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年代的中国，书报和银幕只有阶级斗争。然而，除了我的外婆，高明思是我唯一熟悉的管制分子，尽管我不清楚他的身世。他好像没家室，也很少朋友。偶尔，你会见到他的狭窄瓦房来了一个男客，一住就是几天，但我依稀记得，这类串门，要到一九七六年以后才有可能，因为像他这样的管制分子，留客过夜必须请示治保主任。他是这条街的贱民，就算没人对他有兴趣，他的一举一动却逃不过革命群众的火眼金睛；稍有不慎，他随时可能被人告密，随时可能成为“现行反革命”。
高明思没有资格把派出所王户籍称为王同志，张灯结彩成立革命大院更没他的份，你在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人群之中看不到高明思。街道办事处在冯瘸子住的大院开居民大会，街道干部和王户籍主持，高明思和附近几条小街的管制分子总是拎着板凳坐在一边。大会将近尾声，肥头大耳的王户籍就会板起一张肉脸，喝令高明思等人起立，叫他们一一汇报思想。我永远忘不了高明思从衣兜掏出一张纸，恭恭敬敬念着，然后低头站着，听着王户籍训话：“你们要好好改造，接受群众监督，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一九七六年前后，街道办事处把治保主任曹婆婆派到白铁生产组管事。说是管事，实际上给她找份闲职，白拿一点工资。就像我的祖母王委员，很多人也把曹婆婆叫作曹委员。每天在两个委员手下做事，尤其现任的曹委员，大事小事都向办事处和派出所嘀咕，街上所有人对她都有几分忌惮，高明思的日子不会好过。
一九八○年代初期，白铁组关门了，几个组员分了一小笔钱各谋生路，祖母从此做回家庭妇女，直到一九九二年病逝。我不知道高明思有没有拿到遣散费，但是街坊很快见他挑着一副草药担子，就像扮成小贩的算命瞎子那样，走街串巷做起江湖郎中。没过几年，高明思从上池北街消失了，他的那间瓦房住进一对窝囊邋遢的中年乡下夫妇。有人说高明思回了原籍。他的原籍是四川哪一个县，我一直不清楚。现在想来，他给我的记忆清晰而又模糊，就像他的竖排正体笔记，我至今也想不清楚上面写些什么，也许是子曰诗云，但更有可能，是不会给他惹来麻烦的草药药方。
二○一三年十二月
知识青年伍大郎
伍大郎很矮，只有一米五几。他大我十来岁，生于一九五○年代初期。用大人的话说，“六一、六二年粮食困难时期”，伍大郎正是长身体的青春期，但跟很多中国人一样吃不饱饭，虽没饿死，发育却受影响。伍大郎的父母都是工人，易孃孃在省邮电管理局当保管，大伯伯在市邮政局分拣科。伍大郎是老大，还有一个妹妹，我唤作姐姐。就南方人而言，姐姐不算矮，大约一米六五，跟大伯伯差不多高。伍大郎的爷爷奶奶也跟他们住在一起，二婆婆二爷爷都不算矮。伍大郎没长高，虽然也有易孃孃的遗传，罪魁祸首，可能还是一九六○年代的“三年自然灾害”。
我和祖母住的小院，一九四九年以前住的是上池北街的保长。保长早已打倒，院里住了五户劳动人民。我们住院子正中二十来平米的堂屋，跟住在进门右边两间厢房的伍大郎一家关系最好。两家后面的厨房没有间隔，做饭时要是少一根葱缺一块姜，祖母或易孃孃不出家门就能借到。哪家要是做了好吃的，也可以“走后门”端给对方，避开别的邻居；家家都穷，做点好吃的不容易，你不能让所有人晓得。祖母在街道白铁组上班，我在念小学。中午放学，祖母出门前已把饭菜热在蜂窝煤炉或灶上，但我常去隔壁夹几筷子菜。我是院里唯一的小孩子。生日那天，二婆婆二爷爷会给我两只煮鸡蛋，易孃孃大伯伯会送我铅笔和文具盒，伍大郎会把事先买好的电影连环画摆到我的床头。
每个小男孩都有一个偶像。伍大郎就是我的偶像。不像院内明家的大明叔叔和明孃孃，也不像他妹妹，伍大郎没下过乡。高中毕业，他赶上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了红卫兵，参加大串联，去过延安、井冈山和红太阳升起的韶山冲，也像他的很多同龄人，顺着革命热潮蹭吃蹭住蹭火车，去了北京和沪杭一带游山玩水。知识青年到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那阵，伍大郎进了成都轴承厂当了一名工人。一九七○年代初期，林彪坠机温都尔汗，革命狂热渐渐退烧，我也开始晓事，但很可惜，轰轰烈烈的“文革”高潮我没赶上，“文革”前的中国什么样子，我更是一无所知。
