，能够经受实践检验，最终受到学科共同体绝大多数成员认可的知识体系。而且这种认可只能来自学术共同体，而不能仅仅来自学生、部属，更不是社会公众。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伪命题往往比真命题更受市场欢迎，因为伪命题迎合了多数人的经验认知图式。以食品谣言为例，什么身体排毒理论、以形补形理论、素食养生理论、食物生克理论，在社会上大行其道，不仅被人奉若圭臬，而且被许多大爷大妈确认过眼神，“得到实践检验”。
科学哲学将科学认识区分为经验认识和理论认识两个层次。一般来说，对于现象的描述、概括、归纳、分类等可以归入经验认识层次；对于现象的解释、现象间关系的假说、由此及彼的逻辑推演等可以归入理论认识层次。所以说，理论是系统化的理性认识，是从可观测的现象和已有的理论出发，经由合乎逻辑的推理论证得出的，关于世界存在及运行方式的认知图式。理论是能够用来解释和说明同类现象的一般模式，是对事物存在规律的认识。
从这个意义上看，钟敬文虽然用了一整本书的篇幅阐释如何“建立中国民俗学派”，全书也有严整的体系建构 [2]，但这终归只是一种学术设想或学术号召，而不是一种认识活动，没有体现为从现象到认知的逻辑推论过程，也不是对事物存在规律的认识，因而只能称作“倡议”，不能称为理论。
但是，有些看似简单的知识反倒是一种理论。比如，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之说的提出虽然只是用了一封信的篇幅，但它是古史和传说形成规律的一般性认识，内涵丰富、阐释潜力巨大，堪称中国现代历史学、民俗学、民间文学最经典的理论。
传说与故事的二分法作为一种不断深化的知识分类，也可视为一种认知理论。民间本无传说与故事的区分，可是，学者们意识到有些故事有历史因由，有些故事纯幻想性，于是做出了传说和故事的区分。后来发现传说既有以人物为中心的，也有以事件为中心的，于是又把传说分为人物传说和史事传说，如此不断细化，渐成体系。有了分类，就需要对各个类别进行概念界定，开始大家都借用柳田国男的传说定义，认为传说既有“可信性”特点，又有“中心点”或“纪念物” [3]。但是，实际分类的时候，很可能找不到明确的中心点或纪念物，在一次讨论会上，徐华龙提出了“附着性”的概念，大家都觉得非常好，于是，陈泳超以附着性取代中心点和纪念物，以此作为《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传说》卷的收录标准。 [4]由此可见，理论是一种可以不断修正、不断精细化的认知方案。
所有理论都有其局限性，因为理论思维是一种抽象思维，而抽象思维必然要将对象进行分析处理，从中抽出一个或几个方面（悬置或抛弃其他方面）进行纯粹化思考。所以说，抽象思维所看见的世界永远是偏光镜呈现的世界，它达到了特定方向的清晰和深刻，但是悬置了其他一些方向，是一种片面的深刻。
作为一种认识方案，所有的理论都具有自足性、片面性和封闭性，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和边界。那些混贴理论标签、制作术语拼盘的学术研究不仅不是理论素养高的表现。有时可能恰恰相反，强令关公战秦琼，正说明作者对关公和秦琼都不够了解，要么是理论基础不扎实，要么是思路不清晰。
[1]周作人：《周序》，江绍原译《现代英吉利谣俗及谣俗学》，中华书局，1932年，第1—2页。
[2]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派》，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
[3][日]柳田国南：《传说论》，连湘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6页。
[4]陈泳超：《序言》，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总编纂《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传说·吉林卷》，中国文联出版社，2019年，第A021页。
六、假说是理论建设最重要的步骤
接下来我们要问，理论建设从何着手？理论发现有没有规律可循？
（一）所有的创新性研究都是基于传统的创新
创新不是向壁虚构，而是既有理论条件下的学术革命。“科学家承认他们依赖于文化遗产，他们对文化遗产的态度是共同的。牛顿的名言‘如果我看得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上’，只在于表明他受惠于公共遗产的观点，并承认科学成就在本质上具有合作性和有选择的积累性。科学天才的谦逊不能简单地从文化上加以说明，而应认识到，科学的进展是以往的人与现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1]科学只有基于传统和专业训练才有可能向前迈步，任何脱离科学传统的科学发现都是“民科” [2]的无稽之谈，正如一个完全不懂数学的体育老师，不可能突然来一场数学革命。
