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最令我心惊，还是又过五年，我从澳门回来看他。他以前虽然不如父亲生得体面，却也五官周正。然而那次见到，他的相貌异常古怪，五官萎缩，身躯瘦小，前额颇为硕大凸出，穿了一身过时可笑的蓝色公安服，坐在楼下街边的书报摊，大概是跟小老板混熟，正在读着免费书报。
上了楼我跟他说起父亲，他全不知道父亲好几年前就去养老院，也不知道祖母旧房已是残破不堪，更不知道父亲与他就住同一方向，只是更为边远等同乡镇。没过多久父亲病逝，火化之前我去他家报丧，见到从前那台黑色方正的短波收音机还在柜上。他留我吃饭喝酒，看到大妈走开，小心征求我的意见，父亲火化之日，他去还是不去。我说不用，反正我也没叫三朋四友开车来送（祖母火化，我和他坐着中药厂小车前往郊县火葬场。那天上午天朗气清，我站在火葬场茶园门前强作镇静，见他手捧一个不大不小的饮料纸箱向我走来。纸箱里面，祖母的骨灰隔着红绸尚有余温）。
其后来往也是不多。我在成都三心二意，从前对他的异样情感，似乎难觅踪影。我请他来我住处小坐，但他不知懒于世事还是客气，直到很久才打来电话说要登门，选的还是我一人在家的时机。他那天骑着破旧的自行车，上来兴趣盎然，看了一会儿我怎样上网。我想多留他一阵，但他急着要走，饭也不吃，说以后还有机会。
临走之前，他交给我一册五十年代苏联出版的俄文英译精装小说，里面夹着祖父手书的两页自述，还有几张发黄照片。其中一张，是他与父亲总角之年，跟祖母在望江楼门前的夏日合照。那是民国，祖母身着白布旗袍站在儿子后面，两个小兄弟都是光头，脚上都套一双白色短袜。父亲上身赤裸，穿着吊带短裤，模样很是憨痴。伯父反而可爱，白色短袖上衣，浅色过膝短裤，腰间仿佛还有一条皮带，对着镜头微笑。我现在重看，发觉伯父的前额那时就很凸出。
四
红砖高烟囱的黑烟慢慢变淡。世骏哥和中药厂干部进去交完费，我们就得离开茶馆，去到告别室前等待伯父的时辰。终于，殡葬工高声唤着伯父名字，询问家属到齐没有。大家匆匆入内，我去外面找不知去到哪里的世骏哥，来回一路小跑，仿佛害怕迟到的公司员工，或是担心电影开场的影院观众。
最后一幕开场。世骏哥的老婆眼睛泛红，其他人面无表情，仿佛西方人眼中猜不透的东方面孔。电动帷幕缓缓阖上，刚一开幕就要谢幕。还好，没有江湖艺人一般的三人乐队站在遗属身后吹拉弹奏，为死者送上嘈杂乐音。父亲火化前，这类乐队就在我的身后喧嚣两三分钟，我之前办手续，想推也推不掉，因为那已算进相关账单。
今天想起奇怪得很，先前怪风卷到地上的黑烟我记忆犹新，伯父升天之前的样子我却忘了（祖母我没忘，尤其脚上一双黑色棉布鞋，是她自己做的，平常不怎么穿，白布鞋底只有少许泥灰。父亲我也没忘，头上裹着白布，恍如本地传统老农）。
主角谢幕，我们移师骨灰领取处等待。一众人跟门口抽烟的中年男职员扯淡，借此打发时间。我听他们问起种种内幕，譬如胖人比瘦人火化时间更长，耗油也更多。我终于忍不住问那位职员，死者骨灰应该不止遗属领到的那些。他说是，剩下自会处理。我想起街头倒毙的无名死者，还有从前听闻无人认领的囚犯尸体，或许他们的骨灰也在其中（几年后我看美国一部纪录片，得见骨灰处理过程，方才觉得，起码就我所知，中国人的骨灰未经研磨，叫作骨殖或许更为恰当）。
伯父瘦人，时间不会太长。大妈早已吩咐，伯父生前有言，喜欢华阳附近某条小河，彼处有座吊桥，将来骨灰就撒这里。我们坐车一路寻找（恰好也与琉璃场同一方向），正午过后来到桥边。天气总算稍稍转好，出了一阵也是本地经典的朦胧太阳。吊桥与我所想不同，实则钢筋缆索与混凝土的现代桥梁。桥下河水虽然浑浊，但无市区河流的恶心垃圾，两岸一片绿荫。
世骏哥从车上捧下红绸包裹的骨灰，走到吊桥中央。河水流得从容，上游左前方，有只淘沙小船，工人正用漏斗筛着河沙。我上前帮手，解开红绸，伯父还是一阵温热。世骏哥捧着伯父，两手伸出吊桥栏杆空隙，灰白的暖灰，唰的一声落入流水。我从高处看去，竟然只有星星点点。
二○○七年十二月十六日至十九日
杀.父
父亲是在文庙后街被车撞倒的。他当然喝了酒，偏偏倒倒，一路乱骂，经过一个建筑工地门口，一辆运载泥土的大卡车正从里面开出，于是把他撞倒。
消息传到上池街的家里已是天黑，出事的地方，从家里走去虽然只有五分钟，但人已送到附近医院，具体如何还不知道。
往医院的路上，我一个念头冒了出来：他要撞就撞死好了。
我稀里糊涂居然进了手术室。他没有死，不过脚被撞坏，躺在我觉得脏兮兮的手术台上，护士正在给他打麻药。他的秃头映着顶上灯光。他眼神平静，不像喝了酒的样子，遗传给我的那对双眼皮包着两粒大大的黑眼珠，见我来了，有点笑意，眼珠还对着我微微转了转。他上身盖一床被单，下面只剩内裤。我退到医生护士后面，透过晃来晃去的脑袋与身子，见到那条稀松内裤的边缘露出一对深褐色的睾丸。