除了远在内蒙的父亲放在家里的那堆旧笔记旧照片旧报刊，我最喜欢去翻伍大郎的竹编书架：厚厚一叠“文革”前的《大众电影》，油印的红卫兵小报，最新的《阿尔巴尼亚画报》和《朝鲜画报》（易孃孃大伯伯都在邮电部门，订阅紧俏报刊不成问题）。伍大郎的相册我看了又看：军装军帽的男女红卫兵手握钢枪摆出革命蒲势；他和革命战友在大江南北的留影。伍大郎能写会唱。伍家墙上贴了一幅他写的隶书：伟大领袖的《卜算子·咏梅》。风琴手风琴他常常边弹边唱。他的手抄歌本，既有“文革”前的中外“黄色歌曲”，也有当时流行的红色旋律。伍大郎弹琴时，我是忠实听众。我没赶上“文革”，但我跟他学会红卫兵爱唱的赞歌：“远飞的大雁，请你快快飞哦快快飞，飞到北京捎个信，红成战士想念领袖毛泽东。 ”（“红成”即红卫兵成都部队，是“文革”时成都造反派一大组织）
文武双全，伍大郎会修半导体和电子管收音机，有时，还借一台既没外壳也没影像的黑白电视机回家鼓捣。伍家的三人沙发是他做的，虽然原始：一副木架一堆弹簧几块泡沫。电灯坏了，左邻右舍多半找他。他还会刻蜡纸；我后来知道，那堆油印的红卫兵小报就有他的贡献。除了从来不下厨房，他在我的眼中无所不能。
一九七六年左右，伍大郎买了一台电唱机，自己做了一个大音箱。不知从哪里，他借来几张“文革”前的黑胶唱片，悄悄放起周璇的《天涯歌女》和《四季歌》。听惯革命样板戏和《红星照我去战斗》，我从没听过这样的歌曲。院内陈伯伯的老婆周孃孃出身资本家，向来牙尖，跑去告诉街上的治保主任曹婆婆，说伍大郎在听靡靡之音，还说他是打砸抢。伍大郎跟周孃孃吵了一架，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院内邻居吵架。
周孃孃属于见不得别人比自己过得好的那类人。我至今不觉得伍大郎是打砸抢的造反派。我成人前，他从不跟我谈论时事，但是每次说起我的父亲，他都非常敬佩（很多年后，他的敬佩变成惋惜兼鄙视），因为我的父亲念过北大，因为他自己遇到“文革”没机会深造。伍大郎也常常跟我说起“文革”前看过的电影，不无得意。他喜欢王丹凤、赵丹和上官云珠那一代电影明星，他说从前的电影院总是挂满这些大明星的照片。
一九七六年十月初，成都已经转凉。有天夜里十点过，我躺在祖母的大床上就快入睡，进过扫盲班的祖母还坐在床头一字一句看着小说。伍大郎突然从两家厨房相连的后门进来。他刚下中夜班，一身工作服，神色兴奋：“王婆婆，你晓不晓得，江青几个人被抓起来了。”小学还没毕业，我对“四人帮”有没有被抓起来毫无兴趣，我甚至根本不知道“四人帮”是什么东西，但他似乎看到希望。
伍大郎结婚时，我已小学毕业。谢姐比他还矮，不到一米五，只念过小学，家住附近的西都街一个大杂院，是一家区属工厂的工人。伍大郎和谢姐谈恋爱时，不管是去公园还是去看电影，常常把我带上（谈恋爱前，他去哪里也爱叫上我）。我们两家的厨房用红砖隔起来了，二婆婆（二爷爷已经去世）搬到厨房旁边一间小屋。伍大郎的新房是我们院子最漂亮的房间。除了九英寸的凯歌牌黑白电视机和电唱机，几乎所有摆设都是他自己做的：写字台、书柜、五斗橱、大衣柜、沙发、茶几、椅子、大床，就连那台贴着红灯牌商标的电子管中短波收音机也是他自己组装的。婚礼很热闹，因为新郎新娘很多同学朋友。新人表演节目时，大人把我关在门外，不准我看。透过门缝人群，我看到一只手高高捏着一根红线，红线下端拴了一粒喜糖。红线不停晃动，屋内不时哄笑。
“文革”后恢复高考，伍大郎已过报考年龄。女儿就快出生，他考上电大，成为第一批全脱产的在职电大生。他读的机械专业，郑重其事把录取通知书拿给我看。除了一九七六年那个秋夜，他跑来告诉我的祖母江青等人被抓了，我从没见他这么开心。他很勤奋，每晚读书读到夜深。他用新买的三洋牌盒式录音机听英语磁带，当然也放翻录的邓丽君和刘文正。周孃孃再没跑去治保主任那里嘀咕；人人在听靡靡之音，周孃孃听得比谁都要起劲。伍大郎的书柜再次成为我的图书馆：他买了很多“文革”后重印的中外名著。等我上了初中，伍大郎开始忧虑我的数理化，时常检查我的作业，但我无可救药。读电大那几年，要么太勤奋，要么营养跟不上（尽管他每天早晨都喝一小碗牛奶），伍大郎还出过一次小小的意外。有天早晨，他去街口公厕解手，出来走到管制分子高明思的门前，突然脑袋朝前摔在地上，幸好他很矮，翻了一个筋斗，马上爬了起来。
我上高二时，伍大郎已从电大毕业，回到轴承厂做了车间技术员，我的父亲也从内蒙回了成都。伍大郎很高兴院里有了一个可以聊天的大学问家，但我父亲很快频繁醉酒彻夜吵闹。不知多少次，伍大郎和我一起，把烂醉的父亲从街头搀扶回家。等我父亲清醒，他一次又一次好言相劝。最后，劝解无效，他跟我一样，不再抱有希望：“你爸可惜了。”伍大郎也继续担心我的学业，吃过“文革”的亏，他知道没有文凭就没有将来。但我父亲不担心，酒后夸口，他的儿子以后要出国留学。等我高考落榜，打算去父亲所在的呼和浩特医药公司当工人，伍大郎比谁都急：“这类偏远地方千万不能去！”他和谢姐找熟人，让我进了一家民营眼镜行。老板把我派到北京去学隐形眼镜配制。动身前，伍大郎塞给我六十元钱，叫我一定要在天安门前留个影；我小时候跟父亲去内蒙路过北京，伍大郎一直怪我父亲没让我在天安门前留影。
