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或可怕得很，后来在别处，我的某位相好，她的老公也做过几年锅炉工（看来她与锅炉工有缘）。她说老公那时最恨锅炉房一位同事，因为那家伙两面三刀不择手段往上爬，所以幻想上夜班用大煤铲把他干掉（出于安全理由，锅炉房都在偏僻角落，可谓最佳作案场所），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将死者塞进炉膛销尸灭迹。我从无这类终极幻想（现在细想，他的幻想漏洞很大，因为骨头是烧不化的），但当时听了也不很惊。我只想起高一那位小男人数学老师，他说我以后要拉板车。我拉的虽是运煤的翻斗车，但他的预测基本正确。
七
今天想来，锅炉房的三班倒煞是辛苦沉闷，既是体力活，人的生物钟也完全打乱了；再有，每班一个师傅两个徒弟，守灵一般守着一台定时炸弹似的大锅炉，又不敢私自脱岗，远远不比机修工潇洒，随时可下车间如入花丛，跟一众女工说笑。即以夜班为例，工厂食堂半夜要开饭，我不仅买饭，也如囚徒放风，乘机望望成群女工。有时，见到之前培训经常来往私心喜欢的漂亮女子（她住川大，已有男友），哪怕短暂招呼，瞬间一笑，也有少年自欺的快意。我后来读阿城，他说每有颓丧爱去街头张望女子，我也庶几近之。
我在纺织厂时间不长，大概不过半年。铲煤运煤我不满意，但也只好将就。其间，正如五孃所说，有纱妹来追，经历一场闪电式恋爱，初识女人唇香。可我涉世甚浅，颇为自负天真，总觉要有才貌双全的女子来配，不惜快刀斩乱麻，赶紧脱身。如果不是父亲工作单位所在的内蒙呼和浩特一封来信，我或许真要在纺织厂锅炉房将就下去，熬到转正，熬到考取劳动局的司炉证，然后努力考个电大读张文凭（我后来吃过好几次没有文凭的苦头，并非我在乎，而是有些人很在乎，不乏黑色幽默），然后想办法托关系以工代干（即以工人编制做干部工作），然后再进一步争取入党提干，然后更上层楼爬到中层干部职位，最后，等到盛世来临工厂倒闭统统下岗几千人呼啦啦作鸟兽散。
家里收到呼和浩特医药公司来信，我还在纺织厂。信是写给父亲的，说有内部招工名额（这叫内招，专为本系统职工的待业子女解决工作问题），要在呼市中药厂为我安排一份工作。父亲那时虽然纵酒，但跟医药公司上级或同事通信，也很忧虑我的出路，这是我后来在他遗留的内蒙来信中读到的。然而步他后尘，离乡背井去天寒地冻的内蒙工作，父亲不知糊涂还是开明，要我自己拿主意，反正小时候我也去过那里，他的很多同事都认识我，不会待我太薄。祖母向来传统，虽不赞成，也不好过分反对。至于我，祖母我是舍不得，但能摆脱纵酒的父亲，逃离恶劣的居住环境，远远去到一个新鲜地方，又有现成工作，我心动了。
心动就要行动。但到内蒙工作，即使有呼市发来的招工函，也不比后来的“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只身南下即可。当时，不仅粮票没过时，介绍信等繁冗手续也还流行，户口更是重要。我辞了纺织厂的工作，因为还是学工，不过将个人档案转回街道办事处。但是，之后要办的手续就多了。我拿着呼市医药公司的招工函，先到街道办事处开介绍信，又去劳动局办手续，还要到派出所请户籍出具户口迁移公文，并要办理粮食关系的变更手续，很是忙了一阵。我最记得，我那时人事局与劳动局不分，跑去人事局办手续，人家告诉我，人事局管国家干部，我是去当工人的，只能去劳动局办。
好不容易手续办完了，当然户口等等，要我去了内蒙才会正式变更。但将户口从天府之国办去内蒙非常容易，因为那是常人敬而远之边远贫穷的地方，类似当年大家谈虎色变的“新西兰”（新疆、西藏、兰州）。就拿父亲来说，他从内蒙回成都养病，户口一直难以迁移，过了好几年，直到他正式退休，才终于落户成都。但我那时不知户口对中国人来说有多重要，只想远走高飞。唤醒我的，是院内的邻居伍哥。他长我十来岁，也在工厂做工人，从小待我如兄弟。他说我千万不能去，那里条件那么艰苦，人家想来这里都来不了，你倒好，一心自投苦海，你看你父亲就是一个例子，你以后想回来都回不来了。我看他比我还急，想起小时候去内蒙，一年吃不上几顿米饭，终于有些动摇。伍哥忠厚，不仅替我着急，也替我想办法。正好，他老婆谢姐有位邻居，在本市一家有名的民营眼镜行做验光师，于是介绍我去那里上班。
八
眼镜行老板姓杨，四十来岁，个子不高，相貌斯文，爱穿一身不系领带的灰色西装，架了一副茶色镜片的金属方框近视眼镜（这是当年流行的样式），很有几分文人气质。就像做保险柜文件柜的街道小厂厂长，杨老板从小也住我家附近一条街的街边。但是英雄何须论出处。他算是当年能人，有文化，有眼光，跟我十多年后见识的农民企业家有所分别。邻居伍哥与谢姐两口子辗转听来，说这人很有神通，认识不少北京文艺界名流（眼镜行的招牌就是演员谢添所写），不知还有什么关系，总之做生意也很在行。这是实话。不过他的“神通”后面再说。这里只说他当年挂在眼镜行门前的一条红色横幅“美哉国货”，就在广告稀少的市面惹人眼目，还为时兴的时事刊物《半月谈》专题报道，这在当年既闭塞又落后的西南省城，也算别具一格了。