护士把他上身的被单往下扯了扯。
他手术后，左邻右舍去看他，都说周伯伯这次的教训够深了，喝酒喝得差点赔上一条命，以后要少喝了。
但我将信将疑。
那年他大概五十来岁。伤筋动骨的事情，不像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容易恢复。肇事司机所在的运输队还算认账，只是大医院收费昂贵，于是把他哄到郊区石羊场的乡镇医院调养，还给他请了一位看护，个子矮小，相貌猥琐，既淳朴又狡猾，不知哪里的乡下人，我们都唤他老王。
祖母每隔几天要煮点好吃的带给他。路远，她坐公车去。有时，他青梅竹马的表妹也跟祖母去上半天。我忘了自己那时在哪个鬼地方上班，但我差不多每星期也跑一趟，有时陪祖母，有时自己去。
石羊场跟省城周边的所有乡镇一样破落肮脏。公车就在镇边下客，往医院还要走一阵。要是下过雨，那条土路泥泞不堪。祖母穿我不穿的解放胶鞋，我穿硬邦邦的丑陋猪皮皮鞋，都是踩得一脚烂泥。
逢到赶场，我和祖母挤过密密麻麻的摊档与臭烘烘的人群，我总是莫名兴奋。我从小在城市长大，中国的城市那时虽也残破，但比乡镇又好很多。即使现在，我见到更脏更烂的风景，除了厌恶恐慌（害怕自己哪天堕入其中永世不得翻身），也有一股污泥之中打滚的快乐。
医院是土灰小楼，病房墙上刷的白粉也成灰灰，看得见薄薄一层白粉后面的砖头与砖缝。老王见了我们总要表功，自己如何如何辛苦，工钱怎么怎么刻薄，时间稍长，则开始抱怨父亲逼他去外面打酒，要是被医生晓得，可不得了。
后来他可以下床了，他身上有钱，他不要老王买酒，他自己买。我有几次上了病房只有老王在，说他已在镇上喝醉了。我知道他喝醉了在街上什么样子，他要骂人，他要夸自己以前格也玩过德也丧过。他边走边骂，走不动了（他以前就在内蒙喝酒冻伤了脚），就坐在地上，双脚摊开，两手撑着，一点一点挪动身体。
祖母后来气得不行，偶尔要骂：“你咋不撞死算了。 ”
从盼他回来到开始恨他再到想他死，当然有个过程；我想咒死的人，他是第一个，也应该是最后一个。恨他，是因为他从内蒙回来，把我和祖母的生活搅得乱七八糟。他发起酒疯来没日没夜，可以持续一个礼拜，我睡不好，不得安宁。等他正常了，我又提心吊胆，不知哪天他又开始借酒发疯。我们祖孙三代都住一起，十来平米的小屋，彼此没有回旋之地。他平时爱清静（那时他还没住进后面厨房），晚上我稍有走动，他躲在蚊帐里面口有啧声，我只好缩手缩脚仿佛做贼。我也恨他工作单位调不回本地，分不到房子，没有关系帮我解决一个好工作。还有一点更要命，只要他在，我连女朋友也谈不稳。再好的女子（何况我并未遇到），上门见识几回他的酒疯，都不敢扯上这样的家庭。
这一切加起来，就是没有希望。要有希望，只有他死。他醉到后来，就连邻居都要当着他的面咒他。
但他命大。这样频繁折腾，冬天在街上走上爬上一夜，刮风下雨在外面淋上一天，回来大睡两三日，起来洗干净溅了污泥的衣服，又是精神焕发。他正常的时候很爱干净，甚至算得上洁癖，皮鞋永远擦得发亮，书报总是堆得整整齐齐。宿命的是，我也有这样的习惯，除了不纵酒，我也爱干净，我也命大。
可我仍然想他死。我有时见他躺在街头，似乎奄奄一息，总要盼他再也起不来了。要么就是后半夜，他在街上实在闹不动了，摔得鼻青脸肿，滚得满身污垢，回到家里，一头栽进小床呼呼大睡，而我睁大眼睛泪流满面躺在祖母脚下，难免想起厨房有刀，但我下不了手，不是心软，而是胆小。
院内邻居大概跟我一样，开始盼他回来，接着恨他，最后想他死。只是他们除了当面咒他，除了被他酒后骂人的污言秽语气得发抖（他听不惯邻居就在窗外打麻将打到夜深，他也嫌人家电视声音开得太大，他更不喜欢左邻右舍暗中比阔相互较劲），看在祖母面上，倒是从来没有对他动粗。
动粗的，是院外潘家的小儿子，二十来岁，脸瘦人小，屁股干瘪。他那天下午大概也是骂了小潘，当街吃了一顿生活[a8]。但我正好回家，只来得及见到收场。他醉醺醺站在院门外面的小街当中，头上一株枝叶茂密的老桑树。他像是刚从地上爬起，满口血污，一言不发。小潘立在临街的家门口，仍是怒气冲冲。我上前，当着小潘，冲他一句“你活该”，然后一气跑过两条小街去到河边，对着农家一片乱篱流泪，我至今想不清自己流泪是因为屈辱，是因为可怜他，或是可怜自己。
警察对他也不客气。他有天回来醉在床上，一声高，一声低，自言自语，说是哪个派出所的警察用电棒杵他。他醉是醉，我相信他未必乱说，虽然电棒通没通电我不晓得，或许人家只是吓他也不一定。但我后来做过郊区联防队员，我跟警察巡过夜，我仗势欺人有样学样无厘头一般抽过小偷耳光，我见过夜班警察把可疑乡民带到派出所，仿佛寻开心，叫他们顶着热水瓶盖站上一个小时。
所以，他吃警察电棒也是活该，就算电棒通电也不奇怪。