一九八○年代后期，谢姐工作的区属工厂撑不下去了，她只好做点小生意。无所不能的伍大郎再展身手。谢姐先后摆过的烟摊和电子拉力器，都是伍大郎的“杰作”。谢姐卖过的纸板提线偶人哪吒、孙悟空和聪明的一休，也是伍大郎照着图样一笔一笔画出来的。国有企业还在苦撑。伍大郎已是工程师，频繁出差，除了重回大串联时走过的很多地方，他又跑了不少省市。下班回来，伍大郎也在院内帮人做商店招牌挣点外快。他的书法并不高超，但写写招牌绰绰有余。没过几年，谢姐承包了一家校办印刷厂。伍家有了大冰箱换了大彩电，那台九英寸的凯歌牌黑白电视机给了我的父亲。但我父亲并不好受，醉了酒常在深夜把电视开得很响。从敬佩到惋惜，伍大郎对我父亲只剩可怜和鄙视。我那时已在省级国宾馆当服务员，长住单身宿舍，偶尔回家，说起我的父亲，伍大郎总没好话。
一九九○年代初，伍大郎的祖母（二婆婆）和我的祖母先后去世。我回家更少了。一九九二年，我去澳门做劳工前，易孃孃给了我一百块，伍大郎和谢姐带我去盐市口的地下商场，给我买了一个三百来块的Ambassador行李箱（箱子很结实，我一直用到现在，虽然不知牌子真伪）。我从澳门回来时，父亲已进养老院，伍家也不住上池北街了。易孃孃大伯伯都已退休，住进邮电管理局宿舍，就在附近一条小街。房子不好，一楼，潮湿，昏暗，这是局里老红军住过的三房一厅。谢姐不做印刷了，在宿舍大院门口开了一爿杂货店，正对一间名牌中学，很多学生光顾。伍大郎还在轴承厂，下了班忙着照看杂货店。他的女儿在读大专，学的工商管理。我去看了上池北街的房子，我们那间堂屋残破不堪，伍家住过的两间厢房租给别人，另外两家邻居也已搬走，周孃孃当了居委会主任。
两年后，我带着妻子飞回成都，再没可以投靠的亲人。伍家是我爱去的地方，我在那里从不拘束，他们也从不把我当成外人。易孃孃愈来愈老，两腿渐渐不听使唤，请了一个乡下保姆服侍。大伯伯还是爱坐茶馆，神志却不如从前。伍大郎担心父亲哪天出去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常常叫他不要走远。我父亲病死养老院时，伍大郎非要陪我去新南门外的殡仪馆；父母都是风烛，他想事先熟悉这类手续。轴承厂苟延残喘，伍大郎多数时间都跟谢姐一起忙着生意；杂货店虽小，靠着那些学生，每月收入足以维生。我把澳门带回来的书和光碟借给伍大郎，我们像成年人一样聊起政治，他不再把我当成小孩子。新世纪伊始，我和妻子移居深圳前，伍大郎给我打电话：因为我长期不住上池北街，居委会主任周孃孃串通房管所，想把我祖母留下的那间公房收回去，然后转到她的名下。我只好卖掉公房折子，从此没有立锥之地。
我从深圳回了两趟成都，每次都去伍家，甚至住在那里。最后一次，我给了易孃孃一百块，不是因为当年我去澳门她也给了我一百块，而是我知道，见她次数不会太多。我下一次去伍家，则是五六年后一个冬夜，我已独居成都。得了“鬼剃头”，我的头发还没长好。我戴着帽子走到杂货店。伍大郎已经退休，头发灰白，一脸皱纹，变成小老头。谢姐不怎么出老，但是像个胖乎乎的矮冬瓜。易孃孃大伯伯前几年走了。伍大郎的女儿大专毕业找不到什么好工作，跟着父母经营杂货店，找了一个开过出租车的老公，小两口就在父母的杂货店隔壁开了另外一爿杂货店，也不打算要小孩（“养不起。”伍大郎告诉我）。谢姐的哥哥妹妹早已下岗，也来帮着照看生意。对面那间名牌中学的学生，多半家里有钱有势，毕了业就去欧美留学。伍大郎他们就靠这些学生了。
我在伍家吃了晚饭。吃完饭，我坐进伍大郎和谢姐的卧室聊天。他结婚时的那张写字台摆了一台电脑。伍大郎不仅学会“翻墙”，还在鼓捣多媒体软件，帮人制作婚礼或生日影碟。他把自己做的庆典影碟放给我看，如同当年给我讲起“文革”前看过的电影，不无得意。更大的变化，则是他去了一趟北京。他的一个老同学现是成都的大老板，爱好摄影，参加过北京奥运航拍，又在京城黄金地段买了一套贵人住过的四合院。这位大老板想玩出版，把伍大郎请到北京，让他去跟出版社交涉书号，管理这摊事业。北京一年，伍大郎帮老同学兼大老板编了几本影集，但他不习惯跟人应酬，而且上了年纪，还是想回来。离开北京前，大老板问他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到的，伍大郎说他一直想去日本看看。小菜一碟。大老板让手下给伍大郎办好各类手续，出钱让他去了一趟日本。“日本很好。我们赶不上人家。”伍大郎郑重其事告诉我。然后，他让谢姐翻出一本定价将近千元的影集送给我，拍的都是走江湖的川剧戏班，摄影师是大老板，策划编辑是伍大郎。这本印刷精美的影集又大又沉，适合摆在豪宅的客厅茶几上。去年离开成都，我只好转送别人。
