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过去，我们缩回各自的龟壳。我和文职警察也不再往来；我已看够他的嗜酒如命借酒发疯。几个月后，一个偶然场合，我听说少爷出了车祸。他去买烟，眼睛近视又不看路，学校门口被车撞倒，手术后养伤几个月，上身落得一个轻度残疾。当年把“熊猫”接回成都的警察同学再次帮忙，软硬兼施，让司机承担全部责任，赔了少爷七八万块。有个同学劝他用这笔钱去按揭一套房子，他似乎没兴趣，反而炒起股来。从车祸到出院，少爷没有让人通知我和骂他破落户的文职警察，或许他也看够我们看透我们。去年八月，我离开成都暂居大理，走前想着要不要去见他一面，但我最终觉得这个念头很勉强。
二○一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刘气功
一
刘气功跟气功一点关系也没有。从我们认识到不再往来，将近三十年过去，我从没听他聊过气功，更不要说练功。刘气功这个绰号，是高二文科班的张胖子叫出来的，只有他说得出个来由。张胖子是我们的班长，喜欢捉弄人，班上几乎每个同学他都起了绰号。譬如，我那时走路疲沓，张胖子就赐给我很不光彩的两个字：皮蛋。文科班是这所普通中学的重点班。考进这个班的二十多名学生，除了几个同学来自最底层的街道居民家庭，刘气功和其他人的父母，都是国营企事业单位的干部或职工，住的是让人羡慕的宿舍楼或家属院，个别同学的父亲更是部队大官，家在门卫森严的军事禁地。
但是，就像我的另一个同学少爷，刘气功也喜欢诗。我们常常一边上课一边偷偷抄诗或写诗。他的诗比我的诗还要伤感。我们不过十五六岁，已在哀叹生如朝露。我别有原因，他却有点奇怪，看起来家境比我好（他的外祖父还是这所中学的退休教师），跟不少同学一样，骑着我根本不敢奢望的单车上学，怎会如此灰色？可我当时想不到这些，只觉得诗人就该多愁善感，况且，班上同学没几个像我们这样迷恋诗歌，诗歌显然让人与众不同。
高中就快毕业，谜底终于解开。有天下午，刘气功第一次邀我去他家。他推着笨重的二八单车，陪我从人民公园附近的学校一直走到总府街闹市。他的家在一条窄巷尽头的小院，宽敞的砖木平房，足有三四间，每个房间摆设简单，但是都有地板，像是从前大户人家的公馆；砖房对面，一溜隔成单间的简陋小屋，每家每户就在这里做饭。这是省财政厅的干部宿舍，只住了几家人。刘气功的父亲原籍河南乡下，是共产党的南下干部。我看到刘伯父时，他正坐在卧室门口的竹椅上，面前的方凳摆满报纸和笔记。他笑眯眯点点头，没有多问，继续写写画画。然后，刘伯母下班回家了，她是国营机械公司的工程师。将近五十的成都女人，还能见出当年漂亮，然而神情挑剔，嗓音严厉。审查一般问过我的来历，女人懒懒警告：“你不要把我们家儿子带坏了。 ”
很多年后，每次想起这幕，我首先想到他父亲：天天在家，对着《参考消息》和几份党报，刘伯父就这样写完自己的后半生。等到成了常客，我偷偷看过，他写的都是打油诗或顺口溜，议论中外时事，欢呼祖国成就，长年不辍，产量惊人。跟我的醉酒父亲一样，刘伯父原来也经常活在另一个世界。我总算明白刘气功为什么比我还要伤感。他恨自己有个脑袋出了问题的父亲，如果不是这样，依他父亲的资历，早就不止当个处长。他也恨自己像父亲一样软弱，这份遗传没法改变。“创作”之余，刘伯父只能买买菜。刘伯母则像养尊处优的官太太，回到家啥也不做，就会指手画脚。刘气功是长子，还有两个弟弟，但从初中开始，他就是家里厨师，晚饭都是他做。我的家境远不如他，但是祖母宠我，我几乎没下过厨房。我有些佩服刘气功，因为他会做饭，给一大家人做饭。
二
靠他母亲的关系，刘气功高中毕业进了成都北郊一家国营工厂做学徒。我去看了他和师傅开的龙门大刨床，在他上夜班的单身寝室睡了一夜。他跟我一样好整洁，房间收拾得像个女人，桌上整整齐齐摆了一排书：中外诗集，文学理论，文艺杂志，当时很牛的诗论季刊《诗探索》，他从中学图书馆偷的几本泰戈尔诗集，还有黑格尔的精装《小逻辑》（这本哲学书很时髦，读不进去没关系，重要的是你在读黑格尔）。离开学校，文学不再是我们的唯一兴趣。我们都没碰过女人，暂时也没机会碰到女人。翻译文学杂志刊登的日本现代小说让刘气功激动。那晚在他寝室，他把这一段翻给我看：年轻女人张开两腿，让男人双手托着，小孩一般小便。
有一阵子，我和刘气功爱在夜里去街头与河边瞎逛，总想遇到不正经的女人。我们的冒险多半落空。省城还很保守，河边还没专给老头按摩大腿的乡下女人，更不会有女人像日本小说那般，张开两腿让你托着小便。不正经的年轻女人我们只遇到一次。刘气功比我大胆，跟着女人坐上河边椅子，我则吓得躲到远处等他凯旋。十来分钟后，他过来告诉我，女人一手摸他鸡巴，一手摸他腕上的全钢机械表。