理论发明要求科学家具备两项基本素质：基于传统的规范性操作、刺激发明发现的创造性思维。前者确保科学家的工作必须基于规范、专业的表达，这是他的成果能被同行所理解和接受的必要条件；后者确保科学家能够突破旧范式的固化思维，这是他能取得创新性成果的必要条件。
（二）理论发明是因为遭遇了异常现象
现实中出现了常规研究无法处理、不能解释的现象，或者说，出现了理论解释的反例，我们称之为异常。
伟大的发现各有各的机缘，但从科学史的角度看，有一个共同的步骤是所有理论生产都绕不过去的：出现异常，然后有假说（猜想），再后才有理论。“科学假说是科学理论发展的思维形式，是人们根据已经掌握的科学原理和科学事实，对未知的自然现象及其规律性，经过一系列的思维过程，预先在自己头脑中做出的假定性解释。” [3]
异常迫使我们去修正既有理论，当异常一再出现，修无可修的时候，我们开始质疑既有理论，这时，很可能会提出新的假说：“难道是因为……原因？”
（三）发挥学术想象，提出新的假说，解释异常现象
假说的提出有赖于学者的学术想象力，这也是一个学者学术能力的重要标志。所谓假说，也即关于某一现象与其他现象，或者现象内部诸要素之间具有某种一致关系的猜测性判断。假说往往依靠经验和直觉，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说：“要通向这些定律，并没有逻辑的道路；只有通过那种以对经验的共鸣的理解为依据的直觉，才能得到这些定律。” [4]假说之所以依赖经验、直觉和想象力，是因为从个别的事实当中，规律不可能被直接观测到，也无法必然地由逻辑推演出来。
直觉思维必须基于经验的积累，经验源于不懈的观察和学习。从个别事实到假说的形成过程中，必然地调动了我们对所有相似事件的知识储备，我们掌握的知识越多、经验越丰富，可以用于联想的学术资源也越多，表现为更加强大的学术想象力。知识和经验一方面构成了想象的资源，同时也制约着想象的无边漫游，它时时刻刻都在提醒我们，哪些想象是有意义的，哪些想象是无意义的，哪些想象是可解释的，哪些想象是无法论证的。假说一旦形成，就会让我们感到兴奋和刺激，假说不仅充分调动我们的学术积极性，也积极地作用于科学研究的全过程。
假说的提出是科学研究“结论先行原则”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事实上，假说本身就是先于论证的预设性结论。假说改变了我们看待事物的眼光，改变了有效事实的判定标准，刺激着新思想的萌芽、新知识的生产。
[1][美]R. 默顿：《科学的规范结构》，林聚任译，《哲学译丛》2000年第3期，第59页。
[2]民科，在这里特指那些未受过正规学术训练，却自以为是地声称能够解决重要科学问题的民间科技爱好者。
[3]刘大椿：《科学哲学》，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1页。
[4][德]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 ，许良英、范岱年编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102页。
七、借助归纳推理形成新的假说
接下来，我们再进一步展开讨论假说如何产生。
科学研究中，多数假说都是来自归纳推理。归纳推理是借助个别、具体事物之间的联系方式，想象同类事物的普遍关系模式，推导同等条件下的一般性事物关系、原则的基本方法。成语“举一反三”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归纳法可以用三个数学步骤表示如下：
（一）证明当n=1时，命题成立。
（二）假设当n=k时，命题同样成立。
（三）证明当n=k+1时，命题依然成立。由此说明，n为任意自然数的时候，命题均成立。
归纳是在比较的基础上进行的，通过比较，找出不同数学组别的相同点和差异点，然后把具有相同点的数别归为一类，找出其中的规律，写出公式，给予证明。有了这个公式，我们就可以用它来解释，或者预测一些模糊状态的事物关系。至于公式是否正确，我们可以用大量类似情形下的事物关系来进行说明、验证，或者修正、完善，甚至推翻旧公式，另立新式。
具体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当中，我们如何使用归纳法提出新的假说呢？
