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末，他酒后又遇车祸，仍是脚部受创，入院手术。肇事方承担了所有费用，而我当时巴不得他被撞死，一了百了。他随后用赔偿的钱买了一部手摇轮椅，但轮椅也不能阻挡他啸吟闹市，醉卧街头。最后轮椅不知所终，他一瘸一拐的醉姿，却成了方圆数里内妇孺皆知的一道“景观”。
一九九二年八月底，心力交瘁的祖母在家中病逝，享年八十有二。祖母育有二子，父亲为幼，而弥留之际唯有我随侍病榻之前。我自小跟祖母生活，她暮年常念我是父母双全的孤儿，我也视她为今生今世情逾父母的至亲。由我来为祖母送终，倒是分内之事。祖母大约是凌晨一时去世的，父亲倒卧在厨房里他的床上醉得不省人事（他后来图清静搬到厨房住）。接下来几天倒是清醒了，祖母火化前夜，却又醉得一塌糊涂。早晨，伯父坐他单位的车来催我出发，神态恍惚的父亲裁了一张小白纸，用钢笔写了“钦祺为婶婶送行”几个字交给我（父亲自小称呼他的母亲为婶婶）。在火葬场的告别室，我把这张纸条递给职员，请他帮忙放在祖母的遗体上一同火化。
一九九三年二月我南下前，有意为父亲觅得一设施良好的养老院入住。他开初也首肯了，最终还是变卦。其后我在澳门营营役役，除了寄点钱物，只有拜托成都的好友常去老宅探望，有时也陪他喝点酒。酒喝到这地步，叫他不喝肯定不行的，只有写信劝他少喝。后来终于接到朋友的电话，说是醉后烟头引燃蚊帐，烧焦了家中一堵墙。邻居们吓坏了，谎称周伯伯病危发电报给内蒙。医药公司派人来与大家商量，一起送他到靠近洛带的养老院。一九九六年我回了趟成都，坐朋友的车去看他。住的条件不好，三四位老人同处一室。他说跟同院的老人谈不到一块儿，叫我多带点书报杂志给他，还说不想老死在那里。临离开时我特意问了养老院的江科长，他说父亲仍是常醉酒，就在附近的乡场瞎闹。
一九九八年下半年我又回成都。上池街的老房子荒废得不成样了。我与Mel借住在母亲家，她则搬到已故外婆的房子里住。我到家那天，母亲与父亲都在。原来母亲偶尔会接父亲到她那里住上一阵子。他们离婚二十来年，老了依然性情不合，但毕竟夫妻一场，有个照应比什么都好。只是父亲见了我不再吟诗了，手拿烟头的笑容有些呆滞，行动也木然，说话更是不大连贯。一年前他写信给我，说对不起奶奶与我，思维还很清晰；我有次打电话到养老院，他的声音断断续续，我以为线路不畅，没有想到原来这样。
母亲没多久又送他回养老院。那天早晨，我正好遇到他俩在巴士站等车。母亲见了我依然絮叨父亲这些年的不是，他见到我只是笑吟吟摇摇头。又过了些日子，养老院打电话说父亲病重，要送他到城里的医院检查。我赶到医院已是昏迷状态。检查的结果不乐观，只能送回去保守治疗。一拖快到年尾，接到病危的电话，我与Mel去到那里，他睡在床上裹得厚厚的全无知觉。天快黑了，屋子里的灯也暗得很。养老院的江科长劝我隔天再来。我在回去的途中接到科长的电话，说你的父亲已于某时某分去世了。那天天冷，正是冬至。
二○○四年九月廿四日至廿六日山中
残.云
小时候不喜欢去三道街的外婆家，她戴起大口罩扫街的样子我有些怕。每次与母亲走进少城那条小街，正在扫地的外婆总是摘下口罩，拄着竹扫帚和母亲聊上几句。外婆不戴口罩的样子我也怕，笑起来我也觉得严厉而陌生。她说话又是硬过成都话的宜宾口音，嗓子里有股金石之气。前两年看四十年代的国片《太太万岁》，饰演少奶奶陈思珍婆婆的那位演员，竟然很像儿时看到的外婆。
那些年父亲这边的人谈起外婆，常说她是地主婆，因为她的娘家是宜宾大户，外公祖籍峨眉，又是遭镇压的“反动”官僚。从小学开始，我填了无数表格，母亲那栏的成分一项，大人向来教我写“工人”二字；其他亲属一栏，我也从不敢写上外婆的名字。后来的世道虽然变了些，我要投考政府的事业单位，填完表依然提心吊胆，生怕通不过政审，因为那是一间门禁森严、专门接待中外政要的宾馆，听说里面的员工从前都要查三代的。
地主婆的八个子女，除了早就夭折的二孃，用外婆的话来说，有四个都在外地“为人民服务”。每逢外地的舅舅孃孃们在“服务”的空隙回成都，外婆家都要热闹一下。当然，地主婆的闹热不比一般群众。有一次，记不清炖鸡还是炖鸭，母亲他们都很紧张。吃饭前把门窗关得严严的，说话的声音也压低，生怕院子里的左邻右舍注意。田壮壮的电影《蓝风筝》里，“剥削人民”的房东蓝太太蒸了一大锅白面馒头，被街道积极分子发现后骂得灰头土脸。记得我一看到这出戏，立刻就想起儿时在外婆家关起门来打牙祭 [a6]的情景。