不想跟他父亲一样软弱，刘气功有意改造自己的基因。多愁善感的诗歌渐渐被他抛在一边。他开始向我推荐弗洛伊德、弗罗姆和尼采。然后，从深奥到实用，他迷上卡内基的励志巨著（这本书在西方早已过时，不知为什么却在土壤迥异的中国畅销）。他的改造过程缓慢。他不能战胜自己的冲动，尤其喝了酒，他总是好争好斗。这一冲动让他交到不少酒肉朋友，但是有一天他会付出惨痛代价。刘气功很快有了女朋友。小吴大他一岁，在总府街某家国营副食品商场属下的大集体站柜台。刘伯母不喜欢这个出身街道居民的女孩子，哪怕小吴温良又解人意。
总府街的财政厅房子拆了要修高楼，刘伯父一家搬到春熙路背街的另一幢宿舍楼，三房一厅，厨卫俱全。但是刘气功很少回家，恋爱遇阻让他痛苦。他住在厂里，时常跑到我家蹭饭。有个冬夜，他来找我。我那时正在民营眼镜行做验光师，借住邻居空房。我俩在南门大桥旁边的苍蝇馆子喝了很多酒。他不停诉苦，他妈怎么冷脸对他，他和小吴没有前景。他在我的房间睡了一夜，吐得一塌糊涂。早晨，我钻到床下清扫一摊恶心。我很高兴为他清扫，我总算帮上一点小忙。没过多久，他和小吴去乐山玩了几天，回来告诉我，他俩在大佛山顶抱头痛哭，差点决定双双跳进下面的江水。
刘气功和小吴最难熬的那段日子，日本电视肥皂剧《血疑》正好风靡中国。我们都觉得刘伯母很像男主人公光夫的妈妈多加子，腌尖，傲慢，阻拦儿子与幸子的婚事。背后谈论，小吴和我常把刘伯母叫作多加子。看到儿子决不回头，多加子终于屈尊让步。刘气功是我们班上最早结婚的同学之一。他的婚礼不算气派，除了亲戚和工厂同事，文科班没有几个同学捧场。结婚之前，他和小吴已是我家常客；我的祖母没去参加婚礼，事先送了一套细瓷茶杯。小吴进了刘家，小心翼翼做起多加子的儿媳妇。
一九八五年，我决定报考首次公开招工的省级国宾馆。仿佛几十年后的“果粉”，我和几百个报考者及其亲属在报名处排了一个下午一个通宵。刘气功陪我在街边坐了一夜。他的冲动，让他成为当晚的活跃分子或捣乱分子。过了午夜，我已昏昏沉沉，他跟几个社会青年成了露水朋友，坐在一旁喝起白酒。下半夜很凉，一帮人跑去附近工地偷了几块木板，就在街边烤起火来。我不喜欢这样，担心有麻烦，害我错过一份好工作，我从未有过这么好的工作机会。但我不敢抱怨，怕他笑我软弱胆小，怕他语重心长要我改变自己。
现在想来，他的冲动，很多时候更像鲁莽热情，一旦上脑，真的就像气功贯身，愿为朋友两肋插刀，不惜肝脑涂地。跟我一样，走出学校，刘气功跟文科班多数同学渐渐断了来往，他连偶尔举行的同学会也不参加。各人家境不同，踏入社会经历不同，只有气味相投境遇相似，才能暂时抱成一团。他结婚后，我们并未疏远，我和少爷反而成了刘家一分子，在他家吃，在他家玩（他们打麻将，我就打开游戏机，对着电视屏幕“采蘑菇”），在他家睡（当然是睡客厅沙发，或跟他的兄弟挤在一起）。少爷家里没浴室，经常还去他家洗澡。多加子依然高高在上，但我发现，她其实喜欢热闹，只要我们不过分，她从不干涉。刘气功的两个兄弟也跟我们混熟，老二在读职业高中艺术班，老三内向。刘伯父继续写诗，常常问起我的醉酒父亲；他们从未见过，但他似乎也把我的父亲当成同类。
走出小圈子，一切变得险恶。一个同学结婚，我们去吃喜酒。婚宴就在刘气功的住家附近。喝酒斗酒，他又是活跃分子。席终人散，他一定要请久违的几个男生去他家坐坐。走过春熙路闹市，就快到家，刘气功却跟卖假毛料衣服的街头小混混斗起嘴来，虽被大家劝开，他却吃了几拳。到家了。小吴在上班，家里没人。条件不好，他一边谦虚，一边烧水泡茶，借着酒劲骂着刚才那帮鸟人，还想回去报仇。几个男生，有的条件很好，有的自以为条件很好，笑得勉强，说着废话，隐隐透出不屑，一边打量屋内，一边交换眼神，找着借口要走，仿佛这个地方气味不对。但是刘气功察觉不到，他把我们送到春熙路上，还想过去找人算账。几个男生装模作样劝了几下，趁他不备，坦然溜掉。既害怕又担心，我跟他们同流，管他是否被人围殴，管他是否横尸街头。
三
我去澳门前，刘气功的基因改造大致完成。他的大弟职高毕业无所事事，合伙盗窃建材，事发躲到外地。帮着弟弟销赃，刘气功牵连进去，被警察带走，在拘留所蹲了大概一个月。在这前后，他报读一家社会学院，混到一张估计没人承认的中文大专文凭。通过他的舅舅（多加子的弟弟），他从工厂跳到一家国营商贸公司。官倒是那些年万人羡慕的新兴行道。他的老板认识北京和拉萨不少权贵。飞机票火车票仍很紧俏，刘气功在公司主要负责票务，“疏通”天上人间。他也跟着老板迎送权贵。我至今不清楚他们做的什么生意，只听他讲没日没夜陪酒陪玩陪赌陪嫖。
