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与希望的小街（出版书）》
作者：周成林
内容简介：
全书以中国社会变迁为背景，通过22篇散文及书信、照片等非虚构素材，串联起作者的个人成长史与家族记忆。作品以冷静克制的笔触聚焦社会底层人物命运，揭示家庭成员间的紧张关系与社会挤压下的个体精神损耗。通过《杀父》《我们要爱母亲》等章节中酗酒父亲、破碎母子关系的残酷书写，直面人性暗面与生活粗粝本质，形成对历史洪流的另类记录。信件等原始资料的穿插强化了文本的纪实性，书名"爱与希望"与黑暗叙事形成反讽张力，体现生存困境中复杂的人性审视。
目录
自序
上池北街十九号
上.学
乱.云
残.云
晚.春
我们要爱母亲
暖.灰
杀.父
〈附〉写给父亲的信
〈附〉祖父的自述
看电影
管制分子高明思
知识青年伍大郎
考工记
少.爷
刘气功
同情兄
联防队员周成林
冷冰冰
文.凭
床
相.亲
Nickel
钱
自序
写作无需文凭。作家有大有小，但我从没遇到自称专科作家、本科作家或研究生作家的同行，也没碰上不看作品先验文凭的编辑。可惜的是，这个常识在文字以外的世界仍未通行。我当初提笔，一是从小就有的兴趣，二是我没文凭，多数时间找不到像样的工作，三是我也渐渐发现，常人眼中的“像样工作”并不适合自己。文字或语言，是我唯一的“技能”，靠它暂时活着，没有什么难为情，就像鞋匠补鞋，厨师炒菜，裁缝做衣。尽管前途难卜，尽管朝不保夕，尽管至今没有立锥之地，不时还得靠人接济，我还是很高兴做一回自己想做的人，但也时刻提醒自我：作家，尤其独立作家，不必觉得自己与众不同，更不应该自我膨胀。
《爱与希望的小街》，原是我的上一本小书《考工记》的续集。本书完稿后，鉴于这两本书的背景相似，内容连贯，尤其笔下人和事，都跟作者有这样那样牵扯，我决定听从出版社建议，把两书尽可能合而为一，不仅让前些年自己的这类写作告一段落，也给有兴趣的读者提供一个较为完整的读本。然而，我愈来愈不喜欢“个人史”“回忆录”这类整齐划一的标签，所以一方面纪实，一方面也尽量向文学靠拢。除了早期某些文字，我后来写的大多数篇章不再过多评论，而是尽可能忠实再现。我的文字也愈来愈简单；这一简单并非刻意，而是符合这几年（包括今后）我的生存状态。读完本书，读者不难发现，书中人物，不论至亲还是好友，要么早登鬼簿，要么已跟作者相忘于江湖。但我必须说明，写到他们时，作者并无恶意，也不回避自己的愚笨。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在本文开头提醒自我：作家不必觉得自己与众不同。
本书书名，灵感得自日本导演大岛渚的早期电影《爱与希望的街》。电影中的穷街陋巷，让我想起早年跟祖母住过的小街。我在这条小街慢慢长大，感受爱与希望，体会恨与绝望。我们的左邻右舍多为无权无势的弱者，我是他们的一员。等到成人，我有机会接近权势和财富，虽然短暂着迷，但我最终还是站回无权无势的弱者一方，我仍是他们的一员，哪怕这条小街名存实亡。本书写到的人物，不论我视为至亲的祖母还是让我爱恨交加的父母，不论管制分子还是知识青年，不论从前同学还是过去同事，不论联防队员还是日式酒吧的妈妈桑，既是常人，又是常人眼中（或他们自己眼中）的失败者或畸零人。每个人都很独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的文学版本未必“权威”。我笔下的自己，也只是我眼中的自己。我笔下的失败者或畸零人，无论在世与否，他们若肯动笔，或许又是别样光景。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上池北街十九号
院子里有两棵树。从我和祖母住的堂屋望出去，左边是一棵桑树，右边是一棵葡萄树。桑树有五六米高，从我记事它就有了。很多年，桑树都结黑红桑果，桑叶我摘来养蚕。夏天，树上知了叫得让人心烦。你找来一小团沥青，在蜂窝煤炉上把它烤软，粘在晾衣服的竹竿顶端。粘知了很费神。我很笨，一次也没粘到。葡萄树是院内明家栽的，从我记事它就结果。葡萄熟了，小明叔叔从工厂下了班，拿着一把剪刀，端着一根木凳，在葡萄架下摘着葡萄。收成通常不坏，装满两三个竹筲箕。不算明家，院里四家人都有份。
可是院里没井。提水挑水，要到对街的二十号大杂院，或去上池北街和小巷子交界处的自来水桩；这一带只有这一个水桩。井水不要钱，也比自来水清凉。夏天，祖母用井水冰西瓜和过夜的剩饭剩菜。祖母做的糖渍番茄，只有井水冰过，吃起来才会凉爽。家家都有一个储着自来水的大水缸。做饭，烧开水，我们都用自来水（除非接连几天停水），井水多半用来淘米、淘菜、洗衣服和烧洗澡水。