我去眼镜行，不光又有一份工作，也因介绍人跟杨老板说起我居家困难，而眼镜行正好有个带防空地道的会议室兼隐形眼镜工作室，就在附近的指挥街。为了安全，那里晚上要有人，说穿了，就是找个看更。我一听可以不住家里住那里，觉得这是好事；再听说杨老板现在的生意重点，是本地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博士伦隐形眼镜（连国营眼镜行都无此业务），而我如果表现不错，他不仅会让我做验光师，还会带我去北京学习隐形眼镜技术，这样的机会，当然是跑去内蒙当个中药厂的学工不能比的。我有些庆幸，总算听了伍哥劝告。白天站柜台，晚上当看更，再怎么，也好过铲煤运煤三班倒。
眼镜行共有两个门市，我去的那间名叫长街眼镜行，是新开不久的分店，就在市中心毛泽东巨型站像的斜对面。临时搭建的一溜商业平房，我们占了两间铺面，大概上百平方（平房现已不存，新葺也是平房，乃登喜路等国际奢华品牌专卖店）。柜台围成四方形，后面一左一右两间小房，用来验光与配隐形眼镜。员工都是街道男女或待业青年。这里跟我以前卖日杂不同，分为上下班。每班一个班长，皆为三十来岁的已婚妇女，一个姓曾，一个姓徐。前者貌凶，嗓音沙哑；后者面善，比较谈得来。管店的是验光师王姐，杨老板的心腹，去北京学过隐形眼镜，也是三十好几，矮个，小脸，笑起来一脸皱纹，衣服几乎一天一套，若不细究年龄，就像一只花枝招展的蝴蝶精。王姐是店里的有钱阶级，老公是什么个体户，常常一身方格西装，骑着日本大摩托来店上寒暄或接老婆下班。王姐的老爸是退休工人，口水多多的上海阿拉，白天不上班，晚上跟我一样，就住店里看更。大家（包括两个班长）不仅恭维王姐，就算对看更的王老头（他人不坏），也有几分忌讳。
时间大概一九八四年冬。我站了一阵柜台，看曾姐徐姐和其他同事怎样应付爽快客人或难缠客人，了解镜框镜片的各种分别，也像他们那样，借着酒精灯的热度，胆战心惊帮客人调试镜架松紧。这活不难，难的是验光与隐形眼镜，但我要从柜台去到验光间，还有一段时间。长街眼镜行的验光师都是女子，都穿白大褂，据说工资也高些。我看了很羡慕，仿佛蓝领羡慕白领，不光因为那时配隐形眼镜还是卖方市道，一大清早，门前常有顾客长龙，验光师就像医生一样受人尊敬，也因为其中一位美人，大我几岁，五官轮廓，真有一九五○年代的日本电影女星原节子那般东西交错之美。她也有男友，斯文小生一个，下班爱来接她。我有时看得发呆，幻想自己也穿白大褂，跟她站在一起，不就金童玉女一对（我真是文学书读多了）。但时间一长，等我真穿上白大褂，我发觉这个美人虽无坏心，但跟她发牢骚需要慎言，因为她与当眼镜行会计的姐姐，都是老板心腹。
九
在离家不远的指挥街看更，是我第二次长住外面。钢丝折叠床与被褥，都是家里带去的。吃罢晚饭，伍哥夫妇一路陪我，去到那里安顿。我就住防空地道出口一旁的地上窄屋。屋内空空如也，当头一盏昏黄电灯。屋外是黑黑门厅，大门有两条结实木杠把关，倒也不用害怕。地道空气潮霉，直往小屋钻，但听不到醉酒父亲喧哗，我睡哪里都是高兴。
防空地道二三十米，尽头是间大会议室，摆了一台体积庞大功能复杂的日本原装夏普录音机，还有大彩电和录像机。这些都是可望不可即的奢侈品。我连短波收音机也没有，看了自然兴奋。但是会议室夜里上锁，我没钥匙。有天晚上，眼镜行两个与我年龄相近的同事敲门（他们是亲兄弟），说要进会议室听音乐看录像（门锁用小纸板就能捅开）。我初来乍到，如此“小恶”也不敢为，但跟着别人，胆子就大了。我记得看的香港警匪片，他们携来的录像带。画面朦胧，稍纵即逝的男女交欢（哪有什么交欢，不过交欢的影子），看得耳热心跳。之后我有样学样，看更读书闷了，也独自穿过阴森地道，破门而入，打开夏普录音机听邓丽君。夜半无人，我将音量放低，听她浅吟低唱，“时光不停地流，一去不回来……”。
柜台站了没多久，杨老板觉得我是可造之才，叫我去眼镜行的镜片加工场实习几天，了解配制有形眼镜的流程。加工场就在附近小街，简陋的两层小楼，跟我做文件柜的街道工厂相似，很像中世纪作坊。工头是个吕姓街道妇女，大舌头，口齿不清，令我想起小儿麻痹的文件柜组长毛毛。研磨镜片也是噪音尘埃，但这次我不怎么动手，站在一旁观望，耐下性子听大舌头中年女人讲解。看完工场我又回长街眼镜行，一半站柜台，一半进验光室，学习验光与隐形眼镜配戴。当时隐形眼镜还分硬片软片，售价昂贵（六七十元，等于我在眼镜行一月工资），配戴麻烦，尤其眼睛与硬片接触容易过敏，常有顾客双眼肿胀如红眼病前来求助。跟眼睛打交道，虽然杨老板也请大医院眼科医生给我们上课（就在地下会议室），但我们也够胆大（所有验光师都未经过正式培训考核），摸着石头过河，说得夸张些，有点像今日非法隆胸结果把客人胸也隆没的美容院，或像一嘴黄牙的牙医在街头摆出一堆好似兽医所用的器具就敢开业。好在没有出过重大事故。