那几年，刘气功的“业务费”应该不少，钱包常常很鼓。他对我们也很慷慨。我和少爷缺钱，有时找他，他一给就是五六十块。他请我们吃香喝辣，带我去唱卡拉OK，给我开单间叫小姐，甚至帮我出小费（初到这类场所，一听小姐自称为上大学而卖身，我的同情立刻压倒欲望）。他应该见识不少小姐，但是我和少爷从没见过小吴跟老公大吵大闹，她要么不知道，要么顾全大局装作不知道。一九八九年六月，他有了女儿。刘伯父和多加子那时已搬到财政厅的新宿舍，这套三房一厅留给三个儿子。
一九九三年二月，我穿着他的黑呢西装去了澳门。这套衣服他刚买不久，花了好几百块。我俩身材差不多，我一试穿，大家都说合身。他有些舍不得，看我喜欢，也不再多说。我在澳门没给他写过信，偶尔打打电话（澳门北区的黑手机打去内地比较便宜，内地劳工常常光顾）。他跟少爷一样，并不知道我在澳门的实际情形。少爷来信却讲真话，他跟刘气功及其同事到成都郊县嫖妓，怎么中了暗招，他们如何逃脱。三年后，我第一次回成都。官倒的黄金岁月已过，飞机票火车票也不再紧缺，刘气功的日子似乎没以前风光。他的大弟跟着当过中学教师后来下海的舅舅在跑生意，他的三弟跟一个大他十来岁的女人同居。
我回成都没几天，刘气功带上女儿，让他一个同事开车，陪我去远郊乡镇看我的醉酒父亲。我在澳门时，他和少爷到养老院看过我的父亲，给他捎点书报杂物，陪他喝喝酒聊聊天。我和父亲在养老院的花台前合了一张影，刘气功的小女儿站在我们面前。这是成年以后我跟父亲第一次合影，也是最后一次。不久，我的女朋友从厦门飞到成都，找不到地方洗澡（我借住的外婆空房没有热水器），我首先想到刘气功家。等我打算重返澳门，我跑到他的公司，给澳门的厂长打了一通免费长话，让对方转告正在澳洲的大老板，我想回去，继续做低人几等的内地劳工。
两年后我回成都，刘气功搬家了。春熙路的房子要拆，给厅级干部盖气派的宿舍楼。凭着南下干部的资历，刘伯父给大儿子一家另外找了一套宿舍，两房一厅，远在东门外海椒市的居民小区。刘气功所在的商贸公司半死不活，小吴所在的副食品商场半死不活，他们的女儿已上小学，课余还学钢琴，然而父母只能给她买一台电子琴。我和妻子借住市中区我母亲家。刘气功和我虽有来往，但是相距太远，不像从前频密；就算相聚，大家也不怎么大吃大喝，尤其是他，初中开始就给一大家人做饭，多半在家做几个菜招待客人。我和妻子手头也紧，小心翼翼不谈经济，怕他难堪，更怕自己难堪，直到有一天，他打电话找我借钱。三千块。他没说用途，只说很快就还。我说服妻子，把钱送去他家，绝口不提我们所剩不多。几个月后，我母亲三天两头催着我们搬家。租房子要钱，添置简单家具和厨房用品要钱（我们始终没买冰箱和床，后来买的洗衣机还是岳父出的钱），这样那样统统离不开钱，我妻子也不敢再找娘家借钱，我只能像个恩将仇报的小人，催着刘气功还钱。
三千块钱肯定让他为难，但他最后还是把钱送来。如果不是我的父亲很快病死养老院，我们可能就此断了往来，但他还是跟着几个同学，陪我去撒亲人骨灰。等我搬完家，打电话请他过来坐坐，他一口答应却无下文。过了一阵，一位同学把我和刘气功拉到一起喝酒。他不在商贸公司了，承包一家旅游小公司，专拉进藏外国人的生意。新世纪伊始，我和妻子去了深圳。一个当警察的同学电话里跟我八卦，刘气功和几个商贸公司的同事出去喝酒跟人打架，他身中几刀，性命保住，肋骨却撑了钢条。
我从深圳第一次回成都时，他已痊愈，带着几个跟他一样不会讲英语的地县小喽啰，开着一辆二手pick-up，凑上锦江河边一家外国背包客扎堆的小酒吧，还在做着他所谓的旅游。不出一年，我境况欠佳又回成都。坐在一家夏夜“冷啖杯”，几个同学猛打电话，刘气功终于赶来，胡子拉碴，短裤衬衫皱皱巴巴，蹬着一双塑料拖鞋。他向来瘦削，这次更瘦。他不做旅游了，在家闲着，他的境况显然比我还糟。他心不在焉听我们说笑，也没兴趣斗酒。然后，就像回光返照，他高声叫来伙计，添了两个最贵的菜。菜还没上来，他说他去小解。菜上来一阵了，他小解还没回来。在座一个同学打通他的手机，他坐在公车上就快到家。他知道那晚是我请客。他点的这两个菜，就像两个巴掌，活该我受。
四
像是补过，第一次从深圳回来，我去刘气功家住了一晚，给他女儿一百块钱红包。他很高兴。第二天早上，我听他跟小吴悄悄说起，仿佛这个数字值得一提。那些年，他们的经济一路下滑。有次酒后，他忍不住跟我发牢骚，当年若不大手大脚，女儿钢琴早就不在话下。害他大手大脚我也有份，我起码蚕食几个琴键。他的两个兄弟后来比他潇洒。三弟跟大他十来岁的女人分手，又跟一个维吾尔女人相好，两人靠做小生意维生，对方从家里偷走户口，不顾教规和家人反对，嫁给这个千里之外的异教徒。大弟凭着多加子娘家的关系，开了一家清洁公司，承包大医院清洁，娶妻生子，买车买房。