我上初中，祖母买了一根竹扁担，开始让我去自来水桩挑水（在这之前，我们用的自来水，多是左邻右舍帮着挑的）。小明叔叔的母亲明婆婆管着这个水桩，每天只开一次。椭圆的水泥水桩背面，有扇上了锁的小木门，明婆婆负责放水。黄昏，水桩前很热闹，都是挑水居民。就像后来的收费公厕，水票可以先找明婆婆买好。
院里也没厕所。上池北街只有一个公厕，就在跟文庙前街交界的路口。自来水桩附近的小巷子还有一个，有点远，街那头的居民爱去。公厕很简陋，男厕蹲位只有四五个，也没隔板木门，夏天还有白胖蛆虫爬上厕板。大概我上高中，这个旱厕才改成自动水箱统一冲水，有了低矮的砖砌间隔；夏天热臭，冬天冷臭。早晨，公厕也跟黄昏时候的水桩一样热闹。街坊蹲着解手，抽烟，聊天，读书，看报，发呆。便秘的，咬紧牙关满脸涨红暗暗用劲。忘带厕纸的，就找在场哪位讨几张草纸信纸。还没“登基”的男男女女站在门口等着空位，不时搭话。
如果十万火急，那就在家解决。家家都有马桶，成都话叫作桶子。桶子快满，尤其家里人多，早晨得去公厕倒桶子。每天黄昏，农民拉着粪车进城。城里人把粪车叫作土坦克。土坦克开进上池北街，农民挑着粪桶沿街吆喝：“倒桶子啰！”粪桶挑进院子，我们都把桶子端出来，倒完了，就在院内阴沟边，用马桶刷涮着桶子（春节过后，蒜薹降价，家家都吃蒜薹，家家桶子都有一股怪异的蒜薹味）。农民衔着叶子烟杆，看你倒桶子，跟你寒暄。有时，他顺带送上几把新鲜蔬菜：“自留地种的。 ”用的也许就是大家的肥料。农忙时节，土坦克好几天不进城。祖母和邻居很担心，街口公厕的粪坑愈来愈满。“倒桶子啰！”听到这声吆喝，大家松了一口气。
洗澡不是小事，尤其冬天。家家一个大木盆或搪瓷盆，香皂却不是家家都有。我和祖母用了好多年的皂角和本地产的芙蓉牌肥皂。夏天，你可以隔几天就洗一次热水澡，或去对面院子提桶井水，站在阴沟边冲个冷水澡，要么到附近的南河游泳。冬天，成都不像北方城市有暖气，你只能去祠堂街的国营健康浴室泡大池。大池的水通常混浊，水面一层油污。泡完浑水，身上却不痒了。下次再来，也许一个月后，等你又觉得痒。
院内的陈伯伯和周孃孃都是工人，有三个女儿，她们洗澡要排轮子，也最让我好奇（我在学校学到几句顺口溜：今天星期三，我们去爬山；今天星期五，你们妈在屋头洗屁股）。陈家有两间房子（明家隔在中间），他们的厨房跟我们的厨房之间，只有一道抹了泥灰的篱笆墙。祖母到白铁组上班去了。隔壁有动静。我凑近墙缝，什么也看不见。正在洗屁股的陈家大姐叫了一声我的名字，我吓得赶紧溜回堂屋。我那时正念小学。
吃也不是小事。油水太少，又长身体，我时常痨肠寡肚。家家早餐，多半开水煮剩饭加泡菜，要么开水泡馒头，放点白糖。白糖凭票供应。祖母把糖罐锁进立柜。有时她忘上锁，我会打开糖罐偷吃两匙。有一阵子，白糖也很紧张，国营副食品商店只有粗糙褐色的古巴砂糖。我们也吃炒面，在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吃过的干粮。但是我们比他们幸福，不用一口白雪一口炒面。煮鸡蛋只有生日才有，牛奶更是奢侈。院里只有陈家伍家订了牛奶。有时，伍家的牛奶喝不完，易孃孃就端给我喝。凭票供应的水果硬糖和小圆蛋糕，祖母也锁进立柜。只有提糖饼不用凭票，又黑又硬，是我吃过的最难吃的点心。蒜薹炒肉我最爱吃。有年我过生日，祖母做了蒜薹炒肉。但我那天很不听话，祖母黑起脸，把蒜薹炒肉倒进阴沟边的潲水桶；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她的怪脾气。蒜薹炒肉（或者笋子烧肉），成都话还有一层意思：用竹篾片打屁股。我那天的确也吃了一顿蒜薹炒肉。
我用连环画跟小学同学糖鸡屎（他姓唐）换过几只半个巴掌大的河蟹。糖鸡屎住在上池正街小学旁边，比我会捉河蟹（我捉的都是小蟹）。祖母把河蟹油炸，嚼起来很香。我们也吃油炸蚕蛹。有个同学养了很多蚕，他们吃的都是自家的蚕蛹。如果蚂蚁、蟑螂和老鼠可以吃，我们可能也会照吃不误。初中的时候，我养过一只兔子。有天放学，兔子已在锅里。祖母把它杀了，给我做了红烧兔丁。这只兔子很瘦，几乎都是骨头。
我吃得最畅快的一餐，是隔壁伍家的二爷爷去世，我还在念小学。我跟大人去了火葬场。回到家里，我饿坏了。丧宴有一桌摆在我家厨房。我大概吃了五碗饭。除了过年，我没见过这么多吃的，尤其这么多肉。这是我第一次吃撑，撑得就像连环画的主人公七把叉（他住在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因为能吃，被贪婪的资本家当成赚钱工具，参加饕餮比赛，当场撑死）。大人笑我，说我就像“六一、六二年投胎的”。