他本就截掉几根脚趾不良于行，车祸又雪上加霜，但幸好伤得不重，无须截肢。他出院后肇事方赔了一笔钱，我去交警队帮他办的手续，领到两千来块。他到假肢厂定做了一双中统黑皮鞋，买了一辆手摇轮椅车，剩下的钱都交给祖母。左邻右舍窃窃私语，很有几分暧昧期盼，等着看他哪天又开始醉酒，等着瞧他哪天把这辆车弄丢。
醉酒不出所料。有了车，他喝了酒出去或是出去喝酒也更方便（他每月工资都是邮局汇来。他执意要去邮局取钱，走时清醒，回来糊涂，衣袋裤兜全是零散纸币）。但他就像三岁小童，走到哪里一发脾气，干脆弃车而行。他开始还有顾忌，晓得这辆车丢不得，快到家了，才把车扔在街上，一瘸一瘸，或是坐在地上蹭进院子门槛。他是一方名人。人心还不够坏，还有路人或是邻居帮他把车抬回院内，我也抬过不知几多回。
可是时间一长，大家又疲了，再没人在乎他的车会不会丢。我跟大家一样冷淡，有时夜里回家，看到他的轮椅车孤零零停在小街中央或是公厕门旁，我也懒得多管。我心怀恶意，我巴不得这辆车不在，就像巴不得他死。
等车终于丢了，街坊四邻似乎松了口气，仿佛先见之明不曾落空。
只有那双中统黑皮鞋他穿到死，跟他进了焚化炉。鞋子很好，雨里泡过，泥里滚过，都没怎么变形，两个圆凸鞋头跟他的秃顶一样发亮。
我既不够胆量动刀，他又偏偏命大，要他死的方法看来不多。我想过叫他醉死。祖母平时买的散装白酒或是瓶装白酒，她都藏在偏僻角落，只有他似乎不知道。我有时气极，要从角落摸出一瓶酒来，递到他的面前，逼他一气喝完。但他醉眼惺忪装疯卖傻，祖母则吓得赶紧把我手中的酒瓶收走。
我也试过扇他耳光，因为他谁都乱骂。可是耳光打不死人，最多不过泄愤。他醉眼看怒人，他会大叫“打得好”，仿佛人生一快。但他心中当然不痛快。有次喝醉，他一路向我奔来，就像报复，抡起皮带抽在我的头上。我也不痛快。我与他在院内拉来扯去，我推他，似乎下了狠劲，他一头朝天倒在地上，脑袋差点撞上坚硬的阶沿。他好像真的摔得很痛，半天没有起身。邻居过来劝架，既怪他又说我，而祖母事后几天老在念叨，说他要是真的被我推倒摔死，吃亏在我，我这么年轻，划不来。
其实我事后也怕。
然而不要他命，让他受受折磨总该可以，因为不仅我受折磨，祖母也受他这么多折磨，她生不如死。她后来实在受不了他，她会好几天不知所踪。我至今不晓得她去了哪里，是亲戚家，还是早不往来的熟人那里。
折磨方法之一：半夜他躺在床上大叫大嚷，令人听得快要发疯。为了让他闭嘴，就从水缸舀一瓢凉水浇在他的头上。我真的想过用开水，但我仍然下不了手。
折磨方法之二：他发酒疯那几天，可以粒米不进。祖母总要放点饭菜热在蜂窝煤炉上。他饿得不行，也会狼吞虎咽，吃完则将碗筷砸在地上。但我不要他吃饭，我半夜起来，我说你吃个.，把他手中饭碗抢走。
可是等他醒了，他说虎毒不吃儿。他帮我洗衣服，就像讨好我。他跟我谈书，讲他从前风光。我也喜欢听，甚至为有这样见多识广的父亲而骄傲。邻居伍哥跟我讲他水平并不怎样，吃醉了就会说那几句英语俄语，我心中其实不太高兴。
真不晓得我疯，还是他疯。
说他纵酒其实不够准确，他是三两酒也醉，一两酒也醉。好比杀人总要找个借口，酒就是他的借口。我慢慢寻出规律，他喝了酒就像吸了毒，神情飘忽，心已不在尘世，仿佛他脑中还有一个率性张狂的奇境。他酒后不会突然发作，他会安安静静在院中水池边洗碗，洗了一半就往外走。他会托词上公厕，一去就不见回来。
闹到后来我也累了。打他没用，折磨他没用，他死不死我已无所谓。过了几年，我终有机会常住外面。我救不了别人，我起码可以先救自己。
但我还是去精神病院问过医生，我想他进精神病院，这样，祖母可以多活几年，邻居也得安宁。可是医生说他的情况不够条件，他只是喝酒闹事，他并非精神失常。我没想到精神病院门槛这么高，我唯有苦笑。
然而死亡终于来临，不过祖母在先。祖母一去，他独居家中，不再受人约束，但也过得更如行尸走肉。我那时在单位小有世俗眼中的得意，而且正准备往澳门工作，天真以为也希望自己从此不再返乡。我想他在我离开之前进养老院。我那时想，他死在养老院，总比孤零零死在家里好。
他不愿意。可我走后，他最终还是进了养老院。他酒后抽烟点燃蚊帐差点烧死自己。邻居和他内蒙的单位合谋，总算把他哄了进去。
我在澳门表现杰出，但是内地人卑贱，做内地男人更是无奈（因为内地女人不论优秀与否，还可下嫁本地佬香港佬或鬼佬，内地男人却少有这类机会），仅靠优异表现，根本别想混到一张当地的身份证。我只有回来又去，去了又回来。第一次回来，我去过几趟房屋残旧设施落后的养老院，他已有恐慌之感，视我为仅有依靠，老说自己不想死在那里。就像从前车祸后他在石羊场的乡镇医院养伤，他仍是去到肮脏残破的镇上买醉。这次没有相貌猥琐既淳朴又狡猾的老王给他买这买那了，但他平时外向不乏人缘，结识一位独身的乡下中年妇女，他唤作周姐。他有时给她点钱，叫她帮他炖点好吃的东西，因为他说养老院的伙食不对胃口。周姐我见过一次，五官端正，清清爽爽。他要是正常，他们一起相依为命或许不错。