二○○五年十一月，我灰头土脸告别深圳，回成都暂居，没跟刘气功联系。回来不久，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他从一个同学那里要来我的深圳号码）。他现在大弟的清洁公司做管理，要到深圳一家大医院取经。想到自己马上得去广州参加一个电影奖评审，顺带也回深圳离婚，我只告诉他，因为写点东西，我要在成都暂住一阵。我们很快在深圳见了两面。我妻子不想他来家里，我们只好在餐馆碰头。看到我跟妻子已无言笑，他随即明白一切。离完婚，我比刘气功先回成都，谁也不想再见。
我们果然很久没见。然而有时候，你愈是躲避，你愈是躲不开。我们在东大街闹市迎面撞上，他和小吴一起。转身来不及了，我跟着他们回家。他女儿终于有了钢琴；多加子一个妹妹家里买了新钢琴，旧的就给他们。客厅换了一套成色还新的西式沙发和大理石茶几，也是一个乔迁亲戚的闲置。他的大弟开的清洁公司愈做愈大，刘气功手下就有上百清洁工。他问我近况，我说自己又写又译，不敢告诉他，也不愿告诉他，又写又译已经活不下去。他说兄弟的公司办了一份企业杂志，我有空可以帮他们看看稿子。他接着告诉我，这份杂志的主编，是他从前当工人时的厂团委书记，工厂垮了，老婆没了，整天泡在酒里。想到这人小有才气，他跟兄弟商量，把他叫来写写画画，每月也有一点收入，但没想到，从前才子已成废物，一大早就在办公室喝酒，根本帮不上忙……绝望让人多疑。他的话似乎句句都在影射和提醒。不，我不能帮他们看稿子，我不能跟他再有联系。
但我不时想起他，尤其绝望之中，仿佛晚期病患，需要清点一生得失。二○○九年冬天，我似乎就快垮掉。尚未完工的一本四十万字译著，让我不堪重负。我开始掉头发，得了俗称的“鬼剃头”。恢复很慢，我只能破帽遮颜过“盛世”。春节快完，我突然想见刘气功，打电话约在一处露天茶园。他带着二十出头的女儿过来。她长得像他，跟他一样瘦削，在四川某市一所教育学院艺术系学钢琴，就快毕业。他兄弟的清洁公司卖给别人了。他去了一家公司开车，小吴在一个商务酒店当会计。单车是他现在第一爱好，因为他的大弟喜欢单车，玩过的好车他就接手。每个周末，他跟几个同好都踩单车，常常骑到远郊。我又给了他女儿一百块，算是节日红包。话题转到女儿。她成不了郎朗和李云迪，毕业后顶多教教钢琴混碗饭吃。带着几分责备，他说女儿感性，跟一个女同学要好，两人简直舍不得分开。当着我的面，他开导她，你可不可能一辈子跟好朋友在一起？你们再好总要分开。他的女儿没出声。我也没出声。但他说得没错。或许将来，他的女儿也会这么想。毕竟，这是她爹大半辈子换来的人生教训。
二○一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同情兄
一
他的身边有三个天才，我是其中之一。另外两个天才，一个是他的高中同学，跟他一样写旧诗画国画，大学中文系毕业去了深圳，在一家国营影视机构当了小干部。另一个是他在省城结识的中年书画家；这个天才我只见过一面，老成持重，难以捉摸，也像一个体制内过着安稳日子的机关干部。人当然不可貌相。深圳的天才一身皱巴巴的T恤短裤，外加塑料凉拖和斜挎胸前的小腰包，就像杂货店或大排档的潮州小老板，但是人家出过一本儿童摄影教材。省城的天才是地方书画界有头有脸的人物，据说还是什么国家级书画大师。遗憾的是，那么些年过去，他身边的这三个天才从未聚在一起，也再没机会碰面。
天才是他封的。最初我还不是天才。他和少爷高中同班，大我两岁，高我一届。我们在学校没往来，但我知道他，吟诗作画，恃才傲物，少爷常跟我说起。高中毕业，我们仍没往来。他当了警察，我四处打短工，后来到一家民营眼镜行。老板把我带去北京培训，回来我就成了隐形眼镜验光师。隐形眼镜还很新鲜，我们是省城最早最好的一家。他的一位女同学在省内一所师范学院读英语专业，放假回来，另一个同学带她到我这里配隐形眼镜。回到学院，她给我写了一封长信，我们开始频繁通信。不知道是少爷告诉我，还是介绍我和她认识的那位同学说起，警察一直爱慕她，她不喜欢，他很痛苦。我们的“恋爱”，多数都在纸上，撞进现实很快粉碎。但也正是这个时候，我和情敌有了往来。少爷把他带到我家，我们谈诗论文。他从来不写新诗，也看不起新诗，但他当场破例，写了一首新诗，要我打起精神。钱锺书的《围城》我们都很喜欢，方鸿渐和赵辛楣因为苏小姐成了同情兄，我和警察也成了同情兄。