我们都烧柴灶和蜂窝煤。用板车拉蜂窝煤的龚胖子四十来岁，就住对面大杂院，但他出了名的好吃懒做，不会把煤送进你家厨房。你得把蜂窝煤用木板垒成两列，或用双手捧着，从院外小心翼翼搬进厨房。有时，蜂窝煤太软太湿，散了不少。过一阵子，小明叔叔、陈伯伯或伍大郎就会借来一套钢制模具，抡起铁铲铁锤，用散掉的煤渣自己做蜂窝煤。冬天，祖母把蜂窝煤炉或者后来买的铁皮炭炉放在堂屋正中，烧开水，烤火，热菜，续竹编烘笼儿的炭火（烘笼儿可以捧在手上、放在脚下或是老人的围腰下面取暖）。我们住的瓦房到处透风，不用担心煤气中毒。
春节快到，国内形势一片大好，各条战线捷报频传，我们的肉票油票也盼来额外供应，家家都熏腊肉灌香肠。到了除夕，院内桑树边或阶沿上牵了一盏电灯，摆了一副石磨和一只木盆。每家轮流推着汤圆粉，一勺水，一勺用水泡胀的糯米；一边推，一边七嘴八舌。推好的汤圆粉装进大小布袋，湿淋淋挂上晾衣竿或屋檐，仿佛我后来见过的拳击沙包。汤圆粉一直推到午夜。最后一轮结束，灯灭人散。没有鞭炮烟火，没有喜庆电视，除了气管炎陈伯伯几声咳嗽，上池北街十九号静得就像乡下。躺在床上，想着明早的汤圆，我隐隐听到南门大桥的水声，听到火车南站远远飘来的两声汽笛。
每年某个时候，院里要淘阴沟和拣瓦。这是男人的事情。我还不是男人，只能观望。淘阴沟又脏又累，这个差事后来交给收潲水的农民（阴沟旁边有个公用的潲水桶）。拣瓦就是把屋顶漏雨的地方换上新瓦。我和祖母住的堂屋一直没吊竹编天花。下雨刮风，不是这里那里漏雨，就是人字屋顶的灰尘雪片一般落下。拣瓦我们只能靠邻居。别人拣瓦，顺带帮我们换几片。我们住的公房。有一年，房管所来修房子，祖母没像伍家陈家那样，请负责的王师傅好吃好喝。最后，我们的地上没铺三合土，头上也没吊天花。跟伍家相连的厨房用墙隔了起来，那边墙上抹了水泥刷了白灰，我们这边还是粗糙的红砖墙。堂屋的墙，从我记事就是又黄又黑。等我稍大，我很羡慕别人家里有天花有白墙，地上还铺了三合土。
每隔两三个月，或者每月某个时候，骑着绿色二八单车的邮递员就在院外吆喝祖母的名字：“王静轩，盖章。”远在内蒙的父亲给我寄来生活费（我上初中时，这笔钱中断好几年）。初中以前，除了到院门口收汇款单（祖母不在家时，她把私章放在桌上），去街头上公厕，到国营干杂店打酱油醋，跟着小明叔叔或伍大郎上街，到附近两三个要好的同学家，祖母不准我出院门，更不准我跟街上的大人小孩一起玩。多数时间，我很听话，放了学马上回家，寒暑假也很少出门。即使祖母不在，我也不敢乱走，因为邻居会告诉祖母。跨出上池北街十九号的大门槛，街上小孩子满口粗话（院里只有陈伯伯打老婆和三个女儿的时候才会日妈捣娘）。翻墙爬树，我始终不如他们灵巧，我连游泳也没学会。就像糖鸡屎用河蟹跟我换连环画，他们用萝卜枪和屎壳郎跟你换小人书。我怕他们，又想跟他们玩。
“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之间，上池北街成立了革命大院。我们的院子太小，只能跟附近几个小院和住在街边的居民一起，归入整条街的革命大院。成立大会就在对面的二十号大杂院内。每个院子的大门油漆一新，贴着革命标语，插着红旗，挂着大红灯笼，悬着五彩纸条。临街住户铺板上的毛主席语录也重新描过。开会那天，对面院子挂了几个高音喇叭。我们齐唱《东方红》。工宣队代表、军宣队代表和居民代表轮流发言，然后街道革委会领导讲话。大家不断振臂：“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然后文艺表演：《唱支山歌给党听》《学习雷锋好榜样》《北京的金山上》《白毛女》《红灯记》，配乐词朗诵“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许放屁”……大会结束，我们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听着雄壮的《国际歌》，回到没有厕所和自来水的瓦房。
大概一九八○年，我上高中时，院里终于有了自来水。每家一个水龙头，一个水表，一个内里铺了瓷砖的小水池，但是都在室外。明婆婆的水桩，只有还没接上自来水管的居民才去光顾。不知为什么，街上和对面大杂院的井水渐渐浑了枯了。街口公厕重新修过，装了统一冲水的自动水箱，但是依然很臭。厕所开始收费（去厕所倒桶子不用给钱）。一个乡下人白天坐在厕所门口，喝茶、做饭、吃饭、抽烟、聊天、听广播，顺带用肮脏拖把打扫一下厕所。为了省钱，我们都买一版一版的厕所票。祖母很细心，用剪刀把质地粗糙的厕所票一张一张剪得好撕。土坦克还在进城，每天黄昏我们还倒桶子。有年春天，院里那棵老桑树不发新叶了。在这之前，明家种的葡萄树已有好几年不结葡萄。葡萄架很快变成金银花架，花台旁摆着陈伯伯的大小金鱼缸和兰草盆栽菊花盆栽。陈伯伯打老婆和三个女儿很凶，每次让你觉得就要把人打死，但是陈伯伯爱惜花草和金鱼。
二○一四年二月八日
上.学
一