第二次回来，也就是他死前一年左右，我与前妻同去看他。他坐在靠窗的小床上，穿我从前穿过的草绿色旧军服，里面是祖母生前给他缝的厚棉袄。他中过风，口不能言，只能对我痴痴微笑，已如人间废物。他那天没有喝酒，但他的神情如他从前醉酒那样，也不像是尘世之人。他的眼睛有些留恋，似乎想我们多待一阵，他的手势又很坚决，仿佛怕我们坐得太久不耐烦，一直挥着让我们快走。
养老院远在东郊以外的西河镇。从市中区前往，来回将近一天。公路很糟。公车又烂又臭。下午回城，司机开车快如疯狗，破车咣当乱响，一会儿爬坡一会儿下坡。我们身不由己，心中害怕，在座位上颠来晃去，向着终点一路狂奔。
二○○八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
〈附〉写给父亲的信
作者说明：以下九封信是我读小学和念初中时写给父亲的，可与本书中的《上池北街十九号》和《上学》等文章对照阅读。父亲死于二十世纪末叶。我随后翻检他放在家里的那口旧皮箱，意外发现这些信。这里的转录一如其旧，包括错字病句。括弧里面的更正或简注，是我后来加的。
第一封
爸爸！你好：
你工作忙不忙？我和奶奶都很好。你走后不久，就放假了。放假期间，老师要我们拾肥40斤，拾废钢铁40斤。我把期中考试的成绩告诉你：语文99，珠算75，祘（算）术73，音乐优，图画中，视力左1.5，右1.5，体育中下，识字253。
祝你健康
周成林，75.8.3
第二封
爸爸：您好！您寄来的书我已经收到了。您的工作很忙吗？学校现在已经放寒假了！现在，我把考试靠（考）的两篇作文寄给您：
（附）慰问信
知识青年大哥哥、大姐姐们：你们好！
团结战斗的一九七五年过去了，我们满怀激情地迎来了光辉灿烂的一九七六年；迎来了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第一年。在这欢乐的节日里，我们全体同学向你们表示亲切的问候，并致以崇高的革命敬礼。
在过去的一年里，你们遵照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等指示，来到了农村、边疆，来到了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在那里，你们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农村需要你们，你们就奔向那里。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你们冲锋在前，狠批了林彪孔老二散布的“读书做官论”、“读书无用论”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等反动谬论，用铁的事实，给以这种反动谬论以有力的回答。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中，你们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热情宣传毛泽东思想。在劳动中，你们不怕苦、不怕累，与天斗，与地斗，与错误思想斗。你们轻伤不叫苦，重伤不下火线，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戒骄戒躁。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后，你们更加努力地攻读马列和毛主席的书，为早日在八零年实现农业机械化而奋斗！我们一定要想（向）你们学习！
知识青年大哥哥、大姐姐们，我们现在虽然年纪还小，但我们决心遵照毛主席的伟大教导，从小立下革命志，长大也象（像）你们一样，到农村去干一辈子革命，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现在，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努力撑（掌）握社会主义文化科学知识，锻炼好身体，为将来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好充分准备。
此致革命敬礼！红小兵周成林一九七六年一月一一日
以上都是写的作文。现在，我把期终考试的成绩告诉您：作文：优。语文：97。数学：68。身高：1.2米。视力：左右1.5。学校从这月二十日到下月九日（周注：应是放寒假）。春节里，奶奶还给我买了衣裤和鞋子（周注：以下散佚）……
第三封
爸爸：您好！
寄来的书已收到。您很忙吗？学校已经开学了。我现在已读第八册了。我们现在是陶老师教我们。我有一段时候气了奶奶，现在，我已完全没有气奶奶了。（我）和奶奶都很好。自从您走后，我画画都有很大的进步。现在，我寄一张我画的画给您看。怎么这么久，您还没有来信？请您把以后在另一个地方的地址告