尽管同情，我们的往来仍然不多。我对传统文化兴趣不大。谈诗论画，他未必把我当成同等对手。他也时常调侃我和少爷，说我们全盘西化。我的家境更不如他。他的父亲在一所医科大专教书，母亲在市级医院检验科上班。他家很早就住进单位宿舍楼。他和弟弟都有自己的房间。他的房间满屋书画与花草，书柜床头摆着经史子集字帖画册。一九八○年代后期，他一边当警察，一边写诗画画，终于有了突破。他的书画老师是本地有名的国画家和书法家。大概因为这层关系，市级电视台给他做了一个节目，他成了小有名气的警察诗人和警察画家。也许还是通过关系，他从基层派出所调进机关。离休老干部多半喜欢寄情书画，他的工作就是给这些“老同志”服务。比起当户籍，这是一份闲职，他有更多时间写写画画。用他的同学包二爷的话说，他算是就此吃上了“安胎”。
等我考进省级国宾馆当了服务员，我们的往来还是不多。几乎每次见面，尤其到他家，不论喝酒还是闲聊，我都叫上少爷，或者少爷把我叫上。有少爷在场，大家比较放松，彼此也少尴尬，我和同情兄还谈不上私交。我也知道他对那位女同学仍然一往情深，始终忘不了对方给我织过一件毛衣。国宾馆那时还很神秘，武警把门，闲人莫入。少爷带他来过一次。他身边的另一个天才，就是后来去了深圳的那位同学，带着老婆也来看稀奇。那晚，同情兄把刚刚完成的一幅三峡长卷铺在西二楼走廊的红地毯上。大家跟着他来回观赏，听他讲解诗文题跋。我的几个服务员同事看得入神，惊奇我有这样的同学。我暗自觉得脸上有光。同情兄也很得意。他是当晚众人仰慕的主角：他的身高跟我一样，身躯却比我强壮，浓眉大眼，毛发旺盛，说话走路自有一股气势，不光因为他是警察。我把他们带到宾馆后面一幢小洋楼过夜，我和那里的服务员很熟。他后来告诉我，他在小洋楼诗兴大发。
我到国宾馆后，我们的“同情”师范毕业，在省城一家大工厂子弟校当了英语老师兼团委书记，没过几年远嫁澳洲。失意一时，同情兄的身边却不乏女人。他向来好客，喜欢闹热，虽然他的父亲曾是孤儿性格怪僻，但他总是镇得住老爷子。他的另一个女同学已婚，在做服装生意，爱和老公骑着大摩托去他家跟一帮同学聚会：喝酒，吃饭，打麻将。这个泼辣女人喜欢他，但他不以为意。后来我听少爷说，同情兄那段时间还有一个女人，跟他同居，而且堕胎，但我从没见过，我和他毕竟不是经常往来。
一九九二年一个秋夜，我的祖母病死家中，父亲躺在厨房的小床上烂醉如泥。少爷那晚也在。天还没亮，他叫来住在附近一条小街的同情兄。天亮了，同情兄又叫来也住附近的包二爷。如果不是他们张罗，我可能不设灵堂。同情兄忙着去文殊院旁边的殡葬店冲洗遗照，也买香蜡插花，还给灵堂拟了一副对联。包二爷是一家工厂的团委委员，一直在练书法，这副对联就由他来操刀。丧事办完，我忙着去澳门做技术劳工。国宾馆非要我交两千多块留职停薪费才肯放人，去澳门我也得准备一点盘缠。我只得到处借钱，这里一百美元，那里几百人民币。拉上少爷，我找到同情兄。他不愁钱，但也没钱。幸好，他的一位年过八旬的老朋友是个台属，他找老太太借了七百块给我。
二
在这之前，他有了新的女朋友。小青是云南人，一半彝族血统，颧骨很高，一头长发，五官有些硬，带点野性，别有一种动人之美。她在省城一所大学读中文系，刚刚毕业，分到西门外一家中学教书。小青很快住到他家，虽然他们还没举行婚礼。他的房间摆了一幅小青的彩照，放得很大，镶了镜框：她侧对镜头，穿着米色风衣，半跪地上，长发飘飘，脑袋半仰，笑得灿烂，在昆明的湖边捧着一只海鸥（很多年后，我去昆明看了海鸥才知道，这类照片都是照相摊用电脑当场合成的）。
快去澳门前，我和少爷常到同情兄家喝酒聊天。看得出来，他和小青很投契，不单郎才女貌。点着蜡烛，借着酒劲，我们谈文论艺，跟着少爷的半吊子吉他唱歌。小青一个皮肤黑黑的女同学也在，也是云南的少数民族，也跟小青一样眼睛放光带点野性，似乎一切不在话下。这个女同学随后告诉小青，她觉得我的眼神很忧郁。后来那些年，同情兄和小青常拿这句话跟我开玩笑：“人家暗自喜欢你，你却去了澳门。 ”
三年后，我从澳门第一次回省城，同情兄和小青结婚了。少爷之前在信中八卦，同情兄的婚礼怎么怎么热闹。我能想象。他那么好客（包括好酒），那么喜欢闹热，各个年龄的朋友都有，他的婚礼一定宾客如云。他和小青仍然住在家里，跟他父母和弟弟同居一套稍嫌狭窄的老式三房一厅。他当警察好些年，并没捞到一套房子。小青还在中学教书，言谈却不安分，想着离开单位，去社会上闯荡；那几年，有点胆量或想法的人，似乎都不愿窝在一潭死水的单位。我也发现，尽管他担心小青这样做未免莽撞，但也鼓励她。他们依然投契。他把结婚前后他和小青合著的诗文集给我看，很小一册，花钱找人印刷。他们在纸上夫唱妇随，你一首旧诗，我一篇散文，情深意长。世间若是真有天作之合，他俩该是我亲眼见到的典范。