上池街的祖母是革命群众，拎起小板凳带我参加过居委会的政治学习。现在想来，这样的学习，地主婆肯定经历了不少。像她那样的管制分子，开会的时候只能靠边坐。听完居委会主任读报纸，还要站起来向革命群众汇报思想。管祖母那条街的派出所王同志肥头大耳，训斥四类分子的威风我现在还忘不了。我那时奇怪管制分子为什么只敢叫他王户籍，祖母说，那些人不能称他王同志的。可惜我无缘见识三道街的居委会学习，不晓得在我眼中神情严厉的外婆，面对王户籍那样的专政机关代表究竟什么样子。
我长大了仍然不喜欢去外婆家。她不再扫街了，每月的生活，就靠舅舅孃孃们一人给点费用。三道街的院子八十年代初也拆了，外婆在附近的奎星楼街分了套一室一厅的房子。她说拆迁安置那帮人欺负她寡母一个，但她找上门去大闹几场，亮出侨属的牌子（六外公亦即外公的兄弟，是麻省理工学院退休教授，属于所谓统战对象），对方终于让了步。
那几年外婆特别神气，话也特别多。次次见了我，不是感谢党的好政策，就是数落我父亲的无能，哀叹我母亲的命苦，然后一遍遍说起过去的事情。那些故事我都背得出来了：她年轻那阵非要从闭塞的宜宾去上海念书，结果认识了圣约翰毕业的老乡也就是我外公。他们在沪上结婚摆酒，证婚人请了蜀中名士张澜。后来外公投笔从戎，回到四川位列少将，为统管全川军队事务的书记长。共产党快来了，但外公那时早已脱身宦海经商，因为他看不惯官场黑暗，不愿卷入国共之争。他原以为自己一介书生，不曾欠下所谓血债，只望与妻儿平安过活，连国府溃退之时让他去福建就任新职的机会也借故推辞。变天以后，外公又把少城的房子贱卖给新政府，带着一家十来口住在逼仄地方，一度还成了街道积极分子。但是镇压反革命，人民政府撒下天罗地网，外公还是逃不脱被押回峨眉遭乡民乱棍打死遗尸河边的厄运。
外婆晚年经常对我们埋怨死去的外公，怪他当年看不清形势，也常以自己后来能看清形势、顺应形势而自豪。但顺应形势的过程是痛苦的。外公走后，外婆说她拖儿带女在火车站卖过锅魁，舅舅们小小年纪也拉过板车帮补家用。不仅家财早已贱卖给新政府，外公的遗物亦尽皆无存，只留下一张青年时代的西装半身照。八十年代末，学医的表姐去美国念书，带上这张照片翻拍一新寄给外婆，我才第一次见到外公的样子。照片上的外公似乎很和善，外婆说他英文好，没事爱在书房里写字，但我总觉得遥远而又陌生。
客观而言，比起众多出身不好的“地富反坏”子女，舅舅孃孃们的经历并非最为不堪。外婆的七个子女，有五个居然进了新社会的大学，虽然只能学医学理，总好过被打入不生不死的十八层地狱。外婆晚年爱说舅舅孃孃们当年填写大学志愿，她总是严禁他们报考文科，说不能再蹈外公的覆辙，只求一技傍身，可以立足社会就行。就一位寡母而论，身处那样严酷的社会环境，每天要为七张嘴奔忙，还能头脑清醒为子女出谋，这样的顺应形势确亦无可厚非。
不过排行老四的母亲与幺孃就没那么幸运。母亲当年在有名的石室中学念书，兄弟姐妹数她成绩最好，但她与幺孃都顶不住政治压力，精神一度失控，而幺孃更疯过好几次。升学无望，招工也备受歧视，她俩最后只有进街道生产组。长年累月的抑郁与失意，让母亲与幺孃现在稍受刺激就要失控，不得不借助药物来控制情绪。我至今难忘的是念小学二年级那阵，母亲与父亲口角，她发起疯来，可以将我的衣裳剥个精光，口口声声要赶我出门。
晚年独居的外婆除了话多，脾性亦趋暴烈。不论住进哪个儿女的家中，她都要歇斯底里发作几场，仿佛要将几十年的怨气一吐而空。舅舅孃孃们惹不起她，她只有诉诸跟她住得最近的母亲。母女俩都暴躁，常因小事扯出一生的磨难，差不多次次都难收场。一九九六年我回成都，无所归止，正好外婆在西门的五孃那里暂住，于是借她奎星楼的房子住了一阵。没想到，她有天觉得我与母亲要霸占她的房子，一个人坐三轮车回来要赶我走。五孃与母亲怎么劝也劝不动，她坐在屋里对着我足足闹了一天一夜。
我现在仍然不喜欢外婆。比起祖母慈祥平和的身教，外婆喋喋不休的言教我很难接受，尤其她晚年乖戾的个性，虽然情有可原，却始终让人不敢亲近。说起来，祖母与外婆都是苦了大半辈子的人，但对于后者，我宁愿抱着敬而远之的心情。人世间有些事情真的很难说明白，既然说不清楚，又何必再说。外婆于一九九七年去世，舅舅孃孃们都参加了丧礼，那时我又回到澳门，过了很久，母亲才写信告诉我。
二○○四年十月二日至十二日山中
晚.春
一
我三个月大就被抱到上池街的祖母家。除了小学二年级那年以及之前的小段时间，我一直伴随祖母直到她去世。我一岁生日那天，祖父在家中病逝，这天也是母亲的生日 [a7]。三代人的起点与终点纠缠在一起，虽然不说罕见但也不多见。可惜我从没请人算过命，否则占卜者会推算出一个要么有趣要么骇人的运程也不一定。