诉我。我一定听您的话。最后，请您给我寄点图画纸回来。您的春节过得快不快乐？您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祝您身体健康！
成林，76.2.15
第四封
爸爸：您好！
您寄来的钱已收到了。我和奶奶都很好。您的工作很忙吗？我在学校狠（很）听老师的话。现在，动物园都已在昭觉寺了。我和奶奶都去耍过。在学校里，我们又去成都市的一面红旗——保和公社东升大队去参观，又在永丰公社火炬四队去劳动。我现在最喜爱的书便是小说。奶奶在元旦还给我买了一本小说《闪闪的红星》。小孃（周注：邻居伍家的亲戚）还给我买了一本《新来的小石柱》，大妈（周注：伯父的妻子，我唤作大妈）还给了我两本少年儿童版的《水浒传》上下。奶奶对您说：“不要浪费粮食。”今年，二爷爷（周注：邻居伍家的老爷子）得肺炎已死了。我也去火葬场看烧二爷爷。又（由）于我不知道您现在的地址在那（哪）里，便写到中山东路3号。您（收）到信后，便回信告诉我您的地址。另外，您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不要把身子累坏了。上次寄给您的信收到了吗？这学期，我就读四年纪（级）下期了。您在信中问，我们春节过得怎么样？我们春节过得很快乐。另外，您今年十月份还是十一月份回来？请您告诉我们。我上次要求您给我寄的白纸怎么还没有寄来？奶奶今年又给我买了两双新鞋子。我现在已经十岁了。伍哥哥（周注：邻居）还给了我一本
学生字典。姐姐（周注：伍哥哥的妹妹）还给了我几只（支）宣传色的水彩。我在屋头一定要听奶奶的话，不让奶奶生气，多做点家务事。您不要多喝酒。奶奶还给我买了一盒牙膏水彩。
祝您身体健康
儿成林，七六.四.十八
第五封
爸爸！您好：
这个月寄来的二十五块钱和信已收到。我们学校已经放假了。我先给您看看这学期的学习成绩：语文94，作文良，数学88，音乐中，体育良，常识80，身高1米32，视力左1.5右1.2。
现在，我和奶奶都很好，房产公司已来修了房子，把厂房也打了干（周注：我现在自己也说不清楚，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墙壁也抹了，还打了灶。奶奶还给我买了一块新书包。请您好好将息，养好伤（周注：父亲此时因酗酒而冻伤双脚）。今年我就和奶奶一起过春节。另外，您伤好后，请再另外给我买几本好看的小说，比较厚一点的。去年儿童节寄来的《红石口》很好看。祝您春节快乐。
儿成林，一九七七年二月十四日于成都
第六封
爸爸！您好：今年五月寄来的长篇小说《柳河屯烽火》已收到。上次，我寄来了一封信，您怎么久久的没有回信呢？得知您脚已冻伤，已入医院进行治疗，希望您在医院里安静养伤，早日养好自己的伤。（不知您伤好没有）家里一切都很好。我和奶奶都很好，请您放心。奶奶说：“你少喝点酒，自己老了不好过。 ”明年，我就升中学了。现在，升中学都要考了。我一定勤奋学习，听奶奶、老师的话。争取做一个硬骨头。今年仨（三）月，明爷爷（周注：邻居）因病不幸逝世，我们和全院人都联合送了记慞（祭幛）。最近，《四川日报》刊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最近将出版一批长篇小说。例如《李自成》（共三卷）、《林海雪原》、《昨天的战争》等一批优秀小说。希您在呼和浩特看到后，千万千万给我买来。“六一”即将到来，我们学校已组织了活动。请您收到信后，快快回信！！！请您告诉您所在医院的地址。
望您多多保重
您的儿子周成林，1977.5.28于成都
第七封
爸爸，你好：
你近来寄回的二十元钱我们已收到。我和奶奶都很好，也十分挂念你，祝你春节快乐。我现在还在柳阴（荫）街学校念书。后年就要上高中了。很久没有给你来信了。非常抱歉。希谅。我和奶奶在成都都过得很好，现在的生活也有了一定的改善。希你放心。
我一定听你的话，听奶奶的话，听老师的话，努力学习，为父争光。
还有，奶奶问你寄来的钱为什么不是你寄来的，汇款单位也不是你的笔迹，还说为什么十七个月了还没有寄钱回来，也没有一封信。
最后，你今年春节回不回家，希收到信后速回信。顺祝春节愉快。
儿成林手书，七九年元月二十七日于成都
第八封
爸爸，您好：你上次来的信我们已收到了。你一定已经恢复工作了吧？我祝你工作顺利，生活愉快！我今年已经读初二了，下学期就念初三了。你上次来信问的那件事，奶奶已打听过了，听说没有。夏天快来了，但我夏天的衣服还没有。奶奶也没有多少钱，再加上由于你生病在医院养伤，没有参加工作，也没有钱给家里（寄）回来，所以奶奶只给我买了几件背心，连鞋也没有。奶奶前年向我许愿，给我买件的确良的衬衣，可是由于这些情况，也没有买成。所以，今年由于没有多少钱，奶奶叫你给我带点买衣服的钱回来。这点，我希望你原谅。如果你还没有恢复工作的话，那就算了。但我还是希望你带点钱回来。