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考工记
一
一九八二年我高中毕业十六岁，没有考上大学。用句老话：毕业等于失业。不过那时不能叫失业，只能叫待业。我这个待业青年，父亲的工作单位远在内蒙呼和浩特（他那时已回乡养病，所谓病，实则醉酒冻伤，经手术切掉几根脚趾），早与父亲离婚的母亲，在本地一家街道工厂做工人，而祖母没有工作（她所在的街道白铁铺时已结业）。若用现在的话，我们算得上弱势人群，所以，中学毕业，我不像其他同学有父母的国营单位“挂靠”，自然就归街道办事处的劳动服务公司管辖了。
我考不上大学，不能全怪家庭。大概初三，我的数学开始不好，加以自小迷恋文学书，数学成绩就一路下滑。其时，父亲尚未回蓉养病，祖母虽然对我管束甚严，不许我与院外同龄人交往，但于学业，她不能有所帮助。母亲偶尔要来，说是帮我补习数学，但她与祖母隔阂极深，彼此见了都不怎么说话，而我从小见到母亲在祖母家摔盆砸碗，心中很是反感害怕，每次见到她来，我都急忙躲闪。
不光数学不好，我的物理、化学和英语也不好。当时读到高二要分文理科，我读的那所中学，文科只有一个班，算是重点，要考才能进。但文科是我的喜好与长项，从高一升高二，我是原来普通班上唯一考进文科班的学生。说来好笑，自从进了高中，我仿佛与数学老师有仇。高一的时候，数学老师是个中年小男人，有张不大对称的光滑长脸，长了几根唇髭，说话刻薄，火头之上，还要对着学生扔教鞭或三角尺。有次我在数学课上窃窃私语，他倒没有动粗，而是用教鞭指着我，小脑袋稍微放低，一对眼睛往上翻，阴阴说道：“像你这样以后只能拉架架车 [a9]。”
可是文科班仍然离不开数学。高二的数学老师是云南腾冲人，有张胖脸，讲一口云南腔的四川话，又是另一种怪气。无可厚非，她喜欢数学好的尖子生，而我那时上数学课，已臻腾云驾雾不知所云的境界，因为我的数学课本下面，都是徐志摩与戴望舒，都是唐诗宋词的选本。在她眼中，我大概属于不可救药的数学白痴。终于，有一天，当着全班，她用云南腔的四川话宣布：“周成林上数学课可以看其他书。 ”（她念“课”与“可”这两个字，并非四川话的发音，而是普通话的读音，所以听来怪气）
高二的时候，父亲醉酒已是家常便饭，也不能于我的学业有所帮助，何况他的数理化未必就好。但他清醒的时候颇有雅兴，给我圈点龙榆生编选的《唐宋名家词选》（这本小书当时正好上市，我在盐道街的四川人民出版社读者服务部排队购得）。他喜好婉约一派词风，当然老杜他也爱读，嘱我买过厚厚两册《杜诗镜铨》。可惜这两套书都已不存。《唐宋名家词选》我后来携至澳门，几年后又带回内地，存放旧日相好家中，其人后来赴美，这本小书，连同我放在彼处的数百册旧书，终是不知下落。至于《杜诗镜铨》，父亲有日醉后携出门去，估计要么换酒喝，要么慷慨送与不知哪个路人了。
高考前夕，我又紧张又不紧张，心知无望，可总觉还有一丝机会，因为预考下来，我的数学和英语一败涂地，两科加起来大概只有四五十分，但其他科目一枝独秀，不输班上的高分宠儿。家里晚上不清静，父亲喝醉了又叫又骂，仿佛独行侠，出门逛一圈又回家，将半导体收音机开到最大声，然后出去，然后再回来，反复折腾至后半夜。有时，我只好带着课本或笔记走到附近小街，借着梧桐树影筛下的灯光复习。好在当时夏天，至多蚊虫叮咬。若说这些还能忍受，不能忍的，则是当年正好世界杯足球赛。我那时痴迷看球赛。父亲订的《新民晚报》，大概算得当时中国最好看的报纸（尤其副刊的文化小品），体育版的球星球队介绍，我都剪下来，读得滚瓜烂熟。到了黄昏，院内邻居要把九英寸的凯歌牌黑白电视摆在我家门口。高考之前几天，法国与巴西有场关键比赛，我不能不看。
高考发榜，我的数学和英语加起来，连预考的四五十分都没考到，其他科目也是中等。毕竟，靠熟读徐志摩与戴望舒，靠记诵唐诗宋词，你是上不了大学的。我还记得高考第一志愿，我填的是四川大学中文系，现在想来，自己也觉乱填一气。但说来不怕滑稽，我后来的确也算上过四川大学中文系，那是班上一位又高又胖的同学考上那里，叫我去听过一堂古代汉语。那天讲“郑伯克段于鄢”。要说那位中年男讲师讲得多好，我似乎也不觉得，反而父亲给我的指点更合我意。他喜欢给我开书目，当然偏重文史哲，虽然有些书我至今也没兴趣读（如《初学记》），可我今日的半罐水，至少一半应该归功于他。我后来读到傅雷先生也是自己教育子女，总要想起父亲。我高考落榜，他半醉半醒说过一句：“没关系。我教你。 ”我活到今天，他早已不在，爱他恨他都是多余，但我终于认定，这是我不幸中的一幸。