祖父去世的情形我完全没有印象。等我长大了，祖母有时要指着家里靠窗的地方，说爷爷就是坐在这里发病走了的。祖母住的小院有五家人，我是唯一的小男孩。那些年，邻里融洽得多，哪家要是煮点好吃的，都会舀一碗端给别家。祖母家的厨房与隔壁易孃孃家的厨房是相通的，平时彼此借碗米要根葱的小事数也数不清。我念中学以前，祖母一直不许我跨出院门，去跟外面的街娃亦即野孩子瞎混，于是左邻右舍就成了我的活动天地。好在人人喜欢我，没人说我走东家串西家不懂规矩。
我没有上过幼儿园，因为父亲远在内蒙，出身不好的母亲在街道生产组做工，只有把我放在祖母那里。自我懂事起，母亲与祖母的关系就没有好过。婆媳间的是非向来说不清，但只要母亲一犯神经官能症，祖母家的坛坛罐罐多半被她砸得粉碎。记得祖母每次都让她砸，等她走了，才默默收拾一地碎片。我现在脾气坏的时候也想砸东西，但是想起儿时见到的情景，多会尽量忍住，实在控制不了，唯有挑最不值钱的小东西出气。这当然不是好习惯，说到底，还是自己涵养不够。
除了砸东西，母亲还打人。只要父亲回来探亲，我就会去过街楼的母亲家住上一阵子。有晚，父亲带我出去，回来见到母亲一人在喝酒。他们说着吵着就打起来了。印象中，母亲动手在先，父亲没怎么还手。我那时还没上小学，祖母与父亲平时都不说也不准我讲粗话，更别说动手打人了。见到这样的情形，我自然对母亲没有好感，而且害怕。那一阵，上池街的邻居亦爱开我玩笑，说不听话就送你回过街楼，我一听，总是大喊不要不要。
后来，父亲带我去内蒙待了十个月，回来却错过入学机会。母亲找教书的五孃活动关系，让我直接进学校读二年级。学校在西马棚街，离母亲家近，于是我真的被送回过街楼了。母亲上班的地方远，中午回不了家。她下班回来又累，脾气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中午常常买个锅魁吃碗面了事，晚餐也是能凑合就凑合。幸好每周还有个最大的期盼，就是星期六中午在校门口见到祖母，跟她回上池街，直到星期天吃了晚饭才返回过街楼。我记得每次回祖母家都像过节，不仅有可口的饭菜，还有与院子里的长辈们摆不完的龙门阵。到了星期天的黄昏，我总是很难受，舍不得走。祖母与易孃孃次次都送我走过路旁长满梧桐树的东城根街，一直把我送到过街楼母亲家的大院门口。
二
二年级下学期，父母终于离婚了。星期六中午放学，祖母来接我，我听了高兴得不得了，因为我被法院判给父亲，可以永远跟祖母在一起了。三年级，我转学到上池正街小学，祖母当时在西都街口的白铁铺当会计。那是一个只有四人的街道生产组，专门修补破漏的锅碗瓢盆。父亲仍是好几年才回来探亲，我的生活费往往也很久才收到一次，于是我只有靠祖母那点工资来养活。好在中午不用经常吃锅魁一类的面食了。祖母每天午前都要回家做饭，煮好了再去白铁铺，把饭菜热在蜂窝煤炉子上，等我放学回来吃。
那些年跟着祖母的日子虽然苦，但再怎么我也觉得比跟着母亲好，起码不用忍受长年累月的喜怒无常与絮叨呵责。这么说也许自私，但的确实情。父母离婚那年，妹妹才两三岁，她被判给母亲抚养，受的罪更多，念中学时数度离家出走，离开学校后，又到社会上瞎混，终于混到进了一年劳教所。我当然不能把所有责任都推给母亲，那不公平，但我一直觉得，以她的处境与精神状态来教育子女是有问题的，换成我是妹妹，也难保不会出事。幸好我还有祖母庇护，给了我一个虽然孤独虽然清苦然而相对安宁的童年。
记忆中，上池街的生活就像昨天。因为房子太窄，直到念高中，我都跟祖母睡在她的老式雕花大床上。小时候被蚊虫叮起一个个水泡，祖母常常等我睡熟了，再用针将水泡挑破给我涂药。成都的冬天虽不落雪，但冷得刺骨。祖母与我各睡一个床头，每晚都将热水袋先放进我的被窝。半夜水冷了，我往往钻进她的被窝取暖。我后来读萧红回忆祖父的文章，她说自己儿时只有跟祖父在一起才觉得温暖，看到萧红的祖父一遍遍安慰她，说快点儿长大吧，长大了就好了，我就会想起祖母。
但是长大的过程不像电影镜头一闪而过。我有时也羡慕家境宽裕的同学常有新衣服穿常有好东西吃。祖母很少给我买新衣服，有一年开学，连书包也是她缝制的。过年的压岁钱也不多。隔壁伍哥大年初一给了我五毛钱，把我欢喜了半天。最高兴的日子是过生日，早晨必有一枚煮鸡蛋，晚上总有我喜欢的蒜薹炒肉，院子里的婆婆大爷、伯伯孃孃与大哥大姐还会送我文具与连环画。最难过的日子是儿童节，祖母多半上班，家里就我一人，只有一边翻连环画，一边想象公园里的闹热。