又过两年，我携新婚妻子回省城定居。同情兄双喜临门：他有了儿子；他给儿子起了一个老气横秋的名字，听上去就像宋明理学家。他也赶上单位最后一次福利分房，拿到一套三房一厅的安居房，远在省城西郊。他的新房挂满字画：他在古玩市场淘来的清人书法，他身边另一个天才（那位中年书画家）画的葡萄，他自己画的大幅青山绿水。客厅很大，有些阴沉，摆着笨重的中式木沙发木茶几。他也终于有了自己的书房和画室，虽然只有一小间。书房门边的墙上，悬着他手书的一首七律：“三十有三方有家，亦无欢喜亦无嗟。”但他实则欢喜。小青不在学校教书了，现是春熙路一家国营商贸公司的总经理助理。他俩似乎依然投契；儿子很快交给退休的爷爷奶奶，多数时间不在父母身边。我妻子很快也找到工作，给一个民营企业家当秘书。两个女人都很能干要强。同情兄装修房子，据说都是小青操办。我和妻子重起炉灶，大小事情多半女方做主。我和少爷因为一台传呼机有了隔阂，我和同情兄却多了往来。
那年冬至，我父亲死在养老院。火化不久，我想把已故祖母和父亲的骨灰撒进岷江。同情兄叫上初学驾驶的弟弟，他弟弟又叫上一个朋友，开了两辆车，顺着岷江边的山区公路上行。撒骨灰的地方是他选的，青山绿水。随后阳历新年，我和妻子还住我的母亲那里。除夕，他和小青上到我们又旧又乱的临时居所，吃着我的厦门妻子做的清淡饭菜，感觉不对胃口，但也没多挑剔，反正桌上有酒。吃完饭，大家哪儿也没去，对着我们新买的二手电脑看了两部电影：我从澳门带回的影碟。
当我们搬进租来的房子，稍微像个样子，他和小青来得更勤，我和妻子去他那里也更勤了。在家在外，我们的聚会从来离不开酒。他的酒量很大，每次都想喝得尽兴，哪怕小青一路提醒。跟着他，我的酒量也慢慢增大。如同当年调侃我和少爷全盘西化，他也调侃我和妻子全盘西化。然而他说自己虽是国粹派，并不排斥凡·高和毕加索。他喜欢我们的“洋派”，喜欢坐在电脑前，看我下载的裸女尤其裸男硬照，喜欢听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喜欢看欧美的异色文艺片。酒过三巡，他会突然把新写的旧体诗念给大家听。半醉半醒，他更像个疯子，寒冬腊月站在疾驶的三轮车上张牙舞爪：“雪风！雪风！ ”等我们买了一台打印机，我常把海外中文网站的新闻报道打印给他看；我们的政治观点并不冲突，他甚至比我激烈，他痛恨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
有他斡旋，我和少爷言归于好。多一个朋友就多一条舌头。少爷又开始跟我八卦。我回省城前，同情兄和小青大吵大闹。小青离家，到外面住了一阵。老公天天在家哭（这是少爷原话，不无夸张），老婆总算回家。我和妻子也渐渐看出端倪。我们聚会，小青常常将近尾声才到，借口工作忙；若在餐馆，我们只得重新点菜（他很照顾她，很多时候却是我们买单）。小青在场，他现在喝酒多半不敢尽兴。她说老公喝得住院，说他不知挣钱艰难。但是他们从不当着我们翻脸，他总是以她为荣，说她能干，一边工作一边读研究生，他永远支持她。他想任性，她顶多警告一句：“是不是要毛吗？ ”（毛是四川话，就是发火）。他也偶尔提醒她：“各人管好自己的裤腰带。 ”
多一个女人也多一分麻烦。两个女强人没有太多共同语言，而且暗中较劲。我妻子很受老板器重，又陪老板娘去了一趟泰国和港澳游玩。她从香港刚回省城，我们带着礼物去了同情兄家。小青据说很累，躲在卧室睡觉。我们喝酒聊天直到夜深，把小青带回家的一箱红酒开了好几瓶。大家都醉了。我和妻子费劲开着一瓶红酒，小青突然走出卧室，阴着一张脸。我们都很尴尬，仿佛占人便宜，被人当场捉拿。两个女人都想有车，却又买不起车，只好过过嘴瘾。一听小青说她想买一辆车开，我妻子也不会认输。
尽管彼此掩饰，我们的婚姻几乎同时出了问题。我是“天才”，他何尝不是。两个“天才”活在云端，两个女人却很现实。但是有一点他跟我不一样，他吃“安胎”，虽然他在那样的单位完全是个另类，虽然那几年当警察（尤其文职警察）收入并不高。有一次，他找我借五十块钱（他很少找人借钱，也不怎么考虑钱）。正是月末，妻子还没拿到薪水，我们暗中发窘，不知如何是好，幸好他很快变卦。我和妻子去深圳前，我们的聚会愈来愈多，近乎疯狂。小青已不在商贸公司，转做房地产策划，愈来愈忙，或者愈来愈有借口不在家里，除了星期天跟他一起回他父母那里看看儿子。他的儿子跟着爷爷奶奶长大。我后来跟他开玩笑：“你不像父亲，更像爷爷。 ”这个爷爷似乎愈来愈孤独，愈来愈喜欢跟我们在一起，哪怕他向来不肯示弱。拉上有气无力的少爷，叫来下岗后还没着落的包二爷和他老婆包二奶，我们到处喝酒：餐馆、酒吧和夜总会。他舍不得我们走；他的身边又少了一个天才。他画了山水立轴裱好送给我们，他见人就说香港名流的孙儿邀请我们到深圳创业。他甚至拉上小青，到我们的住处睡了一晚，就在客厅打地铺（我们的厕所，马桶坐垫套了布套，他自嘲每次来了就想出恭）。我和妻子离开省城那天，他一大早就来送行，非要跟我们在青龙巷一家烤鸭店再喝一杯。