二
回想起来，没有升学对我更像一种解脱，我终于逃离了讨厌的数学和英语，我终于可以尽情阅读自己想看的书了。高考之后一段闲散日子，除了用不多的零用钱买书，或是怂恿父亲从祖母那里挤点买书钱（他每月的工资全数交给祖母开销），我还从邻居或同学那里弄到省市图书馆的借书证，抱回一本一本的翻译作品：狄更斯、契诃夫、海明威、卡夫卡、屠格涅夫、萧洛霍夫……似懂非懂，自以为是，当然还有读了觉得时髦但又不知所云的萨特卡缪贝克特等等。那是心智的学徒时代，我写今天读来从头红到脚的小诗与散文；我多愁善感，有病无病都要呻吟，总以为更好的东西，是在自己的现实经历之外。
心智的学徒没有做上多久。有天黄昏，母亲过来，说她工作的街道工厂需要临时工，一心要我去试试。那家街道工厂是生产保险柜的，离祖母家不远，其时生意红火，厂长又是本市有名的青年企业家，从前也住我长大的这条小街，算是街坊。这是我的第一份工，套句时髦话，也是我的第一桶金。上班之前，祖母为我备好袖套与围裙，到了厂里，我被分在文件柜组，领到一双蓝色的粗布手套。组长是个瘸子，不到三十岁，个子矮小，头发卷曲，五官粗鲁，一只手的五根指头，蜷缩如痉挛的鸡爪，做工的时候，连白线手套也戴不进去，只好奇形怪状套在鸡爪上，而他说起话来，就像弱智人士一样吃力。他叫毛毛，家住附近一条小街靠近公厕的铺面。母亲背后说起他，很是不服：“像这种人，婆娘讨不上，又没文化又是小儿麻痹，还当了组长。 ”
毛毛的组员连我在内，大概四五个。说是工厂，实则几间简陋工棚与破烂民房，黑黢黢，脏兮兮。文件柜组对着的门口，还有一个大大的铁砧，随时听得到砰砰砰砰的打铁声，但那属于另一家街道锻造厂。我上班第一件事情，是跟着毛毛等人搬运一片一片铁皮。铁皮用来焊接文件柜，要从门口搬到点焊机那里。搬一片不累，来回几十趟就累了。点焊是把几种形状的铁皮焊成长方形的文件柜。这是最初的工序之一，接着还有打磨，至于喷漆等等，就不归毛毛管了（母亲说，漆工虽有额外劳保，但最伤身体）。点焊的时候，一个人脚踩点焊机，另外一两个人要扶好铁皮对准焊头，不然就焊不好。焊完了，还要搬来搬去。虽然不是重活，但也非常枯燥。我最不喜欢的，是点焊或打磨的火花与气味，火花有时要将手套或围裙烧一个小洞，气味则是难闻，粉状铁屑直往鼻孔钻，而我们都不戴口罩，这倒更像中世纪的作坊了。
无论忙或不忙，毛毛与几个中年师奶组员常要打情骂俏。我那时面浅，话不多，说好听些叫作文静，组员里又数我最年轻，毛毛说啥就干啥。祖母家近，我中午回家吃饭，翻翻书，下午又来上班。偶尔也要加班赶货，弄到晚上七八点，急着焊完一堆一堆铁皮；一天好几个小时，都是毛毛那只奇形怪状、早已灰黑的白线手套晃来晃去。我年轻，体力活做多了，既无腰酸背痛，手上也没起泡，不过长点茧皮。有时不忙，我爱去到门口的大铁砧，看几个工人打铁，其中一位中年汉子，眼睛眯眯一条缝，笑起来很多皱纹，面孔很和善。他后来知道我是林孃儿子，常常唤我作乖小伙。我听了很是喜欢，也有些虚荣。
一个月下来，终于等到发工资那天。毛毛一瘸一瘸，从会计那里拿回一沓钞票，憨憨笑着，沾着口水，用那只灵光好手数给组员，可是我没份。一问，毛毛说我有四十来元（不算少，当时一本书才几毛钱），母亲帮我代领了。我去找她，她说先不给我，要给她保管。我一听急了，顾不得什么文静不文静，跟她吵闹，说要是这样，明天我就不来上班，总算要回了我的第一桶金。我有点自私，好像大部分都花在书上了。
三
在毛毛的文件柜组，我做了两个来月的临时工。正好，街道办事处的劳动服务公司要办一个营业员培训班，学员都是这几条街的待业青年。家里收到办事处通知，说是毕业后可以安排到大集体（就是相对于国营企业的集体所有制单位）。比起当工人，做营业员肯定轻松很多，而大集体，凭我的印象，好像比街道工厂听来稍稍体面。那些年最体面的，当然是进国营单位当工人了。可好一点的国营单位很少公开招工，像我们这样的底层阶级，要想有份正式工作，必须等待办事处给你报考国营企业的招工指标，拿着这个指标，你才可以参加招工考试，而即使这样，也不能保证你一定考上。
营业员培训班上课的地方，从我家走路只要五分钟。那是一间破旧教室，位于一个狭长的大杂院内，以前做过“抗小”（这个名称如此古怪，但与抗日毫无关系，只是所谓民办小学。我今天瞎猜，或许“抗小”一名，灵感得自“抗大”）。说是培训班，也就上了个把星期的课。老师似乎没几个，不知哪里请来的会计之类“专业人士”，讲些简单的簿记、盘点和商品知识。我记得学员也没多少，都是跟我一样没有什么家庭背景的街道青年。