还有，你今年春节回不回来过年。虽然还很久，但你向我们说一下。奶奶身体很好，请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学习。“五一节”快来到了，祝你五一快乐。
儿成林，七九年四月三十日于成都
希你很快回信
第九封
爸爸你好：来信已收到。奶奶说：不要光找伯伯。我的生活要依靠组织。你寄回来的钱我们都已收到。我的学习情况，我尽量努力靠（考）出好成绩。
成林，七九年十二月卅一日
〈附〉祖父的自述
祖父亲笔撰写的这篇自述，大概作于一九五一至五二年间。彼时父亲十九岁，加入新都土改工作团，伯父廿一岁，任职成都外南新村派出所。两个儿子都“参加革命”，这篇自述（可能是底稿），或是新政府需要每一个老百姓交代的，意在证明身家清白也不一定，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自述开始前，列出家中主要成员，那年祖母四十一岁，曾祖母七十三岁，而后者早于我出生前就已谢世。
祖父的自述，千禧年由伯父转交我保存。其时我僦居蓉城西门，父亲已于旧岁去世。伯父居东门水碾河，无亲生子女（其妻有一子，系与前夫所生），因为远或怕干扰我，到我住的地方只来过一次。那天我下楼接他，他携来一册五十年代苏联出版的二战小说 Star，是由俄文译成英文的精装本，扉页上注明得过一九四七年的斯大林奖金。伯父当然不是送书给我，而是书中夹有几张过去的照片，有他和我父亲儿时与我祖父母的合照或单人照，还有这份自述。
祖父的文字抄录如下，固然不是什么历史文献，但于自己还是有意义的。民国时候的劳工阶层，能够写出这样大致文从字顺的小楷，我还是有点大惊小怪兼惭愧。家中尚有祖父手抄的一册《百家姓》，日期落在民国二十七年，也是字体工整。我少时爱看，虽然不大明白这《百家姓》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伯父于千禧年因食道癌去世。骨灰依其生前愿望，撒入华阳镇附近的河中。犹记他来我住处那天。真想不到，他去得这么快，一晃就五年了。（2005年6月4日）
附：祖父的自述
周文卓，年51岁，即公元1900年12月5日生，原籍四川什邡南门外住家，并无房屋田产。我五岁就丧父，全靠母亲向家门借贷维系生活。我少时候听母亲说，父亲是个学商人的，帮人生活来维持家庭用度，因劳力过度，就死在本地。民国三年，我才十二岁，就随同母亲，到成都科甲巷正街义成旅店我外祖父家中收账未遂，就住他家过活，直到民国四年，经亲戚介绍，到蓉少城同仁发养工厂学习工业，系织毛巾布匹。该工厂系公办性质，半工半读尽在这个厂内，学了九年学徒生活，由因该厂领不到经费，就停办了，就闲耍一年，经母亲向亲戚说项，才介绍到蓉造币厂电灯房做工人有三年光景，因该厂人数太多，就被资遣了，从此就闲耍一年，继后由亲戚刘仿泉介绍，到蓉少城顺河街飞越汽车公司学习驾驶汽车，此公司系合资办的，主办人周季衡等，他是法国勤工俭学生，返国后为了提倡交通事业，故在此公司学了三年，卒业后就在外南民生汽车公司驾驶客运车辆，往来蓉至灌县道上，服务一年，随后又到广汉汽车公司开客运车二年，因环境待遇关系，故离开。廿三年，又就业在蓉李炜如处，开小客车八年，因待遇关系，又离开此处。卅一年，经友人凃德芬介绍，在蓉聚兴诚银行驾驶小客车，现仍在聚行工作，系历年经过的事情。
看电影
我记得的第一部电影是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杨子荣拿着一根马鞭跳来跳去，穿林海过雪原，深入虎穴，唱个没完。呼和浩特中药厂的黑白电视机很小，可能只有九英寸。这也是我第一次看电视，我大概五岁，兴奋那是当然。呼市一家电影院，可能是我记得的第一家电影院。我和父亲坐在楼厢。我们看的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彩色宽银幕。地主很坏，贫农小姐妹很可怜，我只记得这个。等我稍大，我才知道这部电影让中国观众（尤其女观众）哭成泪人。他们下一次哭成泪人，该是一九八○年代那部台湾煽情片《世上只有妈妈好》。
我在呼市住了十个月，吃过一次米饭，又白又香。看电影的次数，比吃米饭多不了几回。小男孩都爱画画。电影院我百画不厌。构图单调，永远一幅银幕（有时宽有时窄），排排座椅和人头，一束白光由下至上射到银幕上（我居然晓得透视）。父亲大概专门带我看过放映间，我也爱画放映机和白光射出的神秘小窗口。电视机是另一大画题：边角椭圆的屏幕，甲虫似的两根天线。我是吃得饱穿得暖的新中国儿童。不论银幕还是屏幕，我爱画上一个天安门，城楼上方闪着金光。暗无天日这个成语，很小我就学会。电影中（还有连环画里）的旧社会总是阴天，穷人骨瘦如柴，地主脑满肠肥。