不过多数日子还算快乐，祖母有空也会带我逛公园或走亲戚。但远亲再好也不如近邻。易孃孃在邮电管理局工作，经常带我去她单位玩，她的同事都以为我是她的小儿子。易孃孃真正的儿子伍哥最喜欢我了，谈恋爱时也把我带上当小“电灯泡”或曰陪衬。伍哥与明爷爷的小儿子明叔叔最爱鼓捣半导体收音机，我也从此喜欢听收音机，上高中前最大的梦想，就是能有一台两波段的半导体。但是最大诱惑还是电视。伍哥有位同学家住华西坝的小洋楼，自己装了一台黑白电视，我跟伍哥去看过一回。过了很久，我有天晓得电视台晚上要放南斯拉夫电影《桥》，伍哥又没时间去，吃了晚饭，我实在憋不住，一个人跑去华西坝的别人家。好在他们记得我，没有赶我走。
三
一九八一年我念高一，阔别的父亲回成都养伤，相对宁静的生活就此结束。关于父亲在成都的日常琐屑，《乱云》一文中已有提及，这里就不多说了。父亲回来大概第二年，祖母所在的白铁铺就倒闭了。她没有退休金，我又在念书，父亲的工资就成了我们的救命稻草。随后十余年，祖母一人操持家中大小事务，真可以用殚精竭虑四个字来形容，虽然每每捉襟见肘，但从未有揭不开锅的时候。祖母好面子，父亲醉酒闹得再凶，她也很少向街坊邻居诉苦求助。那几年，伯父（父亲的哥哥）因为“生活问题”，从公安局刑警大队调到中药厂保卫科，加上父亲酗酒的缘故，也几乎不来探望祖母，但她想念归想念，却不怎么埋怨，只说伯父也是命苦，独生女儿夭折，家庭又不和，不能再去给他添负担。
一九八二年我升学无望只有做工，最高兴的就是祖母了，因为多少可以分担拮据的生活。每次单位里发过节食品与日用，我拿回家中她都开心。只可恨我那时一心用在买书读书，不仅帮不了她多少，反而经常从她手里榨点零花钱，想来真是罪过。一九九二年我离开成都前谈过几个女朋友，每次回家，祖母都煮好东西给我们吃，笑眯眯坐在一旁，从不说三道四。随后，女朋友一个个吹了，祖母除了问一句，也不言人是非，但我晓得，她心里比我还难过。
比起三道街的外婆，祖母的见识与文化虽然很少（祖父从前是银行司机，祖母一九四九年前一直做家庭主妇），但她每晚睡觉前爱在床头读一会儿书报。她最喜欢李劼人的小说了，读得兴起，还要停下来讲几句老成都的故实。
祖母好整洁。家里几十年的旧家具都擦得清清爽爽，糊在方格窗户上的白纸或报纸，旧了破了总要更换。院子里，就我家的地面没有铺三合土，但每天也扫得干干净净。祖母有一个墨蓝色的玻璃花瓶，是好几十年的洋货了，平时不舍得拿出来，每逢冬天，蜡梅上市，才搁在窗前的长方桌上插一束梅花。后来，隔壁邻居三姐出嫁，这个花瓶就送给她了（三姐小时候，祖母带过她一阵）。其实父亲也好整洁，不喝酒的时候，爱在窗前的条桌上练习小楷。受了他们影响，我自小喜欢窗明几净，也常学大人样，把家中物品理得整整齐齐。我后来读到“家贫常扫地，人穷多梳头”的俗谚，不免深有感慨。
四
到了九十年代，祖母的气色越来越差了。随着父亲周而复始的胡闹，家里常常又脏又乱。那时我已搬到单位住了好几年，因为地方太远，也因为住在家中根本没法好好工作，所以多半周日才回家一次。几乎每到星期天中午，祖母都要站在上池街的院子门口盼我回来吃饭，就像小时候每个周末的中午来校门口接我回家一样。我见到她日渐憔悴的面容，总是难过复难过，除了给她买点营养品，也不晓得怎样才好。事实上也没有办法。有个冬日的黄昏回家，我见祖母病了躺在床上，而父亲又出去醉酒了。我要送她去看病，但她不去。我掀开被子，看她棉裤厚袜穿得整整齐齐。她说万一不行了怕没人给她穿衣服，不如自己先穿好，又说床头柜里还有几百元钱，一直不敢用，要留到进殡仪馆火葬场的那一天。
人到了最后，可能自己都有预感。一九九二年祖母八十二岁，除了撑着瘦弱的身体操持家务，还要兼顾不争气的父亲。那年夏天，我已联系好澳门的工作，她晓得我就快离开成都，一去可能好几年，有时要跟我也跟邻居说，不知道还能不能等到我回来。八月中旬的一个晚上，邻居打电话给我，说祖母突然病得厉害。我赶回家，见她坐在床头很兴奋地说个不停，但说的都是胡话，而且伴随一阵阵莫名幻觉。易孃孃告诉我，前两天祖母还是好好的，有天中午吃了二十来个饺子，邻居劝她少吃点，她答说吃了也许就了了。夜深了，祖母说胡话也说累了。我在家中将就一夜，第二天一大早，送她去街口的邮电医院看病，医生说是肺气肿，还有一系列并发症。我去交费时，让她坐在走廊边的椅子上等我。我一转身，她摇摇晃晃站起来跌倒了，额头上肿起一个血包。我再不敢大意，请了假，在家一心照顾祖母。