长街眼镜行这段日子算是快乐。工资不算少，住得又清静，每天还有空闲读书会友。我为班长徐姐鼓动，花四五十元买了生平第一套西装，还买了生平第一件防寒服（虽然很薄）。那时西装开始流行（当然还没流行到连农民下田也穿西装的地步），进口香烟也买得到了（大概三元一盒）。我偶尔要开开洋荤，去眼镜行附近的杂货店买盒美国云斯顿或是香港的良友牌香烟。售烟的小女子长得一点不漂亮，但她喜欢恭维我，我也喜欢听她恭维。更何况，我又在学验光与隐形眼镜，怎么也是热门技术，还听说杨老板最近准备带几个人去北京学习，我显然有份。我有些飘然。我的生活在慢慢改变，就算不是一片光明，但也充满希望。我虽没苦到极致，但我好像从不崇尚苦修。适当的物质享受，可以令人放松。我至今这样以为。
十
指挥街住了一阵子，我家院内有位三十来岁的街道纺织厂女工，带着同母异父的两个宝贝儿子，跟着再嫁的机关干部老公住楼房去了。她留下一间十来平米的空房，偶尔有她退休的老父过来歇歇。因为是公房，她临走之时，委托祖母帮她交房租，并好意让我去她的空房暂住。我在指挥街看更，毕竟只能过夜，白天还得回到逼仄家中，于是住了进去。我把自己的书搬了部分过去，堆在靠窗的笨重写字台上，多少有了一个像样的私人空间（我去眼镜行之前，也帮院外临街的邻居看过房子。房主是学建筑的工农兵大学生，秃顶，三十好几才谈恋爱。忘了因为什么，他有段时间不在家，要我帮他看屋。我当然巴不得，住了一两个月，乐得一人世界。他的房间有股浓烈的香皂味，今天想来或许刺鼻廉价，但我那时觉得好闻，仿佛女人香。他还有一套不知哪里弄来的香港《开卷》杂志，类似内地知识阶级爱看的《读书》，其中一册有碧姬 ·芭铎的侧身彩色裸照，我翻了又翻）。
闲话休扯。杨老板带去北京学习的人选终于公布。除了我，还有总行两女一男，女的是我来这里的介绍人，长我几岁，另一位是眼镜行会计，即美人验光师的姐姐，她是老板心腹，当然只是去玩；男的与我一般年纪，口齿伶俐，比我乖巧。我去北京，伍哥跟我一样高兴。因为要去一个来月，临行之前，他送我六十元钱，叫我一定要在天安门前留个影（他一直怪我父亲从前带我路过北京，也不留个纪念。其实我有所留念，即在北京旅店尿床一次）。自从儿时去过内蒙，这算是我再度出省，但又远比第一次“风光”。跟着杨老板，我坐上至今坐过的唯一一趟软卧列车（当时要县团级干部和外宾才有资格）。到了北京，又住进东直门外的《中国青年报》招待所。房间虽是三人合住，但我成人之后初到异地，不免兴奋莫名。
杨老板的确能人。在招待所餐厅为我们接风的，是杨老板的茶色眼镜朋友，《中国青年报》的副总编辑，据说以前乃团中央干部，年纪三十五六，高高大大，白胖无须，讲话慢条斯理；还有一位报社女记者，也是茶色眼镜，二十好几，烫着时兴短发。他们陪吃又陪玩，后来杨老板先回成都，他们还安排报社汽车，载我们去八达岭看雪景。比起我们几个外省土包子，他们算是见多识广的京城文化人，但有杨老板的面子，他们既客套也友好。我爱竖起耳朵聆听，听副总编辑说他在刘宾雁家吃晚饭，说他以此为题发表一篇文章，还听他和杨老板讲起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我算是初见世面，很有接近文化乃至权力中心的新鲜激动。
虽是学习，杨老板一开始也带我们东游西串。我们去有名的莫斯科餐厅吃大餐，这在当时并非市井小民消费之处。天安门我当然补照一张照片，但最令我兴奋，还是跟杨老板去名演员谢添家吃晚饭。我自小痴迷看电影，电影演员跟作家一样，都是我从前羡慕的人物。进了北影厂，上了谢添家，坐进摆了书柜的客厅（书柜摆了主人外访带回的小摆设，墙上挂了一幅叶浅予题赠的长袖起舞蛮女立轴），我们当然少说多听。谢伯伯（我们跟着杨老板如此称呼）六十开外，也是一副茶色眼镜，穿着毛线开衫，裤子当门也是开敞，肚子微挺，不复《洪湖赤卫队》的英俊副官扮相。但他谈笑风生，喜欢川菜，能说四川话，讲他如何导演《甜蜜的事业》（这部电影宣传生男生女都一样，八十年代风行一时，尤其片中表现爱情的慢镜头，后来模仿甚众，成了相声演员笑柄，所谓“女的在前面跑啊跑啊，男的在后面追啊追啊”）。吃了晚饭，宾主自然合影留念。灯光闪完，杨老板鼓动谢伯伯摆好笔墨，要为我们题字。他写的是非常别致的倒书，由上至下，从字尾写到字头。他给我写了“奋飞”二字，称我成林小兄还是老弟（我带回成都不无得意，邻居争相传看。这幅“奋飞”，我后来放进家中立柜。数年之后，它不堪虫蛀，终于被我弃掉）。