革命样板戏无处不在。我跟祖母住在上池北街小院堂屋。站上祖母大床，我爱模仿《沙家浜》的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头上一顶军帽，手里一支木头驳壳枪，腰缠一根皮带，我的面前就是芦苇荡；红光满面的英雄站在船头，一边唱一边亮相，大人一阵喝彩。堂屋后面，厨房横梁悬了一个竹篮，扑满灰尘油污。有天，祖母用晾衣钩把竹篮取下来找东西。一册残破的电影连环画让我欢喜。隔壁二婆婆颤着小脚过来：“这是梁山伯与祝英台，都是封建糟粕。”越剧版的“封建糟粕”我翻了又翻，稀奇那些古装。我也爱翻祖母鞋样，她用“文革”前的电影画报剪成：苏联电影剧照残缺不全，赫鲁晓夫少了一条胳膊。
“封资修”都已打倒。“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又哭又笑，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中国电影新闻简报”。不论学生专场还是露天电影，正片之前常有《新闻简报》。这是银幕版《新闻联播》。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亲切会见外宾。红太阳一上镜头，观众就会鼓掌。眼光凶狠的革命后代潘冬子砍死阶级敌人胡汉三，观众也会鼓掌。上池北街附近几个大单位都有礼堂，也放露天电影。生产军用被服的五○二厂稍远，省邮电管理局和省公安厅最近。吃过晚饭，我会跟着邻居伍大郎或小明叔叔，抬着高板凳去公安厅或邮电管理局的篮球场占位子。《南征北战》《英雄儿女》我们看了无数遍。有天晚上还是《南征北战》，放了一半下起雨来。银幕淋湿，还有不少观众撑着雨伞披着雨衣在看。
看电影的记忆，若有珍贵之处，那也只是我对电影和电影院的着迷。但我慢慢长大，不再把电影院画个没完。有一年，父亲回来探亲，带我和祖母去祠堂街四川电影院看刚刚上映的《青松岭》。新片向来紧俏。走到电影院，父亲指着售票窗口说：“没票了。我们只有回去。”我急得快哭，哪晓得父亲逗我，票早买了。上池北街谁家都没电视机。郭叔叔住在院子门口靠街，不知从哪里借了一台黑白大电视回来。天还没黑，左邻右舍已在院内摆好架势，附近街上也有居民来凑热闹。电视就快开播，治保主任和街道积极分子来打招呼，借口老旧的公用电表不堪负荷，不准在院内聚众放电视。有人眼红，打了郭叔叔的小报告。大家只好散去。
一九七六年后，“文革”前的电影重新上映。《南征北战》回归《孟良崮之战》，《英雄儿女》回归《上甘岭》，《闪闪的红星》回归《小兵张嘎》，虽然换汤不换药。每天都像电影节。邮电管理局礼堂水泄不通，公安厅的露天电影人头涌涌。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国电影也能看到，虽然只限左翼电影；旧社会原来不是每天阴天。除了苏联电影，还有“进步”的欧美电影。我和几个同学跑去四川医学院礼堂看了卓别林的《摩登时代》，这是我看过的第一部美国电影。《刘三姐》和印度电影《流浪者》重映时，邮电管理局礼堂门口，乱得就像后来的春运火车站。隔壁易孃孃在邮电管理局当保管，不管座票站票，总能拿到几张电影票。不是每次我都有份。有时，易孃孃会把我带进礼堂，她认识管理局保卫处的干事。
这些电影仍然“干净”。要到日本电影周，万恶的资本主义才真正开始腐蚀中国观众。《望乡》拍的是南洋日本妓女的悲惨遭遇。最初上映，妓院场面据说很少删剪。我和小明叔叔跑去四川电影院，售票窗口一片疯狂，人挤人，人叠人，根本挤不进去。没过几天，《望乡》暂停上映。等到重映，电影已很“干净”。对着一列大日本帝国海军，妓院老板吼着“五块钱五块钱”，但你接下来什么也没看到（很多年后，我买来《望乡》影碟，补看了那几分钟肉戏）。土耳其电影《除霸雪恨》引来另一轮疯狂，没过几天，也跟《望乡》一样暂停上映。重映版还能看到身穿比基尼的丰满少妇，强暴一场却被剪掉。但是大小观众仍然兴奋。“五块钱五块钱！ ”回到学校，十二三岁的男孩子纷纷嚷着，蒙昧而快乐。
伍大郎家在我们院里最先买了电视机：九英寸的凯歌牌黑白电视机。我很高兴，就像自家买的。电视不如电影过瘾，但有音乐会、电视剧和电影院看不到的最新译制片。伍家订的《四川广播电视报》我读得仔细，每周要看的节目我都用笔做了记号。一九八二年，我父亲从呼市回成都定居。他爱听广播，订了省市广播电视报，还订了中央广播电视报。父亲没我随便，要有想看的节目才去伍家。他想看的也是我想看的：古典音乐会，电视剧《大卫·科波菲尔》和《约翰·克里斯多夫》……伍大郎的父母大伯伯易孃孃没什么文化，但是只要我们想看，都会主随客便。节目要是好，父亲看完总是冒出两个字：“绝了。 ”但他开始频繁醉酒，看到一半常常走掉，借口上公厕，然后醉卧街头；他错过不少他想看的节目。