久不登门的伯父总算来了，与我轮流看护家中的病人。父亲时好时坏，伯父晚上要回家，半夜只有我守在床边。我看祖母睡得昏沉，每隔一会儿，总要不自觉地伸手探探她的鼻息。我小时候就有这个习惯，那时为了好玩，而现在，觉得死亡不过举手之间。祖母白天比较清醒，躺在床上老劝我不要管她了，我的工作要紧。她有时也说伯父、父亲和我都苦，就是不说自己苦。我唯有安慰她，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虽然心里明白好起来的希望不大。快月底了，她的气色果然有好转，我还以为真有奇迹出现，哪里晓得，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回光返照。
接下来是几天的昏迷，药也不怎么喂得进了。伯父天天都来，父亲天天都醉。二十八号晚上，一位要好的同学来陪我。院子里几位邻居看过病人，都说只有出气没有进气，恐怕熬不过今晚了。凌晨快一点，酒醉的父亲已是呼呼大睡。我守在床前，正与坐在窗边的同学说话，祖母的吐息突然急促起来。当我掉过头，她慢慢睁开双眼望着我，但是目光空空没有神。我泪眼模糊连连唤了几声奶奶，也不晓得她有没有听到，只见一滴眼泪从她眼角溢出，然后她的双眼阖上，再也没有睁开。
祖母刚走，左邻右舍都有人惊醒，过来帮我简单张罗，随后慢慢散去。后半夜下起了小雨，我让陪我的同学先去邻居家补补瞌睡，自己一人守在床前。我望着床上的祖母与床前踏板上的长明油灯，很想听点音乐。我打开随身听塞进磁带套上耳塞，让舒伯特的《圣母颂》一遍遍回荡脑海。
五
祖母走后半年，我就离开了成都。当初从火葬场回来，伯父与我商量要不要把骨灰撒掉，但我舍不得，一直放在上池街的家中。一九九八年父亲也走了，我决定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永远告别父亲与祖母。随后，朋友驱车，经都江堰沿岷江而上，到了靠近映秀湾的一处江岸，就在那里，让他们母子俩结伴而去。我没有像通常那样用手抛撒，而是装在家中古旧的瓷坛内放进江水。他们离开的时候，祖母在近岸的洄水里绕了个圈，仿佛最后道别，然后义无反顾渐渐远去。父亲就要麻烦些，烟抽了酒喝了，就是不肯走，非要等我们把两个空酒瓶也扔给他，才肯追随祖母而去。
二○○四年十月廿一日至廿四日山中
我们要爱母亲
一
从我楼下到她楼下，走路只需七八分钟，但她不知我就暂住附近。她也没有我的电话号码，我想万一哪天，她得重病，或是老得快要死了，只有妹妹可以通知我。中秋之前，她叫我们兄妹去她家里吃饭，吃完饭我有事要走，她问我要电话号码，我只答说有事你找周冰好了。我一直叮嘱周冰，你要是让她知道我的号码，让她晓得我就住在她的附近，我会跟你翻脸。
我害怕在街上与她相遇。这么近的距离，我也真的跟她迎头撞上两次。第一次是前年冬天，在她住处附近的十字路口，我与一位朋友一边说话一边打算过街，劈头被她招呼。她那时戴两只毛茸茸的耳套，架一副金属框眼镜，红光满面，头发不见多少灰白，气色比我还好。她推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后座的木板上，绑了一大堆廉价的鞋垫、内裤与袜子等杂货，上面插了一块牌子，贴着粘鼠板与蟑螂药之类的江湖广告，显然做起了走街串巷的小本生意。
其实，她有微薄的退休金，有自己的房子住，平时用钱又精打细算，这个内地城市的日用开支也不算惊人，她大可不必如此辛劳。但我不知她是穷怕了还是害怕孤独，或许两者都有，这些年来先后摆摊卖过火锅肥肠（此地一种风味小食），卖过一朵一朵的黄桷兰（香味浓郁的奶黄色小花，女人夏天喜欢挂在胸前的衣扣上），帮人料理家务，还帮乡镇企业老板卖过劣质家具。最近一年，她不再沿街卖小百货了，而是热衷炒股，差不多每天都要钻进附近的股市。而我直到这个旧历年后才初次登门，去她家里不过三次，每次她都对我大谈股市，一心想把我也拖入股市发点小财，不停跟我说起我的某位表弟虽然天生缺陷，现在还没讨到老婆，但近年炒股大有所得，已经买了两套房子。
那天街头突然见我，她应该比我高兴，但她那中气十足的嗓音还是愈讲愈大声，毫不顾忌旁人感受与路人侧目，仿佛她一生的折磨与拼搏，都要在短短几分钟内一吐为快。听她这样没完没了，我无论顺逆都是沮丧不耐，以前的不愉快更要浮现脑海。我连忙打断她的大嗓门，说我有事暂回此地，改天再来看你。等她走了，我回答一脸迷惑的朋友：“她是我以前一位邻居。”我没有兴趣给人解释。
后来我知道，她把街头与我相遇的事情告诉了周冰。她有周冰的电话号码。她找得到周冰现在住的婆家。但她从来不喜欢女婿，她说女婿烂人一个，狗屁本事没有，从前开装载机，后来下岗，先是靠老婆打工养活，现在又跟老婆在东郊的工厂家属区摆个面食摊，像民工一样挣几个辛苦钱。女婿一家人也讨厌她，因为她一旦哪里想不通，就要从市中心远远找上门去大闹与乱骂，不管人家是不是在忙生意，弄得家属区的人都知道，周冰有个不好对付的老妈。