谢添家出来，我们坐车回招待所。同行异常兴奋，七嘴八舌，不乏忠心耿耿。杨老板开心，见我望着车窗外面不怎么出声（其实我也高兴，一直回味），专门问我这几天感觉如何。我看他们之前说得肉麻，顺口答道“还可以”。至今想起，我真是涉世太浅，不懂虚与委蛇（我现在虽没这么傻，但牛脾气偶尔也要复发）。我完全想不到，我之后在眼镜行的日子，就因为这句“还可以”，足以让我过得不怎么可以。
十一
北京那时在我眼里非同一般，不光因为父亲曾在北大念书与中科院考古所工作，也因为我当时认定，北京上海都是中国屈指可数的文化中心（父亲常年订阅多种京沪报刊。信息闭塞的年代，这是我与外界接触的最佳媒介）。我在北京一个来月，除了杨老板带我见的世面，除了平常要去学习的眼镜厂门市（地址与厂名我已忘却），我更留意北京的文化氛围。其时，我喜欢的英国威猛乐队正在北京演出，我看到门票五六十元一张，不免暗自遗憾。眼镜行三位同事对故宫无甚兴趣，但我与招待所服务员混熟，借了自行车一人前往，地毯式轰炸一般，狠狠细看两次。临走之前，我还乘地铁又转汽车独往香山，只是父亲叫我一定去看的雍和宫正好关闭，我要二十年后才可了却心愿。我恰好也遇上美国电影周，《中国青年报》那位白胖的副总编辑送来电影票，我一人去吉祥戏院看了《金色池塘》，出来感叹外省太少这样的眼福。
从北京回来已是八五年春末，一切似乎正常。我在长街眼镜行继续为顾客验光配镜，能够见识各色人等，我也颇为开心。因为隐形眼镜与清洗镜片的药液时有欠缺，我偶尔也把手中客人介绍去总行。一天，有位年轻女子去了又来，神秘兮兮，告诉我总行那边的验光师说我不少坏话（说坏话的其中一个，就是介绍我来眼镜行并同往北京学习的那位）。这位陌生女子还说，她之前看我工作负责，觉得她们说的未免过分，才专门过来向我通风报信，要我小心提防。我听了有些吃惊，但也相信她的说法，人家与我无亲无故，没有必要挑拨离间。然而更大不安，还是我渐渐感到杨老板的冷淡。最大一个“恶兆”，今天说来自然一笑置之，乃是当时，中国电影金鸡奖与百花奖的颁奖典礼移师成都举行，杨老板乘机邀请一众明星名导来指挥街地下室欢聚，计有谢添、陈强、凌子风与秦怡等人。该去的同事那天都去了，我当然成了不该出现的其中一位。
但是那段时间也有异样欢乐。我认识高我一届的女同学，她在省内某地师范学院英语系读书，假期来我这里配隐形眼镜。借用马悦然的比喻，我与她如联系汇率那般，从此搭上将近两年的恋爱关系（据闻她后来远嫁澳洲）。我们频繁通信，滔滔不绝。我是文学少年，她近乎文学少女，彼此都擅文艺腔式的书面语言。她鼓励我自学英语，鼓励我自学中文系本科报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生（考研究生我两年后放弃，但我的英语由此起步，我至今感谢她毕业回来为我严格校正英语发音）。她还率先寄来她的大头半身照，短发刘海，脸盘稍宽，五官不乏清秀，只是样子比我出老。有她打气，我去报了外面的初级英语学习班，上课是在傍晚，距眼镜行也近。我想工作学习都不耽误，满怀希望去找杨老板，请他帮忙调整我的上班时间，但他一口回绝。我吃了当头一棒，虽然觉得杨老板培养我花了工夫，我立刻走人情理不容，但也怀疑我在眼镜行究竟还有多少光明。我又开始留意报上的国营单位招工广告了。
十二
对于无权无势的小民，省政府的金牛宾馆是个神秘所在。我读小学时，学校组织上街，欢迎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来访。我们在市中心要道守候几个小时，除了长列车队，连金日成的影子也没看到。金日成就下榻西郊金牛宾馆，不过那时还叫省委第一招待所。看到报上刊出金牛宾馆的招工广告，我一片憧憬。左邻右舍都说这个地方好，听说里面就像公园一样宽敞漂亮，不光政府事业单位，还是专门接待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外国元首的国宾馆，以前从不对外招工，能够进去的人，不仅相貌气质千挑万选，而且多半革命干部子女或者关系过硬，并要通过严格审查。金牛宾馆也是一九五八年中共成都会议的召开地，毛泽东就在这里制定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跃进政策。