电影院、放映机和电视机在我眼中不再神秘，我真正迷上电影，尤其只能从杂志上读到的电影：《野草莓》《罗马，不设防的城市》《汉娜姐妹》……我凭直觉知道，它们跟《黑三角》《甜蜜的事业》和《庐山恋》不一样。找祖母要来零花钱，我去总府街邮局门口，从专卖紧俏杂志的黄牛那里高价买过《电影作品》和《世界电影》。高中毕业，我和同学去锦城艺术宫看了美国电影《猎鹿人》，没有我现在觉得肉麻的普通话配音，只有正体中文字幕（拷贝来自香港），这是我看过的第一部“内部观摩片”。伍大郎家要到后来才换彩电。我也站在五○二厂工人俱乐部对面的小广场，看完了日产大彩电播的《莫斯科不相信眼泪》。有一阵子，我甚至想写电影剧本（每次只写了一个开头），现在想来，这只是闭塞国度偏远省城一个文学少年的白日梦，跟我儿时模仿样板戏英雄郭建光一样可笑。我还有很多电影要看。
二○一四年一月三日
管制分子高明思
卖蜂窝煤塞的瞎子六十出头，穿了一件深蓝的毛料中山装，胸前吊了一只浅底竹篮，里面摆满灰白的蜂窝煤塞子。一左一右，他敲着一根拐杖走进小院，轻车熟路跨过大门槛，就像根本不瞎。王委员和两个居民婆婆领着瞎子走进隔壁刘孃孃家，两扇木门吱吱呀呀阖上，所有人压低嗓音说话，外面的人根本听不清楚。过了半个来小时，门吱吱呀呀开了。王委员和两个居民婆婆领着瞎子走出院子。瞎子胸前的竹篮，依旧摆满一粒粒灰白的蜂窝煤塞子：他一个也没卖出去。
领着算命瞎子进门的王委员是我的祖母。一九五○年代初，出身劳动人民的王委员是街道积极分子，两个儿子加入革命队伍，小儿子下乡参加土改然后保送北大，大儿子进了镇压反革命和坏分子的专政机关。公私合营那阵，王委员在蜀华街一带某家布鞋厂做事。她要么曾是街道委员，要么当过工会委员。布鞋厂早没了。一九七○年代初，王委员是一家街道白铁生产组的会计。院内左邻右舍和街坊不怎么叫她王委员，但是派出所王户籍和街道办事处几个干部，还有上池北街的治保主任曹婆婆，依然把我的祖母唤作王委员。
每隔不久，扮成小贩的算命瞎子就会走到这条小街。他在偷偷从事封建迷信活动：这是我自幼学到的另一红色用语。但是，算命瞎子还算不上反革命或坏分子，他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比起我的管制分子外婆（她是被镇压的反动官僚家属），他起码可以随心所欲走街串巷。
一九七○年代初，中国所有幸存的坏分子，包括我的外婆在内，早已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上池北街只是一条两三百米的小街，九成九居民都是劳动人民。祖母工作的白铁生产组，连她在内一共四个人。四十来岁的冯瘸子住在街上另一大院，只有一只好手，两条腿只剩膝盖上面的大腿（大人告诉我，冯瘸子年轻时进藏跑生意，因为不老实，被藏人砍掉双脚和一只手）。大腿包着两片橡胶，腋下夹了两根拐杖，冯伯伯就这样“走动”。二十出头的曾三娃就住白铁组所在的西都街，他是最不安分的组员，下班后常在白铁组对面的巷口帮人剐黄鳝挣外快。然后，始终坐在白铁组铺面的角落敲敲打打，始终沉默寡言独来独往，始终把我的祖母叫作王委员，则是上池北街的管制分子高明思。
高明思六十出头，跟我的祖母年纪相仿。祖母和街上的人都叫他的名字，我虽然不当着他直呼其名，但也从没叫过他高爷爷。用祖母的话说，他在伪法院当过文书，是刑满释放的伪政府人员。高明思跟其他人明显不同，下巴一撮山羊胡，又高又瘦，爱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工作大褂。他住街口一间狭窄瓦房，就在公厕附近。他的房子很黑，若从外面经过，你只看到一张挂了旧蚊帐的小木床。高明思的房子也是我们街上唯一没通电的人家。从我记事到他消失，他晚上一直点的煤油灯（这盏灯，是他在白铁组用铝皮自己敲的）。
白铁组的工作是给市民修补锅碗瓢盆。从骑在人民头上的伪法院文书到接受改造的自食其力者，高明思肯定九死一生。没人对他有兴趣，他不过旧社会的残渣余滓。但是，很有可能，高明思是我们街上最有文化的居民，因为他写得一手工整小楷和钢笔字。白铁组不忙的时候，他常常坐在角落看书，准确说来，那不是书，而是他用红格稿纸订成的笔记。他的笔记永远竖排正体。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又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红小兵，我当然不知道上面写些什么，我只晓得他看的古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