她的女婿我总共见过四五次，年纪与我相若，长得很像冯小刚，相貌的确社会。多聊几句，却也不是烂人，因为像他这样的无业者，凋敝的东郊厂区到处都是。他跟我讲话还算客气，但我感觉得到，他对岳母既讨厌又同情。不过，上次大闹之后，女婿连春节也不上岳母家了。周冰有次跟我说，从前他们小两口觉得她可怜，想带她去公园喝茶散心，结果她替别人心痛五元一杯的茶钱，拉着女儿女婿，硬要坐到公园长凳上，滔滔不绝讲了一个下午。周冰对我叹口气：“人家要是晓得我们过年过节也不带老妈出去吃顿饭，一定觉得做儿女的太不像话了。但是你敢带她出去吗？她除了心痛钱，整个餐馆都是她的声音。 ”
二
她的确命苦，遇到一个改天换地的时代，父亲（即我的外公）被新政府镇压，留下孤儿寡母要被新社会歧视。她总爱说她高中时候成绩如何如何好，叹息她因为政治压力没有读上大学，但是比起那些没有文化的街道妇女，她又算是幸运，因为她现在炒股，也是凭着这点文化小有斩获；她一直爱用中学语文老师那样的语言来激励我和周冰：人生要拼搏奋斗，我们这个家庭帮不上一点忙，你们只有靠自己（然而不幸的是，在这个社会，光靠自己是出不了头的）；她也爱讲起她的兄弟姐妹之中数她境遇最差，男人不争气只好离婚，工作又不顺心，她跟街道生产组的同事怎么处不好，经常要跑到厂长那里大吵大闹。说起这些，她一肚子都是气。
我一直觉得她说话的样子跟常人不大一样，除了声音愈来愈大，两眼也愈来愈有光亮，可她的眼睛不一定盯着你，而是带着自足的亢奋，仿佛梦游者自说自话。她有神经官能症，失控的时候，不管家里还是街边，都可以高谈阔论，一路去到歇斯底里的忘我境界。今年春节我听她说，她读高中的时候因为出身不好，老师同学开过她的批斗会。她的神经官能症，应该就是那时种下的恶果。我也常常发现，她滔滔不绝的时候，并不在乎你有没有听，她只是说个不停，但思维似乎又很清晰。她不但很少理会你的反应，只管自己讲得开心，而且不需要你有搭白，更不需要跟你交流眼神。
她的兄弟姐妹也说她命苦，要我们多多理解她原谅她。然而世态炎凉，人心险恶，我们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自己的苦都没处诉，自己都孤立无援随时有灭顶之灾，哪有闲心听她不停诉苦。所以理解归理解，原谅归原谅，但每次听她说起，现在就连大学生都没有工作要蹬三轮车擦皮鞋，或是乡下人进城找不到工作投河三次终于自杀成功，我真要觉得天地有何仁义，像她这样过了一生又是多么无谓。而我故意不让她知道我的行踪，大概也是这个缘故，一来她帮不上忙，二来她只能添乱。
她爱说的拼搏奋斗，我少年时代就已领教。我十八岁，好不容易找到一份稳定工作，但是上班地方太远，必须要骑自行车往返。可是父亲只顾醉酒瞎闹，祖母就靠父亲那点工资维持一家三口的可怜生活，我哪里买得起自行车，只好借她买了不久的一辆新车。我以为这辆车她会送我，没想到有天晚上她来我家，要我买她那辆新车。她开的价我现在记不清了，但印象中也是一百好几。我还记得那晚我的一位同学和他老婆也在场，不过他们没有出声，等她走了，同学的老婆才有点不忿：“你是她儿子啊，这个当妈的怎么这样？ ”
她自有一套理论：你看人家美国人的子女都是自我奋斗。一九九八年，我携新婚老婆回乡，因为已故祖母留下的旧房荒芜不堪，只好借住她家（她则住进已故外婆的房子）。结果她口口声声要收房租，隔三岔五上来说些丧气话，可能觉得我们赚了很多钱，住她房子又没多少表示。那时，我与老婆已觉内地环境不利发展，暗自后悔不该回来，可又无法立刻动弹，而父亲正好也孤零零死在养老院。为了清静，我狠下心来几乎谁也不通知，情愿独自料理后事。火葬完告诉她，但她站在阳台一脸木然。有天清早，她又来絮叨，又是大学生都要蹬三轮都要擦皮鞋一类废话，我终于大怒，扇她一记耳光：她的脸很敦实，我的手掌烧呼呼的。或许报应就是这种滋味，她有她的，我有我的。
三
她的一生都在苦苦挣扎，缺安宁，缺快乐，缺尊严，直到现在炒股，似乎才终于找到一丝安慰。但我从不觉得她所谓自己一生都在奋斗拼搏有何意义，我只觉得那是为挣扎而挣扎，这样的奋斗拼搏实在无谓，虽然我并不觉得自己的挣扎就比她好到哪里，或许结局还不如她。她这些年省吃俭用，连报纸也不怎么买来看，再加上炒股小赚，估计也有不少积蓄，但她舍不得花，她连洗衣机也舍不得买，冰箱彩电，还是女儿不再租房住进婆家之后搬回来的多余电器。她穿自己姐妹穿旧或是买了不喜欢送给她的衣服，她还想把这些衣服送给周冰穿，可她的某些势利姐妹，我和周冰都不喜欢。对她来说，除了节约还是节约。她其实不算最穷，但她活得很穷。她的贫穷毫无意义。