我决定报考金牛宾馆服务员。我在眼镜行已经失宠，主动离开或被迫离开都是迟早的事情。就算当服务员，金牛宾馆显然也比眼镜行更好更有保障。但我知道，考上金牛宾馆不是那么容易，除了害怕自己家庭背景有问题（我的外祖父是五十年代被镇压的“反动官僚”），通不过政审，我也担心报考的待业青年太多，若不赶紧，到时恐怕连名也报不上。所以，我提早一天（正式报名是第二天早晨），约了高二的同班好友刘气功，先去报名所在的童子街探探风声。童子街是条小街，就在当年主管金牛宾馆的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一旁。我们去到那里大概中午，临街的报名处门口（与管理局宿舍大门隔街相望）已有十来人排队，有报考者的父母，也有待业青年。我一看有点慌，赶紧与刘气功排在后面。可是下午我要去眼镜行上班，刘气功在北郊的工厂做工，那天正好有空，于是先帮我排着。
傍晚下班，我赶紧回家，说是还要排队，夜里回不来了。伍哥夫妇既八卦也关心，骑车陪我前往。成都的深秋不是太凉，但我怕后半夜难熬，还是多带一件衣服。夜色之中，远远望去，昏黄的街灯下面，童子街的报名处密密麻麻好几百人，除了看热闹的市民，有家长也有子女，要么席地而坐，要么坐自己带来的各式小凳，看来准备在此过夜。刘气功的女朋友小吴在国营商场的大集体杂货店上班，下了班也给刘气功送衣服来了。不光我们，所有人都七嘴八舌，又兴奋又担心，凭空讲起金牛宾馆的种种福利与传闻，害怕自己报不上名，害怕好机会被有后门无须排队的人抢走了。过了一阵，伍哥夫妇先走；快到半夜，小吴也回家了，就剩我和刘气功坚守。然而人群依然激动，四处嗡嗡。刘气功不像我那样怯生，敢与陌生人搭话。他与对面管理局宿舍出来看热闹的小女子讲得热乎。那小女子留短发，戴眼镜，说话很快，颇有男子气，有点居高临下，反而讲起金牛宾馆坏话，譬如里面服务员都是开后门进去，不思上进，你以后就知道了，仿佛在为我惋惜（我后来与她交往，不仅知道她讲得没错，也知道她姓李，在联合国某某机构投资兴建的省级计划生育管理干部学院做打字员，当然是凭关系）。
后半夜果然很凉，人群逐渐安静。刘气功好动，记得还喝了小酒，带着一帮小混混，不知跑到附近哪个地方撬回一堆木板，就在街边生起火来取暖。我向来怕事，有点担心，但刘气功对我这么好，我也不好阻止。木板有限，不能燃到天亮。拂晓时分，我们都已迷糊，总算熬过一夜。天明人群开始躁动，我又担心中国人的老毛病要犯，即本来排得好好，等到报名就会争先恐后乱成一团。不过，幸好有人维持秩序（忘了警察还是保安）。
上午九点，金牛宾馆的面包车来了，下来十多位男女，都是黑色西装，男的领带，女的淡妆，虽不至于清一色帅哥美女，但也让人眼前一亮，不比工厂招工人员的奇形怪状。我庆幸自己来得早，排在前面，终于报上了名。报名与我从前参加的招工有所不同，除了填表测身高测视力（我配了隐形眼镜，可以蒙混过关），还有几位西装女子拿着纸笔，为报考者的形象气质打分。看来国宾馆就是不一样。报名手续忙完，我头昏脑涨，但又必须若无其事，下午继续到眼镜行上班，晚上则赶紧回家，复习文化考试的功课。之后一切顺利，我最担心的政审也毫无问题（祖母说，金牛宾馆政工科科长带人来向家里和邻居调查过）。
收到录取通知书已是初冬，要我带上个人被盖与伙食费用，到远在西郊的金牛宾馆，与考取的七八十名学员一道，参加为期一月的封闭式培训。我高兴得不行，祖母高兴得不行，邻居也高兴得不行，仿佛偏远贫穷的山村好不容易出了一名状元。离开眼镜行之前，我去到总行阁楼上杨老板的办公室，向他辞别，感谢他之前对我的栽培。我本担心杨老板对我恶声恶气，但他没有。短短几分钟，他说些什么我记不得了，只记得他叹一口气，说金牛宾馆是个好单位。他没有为难我。
二○○七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月六日
少.爷
一
好几年没有少爷的消息了。我和少爷最后一面大约五年前。汶川地震之后几个月，我们在成都南河边的耍都吃了一顿黄焖鸡火锅。那晚，少爷兴致好，话很多。从耍都出来，他推着款式落伍的电动单车，跟我一起走过彩虹桥。我说起自己的工作可能或去处，尽量掩盖黯淡前景。少爷没怎么出声，最后只说了一句，仿佛我们已到风烛残年：“我们这个年纪，再也经不起摔打了。”如同之前很多聚会，他突然低落退缩：“我回去了。”他的瘦小身躯坐上电动单车。微凉秋夜，很快把这个小男人吞没。
少爷是我的高中同学。他的母亲从前是新都县的大户人家小姐。他的父亲在我念高中的那所中学教物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做过解放军的文工团员。中学时代的少爷有些高傲，大概因为他觉得自己出身知书达礼的好人家，所以得了少爷这个绰号。他的另一个绰号却不高贵。他一直瘦小，头发柔软稀疏，五官像他母亲，尤其那对单眼皮的小眼睛，摘掉眼镜，就像一对老鼠眼。四川人把老鼠称为耗子。我不知道谁给他起了这么一个绰号，因为少爷高我一届，我们认识那阵，他高考落榜正在我们班上补习，准备跟这届文科班一起再度参加高考。“耗子！ ”大家有时这么叫他，但是看得出来，他不喜欢。