我没上过幼儿园，也没念过小学一年级。该上小学那阵，父亲把我带到呼和浩特住了十个月，我大概那时开始识字。我忘了最初认得哪些字，应该不是“毛主席万岁”，但也不是唐诗。回到成都，上池北街十九号的邻居又成了我的启蒙老师。跟着大人上街，我喜欢大声读出商店招牌或墙上门板上的“最高指示”；他们也喜欢考我教我，夸我认得不少字。我记得的第一首歌谣也不是“东方红，太阳升”，而是祖母念的一段顺口溜，没有旋律，只有手势，两手交叉，十指变幻，看得让你眼花缭乱：
王婆婆，在卖茶，
两个观音来吃茶。
后花园，两匹马，
两个僮儿打一打。
王婆婆，骂一骂，
隔壁子幺倌儿说闲话。
祖母姓王，我以为这个王婆婆就是我的祖母。后来，听院里和街上的婆婆大娘也这么念，我才晓得卖茶的王婆婆跟我祖母没关系；也许本地所有祖母，还有祖母的祖母都是这么念的。
另一段顺口溜也逗小孩子，我只记得开头几句：“扯锯，还锯，家婆门口有本戏。请外孙，来看戏……”大人一边念，一边来回晃着怀里或膝上的小孩子。“包袱”在结尾，大意是，看完戏没吃的，只好请你吃“牛肉包子夹狗屁”（念到最后，声线抬高，有点促狭）。听到这里，小孩子往往跟着大人咯咯傻笑，虽然不知道“牛肉包子夹狗屁”是什么东西。
但我见过幼儿园。隔壁易孃孃当保管前，是省邮电管理局机关幼儿园的老师，单位上的人都叫她易老师。我跟着易老师去过几次幼儿园，她的同事常常把我当成她的小儿子。我那时跟幼儿园的大班儿童差不多年纪。我看到装了高栏杆的一排排木床，走廊，木马，滑板，一叠叠小人书。除了小人书诱惑，我不是很向往幼儿园。就像我不喜欢住在过街楼街的母亲家，害怕看到戴着口罩扫街的管制分子外婆，只有回到祖母那里，回到上池北街十九号，我才觉得自在和安全。
我的父母还没离婚。我不可能老是住在祖母那里，更不可能不进学校。母亲找到她的妹妹。五孃在东郊一家纺织厂子弟校教书，她的一个熟人在市内的西马棚街小学当教务主任。我直接上了小学二年级。我还记得跟着五孃和母亲站在西马棚街小学的操场上，她们跟教务主任夸着这个小男孩，说他聪明，认得不少字，算术也没问题，完全跟得上进度（母亲数学很好，给我补了不少课）。
学校距母亲家很近，我只得跟母亲住。她在城边街的街道锻压生产组上班，白天回不了家，常常给我几分钱或几毛钱，让我中午买个锅魁[a1]或吃碗面。几乎每个星期六中午，我都盼着放学，走回上池北街的祖母家，想着可口饭菜和院内邻居。挨着祖母，我在她的大床睡一晚上。星期天黄昏，祖母和易孃孃把我送到过街楼街母亲住的大杂院门口。又是一个星期的煎熬。
我在西马棚街小学只念了一个学期。我应该跟得上二年级的进度，但是记忆太模糊。我还不是红小兵。跟我同桌，或者坐我前面的，是个名叫席刚的胖男生；这个姓很特别，比初恋还让人难忘。冬天，席刚戴了一双厚厚的军用棉手套。他的手指长了冻疮，肿得就像发亮的红萝卜。
那个学期，学校组织学生看了一部朝鲜电影《永生的战士》。男主人公是抵抗日本殖民者的民族英雄。电影最后，他在狱中视死如归。担心自己受不了酷刑而出卖同志，他咬断自己的舌头。风雪满天，没了舌头的革命英雄拖着脚镣英勇就义。画面切到过街楼街，我父亲从内蒙回来。他在医药公司做药材收购，全国到处跑。不知哪次探亲，我父亲跟我母亲一不小心，生出我的妹妹。等我妹妹大概一岁，有个星期六中午，祖母和父亲站在学校门外接我回家，当然不是回过街楼街。我父母终于散伙了。
二
从祖母家到上池正街小学，走路不过十分钟。我在这里一直念到小学毕业。有一阵，我的书包是祖母用帆布缝的，又粗又丑，没有军用挎包神气。我当红小兵穿的白衬衫和蓝布裤，也是祖母带我去红照壁的裁缝店定做的（比买成衣划算）。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革命先烈的鲜血染红的，但你也得给钱。宣誓成为毛主席的红小兵，“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是我有生以来“政治生活”中的第一件大事，也是最后一件。
小学生也有等级。班干部都是机关或国营单位干部职工的子女。我们的班长、学习委员和文体委员多是女生，都住省邮电管理局宿舍。全校红小兵的大队长也是女生，她的祖父是“人民法院”院长，家住紧邻上池北街的文庙前街一个清幽独院。我羡慕她们，但跟她们总是好不起来。那几年跟我最要好的同学，没有一个住在机关宿舍。
学贵跟我住一条街，就在十九号对面的二十号大杂院。他爹早死，他妈在街道生产组做工。学贵有两个姐姐，还有一个“上过山”的哥哥，但我从不清楚他哥为啥劳改。学贵有点呆，一着急就口吃，成绩不是很好，也没当过红小兵。我和学贵不知道为什么好了起来。他的家在大杂院尽头，很僻静，还有一个小天井。你去他家，必须穿过一条又窄又黑的甬道，经过天井，再进到没什么家具的黑屋。他不常来我家，甚至不怎么敢跨进我们这个院子；祖母不太放心我跟他玩。可我喜欢偷偷跑去他家。除了交换小人书（他姐总能借到从前的小人书），我们有时也跟着街上顽童去河边晃荡。夏天，只有我们两个时，学贵撩开裤子，翻开包皮，给我看龟头上那颗黑痣。我看得傻笑，他也傻笑，得意他的龟头跟别人不一样。