她有坚忍一面，那是几十年来底层生活给她的磨炼。她在街边违章摆摊，交通警察走来罚款五元。她气不过，跑到交通队大吵大闹。警察怕她纠缠，现在又讲和谐社会，只好把五元钱退给她（周冰不无钦佩：老妈还是厉害）。她死活带上周冰到街道办事处去申请低保，先是申请成功，后来因为条件不符又被取消（她毕竟不是穷得没有一点收入）。她又跑去闹，说周冰没有工作，让办事处给周冰找份工作（周冰说：办事处给你找的工作就是当保姆或清洁工，你看你要不要去）。中秋之前，她说起她现在这套老式一房一厅位置好，哪天要是拆迁，你们怕闹，我肯定要去闹，不闹就分不到更宽的房子，给你们两个一人一套。必须承认，她比我更适合在这个社会生存。
但是她的房子我怕是等不到。春节她又把房门钥匙给我，让我想吃什么可以自己回来弄弄，当然一半出于好意，一半我想她也觉得自己老了，万一哪天不行，还有儿女可以依靠。但是我不敢回去，周冰也不敢回去（她中学毕业离家出走，就很少回来长住）。我们都不想再有一场噩梦，况且活到今天我早已看透，这出家庭悲剧根本没有正剧结尾，她帮不了你，你帮不了她，我们只能自己救自己，能有一丝精神安慰已属幸事，或许只有死亡来临，我们才能最终团聚。所以，我现在宁愿她是一个不存在的透明物体，我宁愿做个所谓忤逆之子，也好过火星撞地球，大家一起提早灭亡。
父亲的遗物里有她少女时代的照片，住在少城的林家四小姐，梳着辫子，头稍稍倾斜，一张椭圆脸很是好看。她现在六十多岁也不难看，穿得稍微整齐，只要不提高嗓门说话，还有几分知识阶层的雅致（难怪她开过装载机的女婿要说：你们一家都是大英帝国）。她其实比她的兄弟姐妹更不出老，我至今记得远在河南小城当过右派的三舅，十多年前就是一副老农模样，其他几个孃孃也是惨不忍睹。但是可悲的，她比他们过得都苦。世人都说苦尽甘来，可她没有苦尽甘来，她虽然挣扎过，但除了苦还是苦。我有时想起这个，怎么也想不出个道理。
二○○七年十月
暖.灰
一
伯父死于新世纪第一个夏天，终年七十左右（惭愧得很，我忘了他的具体生年。身边没有资料，我现也无可查找）。他得的食道癌，死前两三个月，动了一次大手术。我那时虽然回到成都，但正准备举家迁往深圳。他动第一次手术前后，我去华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探望，知道他的癌症并非不治，多少觉得心安。他也一片乐观，只是对我惋惜酒以后不能常喝了。
伯父出院不久，我又去他水碾河的清水房（就是室内毫无装修的楼房）。等到吃饭，他依然不忘斟上一杯与我对饮。他的老妻也在，是退休的小学教师，我从小唤作大妈。酒喝到一半，瓶中“定量”所剩无几。他见大妈进厨房热菜，偷偷从身后角落摸出一瓶酒来，仿佛做了亏心事，赶紧再为自己续满。我自然也不好出声。
如同多数癌症患者，伯父手术后，癌细胞扩散，不久又进市立第二医院。这次住的病房远没有上次好，但有一窗绿树。说来也巧，父亲比伯父早死不过两年，当时病重，也是由养老院派车送到这里检查，只是检查完毕，当天还得送回养老院等死，说好听些叫作保守治疗，因为检查结果不乐观，内蒙呼和浩特的医药公司借口效益不好不肯出钱，我也有心无力。
伯父断气大概中午，身旁只有老妻。大妈从医院打来电话，说她一人害怕。我骑车赶到病房，已是人去床空。床头柜上有本工作笔记，纸张粗陋，字体倾斜，是他自撰的每日病情记录，他之前给我看过。这好像是他一个习惯。往昔祖母病逝，之前半个来月，我与他在家轮流看护。他都是早上来黄昏去，也爱记下祖母的服药时间与病状，等我“接班”与我参考。
丧礼一如世俗。我应大妈之请，打电话让擅于对句的老友代撰一副挽联，例行公事一般，提到他一生“卫士”（他做了几十年警察，后来因为“生活问题”被贬到中药厂保卫科）。火化定在上午，要往东郊琉璃场。大妈仍旧害怕，只好留在家里。同去的，除了我，中药厂开面包车来的司机和一名干部，就是大我十来岁的世骏哥，大妈与前夫所生的儿子，那时还在保温瓶厂跑业务，再有，就是世骏哥的老婆和技校读书的儿子。
从小到大，琉璃场我去过好几回，一路都是难看的城乡接合地，尘土飞扬，风景颓败。世骏哥捧着伯父的黑纱遗像坐在前排，算是在尽做儿子的本分（他唤伯父为叔叔）。车到琉璃场，甫一下车，红砖高烟囱冒出一股黑烟。我凭从前经验知道，这是新的一轮火化刚刚开始。过多一阵，黑烟就会变淡，直到成为淡淡一缕。
伯父的时辰还早，我们只好在门口茶馆坐等。我站在灰扑扑的火葬场门口打量，发觉父亲火化的北郊火葬场虽也一路颓败，但起码格局宽敞，琉璃场则颇为局促，门前仿佛乡场，开了几间破破烂烂的杂货店，还有陈设简陋的茶馆与餐馆。天也阴沉，纯是本地经典的自杀天气。可是仿佛天意要我难忘，一阵怪风吹过，将烟囱冒出的黑烟卷到地上，死亡扑鼻而来。