我从少爷那里第一次知道徐志摩和戴望舒这两个名字。他借给我四川文艺出版社编的两本诗人选集，这是“文革”以后中国大陆首次发行。不到十六岁，我的文学视野和阅读趣味还很原始。我和少爷都很喜欢这两个诗人的感伤作品，读着《沙扬娜拉》和《雨巷》，我们赞叹不已，努力模仿，尤其是我，想做一个诗人，因为诗人和诗歌既很时髦也很神圣。文学把我们变成好友，我们频繁串门，他到我的穷巷瓦屋，我到他的学校宿舍。他的家位于一幢三层红砖楼房的底层，两室一厨，同一单元两户人家共用一个臭烘烘的旱厕，但在大多数人还住瓦房和撅成横列蹲公厕的时代，他们高人一等。
我和少爷都没考上大学。一九八二年高中毕业，我一边打短工站柜台，一边继续做着诗人梦或文学梦。少爷比我幸运，因为父亲是教师，进了市中区一家中学的校办印刷厂做学徒。但是我们的来往跟在学校一样频繁，少爷也成了我的第一个严肃读者。我让祖母把我的诗稿用针线订成一小册，拿给少爷看。他很喜欢，把它转给他的一个考上大学的同班同学。那个同学在读中文系，可能算是我的第二个严肃读者；他用白纸煞有介事写了一段鼓励评语，让少爷转给我。我的一首以黄昏开篇的感伤短诗，少爷尤其喜欢。他用吉他把这首短诗谱成歌，然后唱给我听。
吉他渐渐取代文学，成了少爷的第一爱好。他工作的中学有个二十多岁的校工，参加杭州举行的全国吉他比赛，拿了一个夏威夷吉他奖，还跟台湾歌手侯德健合影。这个校工成了少爷的偶像，他经常跟我谈起他，还带我去偶像的宽敞宿舍，就在教学楼的顶层，仿佛一个音乐沙龙，客人都是成都古典吉他、夏威夷吉他和电吉他的顶尖高手。少爷开始苦练琴艺。我从少爷那里第一次听到《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和《爱的罗曼史》，第一次知道罗梅罗、耶佩斯和威廉斯这些世界吉他大师。他借给我吉他古典名曲的录音磁带，但是他弹这些名曲从来都不完整。他的琴艺，就跟我的诗艺一样初级。
二
两三年后，等我考上省级国宾馆做了一名客房服务员，我们的诗艺和琴艺依然长进不大。业余时间，少爷跟着偶像拼凑的乐队在成都的歌厅酒吧演出，俨然音乐圈的一个小成员。我则埋头书本，异想天开，想以高中文凭报考大学中文系的现代文学研究生。幸运再度青睐少爷。他父亲找熟人，把少爷从校办工厂“大集体”借调到刚刚开办的西藏中学。这所中学不比一般学校，教师千挑万选，哪怕做个校工，你没关系也难于登天。不无得意，少爷带我看了远在市郊的西藏中学。新建的教学楼和宿舍楼，让我想起成都刚刚开设的美国领事馆（我对更广阔的世界还很陌生，只能参照美国领事馆）。那段时间，大概是少爷有生以来最风光的日子。他言必西藏中学。会弹吉他，又在音乐圈混过，也让爱好文艺的藏族学生对他多了几分尊敬。
然而命运开始变脸。借调西藏中学不久，还没转正，少爷就跟一位女同事好上了。女人的未婚夫是现役军人。我见过那个女人一面，不太像个正神。接下来的事情，我后来从没问过少爷，但据同学之间流传的权威版本：他跟相好去新都游玩，不知女人是否事先设计，军人未婚夫尾随而至。破坏军婚该当何罪？身材瘦小的少爷饱受一餐拳打脚踢，“几乎打成熊猫”。等到对方离去，他在新都打电话给成都一个警察同学，对方开车把他接回成都。他在另一个警察同学家里住了大概半个月，最后来到我工作的国宾馆，住进我的宿舍。我见到“熊猫”时，他的脸上手上还有瘀青疤痕。他跟我同睡一张床，中午才醒，等我把饭菜从食堂端回，吃完之后躺着读书看报，要么趁我不在，乱翻我藏有日记的书箱。晚上，他去宾馆后院的湖边走走，或者躲到楼下我的办公室看电视直到夜深（我那时正在“以工代干”）。过了大概十天，“熊猫”说：“我回去了。 ”他还得面对现实。
西藏中学把少爷退回校办工厂。他没脸回去，跟着父亲一位做生意的老朋友跑业务。去了一趟广东，少爷带回一堆打火机迷你贴纸，上面都是穿得很少的女人，你把点燃的烟头凑近，女人就会脱衣亮出奶子或私处。他想把这些批发给成都街头的烟摊。好几年过去，我问起这堆贴纸，他还剩下很多。就像之前跟着偶像混迹音乐圈，少爷的寄生功能很强。他很快跟我一位同事打得火热。这个同事晚上也在酒吧弹琴卖唱。下海已很时髦。我的同事拉上少爷，应邀跑到内江一家政府宾馆，做了好一阵高级策划。一九九二年，我很快要去澳门做技术劳工。临行前，我去了一趟内江。他俩免费住在宾馆客房，三餐不用花钱。内江远比省城闭塞落后，除了骗吃骗住骗点工资，我不知道他们能够策划什么。