桥桥的五官很秀气，虽然下唇下巴有点瘪。我在学校跟桥桥最好。他住文庙前街一个小杂院，就在邮电医院对面。桥桥的家很窄，比我和祖母住的堂屋还小，十来平米，光线不好，乱得像个鸡窝。每次去他家，我都看到他和两个弟弟，还有父母外婆，关在屋里打转。桥桥的父亲在区属工厂做工，据说是个犯过错误的大学生。桥桥的母亲也是工人，戴着眼镜，更像一名教师。桥桥家有个很大的诱惑，他爹藏了好几册“文革”前的《三国演义》连环画，用我很多年后学来的套话：品相很好。这些宝贝从不外借，你只能去他家瞻仰。《三国演义》看多了，桥桥随手就能画出一身戎装骑在马上的武将。他画得很好，不论关羽赵云。不像学贵，桥桥常来我家，我的祖母很放心我跟他玩。学贵的龟头有颗黑痣，桥桥家也有稀奇。盛夏，他的干瘦外婆热得不行，总是在家敞开布褂，露出两个干瘪乳房，就像一只羽毛稀疏不再生蛋的老母鸡。
我在班上成绩中等。三好学生从来没我份。顶多，语文老师会在课堂念我的作文，不外乎《春游》，或者红小兵写给知识青年大哥哥大姐姐的慰问信。我对老师没啥印象，也许他们太普通，没给我留下印象。班主任钟老师是个矮胖的中年女人，带我们去南郊的永丰公社学农，割稻子。中午，我们在田边就着咸菜下饭；钟老师的大鼻孔悬着象牙白的浓鼻涕，一抽一抽。新来的班主任刁老师年轻丰满，脸蛋很红，两根辫子又黑又粗，就像宣传画上的工农兵。她住郊区，我们去过她家，房子周围都是农田。
就像桥桥，我喜欢画画，没他画得好，题材却比他刁钻。看过长了黑痣的龟头和老母鸡的干瘪乳房，我对厕所兴趣很大。家住街边的糖鸡屎跟我同班，有次带着几个男生，拐进一个偏僻巷道，躲进一家单位的食堂猪圈，偷看一阵学校女厕（厕所太暗，我们看到影子）。一开始，我把我画的武将和军官送给女生，想要讨好她们。看到她们喜欢，我得意忘形，画起男女厕所。几个小处女又羞又惊，骂我“怪物”（色狼），说我思想复杂，告到老师那里。
幸好我是小学生。幸好老师不知道我跟着糖鸡屎他们偷看女厕所。然而思想复杂也很危险，需要严肃处理。班会上，同学们，尤其那几个小处女班干部，当众揭发我的复杂思想。桥桥那时不再跟我同班，说话结巴又是后进的学贵也没机会发言，否则更有杀伤力。我红着脸低着头，老老实实接受大家“帮助”。最后，班主任宣布（我竟然忘了她是谁，但也肯定不是钟老师和刁老师），鉴于我的复杂思想影响恶劣，学校红小兵大队部决定，暂停我的红小兵资格，直到我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重新成为一名合格的革命事业接班人。祖母也被叫到学校，但她回来没打我没骂我，只是要我好好表现。我在班上很孤立，再也不敢乱说乱画。但我真心希望改正错误，回到温暖的革命大家庭。我积极参加劳动，放了学留下来打扫教室，学习上遇到难题，主动请教又红又专的三好学生。将近一个学期下来，我的改造得到“组织上”的肯定。新学期开始，我归队了，重新成为毛主席的红小兵，我的脖子重又系上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红领巾。
“小松树，快长大，绿树叶，新枝芽，阳光雨露哺育它，快快长大，快快长大！小朋友，快长大，像松树，发新芽，毛泽东思想哺育我们，快快长大，快快长大！ ”我听着这首革命儿歌慢慢长大。尽管一度思想复杂，尽管快到一九七六年，我们的课本从白纸印刷变成又粗又硬又伤眼睛的褐纸印刷，我依然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少年儿童（除了朝鲜，因为朝鲜电影里面家家都有电视机）；我的思想其实很单纯。
三
从祖母家到柳荫街中学，走路不过十五分钟。柳荫街就在南门大桥（古时的万里桥）附近，靠着南河，没有柳荫，街边几乎全是破旧瓦房，住的几乎都是底层居民，比上池北街的居民还要底层。你可以想象柳荫街中学是什么样的中学，虽然学校有幢三层的红砖教学楼。
跟我一起念完小学的那几个小处女班干部，又红又专，目不斜视，家住机关宿舍，没有一个升到柳荫街中学。桥桥也没有，父母找关系，把他转到另一所中学。学贵成绩太差，没升初中，很快去了他妈所在的街道生产组做临时工 [a2]。我和糖鸡屎他们一道升到柳荫街中学，我的新同学几乎都是这一带的街道居民子女。新的等级很快产生。文体委员李建是个女生，住在城边街一幢红砖宿舍，但她不像小处女，更像小“操妹”，跟同住一幢红砖宿舍的班长张俊峰眉来眼去，他爹是铁路局的南下干部。