二
说起来，周家都是酒徒。小时候祖母家团年，斟酒洒出杯外，伯父又似心疼，又像饿酒，总要将方桌上的残酒舔净，惹来祖母笑怪。他虽不像我的父亲那样纵酒，但也一生嗜酒。只是他与父亲脾气截然。父亲性情，与母亲离婚前，从内蒙回来探亲，可将街头餐馆的陌生酒友带回家中留宿（次日客人离去，才发现新买闹钟不见踪影），也可一头钻进母亲院内拉板车的马伯伯房里，因为马伯伯有一屋线装书。伯父则很寡言，不晓得警察做久了，还是天性使然，令人不易亲近，如他从前每月要给祖母赡养费，次次都是来去匆匆，停留时间不过三五分钟。
可是我对伯父别有情感。父亲常年在外，我与祖母生活，家中没有男性，模模糊糊也将伯父当作父亲替身。他从前住的光华街平房，位于狭长小院尽头，房内地板，门前小天井，远比祖母家清静，我与祖母恒常要去。祖母和大妈那时也爱逗笑，伯父没有子女（他与大妈所生的女儿长我两三岁，八九岁死于脑膜炎），你就给他做儿子好了。
不过我隐约知道，就算我也喜欢，给伯父当儿子的话却不能当真。大妈精明，爱说漂亮话，自己还有儿子，就算喜欢我，也很有分寸（她送过我一套三册的少儿版小说《水浒传》。小学五年级，我着迷河中螃蟹，但自己太笨不会捉，偷偷拿去跟街上顽童换螃蟹了）。我成人以后家居困难，那时光华街平房拆掉，伯父已在原址住进楼房，一房一厅虽不宽敞，但厅内摆了一张小木床。有次不知讲到什么，大妈当着祖母笑说，这张床就是为你准备的。然而我已知趣，那只是说说。
不管怎样，光华街说得夸张些，是我童年生活的绿洲。伯父虽然高中毕业就“参加革命”，但略知英语，也爱读书。每次到了那里，我就躲进卧房翻他桌上的杂书，临走，还要借上一册似懂非懂的鲁迅、郭沫若或范文澜。七十年代末期，中国“文艺复兴”昙花一现，伯父常有外间稀缺的书刊。《连环画报》刊登郑义小说改编的连环画《枫》，我一见喜欢，从伯父那里死活借回家去。他有时也主动借书与我，譬如某期《富春江画报》，封面是安格尔的贵妇肖像，珠圆玉润，裸肩雪亮，令从小看厌而且画厌革命宣传画的我兴奋不已。
伯父的短波收音机也是我的欣羡。他在外间仿佛专政机关化身不苟言笑（那些年的警察就有这么威风），在家却猛听美国之音和英国广播公司。从童年到少年的过渡期，我不仅渐知时事，渴求外间信息，也爱上西方古典音乐。有台收音机（若是短波，那简直完美），是我一大梦想（我至今不忘年后怎样计算压岁钱，怎样苦思每月积累零用钱，但最后还是沮丧不已，因为加起来依然买不起）。伯父新买的短波收音机我当然不敢奢求，但他送我用旧的中波收音机，我真有过节般的喜悦，刚带回家那阵，常常听到夜深。
三
我没有当成伯父的儿子，有人却做了他的女儿，时间大致我读高一，伯父年约五十。这个干女儿我从未听过也从未见过，直到有天祖母匆匆忙忙带我去到光华街，只有大妈和世骏夫妇在家，他们窃窃私语叫我回避，我才隐约知道伯父“犯了错误”，正在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受隔离写检查。
后来几年我慢慢探听，变味的干女儿原来是他的邻居，两人是在异地“落网”，而究竟外游还是私奔，我至今也不清楚，因为大人从不与我详说。祖母临终那阵，虽要念叨伯父，但只说他命苦可怜，死了女儿想女儿，一见有人要来做干女儿就昏头，结果铸成大错。
今天回想，这个“大错”不仅是他一生转折，某种意义上，也是周家一大转折（隔了这些年再看，他即使有错，那也只是家庭内部的事情，不至于隔离审查党内处分）。其时，父亲回来养病还没多久，哪怕纵酒使性，远亲近亲还不至于厌烦，逢年过节，还要礼尚往来。可是伯父出了问题，加之父亲酒后总要荡去大墙西街刑警大队门前，击鼓骂曹一般，指名道姓谴责兄长，祖母家的欢宴就慢慢减少以至绝迹。
那些年除了伯父，我想最为苦恼要数祖母，长子渐不上门，最后连她每月的生活费也不给了，但她自我安慰，说大妈厉害，将伯父的钱都攥在手中，怕他再出问题。中国的婆媳关系，虽然足可写篇博士论文，但我今天还是相信，祖母的话并非全无道理。
事发不久，伯父就从刑警大队去了中药厂保卫科，用今日警察戏言，等于被剥掉制服。为了面子为了避讳，他连家也搬了，从市中心的光华街住到东郊的水碾河。而我与伯父从此很少见面。要过将近十年，祖母病重，他才终于现身，最后来尽事亲之孝。他那时已是小老头一个，顶上头发，已如祖母那般稀疏，可以看到头皮，人也干瘦，可是话比从前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