归纳推理分为“完全归纳推理”和“不完全归纳推理”。所谓完全归纳推理，指的是考察了某类事物的全部对象，发现所有的对象都具有某类特征或某类关系模式。而不完全归纳推理指的是仅仅考察了某类事物的一部分对象，发现这些个案都具备某类特征或某类关系模式，也即我们常说的“窥一斑而知全豹”。
在民俗研究中，我们常常使用的是“局部完全归纳推理”。所谓局部完全归纳推理，指的是设定一个边界条件，划定有效边界，尽可能地将边界之内的所有样本全部纳入考察范围，将这些样本视为作为模拟推论的全部样本。我们试以刘魁立的《民间叙事的生命树》来做个说明。
刘魁立所要探究的主要问题是，一个简单的故事，由哪些要素构成？依据什么原则来组织材料？在这些要素中间，哪一个是主要的？哪一个是次要的？围绕这些问题，他计划从浩如烟海的中国故事中选择一个大家比较熟悉，而又比较简单，便于操作的案例，他选择了“狗耕田”故事。为了避免对异文数量漫无边际的无限追求，他严格规定了对象范围的界限，采取了以地域为单位的整体抽样方案。他从材料来源上把研究对象限定为：“仅仅考察这一类型在一个具体省区（浙江）里的所有流传文本的形态结构。” [1]这一限定不仅达到了抽样的目的，而且有效地把异文背景限定在了相对同质的民俗文化区域之内，使得研究成果更具逻辑合理性。
再往前，我们还可以看看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他在《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第一册 的《自序》中说：“当这半篇写清时，自己觉得很满意，几乎要喊出‘可以找到的材料都给我找到了！’但过了些日子，误谬之处渐出现了，脱漏的地方出现得很不少了，而宋以后的材料越聚越多，更不易处理，因此，剩下的半篇再也写不下去。” [2]
分析顾颉刚这段话，我们可以析出两种不同的取材方案：（一）当材料相对较少的时候，我们应该尽可能地竭泽而渔，找齐所有能找到的素材，在完全归纳的基础上做出结论。（二）当素材库过于庞大的时候，就很难做到完全归纳，这时，就得划定边界，退而求其次，在局部完全归纳的基础上做出结论。
由于历史研究主要依据古籍、古物、古建等物质性的遗留物来进行研究，资料相对有限，所以历史学者多强调尽可能完备的材料观，正如顾颉刚一再号召同人说：“我对于我们同志要作几项请求。孟姜女故事的材料请随时随地替我收求；不要想‘这些小材料无足重轻’，或者说‘这种普通材料，顾某已具备了’。因为从很小的材料里也许可以得到很大的发见，而重复的材料正是故事流行的证明。” [3]
但是，在当代活形态的故事研究中，同一个故事的任意两次讲述都可以形成异文，许多流行故事的文本量过于庞大。在处理一些单项问题的时候，不可能也没必要做到竭泽而渔，这时候就应该借助抽样调查来进行归纳推理。
随机抽样并不是随便抽样，不是任意抓取几个样本就代表着“随机”。随机抽样是一种“等概率抽样”，也即完全依照机会均等原则所做的抽样。比如我们要做一个关于“居民消费能力的调查”，我们不能在上班时间跑到菜市场随便找一些人进行调查，这样我们很可能只是找了一些退休的大爷和大妈，我们得顾及不同性别、不同收入阶层、不同年龄段的消费者。抽样得有明确的边界方案，这样才能有效提高调查的可信度。
一般来说，随机抽样可以分为简单随机抽样、典型抽样、类型抽样、整群抽样等几种基本形式。“局部完全归纳推理”就是典型的整群抽样，比如，刘魁立对于故事生命树的形态研究就是基于浙江省民间故事的整群抽样，从而展开局部完全归纳推理。他在解释该研究的取样范围时说：“本文拟就浙江省在这次民间文学普遍调查搜集中新记录的狗耕田故事文本，从形态结构的角度进行若干分析。……我们在浙江省约一百个地县行政单位所出版的九十九卷民间文学卷本中，寻捡到二十八篇（狗耕田故事）。这二十八个文本隶属于二十四个县区。我将这二十八个文本罗列在本文末尾，并将五个属于同一类型的二十年代记录的文本一并列出，统一编号。” [4]
单就研究的可靠性来说，样本总是越多越好，那么，多到什么程度可以作为一个“基本足够”的指标呢？对于边界明确的抽样来说，我们希望能对整群样本竭泽而渔，但是，对于边界不明确的抽样来说，是否也应该有一个标准？大致说来，当新样本不断增加，而我们的结论或命题不再受到影响，不再出现“例外”的时候，也就是说，无论当样本数n=k+1还是k+2或者k+3，我们都无须对命题加以调整的时候，我们就认为样本数量k已经基本满足了假说的要求。
形态研究对于样本数量的要求比较高，一般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很难得到这么大的样本量。所谓“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指的就是在对某一个案展开具体研究的时候，不断佐以其他典型案例，或者相似个案（同类样本）的关系模式来加以说明。理论上说，相似个案总是越多越有说服力。弗雷泽的《金枝》，就是这种“旁征博引”的典范性研究案例。