培训班结业之后，办事处安排我们到本辖区各个集体商店实习。实习当然也有工资，但就没有毛毛那里做文件柜多了。我实习的这家蜀都商店，就在人民公园一旁的半边桥街，不过一间狭小铺面，靠近公厕（几年后，公厕旁有家私营小店，因卖花生瓜子等炒货而声名大噪，被人戏称“厕所瓜子”）。蜀都商店的老板姓贾，是个身材不高的中年人，戴了一顶鸭舌帽。我记得贾老板还有一家商店就在附近，专卖五金，而靠近公厕的这间，卖的都是日用杂货。三五年前，我从深圳回乡，半边桥街还没拆掉，贾老板的五金店还在。我远远看到，昏黄的电灯光下，他与家人就着柜台吃饭，两鬓已是斑白。
蜀都商店站柜台的经历，包括究竟站了多久，半个月还是一个月，我已模糊不清，大概因为同事都没什么特别之处。实习完了，办事处暂无具体安排，我只好回家。有一天，终于等来好消息，一家市级玻璃瓶厂要招工，办事处派给我一个报考指标。于是又翻出课本，英语倒不需要，但数学还得看看，虽然招工考试比起高考，并无多大难度。我更担心的，却是自己的眼睛，因为高二后期，我的视力开始下降。那时招工，都很强调双眼视力，当然，只要你有关系，视力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但我没有关系。文化考试下来，通知我去体检。体检完了，录取通知迟迟不来。我有点急，隔壁的三姐自告奋勇帮我去厂里打听。回来一说，人家嫌我眼睛不好。三姐爱动感情，红着眼睛告诉我，她还求了一阵玻璃瓶厂政工科的干部，说是这个娃娃家庭环境不好，你们就给他一个机会，他又喜欢文学，说不定，以后还可以帮厂里搞搞宣传。我听了，事后只好偷偷掉泪。
玻璃瓶厂考不上，接下来，最记得还有啤酒厂与织巾厂，要么文化考试竞争不过别人（啤酒厂是好单位，新建，我专门骑车去看过，听说还要给工人发一箱一箱啤酒，福利不错，所以考的人太多，录取的太少），要么因为灰心，浪费了办事处的指标，连名都瞒着家里不想去报了。反正还有饭吃还有书看，再等等吧。
等的结果，还是只有站柜台，时间已是一九八三年冬天。这次，还是办事处安排的大集体，去市中区三中对面一家新开的日杂店上班。老板姓李，五十来岁，是个干瘦的老烟枪，爱穿一身黑呢毛装。他的兄弟是本市日杂公司的李经理，所以才有关系搞到很多货源。老板的搭档也姓李，三十来岁，留了一撇小胡须，身穿皮衣，脚蹬长筒皮靴，骑了一辆大摩托，在那年头，算是很风光了。营业员两女一男，那两个女孩都是老李的侄女，都比我小一两岁，较黑较瘦的姓李，长得丰满的姓宋，脖子细短，脑袋偏大，两根细细的短辫垂在耳边，晃起来又像大头娃娃又像拨浪鼓。
日杂店的铺面共有四五间，大约两百来平米，算是较大。开业正好赶上春节，除了好卖的钢丝折叠床、塑料脸盆和脚盆，卖得最火的就是烟花与鞭炮了。除夕那晚，我们一直卖到半夜，手指黄黑，鼻孔里都是火药味。满城硝烟弥漫，我骑着母亲的破旧二八车回到家中，祖母还躺在枕上看书等我，父亲睡在房中另一间小床，蚊帐垂下，好像也还醒着。我坐上祖母床边，给她说起一天的好生意。挂在床头的电灯只有二十五瓦，但有祖母用香烟盒锡箔做的简陋灯罩反射，似乎也很温暖明亮。又是一年过去了。
四
三中对面的这家日杂店叫什么名字，我早忘得一干二净，但我记得招牌是用油漆写的宋体字。写招牌的，是老李的侄儿，也就是日杂公司李经理的儿子。我到这里上班没多久，见他来过一次。他二十来岁，骑着全链盒的漂亮自行车（我的破车只是半链盒，即露出部分链条。依照当时的审美或炫富标准，全链盒显然比半链盒高级），外穿一件深色呢子大衣，里面也是呢料毛装，个子瘦高，一副书生模样，举手投足，显出少年得意。老李说他在日杂公司搞宣传，我内心羡慕，觉得可望不可即，这样的好差怎么就轮不到我？至于老李两个侄女，也就是跟我一起卖东西的，小李只读完初中，脾气有点怪，而小宋跟我一样高中毕业，相对温顺。我比较喜欢跟小宋一起，她虽然有点大头娃娃样，但皮肤白里透红，一双眼睛很会说话。这种好感当然什么也算不上，只因从早到晚卖东西，没有顾客的时候，你总得想法打发时间。
日杂店对面就是省文联，更是有名的《星星》诗刊编辑部。我那时喜欢写诗，几乎跟吃饭一样每天都写，一片朦胧模仿朦胧诗人，发狂一般到处投稿，只可惜无人赏识我那些无病呻吟的歪诗。我记得收过《星星》诗刊一封退稿信，编辑先生的笔迹如我的高二语文老师那般工整秀丽，简短的客套话说完，还送我一句语重心长：“你的文字功夫太差。”今天想来，我非但一点不埋怨，反而有些感慨：毕竟那时不少编辑，还有给普通作者写退稿信的“古风”。之前，我也花钱买了门票，去工人文化宫俱乐部听过几场诗歌讲座，讲者包括流沙河、孙静轩与叶延滨等国内有名诗人。我知道他们就在我的对面上班，而他们，都是我当时的偶像。