三
我到深圳很快安顿。同情兄打来电话，念了一首他的即兴新诗。我还记得开头两句：“我拨通了你们家的电话，久久无人应答。”他拨的当然是我们注销的省城电话。几个月后，他在电话里说他要去欧洲：北京一个知名书法家带着一帮中国书画家到西欧几国“考察”。费用自理。他没钱。他弟弟在做房地产策划，帮他出了这笔钱。我在深圳不开心，回了一趟省城，去山上住了一阵，之前暂住他家。小青仍然早出晚归。包二爷到一个警察同学开的火锅店当了经理。我们继续夜夜笙歌，听他讲十来天的欧洲见闻。这趟“考察”浮光掠影，但也让他津津乐道。他还要去，跟小青一起到巴黎，她要在香榭丽舍大道开着跑车叼着雪茄，他要用中国文化征服洋人。这些话我听得不舒服，想起深圳那位天才说他现在浮夸。他的浮夸我早有感受，隔了一段距离，看得也更清楚。除了浮夸，他也喜欢争执。他的应对奇快，往往尖酸刻薄，得理不饶人，尤其酒后。
终于，他跟我的同学刘气功干了一架。他向来看不起刘气功，说他是个小混混。刘气功那时在做“涉外旅游”，带着两个小喽啰来跟我们喝酒，看上同情兄的弟弟带来的一个妖媚女人，私下约她出去开房。女人没去，反过来告诉同情兄的弟弟，弟弟又告诉哥哥。那晚，坐在川大附近的小院酒吧，他含沙射影损着刘气功。我到外面打电话，里面轰的一声：他一掌把干瘦的刘气功推到地上。两个小喽啰却不好惹，敲破啤酒瓶就要上前，但被大家拉开。
我再回省城短住前，善于交际的包二爷听说我要回来，提前把同情兄和刘气功拉到他当经理的火锅店喝酒。但没想到，两人继续较劲，几句话说不到一起，拉拉扯扯，差点又干了一架。借着酒劲，同情兄问刘气功，你敢不敢把五根指头伸进滚烫的火锅。小混混不敢。但是他敢。他后来说，火锅有油，伸到里面马上抽出，其实没事。
尽管如此，我在深圳也很挂念他。我写了一篇《醉画仙》，借着跟文章同名的一部韩国电影赞扬他。这篇美文很中国文人，我那时写东西还不敢面对所有的真实。回到省城，我的第一本文集刚好面世，《醉画仙》收在里面。我把新书送给他。他很开心，到处给人看写到他的那篇短文，虽然他说他的一首诗顶得上我的千言万语；就像看不起新诗，他也不大看得上白话文。他在电话里告诉我的妻子：“你要支持他。”酒桌上，他直言不讳，说他现在愈来愈喜欢帅哥，女人对他的吸引力愈来愈少。听他翻来覆去这个话题，包二爷、少爷和他弟弟都很郁闷。但他很得意，他再次引领潮流，走在他们前头。他的穿着发式也在变化，不再老气横秋像个机关干部。小青经常出差，他喝酒更没节制。警察或公务员的收入开始让普通人眼红，他也有了更多闲钱。他的同志倾向，似乎只有我能理解：古今中外，很多天才的确都是同志。他带我去他爱去的同志酒吧，叫来几个二十左右的帅哥，陪着我们喝酒唱歌。但他不满足，想有精神交流。他在省城陷入另一种孤独。
他的孤独让他更爱争执和浮夸，也让他像个唠叨的老太太，把亲朋间多年前的小恩小怨念个没完，总想表明自己正确。喝了酒，他的嗓门总是愈来愈大，像在吵架，哪怕公共场所。一言不合，他会勃然大怒。有晚在南河边的彩虹吧，包二爷不知哪句话说到他的痛处。他拍着桌子大骂，把酒瓶酒杯扫到地上，然后拂袖而去。他跟很多同学少了往来，他鄙视他们：“俗不可耐，都是蠢人！”只有包二爷受得了他。包二爷和他初中就是同学，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不仅练书法，也练就一套不动声色左右逢源的真功夫。不管喝没喝酒，他爱说包二爷是古今完人，从前是厂领导，现在天天端着一杯酒在火锅店坐台；包二爷要是哪天挂了，朋友送的花圈要摆几公里长。包二爷听了只是一笑了之。当然，对他身边的天才，他不会这样。他从不跟我发火。天才跟天才总能撞出火花。只要跟他一起，我也应对奇快尖酸刻薄，一唱一和。他的旧体诗写得很好，他的联想比喻和模仿能力却更出众，胜过不少作家。不论熟人路人，我们总能从中发现常人看不到的可笑和怪异。他知道自己的舌头恶毒。“割舌头！”他常跟我打趣，说我也说自己。