接下来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归纳推理的第一步，也即针对于n=1时的命题如何生成？在这里，我们暂且悬置“感性直观”或者“感性真理”之类的哲学话题，只从“科学猜想”的角度来加以说明。
我们还是以民俗学为例。事实上，民俗学者（比如刘魁立）在对民俗事项A1（比如狗耕田故事）做出科学猜想之时，他已经在该事项的相关领域有了比较丰厚的知识积累，隐约地生成了许多问题，甚至已经形成了对于问题的一些猜测性判断。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毫无相关知识的学者，他既不了解同类民俗事项的表现形态，也不知道前人是否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他偶尔接触某一民俗事项，就能够天才地做出某种有价值的猜想。
有价值的假说，只能来自有准备的头脑。刘魁立在对狗耕田故事的考察中，发现狗耕田故事所呈现的某些现象似乎具有某种规律性，其中的一些关系可以用来解释相似的民俗现象，或者用以佐证某种判断，于是，他以狗耕田故事为例，在现象观察和归纳的基础上，排除部分干扰项，做出更加清晰、更有概括性的判断，加以提炼，形成新的故事学命题。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归纳推理，多数情况下都是“简单枚举归纳推理”，对此，我们也可以用以下三个步骤来表示：
（一）描述个案A1，提出命题B。也就是说，当n=A1时，命题B成立。
（二）引证类似个案Ak，论证命题B成立。也就是说，当n=Ak时，命题B同样成立。
（三）引证前人的相似研究及其个案，证明当n= At时，命题B依然成立。由此说明，在类似语境的其他案例A中，命题B具有普遍性。
在以上步骤中，At并不等于Ak+1，因而只是一种随机抽样，无法逐一推广到Ak+2、Ak+3等全部个案当中，所以从逻辑上来说，这三个步骤是不严密的。但是，人文社会科学毕竟不等于自然科学，我们无法做到对不同个案进行自然排序，也就无法定义Ak+1。
但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大多数学者连以上三个步骤都很难做到。由于社会实践的复杂性，命题B往往不是表现为单一的、必然的判断，而是表现为一组模糊的、或然的判断。因此，我们常常需要将命题B区分或拆解为B1、B2……Bn等多种情形，于是，在案例A与命题B之间，就形成了一种集合间的相交关系，即A∩B的关系。A1可能对应于B3，而A2则可能对应于B1。所以说，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命题不像数学中的命题，能够一锤定音地形成定论，而是需要一再借助相似案例、同类现象，以及他人的研究，反复地进行论证和修订。
以上说的是假说形成的基本理路，它与论文写作的结构思路不是一回事。
论文写作往往是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步步为营、层层递进，最后，水到渠成，自然地“推导”出一个新命题、新假说。经验不足的研究生若无导师指点，光是阅读别人的优秀论文，很容易误以为这种层层递进的论文结构就是作者的思维结构，写作思路就是思考进路，观点和假说都是合乎逻辑地“推导”出来的。初入学术门径的研究生若是模仿论文思维来从事学术研究，那就只能是缘木求鱼。在实际的科研进程中，新命题、新假说的提出，往往不是在论文的最后一个步骤“得出”，而是在论文的第一个步骤就“悟出”了。
我曾经听过一位著名学者的讲座，他从自己在田野调查中遇到的一个疑惑开始讲起，为了解开疑团，他不断在田野与文献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材料，往复穿梭，渐次深入，每一份材料都被他恰到好处地用上了，最后终于完美地解开了疑团。那么，这个终极答案是否可靠，能否得到证明呢？他说，村里有长老指引他找到一块古碑，碑文中恰好就有这个答案，跟他的推论完全吻合。讲座获得了热烈的掌声。事后我就问他：“你说那块古碑，是不是刚开始调查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对方笑而不答。作者虽然没有回答我，但我相信该项研究的“答案”是先于论证而存在的—无论作者是根据古碑“按图索骥”，还是凭借自己的学术想象敏锐地意识到了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