套句肉酸的时髦话：我在文联对面的大集体日杂店当营业员，可谓跟文学擦肩而过。然而对于当时的我，能跟文学擦擦肩也是好的。我有天见到刘心武，他穿一件短呢大衣，一个人站在三中门外公厕前面的街边，像是在等文联的什么人。我想我没有认错，我看过杂志上面刘心武的照片，他可能从北京来这里出差，而他的籍贯正好也是本市。有天下午，流沙河夫妇也路过日杂店，站在门外端详店内货品。那是冬天，他系着围巾，裹了一件大衣，双手插在衣袋内，干瘦的核桃小脸我一眼就认出来。只是我生性不幸逆反，不论何时何地，遇到我喜欢与崇敬的人，我从不愿意像超女粉丝那样大声尖叫释放什么激情，我从无追星习惯，我也从不热衷请人签名。所以，我只是偷偷打量他，内心激动，脸上平静。
流沙河虽然没在日杂店买过东西，我们的顾客也有文联其他干部。我记得那时省文联主席（或副主席）名叫叶石，是个三八式的老干部老作家（他有什么作品，我至今也是茫然。不过，当代中国有些作家早已不比从前，未必要以作品安身立命）。他七十来岁，拄着拐杖，买的什么东西我已记不得，只记得体积不小有些重量，要我和小宋随他送到家里。他就住在文联办公楼旁的宿舍区。这是我第一次登上作家家门，当然不是做客。叶石老先生的家，跟我的想象有些出入，家具不是破旧，而是陈旧，至少客厅没见到书柜，因为我那时总以为，作家的家必定不同一般，甚至跟作家有些联系的人，必定也有些不同一般，就像隔壁三姐有位女同学是老作家沙汀的孙女（或孙媳），每次听到她来我们住的小院，我都要从我家窗户缝隙偷看，恨不得自己也有这样的同学。
除了间或与文学擦擦肩，日杂店的日子过得不紧不慢。脚蹬长筒皮靴的小李，也就是烟枪老李的搭档，经常要骑着摩托车出去，所以，店上管我们的多为老李。老李对两个侄女倒也不怎么偏心，她们有时不听话，还要把她们训得眼睛红红，对我反而很少重话。不过，我虽然不够世故，但也比较知趣，晓得有些分寸不能逾越。天下的胳膊肘总是往内拐，人家毕竟一家人，我在这里也不可能长久，而最重要的，我也不愿意这样长久。其时，报上偶尔会有国营企业的招工广告，一招就是一百来人。快到夏天，我看到本市纺织厂的招工广告，想起母亲的妹妹（即我的五孃）就在纺织厂子弟校教化学，我好歹有个关系可以找找了。
五
中国人办事不免送礼，那个年头概不例外。五孃很懂这套，她说厂里工会女主席是她好友，给她说说应该没问题，但总得表示一下。表示的过程如何，我至今不大清楚，要么就忘了。当然那礼，比较今天算是芝麻绿豆。说到送礼，不妨多说几句，我好几年前回乡，因为祖母与父亲都已过世，得将户口簿上的户主换成我的名字，要到派出所办理，可是警察的效率我知道，尤其派出所户籍老爷总是难找，办个小事，也要跑断你的两腿。所以，我两次去派出所办户口，都会买盒上好香烟（这是老邻居的忠告：你给管段的苏户籍买包好烟，他会帮你办得快些），先是掏出一支敬给与我年纪相仿的户籍，然后漫不经心一般，扔到他的桌上。他也不出声，仿佛那盒烟透明。结果办得不仅快，他甚至问也不问，就在户口簿上的学历一栏，主动给我填上“大学毕业”四个字。我后来戏想，我要说我是留美双料博士，他不定也会顺水推舟，送我一个人情。
有五孃帮忙，纺织厂的考试与体检我都顺利过关，再没人嫌我视力不好。录取之后，是二十来天岗前培训，就在五孃任教的子弟校上课。学员将近百人，因为是纺织厂，所以女多男少，而各人的工种要结业以后才会公布。子弟校就在纺织厂大门斜对面，靠近河边，一幢四五层的教学楼，两三排瓦房，对岸就是四川大学，还有因唐代女诗人薛涛而闻名的望江楼，这在当时算是远郊了。子弟校门外的河岸，那时还是脏兮兮的土坡，常有附近农民养的大群鸭子呱呱乱窜（四年前，我路过此地，纺织厂还在，但已半死不活，子弟校更是不见踪影。这一带连同附近大片沙洲，已成房地产商的囊中宝地，修了不少名称“高尚”的住宅楼）。
比起街道办事处的草台班子，国营企业的培训班显然正规（或曰又红又专）。我们学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听四十来岁的纺织女工系着白裙戴着白帽，口沫横飞大讲辉煌厂史，还要了解各种布料特性与织机型号，不时去到各个车间参观。我的同学三教九流，既有川大教工子弟，也有市井小民子女（据说现在的纺织厂，多半吃苦耐劳的乡下人才肯去了）。我们中午要进厂内食堂买饭菜，我第一次见识那么宽大的工厂食堂，顶上排排吊扇，卖的馒头又大又管饱（我在文联对面日杂店上班，中午吃饭都去附近某机关的幼儿园食堂，格局狭小，馒头也小）。我有些高兴，觉得自己考进国营企业，总算有所归属，也隐约感到安全。我后来在别处不安心所谓本职工作，祖母总爱对我说，单位千万不能丢，有事要靠组织。再后来，我读书阅世稍多，方才悟到中国社会尤其是个合群社会，即使到了处处实用各显神通的今天，像我一样早已脱离组织，也不想再与组织靠拢，却又不幸与文化勉强沾边的中国人（文化以外或许好些），既不怎么“开窍”，又想真正有所成就，也是等同缘木求鱼。