但是柳荫街的差别毕竟不大。我马上有了机会。学校鼓乐队“换血”，我分到一把铜号。吹了一阵，老师发现我没音乐细胞，铜号很快收了回去。我的体育也不好，也没可能进业余体校。矮子里面充高子，我的功课却在班上名列前茅。
矮子里面还有一个高子。生平第一次，我有了竞争对手。陈林很矮，坐在第一排。身为学习委员，他的成绩却不矮，总是班上第一，总是三好学生。每个班的三好名额有限，我们班每次都是陈林，我只得过一张优秀奖状，当过一阵语文科代表。姚老师是班主任，也是语文老师，她喜欢我和陈林，叫大家向我们学习。我和陈林彼此不服气，我的文科比他好，他的理科比我强，但也慢慢有了来往。他带我去他家，他的父母是桥梁工作队的技术员和职工，知书达礼，跟街道居民明显不一样。学校开家长会，姚老师夸完这一个陈林，接着又夸另一个成林，好像在说，有了这两个陈林（成林），柳荫街中学其实没那么烂。我也喜欢三十出头总是笑嘻嘻的姚老师，她讲课一般，但爱打扮，烫了卷卷头，夏天还穿一件的确良衬衫，半透明带绣花，隐隐约约见到暗色胸罩。姚老师后来去教师学院进修几个月，回来不当班主任了，也不再教语文，而是教了我们一学期的英语。班主任换成矮胖的张老师，一副厚眼镜，一头妇女主任式的短发，说话严厉，不喜欢笑，有些神经质。我有点儿怕她。
我上初中不久，红小兵变回少先队，红卫兵改回共青团。如果姚老师一直当班主任，我可能很快入团，很有希望成为一名又红又专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升到初二，我的风光却渐渐没了。陈林走了，父母把他转到一所重点中学，好苗子不能烂在柳荫街。功课愈来愈难，尤其数理化和英语。我慢慢听不明白老师讲些什么。回到家，除了邻居伍大郎偶尔过问，没人可以督促我的功课。母亲不时想来辅导我，但我怕她，她比班主任张老师还要神经质。我开始接近班长张俊峰和文体委员李建，跟着他们去看露天电影，晚上跑去南河边，看拎着录音机穿着喇叭裤的时髦男女跳交谊舞。我一直喜欢李建，喜欢她的脸蛋和小“操妹”打扮（白衬衫或花衬衫的领子翻在女式军便服外）。跟那些目不斜视的小处女不一样，李建会盯着你看，用穿了搭扣布鞋的脚勾你的脚。你要是惹她不高兴，她会用手捏你，把你捏得又痛又开心。她捏过很多男生。
成英不会捏我。她跟我同桌，两根短辫，很白净，很秀气，很文静。她住西都街一个大杂院。我们算不上要好，只是上课爱讲悄悄话；我的心思都在可望不可即的李建那里。那段时间，亲华的日本松山芭蕾舞团来成都演出，四川剧场门外贴着大幅的《天鹅湖》手绘海报：王子穿着紧身衣裤，裆下鼓了一大团，双手托着袒肩露臂的白天鹅，她的一条大腿绷得老高，胯间一条白布。全城轰动，但你根本买不到票。成英竟然有票，她去看了《天鹅湖》。第二天上课，她悄悄跟我讲起，红着脸，因为男女演员穿得太少。她还借杂志给我，不知哪里弄来的《舞蹈》杂志，封面也是裆下鼓起大腿绷开的古典芭蕾。
陈林走后，我的成绩一路下滑，班上再没值得老师骄傲的学生。多数女生拉帮结伙，跟男生打情骂俏（有几个女生常把糖鸡屎捏得怪叫）。男生放了学到处晃荡。我们的班长当了“司令”，把我封成“副司令”，还给我配了一个装傻卖乖的“警卫员”，他的父母都是农民（柳荫街附近，那时还有农田农家）。读书（读课外书），可能是我跟班上大多数同学唯一的区别。“司令”不怎么读书，我的“警卫员”每次考试倒数第一。我什么都读，似懂非懂，从《红与黑》到《秋海棠》，从契诃夫到《色情间谍》[a3]，从“知青文学”到“伤痕文学” ……
我的体育不好，但是我在柳荫街遇到最后一个喜欢我的老师。教体育的李老师二十来岁，很漂亮，运动衫下面挺着一对饱满的乳房，住在红砖教学楼底层的单身宿舍。有一次，她叫我到她房间，我坐在李老师挂了蚊帐的小床上，看她用脸盆洗衣服然后晾衣服，翻她床头的杂志画报。我至今不明白李老师为什么喜欢我（也许我很乖，也许我爱读课外书）。她把最新一期《大众电影》借给我，封底是《水晶鞋与玫瑰花》的剧照，王子和灰姑娘搂在一起亲嘴。李老师的思想也很复杂。
“大年三十夜，小妹去看戏，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一个人。那个当兵的，不是个好东西，拉拉扯扯就进了高粱地。他掏出了黑东西……”初二下学期过了一半，我们的“东西”也在慢慢变黑。晚上，几个男生跑去河边，经过躲在树影下“耍朋友”的男女身旁，胆大的往往高声唱着这首北方小调，懵懂又得意。女生比男生还要早熟，你能感到李建和成英的小胸脯跟我们明显不一样。
成英还是跟我同桌，我的成绩愈来愈差，我们的悄悄话愈来愈多。其他女生继续把男生捏得怪叫，捏手臂、捏大腿、捏脸、捏耳朵，捏人的和被捏的似乎都有快感。初夏一个黄昏，我放学刚回家，祖母在白铁生产组还没下班，成英突然站在我家门口。她不是一个人，还有一个家住柳荫街的女生陪着她。成英红着脸，一言不发，把一张电影票扔进我家木门槛，扭头跑出院子。我捡起这张邮电管理局礼堂的电影票，心里一阵乱跳。