少爷到内江时，他的母亲已经瘫痪好几年，需要家人照顾。他的父亲不再教书，多数时间在家，一边照顾妻子，一边给学校教务处刻试卷蜡纸，偶尔兴致好，弹弹家里那台老旧风琴。少爷还有一个哥哥，中学毕业，进了国营运输公司开车跑货运。他哥长得跟他完全两样，粗壮敦实，像他父亲。这位兄长没读过什么书，少爷不是太看得起他。他的嫂子是郊区农转非的居民，少爷几乎也不怎么跟她搭话。但他似乎喜欢他的小侄女。每个周末，他哥一家都要回来。二三同学和朋友爱在这时应邀而来或不请自来，跟他一家人坐在桌旁喝酒聊天。他父亲没教过我，另外几个同学却是他的学生，师生相聚总有很多话题。很多时候，他的瘫痪母亲喜欢坐在一旁，带着深居简出的病人那份专注，一边听我们聊天，一边打量我们。那幢红砖教师宿舍后来统一扩容，外墙抹了一层灰灰的水泥，屋内多出的一间，成了少爷的卧室。他们的狭窄厨房和餐具一直邋遢；同一单元两户人家共用的旱厕，似乎也愈来愈臭。
三
我在澳门时，少爷来过几封长信，还跟我在成都的旧相好联名给我发来生日贺电。他不在内江的政府宾馆做策划了，回到成都无所事事。他的母亲似乎欠佳。他和另外两个同学去看了我的独居父亲，“老太爷还是经常醉酒瞎闹”。带着幻想与无知，他希望我在澳门遇到一个葡萄牙海盗的女儿，他不知道中国男人兼内地劳工根本卖不出去，他没我清楚生为内地人的无奈与悲哀。我的回信没提我在澳门的实际情形，只往好处写；我尚未找到坚强和自信的力量。想到他喜欢日本AV，在网络尚未出现的年代，我撕下两页日本成人杂志的AV报道，夹在寄给他的信里。后来见面，我问他有没收到。他没收到。这封信没能通过中国海关。最后，他的一封长信写他母亲病逝。他很难过。他一直以母亲出身大户人家又有台湾亲戚而自豪。他的母亲瘫痪将近十年，全靠他的父亲照顾。老太爷现在终于解脱。
三年后的深秋，我离开澳门。在珠海机场，我跟同是内地劳工的厦门女友暂别，第一次飞回成都。少爷和另一个同学找了一辆车来机场接我，然后直奔他家附近一间火锅店。成都的秋夜很清冷。望着破败小街昏黄路灯歪斜瓦房和肮脏公厕，我不觉得亲切。见到高声说笑的老友，我甚至感到一丝陌生。我根本吃不出火锅的味道，暗暗怀疑自己谢绝挽留执意回来的决心。吃喝完毕已过午夜，我到少爷家暂住一晚。他搬到父母那间大房了，室内简单装修，靠墙一张大床，他父亲则睡儿子从前的卧室。等我从臭烘烘的旱厕小解出来，少爷悄悄问我：“这几天手头有点紧。给点钱用吧。”我从钱包掏出一张五十元的钞票，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我从葡萄牙海盗的女儿跟你飞着媚眼的澳门回来，也因为我给不了太多。他的大床，被盖一股霉臭，我睡得一点也不舒服。
在成都待了半年多，我又回到澳门，想着老板之前的器重，抱着一线改变身份的奢望。临走前，我把刚回来时好几百块买的传呼机留给少爷，不是送他，而是让他用着，说不定我还回来。不到两年，我的移民奢望彻底落空。沮丧愤懑，我和女友从澳门回到厦门，匆匆结婚，一起飞回成都，借住在我的母亲家。我们没工作也没房子（祖母留下的那一小间公房瓦屋，破得根本不能住人），我们的可怜积蓄只能支撑小段时间，我们都不喜欢却又不得不回来。没人相信我们别无选择，没人相信我们手头紧张。我们只得笑脸迎人，打肿脸充胖子。
少爷还在无所事事，渐渐成为同学笑柄。有的说他沉迷电脑游戏，整天泡在网吧。有的讲他没钱却又好赌，输了就找同学借钱。最让大家鄙夷的一个段子，讲他打麻将打到深夜，自己的烟抽完，周围的人也没烟了，烟瘾发作，他钻到桌下，捡起几个烟头来抽。隔了两年再见，我发现少爷的头发更稀了，鼠毛一样耷拉顶上；牙齿东一块西一块都是茶渍烟斑；几根鼻毛，有时粘着小粒鼻屎，常常伸出他的鼻孔；不论走路还是坐着，他老爱缩着脖子，背比以前更弯：他成了一个窝囊卑猥的小男人。少爷的吉他还在，但你极少听他弹琴。
草草安顿，我和妻子忙着找工作。我们只有一部离开澳门时买的日产手机，家里暂时没装电话，我和妻子联系事情很不方便（装部电话当时仍然昂贵。一位老邻居在电信局工作，后来给了我们一个内部转让相对便宜的电话名额）。我向少爷要回那台传呼机，他不高兴，可能觉得我们不缺那几百块钱。我们的来往因此愈来愈少直到中断。几个月后，我父亲病死养老院。我打算把父亲和已故祖母的骨灰撒进都江堰以北的岷江。一个同学主动去叫少爷，但他没有露面。
妻子比我幸运，很快在一家民营企业找到工作，做了农民董事长的秘书。我母亲不喜欢这个儿媳妇，觉得我们在澳门挣到钱了，不愿意我们免费住她房子，催着我们搬家。搬进租来的房子，我仍没找到工作。我开始怀疑自己“水土不服”，前些年一直给港澳大老板摇笔杆，究竟还能不能找到像样的工作。等到我和妻子咬牙买了一台二手电脑装上网络，我逃进虚拟世界，晚上拼命上网，玩游戏玩到天光，白天睡到午后才醒，夜深人静又开始新的一轮疯狂。除了从不赌博，不钻到麻将桌下捡别人扔掉的烟头来抽，我几乎变成第二个少爷。