培训班快要结业，大家有些期盼，都想分到好工种去到好车间。纺织厂最辛苦要数女工（讲课的中年女工说，在万恶的旧社会，纺织女工叫作“纱妹”），不仅三班倒，而且饱受噪音湿热。不过男工比纱妹要好。五孃说最好是做机修工，既学到技术，又不辛苦，以后还有很多纱妹追你。我很想到机修车间，结果却被分去锅炉房做学工。我有些失望，觉得五孃关系不够硬，但也只好认命。五孃安慰我，烧锅炉，虽然也是三班倒，好歹还算技术工种，比在纺纱车间推着一车棉纱做辅助工强，以后还能考取劳动局的司炉证。
红砖砌成的锅炉房位于工厂角落，一台大锅炉远远就能看见，门外的煤堆有如小山。锅炉班的班长姓余，三十来岁，是个圆胖小男人。除了我，到锅炉班做学工的大概还有两人，我只记得其中一人姓龚，比我矮，但比我结实，长相有些市井。因为要倒三班（早班、中班和夜班），余班长带着几个新学工去到厂内单身宿舍的二楼，分给我一张空木床。我从家里拿来卧具蚊帐，准备开始我的学工生活。不管怎样，我还是有些高兴，因为父亲喝醉酒依然走马灯一般出出进进，我不仅晚上睡不好，有次看到祖母半夜下跪求他不要胡闹，我也异常难过，渐渐要对他恶言相向。三班倒，我既新奇，也是一种逃避。
六
纺织厂学工的工资合计三十来元，没有我之前做文件柜和卖日杂多，不过，这是响当当的铁饭碗，工人阶级当时还很吃香，只要以后转正，日子慢慢就会好起来，何况厂里还发工作服与劳保皮鞋（远看有点像今天的登山鞋），衣服也可以少买了，穿不完的，还可拿去卖给收荒匠。那些年穿工作服上街并非惹人笑话，反而有些时髦。以自己为例，我就先后穿过绿色军干装、蓝色公安服、工人服和宾馆发的各种布料的西装。其时，我已染上抽烟恶习，但香烟很便宜，厂里食堂的饭菜也便宜，书店的书也便宜，听一场高水准的音乐会也便宜（高二我独自去听傅聪钢琴独奏会，门票大概一两块钱），除了想买一台短波收音机，我再无别的嗜好与奢求，这点钱够用了。
说是烧锅炉，但烧锅炉还轮不上我们几个学工。锅炉班的余班长也不烧锅炉，更不三班倒，但他多少算是管理人员。烧锅炉的师傅都是雄性，都有司炉证。我还记得两位，张师傅三十左右，已婚，瘦筋筋，个子不高，话多；另一位忘了姓氏，但比张师傅年轻，皮肤黑，五官很像黑人，脾气也没张师傅那么阴柔，叫我有些害怕。大锅炉有两台，但只有一台运转，另一台备用。小小的司炉间斜对大锅炉，除了简陋桌椅，还有一个简陋控制台，窗户则是大片玻璃，好让司炉工随时观察锅炉一旁平台上的水位计，因为锅炉不能烧干，烧干了，这么大的锅炉一旦爆炸，就像一枚重型炸弹，会把工厂夷平。我最记得每次上夜班，始终都得有人盯着水位计，而我老要担心万一大家都睡着，忘了加水，水位计的水位就会掉下去。
烧锅炉既然师傅才有资格，我们就负责铲煤运煤。这是真正的体力活。铲煤要去锅炉房门外的煤山。煤山虽然不高，但下面的煤层压得很实，显然不好铲，你必须拉着大大的翻斗车，盘山公路一般，绕去煤山上面铲较松的煤。铲完一车煤下来，还要将翻斗车一鼓作气推上锅炉前面的平台，将车内的煤翻进平台下方的运煤斗。这时，司炉间内的师傅就会按动控制台的按钮。满满的运煤斗，就像火葬场焚化炉前的尸车，沿着地上的轨道，缓缓驶向红红的炉膛。除了节日，锅炉都是全天候运转，为工厂送暖送气，每隔一段不长的时间就得加煤。我记得把翻斗车推上平台最为吃力，要两个人按住翻斗车的把柄才行（要是不按住，车里的煤就会翻到地上），然后使足力气冲上平台，豪情万丈一般将煤倾下。不过，师傅有时会来帮帮忙，但铲煤，他们好像少有帮手。
最难受的当然是夜班。凌晨两三点和四五点（下半夜大概要加两次煤），你本来昏昏欲睡，突然被师傅叫醒，打起精神拉着车子上到煤山，抡起大煤铲铲煤。下雨尤其辛苦，戴着草帽，或穿雨衣，雨水顺着眉毛鼻梁往下落。我们一般两人出动（除了与我一起进厂的，之前还有其他学工），记忆中我的力气都是最小，常常累得汗流浃背，分不清雨水汗水。不过夜班下来，早晨倒可近水楼台，马上到锅炉房后面的澡堂洗掉一身煤灰，换上一身清爽衣服（家里没有洗澡设施，能够洗澡何其幸福）。我那时应该还长身体，去食堂吃饭，二两一个的大馒头，可以干掉两个，然后，要么回家，要么钻进单身宿舍的木床大睡一觉。至于上班期间，司炉间里师傅与徒弟的扯淡今已忘却，我爱躲进较为清静的狭窄更衣室，坐在木箱上面，听着咝咝的输气管，要么读我的翻译小说与中外诗歌，要么写段多愁善感或者自强不息的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