那年十月，我和妻子到深圳“创业”将近五年，我们帮香港朋友打理的动画工作室终于结业。她不再支持我，我更支持不了她。我于是飞回省城。这一次，我不想下了飞机又跟他们喝得昏天黑地，我必须首先安顿，我的经济和心情更不比当初。航班很晚，我事先联系的一个落脚处临时生变。我和妻子养了四年的北京犬Nickel也跟我一起坐飞机回来，我不可能带她去住旅馆。我只得打电话给同情兄。
我们在他住的小区门口见面。他把我的老邻居伍大郎当年给我买的那个旅行箱拎上七楼；箱子很沉，除了衣服杂物，我还装了不少书。把惊魂未定的Nickel关在他家，我俩再到小区门口，坐在一处露天“鬼饮食”，喝到凌晨两三点。他说小青去昆明发展了，还是房地产策划。我说我回省城暂住，不提妻子跟我散伙。回到他家，他的客厅空无一人大得荒诞，小青手捧海鸥的那张合成照片仍然摆在室内。但他很高兴，他又多了一个人聊天喝酒。早晨他去上班，把大门钥匙给我，让我想住多久就住多久。我在他家客房住了两三个晚上，很快租到房子。我没请他到我“新居”，我只告诉他，我想一个人静一静，写点东西。但有他在，包二爷和少爷很快知道我回了省城。
四
我们继续喝酒。这一次，角色颠倒，多半他买单。他的单位经常发钱，“五一”几千，过年上万，平时这样那样补贴。钱还是其次，经常半醉让我也很消沉。他的慷慨带着一丝炫耀，并非刻意，而是天性使然，非要让人领情。有次喝酒，少爷当面说他是既得利益者，也有势利一面，不屑权势，却又津津乐道，譬如他跟省市“老同志”如何要好，人家如何给他面子。少爷的话未必全对，但他的确让你感到得了便宜又卖乖。不知通过什么关系，浙江一个县级市邀他去办画展。回到省城，他的浮夸自大让人替他难堪。
但他并非真的糊涂，他说孽钱归孽用。他对同志酒吧的帅哥很大方，光是陪酒就给一百小费；他可怜他们。他的酒德也愈来愈差，逢喝必醉，逢醉必闹，跟亲朋好友，跟陌生人，经常不欢而散，据说还曾招来110，但他亮出警官证。他在外面喝酒，他的儿子几乎每次都给他打电话，叫爸爸少喝一点早点回家。他跟弟弟不知吵了多少次嘴。他弟弟的房地产策划做得不错，换了好车买了跃层公寓，还娶了一个年轻时髦的售楼小姐。他和弟媳彼此看不惯，他们的“代沟”起码祖孙级别。我在深圳时，他去弟弟家喝酒，跟弟媳也干了一架：她用花瓶或烟缸砸破他的额角。他弟弟在一旁哭着哀告：“我求求你们饶了我吧！”他再也不去弟弟家。
尽管不说，我们很快明白彼此婚姻不存，虽然他说小青走掉，反而让他发现人生另一性趣。当然他也知道，帅哥看中的只是你的钞票。多数时间他很寂寞，就连包二爷也怕了他，常找借口不来喝酒。一人在家，他要喝半斤到一斤白酒；下了班，宁肯走很长一段路回家来消磨精力。“我都快疯了。”他有次这么告诉我。尽管他每次都讲帅哥讲得让人心烦，电影《断背山》得奖那阵，我还是去帮他买了一张影碟。他很高兴，邀我去他家喝酒，跟他一起看了《断背山》。
他的生活陷入困境，我的生活却渐渐堕入绝境。但他吃惯“安胎”并不清楚，我也不敢跟他讲。在他眼中，翻译写作虽不至于发财，起码还能维持，就像他的酒后调侃：“很多人自己都养不活，你还养得起狗。”翻译写作不能维生，我只得到处托人，想找一份多少适合自己的工作。毫无结果。我开始像他一样鄙视这个社会和所谓的文化圈。我愈来愈不耐烦跟他一起喝酒，看他花天酒地撒着孽钱，听他为了鸡毛蒜皮非要跟人争个输赢。如同夫妻，两个“天才”慢慢开始斗嘴，斗了又好，好了又斗。他觉得我变了，没以前爽快，活得也不阳光。我们的往来时断时续，他不知道我在回避。
我们都做不了包二爷。决裂来得突然。汶川地震后，我的境况毫无改善，还在滑向绝望的深渊。一个秋夜，他又拉我出去喝酒。我们坐在芳邻路他爱去的一家小酒吧。兴致勃勃，他跟老板娘和几个吧妹打情骂俏。她们恭维他：“愈来愈年轻，简直帅呆了。 ”他很得意，叫来背着音箱的卖唱艺人，跟着电吉他，拿着话筒，唱着红歌《翻身农奴把歌唱》：“雪山啊闪银光，雅鲁藏布江翻波浪，驱散乌云见太阳，幸福的歌声传四方。”然后，他打开折扇摇着，扇子上面是他的山水和题诗。几个女人争着让他也给她们画一幅。他当然不给她们画。他的画是有价的。我实在听不下去，决定杀杀他的傲气。我说他的画和诗都很好，但是还需历练。那不是问题。他说。他的画愈来愈大气，走了新路，前无古人。他的诗比不上李白，但跟杜甫还有一拼。夜深了。我们说不到一起。我的舌头愈来愈恶毒，我想今天就跟他摊牌。我说我不喜欢他的书画网页列出那么多冠冕堂皇的衔头（他每次都告诉我和少爷，他不上网，他一上网就要轰动），我不喜欢他走到哪里都是大嗓门不考虑别人，我甚至挖出陈年旧事，说他有次在刘气功做旅游的酒吧非要跟几个西方背包客讨论中国文化，人家很厌烦他。一边恶毒，一边指望他能理解，我告诉他我找不到像样的工作，到处被人拒绝。他有点意外，随即反唇相讥：“那你也有问题。”