我没敢去看电影，班上却有了风言风语，终于传到班主任张老师那里。她把我和成英叫到办公室，当着其他老师审问。张老师的厚眼镜后面闪着凶光，短脖子上几圈肉褶，随着她的尖厉呵斥起伏。成英一脸通红，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我也老实坦白，承认收到电影票，承认跟成英在课堂上交头接耳。我们各挨五十大板。早恋，这跟思想复杂一个性质，同样需要严肃处理。双方家长都被叫到学校。但是这次，没有红小兵资格可以暂停，我俩吃了一个记过处分。张老师把我们押回教室，把成英调到另一个座位，跟我隔得老远。
我们的臭名很快传开。借我《大众电影》的李老师不再理我，从前的班主任姚老师当我不存在。最让我伤心的是，我的“警卫员”也不再装傻卖乖。有天放了学，在其他男生怂恿下，他对我拳打脚踢，控诉“副司令”从前怎么使唤他（“副司令”对他也确实不好，活该遭报应）。农民翻身，他扬眉吐气了。
四
从祖母家到君平街学校，走路不过二十分钟。读完初二，柳荫街中学要撤销，现有学生分散到其他学校 [a4]。柳荫街究竟有哪些同学跟我一起转到君平街，我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但是成英、李建、糖鸡屎、我的“警卫员”和我们的班长，再也不跟我同校同班。
君平街学校是个“戴帽子”学校（小学加初中），不像柳荫街还有高中部，也没红砖教学楼，就跟上池正街小学一样，都是低矮瓦房。初三的学生，不论原有的还是转来的，大家都很清楚，两个学期下来，升学也好，毕业也好，人人都得离开。这里就像前途难卜人心惶惶的中转站，从老师到学生，似乎没人有长期打算。我也不记得跟谁真正要好。但是，在柳荫街吃了一个大亏，换一个环境，我起码松了一口气。
我在君平街再没遇到像姚老师那样夸奖我的老师。虽然班上的男生女生不像初二那般鬼混，我的成绩也没继续下滑，但是起色不大。只有语文像个样子，这门功课，我从来不需要花太大力气。班主任叶老师教语文，也是一个身材矮胖说话严厉的中年女人，但没柳荫街的张老师神经质。大概因为我的语文不差，每次开家长会或家访，叶老师都让祖母督促我：很快要升高中，这个娃娃不能再荒废了。祖母文化不高，不可能盯着我的功课。但我似乎突然有了危机感。父亲从呼和浩特来信，总是要我好好念书，将来上大学，出国留学。我想升到高中，我不愿意像学贵那样，小学毕业就去街道生产组做工。我的父亲念过北大，每次填表，父亲的成分我都填上“干部”，我要给他争气，也要给祖母争气。
教英语的黎老师也把君平街学校当成中转站。他住南大街，距我家很近。在这之前，我不认识他，但我早就知道他。他家临街，就在国营曙光照相馆隔壁。黎老师那时刚结婚，跟父母同住。每次路过他的门前，我都很好奇：室内清雅，书柜摆满书，墙上挂着字画。有时，你还看到一副厚眼镜的黎老师晃着脑袋在拉手风琴。除了在读电大的邻居伍大郎跟黎老师很相似，这一带很少见到这样的读书人。我没想到黎老师原来就在君平街学校，更没想到他成了我的英语老师。
但是黎老师不认识我。他很高傲，可能觉得这帮学生不可教也，根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每次上课，他都讲得很快，剩下的时间就让我们自习或做作业，好让他捧着一本厚厚的英文语法书，在教室来回走着看着，沉浸在另一个世界，让我羡慕的世界。
“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我上初三前，“敬爱的郭老”在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成了我们学习和模仿的范例。我那时的作文都是这个调子。初三下学期，我真的很用功。数学家陈景润和少年大学生宁铂是全国青少年的榜样。我做不了陈景润那样的“天才”和宁铂那样的“神童”，但我起码跌跌撞撞让自己的成绩升到班上中游。我甚至找祖母要钱，订了一份少年科普杂志《我们爱科学》。
期终的升学考试没我想象的难，但是考完试，我依然心中无数。祖母去开了家长会，我在会场外等她。她笑吟吟向我走来：我升高中了。我不会像学贵那样去街道生产组做工。几乎跟我们同时，教英语的黎老师也跳出“戴帽子”的君平街学校：他考上了四川师范学院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生。
二○一四年四月六日
乱.云