将近一年过去，在一个同学的撮合下，我和少爷握手言和。如同当年借调西藏中学，运气又在向他招手，虽然这次大打折扣。当初把鼻青脸肿的“熊猫”接回成都的警察同学，现又帮他在一环路边的夜市找了一个摊位，他在那里卖袜子。更让人吃惊的是，少爷结婚了。老婆小李是夜市一个广东小老板介绍的。她比少爷小好几岁，来自四川某县，没工作，现跟少爷一起摆夫妻档。去见少爷前，我买了一瓶礼盒装洋酒，算是送他的迟到贺礼。他的新房没添什么东西，天花板还悬着结婚时的彩花彩条，地上没铺瓷砖，而是像我的住处那样铺了一层塑料地毡。新娘子跟少爷的嫂子一样粗壮，有着进城闯荡的乡下人那股纯朴加精明和真假难辨的自谦。在她面前，少爷就像见多识广人脉灵通的兄长，就差没把小李或“妹儿”当场托付给各位。我妻子当时已是民营公司副总经理，她让小李来做食品促销，把她派驻效益最好的外资商场。妻荣夫贵。农民董事长求贤若渴（这位老兄的慷慨与爽快，远远强过我后来见识的中国文化圈）。拼凑一堆我在澳门收集的欧美港台资料，我去集团总部做了一次管理讲座，应邀当了三个月的高级闲人。天天坐在高新区写字楼，看着反复无常疑心重重的董事长“文革”一般频繁清洗，我不知道自己究竟能有什么贡献，更不知道哪天轮到我和妻子倒霉。
四
澳门认识的香港朋友及时救了我们。二○○○年，我和妻子应邀到深圳工作。朝九晚五烦琐事务我已厌倦，我又提起笔来。这一次，我没想过要当诗人。一开始，我的文字不伦不类，貌似好过从前。得益于刚刚出现的网络，我在小圈子有了小名气，出了一本不伦不类的小书，然而我的写作仍然初级，我还找不到自己。两三年后，我的婚姻濒于破裂。我不时逃回成都，用虚幻乡情和友情替代另一种虚幻。
少爷不比我好。他依然沉迷网络，小李则到另一家食品公司做了促销，最后离家出走。少爷的父亲早已退休，厚着老脸再托熟人，少爷最初工作的那家中学开恩，让他回来在教务处打杂。被老婆抛弃，低三下四回到单位，少爷再次被人鄙夷。二○○五年底，我和妻子分手，我回成都暂居。不想跟少爷一样成为笑柄，我绝口不提自己的婚变。鲁莽无知，想用相对机械的脑力劳动填满时间，我做起报酬奇低付出巨大的文学翻译，几乎活不下去。少爷不知道这些，他只觉得我在慢慢实现少年时代的梦想。“我很失败，你很成功。 ”他醉醺醺对我说，真诚而又无知，就像当年写信希望我在澳门遇到一个葡萄牙海盗的女儿。
少爷后来装了一台电脑。这台电脑成了他的老婆。你去他家，随时看到他跟“老婆”耳鬓厮磨。喝酒有时冷场，话题或不热门，他就躲进卧室守着“老婆”，不再搭理酒桌旁的二三同学。纵有饭后余兴，譬如出去再喝，他也常常拒绝；即使出去，他多半提早退场：“我回去了。”除了周末他哥一家回来，家里没有女人气息，一切都像他家厨房一样陈旧邋遢。他父亲愈来愈老，不时需要吸氧，坐在定时炸弹一般的古老氧气瓶旁，听着我们说话。少爷的母亲病逝好几年，但他仍然哀痛，喝了酒往往说起她。这些年的挫败积郁兼自作自受，让他不堪重负。他说他去看过心理医生，他说他去过几次教堂，看到我主耶稣悬在十字架上就想流泪。
当年在新都挨揍回到成都，少爷暂住在另一个警察同学家里。这个同学现在也跟妻子分手了。有一阵子，我们三个离婚男人常在一起分享负能量。养尊处优的文职警察有张刀子嘴，喝了酒常常揶揄少爷，恨他是个扶不起的阿斗，骂他是个破落户，有次甚至把酒泼在少爷脸上。过了几个月，少爷跟警察言归于好。那晚在河边酒吧，少爷喝多了，痛哭流涕，数落自己无能窝囊，恳求我们原谅这些年来他的不是。他说他一直敬佩警察的母亲，他想做她干儿子，如果可以，他愿意当着警察一家给干妈磕头。我和警察连连安慰他，叫了一辆车让他回家休息。等他离开，我问警察是否真的要认这个送上门来的兄弟。警察冷笑几声：“不可能。”这些年，他看透了少爷，他再也不会把他的话当成一回事。
等到我的生活渐渐堕入绝境，我才真正理解一点少爷，理解他的退缩逃避，理解他的突然失控痛哭流涕。但是，别的同学背着少爷鄙夷他时，我继续附和，想和少爷划清界限，想让自己依然显得成功。好几年过去，尤其现在，从绝境之中慢慢爬出，放下某些人某些事，不再因为绝望而绝望，我才发现，当时的我差点再度变成另一个少爷，哪怕如他所说，我很成功，他很失败。
没有机会给干妈磕头，少爷缩进龟壳。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没怎么往来。汶川地震刚过，我们异乎寻常见了好几面。频繁余震让人惊慌，把人暂时拉近。他说自己因为地震又快崩溃。他说我写地震的一篇文章结尾应该见出大爱；他的文学趣味依然像个中学生。如同当初崇拜得过吉他大奖的校工同事，他津津有味说起学校新来的校长怎么有能耐怎么看重他。他似乎一直需要一个靠山让他寄生，这个靠山，要么是朋友，要么是干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