七十年代初，我大概六岁的时候，父亲与母亲的关系已是糟得不能再糟，于是父亲带我到他工作的呼和浩特住了十个月。我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坐火车。我们在北京停留了一天一夜，白天去天安门，晚上我在旅店尿了床。成都的邻居伍哥后来一直怪父亲没让我在天安门前留个影。伍哥是老知青，红卫兵串联那阵走南闯北。我小时候爱翻他的影集，爱看他与革命战友在天安门前的合影，羡慕得不得了。
我住在父亲的医药公司宿舍，第一次见到暖气片这种东西。我喜欢听暖气刚送来时管道里的咝咝声与嘭嘭声。我那时吃得最多的零食是一筒一筒的山楂片。我喜欢把圆形的山楂片放进装了水的小盖子，搁到暖气片上烤热，吃起来水叽叽的。父亲那阵与工人阶级一起劳动，常去临近的中药厂上夜班。有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家，不知怎么从床上睡到了地上。迷糊中日光灯晃眼得很，父亲回来了正把我抱起来。
呼市的冬天动不动就是零下十几度。我还嗅得到父亲带我去的小酒馆那股热烘烘臭烘烘的味道。掀起油腻的厚布门帘，尽是牛肉味羊肉味大葱味还有食客的体味。父亲喝醉了常拖着我在积雪结冰的街上乱逛。实在走不动了，他就躺在街边墙边与人家的门边。我慢慢习惯了跟在好心路人的后面，看他们深夜把父亲抬回住处。
我不习惯而且至今不明白的，是被父亲的好友王伯伯半夜三更赶出家门。王伯伯以前是解放军的空军校官，听说也曾有过风光的日子。父亲常带我去王伯伯家喝酒。我还记得王伯伯住的是平房，他有没有妻儿却不记得了。我忘不了那个寒冷的冬夜，我睡在王伯伯家的炕上，半夜里父亲叫醒我面对王伯伯勃然大怒的醉脸。我们俩被扫地出门站在漆黑的屋檐下瑟缩发抖直到天光。我也忘不了一九八○年父亲回成都，告诉我王伯伯后来自尽了。
我至今弄不清楚父亲为什么从北京的中科院考古所去到内蒙科分院再去到风马牛不相及的医药公司。母亲那边的人说起父亲，向有成见偏见，说他大饥荒时盗卖文物，我不大相信。街坊邻居的传言是父亲受到政治冲击，我也只能参考。然而说好说歹父亲不在人世了，我在他的遗物里也翻不到只言片语的记载，除了那首他改换词句借以自况的杜牧之《遣怀》，我现在也只记得其中两句，第一句是小杜的原句：落魄江湖载酒行。还有就是第三句：十年一觉青城梦 [a5]。
父亲一九八○年回成都后再也没回过内蒙。我那时念高一，一直跟祖母住。下午放学回来见到父亲在家，向我伸出手来，一边念着贺知章的“少小离家老大回”。我和祖母大概七八年没见到他了，心中说不出的高兴，以为家业振兴就此有望，哪怕祖孙三代暂时挤在一间小屋里，只要父亲能够调动工作到成都，住房等等总可以解决。我记得他回来不久写了封信给当时的成都市市长，盼望落实知识分子待遇。有天晚上我们刚吃过饭，市长大人的秘书来我家了解情况，和他聊了一小会儿，然而就此杳无音信。
问题可能还是一个酒字。父亲因为脚疾回蓉养病，他在呼市醉倒在冰天雪地，过了很久才被人发现送进医院，动手术截断几根脚趾。江山易改，酒性难移。我儿时在内蒙经历过的情景又在成都再现。这一次我习惯了与邻居或路人将醉卧街头的父亲扶回抬回家中。那个雨夜，我和伍哥搀着他从西都街经小巷子回屋。醉酒的人特别沉，我们一路跌跌撞撞。街边人家的黑白电视正在播放我想看的狄更斯《老古玩店》，我脑子里尽是《大卫·科波菲尔》小说中的人物，觉得自己就是狄更斯笔下那个小主人公。
父亲调回成都的希望，去大学教书，到武侯祠博物馆做研究等等，一个个都是泡影。祖孙三代仍然挤在同一屋顶下，种种窘迫，真是不愿多说。父亲买醉后恒常夜归复出，从入夜到凌晨，要折腾好几次。我们与邻居杂处的小四合院，入夜后要关院门。左邻右舍渐不耐烦，都不理睬醉汉的敲门声了。我那时也少年使气，不想应答。于是无论酷暑严冬，为父亲开门的，就只有古稀之年的祖母了。有时他饭也不吃就出去，一醉四五天，祖母夜夜担惊之余，不忘留点菜饭在锅里。他醉了有时要念叨“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的唐诗，我想他糊涂归糊涂，心里还是明白的。
只是心里明白有什么用。酒入愁肠直到膏肓，已经无药可救。父亲每个月总要大醉两三次，唯可庆幸的是，内蒙寄来的当月工资他交给祖母，自己只留极少零用。有好几年，我们祖孙三人就靠这点薪水过日子。祖母晓得父亲离不开酒，于是家中也常备有酒，但多半藏在床底柜角等处。他醉了，或祖母出去买东西，这些地方就不再保险。以前我家的远近亲戚常有往来，目睹他借酒使性几次，慢慢也少上门了。左邻右舍虽然厌烦，但祖母人缘好，大家多能哑忍。有个夏夜，我因为他太过喧闹无法入睡，起身与他理论，隔壁陈伯伯连拖带拉，让我到他家里将就一晚。不过睡不着总不能老上别人家，我偶尔也溜到街上瞎走一气，走累了再回家睡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